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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划船不用桨 发布时间：2018-12-19 17:20:33

  中缝的地图就很难受……

• 作者：大脸孙 发布时间：2018-12-26 18:35:44

  外星人无处不在哦

• 作者：holly2007 发布时间：2020-05-27 14:56:29

  本作立论切实，不放空言，句句皆有论据支撑，坚固可信矣。而回顾多，放眼少，似不必苛求作者耳。Typo 一处：P10，“3”中的IoT应为MTC，当为译者之咎也。阅于研时间24H共享自习室。

• 作者：小鹿先生生 发布时间：2016-08-28 15:58:03

  工具书你还想怎么样，在心底开出一朵小花么

• 作者：仰望星空 发布时间：2017-05-01 11:54:16

  这本楚辞只收录汉代以前的如屈原、宋玉的，汉后的骚体不收录。

• 作者：lushrene 发布时间：2019-06-16 00:46:31

  2019.5.31晚-6.11，千人计划搭配二老的框架图，最后两周总复习，加油！

• 【转】朱雷：公羊经权义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8-12 08:50:48

• 我的名字叫红与后冷战时代的土耳其

  作者：小羽贯众 发布时间：2007-09-24 23:02:11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虽然帕穆克的作品早已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出版，文学评论家也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等大师相提并论，但这次获奖仍然引起很大争议。美联社一名记者就指出：“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再也挑不出比奥尔罕•帕慕克更具争议的获奖者了” 有人认为帕穆克的作品太流行、太好读，缺乏严肃性与思辨性，他的获奖是对诺贝尔奖严肃性的玷污。而此前帕穆克获奖前与土耳其政府旷日持久的官司，更是让人们再次质疑诺贝尔奖存在政治倾向性，很多人认为帕穆克之所以获奖，并非因为他的创作，而是因为他的言论。

  虽然世人对帕穆克获奖的看法不一，但瑞典文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倒是很准确的概括了帕穆克作品的特色。帕穆克大部分作品都涉及了东西方文明的遭遇与冲突，而这种冲突在帕穆克的笔下全部以西方文明的胜利告终。这样的书写，既使帕穆克在西方世界大受欢迎，也使他在本土饱受非议。围绕帕穆克的很多争论都源于此。本文将以帕穆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为例，分析文明的冲突如何体现在其作品中。并将结合后冷战时代的土耳其社会对这种冲突以及有关帕穆克获奖的争论做进一步的阐释。

  《我的名字叫红》发表于1998年，先后获得了法国文艺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以及世界上奖金最高的都柏林文学奖，确立了帕穆克在国际文坛的地位。小说讲述1590年末的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为了向威尼斯人夸耀自己的帝国，秘密委托姨父为自己制作一本用法兰克技法绘制的书。姨父邀请四位当时最优秀的细密画家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奇书。同时，离开家乡12年的黑，也应邀回到伊斯坦布尔为这本书编制故事。不过迎接他的除了当年深爱着的女人的爱情外，还有接踵而至的凶杀案。在书的绘制过程中，细密画家高雅被杀害，小说就以这位被杀的画家死后的独白开始，以凶杀案最终真相大白告终。显然，《我的名字叫红》讲述的一个探案加恋爱的烂俗故事。这个有些媚俗的故事使得这部小说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读者仔细阅读会发现，这部小说决不只是一个媚俗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作者实际要表现的是使用散点透视法的土耳其细密画和使用焦点透法视的法兰克风格绘画这两种不同绘画理念的交锋，并进而思考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小说主要围绕着细密画来展开故事。细密画这一伊斯兰文明特有的艺术形式起源于伊儿汗王朝（1230－1380）时期，通常作为书籍的插图存在，起配合故事情节、增加阅读兴趣的作用。在严格禁止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环境中，细密画并不具备独立存在的地位，只能依附于书籍中，细密画家的地位也远远没有其他工匠高。细密画和西方绘画的显著不同是：它不是采用焦点透视的方法，按人眼所看到的样子，“近大远小”的来描绘世界，而是采用散点透视法，用所谓“社会视角”、“叙述视角”来描绘世界。所谓“社会视角”，就是把一些人物画得比其他人更大，来表现这些人物的重要地位。而“叙述视角”则是指在画面的不同位置显示或暗示故事中先后发生的各个部分。因此一幅细密画并不像莱辛论绘画时所说的那样没有时间性，相反，细密画可以把先后发生的事情并置在同一画幅内，自身就在讲述一个故事。细密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地平线设置很高。这种画法隐含着观赏者可以用一种漫游式的鸟瞰方式来观赏。也就是小说中常常提到的用真主的角度来观看。正是这样的观察角度，赋予了细密画家描绘出真主眼中的世界的使命。这一使命给了画家巨大的权限，使他们可以透过高山、屋顶以及建筑画出背面的人物；也可以赋予各种生物及天空超自然的色彩。但同时，由于真主眼中无论人、动物还是植物，都只具有普遍性的特征，是“类”的存在物，所以细密画家从不描绘个别事物，他们画马从不画一匹具体的、自然的马，因为个性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种缺陷。而只有真主眼中的马，或者说就是历代大师们描绘过的、已经程式化了的马，才是完美的，值得入画的。通过对细密画特点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绘画和细密画在各个方面都不相同。前者是空间性的，描绘的是一个瞬间；后者是时间性的，描绘的是永恒。前者以人的视角为基点，画的是人的肉眼之所见；后者以神的视角为基点，画的是真主眼中的世界。欧洲绘画着重人、物的个性特征，并且以透视法将这种个性特征描绘得惟妙惟肖。而在细密画家看来，放弃真主的视角而使用人的视角是对真主的亵渎。突出个性特征的透视法则把被画的人、物放在画面的中心点上，会使人陷入个人崇拜和偶像崇拜中，是对真主独一性的挑战，是一种异端。

  在小说中，东西方绘画理念的不同，演变为东西方文明在信仰、宗教、世界观等方面的根本对立。并由此引发了一连串凶杀案。镀金师高雅在看到姨父主持编制的画册中用透视法绘画的苏丹肖像后，害怕自己犯下渎神之罪，向画师橄榄倾诉自己的恐惧。然而橄榄认为高雅担心是一种诽谤，传到宗教极端主义者那里会毁掉整个细密画画家群体，于是杀死了高雅。然而透视法是否渎神的问题，同样困惑着橄榄，杀死高雅并不能消除这种疑问。带着种种困惑，橄榄向他精神上的导师姨父请教。画家中唯一亲眼见过西方绘画的姨父宣称透视法并不渎神，并举出历史上的伟大画师为例，证明细密画要想臻于至境必须和其他艺术方法相融合。听到这样的保证，橄榄本已热泪盈眶，想要拥抱姨父。但他渐渐发现姨父自己对细密画的前景也不像他所宣称的那样有信心。相反，姨父认为细密画必将走向衰落。自幼接受细密画教育的橄榄对此无法接受，一气之下把姨父杀死，并将那张用透视法绘成的苏丹肖像偷走。这时小说出现了吊诡的一幕，一心维护细密画传统和尊严的橄榄竟忍不住在那张苏丹肖像上画上了自己的肖像！在这里，帕穆克似乎要告诉读者，西方式的绘画方法是较之细密画更先进的画法。它符合人的欲望本身，具有先天的合法性。虽然帕穆克在作品中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细密画世界的美丽以及细密画所代表的伊斯兰文明。但他得出的结论却只是土耳其细密画艺术“如此狭隘”。 帕穆克认为“所有优秀的艺术品都来自不同文化的混合” ，东西方两种绘画艺术的融合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这种融合在帕穆克那里并不是东西方绘画艺术的相互包容，而是西方绘画取代细密画。他借橄榄的口宣称：“企图追求个人的风格和法兰克的特色，一切仍是白费力气，我们终究会失败” 于是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痴迷于透视法的姨父，死后升上了天堂。而希望到印度去重振细密画传统的橄榄，则在港口阴差阳错的被杀死后，只看到一个充满透视法的世界。因此小说中对细密画的大篇幅描述，并不是对土耳其绘画重生的呼唤，而是对往昔绘画艺术辉煌的悼念。而作者所信奉的东西方文化融合，也只是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替代。

  帕穆克属于学者型的小说家，为了完成《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他花了六年时间来查阅有关细密画的资料。有关细密画的大量论述，让很多中国的读者都感到有些乏味。因此《我的名字叫红》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也是为很多评论家所津津乐道的，是小说的叙事手法。小说通篇分为59章，分别使用二十种不同的视角，像接力赛跑一样分别讲述故事，相同的叙述者决不连续出现。使用这种方式，帕穆克用不同人物的经历和观察，向读者一点点透露剧情和线索，完成这个阴郁、诡异的故事。如同《天方夜谭》般故事里套故事的结构，也是这部小说出彩之处。一个个阿拉伯－波斯民间故事穿插在小说中，或暗示哲理，或推动剧情，像一颗颗珠玉镶嵌在小说中。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民间故事反倒是小说中最吸引人的部分。这种精巧的结构，正像作者所说的：“在我的故事中不仅人物本身会说话，还有许多不同的物体和颜色都会粉墨登场。我想这些独特的声音可以组成一曲丰富的乐曲，展现上百年前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原貌。视角的转换其实也反映了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的角度经由上帝存在的观点寻找过去的世界。这些都与我对绘画的了解有关，我的主要人物都生活在不存在透视法限制的世界中，所以他们能用自己独特的幽默表达自己。” 这种反透视法的叙事手法，和小说中的核心内容——细密画——形成了呼应关系。如前文所述，一幅使用“叙述视角”的细密画，可以在画面的不同位置画出发生在不同时间的故事，这些故事再一起组成一个大的故事。这和小说中用不同叙述人分别讲述故事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被论者常常提及的马、金币等物体也在开口表达自己，其实仍然和细密画传统有关。在细密画中，人物从来都是程式化的，人物的面部表情永远不变，表达情感也只用一些固定动作来表征。如双手举过耳朵表示尊敬、指头放在嘴里表示惊讶等等。细密画家如果表达较为复杂的情绪，通常都是用扭曲、纷乱的岩石或花草来表现。因此赋予物以生命感，是细密画传统在小说中的又一体现。如果仅止于此，小说的结构和细密画还不是十分相似。细密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无所不在的光线笼罩着整个画面，画面全无阴影，映照着神秘的色彩，呼应着图中的故事。而红色则在小说中起到这种统领全篇的作用。小说以《我的名字叫红》为题，但在总共五十九章的篇幅中只占到一章。不过这一章出现在小说的中间位置，而且红色在小说中简直就是真主的象征，它自豪的宣称“没错，那些看不见的人会否认，然而事实却是，到处都有我的存在” 的确，不管是一开始尸体上干结的血迹，还是姨父家四溅的红墨水，抑或是杀死凶手的那把长剑柄上的红宝石，红色作为小道具，不断在小说中回环出现，贯穿全书。能够把叙事方法和所表现的内容如此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显示了帕穆克超强的写作功力。

  然而帕穆克并不是用小说来再现细密画传统，相反他仍然在解构着细密画传统，预示着细密画必然衰亡的命运。在土耳其细密画中，奇异的光永远普照大地，那怕在夜晚，月亮也像太阳一样明亮。然而在小说中，每个叙述者都在自说自话，不读到最后，我们很难判定谁的话是真的。那怕崇高如奥斯曼大师，仍然会说谎。他对手下的细密画师了如指掌。他知道只要在苏丹的宝库中找到画有裂鼻马的细密画，就能判断是谁画下了裂鼻马，并进而判定谁是凶手。但当黑找到裂鼻马后，虽然奥斯曼大师指出是橄榄画出了裂鼻马，但他并没有指认橄榄为凶手，而是错误的将鹳鸟指为凶手。这似乎是奥斯曼大师犯下的一个错误，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部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奥斯曼大师指认鹳鸟为凶手其实是出于周密的考虑。通过奥斯曼大师的回忆，我们知道奥斯曼大师最喜欢的弟子是蝴蝶，最讨厌的弟子是鹳鸟，而最能继承细密画传统的弟子则是橄榄。奥斯曼大师已经预感到细密画艺术开始衰落，因此他不愿意杀死一个可以继承细密画传统的弟子，所以将鹳鸟指认为凶手。《我的名字叫红》就是在这种尔虞我诈的氛围中展开，失去了细密画式的欢快、和谐，变得阴郁、诡异。帕穆克也就通过这种方式瓦解了一个传统的细密画世界。

  通过对《我的名字叫红》的内容和结构分析，我们已经找到了帕穆克处理文明冲突的基本模式，即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遭遇后，伊斯兰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崩溃瓦解，伊斯兰文明真正的出路是与西方文明相融合。虽然帕穆克已经在作品中试图告诉我们，土耳其人永远不能用法兰克人的方式画出完美的肖像画，这样的“一边倒”的文明融合会让伊斯兰文明失去自己的特色。但帕穆克并没有给我们预示出其他道路的可能性，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西方文明取代伊斯兰文明。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会这样写伊斯兰文明？正如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从后冷战时代土耳其的社会现实中找到答案。

  土耳其横跨欧亚两大洲，位于欧洲与亚洲的桥梁和交汇之处。它的前身就是历史上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国内99.8％的人信奉伊斯兰教。不过今天的土耳其已经不再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国家。自凯末尔领导的革命推翻奥斯曼帝国以来，向西方学习、“脱亚入欧”一直是土耳其的基本国策。冷战期间，考虑到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美国向土耳其提供大量经济、军事援助，把土耳其改造成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代言人和对抗苏联的桥头堡。全面投靠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动不动就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引起了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反感。而60年代悍然出兵塞浦路斯，也为土耳其与欧洲的双边关系埋下不和的种子。

  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土耳其的战略地位开始下降。冷战期间隐藏在两大阵营对峙下的矛盾开始凸现出来。西方世界与土耳其在信仰、价值观等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深。虽然土耳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在美国支持下为加入欧盟而努力，但欧洲在入盟问题上一直对土耳其百般刁难，直到1999年欧盟赫尔辛基峰会才批准土耳其成为欧盟候补国。有关正式加入欧盟的谈判，目前还在艰苦进行之中。虽然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历程充满了艰辛与屈辱，但国内87％的人都支持加入欧盟。融入欧洲，已经成了土耳其人的共识。虽然土耳其真诚的希望加入欧洲社会，但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历史上的隔阂，使土耳其很难真正融入欧洲。历史上的土耳其就是有着“欧洲苦难的源头”之称的奥斯曼帝国。从14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使它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威胁。直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失败后，欧洲的威胁才得以解决。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历史宿怨使得欧洲人始终不能完全信任土耳其，不愿意承认土耳其是欧洲的一员。

  而土耳其与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历史鸿沟。土耳其是属于突厥语系的伊斯兰国家，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曾残暴地统治过非突厥语系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再加上土耳其共和国早期奉行激进世俗化的凯末尔主义以及冷战时期土耳其奉行的追随美国的政策，使得阿拉伯国家始终不愿意承认土耳其是纯粹的伊斯兰国家。

  身处欧亚交汇之处的土耳其，却既无法融入欧洲社会，也难以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和睦相处。土耳其在文化认同上的尴尬处境，使得帕穆克特别关心的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问题。他的作品始终以文明冲突为书写对象。在土耳其，那些接受西式教育的人一般会认同于世俗社会，并对西方文化保持亲近感。而普通土耳其民众虽然同样向往西方文明，但会更多的认同于伊斯兰教，对西方文化保持警惕。帕穆克显然属于前者。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西化家庭中，上高中前就读的是一所美国人开办的私立学校，半数课程都用英语授课。后来他进入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学习建筑，继而转投伊斯坦布尔大学主修新闻学。《白色城堡》一书获美国小说独立奖后，他又到美国参加了为期三年的培训班。卡尔•曼海姆在论述知识分子与所属阶级关系时谈到，知识分子最容易从自身的阶级中脱离出来，通过知识而获得它阶级的认同感 。同理，知识分子也可以通过知识脱离自身的文化，获得异质文化的认同感。帕穆克正是通过接受西式教育，产生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感。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指出，“欧洲的东方观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着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 帕穆克在获得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感后，开始使用欧洲人的眼光来反观土耳其、伊斯兰文化。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帕穆克在描绘土耳其古代灿烂文化的同时，会不断书写着文明冲突中西方文明的胜利。也正因为如此，有些评论家认为，帕穆克在创作时潜意识里的读者群是西方人。

  帕穆克书写东西文化冲突的方式并不是偶然的。自从奥斯曼帝国晚期在与西方世界的一系列战争中失败后，土耳其社会一直弥漫着战败情绪，土耳其人，特别是土耳其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有种强烈的自卑感，认为西方文化比自己的文化优越、先进。要想富国强兵，必须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土耳其共和国的主要建立者，如凯末尔、伊诺努等人，都是抱有这种心态的知识分子和军人。他们在掌握政权后，在土耳其掀起一股“西化”浪潮。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向西方学习。并制定诸如废除哈里发制度、关闭宗教学校、禁止在非宗教场所配戴头巾等政策，压制伊斯兰文化。这股土耳其知识分子主导的西化潮流，就是帕穆克笔下文明冲突模式的思想渊源。帕穆克的作品就是土耳其知识分子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帕穆克代表了土耳其思想界的主流声音，然而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本土并不像在西方世界那样大红大紫，反而饱受非议。土耳其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团体的领导者、起诉过帕慕克的律师卡莫•克斯在谈到帕穆克获诺贝尔奖时甚至说：“这个奖不是因为帕慕克的作品颁给他的。颁给他是因为他的言论，他对亚美尼亚屠杀的言论，因为他轻视我们的民族价值，作为一个土耳其人，我感到耻辱。”

  卡莫•克斯谈到的亚美尼亚屠杀指的是1915年，沙皇俄国策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组织起义。为了不让沙俄得逞，奥斯曼帝国将上百万亚美尼亚人迁离家乡，这次迁徙据说曾造成数百万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死亡。本来这一事件已经过去九十多年，而且并没有留下什么确凿的证据，土耳其政局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早就可以翻过不谈。但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欧洲国家，偏偏在这一问题上抓住不放，要求申请加入欧盟的土耳其必须建立一个妥协性基础，以面对欧洲社会对当年奥斯曼帝国涉及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指控。这一要求引起了土耳其的极度不满，认为这是欧盟对土耳其的故意刁难。就在这个敏感时期，帕穆克在瑞士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指责土耳其曾在90多年前对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施行种族灭绝，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消息传到土耳其国内，马上激起公愤，伊斯坦布尔地方检察官于2005年9月以“侮辱国家罪”将帕穆克告上法庭。直到2006年1月土耳其政府才在欧盟的压力下撤销了对帕穆克的所有指控。

  持亲西方立场的帕穆克竟然被有着亲西方传统的土耳其政府告上了法庭，表明冷战后的土耳其政府已经不再是冷战时期那个紧跟西方的土耳其政府了。冷战结束后，随着土耳其政府奉行自由主义原则，放松了对宗教信仰的控制，有着广大民众基础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开始蓬勃发展。现在的土耳其社会已不是当年奉行西化和世俗主义的凯末尔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了。1995年12月24日，有着浓厚伊斯兰教背景的土耳其繁荣党赢得大选，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伊斯兰复兴运动主张保持土耳其民族独立性，希望恢复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传统，对西方世界刻意保持一定距离。大选结果表明，虽然土耳其人民仍然希望加入欧盟，但他们已经重新建立了对伊斯兰文化的自信心，不愿意毫无保留地投靠西方世界，希望土耳其能够在国际社会上更多的维护自身的利益。繁荣党主席埃尔巴坎在组阁之后，不顾美国的反对，立刻出访伊朗，签署了价值240亿美元的贸易合同。这一举动为埃尔巴坎政府赢得了土耳其民众的普遍支持，同时也得罪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虽然到了1997年，刚刚执政一年的埃尔巴坎就在亲西方并坚决捍卫凯末尔世俗主义的土耳其军方的逼迫下辞职。这场政治风波，以亲西方和世俗主义势力的胜利告终，但这毕竟是用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则的手段取得的胜利，并不能真正把土耳其国内高涨的民族情绪和宗教感情打压下去。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样我们才能解释帕穆克为何在国内麻烦缠身。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冷战之后，随着共产主义威胁的崩溃，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共同敌人已经，彼此之间信仰和价值观的差异将导致仇视。此外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使穆斯林在将自己的文明与价值观与西方比较时，对它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这些因素使得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必将面临严重冲突。 亨廷顿对世界局势做出的预言虽然未必会出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问题却已经在土耳其社会成为真切的存在。帕穆克站在西方立场上对土耳其进行指责而遭到控诉，说明冷战后土耳其已经从对西方文明毫无保留的崇拜中清醒过来，重新建立起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土耳其人不愿意用西方文明完全取代本民族的文化。由此导致的欧盟与土耳其政府的冲突，则是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冷战后一系列对抗中的一幕。

  “9.11”事件后，文明的冲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如何面对西方优势文明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如何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再造与重生，不仅是土耳其人，也是我们中国的读者要面对的问题。不管怎样，任何文化传统都不可能完全推到重新来过，任何民族都只能背负着本民族的光荣与债务前行。帕穆克代表的那条用西方文明代替伊斯兰文明的道路，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一点，甚至帕穆克本人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正像《我的名字叫红》中那位代表细密画传统的凶手橄榄所说的：“法兰克人的娴熟技巧需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磨练。即使姨父大人的书写完了，送到威尼斯画是手中，他们看了一定会轻蔑地冷笑……他们会嘲笑奥斯曼人放弃了身为奥斯曼人，并且从此不会再害怕我们” 欧盟对土耳其入盟的百般刁难告诉我们，东方人学习西方文明学得再像，也永远是西方的“他者”，不可能完全融入西方社会中。然而和“所有优秀的艺术品都来自不同文化的混合”一样，古老的文明要想在现代社会恢复活力，又必须与异质文明相融合。在这样的融合中，本民族的文明如何既能得到现代化的改造，又能保持自身的特色，是困扰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帕穆克在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之处，恰恰就是这一难题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