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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天要下火 发布时间：2021-12-01 07:19:59

  把暗网最后BOSS说的那么微不足道，有点过于扯了

• 作者：Shufeng 发布时间：2019-06-03 01:10:04

  技巧因人而已，而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认知就是，大多数书都是废话连篇，千万不要用对付经典著作的态度精读每一本书，不然你就会面临一个窘境就是大多数书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因为精读之下看到的都是废话，而废话看多了是容易走神的。

• 作者：凤翔千仞 发布时间：2023-01-05 18:34:19

  真的特别全超级好用。配上故训汇纂绝大多数书都能查出来

• 作者：nothing 发布时间：2012-12-08 17:09:56

  人会边走边思考一些问题，不时也会考虑「自己的人生 就这样下去好吗？」

• 作者：人美心善阿基拉 发布时间：2017-11-04 16:13:51

  正联四本看完，最好看的还是第一本。

• 作者：【加蛋不加蛋】 发布时间：2013-05-06 10:21:36

  英文版看的是13版的，但是中文只译到11版，英文看的懂但是有时候会理解错意思~可能是我比较渣。。我想知道是否有13版的翻译版~

• 【转】郭超颖：《仪礼》经文文法略论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2-01 12:51:48

  【内容摘要】《仪礼》的经文文法与《春秋》的“属辞比事”类似，同篇则上下相照，异篇则彼此互文，叙述修辞之中自有尊卑、轻重、详略、隆杀、吉凶、决嫌之义。这是由其内容性质决定的。《仪礼》经文实现了文、事、义三者的完美结合。清末经学礼学大儒曹元弼继刘勰、章学诚之后，明确提出《仪礼》“经文例”概念以来，无论在经学、礼学层面，还是文章修辞学层面，它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重新审视《仪礼》经文文法，不仅符合礼学研究的学理，而且也是对经学研究固有传统的维护和推进。

  【关键字】仪礼；经文例；曹元弼；经学

  在经学话语中，儒家经典皆是圣人的立法之言，是带有立义旨趣的“作”，《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这方面《春秋》最为凸出，所以《经解》指出“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与《春秋》是汉代“六经”治世传统中的大宗，所载礼仪制度与事例裁断，具有实践参考价值与比谊会意的作用。《仪礼》言词关涉名义，《春秋》辞文寄寓褒贬，二者有相通性。

  《仪礼》经文文例的存在有其内在的理路。首先，《仪礼》某些篇目本是两两相对存在，如《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等，仪节程序多重复伦类的情况，出于简明以及各自表述需求的不同，经文记述时就要有所裁剪。所以明类例是治礼的一端，如淩廷堪专为此学，打通诸篇总结“礼例”。其次，礼有尊卑亲属大义，这不仅体现在仪制的不同，用字用词自然也不相同，经文在修辞文法上会有相应处理。再次，礼仪活动关涉事情的周备，要有谨严谦敬的精神，体现在经文的记述要明白而没有误会，在名物仪节的千头万绪中，经文要有的放矢。以上都是经文文例特色生成的基础情理依据。

  这里举一个例子。《聘礼》记载使者行聘途中若经过其他国家，到达该国国境时就要派次介前去借道。次介执束帛至该国外朝表明奉命请求借路，言“请帅”，而后把束帛放在地上。所途经国的下大夫拿取束帛，入朝向国君禀报，出来向使者回复国君允许，经曰“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许，遂受币”。注：“言‘遂’者，明受其币，非为许故也。容其辞让不得命也。”经文不言“出许，受币”，而言“遂受币”，表明束帛之用本为行礼，不是求许；收取束帛也不是索拿酬报，容许途径国推辞过境，不受币的情况。从该例就可看出，言词行文的审慎谨严。

  既然经典的一字一辞可能蕴借着周备的义理，精究圣人立法之言自然是解经的题中之义，“虞氏之于《易》、子夏之于《丧服》、三《传》之于《春秋》”[①]，郑玄注《仪礼》也无例外。郑玄先通《春秋》，又精《汉律》，对《仪礼》经文的特色已有深刻洞察和把握，并做了《仪礼》经文例的挖掘做了相当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申述贾公彦疏在该项工作上做出的切实贡献，贾公彦不仅做到触类旁通对注进行补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疏解和总结。比较可惜的是，自唐宋《仪礼》学衰微以来，这个传统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和发扬。

  驯致晚清，曹元弼《礼经学》在淩廷堪的“礼例”、陈澧倡议的注疏例之外，明确提出“《仪礼》经文例”的概念，“圣人既本之以为大经大法，详节备文而笔之为经，垂天下后世法，一字一句又皆准此以辨言正辞，故礼有礼之礼，经有经之例，相须而成。凌氏释礼例，而未及经例，然经例不明，则圣人正名顺言、决嫌明微、精义所存，不着不察。而经文详略异同，若与礼例不符者，何以解害辞害志之惑，而深涩离经叛道之源与？”故曹氏认为“夫治《礼》如治《春秋》，亦如治律，《春秋》与律，一字不可忽也。故治《礼》者必以全经互求，以各类各篇互求，以各章各句互求，而后辞达义明，万贯千条，较若画一。”[②]曹元弼辑郑注之义，总结为五十例。现列举如下：

  凡经文仪节并行者，叙事不相夺伦。

  射礼司马、司正，事多并行，经叙一事毕，乃更及一事，不使相错。

  凡经文器数尤繁者，总序在上。

  如《大射》之席，《有司彻》之俎，皆执要御繁之法。礼之失繁，由不知经例耳。

  凡经文别嫌明微，正名顺言，不外同辞、异辞两端。

  凡尊卑异辞。

  均是爵不相袭也，于尊者言‘更’，自敌以下言“易”。均是举旅酬也，尊宾则曰“酬”，尊公则曰“赐”。均是每答拜之也，《特牲》“嗣举奠”，总言“尸备答拜”。注云：“以尊者与卑者为礼，略其文。”

  贵贱异辞。

  均是奠觯取之也，而宾言“取”，介言“受”。

  文质异辞。

  如《聘礼》宾见君言“觌”，见卿言“面”。

  发端因事异辞。

  如发端言“降拜”，因上事言“下拜”。

  凡经文览文自明者，异义不嫌同辞。

  如《士相见》，两言“将走见”。注一云：“走犹往也。”一云：“走犹出也。”又如《乡饮》《乡射》旅酬皆云“辩”，而《乡饮》之辩，辩众宾之在下者。《乡射》之辩，惟辩众宾之在上者。以上下文可推而知，故不嫌同辞。

  同义不嫌异辞。

  如各篇皆云“执爵兴”，而《少牢》《有司》独云“执爵以兴”。《乡饮》《乡射》《有司》云“拜至”，而《燕》《大射》《公食》云“至再拜”。以非名义所关，览文即知，无别义，故不嫌异辞。窃意此等文句参差，皆夏殷旧礼本然，周公以其无关名义而仍之，即此可见损益之迹。而因以知礼经非一王之制，一圣之书，乃自有天地以来神圣相传至教至文，递相祖述，代有沿革，至周公而定。所谓“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所谓周监二代，所谓思兼三王，皆于此可想见焉。

  凡君与臣行礼，或空其文以尊君。

  如《燕礼》公为宾举旅，“宾升再拜稽首”。注云：“此宾拜于公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敌偶于君。”又云：“不言公酬宾于西阶上及公反位者，亦尊君，空其文。”

  或不定其辞以优君。

  凡经文立言皆有法度。

  凡经文法度之言，特谓之侧，全谓之“纯”，移近曰“尔”，正立曰“疑立”，北上曰“南顺”，西上曰“东肆”，射所立处曰“物”，射中曰“获”，胜曰“贤”，肤之精理者曰“伦”，脀之仪度、尊卑可用者曰“仪”。

  比如，经文阐释设物之法。《仪礼·聘礼》主国君派遣卿向使者馈赠饔饩，经曰：“饪一牢，鼎九，设于西阶前。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牛、羊、豕、鱼、腊、肠胃同鼎，肤、鲜鱼、鲜腊，设扃鼏。膷、臐、膮，盖陪牛、羊、豕。”郑玄注云：“此馔先陈其位，后言其次，重大礼，详其事也。”经文在叙述时，先言设馔的位置规格，然后再具体交代馈送之物及具体陈放顺序，这是因为饔饩是大礼，所以一是信息交代详细，二是讲求阐述的次序。

  比如，经文叙事不相夺伦。首先在程序主干叙述中，主、客方出现的前后牵扯到仪节的归属问题，如该仪节段是主方如何，一般叙述以主方领起，客方是承应方，不能插入抢夺行文，变成叙述逻辑的领起。此外，当仪节繁复，二者并行时，先叙一事毕，再叙述一事，以与该阶段主题相映照的主要问题为先。

  比如，空文的问题。《有司彻》侑俎，经曰“羊左肩、左肫”，“豕左肩折”，主人的阼俎，经曰“羊肉湆，臂一”，豕脀“臂一”，尸用右体，此二者皆用左体，而主人不言左臂，这是因为主人是大夫，位尊，左体贱，所以空其文以自明。单以“空文”来说，《春秋》经的笔法，或许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帮助理解《仪礼》经文的这种处理方式。《春秋·庄公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穀梁传》曰：“不言公，高傒伉也。”《公羊传》曰：“公则曷为不言公？讳与大夫盟也。”庄公二十二年，秋季，七月的丙申日，与齐国的高傒在防这个地方盟会。经文没有提起庄公，是因为高傒与公伉礼相当，书庄公则内耻，所以讳言与大夫结盟。《春秋·文公二年》“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穀梁传》曰：“不言公，处父伉也，为公讳也。”文公二年，三月的乙巳日，与晋国大夫阳处父订立盟约，经文没有提及文公，是因为与处父匹敌对当，所以要为文公隐诲。国君与大夫执礼会盟，是尊卑伉礼，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在记述时经文便采取了不出现公这种方式，来为尊者隐讳。

  比如，因礼仪行为而带来的语序问题。《乡射礼》曰“主人堂东袒、决、遂，执弓，搢三挟一个。宾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阶，阶下揖，升堂揖。宾堂西，主人堂东，皆释弓矢，袭，及阶揖，升堂揖，就席”，郑玄注云：“将袒先言主人，将袭先言宾，尊宾也。”（卷十二）贾公彦疏云：“袒是尽敬之事，袭是修容之礼，故上经将袒先言主人，此经袭则先言宾，是尊宾故也。”

  从整体来看，《仪礼》在叙事陈情、器物设置、仪节位处等方面的行文法度都有各自内在规范逻辑，还有各自情由下的类型区分，尊亲等杀、正名顺言、决嫌明微各不相同。曹元弼提出经文例议题之后，该问题没有继续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一般是在研究郑玄注、贾公彦疏解经训诂方法时，有的条目涉及到某些经文例。如李云光教授《三礼郑氏学发凡·郑氏对三礼制训诂》一章对经文的省文、空文、略文、互文之例有过简要讨论。马楠的《比经推例》以《春秋》、三《礼》为讨论中心，对汉晋比经推例的治经方式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于三《礼》来说，这个例探讨的是礼例，但反向牵扯到《仪礼》经文文例的问题，主要还是互文、上下相照等。

  曹元弼《礼经学》总结的经文五十例，尚有待继续审视和分析，这里面包括文例，还有经文立法之言的理论探讨，以及经史贯通研究方法的立论等。虽内容丰富，但所涉的讨论归属范畴不同。具体文例也需进一步条理，如经文的“互见”法，总分为“有前后诸篇互见者”、“有数节中互见者”、“有一节中互见者”、“有数语中互见者”、“有一句中互见者”、“凡互见之法《丧服》尤多”等计六例，这些是互见法的具体运用表现以及各篇中的应用情况总结。有些已经简单归类的文例仍需深入讨论。

  如“异义不嫌同辞”例下的《士相见》以“走见”为“出见”，这里应该牵扯到经文在隆礼取急切之义时的用词法度问题。《士相见》曰：“若先生、异爵者请见之，则辞。辞不得命，则曰：‘某无以见，辞不得命，将走见。’先见之。”郑玄注云：“‘走’，犹出也。先见之者，出先拜也。《曲礼》曰：‘主人敬宾，则先拜宾。’”贾公彦疏云：“训‘走’为‘出’者，亦谓士见异爵，取急意而言走，其实非走，直出也。”[③]经文中的“将走见”的“走”字，在这里是“出”的意思，以出而言走，是士见异爵，取其急意而言走。最后经文曰“先见之”，是士即出门，且敬自屈尊而来的先生、异爵者，先行拜礼。元敖继公改“先见之”之“先”为“走”[④]。清吴廷华云：“以本欲往见，今先见之于家，曰‘先’者，对往见为后也。”[⑤]清胡培翚《正义》认为吴氏“其说亦通”。[⑥]敖、吴二家说法皆非，仍当遵从郑义。

  《仪礼》经文文例需要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与以注疏为探讨对象不同，关注经文例本身，把经文例作为研究的核心主体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领域。因为这还牵扯到以下几个问题。

  从礼学研究的角度说，《仪礼》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它确立了中国古代仪典的大体范式，其丧礼服制奠定了中华传统法典的伦理化，这些都是以经注诠释为中心的。经文文例是经注理解的关隘，对文例的忽视与误读都会造成经义理解的偏失。所以从礼学、礼制、史学的角度，需要对其所本的《仪礼》的经文文例作以研究。其次，《仪礼》学在清代大盛后也积累了相当的问题，这些问题牵扯到名物制度等方方面面，有许多都与经文文例有关系，亟需厘清，正本清源。再次，在礼学中，例的总结是一个完整学术系统，礼例、义例、经文例本是三位一体，如今经文文例的乏人问津不但使注疏例成为无水之源，而且也阻碍其他两例的深入研究。

  从经学研究的角度说，首先，经学上有“六经皆礼”的概念，对《仪礼》经文文例的研究可以促进诸经文本的解读与诠释。其次，圣人立法之言不仅限于《春秋》，对《仪礼》述作之法的探求，不但丰富对儒家元典述作旨趣的认识，而且可以促进经学领域相关诸多问题的研究。再次，考察《仪礼》、《春秋》经文文例的关联性。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论缀述之意有十区分，所谓悉书、略常、省辞、变文、即辞、记是、示讳、详内、阙略、损益等。以上方式方法与《仪礼》经文文例相关处当综合而观。章学诚推重《春秋》的惟义求之，并推至古文辞方面，认为古文辞叙作之法源自《春秋》的“比事属辞”，《仪礼》经文的文例法度既然与《春秋》神似，则它在经学、史学、文学上处于哪种维度之中就需要考虑。此外，宋人的《春秋》学诠释仍然秉持着“比事属辞”的治经传统，而《仪礼》自唐代衰微以来，经文文例的风貌精神就堙没在历史之中，这无疑给唐以来的文学、思想带来影响。章学诚基于史学学统，对桐城派本于经学与文学的学统，或者说对韩愈忽于《春秋》教的道统的批判，同样与《仪礼》经文文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文章学和语言学研究的角度说。首先，《仪礼》经文体现着礼的意涵，这种叙事行文上对尊尊、亲亲、长长、贤贤、男女有别大义的措置得恰好，可以加深对传统文例学和修辞学的认识。其次，如果把《仪礼》文本理解为一种礼仪程序仪节的问题，则这种文体简至幽微的风格特点具有鲜明的学术价值，对它的研究可为史学、叙事、古文辞诸方面提供新的思考。再次，先秦专书语言有很大相通之处，文例也是如此，《仪礼》经文文例的解读对先秦专书语言研究和义例研究有一定帮助。

  文例是语言思维的表现，《仪礼》作为记录礼仪程序的文本，它的仪典与文本特性都具有历史生命力。即使现代社会，各类日用文体，传媒形式，在反映典礼内容时，也面临着叙事手法和剪辑艺术的要求，同样蕴含着礼的精神。所以《仪礼》经文例的经典样式可以加深对现代礼仪的了解，便于理解它背后的情理依据。

  注释：

  [①]《礼经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②][清]曹元弼撰，周洪校点：《礼经学》，第30页。

  [③]《仪礼注疏》卷七，第978页。

  [④]《仪礼集说》卷三，《儒藏》精华编第四十五册，第100页。

  [⑤]《仪礼章句》卷三，《儒藏》精华编第四十六册，第453页。

  [⑥]胡培翚《仪礼正义》，第268页。

  作者简介：

  郭超颖，1988年，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山东师范大学）副主任。先后师从方向东、王承略两位先生，主要从事经学、礼学、训诂学的学习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部。主持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获得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两次、山东大学“校长奖学金

• 为什么阿尔巴尼亚语能延续至今，而其他古巴尔干语言则畀淹没同化

  作者：Fal Conde 发布时间：2020-05-12 22:21:51

  “地缘区位”，“山民化”，“低地人口再填充”

  这个问题其实要分三个阶段看，分别对应

  “地缘区位”，“山民化”，“低地人口再填充”

  三个关键因素。

  第一阶段（6世纪之前的罗马统治时期）

  。我们都知道，语言生存的载体是社区（community），早期阿尔巴尼亚语社区凭借着

  地缘区位优势

  躲过了与基督教的传播裹挟而来的希腊化与拉丁化浪潮。品都斯山脉与其背后的西北马其顿，达达尼亚等高地区域地形复杂，开发水平低，同时恰好远离地中海沿岸，Via Egnatia，Via Militaris，多瑙河干流沿线等主要交通干道及驻军殖民区，因此成为了多种土著语言文化的堡垒。

  

  6世纪之前归于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巴尔干半岛

  

  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拜占庭境内的民族/语言分布

  与之类似的，巴尔干半岛上还有一个土著语言的庇护所是罗多彼山区，色雷斯语的一支（Bessian）在当地修道院的使用记录至少持续到了六世纪晚期；而同一时期色雷斯/默西亚平原区域的色雷斯/达契亚语人群，基本都被希腊语/拉丁语社区消化掉了。

  第二个阶段（六世纪中叶查士丁尼大瘟疫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迁徙）

  大瘟疫沉重打击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经济人口，加速了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各地土著语社区的衰落和消亡；随后斯拉夫人大举进入巴尔干内陆定居，几乎占据了所有平原与相对平坦的高地，不仅打碎摧毁了多瑙河流域的拉丁语驻军社区，将达尔马提亚和希腊的罗马人口挤压进了沿海城市，还让业已破碎化的各土著语社区彻底失去了恢复的空间。而阿尔巴尼亚语幸存的关键是

  山民化；

  虽然平原区域依托城镇-乡村体系进行经济文化生活的社区瓦解或被融合，品都斯山脉中依靠放牧，狩猎-采集，种植等混合经济活动获取生存资料的社区却得以延续，采取这种生活模式的人群便是“山民”。地中海周边的山区往往是一个个独立的小世界；在气候，地形，生态环境与经济模式的多重庇护下，群山成了人口，文化的缓冲带与蓄水池，在这里人群的衰落和消亡被无限地放慢了；

  山民化的过程往往表现为平原人口（为躲避动乱）向山区移动，影响重塑山区文化面貌与遗传结构的过程，而巴尔干西北部土著语的相对强势，为早期阿尔巴尼亚语成为山民社区通用语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相对的，由于默西亚地区拉丁化更为深刻，在喀尔巴阡山区的形成的弗拉赫山民就采用了拉丁语（早期罗马尼亚语）作为自己的通语。

  阿尔巴尼人在品都斯隐去了身形，一如弗拉赫人（拉丁语人群）在喀尔巴阡失去了踪迹；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我们几乎查找不到关于这些人群的文字记录，这不仅是由于总体文献数量水平的下降，也是因为我们的目标确实很大程度上割裂了自身与外界的联系。（关于山区与平原的资料和论述，详见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阿尔巴尼亚人山民化过程

  

  古巴尔干人退入山中

  我们并不知道罗多彼山区的色雷斯语最终在何时消亡，对这些最后的色雷斯语社区的组织形式也了解不多；但很显然地，在斯拉夫人迁徙的大潮下，这里的山民社区最终接受了斯拉夫语，就像在迪纳拉山脉发生的一样。

  第三个阶段（12-13世纪拜占庭秩序崩溃之后的人口再填充）

  正如罗多彼，伊苏利亚和卡帕多西亚的经验告诉我们的，亦如高加索，帕米尔和中国西南山区展现给我们的，山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道死缓判决；躲过一个浪头不代表能无视未至的一叠叠浪潮，如果不能获得一个重新占据山前台地/山下平原的突破口，山民社区所承载的文化依然走在一条慢性死亡的道路上。幸运的是，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弗拉赫人）并没有等太久。在第三阶段，即随着12~13世纪东罗马帝国政治秩序的崩溃，他们获得了向都拉佐平原及伊庇鲁斯地区扩散定居，介入当地政治经济活动的机会；而随后在奥斯曼治下获得的优势政治地位进一步帮助阿尔巴尼亚人向北（科索沃），西（马其顿）和南方（希腊本部）方扩散定居并融合当地人口，阿尔巴尼亚语人群最终实现了对

  低地的人口再填充

  ，获得了成为一支区域强势民族的机会。

  

  总结

  阿尔巴尼亚语人群幸存的原因大致如下：

  古典晚期，巴尔干西北由于偏僻的地理区位，成为了一个土著语言强势区域；

  由于这种相对优势，早期阿尔巴尼亚语有机会在随后的大瘟疫及斯拉夫迁徙中以局部山民通语身份保证自己的延续；

  最后在13~16世纪东罗崩溃，奥斯曼崛起的历史机遇中，阿尔巴尼亚语人群实现了对周边平原的再填充与同化，成为了一支区域主体民族。

  而其他古代巴尔干语言，要么由于地理分布等原因在古典晚期就被希腊语和拉丁语严重侵蚀，没有机会在山区确立自己的地位；要么被困在群山中无力突围，不断萎缩走向慢性死亡；总之没能延续到今天。

  本文转自知乎，原文参见：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3999316/answer/280127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