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 李文杰 著.【正版书籍】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近代从事西式外交的官员产生于科举的道路，他们是如何“适应”外交这种全新的“职业”的？如何理解清朝外交机构的运作方式与特点？作者从清代档案中钩稽总理衙门、外务部及驻外官员的履历资料，考察其出身、选任、升迁、去向、群体演进等系列问题，构建并展现出晚清外交人员从起源、发展到所谓“职业化”外交官群体形成的全过程。“外交官”是一个研究薄弱的群体，本书的研究为今后的晚清外交史研究奠立了基础。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先行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三本书的侧重与史料说明

四关于行文的一些说明

上编总理衙门时期（1861—1901）

第1章制度的渊源

一礼部与理藩院

二总督、巡抚与海关道

三总理衙门

四驻外使馆

第2章总理衙门大臣

一权责与局限

二职能

三选任途径

四任职缘由

五日常运作与权力更迭

六任期与离署

第3章总理衙门章京

一权责与职能

二考试与选拔

三仕途、生计与保奖

四升迁与去向

五任期与身份背景

六章京个案研究：杨宜治的故事

第4章总理衙门翻译官与吏员

一总理衙门的翻译官

二总理衙门的吏员

附总理衙门翻译官题名考

第5章驻外公使（上）

一庚子前的使才保举与公使选任

二保举之后各方权力的影响

三各国使差的内在特点

四庚子之前使臣的群体分析

五升迁与去向

第6章驻外外交人员（上）

一参赞（上）

附参赞题名考（上）

二领事官（上）

三翻译官

四随员、供事与学生

下编外务部时期（1901—1911）

第7章外务部设置与外交改革

一改革之议

二外务部的成立与制度改革

三外务部制度的完善

四1907年驻外使馆的改革

第8章外务部官员

一外务部大臣

二丞与参议

三司员的来源

四司员的去向

第9章驻外公使（下）

一庚子后的保举与选任

二保举之外的人为因素

三庚子后使臣群体分析

四公使成长的个案：以汪大燮为例

第10章驻外外交人员（下）

一参赞（下）

附参赞题名考（下）

二领事官（下）

三通译官

四书记官

结论

一两类外交人员群体的分与合

二外交界的传统与近代因素

三制度建设下的缓进改革

四外交制度的延续

征引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出版后记

李文杰，982年出生于湖北汉川，北京大史学博士。20年至今，先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外交的教学研究。近期的研究论题包括 晚清政治制度史、近代国债、英属印度与中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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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从事西式外交的官员产生于科举的道路，他们是如何“适应”外交这种全新的“职业”的？如何理解清朝外交机构的运作方式与特点？作者从清代档案中钩稽总理衙门、外务部及驻外官员的履历资料，考察其出身、选任、升迁、去向、裙体演进等系列问题，构建并展现出晚清外交人员从起源、发展到所谓“职业化”外交官裙体形成的全过程。“外交官”是一个研究薄弱的裙体，本书的研究为今后的晚清外交史研究奠立了基础。

书籍介绍

近代从事西式外交的官员产生于科举的道路，他们是如何“适应”外交这种全新的“职业”的？如何理解清朝外交机构的运作方式与特点？作者从清代档案中钩稽总理衙门、外务部及驻外官员的履历资料，考察其出身、选任、升迁、去向、群体演进等系列问题，构建并展现出晚清外交人员从起源、发展到所谓“职业化”外交官群体形成的全过程。“外交官”是一个研究薄弱的群体，本书的研究为今后的晚清外交史研究奠立了基础。

• 作者：中关村村花 发布时间：2019-06-26 11:11:16

  看完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这么扎实的史料爬梳功底 真不是坐几年冷板凳就能出来的……再次感叹果然每个师门都有每个师门不同的门风 这本书真的就很茅海建了 从制度史的角度出发梳理了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各级政务官事务官的形成 着重考察其来源与升迁 以此反应制度对于人事的影响 较少论述 语言平实 条理极其清晰 绝对会成为外交研究领域的经典！那些说无聊啰嗦的建议你们自己写一篇博士论文 不足之处在于觉得“外交官群体的形成”这个题目还是有点大了 或者说是有点点不切题？不过可能李文杰老师的用意就在于排比史料之后让它们自己说话吧 总之真的很扎实 比那些什么套个后现代理论随便解说一下的垃圾博论好太多 真的是造福学界啊！

• 作者：Kilimanjaro 发布时间：2019-09-06 19:29:04

  资料翔实，理据充实，但就是缺乏那种让人耳目一新，却又不落窠臼的结论与分析。

• 作者：納蘭逸蕭 发布时间：2017-03-29 17:15:49

  3.8星。关于晚清外交制度史比较详尽的研究，包括了总理衙门、外务部和驻外人员三部分内容。当然从制度看，晚清外交的突出问题是外交官员是差使而非职缺，即非职业化，进而导致外交官外语能力的不足、任内碌碌无为、相当一部分官员借助总理衙门为跳板谋求升官、驻外使节对国外情报搜集的低效率等等一系列问题，但要完全解释这一现象就远非制度史研究所能解决了。作者中文史料爬梳颇不易，但外文方面就显得不足，且文字上也较枯燥，与其师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不过本书也算是近年来中文学界关于总理衙门和外务部两个机构研究的较佳著作了。

• 作者：Tradition 发布时间：2017-09-25 19:32:28

  茅海建的学生作品，史料上详尽的很。茅海建，唐启华都是同类型人，史料第一，故也谈吐甚欢。当然制度史之类书籍都极为枯燥，我一天翻完

•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17-06-16 12:17:55

  功底扎实，叙事缜密，可谓沉潜者。不过似可从这一个案出发，与更大的理论对话，而不仅限于近代外交史范畴

• 作者：大晟 发布时间：2023-02-04 19:48:26

  主角团们在水下的样子我都有点认不出来哪个是哪个了。

• 专业化即现代化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17-06-16 12:17:55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大概对近代史略有了解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不过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历史上“强国也无外交”——那只是聘问、朝贡、理藩，是在一个依据大小强弱而定的等级制国际格局中的互动，而不是假定每个个体都有对等权利的现代外交，用近代史学者蒋廷黻的话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在这样一个剧变面前，中国近代外交官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不仅思维定势需要剧烈的转变，还意味着亟须了解原本陌生的“国际局势”究竟如何，而与此同时，他们手里却没什么牌可打，留给他们的时间又是如此之少。曾任民国外交部代理次长的金问泗曾在检讨晚清七十年的外交时说，当时丧权辱国固然是因为中外强弱悬殊，但“其时负外交之责者，不明世界大势，不谙国际公法，眼光浅近，手腕迟钝，实为外交失败之总原因”。

  当时的清政府并非不重视外交，这从晚清主管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规格上就可见一斑：这个1861年新设的机构一切体例均比照清代最高政务机构军机处来设置，并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奕訢任职长达二十八年之久。然而与此同时，在我们如今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是：直至1907年之前的晚清外交官群体在办外交事务时均属没有品级的“差使”，这并非他们的“本职”——打个比方说，山东省省长被借调来去办奥运会的筹备运营工作，但他的本职是“省长”，奥运会仅是他被临时调来处理的一件事务，也没有专门的职务体系；虽然在很多年内他的主要精力可能都放在奥运会上，但他的职位提升仍体现在省长等“职缺”上。

  这意味着，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心目中，外交事务虽然重要，但却带有“应急”和“临时”的性质，只是由皇帝授权、指派信得过的高官兼职处理，换言之，他们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业余的”。与传统上泛泛地指责晚清衮衮诸公颟顸误国不同，李文杰在《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中，敏锐地将视线集中在这个群体如何从这样一种缺乏独立性、没有自成系统的上升规则的兼任状态，逐渐演化成后来具有专业精神的高度职业化新式精英的。显然，他认为这是最终的必由之路，因而赞许晚清培养出来的许多职业外交官，后来在民国初年都曾活跃地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国力衰弱的时代尽可能地避免了国家利益受损，足以证明晚清在外交官培养上的转型何等重要。

  在此或许值得更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晚清外交官起初那么“业余”呢？打造一个具备专业精神的职业外交官群体为何就那么难？答案或许是：那确实非常非常难，因为在此之前，整个文官体系的主导精神恰恰是反专业化、非职业化的。

  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着重指出，明清时代士人获得社会权力的关键是古代经典所认可的教养，“而非专业化的、有用的技能训练”，“占据高位的官僚们——统治阶级中的佼佼者——从来都不是某种专家……它所要求的不是官员的行政效率，而是这种效率的文化点缀”。生活在我们现代这种高度专业化的社会中的人，非职业化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于职业化：工作时间就该做工作的事，更不应混淆个人兴趣与专职。但在传统时代，这却是常有的事，一个官员除了少量公务外，大部分精力可能都放在风雅之事上，还会将之带入公务中：晚清著名的古董金石学家吴大澄擅长篆书，结果他任官时批公文也写小篆，害得下属根本看不懂，不得不再三跑来请教。如果从行政效率的职业要求来说，吴大澄这样做显然无异于渎职，然而此事却会被传统士大夫传为“佳话”。

  这种现象在宋代以降的一千年里尤为显著。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指出，宋代政府事务日益复杂化，从事专门事务的衙门胥吏日渐职业化、专门化，他们出身微贱，但长年处理具体事务，因而熟知其中的窍门、弊端和漏洞，善于利用制度的模糊地带，从中舞弊取利。与这种常任的、职业化的胥吏不同的，则是非常任、非职业化的文官群体，其结果，是胥吏在细节事务中操纵舞弊，而上司懵然不知。虽然一千年的政治制度史上，士人对胥吏几无佳评，但却又拿他们毫无办法，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或许就在于传统士人既不屑于细节事务的“末技”，鄙视专业化，同时其自身理想又被设定为是“全能”的——所以有所谓“儒将”、“儒医”以及文人画，仿佛一个读书人读通经典后，即可胜任为高级将领、名医及画家，而那些专职的画家反倒不过只是“画匠”而已。

  这在一个结构较为简单的社会中，或许尚能行得通，但在社会事务日渐复杂、不同领域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往往就显得空泛脱节了。与此同时，非职业化又造成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各个领域缺乏独立发展的内驱力。这方面其实最严重的不是在外交领域，而是军事。北宋以来，由于强调文官统兵，武官也须取得文资才能自高身份，常常既不安心供职，又求赏图利来补偿自身在社会声誉上的损失，“不图名就图财”吧。表现在与外国交往时，儒臣往往也不重视外语，只用通事通译，且不说这些人在翻译时可能会做手脚，儒臣如果懂外语，还可能会被君主怀疑是里通外国。正如宋史专家刘子健曾指出的，当时君主的心态是“一以巩固君权为重，宁可让有办外交能力的人员不通外语，不能直接通晓外国情形，不能使外交更有成效”。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时代的中国，无论君臣，在看待这些文化乃至军国要务时，都抱有一种反专业化的理念，对他们而言“成效”或“效率”都是其次的。晚清政务也有类似情形，各部门的奏议必须由六七名堂官共同讨论，并逐一署名，其结果，正如本书所言，“为保证施政建议能得到堂官的一致同意，必然向各方妥协，牺牲建议质量，宁可守旧，不愿开新”；“任何改变成法的创举，不但可能遭到同僚反对，更可能给他人的仕途带来祸患”。显然，这种制度设计在意的不是“效率”，而是“均衡”，权责分散而不明朗，结果是无人负责而权力分散，使皇权不会受威胁。不过，从前代历史来看，只有一种情形例外，即出现像秦桧、张居正这样的“权相”，由少数关键人物以极强的政治意志和权力，摧毁同侪之间的合议性，而单独决定政治进程，但这种“效率”却又往往是以擅权为代价的。

  因此，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其整体的结构和运作，都与现代政治体制格格不入，具有明显的反职业、反效率的倾向。不过，如果像列文森那样，把这看作是中国儒教文化中特有的属性，恐怕也未必恰当。事实上，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贵族出身的大臣都不会亲手做事，他们只是“看着别人把事做完”，并自视是受荣誉、抱负和责任而非利益驱动的。在更早的年代，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中，大半都是业余的科学家。17世纪的荷兰画家鲁本斯也是外交官，他一次作画时，有人看到后惊讶地说：“哟，大使偶尔也会画画啊。”他答：“不，画家偶尔也会当当大使。”他曾自称“绘画是我的职业，当大使是我的爱好”，这番话如果是真的，那它所体现出来的对官僚身份的非职业化精神，与晚清士大夫并无本质区别。

  就此而言，晚清总理衙门时期“业余”兼差办外交的现象，表现出的，是中国尚未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这个进程同步的，则是凌驾于中央各部之上办理“洋务”的总理衙门也从广泛涉及海防、关税、路矿、邮电等诸多事务，到后来逐渐变成一个专职于外交的专务机构。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精辟论述，现代政治需要有职业政治家以此为志业——这当然不仅限于外交领域。对差官而言，从事外交是达到其它目的的“手段”；外交官职业化则是要培养工具理性，即职业本身就是其目的。抛开众所周知的列强环伺、国势衰微之类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逐渐专业化的进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过程，而这不如说是整个社会逐渐趋于专业分工的一个缩影，那种将文化知识作为普遍教养的时代已缓缓谢幕。在这一意义上说，专业化即现代化。

  作为一部近代史的专著，李文杰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在晚清外交官身上，这当然是题中之义，不过如果他试图对话的不是“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而是从官制的演化和职业化轨迹来呼应列文森的问题，那么或许可以在更为宏大的意义上进行对话，也更可看出：晚清外交官的转型不仅是整个国家的缩影，而且相比起其它事务的专业化进程，它仍是得风气之先的。毕竟在某些领域，中国的这一现代化进程迄今尚未彻底完成。

  已刊2017-6-16《第一财经日报》，题目改为《从业余到专业： 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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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误：

  p.412：光绪二十八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按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是在1886-1889年间，在1902年则早已是湖广总督

  p.475：除来自江西的李盛铎与来福建的吴德章：后一处“来”亦应为“来自”

  p.517：驻英使馆二等通译官林文庆（福建长汀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林文庆系厦大第二任校长，一般认为他是福建海澄县（今龙海）人，也有说是今厦门海沧区人，未闻是长汀人，此处不知何据

  p.517：美国弗吉利亚大学：弗吉尼亚

• 晚清外交史探析

  作者：小豹子 发布时间：2023-11-30 13:52:10

  扎实无比，利用一档馆所藏档案、国图出版近代外交资料汇编、清人文集、日记及书札，对于晚清总理衙门大臣、章京、书吏、驻外公使、领事、翻译官的来源、职权、年龄、籍贯、后续发展走向进行量化分析统计，这需要下苦功夫，令人佩服。对于总理衙门的奖励报销、驻外公使的外语水平（同文馆培养方式的不合理：没有明确的奖励机制，学生毕业无官职差事，缺乏学习动力；学生外语水平不如意，即使派驻外国数年的官员外语水平也不尽如人意，只能协助处理外文翻译成中文，中外交涉外国人员发挥极大作用，多由其进行口头交流，文书传递交流）、驻外公使来源（李鸿章只有推荐权，皇帝、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有相当大决定权）。通过梳理各类史料：作者的认为晚清时期外交制度最大的不合理之处就在于外交职务为官员兼差，而非专职工作，上下官员均将其当做升迁或者大肆收敛的工具，而没有为职业群体的养成转化提供良好的循环，以致于不少富有经验的外交官成长之后却另谋他职，造成巨大人才浪费与外交低效，而清廷和民众对于外交却仍然十分隔膜。虽然19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人呼吁要设置专门的外交机构，对于外交人员培养要切实管理，但直到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才得以实现，此后中国外交逐渐步入正轨，并在北洋时期取得显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