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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bookbug 发布时间：2015-11-05 23:46:24

  很好，画面感很强，可以直接用作电影脚本了

• 作者：羽化灵蛇 发布时间：2020-04-13 17:26:43

  实在是不能说写得好

• 作者：佳山 发布时间：2022-09-07 11:36:05

  很基础

• 作者：Sigma von Zeta 发布时间：2019-04-27 13:35:42

  还是最喜欢爱情这条线…看了昆曲再看书好几个地方感觉更催泪了…

• 作者：appleleaf 发布时间：2014-06-25 10:06:31

  有几句如何站桩养生。作者太年轻和南环瑾接触也太少了，内容很少。

• 作者：小绿。 发布时间：2015-08-08 11:36:33

  好多编写的小错误-。- 例子也挺挫的

  作为一个阶段结束的复习用书看完的 soso=3=

• 大好河山要骑驴

  作者：风行水上 发布时间：2016-05-23 15:30:54

  　　这么君写了一本书叫《大好河山可骑驴》，要我来给她写个书评。我素来不擅长写书评，但她声称如果不写便要“潜规则与我”，甚至要毁我容。我一害怕就写了。这本书的封面上是个古人骑在鱼身上了。有个读者问我应该是骑在驴身上，怎么会骑在鱼身上了呢？是不是那个编辑是南方人，导致鱼、驴不分。我说可能是样的吧，但我觉得错的也很好，什么东西弄得太对、太实，也是挺乏味的一件事！

  　　在中国诗词的长河中我觉得没有一种动物比驴更有影响力的了。驴这个牲畜它自身有一种诗性存在，我曾经想把宋代诗词的关于驴的词条给换一下，结果整首诗或者词的光焰就熄灭掉了。比如陆放翁的“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细雨骑驴换成成细雨骑马，哎！味道不对了，那种落拓不羁的诗味就没有了。

  　　山水画中点景；驴是一大项，《芥子园画谱》中设有骑驴式，有图为证。

  

  

  　　不管是冲寒冒雪的探梅，还是寻幽访胜，驴是出行的不二选择，有的人说难道马就不行吗？资深的画师会给你回答：“因为驴子放在那里会比较舒服一点！”这里面的消息比较微妙，近乎一说便俗。前几天我看一个画论，大概是笪重光写的。一个人画了重嶂叠岭的山水之后，近景画一几株高柳。笪重光说画得不好，坏在几株柳树上。这个画家不服气，他就说山下为什么不能长柳树？这时酒菜上来了，这个画家一看蒸鱼上面洒着葱末，就把厨子喊过来骂说：“你个呆鸟！煎鱼洒葱末，蒸鱼要打葱结的。”笪就说你但知道蒸鱼不能洒葱末，怎么就不知道大山下面不能画柳树呢？对于这本书是不是写的驴与宋词的关系，我一点都不关心。所以封面上骑驴与骑鱼当然是无所谓啦！

  

  　　我要关心的是这本讲宋词的书写得好不好看。中国文学中诗、词、歌、赋都很早熟，跟哪吒三太子一样见风就长。钱钟书先生在《宋词选注》的前言里说：“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

  　　诗话与词话写起来都很难，近乎于“黄胖搡年糕，出力不讨好”。市面上常用一种呆写法，逐字逐句的意淫唐诗宋词。真是让人看不下去。比如一个呆鸟他要解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他会用这样一种解读法：“八月的湖水啊！与岸齐平。苍天倒映在碧波中，水气蒸腾岳阳城。似乎城楼也在晃动着。我想到对岸去，苦于没有舟楫。真是愧对这个伟大的盛世呀！我坐在那里可羡慕那些钓鱼的人了，但没有办法！只好两眼巴巴望着。”诗这样一解，还叫诗吗？所以读诗、读词，我的选择是注解越少越好，了解一首诗或者一词，重要的是它的背景。

  　　《大好河山可骑驴》说是谈宋词，其实是另外做了一篇文章。如果你想看宋词的白话文解读，我劝你千万别去买。会大呼上当的！都是些于关键的地方说些不关键的话，如王安石是苏东坡的政治对手。王安石将苏东坡整得欲仙欲死的。元丰七年苏东坡移官汝州，顺道到金陵拜访了他的政治对手。王安石穿着野服骑着驴就来了，两人执手大笑。苏东坡说恕我不恭！没有穿官服来见老宰相，王安石说礼法岂为吾辈设？后同游钟山，诗酒唱和。苏东坡在金陵游蒋山的诗中曾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感叹曰：“老夫平生作诗，无及此之二句！送走苏东坡后，王安石怅然不乐数日。对人说：“不知道还要几百年，才能有这样的人物”。不由得让人感叹如此人物，何等胸怀！再来读王安石和苏东坡的诗词歌赋，马上感觉不一样了。

  　　《大好河山可骑驴》是想要提供一种这样背景，有一次我问这么君说：“王安石为什么没有马骑？”。她说下野啦！降低了配给标准。然后她从宋朝的茶马互市谈起，因为缺少良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刺激茶马交易。马在宋代就相当于今天的重型武器坦克一样。对付打了就跑的北方游牧民族，没有好的马匹根本没有办法与对方抗衡。好不容易买回来的马匹当然是军队与政府使用，一般百姓能用匹驴骑骑就不错了。这样我才恍然大悟！本来我以为这个宋代的诗人和词人跟驴有前世不解之缘呢？

  　　因为这个关系，驴被刻进了宋词与宋画当中。至今仍然行走在宋词的河山当中，马和驴简直可以当成唐诗唐诗与宋词两大象征物。唐诗中有多少写马的名句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到了宋代一转为：驴背吟诗清到骨，人间别是闲勋业。云台烟阁久销沉，千载人图灞桥雪。灞桥雪。茫茫万径人踪灭。人踪灭。此时方见，乾坤空阔。骑驴老子真奇绝，肩山吟耸清寒冽。清寒冽。只缘不禁，梅花撩拨。”端的是，梅花撩拨！

• 皇权与绅权：打给文化恋尸癖患者的3记耳光

  作者：复合维生素 发布时间：2015-12-28 17:31:25

  1. 中国自有皇帝以来，统治权即高度集中——除了分裂割据时期，即使分裂时，每个割据政权内部也是高度集中的——不曾存在一个地方（尤其是基层）绅权可以抗衡乃至独立于皇权的时代。官僚与缙绅们的所谓权力，唯一的来源是皇帝的授权。而这个授权既然是可以授出去的，也就是可以收回来的。当然，皇权并不一直等同于皇帝或皇族掌权，而是指皇帝在法统上所拥有的权力，这个权力亦可落于外戚、权臣、宦官之手。而皇帝、外戚、权臣、宦官，都要掌控中央政府，才能把持皇权，因此中国帝制时代的总体趋势是中央集权的加强。“中央集权”与“皇权专制”之间关系微妙：二者并不等同，中央集权之时可能皇权受到相当的限制；但中央集权程度越高，则地方绅权之“自治”越不可能。即使东汉至魏晋的士族鼎盛时期，士族也必须依靠或曰把持中央权力，才能保住自家利益。一个“士族”若在高官显宦的层面出现一两代人的断档，就会没落。且最终士族完全覆没于手握兵权的军阀们，而李唐赵宋自马上夺天下后，继以科举制控制了仕宦之路的门槛，杜绝了新士族的产生。虽然宋代士大夫的“阶级自觉性”高涨，乃至喊出“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口号，但实际上宋代的中央集权程度远迈往昔。说这些是要说明：中国的帝制时代，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统一国家内的地方自治，尤其不可能出现由不掌握武力的绅权主导的“地方自治”。似欧洲那样的商人或贵族自治的城市、城邦，在帝制中国时代根本不具备内生的条件。

  2. 那么，所谓“政权不下乡”、乡绅抵制乃至驱逐流官、乡绅主持村规民约呢？这些固然是真实甚至普遍存在的，但需明白：第一，政权不下乡，概因政权没有下乡的需求，而非没有下乡的能力。帝制中国的中央政权对基层只有榨取皇粮国税与役丁的欲望，而回报以最基本的治安保障（避免大规模匪患），这两样都不需要精细化的管理。县令只要按数收齐了粮税与役丁，并不需要去管税赋摊派到个人头上时候是不是公平的——除非因为过度的不公而引起反抗。政权主动下乡，反而要去承担那些调解纠纷、养老育孤、修桥补路一类的责任；而主动下乡所能动员起来的额外的资源，甚至未必能弥补这样做所需的额外成本。但政权不下乡不等于“乡下”就拥有自治权。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当政权因为某些原因而要加大对资源的榨取时——比如营造大型建设项目、对内对外战争等等——地方并没有说不的权利，甚至想讨价还价都不得，而这本来是真正的自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二，乡绅抵制乃至想办法驱逐朝廷派来的流官，靠的不是“乡”而是“绅”，即不是靠组织地方民众抗议、请愿，而是靠缙绅这一身份背后庞大的官僚关系网，自上而下地施压。单就地方官与本地士民的权力关系来说，地方官拥有压倒性的权力，可以在自己被授权范围内为所欲为（甚至很多时候稍微越界也没事）；但当本地某家乡绅背后是更高层的地方官乃至朝中大佬，或可以动员起御史言官的时候，强弱就可能易位。所以这说到底还是官场内斗，而非官民之争，更不是地方自治运动的表现。帝制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官民之争——除非这“民”已经揭竿而起。而地方官与有背景的乡绅之间，总体来说是合作与分赃占主流，矛盾冲突为次要。在这种地方权力与利益的分润中，下场的不是现任官员，就是卸任官员或高官、京官之亲友门生，而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工、商，向来是没有资格参与，也没有代言人的。第三，村规民约，或者说“乡约”充其量只是在政权不承担民众福利与公共责任之背景下，由具有一定道德担当的乡绅发起与主持的基层自救、互助行为罢了，其本质上是内敛的，同样不是向皇权争取自治权的运动。而即使是这样一种形式的乡约，尽管如今被文化恋尸癖们推崇，仿佛就是中国内生之公民社会，其实也是既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而广之，也没有在时间上有机传承的。蓝田吕氏乡约在当时就困难重重，嗣后虽然得到皇权的褒奖与鼓励推广，但实际是变成了道德劝化、风俗敦励，而不复起先的社区守望相助之精神。

  3. 文化恋尸癖们幻想了一个田园诗一般的“乡绅主导之地方自治”的美好过去，且哀之悼之，甚或期望死灰复燃之。前面已经说了这样一个乌托邦是不曾存在过的，而现在可以说，即使存在过，或即使乡绅们有过什么正面的意义，如今也是不可能复建的。当近代的、工业化的西方与传统的、农业的中国碰撞后，有识之士就已经知道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换言之，中国或亡国而沦为殖民地，或救亡而重获新生，无论哪种结局，都不可能再保存原本的格局。而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一场社会革命显然已是不可避免。社会革命所推翻的不只是一个旧政权，而更是从生产力、社会阶层、治理模式、文化与精神等方方面面，都要来一次颠覆式的变革。生产力上，要从依靠人力、农业，转向依靠机械、科技之力，依靠工业与商业；社会阶层从地主与农民的两分而变得更多元，增加了产业工人、不同利益诉求的资本家，以及日益壮大的城市知识阶层；相应的，合格的政府治理也不能再是简单的收税抽丁、维持治安，而更多了主动的规划国民经济、规范公民行为、协调社会关系、提供基本福利等等内容；在文化与精神上，无论掌权者再怎么不情愿，总归是臣民意识渐消、公民意识渐涨，自由、平等与民主哪怕是作为口号也不得不喊了。这样的社会革命之下，乡绅阶级的经济根基（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政治根基（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分润权力）与文化根基（适应帝制社会的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之伦理）通通倒塌，皮之不存则毛将焉附？甚至在这个社会革命仍在进行中时，自清末开始，乡绅阶级就已经萎缩了。一则是科举制终结，近现代中高等教育普及，当官的道路不一样了，即使乡绅的子弟仍可优先接受新教育、担任新官僚，但正是这新的教育、新的政治让这批乡绅子弟不再愿意回到乡村，不再愿意承担与主持乡土社区的事务，他们宁可将家小迁入城市，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谋取新的利益；二则是现代国家为了动员更多的资源，势必要推动政权下乡，且力争要打破乡绅在乡村中赖以立足的土地所有制度与宗族制度，建立更为垂直、直接的统治，而主导这种变革的现代国家政权，无论操之于国共哪个党派手里，都是以远比古代社会更为强大的武力为其后盾的，是乡绅们无法抵抗的；三则，在帝制时代尽管皇权以其法统垄断了统治权，但儒学之道统至少还能保持一种半独立的地位，即皇权无法直接干涉对四书五经的解读，儒学的“圣统”从周公、孔子而至于朱熹，不以皇权好恶而转移，最多做到朱元璋那样出一个删节版的《孟子》，但中国的社会革命之一特点就是法统与道统（三民主义也罢马列主义也罢）合一，执政党同时拥有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解读权甚至是创设权——xxx思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无不是“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因此在帝制时代能够以教化之权影响民众的乡绅或曰绅士们，已然是连这最后一块阵地也已丧失了的。

  《皇权与绅权》成稿于1948年，是费孝通、吴晗等人在清华大学的一个研修班课程上宣读与讨论的论文集。在那个时候，国共内战尚未决出胜负，中国也尚未脱离农业社会的基底，旧阶级、旧观念、旧精神仍在影响着绝大多数国民。而也就在那个时候，这些学者们虽然观点有所差异，却一致地认同：绅权在历史上不曾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地方自治与民众自治，绅权在新的中国——不论统治于哪个党派——也不可能复生。对比之下，今日动辄向实际上不堪回首的传统死胡同中寻找新出路的文化恋尸癖们之闭目塞听，是何等的可笑与可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