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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TimSay 发布时间：2023-08-15 02:30:23

  有些指导是方便不少，尤其是一些注意事项，但月子餐不必完全照着做，也不太可能完全照着做。心态平和最重要

• 作者：三缺一的小猪 发布时间：2023-02-14 01:18:32

  kindle

• 作者：无名小白 发布时间：2019-09-25 22:41:31

  一出悲剧啊！

• 作者：小朋友 发布时间：2012-11-30 11:12:56

  由于index还收入了一些phrasal verbs，并且条目里列出了常用的collocations，所以要比看上去更实用

• 作者：自由行走的花 发布时间：2021-12-16 22:17:09

  2021-24:这本书真是绝了。值得多次研究

• 作者：gaoqiao 发布时间：2021-07-26 17:07:12

  “The print is a "performance", not a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negative "score" 掠过了大段冲印材料和暗房器材介绍，看了一些改进观感和装帧展示的内容，简单的ps在当年却需要超高技巧和丰富经验，佩服老一辈艺术家的vision与精益求精。在暗房里如同挥舞指挥棒般dogging and burning，如今只需鼠标点点就可即时预览结果，但analog的神秘韵律仿佛也随着电子化浪潮消失不见，一切变得方便的同时是否也更容易落入literal translation的陷阱。（“Does the print overall convey an "an impression of light" 已加入每日三省

• 寒塘渡鹤，奔向平等与自由

  作者：杏花酔里仙 发布时间：2020-08-20 17:10:54

  如果翻开美国黑奴制度的历史，随着漫漫百年的时间线，我们看到的，是1619年首批黑人来到弗吉尼亚，1640年起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等殖民地相继颁布法律确立了黑人“永久财产”的地位，1690年黑人的一切权利被剥夺,至此黑奴制度基本形成。1740年“宗教大觉醒”兴起后一些教友派领袖提出了废奴主张，1755年该教会规定禁止其教徒奴役或买卖黑人，1774年10月大陆会议在决定抵制英货的同时，分别采取了两种步骤：一是禁止奴隶贸易。到1787年完成;二是废除黑奴制，主要在北方进行。1861年9月，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废除了黑人奴隶制，规定叛乱各州的黑奴是自由人。

  即1690年黑奴制度基本形成至1861年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共计170余年。

  1852年出版的斯托夫人所著《汤姆叔叔的小屋》对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作了极其动人的描述和揭露，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有力地推动废奴运动的发展；

  组织“地下铁道”，通过隐蔽的方式，经由秘密的路线和食宿站，指引和协助大批黑人奴隶逃离南方；

  19世纪40年代开始有不少废奴主义者主张采取政治斗争。道格拉斯和塔潘兄弟（A.塔潘和L.塔潘）等人组织推行废奴主义纲领的自由党；

  1855年约翰·布朗带领5个儿子成立反对奴隶制游击队，各地群众纷纷响应加入；

  1859年爆发的约翰·布朗起义将废奴运动推向高潮……

  《地下航线》这本书，讲述的便是有关"地下铁道"的故事。

  带着对这段历史的好奇与探索之心，翻开了这本交织着无数泪水与鲜血的书，于是我们看到当代世界如常运转，但种族歧视和奴隶制仍然在美国大行其道——黑人奴隶们被迫从事高强度的非人劳动，他们的血汗被无情压榨，被视作机器甚至动物；于是我们看到一场旨在帮助黑人奴隶逃出暗无天日的血汗工厂、脱离南方蓄奴四州的控制、声称撼动整个国家的奴隶制的名为“地下航线”的废奴运动，就刺客开展。

  而追踪这些逃跑的奴隶，并探查地下航线的人员与行动是美国司法部秘密特工维克多的职责，他这次的任务是追捕一名由地下航线护送出逃的黑人奴隶“寒鸦”。随着维克多调查的深入，种种异常之处表明这件案子并不简单。在成功追踪到被救出的“寒鸦”之后，维克多意外发现，眼前这个饱受摧残的年轻男子并不是一名奴隶……于是故事线继续铺陈开来，慢慢浮现。

  “地下航线”这一运动的名称，化用19世纪美国的“地下铁路”运动：指美国南北战争前奴隶制盛行时期，废奴主义者把黑奴秘密解救并送往当时的美国自由州或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乃至海外的秘密网络。

  这本书将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地下铁路”巧妙化用为现今的“地下航线”，将当代奴隶制对黑人种族的歧视与压榨描写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

  如《金融时报》所称，将《地下航线》看作文学作品的原因，在于作者温特斯具有敏锐的、极具洞察力的道德观——超前的认知，以及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不公正行为的剖析。

  作者温特斯借笔下人物之手，精准地表达出的，是我们自己的道德不安。

  历史长河里众生皆是沧海一粟，时间消逝席卷八荒，却带不走那些为了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无私又无畏的人们。

  而唯有看到那些真实的过往，直面那些苦难与压迫，直面那些热血与反抗，才能更有勇气与力量，去面对现实，与未来。

  

  

• 不成熟的读书报告

  作者：暴力反抗俱乐部 发布时间：2022-10-17 18:46:50

  1. 作者简介

  陈兴良，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作为高考恢复的第一届考生，特殊环境下的学习、阅读经历为以后的学术研究以及这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革之后，众多学科处于半荒废状态之中，法学领域也不例外。因为法学书籍的缺乏，所以在作者本科期间所进行法学相关的阅读相对较少，更多地翻阅其他学科的专著，尤其喜欢哲学和文学。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外，更多涉及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学派的著作和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学派的著作，这一独特的阅读经历，启发了刑法哲学的诞生，亦为此书的写作奠定了哲学基础。

  2. 写作背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年代，刑法学界也不例外。随着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中国刑法学的研究也开始复苏。但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刑法学研究还停留在注释刑法学的层次，这实际上阻碍了刑法学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刑法学者不再满足这一现状，试图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探索刑法研究的更多可能性。这本书便是在此背景下而诞生的，它是中国当代第一部用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对刑法学体系思考并进行合理建构的著作。

  3.本书的内容

  作者在导论部分通过分别论证“范畴”、“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对“范畴”加以遴选分类，从而构建出独特的刑法哲学范畴体系，也就是本文的写作体系。

  从上图可以看出，作者构建的刑罚体系包括15个范畴。作者认为罪刑关系是刑法的调整对象，所以从刑法这个范畴中延伸出犯罪和刑罚两个范畴。本书的第一部分便是围绕犯罪这个范畴而展开的，也就是第一编（犯罪本体论），其中对犯罪的本质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犯罪二元论；第二部分是围绕着刑罚范畴展开的，体现在本书的第二编（刑罚本体论），在本编中揭示了刑罚的目的，并论证了刑罚二元论；最后一编在前两编的基础上，对犯罪和刑罚的关系进一步论证，提出了本书的核心命题，罪刑关系二元论。

  第一编、犯罪本体论

  在这一编中，作者将犯罪本体分为已然犯罪和未然犯罪两个方面来说明，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犯罪本质二元论。

  已然犯罪在主观上，涉及主观恶性（第一章）；在客观上，涉及客观危害（第二章）。对于主观恶性，作者认为”主观”一词体现处主观恶性的探讨要考察犯罪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恶性又涉及伦理评价和法律评价的问题，所以应当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从心理学角度，作者指出显意识和潜意识者构成了罪过的心理事实；从伦理学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作者考察了主观恶性的演变；最后作者落脚于法律评价，评析了各种关于主观恶性的学说。对于客观危害，作者认为它是行为事实和价值评判的统一。行为事实由行为、客体和结果组成，是客观危害的基本载体。但事实命题不等于价值命题，行为事实这种纯客观的存在也只有经过价值评价才能犯罪意义上的行为。

  未然之罪内容包括再犯可能（第三章）和初犯可能（第四章）。再犯可能指的已经犯罪的人受到刑事处分以后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在本章中，陈兴良引入龙勃罗梭对犯罪人类型归纳的哲学方法和关注犯罪人个人特征的实证方法，并结合其他国家的立法实践，归纳探讨了犯罪人的表征。初犯可能指的是犯罪人以外的一般人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在其中，作者提出了初犯可能的三个表征：形势、犯罪率和民愤。并且认为形势和民愤都会影响到定罪量刑。

  作者在前四章的基础上，提出犯罪本质二元论。根据刑法学界以前的通说，犯罪本质仅限于社会危害性，这种犯罪本质的一元论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偏颇的，为解决这个问题，作者主张犯罪本质二元论。针对这个命题，作者认为立论的关键在于说明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本质的合理性。在此，作者讨论了人身危险性的界定问题，因为从量刑根据意义上与定罪根据意义上理解人身危险性都没有科学界定这一概念，所以应当从犯罪概念的意义上来界定，即人身危险性应与社会危险性并列、同为犯罪的特征。由此可以得出犯罪本质二元论，即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体现在刑事活动的各个方面并对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比如在定罪中，主要考虑社会危害性，但也会兼顾人身危险性。

  本编的第六章到第十章，作者更多的是结合我国古代和各国中的刑法实践以及各种学说对刑法条文做了规范内的阐释。

  第二编、刑罚本体论

  作者认为刑罚的目的包括报应和预防，所以在这一编中，作者首先界定分析了报应之刑和预防之刑两对范畴，又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刑罚目的二元论。

  报应之刑主要包括道义报应（第十一章）和法律报应（第十二章）。对于前者，作者论及了康德的道义报应主义，并指出康德虽然过度夸大了刑罚的道德意义，但又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刑罚的真谛，即对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予以否定的伦理评价。对于后者法律报应，作者辩证分析了黑格尔的法律报应主义思想，认为虽然此学说也存在着诸如忽略了刑罚的道义报应等缺陷，但是它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刑罚的真谛，即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客观危害进行法律评价。所以只有扬弃这两种学说，才能完整理解报应之刑的本质---道义报应与法律报应的统一。

  预防之刑体现在个别预防（第十三章）和一般预防（第十四章）。个别预防是对犯罪人施以刑罚，通过施以刑罚产生物理强制和心理强制，从而使之丧失再犯的能力的刑罚功能。一般预防区别于个别预防，它指对犯罪人施以刑罚，从而阻止社会上的其他人（尤其是不稳定分子）犯罪的刑罚功能。两者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侧重点，是预防之刑的两个不同方面。

  在前四章的基础上，作者论述了刑罚目的二元论（第十五章）。首先作者提出刑罚目的具有双重属性。刑罚目的不能离开客观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它取决于犯罪这一客体，所以刑罚的双重目的要根据犯罪的属性来推导。因为犯罪具有双重属性：对于已然之罪，它表现为社会危害性；对于未然之罪，它表现为人身危险性。所以刑罚目的也相应的具有双重属性：刑罚之于已然之罪表现为惩罚，而惩罚的目的在于报应；刑罚之于未然之罪表现为教育，而教育的目的便在于预防。由此推导出刑罚目的的二重属性，即报应与预防。其次，作者还认为预防之刑和报应之刑是辩证统一的。预防之刑与报应之刑具有对立性：报应之刑以已然之罪为根据，预防之刑以未然之罪为基础，两者在根据上有差异。此外，两者又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要求在刑罚的创制、适用、执行等阶段兼顾预防和报应，并调节好两者的主次地位，比如在创制阶段，应考虑多重的刑罚才能遏制犯罪，所以此时预防的目的应处于主导地位，但又要同时兼顾报应。刑罚的二元目的和这两个目的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刑法目的的二元论。

  本编的第十六章到第二十章，作者也是更多的对刑法条文做了规范内的阐释。

  第三编、罪刑关系论

  在第一、二编论述的基础上，作者对本书的罪刑关系二元论这一命题做出了具体的论述。这一命题涉及犯罪与刑罚的双重关系以及双重关系的辩证统一。如上文所提，“罪”包括已然之罪和未然之罪，而“刑”体现在报应之刑和预防之刑。在这其中，罪刑关系的第一重是指已然之罪和报应之刑的因果关系，它表现在刑罚必须惩罚犯罪和刑罚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两方面；罪行关系的第二重是未然之罪和预防之刑的功利关系，这种关系要求刑罚应在能在起到预防的效果的前提下实施，而且要求刑法的份量要与预防的需要相适应。进一步，作者认为这两重关系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有对立性，又有同一性，是辩证统一的。对立性表现在两个角度：第一，因果关系和功利关系下刑罚的不同目的导致了刑罚存在根据的冲突；第二，因果关系和功利关系下量刑针对对象的差异导致了刑罚份量适用方式的冲突。但是也存在着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其一，两者的根据是共存的，因果关系根据的社会报应观念和功利关系根据的社会功利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社会的价值尺度；其二，两者相互联系，已然之罪和报应之刑的因果关系要求惩罚犯罪，实际上起到了预防犯罪的社会功利效果，因果关系的存在是实现社会功利目的的手段。罪刑关系二元论的提出很好的解决了刑法学界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绝对对立，对理解刑法规范和定罪量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作者试图对传统的刑法学体系进行一次重构，创新性地提出了罪刑关系中心论。“先破才能后立”，作者首先反思了传统刑法学上的三套体系所存在的缺陷，对于行为中心论，作者认为此学说存在研究对象过于狭隘、理论基础过于片面、以孤立与静止的观点看待世界等问题； 对于行为人中心论，则认为此学说只将研究对象局限在个别预防关系、理论根据上否认任德自由意志、研究方法上夸大实证的作用，也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之处；对于社会危害性中心论，基于其研究对象仅限于“法律”所规定的犯罪与刑罚、理论根据又只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犯罪观、抽象性和实证性不足以及理论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作者觉得此学说也不适应当今刑法学界的研究。所以在此反思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自己的一套刑法学体系，这个体系便是罪刑关系中心论。因为犯罪与刑罚的并存、相关联的关系，所以在研究对象上，这个体系应围绕罪刑关系，不仅要聚焦于罪刑关系的辨证运动（体现在立法阶段、定罪阶段、量刑阶段和行刑阶段）并且要研究这种辩证运动的一般规律。在研究对象上的创新实际上克服了刑法学犯罪论与刑法论两者静止的状态，而且能使理论更好地服务刑事活动实践。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提倡采用思辨的方法，即定性、抽象和探求本质的方法；实证的方法，即直观、实际证明的方法；注释的方法，即对法律文本进行引注解释；比较的方法。研究方法的更新汲取了传统刑法学体系的精华，为刑法学研究提供了更多层次、多角度的方法论指导。作者认为这个体系能一定程度上克服中国刑法学体系中割裂犯罪与刑罚关系、与司法实践结合程度不深等弊病。

  3. 本书的价值

  本书是一本意义重大的著作，于作者而言，本书对过去的阅读和经历进行了整理和思考，是自身学术成果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对于刑法学界，本书新颖的研究方法更是一次非同凡响的尝试。

  首先，作者采用哲学思辨

  [1]

  的方法研究刑法，更新了刑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弥补传统方法论的不足。法学方法论指的是以现代法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陈兴良认为倡导刑法学的方法论问题是学术自觉的反映。相较于刑法哲学研究，传统的刑法学研究基本上是规范内的研究，采用注释的方法。这种研究方式对于揭示刑法条文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建立在此研究基础上的刑法学往往仅局限于对具体规范的表面阐释而不能参透其背后的实质，研究深度略显不足；而且注释刑法学体系高度依赖刑法条文体系，刑法学体系的逻辑性和独立性上也有很多缺陷。而本书超越了传统的注释刑法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刑法学研究的方法论，促使整个法学从规范内的研究向规范外的研究转变，弥补了传统刑法学的不足：第一，刑法哲学引入哲理思辨的方式，对刑法的理论进行深层分析，增强了研究的深度；第二，在刑法哲学这种新兴研究方法的背景下，众多刑法学者试图从整体上构建刑法学体系，强调体系内部范畴的联系，出现了诸如本书中罪刑关系原理等理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法学体系的逻辑性和独立性。由此可以看出此书在方法论转变方面的突出贡献。

  其次，作者运用哲学思辨方法研究刑法，对建立独立的刑法学话语体系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陈兴良认为，刑法理论学术性的表现之一在于学术话语的建立。在1978之前，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刑法，社会上弥漫着法律虚无主义的气氛，政治意识形态成为治理社会的法宝，所以刑法学的研究也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严重，更不要谈建立独立、客观的刑法学话语体系。1978年之后，虽然中国刑法学开始出现了复兴之势，但是并没用完全脱离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的情况，刑法理论还是避免不了政治话语的重复。在这种背景下，刑法学界急需要刑法理论的更新来打破这一困境，从而建立形成独立、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而本书中，虽然较少涉及对刑法本源、价值等形而上的哲学探讨，但是采用哲学思辨方法对刑法中的犯罪和刑罚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这些探索使哲学作为研究刑法的方法论在中国的推广提供了独特的贡献，而且使哲学思辨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打破意识形态话语垄断和霸权的工具，推动了刑法学话语体系的独立和自主。

  4. 启发与反思

  本书在形式上、内容上两个方面启发了我。

  首先，在形式上，作者从宏观上建立“罪刑关系中心论”的刑法学体系，使我意识到体系、逻辑在部门法研究中的重要性。在作者提出此体系之前，通常的刑法学体系往往是按照刑法典的体系建立起来的，在此基础上的刑法学往往沦为立法者的附庸，难以实现刑法学体系本身的独立和创新。而且因为刑法典的体系本身存在着逻辑上问题，所以也会相应的影响刑法学体系的严谨性。本文中作者跳脱出立法者所设立的既定的刑法典体系，提出独特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罪刑关系中心论”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实验性，在此理论体系指导下，克服了依附于刑法典的刑法学体系的种种弊端，拓宽了刑法学的研究领域（比如刑事立法纳入研究范围），一定程度也能为刑法典的更新提供借鉴意义。

  其次，在内容上，作者对刑法领域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和思路，开拓了我分析问题的思维。比如，在刑法理论上，作者突破报应主义和预防主义对立不相容的困境，提出报应和预防同为刑罚目的的观点，让我对刑罚这一范畴有了更深的感悟。再比如，在刑法实践中，作者针对没收财产制度存废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此制度虽然存在着株连无辜、影响犯罪人再社会化等问题，但可以通过进一步界定没收财产的范围来解决。作者对实际问题的思考也深化了我对具体刑法问题的理解。

  但是，本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我看来在某些地方还存在着不足。首先，本书虽然是刑法哲学研究，但文本的抽象程度并不高，很大篇幅围绕刑法条文的具体规范来论述。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刑法哲学分为两种：一种是实在法意义上的刑法哲学，一种是自然法意义上的刑法哲学。前者是指将阐释罪刑关系的内在规律，并上升至哲学层面，后者指的是研究诸如为什么会有刑法或刑罚等刑法具体规范以外的根基问题。作者认为本书的研究是建立在实在法意义上的刑法哲学前提之下展开的，所以本书很多时候并没有脱离具体的刑法规范，抽象程度并不高。其次，本文的有些观点并非完全正确，在理论界还存在着争议。比如作者认为治安形势、民愤和犯罪率可以作为量刑的依据，但是在实际中治安形势的“治”或“乱”往往不是犯罪者的行为而造成的、民愤不是犯罪者所能控制的、对于犯罪率的“高”与“低”，犯罪者做出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按照这三个因素来量刑有可能会触犯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并且也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纵观摇滚音乐史，回看那些在历史中留下痕迹、为后世所赞赏的专辑，从当下的眼光来看它们可能有很多地方存在缺陷（比如旋律不够动听、节奏单调），但是之所以为后人所铭记便在于专辑开创性。它们挣脱旧框架的桎梏，奏响实验性的乐章，实现摇滚乐的革新和涅槃。回到刑法学史，此定理依然适用。本书摆脱了注释法学僵硬、死板的研究方法，引入哲学思辨的方法论对刑法学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最然在一些方面存在着瑕疵，但不影响本书的伟大和经典。

  [1]

  “思辨”一词同”经验的思考”相对，指不依赖于任何经验只进行纯概念和纯理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