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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记录了从1938年到1987年，邓小平参加的有关会议，并对邓小平在会议中所作的重要讲话、对一些政策问题的阐述、处理民生要务的方法和态度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析。

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

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9年7月3日～8月25日）

参加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

（1941年5月15日）

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

（1943年1月26日）

主持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

（1948年4月25日）

出席“九月会议”

（1948年9月8～13日）

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5～13日）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1949年8月4日）

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

（1949年9月21～30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

（1949年10月1～20日）

参加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

（1950年5月16日）

参加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

（1950年12月8～21日）

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

（1951年3月26日）

出席全国粮食工作会议

（1953年10月10～13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27日）

参加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

（1957年3月18日）

参加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

（1957年4月5日）

参加西安干部会议

（1957年4月8日）

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1957年5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958年4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

（1958年8月17～30日）

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1960年10月1～22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的工作会议

（1961年3月15～23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

（1961年8月23日～9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62年5月11日）

主持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

（1963年8月20～24日）

出席中共中央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

（1975年3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1975年6月24日～7月15日）

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

（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

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1977年8月8日）

出席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8年10月11日）

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

（1978年10月22～29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12月13日）

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22日）

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会

（1979年1月1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979年6月15日～7月2日）

出席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

（1979年11月2日）

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1980年2月29日）

主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1981年6月27～29日）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2年9月1～11日）

出席《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1984年12月19日）

主持刘伯承的追悼会

（1986年10月16日）

出席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1987年4月13日）

本书编委会主要成员有：逄先知、于友先、冯蕙、聂震宁、谢春涛、冯俊科、王媛等人，其中多人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邓小平思想的研究和编辑工作，参与编写《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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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记录了从1938年到1987年，邓小平参加的有关会议，并对邓小平在会议中所作的重要讲话、对一些政策问题的阐述、处理民生要务的方法和态度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析。

• 作者：吴焚舟 发布时间：2021-07-02 10:59:26

  录的讲话其实并不多啊。。。

• 作者：wan 发布时间：2022-01-17 08:29:13

  口水话，却很深刻。

• 作者：么么黑 发布时间：2018-11-22 19:18:48

  换头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抱一而为天下式知易行难

• 作者：攸扬拾羽 发布时间：2023-09-26 12:31:46

  果然，这套书每一本都很抽象，不出原文是图啥。。。

• 作者：vanao 发布时间：2022-04-03 11:09:34

  周梅森极其擅长构造信息差产生的误解。同一个事件，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就会导致两个判断能力接近的人对事件性质的把握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书中每个或大或小的事件都伴随着相关人员的冲突与和解，这份本不该有的火药味给正面人物增加了烟火气，是很有技巧的处理方法。改革干将和廉政先锋的角色很容易被刻画成不讨喜的伟光正形象，但周梅森写干部时却带了足够的诚恳，时常让我感到亲切。

  正如齐全盛所说：“……这人哪，总有局限性啊，不管他职位多高，官当得多大，我看局限性都免不了。每当矛盾出现时，往往会站在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不大替别人着想。这一来，矛盾就势必要激化，要变质，许多事情就会闹得不可收拾。如果矛盾的双方再有私心，再有各自的利益要求，问题就更严重了，甚至会演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同志之间的血战啊。”

• 作者：抄作业专业户 发布时间：2022-08-27 18:06:12

  后半本的底气比前面强多了

• 中国制造为什么没有燃烧

  作者：卫西 发布时间：2006-12-31 20:50:11

  　中国企业为什么不能像其学习的日本标杆企业那样，将“后发劣势”转变为“后发优势”，尤其奠定企业的核心技术基础？

  　　　　

  　　情况已经相当明显。中国大企业的“国际化”，正在遭受煎熬和痛苦，甚至危机。典型如历时两年备受注目的TCL海外并购，不仅未能赢得拟议中的战略突破，反而因为巨额的亏损和并购整合的危机传导，将TCL整体拖入大震荡之中。这让总裁李东生不得不以《鹰的重生》为题，推动已有25年历史的TCL重新“求变”。

  　　坦率地讲，TCL式的海外并购，无非以相当灵活的“机会主义”抓住欧美中等品牌衰落的机会，透过收购寻求快速成为国际大企业的道路，背后隐含的主要意图是透过并购获得急需的“先进”、核心的产业技术(电视和手机都如此)，和国际品牌及市场的影响力……李东生的“战略算盘”不可谓不精。但TCL并购得来的CRT彩电全球霸主，因为主流产业技术的变迁，对于

  　　未来突然丧失了标杆意义。而李之所以冒着“踏上不归路”的风险海外并购，无非是想打破为什么“中国制造”越来越陷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的“天问”。

  　　20多年来，缺乏核心技术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笼罩在“中国制造”命运上的魔咒。国人于此无不痛心疾首。20多年来，中国企业也不断排出自己的学习榜单，囊括“美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的标杆企业，尤其是后者在产业秩序上的突破，一度被奉为改变中国企业“后来者”命运的“法宝”。

  　　但奇怪的是，在这样的“彻骨之痛”和“榜样学习”下，中国企业的实验室几乎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以至于中国企业为什么不专注投身研发，成为又一个“天问”。中国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解读，被过度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俘获，锁定在庞大的人口资源上，沉醉于“世界工厂”的组装车间中。

  　　实际上，20多年中，成长为本土标杆的企业几乎都把握了这样的“韬光养晦”实质，盛产大企业的家电、PC行业莫不如此：接受美国和日本在信息产业或消费电子产业的强势标准，既定的游戏规则，再寻找所谓“低成本”的方法。他们都没有成为美国那类旗帜的公司或后来日本那些挑战者公司：前者创造和掌握了标准，后者为改变标准而斗争。最初的气质似乎隐含了今后的命运。

  　　他们在现实中的“圣地”是在美国或日本的某一个地方，精神与智慧的圣地却在中国所谓“古典”的某一处。在前一个圣地，强调掌握标准，或为标准而战，在后一个圣地，强调“隐忍以行”，以求最后的成功。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一直困惑于中国企业为什么不能像其学习的日本标杆企业那样，将“后发劣势”转变为“后发优势”，尤其奠定企业的核心技术基础？实际背后更真实、有效的问题是，日本企业尤其在其缔造的消费电子产业高峰中，到底如何建立了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我担心，20多年来我们对此一直不求甚解。

  　　即使在这样严肃的主题下，你也常常可以发现中国“学习者”其心态和思想上的飘浮与“叶公好龙”。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是，日本企业在研发上的努力，基本上可以“模仿改造”著称，或者可以再引入另一个“美国版本”：“日本人从轻信、贪婪的美国公司购买成熟的技术，然后将其引入自己高效率的生产线，并开始大量投资，大量生产，或者偶尔的‘倾销’，从而获得市场支配地位。”

  　　这样的格调，在中国人经历全球最奇特的“合资运动”后，试图在汽车产业建立所谓民族“自主品牌”时，也到处充斥，并频频以专家的姿态出现。这不但过于神话了“美国世纪”，而更关键的是可能遮蔽了我们的视野、观念，延缓了我们的行动，甚至有悖于事实和真相。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燃烧：日本电子企业研发史》一书来得太晚了(此书于1999年在美国出版，在2004年才出中译本)。

  　　当作者鲍勃·约翰斯通，以一个曾经的日本消费电子产业的科技新闻记者和观察家身份，写作此书时，中国人的目光正从消费电子业的标杆转入“新经济”的“风暴”，那种纳斯达克式的冲动，催生了他们让“中国制造”的跳跃式发展的豪迈，就如同将一个“农民”转变成一个“网民”那样。这是他们过于擅长的领域，就如同当年的意识形态大战中，要跨越所谓“马克思的卡夫丁大峡谷”……最终，中国社会还是要补上市场经济“这一课”。

  　　约翰斯通显然给“中国制造”补了一课。他让我们立刻面对了事实和真相。在这部堪称日本消费电子技术创新史的梳理与调查中，约翰斯通告诉人们，以前关于日本公司在消费电子产业所成就事业的技术基础和高度，是从美国实验室“偷窃、模仿”或者“便宜”获得技术的观念都是陈词滥调，恰恰相反，那些曾经默默无名的美国发明之所以能够成就为数字计算器、电子合成器、便携式摄像机、CD播放机等等消费电子产业的“潮流”，是由典型如夏普的佐佐木正治、索尼的岩间和夫等一批技术精英和企业家，“燃烧”着创新精神所攻克和创造的。“燃烧”这个主题词完全展现了那种赤诚追求和忘我投入的状态。

  　　问题现在回来了，中国的企业真的有这种“燃烧”着的追求吗？

• 【转】张克宾：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意旨发覆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2-17 16:02:33

  【作者简介】张克宾，1981 年生，山东莘县人，哲学博士，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2000 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读书期间受王新春先生周易概论课之影响，逐渐对玄妙精微的易学生起浓厚的兴趣。本科毕业后，遂以易学思想为研究方向，继续在山东大学哲学系暨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又先后受教于王新春先生、刘保贞先生、林忠军先生、刘大钧先生，在诸师之引领下，渐窥易学阃奥之一斑，矢志向学，以为职志。 2010 年，在刘大钧先生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朱熹易学思想研究》，获中国哲学博士学位，并获得2013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目前主要从事易学研究及刊物编辑工作。

  

  黄宗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