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全十册）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在史记之前，有以年代为次的“编年史”如春秋，有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有以文告档卷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如尚书，可是没有上下几千年，包罗各方面，而又融会贯通，�络分明，像史记那样的通史。

唐刘知几的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所谓“二体”，就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而史记是纪传体的创始。从此以后，历代的所谓“正史，从汉书到明史，尽管名目有改变（例如汉书改“书”为“志”，晋书改世家”为“载记”），门类有短缺（例如汉书无“世家”，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无“表”、“志及世家”），但都有“纪”有“传”，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据司马迁自序，史记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共一百三十篇。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传靳列传。兀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可见司马迁编写史记，只能说是基本上完成，其中有若干篇，或者没有写定，或者已经定稿而后来散失了。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史记卷二 夏本纪第二

史记卷三 殷本纪第三

史记卷四 周本纪第四

史记卷五 秦本纪第五

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史记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史记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史记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史记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史记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史记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史记卷十九 惠景�侯者年表第七

史记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史记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记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史记卷二十六 �书第四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史记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史记卷三十 平�书第八

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史记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史记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史记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史记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记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记卷六十三 王世家第三十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史记卷七十九 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兰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阳列传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绾列传第三十三

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史记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史记卷九十七 郦生�贾列传第三十七

史记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史记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史记卷一百 季布乐布列传第四十

史记卷一百一 袁盎龟错列传第四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史记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史记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史记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史记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史记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史记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史记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史记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 八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史记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史记卷一百一一十 八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记集解序裴�

史记索隐序司马贞

史记索隐后序司马贞

史记正义序张守节

史记正义张守节

论史例

论注例

论字例

论音例

音字例

发字例

谥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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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在史记之前，有以年代为次的“编年史”如春秋，有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有以文告档卷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如尚书，可是没有上下几千年，包罗各方面，而又融会贯通，�络分明，像史记那样的通史。

唐刘知几的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所谓“二体”，就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而史记是纪传体的创始。从此以后，历代的所谓“正史，从汉书到明史，尽管名目有改变（例如汉书改“书”为“志”，晋书改世家”为“载记”），门类有短缺（例如汉书无“世家”，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无“表”、“志及世家”），但都有“纪”有“传”，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据司马迁自序，史记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共一百三十篇。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传靳列传。兀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可见司马迁编写史记，只能说是基本上完成，其中有若干篇，或者没有写定，或者已经定稿而后来散失了。

• 作者：乐化天 发布时间：2007-04-01 16:44:48

  一个史书，要不要文笔这么好啊？

• 作者：陆秋槎 发布时间：2010-08-22 13:58:05

  等2015年的新版吧。按陈尚君老师的说法，点校本二十四史里，《史记》卖得最好，但是问题也最多。不过说是点校本，这本的校勘记在哪里呢- -

• 作者：边城不浪 发布时间：2013-06-06 22:38:58

  三星半。虽然我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但得承认这书在诸多投资骗钱作中还是比较良心的一部

• 作者：summer 发布时间：2010-02-09 02:50:07

  小学六年级读的，感觉是二十四史中最好的一套。读完这套书，语文考试古文部分总是满分。

• 作者：Adiósardour 发布时间：2014-12-11 18:59:51

  中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

• 作者：davekozg 发布时间：2012-05-09 03:25:56

  又看了一遍《淮阴侯列传》。粗略算了这篇文章给汉语言的留下的遗产：胯下之辱；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独当一面，妇人之仁，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十面埋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国士无双，捷足先登，四面楚歌，逐鹿中原，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传檄而定。乃们这些刷影响因子的弱爆了！

• 《史记》中的生死观

  作者：倪晓岑 发布时间：2012-02-09 15:32:59

  自人类有意识以来，死亡一直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因其超体验的实质，造成了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成了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任何生命都只有一次，所以贪生怕死也自然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至今都不曾停歇。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于是自然就衍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衡量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其中之一，就可以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在变化莫测，无迹可寻的命运轨道上，这样的标准显然不能放之四海皆准，因着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不断演绎出了一幕幕生死抉择的画面。是择生还是择死？这一难住了哈姆雷特的选择题也常常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标准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单纯地用勇敢或怯懦来划定。面对生死抉择，人们常常认为死能明志，生却践志。但是成败与否更不能单凭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所以，当这样的选择出现在司马迁面前时，他经过深思熟虑和无数次的自我思想抗争之后艰难的选择了比死还痛苦的生，并且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生死观念。这一观念不仅为后人树立起生命的价值尺度，同时也贯穿着整部《史记》的创作过程的始终。

  择生还是择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鸿篇巨制的《史记》和激切感人的《报任安书》中感受到司马迁在这个选择上的煎熬。择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侮辱，灵魂的漂泊。而此时的择死似乎看起来更加容易些，但一了白了地逃避之后，也就永远丧失了永垂不朽的机会，成为了“轻于鸿毛”的死。此间的孰轻孰重不仅一次又一次的拷问着司马迁饱受重创的心灵，与此同时，也无时无刻地向后人发出深刻的疑问。但最终庆幸的是，司马迁还是选择了艰难地生，中华民族因此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经完全经受住了生与死轮回的考验。因此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碰撞的结晶，也是维护人格尊严与追求永恒不朽的伟大结晶。

  （一）

  择生：摧刚为柔，忍辱求生

  儒家提倡“士可杀不可辱”，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中提到“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汉代士大夫崇尚“死节”，他们都强调了生命的尊严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却清楚地看到他极力宣扬的是这种忍辱求生的生死观念，一方面，司马迁认为生存价值要远大于死亡价值，把不朽看成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他更加注重的是人的生存的最大价值；另一方面，他大胆质疑和批判了传统的“死节”、“死仁”、“死义”的价值观。而这一部分也是他生死观中最精彩的章节。

  司马迁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遗志，立志实现父亲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可正当司马迁潜心创作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并因此获罪。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肉体和人格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他自己甚至痛心疾首地慨叹道：“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本是一位慷慨的志士，自尊自信自重，内心充满了强烈的荣辱感，于是在这样万劫不复的折磨中他想到了死，但又考虑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而后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相似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所以说司马迁自身就是忍辱以求生最好的践行者。面对生死抉择，司马迁没有选择自杀以死节，西汉的士大夫大多崇尚死节，即大臣获罪在下狱之前就自杀了断，以此来保持人格的尊严和生命道德的完整独立。当时司马迁自请宫刑以减死一等，宫刑是奇耻大辱，受宫刑的人违背的不仅仅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不可损伤”的忠孝之义，更残酷的是要面对自我精神上的缺失与痛苦，尊严受到践踏，人格受到侮辱。这样的忍辱求生就违背了传统的道德约束的要求，“士可杀不可辱”当代的作家陈村曾说道：

  在我眼里，一个生命的尊严远远高于一橱最珍贵的书籍。书毕竟只是书。我要完整的司马迁，宁可没有《史记》

  但是，司马迁有他忍辱求生的理由，他不仅是要完成《史记》以实现父亲著述历史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在著书立说的同时也是在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他顽强不屈的自由意识和奋发图强的创造精神都是支撑余生的坚定理由，司马迁著述《史记》不仅仅是将他个人的文采流传于后世，继承父亲家族的事业，他更看重的是一种深切的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要用自己的力量著述历史，让后人以史为鉴。他心中的这种传承历史的理性精神让司马迁的人生愈发完整和伟大起来。著名评论家黄子平曾这样说道：

  然而在这里依然很难得出答案，难道司马迁生命的尊严不正高扬在他得,《史记》里么？难道作家不正以自毁的方式肯定了生命意志的自由么？难道没有《史记》的司马迁还会是完整的么？

  司马迁在屈辱和痛苦的困境中展现出来的理性精神，在面对生死关头时的艰难抉择，他选择完成《史记》以流传后世，从中体现出生命选择的自由意识。他自己十分清楚下狱、宫刑可能带给他的耻辱，但《史记》草创未就，绝不能轻易赴死。《报任少卿书》中说：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既然选择艰难而生，就要经受住巨大痛苦的折磨，因为这样的向死而生同样是为了完成不朽的伟业，同样是为了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他的屈辱负垢、坚忍不拔，也正是以这种价值观为出发点的生死观的表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塑造的极具复仇精神的伍子胥形象同样也是忍辱求生最鲜明的例子。以他的人生经历为例，楚平王因为听信了费无忌的谗言下令诛杀伍子胥一家，囚禁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之后，并以此来要挟伍子胥和他的兄弟伍尚，如果不奉命前来，就将父亲处死。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伍子胥镇定谨慎地分析当下的形势“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至则父子俱死，何益父子也？往而令仇不得报人耳。不如奔他国，借力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他深知应父之召必然赴死，与其这样无意义的死，不如辗转他国，积存实力，将来为父报仇。在历经昭关受窘，饱受命运摧残甚至沿街乞讨时，伍子胥都未曾片刻失掉郢都复仇的心志，他一心想到的就是为父报仇，即使现在受再大的委屈和折磨都是值得的，倘若当初像哥哥伍尚一样陪父就死，那样的死就是“轻于鸿毛”的无价值的死，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 道乞食, 志岂须臾忘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司马迁直接肯定了他的这种求生方式，在司马迁眼里，伍子胥无疑是一位有大智慧的大英雄。而他更是用欣赏的语气高度赞扬了这种生死抉择，事实上，司马迁同样也是在借伍子胥的故事来一吐胸中压抑已久的不快，他将自己受极刑又不得不忍辱求生的苦闷心情在别人的故事中吐露得酣畅淋漓。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情感投射，更是司马迁自我价值观的直观体现。

  忍辱求生者首先要知耻、知辱。“知耻近乎勇”、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这也是司马迁完整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认为，忍辱求生者必须要清楚自己所遭受的屈辱程度的大小，不要因一时之气，为小耻小辱而舍弃生命。《张耳陈余列传》中记载到，陈余因被小吏侮辱，便要和小吏拼命。张耳训斥他说“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这里他指出，这样的小耻小辱是不值得用性命来作赌注的。而在《淮阴侯列传》中赞扬了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留侯世家》中的张良同样也能忍辱为老人进履，才得到了《太公兵法》。同样是受到屈辱，要理智的辨清所受的屈辱值不值得，不能为小辱舍弃生命，更不能毫无价值的苟且偷生。

  在《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中司马迁将汉初名臣季布和栾布作合传，其立意恰恰在于季布栾布一重其死，一不重其死，也就是说，司马迁通过记载季布栾布如何对待死亡的态度上表达了他自己独特的生死观。和伍子胥一样，《季布栾布列传》中的季布同样也是位摧刚为柔，忍辱求生的英雄人物。楚汉争霸时，作为项羽手下的将领，多次困住了汉王，屡立奇功，项羽败亡后，汉高祖下令缉捕季布，季布躲到濮阳周氏家里，几经辗转，最后竟与家僮数十人一起卖给鲁朱家为奴。可以想像，季布是一个何等刚毅的勇士。想当年，项羽英雄盖世，而季布在项羽麾下居然能以勇闻名，而且数有攻战之功，可谓是叱咤风云的大英雄。卖身为奴，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当是一种奇耻大辱，但他没有轻易地选择去死，而是忍辱求生，最后折樊哙、谏文帝终于成了一代名将。司马迁歌颂了这种摧刚为柔的气节，不禁慨叹道：“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诸侯，身屦军搴旗者数也，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他同样对季布表达了自己最高的赞誉。在择生与择死的选择上，季布衡量客观形势，并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清楚地知道行走于世，必须要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廉颇蔺相如列传》）在这里，季布可谓是“勇者”，更可谓善“处死”。相比之下，淮南王刘长为人刚直，骄纵不法，被文帝发配到蜀郡。他就不能够忍辱，说道：“谁说我是一个勇敢的人？人生一世间，怎么能够如此愁闷不安？”于是他选择了绝食而死。可见，淮南王虽刚正，但还不能摧刚为柔，也就算不得勇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生死的选择都是痛苦而又艰难的。选择死，固然可以成就孝名。人活一世，有许多东西值得留恋，有太多的义务和责任需要承担，选择了生虽然可以保全性命，但忍受屈辱又是十分艰难的过程。首先，忍辱求生在开始就要背负着不忠不孝的罪名，为刚直正义的人所不齿。其次，忍辱求生不是苟且偷生，而是立志发奋，通过复仇来为亲人雪恨，通过建功立业来洗刷自己的耻辱。在这个过程当中，求生者往往历经常人所不能想象的折磨与痛苦，可谓生不如死。

  忍辱求生者都要在生不如死的艰难困厄的境遇里奋发崛起，或著书立说，或报仇雪恨，或建功立业，以上皆实现了人生的不朽。在面对生死抉择的艰难困境中，他们都选择了忍辱求生，从中可见，这是一种对于生命选择的理性的反思精神，更是一种人生的自由意识，而不是一味地盲从“死节”道德约束，是对不幸命运的抗争，是对生命真谛顽强的追求的坚强意志。

  （二）择死：舍生取义，死得其所

  司马迁关于死亡之思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倘若选择死，就要“重于泰山”的死，在自我牺牲中实现人生最伟大的价值。司马迁赞成的并不是毫无原则的偷生苟活，他十分赞赏推崇的是重义轻生的牺牲精神。

  同样是《季布栾布列传》，其中的栾布和季布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更看重死的价值。在本篇中，栾布哭彭越一事正足以显示司马迁在这方面的态度。汉高祖以谋反罪名杀彭越，又明诏禁止收尸。栾布作为彭越的故友和下属，置死地而不顾，“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充分表现了他在生死关头义不容辱的精神。就像赞语中所言，栾布深知自己的大义所在，所以毫不吝惜生命，他的这种行为可以比得上古代的烈士。

  如果选择了死亡，就要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使自己燃烧的更为炽烈，以求得最大的死亡价值。生理的生命消失了，但精神生命却将永垂不朽，这种价值是在走向死亡的短暂瞬间展现出来的，因此也是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最后的展示。《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在他前半生几乎鲜有耳闻，而他的人生价值主要就表现在他视死如归的走向死亡的短暂过程中。“易水送别”、“秦廷喋血”不仅赞扬了荆轲为知己者死的英勇大义，而且可以看到他在反秦斗争中宁死不屈的崇高思想境界。是死亡的崇高价值成就了荆轲，使他名垂青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陶渊明《咏荆轲》）在生死抉择的关头上，秦舞阳怯懦却也终不免一死，两人的对比更显出荆轲的宁死不屈的高尚人格。

  践行着舍生取义的生死观念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屈原。对于屈原，司马迁先写他的才能之高。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屈原被贬之后，而后又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屈原被放逐之后，司马迁着重写了他的牺牲。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于是，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对于屈原的以死直谏，视社稷人民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精神的由衷敬佩。他用牺牲来践行了对于君主的忠贞和国家的担忧，忧国忧民的屈原不仅是司马迁眼里的英雄，更是名垂青史的慷慨悲歌的壮士。

  总之，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困境时，倘若选择死，那么更应理性的思虑要如何赴死。不惧怕死而视死如归，诚然可贵，但更珍贵的是，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能够承受各种痛楚，最终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

  司马迁的生死观或者主张慷慨赴死，或者主张忍辱求生，两种选择都是以人生核心的价值观为转移的，而这里的价值观同样又是以社会贡献的大小作为标准，即追求人生的不朽，因此司马迁的生死观就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涵，从而展现出极其复杂的形式。

  千古艰难唯一死，要么选择隐忍苟活，忍辱以成功名；要么选择壮烈慷慨的有意义的英勇赴死。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成就了两种迥然风景的人生。而这也正是司马迁独特生死观的最核心的内涵。

      （三）择生与择死的对立统一

  司马迁将对于生死的两种选择贯穿《史记》篇章的始终，使其内涵更加丰富而具有耐人寻味的哲理意味，择生与择死的两种选择并不相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内涵，但究其本质，两者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择死并不是对择生的单纯否定，相反地，择生也不是对择死的刻意反驳，两种选择本质上是具有包容性的，都有着相同的思想内涵。择死者看重的是生命的高尚纯洁，而择生着更注重生命的最终价值，两种选择只是着眼点不同，但是却都是以人生价值作为共同的理想追求。珍惜生命并不意味着苟且偷生，而是在艰难的余生中时刻保持生命的自觉；慷慨赴死也并不意味着意气用事牺牲性命，《史记》中多数的仁人志士都是为了国家或者是为了理想才牺牲生命。人生的意义最终还是要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司马迁生死观的核心之所在。

  然而，司马迁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择生与择死的具体标准，什么情况下就应该慷慨赴死或是忍辱求生，他是要求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关头，要理智的分析局势，同时考虑自身的客观条件。但遵循的唯一标准还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标准要比儒家规定的限制人们的约束要合情合理得多，因此，时至今日，对于我们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为理想为宏愿择生忍辱以成功名的英雄，还是为道义为知己择死慷慨悲歌的壮士，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在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出了生命的价值，他们的壮举值得后世称颂和流传。司马迁对于他们饱含激情的记述也鲜明地展现出了他自己的独特的生死观：以是否能够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最基本的衡量标准。司马迁赞许英勇的择死者，但他更看重忍辱奋发的择生者。在当时独尊儒术的大社会背景下，他的生死观念具有哲理的思辨精神，更具有超前的进步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他对于生死观的理解与阐释也是他“成一家之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方晓读书笔记：孔子诛少正卯•思想言论罪

  作者：方晓 发布时间：2009-06-01 15:19:13

  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出任鲁国中都宰，一年之间，四方效法。不久升司空，再升大司寇，职掌司法，之后又以大司寇行摄相事，代理执政。

  执政的第七天，孔子就诛杀鲁国大夫少正卯于东观之下。东西两观在宫门两边，积土为台，台上有望楼，可以远眺，故曰观，约等于天安门。在这种政治意味浓重的地方杀人，说明杀少正卯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

  少正卯，少正是官名，以官为氏，以卯为名。他与孔子同时在鲁国创办私学，两人争夺学生极为激烈，孔子门下，“三盈三虚”，三次坐满而三次跑空，如此反复，只有颜渊意志坚定，一直跟着孔子。

  杀少正卯之后，学生们都不敢说话，只有子贡问孔子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你初当政就先杀了他，该没有弄错吧？”

  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不在其中：

  一是心达而险，知识通达而心怀险恶；二是行僻而坚，行为邪僻而不知悔改；三是言伪而辩，言语不合正道而善于狡辩煽动；四是记丑而博，博闻强识，宣扬邪恶的思想；五是顺非而泽，赞赏错误的观点，加以文饰。

  这五宗罪，任何一条都该杀，而少正卯同时具有这五宗罪。他的居所足以聚集门徒成群，他的言论足以掩饰邪恶，蛊惑人心，他的刚强足以与正确的见解分庭抗礼，小人中的雄杰，不可以不杀。

  因此商汤杀尹谐，周文王杀潘止，周公旦杀管叔，姜太公杀华仕，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付，这七个人，虽然时代不同，险恶的用心却一样，是不能不杀的。”

  以思想、言论入罪，孔子绝不是第一个，商汤、周文王、周公旦，那都是上古的贤人，该杀的时候决不手软。但杀人的理论，的确由此完备。

  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从这些罪名来看，其实只有一条，就是思想反动，和官方意见不保持一致。南辕北辙，因为思想反动，所以知识广博、善于辩论、坚韧刚强都只会助长反动思想的传播，所以这样的人越是知识广博、越是善于辩论、越是坚韧刚强对社会破坏就越大，就越是该杀。

  盗、奸之属，为害一时，却不会扰乱为政的根本，而且罪恶彰显，人人明白，思想上的问题比较隐蔽，才是大问题，必须要首先解决，所以称为“先诛”。太公望至齐而诛华士，是为先例。刘向强调：“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杀人，是保证太平的手段。司马迁也是用后来的鲁国大治为孔子背书，据他说：“孔子执政三月，商贾不欺童叟、男女分路而行，路不拾遗，四方之客，宾至如归。齐国恐怕鲁国称霸，甚至考虑把土地送给鲁国以求和好。”（《史记•孔子世家》）言下之意，只要天下太平，就证明杀得对，杀得有理。诛于东观，就是要以儆效尤，后来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颇得其中杀鸡儆猴的帝王之术真谛。

  有人误会孔子妒贤嫉能，有点太小看至圣先师了。如果孔子只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人物，也不足以创立儒学流传二千年了。孔子借《诗经•邶风•柏舟》感叹“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忧愁之心多凄楚，被群小人所怨怒。

  其实孔子杀少正卯杀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到了不可不杀的地步，这才是最可怕的事。这就意味着，只要思想、言论与我不一样，就是异端邪说，就该杀而后快。

  这个故事最早见于《荀子•宥坐》，荀子本来是儒法兼修，外儒内法第一人，对此大唱赞歌不稀奇。

  从朱熹开始，一些学者对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持怀疑态度，其论据包括史料证据、制度沿革、孔子治国理念等，至今两派争讼不休。

  历史是一种印象，真实早已掩埋于尘土之下，流传下来的未必是历史的真相。然而，流传下来的历史印象对后世造成的影响，可能比实实在在的历史真相来得更大。

  孔子诛没诛少正卯不重要，这个故事得以正面形象流传，说明党同伐异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因为这个故事很好用，所以后世儒生争相效法，五条罪名越用越熟练，无论是清誉名士，还是贪赃枉法之徒，都可能被加上了“少正卯”的罪名。

  东汉末年，杜乔上书指斥梁冀兄弟“有正卯之恶，未被两观之诛”（公元147年）；李膺（公元166年）初任河南尹就以残暴无道、杀死孕妇之罪杀死宦官张让的弟弟张舆，面对汉桓帝的指责，意正严词的说：“孔子七日而诛少正卯，我到任已有十天，我只担心动作拖拉而受指责，哪想到因办案迅速而获罪。”

  这两个故事比较正面，可越往后越负面。魏晋之际（公元263年），钟会劝司马昭杀嵇康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个故事，认为嵇康言论放荡、诋毁经典、祸害时局、扰乱名教，帝王所不应该容忍，嵇康被诛于市。

  到了北宋之际，政敌之间常常互相指责对方是“少正卯”：何郯弹劾夏竦（公元1048年），欧阳修、刘敞等弹劾刘昌期（公元1059年），李定弹劾苏轼（公元1079年），苏辙等弹劾吕惠卿（公元1086年），要不就是引用“学非而博”、“行伪而坚”、“言伪而辩”的罪名，要不就是直指对方是“异端害道”、“鲁之少正卯”。

  为此苏轼发过一通调侃，大意说孔子七日而诛少正卯，正为自知相位不久，所以不得不乘还在位时速行其事，否则迟疑两三日，只怕少正卯所图。（《东坡志林•卷四》）借孔子的酒杯，浇自家的心事，一语道破自古党争之烈，孔子不杀少正卯，少正卯就要杀孔子，无论是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还是民族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哪里有宽容可以藏身？

  后来又发生了两起“少正卯”，更令人惊诧莫名。一起在南宋（公元1195年），儒学大师朱熹遭沈继祖参奏六大罪，并说“嘉为大奸大憝，请加少正卯之诛，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戒。”另一起在明季（公元1627年），无耻文人陆万龄竟称“孔子作《春秋》，（魏）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比魏忠贤为孔子，比东林党人为少正卯。

  一个是将来配享孔庙的先贤，被诬为少正卯，一个是遗臭万年的竖阉，被比为诛杀少正卯的孔子，可见谬种一旦流传，不由你考证它是真是伪，它自有它的生命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