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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生存在海拔四米 发布时间：2019-06-21 16:21:09

  比李乾朗的《穿墙透壁》更多一手素材，更科学的解析古建筑结构工艺。连达老师教授了一些古建筑绘画技巧，他想把保护古建筑的意识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说给大家听。他把这些随时会从地图上消失的古迹绘画下来是留住了中国文化的根，是功德一件。中国的好东西太多了，国人自己都不珍惜。上海在动迁史很多老洋房里的瓷砖彩色玻璃铁构件等下落不明。我个人建议，盗窃古迹构件者全家连坐、出售其器官。

• 作者：Vince♫ 发布时间：2008-05-18 00:19:28

  初中看的.高中又在看

• 作者：时光之城 发布时间：2024-04-09 14:00:13

  不值一读。不过是描述了一遍唐后期到五代宋初期间的央地关系、官吏官阶等的演变过程，根本没有从唐末藩镇到五代更替再转向北宋一统的内在缘由、逻辑分析，叫唐末五代演变历程还可，叫走出五代 ，却是言过其实，徒有其表了。寻章摘句费不少苦工，为后来人研究史识、历史发展逻辑也算是个基础吧

• 作者：流星飞绊 发布时间：2010-02-03 10:34:28

  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 因此 在中国对于家庭的社会学分析是必要的 费老将家庭置于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分析 阐述了他对于家庭起源 生育制度 代际承续 家庭功能 宗族观念 亲属关系等问题的看法 这本《生育制度》堪称是研究中国家庭乃至中国社会的经典著作

• 作者：想去 发布时间：2017-03-09 16:33:11

  想续

• 作者：superfei 发布时间：2011-09-01 21:41:37

  买本，主要单词举例多，

• 我眼中的汤姆

  作者：xiao_er 发布时间：2011-12-12 17:29:23

  我能理解书中作者的感受，也能体会对黑奴的压迫，更能看到奴隶制的残酷！还可以看到作者笔下汤姆善良、厚重与爱心，但我觉得这部书被几个政治家有意图的评价无限度的拔高了！

  奴隶制必将会被废除，是历史的必然。而削除任何阻碍进步的终极方法，只有战争。而战争不过是政治利益的延续，恰巧利用这个作为口号罢了，而最后，不过是成了资本流动的另一种形式。我相信，斯托夫人是血泪控诉万恶的奴隶制的，但正好满足了南北战争的政治需求而被利用了！

  不谈政治因素，我也不太喜欢汤姆，不懂得抗争，一味的逆来顺受，一味的忍气吞声，他的死看起来心痛，但想起来却是理所应当！在大受压迫的时候，只懂得求助飘渺的上帝，而基督这种毒药只会让他更加的唯唯诺诺，因为，他居然从圣经上看出了白人就应该压迫黑人！相反不相信基督的乔治夫妇却凭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新生，上帝何用？？

  作者为黑人痛心疾首，但骨子里却认为白人就应该高人一等，否则为什么要把汤姆描绘得白人化？诚然，白人有好也有坏，有谢尔比，也有奴隶主莱格利，可以从圣经读到爱，也可以从中读到黑人要天生为奴的佐证，一切都是一把双刃剑！而面对残暴，一切宗教都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宗教的目的就是统治万民而不是教导人民起义，所以，汤姆死于他信仰的基督！

  从头到尾，我看到的是一个迂腐可笑的汤姆，他经历了那么多事情，都不懂得思考，只是一味的相信遥不可及的上帝，从那里为自己受苦受难寻找理由！他在谢尔比家不走，值！在伊娃那里也值！为什么到了种植园还是那样迂顿？连个女人都不如，他到死都没有怪那个不是人的制度，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令人可悲，而又让我可怕！

  可怕的是，人，对环境的不断顺从就像是温水煮青蛙！而让青蛙还洋洋自得的思想武器就是圣经！想想自己，是不是也在慢慢的死去而还自鸣得意，认为别人不懂自己，因为，自己拥有爱？

  所以，读到汤姆面对可恶的莱格利说要拯救他时，我笑了！

• 人口、土地和民族国家

  作者：秋江暝泊 发布时间：2012-06-28 07:13:33

  似乎也就是那么几年之前，产权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这种大行其道带着一个颇为简单的因果链条：经济增长来源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制度；那么自然而然地，我们要进一步保持经济增长，就要设计落实一套适合经济增长的制度。如果说这种解读的话语是国家主导的发展压力下一种规范意愿的表达，那么不如来看一下，这种话语中被大大略去的诺斯思想的精华在何处。

  诚然，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开始，诺斯就明确提出了他的观点，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而西欧的崛起正得益于经济制度组织的建立。但更重要的是，创立、明晰和落实产权是需要相当高的成本的，制度更从来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制度内在演变的逻辑有激励（incentive），且私人收益（private gains）超越了实行产权制度所需要的成本（cost），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制度才会运转并执行下来。产权设立的主体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在历史上这一过程通常由政府来完成，因为政府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做到这点；而政府创立怎样的经济制度，取决于政府的财政需要。

  故事开始于900年。诺斯用土地和人口两个要素，解释了九世纪到十四世纪的经济增长与衰落、前线运动、欧洲贸易的发生、庄园制经济的变迁等等等等，再引入了民族国家和国家财政需要这个维度，解释了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不同欧洲国家的经济绩效。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做到的。

  在九、十世纪的欧洲，人口持续增长而土地相对稀缺，当局部报酬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就激发了人们去前线荒野（frontier）寻找新的土地，在那些地方，劳动力反而稀缺了。而在原来那些地方，人们有着去往荒野开垦的可能，也使得需要劳动力的庄园主不愿意过多地剥削佃农，客观上增强了他们的谈判能力。人口的迁徙造成了不同地域人口密集度的不同和劳动力—土地（man/land ratio）的差异，从而有些地方适宜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有些地方适宜生产土地密集型商品，这就带来了专业化（specialization），也就发生了国际贸易，即不同地区根据各自不同的资源禀赋生产其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达成效益的最大化。

  稀缺（scarcity）往往是经济组织制度变化的动力。在中世纪，庄园制（manorialism）和封建制（feudalism）是联系在一起的。庄园主收取之下佃农的劳动捐（labor due）并向他们提供裁判、安全等地方公共品；同样地，他们也向其领主宣誓效忠，完成一系列的义务以换取上一层领主的保护。贸易和市场的发展降低了寻找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成本，领主和佃农都未必需要停留在原来的地域和契约中寻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渐渐地，劳动捐变成了固定的租金，庄园主此时更加接近于地主。

  十三世纪人口持续增长，人口增长有两个方向上的效用，一是人口密集度的增加进一步促进商贸提高生产率，二是会遭遇报酬递减以及降低生活水平。而在十三世纪，由于并没有发展出更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人口增长的正效应并没有抵过其副作用，因此持续了两个世纪的增长停止了。人口的增长同样带来了通货膨胀、土地的相对稀缺及土地相对价格的上升，佃农上交给庄园主的固定租金已经不能够反映庄园主应得的收入，而不断重新商定租金的协商成本（negotiation cost）是很高的。制度随之往更低成本、双方更容易理解接受的方向移动（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进步），倒退回了庄园主收取劳动捐并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时代，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比创立一个原先没有的协商体制来重新商定租金要有效率的多。

  十四世纪，重要的生产要素变化再次发生：黑死病、饥荒和战争让欧洲减少了大量人口（由于当时统计资料的缺乏，减少了多少人口颇有争议，各种说法从减少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不等），劳动力重新变得稀缺。这带来的变化是，庄园主不得不想办法吸引佃农、放松管制，长期租约（lengthy leases）的诞生渐渐自然演变成了life leases，再到后来，佃农将土地遗传给下代的做法也变得极为寻常，随之被法律承认了。此时，过去几个世纪的通胀让约定的固定租金的事实价格变得很低，正好契合当时土地大量富余而降低了的市场价值，从而让佃农和庄园主之间的协议很容易达成。就这样，庄园制经济迎来了它的终点，它被获取工资的自由劳动力所永久取代了。

  十三到十五世纪变迁也带来了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的变化。不断扩大的商贸使得个人财产保护的重心慢慢从庄园主扩展到了地方、再到更大的地域，极大地促进了更大政治实体的形成。领主向其上一层领主提供的义务由人力变成了货币支持，使得君主有办法设立常设军队，增强了君主的实际实力。为了收取更多的财税，君主希望得到更大的领地、在领地中有更强的实力，十四世纪即不断扩张、合并、叛乱和战争的年代，这又让君主有了更大的财政需求。

  这也是民族国家崛起的时代。在一个战争无止休的年岁，国家解决其财政问题的能力决定了其是否能在欧洲的政治版图上生存下来。新的财税收入可以来自于没收贵族、商人的财产，或者授予某些特许经营权，再或者打开市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组织制度。对于君主来说，前两者的诱惑是惊人的，因为创立新的组织制度需要巨大的成本，且君主更愿意转向更容易测量更容易收取（measurable and easy to collect）的税源，而特许经营权（granting of privileges）很容易就能达到这一点。正如上文所说，产权制度的创立需要政府行为，而君主的行为往往出自于其财政需要（fiscal needs），从获得税收目的出发创立的制度，可能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也可能是阻碍的。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西欧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就取决于这些国家为了应对自身的财政需要所创立的不同产权制度。

  法国的历史上，地方代议机构早早地把他们的权力交给了君主，法国得以建立起财税体系，君主具有极大的权力。而法王出于自身财税以及奢侈品的需要，对产业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规划，并给予了不少无法产业化的行业以特许经营权，限制了要素流动，无法达到稳定增长。西班牙和法国同样，君主具有很大的财政权，而两者的资源禀赋不同。西班牙一开始就有非常稳定的税基，来自低地国家的岁入可以远远超过其他税源，新大陆也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然而，这带来了西班牙在十六世纪繁盛的同时，也同样可以解释它后来的衰落：正因为其税源牢固，它并没有激励去建立一套现代财税体系或者经济组织制度，而当后来政治变动发生，西班牙失去了外来的岁入又要面临不断的战争，其失败也是可以想见的了。而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尼德兰（Netherlands）和英国，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制度让它们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故事结束在工业革命发生的前夜。在那个时候，当现代经济组织体系从要素市场到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知识产权一个一个建立起来时，西方崛起已然不可阻挡。

  这本书带给我几个理论的触发点，这可能是一些比较私人的杂乱的理解，和诺斯未必有关。主要关心本书内容的可以略过不看。

  第一。Bendix援引Tocqueville，提出的一个理解现代化路径的脉络是reconstruction of reciprocity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权利义务互惠关系的重构），也就是从庄园主—佃农关系变迁为国家—公民关系或者资本—劳动力关系。这当中包含了国家的建构和公民权的实现。Bendix的故事中是更侧重国家消解传统结构成为现代政治共同体赋予公民权，从而重新建立权利义务关系的，而在诺斯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当外延扩大，外在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慢慢蓬勃了起来，人就不再受制于原来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去其他地方寻找自己发展的途径满足生活的需要了。这可能并不需要社会运动、权力冲突，而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并且这个变化的向度是多个市场多个主体的。外延的扩大，市场的潜移默化，对权利义务互惠关系的影响，也可能会延展到从民族国家进一步往外扩。

  第二。市场的层次是很多的，诺斯的故事里先主要涉及了要素市场（劳动力、商品），然后再到商品市场，后来也带到了资本市场。这些不同的市场宏观上各自联系资源禀赋、政治结构，微观上联系人的主体性和公民权，一层一层的牵扯和影响是会很不同的。不能简单用“市场化”一语概括。而像诺斯那样把时间的维度拉开到中世纪，就值得反思波兰尼的故事里，十九世纪劳动力的商品化自然的商品化是不是就那么的特殊，国家的背书又到底变化在哪里。

  第三。在诺斯的故事里许多次提到了行会垄断和君主的垄断。事实上在一开始的不完全市场里，君主授予特许经营权是能够帮助一些新的发明和制度克服市场的局限性的。那到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存在呢？同样的，行会（craft guild）为什么在这里被视为一种妨碍经济发展的存在，是不是因为它们往往占据的是难以产业化拒绝扩张的行业呢？君主和行会又会具有什么关系，君主的经济规制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是废除地方关税促使全国市场形成呢还是设立垄断和特权）？此处存疑。也许需要更多欧洲史的阅读。

  总的来说，我非常喜欢诺斯的这种叙述方式，从一个理论视角出发叙述历史，用这个框架解释了历史中的很多问题，又保持了复杂性和丰富性。与关注经济增长相比，更关注制度落实和运行的现实基础。相对而言我更喜欢他的前半本书，从土地人口到财政需要止。对英国和尼德兰的描述带上了资本市场、知识产权固然不错，但总觉得为什么政府的财政需要会与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的方向恰好重合的动力机制解释不足。法国的故事中涉及行业规划影响到经济增长也有所存疑。

  无论如何，诺斯此书还是相当值得一读的。作为一本略去了公式图表数学推演的读本，只要稍稍具有“交易成本”“边际收益”“相对价格”等等一类经济学词汇的sense就可以阅读。在对欧洲历史的叙述中，诺斯将这些概念运用的出神入化，具有远远超过经济学领域的意义。

  当然，更推荐首先阅读奠定诺斯理论框架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还是比很多其他经济学的领域好玩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