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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名人传:陶渊明传》内容简介：陶渊明的归隐，是真正的归隐。他的生平或许能为你提供另一种人生选择。当今有人的所谓归隐，不过是类似于东晋时的隐士，借归隐来“买名邀誉”。而陶渊明的归隐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发自内心的厌恶。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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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总是与爱情连在一起的，不，青春的精华就在于爱情。青春使人不假思索地对生命发出热烈的爱，爱驱使人热烈地寻求第二个自我。只有当欣赏第二个自我即爱的对象或偶像时，才能真正完整地欣赏自己的青春。而得到来自于所爱的人的肯定，即爱的回应，是青年人肯定自我价值的迫切需要。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会有这样两种幻觉似的自我价值的判断：一种人因得到真爱，而觉得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为整个世界的人们所认可；另一种则刚刚相反，因为被爱人所抛弃、所否定，就觉得自己已经被整个世界所抛弃、所否定。

实际上青壮年时期的渊明，是经常处于怀抱理想而不知道怎样去实现的焦虑之中。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将渊明和他的曾祖陶侃及外祖孟嘉比较一下，会发现那两位所具有的主客观条件他好像都不太具备。陶侃以一个寒素之士，屈刚作柔，折节事人，从一个小吏踏踏实实地做起，这种能力是渊明不具备的。陶侃在两晋之际，当门阀士人普遍缺乏实干精神和实际的治军理政能力的时候，依靠早年辛苦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及时地发挥了他的出群济时之才，走上功业的巅峰，可以说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而渊明却把追求自然的个性和真、善的原则放在第一位，在乱世将临时，他采取的是退却而非利用。他不可能成为陶侃，也不可能成为刘裕、刘毅、刘牢之这样的人。所以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他的理想仅仅是理想，没有实现的可能。再将渊明和孟嘉比较，他既缺乏孟嘉那样清望的门第，又没有孟嘉那样的名士风度，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内向的、外表上看起来有些拘谨的人，只有在淳朴的农夫中间、在田园里、在自己的心灵世界里，才会是完全自由的。孟嘉能使一世之士为之倾倒，渊明显然没有这种能力。他晚年声望有所提高，也主要是隐德所致。至于他的文学天才，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多的注意，因为渊明的时代，尤其是他的青壮年时代，文坛仍被玄风所笼罩，清谈比笔墨更受人重视。所以渊明竟然没有可能向士林显示他的真正价值，而他与上层士林之间的距离，也始终是遥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渊明怀抱理想，但看不到任何的机会和条件，他在追求功业的道理上，实际是处于很茫然的境地。

渊明的读书，一不为清言玄谈，二不为穷经做注，所以渊明能够超越时流，真正做到以读书为乐：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

这样的读书境界是令人羡慕的，也是常人难以达到的。这种读书，超越于功利之上，真正以读书为人生最大的乐趣，而从书中所领悟的，也都是活生生的境界，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与古人作心灵的会晤。魏晋之际，能这样读书的人是不多的。渊明读书的另一妙诀，还在于在自然境界中读书，将书本和自然放在一起赏玩，开卷有得，对景欢然，在读书的同时也在阅读自然。这种读书方式，更是那些经生们梦想不到的。渊明从少至老，一生保持这种读书方式。

渊明为人宅心仁厚，为诗兴寄高远，不惯于在文字笔墨间怨刺世事，褒贬是非。这倒不是诗人不能分剖是非，更不是对世事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文学上的一个重要渊源就是阮籍、嵇康，对嵇康那种曲讽人世、批判现实的精神也是感应甚真的。但秉性极厚道的诗人，面对着这万事皆非的社会，反觉得将一人一事挑在笔端，作为靶子，究竟会有多大意义？眼前的种种，只让他发生悲天悯人的感觉。许多时候，刚刚起一点揭露评议的念头，又马上会觉得有些无谓。反反复复，只将他那种对现实的不适感和怀古情绪、田园情绪酿积得越来越浓。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书籍介绍

《中华名人传:陶渊明传》内容简介：陶渊明的归隐，是真正的归隐。他的生平或许能为你提供另一种人生选择。当今有人的所谓归隐，不过是类似于东晋时的隐士，借归隐来“买名邀誉”。而陶渊明的归隐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发自内心的厌恶。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

• 作者：墨绪 发布时间：2014-12-30 09:17:35

  以作品為核心，學術性與文學性俱佳。

• 作者：提提布鲁 发布时间：2013-06-08 11:46:07

  130530

• 作者：筱堂 发布时间：2017-12-11 21:04:57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阅讫于长沙望月楼。

• 作者：存悔斋主人 发布时间：2017-03-13 09:23:10

  行文脉络略繁杂，语言也不够简练，引文重重复复。作为入门，可以一读。

• 作者：沈一贯 发布时间：2014-12-14 17:54:12

  陶渊明的每一篇作品都透露着“我没钱，但我就是这么任性”。

•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13-02-23 15:50:35

  书中的一句话我很喜欢：“生非造化之恩，死非造化之酷。生死之间的全部经历，注解了“人”字的含义。”陶渊明生于乱世，乐于隐。尝入仕，未几，罢。嗜酒亦酣书，痛苦与乐陶陶兼然。“畏荣好古，薄身厚志。”

• 政治诗人陶渊明（代书评）

  作者：梵阿一铃 发布时间：2014-10-11 08:54:52

  陶渊明是我们熟悉的诗人，但是越熟悉的人往往越容易误读。在我们的印象中，陶渊明是一个采菊东篱下的隐逸高人，是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怒汉。这些理解都对，但并不全面。或许把陶渊明作为一个政治诗人，会有一种别开生面的视野。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大将陶侃。要了解陶渊明的趣味、立场，就不得不提到陶侃在盘根错节的东晋王朝中的位置。陶侃出身贫寒士族，且可能有江南蛮族（溪族）血统，这在门阀贵族把持朝政的东晋王朝中是很难立足的。当然，陶侃的军事才干与政治魄力使得他得以脱颖而出，历任广州刺史、江州刺史，官至太尉。但另一方面，东晋王朝根深蒂固的门阀政治和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又使得出身寒士的陶侃在仕途上比同时代人更加艰辛。贵族琅琊王氏家族中的大将军王敦主政其间，王敦为了扩充势力而将陶侃排挤至边陲广州担任刺史，这无疑是门阀政治对陶侃的一次无情摧残。后来王敦叛乱被平定，陶侃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但琅琊王氏与陶侃之间的宿怨却一直难以弥合，以至于新兴贵族庾亮向琅琊王氏家族的宰相王导发难时，陶侃坚决站在了庾亮的一边。应该说，与琅琊王氏的对立态度成为了陶氏一脉的家族记忆。这直接导致了“不为五斗米折腰”一幕的发生。

  按我们通常的印象，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乃是如萧统《陶渊明传》里记述的那样，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有督邮来到县里视察，陶渊明不愿按照礼法整顿衣冠迎接，于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辞官。陶渊明这一形象虽然很“酷”，但假如仅仅如此，这顶多只是一种文人的自尊自负，和“万古浔阳”的高标格还有老大距离。研究魏晋文学的大家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给出的一段考证，则恰恰告诉了我们陶渊明是怎么样的以及应该是怎么样的。根据逯钦立先生考证，陶渊明29岁时任江州祭酒，但他的顶头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却恰恰是琅琊王氏的一个不肖子孙。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是东汉末兴起的道教的一种。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实应该理解为“不为信奉五斗米道的王凝之折腰。”前面已经说到，琅琊王氏的大将军王敦曾对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无情打压排挤。父仇不共戴天，而祖上之仇也同样九世必报。《春秋公羊传》里鲁庄公与杀父仇人齐襄公一起打猎，《春秋》于是谴责鲁庄公不孝。陶渊明知书明礼，自然不会与先辈的仇人握手言欢，何况是屈居其下，仰其鼻息。这是家恨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王凝之本人也实在是个丢脸的货色。王凝之才具平庸，但偏偏因为家族显贵而娶了同是贵族门第的咏絮才女谢道韫，以至于谢道韫摊上这么一位之后不禁感叹道“不意天壤之间，乃有王郎。”没想到天底下，还有小王同学这样的奇葩啊。所以，天性傲岸的陶渊明又怎么能忍受这种庸人的使唤，于是辞官解印，归去来兮。

  当然，如果仅仅是家族记忆的牵绊，陶渊明的伟大还是有限的。陶渊明不仕祖仇只是其高风亮节的一部分，“不仕二姓”才是陶渊明隐居生涯的最终完成。曾祖父陶侃虽然在东晋王朝仕途偃蹇，但毕竟是东晋王朝的臣子，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东晋王朝成全了作为寒门和蛮族的陶侃。对东晋王朝某些门阀贵族的不满，并不能盖过其对东晋王朝的忠诚。也正因为陶侃对晋室的忠诚，影响了作为后嗣的陶渊明。家族记忆之上，是更高的国族认同。但东晋王朝最终却被刘裕建立的刘宋王朝取代，而陶渊明却偏偏经历了这一历史剧变。这使得陶渊明的隐居不仕由起初的书生意气变成了最终的遗民心态，家族记忆升华为更大的家国情怀。应该说，陶渊明的“不仕”经历了一个由相对到绝对的嬗变。在由鄙视王凝之造成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后，陶渊明的仕途并没有从此断绝。隐居之后几年，陶渊明妻子去世，隐居的草庐也因失火而毁坏。穷困之中的陶渊明不得不再次出仕以求生存。三十四岁那年，陶渊明在江州刺史桓玄的邀请下出任幕府。桓玄谋反之际，陶渊明便趁机因母丧而辞职。桓玄不久篡晋，刘裕大破桓玄，并提拔陶渊明为镇军将军参军。后来陶渊明一度担任建威参军，在刘裕做大做强之后，陶渊明似乎嗅到了点什么，于是辞职，终身不仕。陶渊明这一段出仕的经历颇为值得注意。陶渊明的曾经的隐逸高名使得他成为了权臣们争相笼络的金字招牌，但陶渊明对这两位“恩主”却一直处于依违观望之间。一方面，这个时候的桓玄、刘裕虽然已是权臣，但仍然是晋室的臣子，陶渊明接受他们的征召并不缺乏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另一方面，桓玄、刘裕二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既可能成为“治世之能臣”，也可能成为“乱世之奸雄”，当最终后者被证实，桓玄、刘裕均篡晋之后，陶渊明才选择了真正的归隐，从此不复出仕。（不少学人都对陶渊明《述酒》诗的政治寄托有精当分析。可看钱志熙先生《陶渊明传》）历代文人一直在打造一个陶渊明神话，他们只喜欢隐逸的陶渊明，而不喜欢出仕的陶渊明，甚至以出仕为原罪，以至于宋人叶绍蕴以害怕桓玄逼迫，保全性命“不伤生”的理由为陶渊明出仕辩护，这都是书生不懂政治的迂腐之见。其实陶渊明的仕与隐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诗人兴会，更是躬逢乱世之际的政治决断。陶渊明的出仕，说明了他的认同，陶渊明的归隐，说明了他的拒斥。陶渊明的仕与隐，体现的是且仅是陶渊明的政治态度。陶渊明的伟大品格也不是来自不食人间烟火的归田园居，而是来自其爱憎分明，金刚怒目的决断意志。

  刘裕篡晋建立刘宋王朝之后，曾经派人再次到山上邀请陶渊明做他的著作郎。陶渊明自然不会答应。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陶靖节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不可”是作为东晋遗民的陶渊明的绝对律令，而“不忍”则是作为诗人陶渊明的个体选择。“不可”和“不忍”构成了陶渊明作为政治诗人的底色。此后，陶渊明拒不使用刘宋王朝的年号，而以甲子纪年，这在以年号建元的王朝兴替中，无疑表达了对刘宋王朝合法性的根本否认。几乎所有研究陶渊明的文献都跳不开《南史·陶渊明传》的这一段：“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不是文人对陶渊明的定义，而是史家对陶渊明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传统史学当作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经学图解，我们就能领会这段文字的分量。可以补充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总被我们解读成一种遗世独立的趣味，但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别开生面地告诉我们，桃花源其实是东晋期间滞留在中原的汉人为抵御五胡乱华而构筑的坞堡，“避秦”所避的秦不是焚书坑儒的秦王朝，而是当时氐族人建立的蛮族政权前秦。这种传统的华夷之辨，乃是陶渊明家国情怀的延伸，也是陶渊明现世关怀的体现。陶渊明的眼光何尝离开过他的时代他的国？与其说《桃花源记》是对乌托邦的幻想，不如说是对中原汉人艰苦抗争、顽强生存的礼赞。

  美国保守主义学者阿兰·布鲁姆说“政治人物，似乎是诗最感兴趣的东西。”因为“不能把握道德现象的政治思想是野蛮的，不能被正义的激情所激发的艺术是微不足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的诗歌正是以政治人物为核心的篇什，只不过这一政治人物不是那个时代主宰乾坤的桓玄、刘裕，而恰恰是那个不断追问，不断决断的自己。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使得陶渊明不可能脱离天下国家去书写布尔乔亚式的田园牧歌，去政治化不是诗的升华而恰恰是诗的堕落。傲霜的东篱菊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命的选择。贺麟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中说“轻蔑政治比反对政治还要坏。”可以说陶渊明的晚期的确是反对刘宋政权的僭政，但陶渊明并没有脱身，并没有逃避。不合作也是一种态度。写诗和归隐，都是以另一种形式对政治的参与。美国女伦理学家纳斯鲍姆提出“诗性正义”的概念，认为正义同样可以通过感性的诗来实现，正确的判断同样需要诉诸情感和想象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的确是通过诗构建自己的正义城邦，也通过诗来追问那个亘古的问题：人应该怎样生活？

• 陶渊明的仕与隐

  作者：玩具熊尾巴 发布时间：2016-06-29 22:44:27

  陶渊明在我们心中从来是以一个文人高士的形象出现，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逸之士。从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想象出他的形象。《归去来兮辞序》:“或植杖而耘籽”；《和刘柴桑》:“良辰入奇怀,掣杖还西庐”；《与殷晋安别》:“负杖肆游从”，游玩与耕种时都有杖随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可见陶渊明是执杖的，配以诗歌中的田园风情，不难想象其一手执杖，一手拿酒樽酣然饮酒，放情于田园间的光景。[ 《从陶渊明诗文浅析其仕隐原因》，邓晶艳，陈英姿，邢台学院学报，第28 卷，第 4 期 ，2013 年 12 月

  ]后世也有不少关于陶渊明的画像，如宋梁楷《东篱高士图》中，渊明葛巾宽袍，披梅花鹿皮，长鬓微胖，右手把菊，左手曳杖，向左而行，背景是乔红松叶、溪水小桥。其他画作不一一举例，除去微末之处不尽相同，体形、衣饰、行姿、行进方向都大抵相同，各家陶渊明画像都有一种趋同性,大体上是头戴葛巾,身着宽袍,衣带飘然，微胖，细目，长髯，持杖，而且大多是面左[ 《陶渊明文化形象研究》，吕菊]，可以看作是诗歌和魏晋风貌留给画家的共同想象。

  从陶渊明的史传事迹和诗文作品来展现他的形象，这两者都不是那么的可靠。史传的记载很可能只记载了他的某些侧面或者过于理想化。诗文，即使完全是作者真心的流露，也只是感情激荡时的喷发或者悉心思考之后的记录，不能代表作者的全人。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呈现的真实性是肯定具有的。

  在东晋重视门阀的时代，陶氏家族的地位开始是比较显赫的，奠定这一家族显赫社会地位的首要人物是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按一般说法，陶侃之前陶家一直是寒门，所以仕途起步艰难，只能从小吏做起。陶侃父亲陶丹为东吴名将，只不过陶丹早亡，家道中衰，但其家族在东晋也算是有一定根基。而后陶侃进一步显达，在平定王敦之乱、苏峻之乱、郭默之乱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军功，掌握军权，一跃而为朝廷中枢。至晋成帝时，其勋爵已经可与王导、庾亮争荣，成为左右当时政局的重要力量，至去世前登上了“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的高位。而后的陶侃与温峤、王导、谢安、谢玄五家功臣宗祀由晋至宋皆为当朝者所尊，由此自侃始，陶家进入士族行列。然自陶侃后，子弟多不才，遂日渐败落。在陶氏鼎盛之时，武昌孟氏与陶氏联姻，虽陶氏门第清望不及孟氏，但陶氏补孟氏门衰祚薄之缺，孟氏补陶氏门第不高之憾，也算是相得益彰。正是这种家族背景，家族曾经的辉煌使陶渊明拥有强烈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产生不同于寻常人的优势意识，家族曾有的显赫使得陶渊明以充满自豪的积极的态度去寻求出仕的结果，这种出仕的想法在陶渊明来讲，不可能只是去从事一些寄人篱下的寻常吏职，而抱定的必是像陶侃一样建立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在出仕之后，由于家道衰贫，只能在一些士族子弟的任下做一些诸如祭酒、参军的小职，这使得他初期出仕的积极自豪感遭受严重的心理挫折，崇高目标与卑微现实之间强烈的差距对比更容易使得陶渊明思想产生很大的转变。且在思想上陶渊明受外祖父孟嘉的影响至为重大。孟嘉之弟孟陋曾称疾绝仕，终身隐居且有高名，这可能在无形中给了陶渊明以榜样的力量，看到人生在仕进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些复杂而又矛盾的因素影响了陶渊明的一生。

  对于陶渊明来说，仕与隐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生活矛盾。据渊明自己的说法，他的出仕是因为生活逼迫，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饮酒》其十九首云：“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这是说初次出仕为州祭酒的事；又《归去来兮辞》中说到做彭泽县令这件事时，他也是这样说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陶家到了陶渊明一代的确家道中落，但他把出仕完全归咎于贫苦上倒让人感到有些不解。在陶渊明歌颂祖先或表达年轻时候志向的诗句里，如《荣木》诗中“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以先师遗训自勉显而易见。在《拟古》诗中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些豪情干云、掷地有声的诗句，不难看出早年的陶渊明胸怀大志。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可能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陶渊明本身的性格和才情。他虽然以曾祖父陶侃为楷模，但他的诗人性格（即太具理想化）和及平庸的政治才能（他自言“性刚才拙”，虽是自谦之言也可聊作借鉴，且史书中也无记载陶渊明政绩之言）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陶侃那样的人。若将他与陶侃做一个比较：陶侃以一介寒素之士，屈刚作柔，折节侍人，从小吏踏踏实实做起，这一点就是性刚的陶渊明所不具备的。另一方面，陶侃在门阀士人普遍缺乏实干精神和实际的治军理政能力的两晋之际，本着实干的精神走上功业的顶峰，而陶渊明却把追求自然的个性和真善的原则放在了第一位，他效力于桓玄、刘裕的仕宦生涯，看到他们的行为依旧让天下生民涂炭，民不聊生，感受到自己的济世思想破灭，愈加“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决意要“终返班生庐”。至于他的文学才能，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多的注意，那时的文坛仍被玄风所笼罩，清谈比笔墨更受人重视。所以，陶渊明无法向别人展示自己真正的价值，寒素之士和上层士林的距离始终是遥远的。

  个人以为，陶渊明本性上就是一位隐士。陶渊明的入仕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受社会环境影响，陶渊明形成了一定的门第观念。门第观念和追求入仕的想法

  紧密相联，并且还把这入仕的期望寄于后代，建功立业，光耀门庭，在六朝时代，门第观念和个人建功立业这两点更强烈地联系在一起。渊明早年受过儒家思想影响，这一点在他的诗文当中屡屡有所体现。我们研读陶诗，会发现多处流露出功业思想和入仕之心。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的仕隐观的影响，让他一开始对官场充满着幻想。然而，等待他的是凶险莫测的时局和官场的迎来送往，虚伪作态，因此很自然的产生归隐念头。在入仕之后，他的很多诗歌开始对少年时代进行追忆，《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诅有几？纵心复何疑！”辞去彭泽县令后，归来作了《归园田居》，其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一句也反映出归隐才是陶渊明本来之思想，是来自于他内心深处最本真的渴求。

  陶渊明在思想意识上与门阀士族也有着根本的差异。在传统的观念里，“士”是不需要从事农耕等体力劳动的。从陶渊明《劝农》其六中：“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轨，敢不敛衽，敬赞德美。”从这番话可以看出，陶渊明是甘心从事农耕的，他在认识上就从世俗理念里的那种不自食其力的“士”的地位上退下来，甘愿承认自己的庶民地位。同样在《劝农》篇中，“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谁其赡之，实赖哲人。哲人伊何？时维后稷。赡之伊何？实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他寻找古代高尚道德的贫士、隐士的传统，确立一种“固穷守节”的贫士的行为准则，包含了轻视豪右，以寒庶自重的思想，其对躬耕行为和对田园生活的审美行为的到达，正是植立于这种寒素之士的道德观。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隐士，他的人生和艺术，也确实可以看作是对门第社会、门阀文化的一种超越。

  从对陶渊明的解析来看，用辜鸿铭先生的话说，陶渊明是温良的，所谓温良，绝不意味着懦弱或是软弱的服从，他展现的是在种种境遇中都能复得反自然的生活方式。纵浪大

  化中,脱出生死流,身与名俱忘,俯仰终宇宙，这是陶渊明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令人心向往之。

  参考文献：

  [1]钱志熙.陶渊明传[M].中华书局,2012

  [2]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M].中华书局,2007

  [3] 吕菊.陶渊明文化形象研究[D]

  [4]陆学松,方捷.论家族因素对陶渊明仕与隐的影响[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3月第32 卷第1期

  [5]朱道平.陶渊明社会思想研究[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