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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Die Katze 发布时间：2020-01-09 21:52:24

  Vol 1 的总结。真正掌握战役法的只有没有机会指挥集团军群的威廉斯利姆。以及略逊一筹的米尔斯邓普西。苏联部分不过是背景资料的交代。

• 作者：殷顽民 发布时间：2020-06-12 22:58:01

  按类别打散重排了《考工记》文本，每条先抄录《周礼正义》的内容，然后辑录现代研究，现代研究分两种字号，大号的是概括，小号的是长篇转引，涉及大量科学史、技术史角度的研究，基本没有作者自己东西，所以也未对诸家观点进行评判。虽蒐集之功不可抹杀，但何德何能敢标这么高的价

• 作者：DonWayne 发布时间：2022-02-16 23:20:27

  这本书写于上个世纪40年代，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在农村里，现如今城镇化已经高度普及的情况下，书里面的很多现象现在依然存在，用书论述的道理可以解释现在很多问题。中国自古是农耕社会，扎根于土地，生于斯长于斯，人口流动较少，依靠礼治而不是法治，注重血缘而非地缘。

• 作者：hailey_lhl 发布时间：2018-10-21 15:26:16

  超喜歡

• 作者：Surreal 发布时间：2018-12-22 16:01:31

  带着孩子看的时候孩子问尿尿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书里没有讲泌尿系统。孩子又问免疫系统在哪里？书里提到过敏，但未提及免疫。

• 作者：满庭芳 发布时间：2021-09-23 00:33:44

  讲的还挺专业，外行只能看看热闹

• 书摘 不全

  作者：喜弟 发布时间：2011-02-13 19:41:46

• 一本垃圾书也可以发散出去——作为公民抗命的“成田机场事件”

  作者：Sento Kiryu 发布时间：2019-07-18 22:03:28

  成田机场事件是战后日本史上最深刻的社会问题之一，个中原因错综复杂，各方众说纷纭，笔者无意横插一脚，反而希求跳出对“成田机场事件”产生原因的分析，探讨这一事件本身的性质。在笔者看来，这一事件就其本质，应当被定性为“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借此机会，笔者也想略作文献综述，探讨公民抗命的正当性。

  首先，笔者希望阐明什么是公民抗命，以及为什么成田机场事件属于公民抗命。对于公民抗命的定义，笔者将从两方面进行展开。一方面是公民抗命这一名词自身的内涵，另一方面是公民抗命如何区别于一般犯罪(ordinary offences)。

  公民抗命的定义，需要从公民抗命的起源谈起。公民抗命的最早提出者是《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梭罗于1848年提出“Civil Disobedience”这一行为，用以描述他拒绝支付美国政府为起诉墨西哥战争和执行逃亡奴隶法而征收的税收的行为①。此后，公民抗命最著名的定义，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中为公民抗命所下的定义,即公民抗命是“一项公开、非暴力、真诚的政治行为，通常是为了导致法律上或社会上的改变，所作出的违法行为”②。但是，笔者认为，罗尔斯的定义只能说出公民抗命的行为部分，而公民抗命所代表的价值与精神，其实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著名的《从伯明罕市监狱发出的信》中有更加详细的论述。在信函中他说：“一个人若不遵守不公义的法律，必须要公开，充满爱心和愿意接受惩罚。个人因为其良心指出某法律是不公义的，而且甘心接受惩处，是要唤起社会的良知，关注到那中间的不公义，这样其实是对法律表达了最大的敬意”③。因此，面对一个经常拒绝谈判的群体或者政府，非暴力的直接抗命正是为了制造一次危机，以及采用一种具创造力的形式，逼使对方面对问题，使问题戏剧地呈现出来，让其不能再被忽略。以上是从行为与动机或者说价值上对公民抗命的定义。

  公民抗命就其定义来看，必然带有违法性质，那么是什么让公民抗命如此特殊，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呢？

  使公民抗命区别于一般犯罪的原因或者说特征有二。其一，一般犯罪者通常不希望与政府或者社会有过多的交流④。一般犯罪者通常倾向于隐藏自己的犯罪事实，以求避免遭受来自公权力或者社会舆论的惩戒，而公权力机关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对于一般犯罪也不会大肆宣扬，以避免给犯罪者的家人带来困扰。但是公民抗命者往往在事前或者事后公开他们的行为，向共同体中的特定成员或者全部成员表明他们的公民抗命之态度，以此证明他们谴责某一法律或政策的严肃性以及他们改变之的真诚期许。这一交流上的重大差别反映了两者违法动机的根本区别。其二，公民抗命者往往更乐于接受法律后果⑤。公民抗命者接受法律后果的意愿体现了他们对法律的遵从与忠诚，也由此展现出了他们与一半犯罪的区别——对于法律的服从。诚然，这种情况下对法律的遵从不可避免地带有战略性的色彩，坦然接受法律后果往往会给该运动带来更多的正面评价，也往往会动员来自社会各界更广泛的评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表明抗命者的动机之纯粹。

  以上是对公民抗命定义的澄清。下面我将证明成田事件如何属于公民抗命。从构成要件来看，公民抗命需要满足三大条件：违法，目的是为了改变不合适的法令或者政策以及公开、非暴力、真诚。就其违法与否而言，成田事件中的反对者同盟的行为无疑是违法或者至少违反政府政策的，诚然是政府违法在先，但“忍受不正义好过实施不正义”，政府的违法行为不能使得反对者同盟合法化（当然可以使其行为在道德上有坚实基础），因此，这是一起违法的事件。就其目的而言，反对者的主张即为政府终止侵害，赔偿损失与赔礼道歉，而终止侵害在这一案件中的直接表现就是改换对作为政府政策的成田机场建设，因此目的要件也已达成。从其表现形式而言，公开是不言自明的，真诚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笔者难以进行论述，但是根据宇泽弘文教授的说法，他们是真诚地，纯粹的，没有政治目的也并非要挟、勒索政府的，那么我们姑且接受之⑥。唯一的难点在于是否是非暴力的行为。在反对者与机动部队的冲突中，有流血也有牺牲，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们判断是否是非暴力行为的标准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一标准在于暴力是否是冲突参与者的主要手段，是否出于主观乐意。例如，恐怖袭击希望通过暴力已刺激共同体的公民，引发恐惧；谋杀者希望通过暴力实现自己夺取他人生命的欲望。而成田事件中的反对者则与之完全不同。这些反对者在可以进行谈判的时候尽可能进行了谈判（尤其是热田派），而在不能进行谈判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做好了反抗强拆的准备而非主动进攻政府人员，因此应当将其视为非暴力行为。

  综上所述，成田事件中的反对派之行为，是一场公民抗命。但是，这一行为的合法性，或者至少说是道德上的合理性，政治哲学上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下面，笔者将从行为模式（Mode of Action）与行为动机(Motivation for Acting)两方面加以论述。

  首先是行为方式赋予公民抗命的正当性。公民抗命所面临的最大反对意见，在于从苏格拉底到罗尔斯的众多政治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认为，处于一个公平正义的自由社会中的公民有道德上的义务去服从法律。这一反对意见主要基于两大理由，一方面是柏拉图（Plato）在他的《克里托篇》中的阐述，即上文所说的“忍受不正义好过实施不正义” ⑦；而另一方面，是洛克（John Locke）在他的《政府论》中所说的，当公民对政府进行了明示或者默示的同意后，他们就有义务遵守其法律，这是我们自己加之于自身的约束⑧。这一反对意见的问题或者说考虑欠妥之处在于，道德与法律之间是互为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的。不是所有道德都会被纳入法律，也不是所有违法行为都违反道德。前半句话不言而喻，后半句话，笔者举例来说，横穿马路是违反法律的，但是如果马路上空无一人，那么横穿马路实际上不会对他人产生任何危害，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谈不上对他人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此事至少是不违背道德的。那么当法律本身违反道德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作为整体的道德不会要求人作出违反道德的事情，而道德又要求人们去通过遵守法律的方式来违反道德，这一悖论说明原反对意见存在着一定的逻辑不自洽，因此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存疑的。

  公民抗命还面临着其他三个虽然零散但是依旧不可忽视的反对意见⑨。其一，公民抗命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分裂；其二，由于公民抗命通常会非常抓人眼球，以至于有些人可能会通过公民抗命的方式实现一切他们认为合理的政策或者法律变化；其三，公民抗命所带来的外部性还可能包括全民性的对法律的蔑视，尤其是当法律没有严格约束某些行为时（例如上文的闯红灯），人们更可能倾向于违法而不是守法，在道德与法律上的滑坡效应是公民抗命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三条反对意见是否适用，有待在个案中加以检视，因为在逻辑上公民抗命与这三项负外部性并不是强相关的（尽管基于一些难以证明的预设前提，这三条反对意见可能是不言自明的）。下面笔者将以成田事件为例，从正面探讨其行为方式的在这三方面正当性。

  首先是对社会分裂的顾虑。在开始论述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探讨什么是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分裂，或者说，社会分裂在何种程度上是应当被允许的。事实上，不同族群之间的分裂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一定是不能完全重叠的，不重叠的部分有些是平行，有些是矛盾，所以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达不到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对战争”这一层次，但在不同人群之间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定的脱节。我们所反对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摩擦（毕竟不可避免），而是人与人之间不可弥合的分歧——例如基于种族、性别等固有特征而产生的分裂。利益的冲突是可以协商谈判妥协解决的，而这种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这些社会分裂才是我们所不应该允许的。而在成田事件中，并不存在以上所谓的“无法调和”的分裂，甚至都谈不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分裂——因为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鼓励的。在成田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利益相关者与无关者的联合，而不是一群人对一群人对攻讦，这很难称得上是社会的分裂。如果一定要说的话，财团与民众的分裂倒是有所体现，但正如我所说，这不是不可调和的，成田机场最终的建成，就证明了调和是可能也可行的（何况马主义不是还鼓励阶级斗争嘛）。

  随后是对泛公民抗命的担忧。这一担忧在当时不无道理，但是立足于2019年回望50年前开始的这一事件与今日的日本社会，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至少在成田事件上，泛公民抗命是不存在的。

  然后是法律地位的滑坡问题。从实证的角度看，日本民众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呢？从我们国家对日本与德国的学习热情来看，笔者认为这种担忧有些过度了。但是笔者认为仍然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出一些论述。从定义上来看，公民抗命者所体现的不是对法律的蔑视，更不是对违反法律的公然倡导。公民抗命者违反法律确有相信法律，所以他们会选择接受法律后果，并尊重之。从形式上来看，这的确是在公开自己的违法行为，大有鼓励违法之居心，但是事实上，公民抗命者的诉求，不正是为了促成法律的改变吗？如果他们对法律不屑一顾，如果他们鼓励人民公然违法，那岂不是与推动立法改变这一诉求背道而驰？所以，有理性的人都会明白这一行为并非是鼓励违法，相反，这是对法律权威的最大程度的尊重；只有空谈表相不看诉求者才会认为这是对违法现象的鼓励。

  综上所述，在行为方式上，公民抗命的正当性需要结合个案加以判断，而在成田事件上，这一正当性是易于看出的。

  其次是行为动机赋予公民抗命的正当性。仅仅在行为方式上符合上文的描述不足以为公民抗命提供正当性。公民抗命的正当性不仅在于行为方式，也在于行为动机。这里的动机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进行公民抗命的动机，另一方面是采取特定公民抗命方式的动机，或者说抗命者为什么要采用某一特定方式进行公民抗命。笔者认为，对于前者，应该对由错误动机驱使的正确行为作消极的评价，错误动机的判断；对于后者，笔者认为应当充分考虑比例适当原则，即所采取的行动是否与所采取行动所要实现的目的相对应；，笔者承认，对于这两者的检视实际上是更多的基于自由心证，但是在成田事件中这一检视相对容易。成田事件的受害者进行公民抗命，是要唤起日本社会及世界的关注，日本政府不公义地违背了宪法的承诺，也背弃了它的宪法责任。他们所作的，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及所有日本人的宪法权利，这当然也包括反对他们的行动的人；是为了要使他们的主权国履行承诺；是为了争取程序正义，也是为了给日本的未来带来更多公义。这一动机从他们的公开言论以及私下里的为人（至少基于书本可以看出的那部分为人）中可以看出。而在行为方式选取的动机上，反对者同盟面对强拆这一实体伤害时，采用了超出常规抗议集会与游行示威的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采取实体手段防止他人的侵害，面对这一公力救济缺失的现状，恐怕受害者们只能处于不可避免的悲惨境地中了。这一逻辑在“成田事件”上，可以类比于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行为。因此笔者认为，此次的公民抗命行为是合乎比例原则的，因而也是正当的。

  综上所述，公民抗命在在行为方式与行为动机上都具有正当性，而对于成田事件的正当性笔者也已经将其作为案例加以讨论，虽然浅显亦有所涉及。故此，笔者到此的结论为， “成田事件” 作为公民抗命，其行为有正当性的。

  最后是对本书的批判环节。事实上，本书在笔者看来，是一本糟糕的书籍，当然这种糟糕更应被理解为读者的主观判断，因为书籍的高下判断本身即缺乏一定的“客观”标准。故此，笔者将从内容、翻译两方面对本书进行判断评价。首先是内容。作为一本兼具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性质的书，本书缺乏问题意识。作者想借此书表达的主旨是不明朗，甚至是分崩离析的。笔者此说并非大放厥词。从目录上看，作者无非想阐明成田机场事件本身的发生发展与终结，这从全书的第二、三、四、五、六乃至七章皆在讲述事件发生的“轨迹”就可以看出。那么作者的这番努力成功了没有呢？笔者认为是没有的。既然是对事件的公道记述（作者本人也说他介入事件较晚，前期资料并非亲身经历），那就不应该在内容上反反复复地谈及“日本社会的不成熟、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以及文化上的贫困”——笔者窃以为历史研究中的史实与分析应当分开而不是混为一谈。这种似历史又非历史、似分析又非分析的写作方法，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历史记述中掺杂了作者夹带的“私货”，显得偏向性明显；而作者想要借此表达的“公民抗命”以及对日本社会的反思则落得分散在各个章节，无法形成一个整体性总结性的结论。这是内容上的问题。而就翻译而言，这本书堪比许宝骙先生翻译的《论自由》，简直“不忍卒读”，例如，“接下来准备阐述的内容，对其正确性、解释权等，本人负一切责任”，请问，什么是对解释权，本人负一切责任？如此病句，在本书中数不胜数，倒真可谓把握住了“直译”的精髓，却对“信达雅”三字弃置不顾。这是翻译上的问题，依旧极其严重。

  本来笔者并不打算写作一篇掺水的读后感，更希望进行文本分析以求知。然而整体而言，此书内容平平，难有可圈可点之处，文本分析无从谈起。故此，笔者难免脱离文本，转而空谈“公民抗命”。由于笔者学识有限，对“公民抗命”这一命题也难以谈得上又深刻理解，故此文也有一些文献综述的意思在里面，笔者保证对文中所引资料原文的阅读（但是并不保证全文阅读，有些文章或者书籍由于写作需要只阅读了相关段落），转引之处业已标出，抄袭自然也不存在。希望对“公民抗命”的浅薄理解得到诸位指点，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斧正。感谢！

  参考文献

  ①Thoreau, Henry David, 1991. ‘Civil Disobedience,’ inC

  ivil Disobedience in Focus,

  Hugo A. Bedau (ed.), London: Routledge.

  ②[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King, Martin Luther Jr., 1991. ‘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inC

  ivil Disobedience in Focus,

  Hugo A. Bedau (ed.), London: Routledge.

  ④Morreall, John, 1991. ‘The Justifiability of 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 inC

  ivil Disobedience in Focus,

  Hugo A. Bedau (ed.), London: Routledge.

  ⑤[美]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⑥[日]宇泽弘文：《何为“成田”》， 陈多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⑦[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⑧[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册，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⑨Storing, Herbert J., 1991. ‘The Case Against Civil Disobedience,’ inC

  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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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bedience in Focus,

  Hugo A. Bedau (ed.), London: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