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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杨成堉 发布时间：2019-06-17 13:53:58

  拼凑抄袭加贫嘴

• 作者：张眷 发布时间：2019-04-30 01:36:18

  李玫瑾老师还是传统有余，变通不足，按她所说我大概也是个变态。

• 作者：乞力马扎罗的雪 发布时间：2021-12-27 17:54:36

  彳亍

• 作者：不求甚解 发布时间：2010-02-04 19:58:29

  找不到科普出版社的版本了。

  那是多么快乐的时光！

• 作者：麦穗 发布时间：2017-06-02 09:28:31

  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和应对之策，很有启发。

• 作者：Maybemoriwill 发布时间：2017-10-08 18:36:03

  文字过少

• 课代表的旧世界

  作者：将芜 发布时间：2023-01-05 13:06:22

  翻看了一本书。题目起得好，《于是我问我的心》，副标题是“我所经历的写作课”。作者名叫简洁，访谈了24位知名作家：“每一次对作家的采访，对我来说都是一堂写作课”。

  写作者访谈作家，顺便用来疗愈自己。作者关心“写作”这件事，可能太关心了，才掉入了所谓“写作的黑洞”，这本书的起点在这里。

  我不是专业写作者，不过对“黑洞”也有些体会。以及，我也辅导过一些同学写文章。只要动手写，就不会一帆风顺。有些人写得顺滑，那是磨砺之后的结果，而不是文思如泉。

  摘几处印象较深的地方。

  关于“语自在”。阿来：“通过不断地写作、训练，在体味事物的时候，也体味语言本身。”

  关于“如果你想描写一个人物，只需要久久地关注”。毕飞宇：“我更多的是关注我自己，别乱。”

  关于“深入生活”。迟子建：“我主张主动地深入生活，不扎堆”。

  关于“从容”。蒋晓云：“过得从容，付出不比平常更多，想要的倒可以减量。”

  关于“阅读经验”。李银河：“这书你要看不住的话，你就别硬看”。

  关于“二十五岁之后不要熬夜”。袁筱一：“我自己经常熬夜”。

  ……

  作者的访谈是相当专业的。看十本书，提一个问题，被访谈的作家很难敷衍了事。作为读者，我也不能说，看这书的过程就是披沙拣金。但是坦率讲，翻完后，放下书，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这种“少了点什么”的感觉，于我而言不是遗憾，不是别扭，相反，是熟悉的、亲切的，熟悉到就像是在看自己写的东西一样。就算是我不了解的内容，也像是在复习某些已经学过的知识点，只是曾经粗心看漏了，现在再温一温。

  这本书给人的观感，正是一张高分答卷的样子，端正、整齐，见功夫，也见性情——主要是诚恳。面对这样的诚恳，如果是考场作文，阅卷老师是倾向于打高分的。功夫下得足，不卑不亢，表达清晰，做事严谨认真，而这些，正是一个优秀课代表所应有的样子。

  作者在后记中说，毕飞宇的肯定，让她建立了写作的信心。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障碍，在最关键的时候，得到了一位良师的指点。这是常见的校园故事、毕业感言。多年以后，当学生做出了一番事业，在校友聚会的时候，感慨往昔，还会依然提到当年某某老师的教导吧？

  简洁在豆瓣上有账号。她对高中母校的学弟学妹说：“没有人永远十八岁，但永远有人走进十八岁。”她的下一部小说要写高三。我想她能写好。从这本书来看，她的生命状态，跟十八岁的高中生离得不远。

  稍稍看一点文字，我就知道简洁的年纪跟我相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气味。

  我们这群人，到了这个年岁上，惶惑、疲惫，在纷乱中挣扎着不倒下，大概是常态。然而简洁似乎依然生活在二十年前，还是那个做着文学梦的，勤勉的、诚恳的、会做事的课代表。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读这书相当不过瘾，也许只是因为我自己的日子太快了。

  书是新出版的，读起来的感觉却相当旧。写作到底还是一门古老的手艺。在日日新的世界里，守着陈旧，需要勇气。勤勉也是一个古老的价值。写作者也像很多传统手艺人一样，执拗、迂阔，活在被抛弃的旧世界里。

  旧世界是有确定性的。做笔记，收作业，考试，便是把确定性凝固下来。而真实的世界更像个丛林。丛林的生活很凶险。看看旧时的笔记，是能够给人安慰的。在那个凝固的旧世界里，有确定的日程，有饱含智慧的师长，我们只要勤勉，就会有回报。

  现在，简洁的写作生涯，也初步有了回报。这是课代表的成功，也是旧世界的规则没有彻底失效的证据。

  停留片刻也好。

  连通一下旧世界，就当这三年里的种种喧哗，都不曾发生过。

• 《科学与宗教——从哥白尼到达尔文（1450-1900）》译后记

  作者：一叶 发布时间：2010-02-09 21:54:03

  《科学与宗教——从哥白尼到达尔文（1450-1900）》译后记

  2007年，高校评估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坊间虽有议论，但尘埃尚未落定。想自己当时也为此做了不少劳心劳力的事，臧否难断，所做之事是否有价值也堪怀疑。惟一令我感到欣慰之处，乃是烦劳之余，仍坚持译了点东西。现在呈现在诸位眼前的这本《科学与宗教——从哥白尼到达尔文（1450-1900）》，便是这一时期所做的翻译中之一种。

  说起这本书，先要谢谢编辑袁晖先生。因其联系我时，我所在学校正处于“迎评”的攻坚阶段，且手头还有湖南科技出版社的另一书剩了个尾巴，考虑到自己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首先的反应是婉谢。袁先生并未放弃，电话中允我先把书拿来“翻翻看”。

  当其时，得悉好友吴林近几个月恰好赋闲，便问他是否愿意练练手——心中其实是盼望他应承下来，因我深知吴林君译此书，应是合适的人选。吴林君与我乃高中挚友，大学是在不同地方上的，但修的都是英文专业。与我认识的许多外文专业的人不同，吴林不单是在英语上下过功夫，中文上更是不输给中文专业的人，后来他去南京一著名学府读法律硕士，更是接连在学校的古典诗词写作大赛上折桂；此外他兴趣广泛，读书既博且精，除各色英文书外，从二十四史到霍金的宇宙学著作，也都在他的兴趣范围内。每次去他书斋探访，都见他往往以《史记》《汉书》作枕，大隐于市，静心读书。

  四年多以前，我手头译一本有关素描的理论书，头绪之繁杂超出我的预估，于是在得到编辑首肯之后，将艰难之译事拖付吴兄一半。他并未立即接受，而是在一段时间内，不断译出几小段发来供我品鉴。而令我惊喜，同时又令我汗颜的是，当时吴兄虽初涉译事，但译笔颇显老道，未受任何坊间译论影响而自有明确之译观，绝非当下充斥各个翻译学院的满脑子又是“信达雅”又是“归化”“异化”的条条框框的“搞翻译”的人所能比。此番合作，坚定了我以后译事一遇难题便要拉他下水的决心。

  此次袁晖编辑有此书，我想起吴兄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袁先生也充分信任我，于是我们便约定这本书由吴林主译，我来校阅。可不想中途波澜横生，几月后吴林兄遇到私事要分一下心，无法独力完成全书，我便接管了后面四章的翻译，以及全书的统稿工作。翻译这四章的时候，恰好也是评估工作最繁重的时候。为了按时完成本书，当时颇经历了一些夜以继日，日又继夜，晨昏颠倒的艰苦时期。

  现在回想起来，本书带来的挑战，一方面在于所涉及的宗教的历史沿革、教义等等，另一方面，则是语言层面的。

  面对前一个问题，前辈译者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埋首图书馆，也未必能逐一解决。我辈幸有互联网，有搜索引擎。但网络者，泥沙俱下之所也。因此每一个译名的确立，往往也令人百般踌躇。而且我们斟酌之后的选择，依然未必精当，或未必合乎常规，抑或未必合乎一些人的口味。但我想，只要向读者诸君申明，这些名词的转译，的的确确是依据了一定之规，这样也许能得到更多的宽容。

  实在的，不事译事的人往往不知，专名的译音，往往牵涉许多的头绪，夹杂着名从主人、历史沿革、约定俗成，以及规范统一等多重标准带来的乱局。对此，若能采取宽容开放之心，善加引导，逐步去糙求精，去误存正，更多规范，更少随心所欲，或可趋向良途。而如一味拘泥于“回字写法”这种旧思维，则动辄引发争讼，引得众人舍理性而逞口舌之利。前段时间就有“北京大学”之英文校名，究竟应使用Peking还是Beijing之争——其实什么好争的，看看北京市如何转写入拉丁文，不就明白了。出翻译考题的，也有人专爱考学生是否知道“孙中山”的名字转到西文，“应该”拼作“Sun Yat-sen”——其实在我看来，这一拼法是以不规范之拼读规则，去强行拼写非本人本名（中山先生本名孙文，字逸仙——另有一说他是号逸仙）的非普通话发音（粤语方言发音），这种三拐两拐的糊涂帐，怎么好作为必须掌握的“学问”去考学生呢？晚生不才，实在也看不出这种学问和回字的四种写法有什么区别。

  音译头绪之乱，还不仅限于汉译外。外译汉也一样，而且越是早译介来的，越可能出乱子。比如Aristotle，译音便有“亚里斯多德”和“亚里士多德”之分；Cambridge，在英国，我们称之为“剑桥”，到了美国，却摇身一变，成了“坎布里奇”，而且还不只一个。这本是移民美洲的英国人怀念故土，把故乡的名字给了新家，不想中国人老大不客气，生生给你割断，让大西洋两岸的Cambridge完全成了不搭界的地方。

  反复斟酌之下，笔者认为，我们翻译学术书籍的时候，或可慢慢过渡到目前计算机类文献经常采用的方法，在注释的基础上直接保留专名。毕竟，当下之学人，不识英文者越来越少，不识拉丁字母者恐不存在了吧。这就是保留专名原拼法的最好的群众基础。

  罢罢罢，这些译事上的鸡毛蒜皮，何足为外人道也，大家伙估计也听烦了吧。

  不过对于语言问题，我们作为译者，是要负全责的。遇到难解的句子，如果解决不了，除了纰漏，无论如何怪不到别人头上——这是我们基本的态度。可态度好端正，遇到真问题时，措施还真不好拿。本书的作者，也偏有点跟译者过不去的劲头，全书长而繁复的句子比比皆是，绝非“拆拆分分”“颠颠倒倒”等翻译的蜡枪头“理论”或“技巧”所能应付的。幸好，吴林兄和我都喜欢玩味这些语言技巧，反复琢磨拿捏，提出自己的某种见解。每到这个时候，就想起随李玉陈先生学翻译时，他教导我的一句话：“所谓的信达雅，其实一个‘达’字足矣，‘信’和‘雅’，完全是节外生枝。”这句话同门许多弟子都听到过，不过我却总觉得我应该是了解了其深意，也完全赞同的少数人之一。

  其实，要想理解这句话，必须要有翻译的实践作铺垫，而且还不能是一点半点。不过除了实践出真知这条正道之外，我还有另外一条认识这番道理的捷径：去练练书法，或是听听音乐。懂得欣赏赵孟頫所临之《兰亭序》，或是能够品味卡拉扬阐释的贝多芬，再回头看翻译，就更容易理解“化境”、“神似”之说了，而一旦同意了这样的标准，也就可以归结于一个“达”字了：达原作之已达之意；达原作者欲达之意；达译者所领会之意；最后，达翻译之目标——成功地向读者传达前述种种。你说，一个“达”字，是不是比用更多的字，能说明更多的问题，具有更多的妙处？

  唉，说来说去，还是翻译的琐事，大家还能容忍我否？

  要是忍得，我就再罗嗦两句。之所以要“铤而走险”罗嗦一下，乃是深深感慨译事之艰难。翻译一本新书，往往要学一门新的学问，此一难也。世事纷繁，人心浮躁，要想静下心来做点翻译，实在又是一难。翻译既然如此之难，做起来不免处处露马脚，想不出错，也是一难。其中，翻译学术作品又是最难的，需要专门家来做；可偏偏这种活润笔微薄，专门做起来不仅置产无望，连糊口都成问题，真让人为以后的学术翻译担心，难啊。

  可幸好，有袁晖先生这样坚持的编辑，有吴林兄这样热烈地喜欢语言，喜欢翻译的同道中人。在他们的帮助、鼓励，有时不免是催逼之下，方有了如今这本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译本。希望它的存在，对得起原作者，对得起印刷所耗费的油墨纸张及带来的环境压力，更对得起读者诸君的银子和时间（当今之世，时间实在也就是银子）。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