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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笔考书籍详细信息

ISBN：9787567205499
作者：暂无作者
出版社：暂无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6-28
页数：190
价格：48.00元
纸张：暂无纸张
装帧：暂无装帧
开本：暂无开本
语言：未知
丛书：暂无丛书
TAG：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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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1-09 19:28:55

内容简介：

本书从文献与文物两个方面，对汉代至唐代这个时段内毛笔的制作、形制、产地、历史、语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与探讨。同时对当今古笔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失误，进行了较深入的揭示和批评。本书还以文献与文物这两个主线，较为广泛深入地搜集、诠释了古代毛笔的重要文献及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不仅是一本资料丰富、信而有征，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同时也是一本不乏可读性与观赏性的读物。对中国的传统书画、文物考古及文史等方面的学习与研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书籍目录：

序明察秋毫话古笔张朋川／001

绪言／001

一、写作因缘／001

二、写作的意义／002

三、本书的几点说明／004

上卷汉唐古笔考索／001

“考古类型学”与早期毛笔制作形态／003

附录一：战国、汉代毛笔笔头与笔杆形态局部图／005

附录二：考古发现战国至唐毛笔制作数据简表／006

“汉居延笔”的发现、图像与踪迹／008

东晋束帛笔头考／017

晋唐毛笔制作中的缠纸法／022

蠡测“二王时代”的笔／026

兔毫二题／042

汉唐时期的兔毫产地／046

管杆小识／054

“彤管”——古笔研究中一个被误解的名物／058

汉唐时代笔管的奢丽制作／062

释“答”——笔帽的异称／070

茹笔／075

写书宅／077

虞貅《论书表》中的文房论札记／079

附录一：读《简毫与长毫》与王学雷君商榷张荣庆／082

附录二：科简与料简／084

心同理同：西方的“毛笔”与中国的制作／086

古笔研究中的文献引用问题／091

附录：读《中国的文房四宝》／096

中卷汉唐古笔文献辑释／099

韦诞《笔方》校议／101

附录：韦诞《奏论笔墨事》笺／106

王羲之《笔经》校笺／109

传为《笔经》制笔语笺释／115

蔡邕《笔赋》校注／116

皇象《论笔墨札》笺／120

傅玄笔论四篇校笺／121

成公绥《弃故笔赋》校笺／126

嵇含《试笔赋序》笺注／129

附录：嵇含《笔铭》／129

王隐《笔铭》笺释／130

虞龢《论笔墨事》笺／131

萧绎《谢东宫赐白牙镂管笔启》笺注／133

《北梦琐言》载梁元帝笔事校注／135

《北户录》所记笔资料两则校笺／137

《芝田录》记笔工事释补／146

柳公权《谢惠笔帖》小笺／148

传李阳冰《笔法诀》注释／150

宋代辞书中关于鼠毛与兔毫资料两则笺释／151

下卷古笔图说（战国一唐）／155

一、战国（楚、秦）

1.信阳长台关楚墓笔／157

2.左家公山楚墓笔／157

3.包山楚墓笔／158

4.放马滩秦墓笔／158

5.睡虎地秦墓笔一／159

6.睡虎地秦墓笔二／159

二、西汉

7.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西汉墓笔／160

8.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西汉墓笔／160

9.临沂金雀山西汉周氏墓群十一号墓西汉笔／161

10.西郭宝墓笔／162

11.尹湾汉墓针刻漆套竹杆对笔一／163

12.尹湾汉墓针刻漆套竹杆对笔二／164

13.网疃汉墓针刻短单套木杆笔头一／165

14.网疃汉墓针刻短单套木杆笔头二／165

15.敦煌马圈湾西汉笔／165

三、东汉

16.汉居延笔／167

17.武威磨咀子“史虎”笔杆／168

18.武威磨咀子“白马”笔／168

19.武威磨咀子汉笔／169

20.敦煌悬泉置“张氏”笔一／170

21.敦煌悬泉置“张氏”笔二／170

22.居延附近发现木笔杆及笔头／170

23.乐浪王光墓笔头／171

四、西晋（前凉）

24.旱滩坡十九号前凉墓笔／172

25.阿斯塔纳画笔／173

五、东晋

26.东晋束帛笔头／174

六、唐

27.阿斯塔纳墓唐笔／175

附录：未见图版之资料／176

征引文献／177

后记／190

作者介绍：

王学雷，1973年6月生，江苏苏州人。毕业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硕士。已发表论文40余篇，刊于《中国书法》《书法研究》《文献》《文史知识》《故宫文物月刊》《书法》《中国书画》等期刊。独立承担中国书协年度课题“十九世纪江南职业书家的生活”（已结题）。论文获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三等奖。2005年被评为“苏州市首届中青年书法家十佳”。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苏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青联委员。

出版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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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内容：

书籍介绍

精彩短评：

作者：种瓜得瓜发布时间：2015-02-23 08:41:05
本希望看到作者对于毛笔演进与书法演进之间的探讨研究，然未如愿。譬如正仓院唐笔皆管大锋短，柳公权《谢惠笔帖》有说及，日本亦有仿制笔，作者如能亲自体验，就更有价值了。
作者：MRS 发布时间：2022-10-28 21:31:51
题材好，但到处是病句
作者：୧⍤⃝ 发布时间：2023-10-09 17:20:19
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能写出这样一本小书来已经很难得了。下卷的古笔图说，能把不同资料刊布的图像资料搜集来一齐展示并且以很标准的文科注释格式标明出处，对后人真的帮助很大。
作者：Will王喆发布时间：2014-07-10 10:40:50
如果LP是徒步圣经，那这本绝对就是越野圣经了，没有之一。
作者：蓝慕柔发布时间：2022-12-25 21:16:21
古笔资料本身就很少，能梳理成源流流变已属不易。
作者：聲聞发布时间：2013-10-29 12:11:09
内容不错，就是排版设计有点怪

深度书评：

王学雷谈汉唐时期的古笔研究
作者：理一分殊发布时间：2023-03-26 11:17:43
王学雷（章静绘）
在
2022年出版的《古笔》中，苏州学者王学雷先生梳理了大量史料和考古成果，以呈现宋代以前毛笔的形态和发展，并由此探讨早期书法背后，毛笔这一书写工具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他进一步延展了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并对汉唐书法传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古笔》王学雷著中华书局2022年1月出版272页，79.00元
━━━━━
采访︱
郑诗亮
《古笔》里涉及的话题非常有意思：汉唐时期的古人所用的毛笔究竟什么样？然而，这个话题似乎一直乏人关注，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欠缺，您是怎么想到要来“烧”这么一口“冷灶”的呢？
王学雷：
“一直乏人关注”倒不完全是，只是我“特别关注”了一下，在“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欠缺”的背景下，尽我所能地“弥补”而已。在我看来，尽管中国古代不乏“铅笔”“竹笔”“木笔”之类的制作，但在东亚地区悠久的书写传统中，毛笔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并且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完善的制作技术体系。在通常情况下，毛笔要与纸、墨、砚配合起来使用，构成所谓的“文房四宝”。而在实际的书写实践中，毛笔的作用是首要的。因而我们研究中国书法，关注的首先是“文房四宝”中的毛笔。只是，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变化，今天的人们对毛笔的了解已然日渐生疏，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一直存在着一种“重道轻器”的风气，“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将“道”与“器”分出了高下优劣。即便到了今天，也有不少书法研究者爱谈“书法之道”或“笔墨”与某种“文化”的“关系”这样的宏大议题。可见他们对基础性的研究并不重视，这样，即便不是一说便错，也会使得所阐发的“大义”缺乏根基，虚无缥缈。我想，对毛笔这个传统书写中的首要工具，应该抓紧研究，而目前存在的研究不足和错误之处，也应该加以纠正。
说到资料，二十年前，我曾经在一家文博单位从事考古工作。每当野外工作结束之后，就要整理发掘出来的材料，我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逐一登记材料——绘制器物图，以及填写器物记录卡。这种卡片上面印有各种待填的数据格，比一般做读书笔记的卡片要大上许多，由于其面幅足够大，反面是一片空白，因此，我心想：何不利用它们干点“私活”？所谓“私活”，其实就是搜集、抄录各类本不属于这种卡片的其他资料，虽然被扣了一顶“不务正业”的帽子，这些资料却成了《古笔》一书的主要素材。
至于起念研究毛笔，那是在1997年至1998年间，苏州城南团结桥附近开办了一家三阳笔庄，经理是倪颂霖先生，与华人德老师相识，我称他老倪。老倪经常邀约一些书画家到他那里试笔，帮他把关，不时会叫我去。某一天，华老师对我说：“你经常到老倪那里去吧？他的笔很好。其实毛笔很值得研究，我假使再年轻十岁，一定会认真研究一下的。老倪那里你还得经常去去，对研究很有帮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从此真的开始一篇篇地翻考古报告，一卷卷地读古籍文献，用心收集有关毛笔的资料，两年间，卡片积攒了厚厚的一摞，从中抽取一些，居然也发表了几篇论文。后来我辞去了工作，治学兴趣先后转移到魏晋南北朝和晚清书法史上，搜集资料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翻阅资料时，凡是遇到毛笔的资料都还会习惯性地加以收集，只是不再使用当年的那种卡片，取而代之的是随手可得的纸片。这些“竹头木屑”，有意无意之间，竟然鼓鼓囊囊地塞满了一马夹袋，最后也派上了用场。
您前面谈的，似乎颇有些以小见大，从毛笔一物窥见整个中国书法传统的愿望，偏偏这方面的文献记载也好出土实物也罢，都少得可怜，即便巧妇也不免兴无米之叹。对此“困局”，您采取的是怎样的研究方法？
王学雷：
说到实物材料，宋代尤其是明清以后，留下的实物确实很多，可谓写不胜写，相较而言，研究汉唐时期的古笔，就处在“饥饿”状态之下了，不过，这样头脑可能反而更清醒一些，能够抓住某个议题深入思考下去。我研究的无非是“物名”或“器械”之类，属于“名物学”的范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中有说：“所谓名物学，就是把物品的名称与实物对照起来研究，弄清楚在历史等各类书籍中出现的禽兽草木以及其他物品的名称。”我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一则是搜集考古发现的毛笔实物的图像资料，将它们聚拢在一起，从中探求它们的演变规律及制作细节。二则是择要辑录、梳理古笔的文献资料，指明版本，予以校勘、注释。这些文献记载之中，许多都是通过堆砌华丽的辞藻，用文学性的语言来称颂毛笔的作品，例如蔡邕的《笔赋》，又如成公绥的《弃故笔赋》等。而我更看重的是这些文献中物质性的、技术性的内容，在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韦诞的《笔方》及传王羲之所作的《笔经》，对制笔技艺有着相当专业的记载，几乎可以纳入中国科技史的范畴。当然，《笔赋》之类的文学作品中，由于先要描述一番笔的形制，也客观细致地说明了毛笔的某些细节特征，有助于我们从“名物”上加以理解。
曾经读过胡宝国先生的《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一文，其中谈到：“与玄学盛行的魏晋时代相比，南朝的学术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士人群体对哲理性质的问题较少讨论，而对知识领域的问题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追求渊博、崇拜知识的风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确实是南朝的一大特色，因此也产生了相当多的名物著作，如陶弘景就有《古今刀剑录》。可惜的是，关于毛笔，文人留下的大多是玄远抽象、堆砌辞藻的记载，这可能还是受到“重道轻器”传统的影响。《笔方》《笔经》之类的纯技术作品在此后一直未见流传。
《古笔》上半部由各篇论文组成，涉及不同的专题，能不能请您从整体上谈谈思路构成？在您看来，对这些议题的讨论，还有哪些进一步探究的可能？您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哪些？
王学雷：
我着眼的是汉唐古笔的制作形态，具体而言，是先从整体，再到笔的各个部分，都做了专题性的论述。其中有三篇是关注东晋的毛笔及晋唐毛笔的制笔工艺。自东晋起，纸张代替竹木简牍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就此摆脱了窄长的书法空间的限制。过去在简牍上只能单一地书写小楷，而到了纸张上，就出现了中楷字还有连笔的行书，书写的字体变得多样了。由于字体变大和用笔加长，要求制作出更精良的笔锋，提高毛笔的蓄墨量。我在《东晋束帛笔头考》《晋唐毛笔制作中的“缠纸法”》就考证和论述了东晋的束帛笔头，指出束帛笔头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适应退笔头的需要，并且有利于储墨。至于晋唐毛笔制作中为何采用“缠纸法”，在笔柱根缠纸，是为了起到“欲其体实，得水不化”的作用。而《蠡测“二王时代”的笔》这篇，则是对东晋造笔的一个总结，我从东晋的书法字体的发展入手，论述字体与用笔的关系。由于字体的变化，要求毛笔有相应的改进,“缠纸法”和“削管”等新制法应运而生，可以从中厘清相传王羲之所用的毛笔的笔毫的相关问题，也进一步揭示了晋笔的制作特征。我推测，王羲之用的毛笔不是鼠毫，而是兔毫——东晋的毛笔制作，用的大多是秋天的兔毫。
对我而言，不少我感兴趣的议题都因为实物和文献的不足，不能过度悬测，有待新的材料和出土文物的出现。不过，对我有把握的议题，一旦选定，就会做到底，争取把这个题目说“死”，以后哪怕出现新的材料，不过是给我搭建的框架提供一个佐证，相当于多添一块砖，不会产生什么本质上的改变。当然，我对自己的要求如此，实际上不一定能做到。像《东晋束帛笔头考》《晋唐毛笔制作中的“缠纸法”》这些文章，我已经穷尽目前能够掌握的材料来讨论了，确实做到“底”了。而像《蠡测“二王时代”的笔》，之所以叫蠡测，就是因为不想说得很死，和其他的一些篇目相比，肯定是为后来的研究者留有余地的。在我看来，这篇是勾连材料比较好的，对毛笔的制作技艺之外的材料用得比较多，依靠字体的发展，还有整个书法史的发展趋势，用逻辑方法去推测二王时期的制笔技术，揣摩二王父子究竟怎么用笔。二王到底用什么笔，今天无法看到实物了，只能通过我个人的书写经验和对书法史的掌握程度加以判断，进行一些推测。读者可以从中有所启发，或许能够激发更好的想法。
《江苏江宁县下坊村东晋墓的清理》（《考古》1998年第8期）提供的东晋束帛笔头照片
书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通过日本人所使用的笔来推测唐朝古笔，能请您谈谈这个话题吗？
王学雷：
我在书中也引用了日本僧人空海的《奉献笔表》。这是他从唐朝回到日本之后，特意上的一道表。其中除了提到真、行、草书所用毛笔之外，还有专门的“写书笔”。正如薛龙春老师在《古笔》序言中所说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敦煌唐人写经，在技法上常常是万无一失的，即使是赵孟頫、文徵明这些后世的名家都无法做到，这与当时专门用于抄写典籍的写书笔就有关系。到了晚清时期，内藤湖南这样日本汉学家写的七言诗，就是拿着鸡距笔这种类似唐人的书写工具来写的，所以当时的中国学者一看他的字，就会惊叹高古有如唐朝人的字。日本对唐朝的文化本就推崇备至，记得以前去京都金阁寺，我看到有个夕佳亭，用的是陶渊明诗“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典故，路边的指路牌是用毛笔写的“夕佳亭”三字，简简单单的一块木板上竟然是很纯正的“唐人书法”，这让我很是感慨。再加上日本的文化是相对保守的，比如他们对档案文献的保存就很细致，再比如日本回流的中国古籍往往触手如新，最多不过褪了一些色，气息却很雅致。中国传到日本的很多东西，几百年都保持过去的形制，一直不变。所以，他们用的毛笔几乎可以说是唐朝古笔的复制品，基本上是亦步亦趋。这与他们的民族性格应是很有关系的。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出土的唐代毛笔，从形制上来看，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某些“唐笔”较为接近。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您对古人使用兔毫和狼毫的历史沿革的考证，能请您简单谈一谈吗？
王学雷：
宋代以前的毛笔基本上用兔毫制作的，之后狼毫笔逐渐兴起，因为狼毫主要产于东北东，西北等地较缺乏这个材料。现在的人用兔毫不多了，画画的人还用，写字的人不怎么用了，多用狼毫、羊毫或兼毫。现在的考古报告当中将发现的汉唐古笔都判定为“狼毫”，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才写了一篇《出土“狼毫”笔存疑》。比如2006年常州常宝钢管厂宋墓当中出土的毛笔，收藏单位的图录说明中说它的笔头是狼毫所制，我特意向制笔名家李小平请教，他的制笔经验极为丰富，按照他的理解，这所谓的“狼毫”其实是兔毫，因为在墓室棺木中存放的时间长了，笔毛颜色发生了变黄的情况，即便兔毫中颜色最深的纯紫毫，存放两年之后也会泛红，很像小孩子的头发颜色，存放十年之后，颜色会明显变淡。宋墓的笔至今已近千年，颜色完全有可能变淡，接近于狼毫的黄褐色。撰写图录说明的人可能对制笔不了解，凭日常经验看到这个颜色，就判断是狼毫，当然，有些考古报告比较严谨，比如1954年出土于长沙左家公山十五号楚墓的毛笔，特意请老笔工来鉴定，得出了是兔箭毫的正确结论。但是，仅凭颜色就将不少出土毛笔判定为“狼毫”，我持保留意见。对古笔研究而言，不仅存世的材料稀少，许多材料的准确性也要打些折扣，使用时需要多多留心。
1954年出土于长沙左家公山十五号楚墓的毛笔，据老笔工观察，笔头为兔箭毫。
您在书中也提到，宋以后，中国书法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有一种批评观点认为，这是中国汉唐以来书法传统的割裂，您对此怎么评价？
王学雷：
其实就宋代来说，它是整个时代都与以前的时代形成了割裂，书法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方面的体现。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宋代兴起了金石学，因为要靠金石学来追溯、还原以前的时代。这种割裂当然会带来书写工具的变异，也就导致了书法样貌的变异。不过，大家也依然公认，宋人的书法是立得住的，宋四家不就写得很好吗？我想，还是要开放、包容地去看宋人书法，因为它是宋朝，它不是汉唐，假设没有这个“割裂”，宋人也无法做到完全和唐人一样。不妨拿汉代举个例子，与商周相比，汉代小到文字，大到制度文化，都完全不同。难道因为与商周不同，就要否定汉代吗？汉代儒生号称要复古，也并不是因为汉代礼崩乐坏了，而是托古为新。汉人也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艺术样式和风格。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汉人是很“俗气”的，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高古”。你看汉砖、瓦当上的文字，往往是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要追求富贵、追求长生、追求享乐的愿望，例如“大富贵宜子孙”“长乐未央”之类，其实就等于今天一个人穿金戴银，时间拉开了距离，也涤荡了俗气。在我看来，宋人确实与之前形成了割裂，可是，如果不与前人分道扬镳，宋人也难以体现自己的价值所在，可能还是重复着前人的东西。
您出身于书香门第，又师从华人德、孙晓云这样的名师学习，能否请您谈谈您的学书经历，以及您自己喜欢的作品是什么？
王学雷：
记得小时候过年拿了压岁钱去买字帖，就巴望着年初三苏州古旧书店能够开门。经常心急难耐，年初二就去看，有一次居然开门了，特别的高兴。有时候碰到初四、初五开门，就很失望。以前流行的文物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字帖，印刷质量和今天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我祖父当时买了一套，我几乎天天跑到他那里去看，后来他给我买了一套，我开心极了。祖父开始教我写字，学的是《麻姑仙坛记》，后来华人德老师告诉我说，他小时候也学这个。祖父拿了我的字给华老师看，华老师给了我很大鼓励，又告诫我不要一味学《麻姑仙坛记》，容易写得很黑很闷，让我也学点别的，后来我就学了隶书，写《张迁碑》。起初我学书，是以汉隶为主，不过，我很快就感到这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有一位朋友要给华老师写传记，我写了一份材料，其中就提到，只有背叛老师，你才有可能成功。其实华老师也背叛了他的老师王能父先生，王先生喜欢写赵孟頫、文徵明，华老师开始也写这一路，后来感到不过瘾，想要走出自己的路，就取法碑学。我学碑时间久了，感到自己悟性有限，也觉得有些乏味，读了孙晓云老师的硕士生以后，就跟随孙老师试着写帖。这可能更适合我，不过，以前写碑的感觉还是丢不掉，于是我试着把两者稍微糅合在一起，找找新的感觉。一次孙老师看我写的行书，说掺入些魏碑或者墓志很有味道，获得了肯定。就此而言，我也背叛了华老师。华老师不以为忤，还和我开玩笑，说我好比王羲之跟着卫夫人学书。至于书法作品，我喜欢唐代的墓志小品，就是那种拙拙的味道，当然很漂亮的作品，像《王居士砖塔铭》这种，我也觉得很好。
《古笔》上卷最后三篇论文是谈文献和引用问题的，其用意是什么？文献有多重要？
王学雷：
很明显，我是通过一些毛笔研究的具体例子，揭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文献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释读理解及引用上。各种学科的研究中都不免会有文献问题的产生，但文房四宝研究最为严重，所以我说是“重灾区”（当然，这是依据我个人阅读经验而得出的）。其实，发现这些问题之前我是做了功课的——就是下卷的“古笔文献辑释”。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光锻炼了我的古文献阅读理解能力，也为发现古笔文献研究引用问题做了铺垫。并且还可作为一项“成果”放在书里，增加书的“内涵”和体量。毛笔研究中的“重灾区”正是靠此发现的。文献的重要性亦于此可见。
除了汉唐时期的古笔研究之外，能不能谈谈您其他的研究兴趣？
王学雷：
薛龙春老师编了一本《中国书画研究集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专门给梁朝竟陵王萧子良的《篆隶文体》做了笺注，这本书收藏在京都山科的毗沙门堂，是关于花体字的著作，记载的都是仙人书、云龙书、虎书、蛇书之类其实不入流的字体，但是从中也可以窥见南朝看重知识、喜欢以渊博相夸耀的时代风气，也可以研究当时贵族的审美。此外，我还一直在研究晚清苏州书法家姚孟起。这是一个研究近代书法教育和书法传播史都很值得关注的人物。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栾吟之：“古笔”有功于世
作者：上海中华书局发布时间：2023-02-17 09:34:48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既泾渭分明，又彼此勾连。正如文房四宝之于书画诗文、精美器具之于茶道与香道，传统文化的“大义”包含在“器物”之中。“器”初为平常日用，因一代代人的生命浸润而获得超越日常的诗意和礼仪，最终流转为构成时代特征的符号。
以“器”为研究对象的名物学风头甚健。现代人对“物”的热情，是一种“道”与“器”碰合下的重新聚拢。这活色生香的追求，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2023年，本刊推出“名物志”系列访谈，对话有志于名物研究的新书作者，与读者一起，将那过往的文明，以一种审美的、富有情趣的方式融入今天的生活。
今为首篇。在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毛笔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先是影响书法创作的形式和风格变化，后又影响绘画艺术，“笔法”成为构成中国书画的最基本要素。《古笔》一书，讲笔，也讲书画及其他。
“战国之前即有笔”
从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纹样以及商周的甲骨金文书写特征推测，那种有弹性的书写正是以毛笔为载体的
上书房：
先秦时期，书写尚处于“简帛时代”，人们就已清楚地认识到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而灿烂辉煌的中国书法艺术无疑更是毛笔的创造，至有“书之佳不佳，笔居其半”的说法。因此我特别认同您的观点——研究中国书法，关注的首先应是“文房四宝”中的毛笔。
王学雷（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文联副主席、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是的，正所谓“笔墨二事，士人日与周旋，不可茫然莫识其梗概也”。毛笔如此之重要，我们今天学习传统文化，尤其是从事中国书画的创作与研究，就应该对它有所了解。
就当下的情势看，“毛笔文化”的生存空间正不断地被挤压。白谦慎先生的观点或许可以道明原因。他说，晚清民国时期书法领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因为书法是非常本位的东西，对来自西方的冲击不太在意。但无论当时的读书人是否意识到，有几个历史的变迁正在发生——首先，钢笔作为书写工具被引进，它比毛笔方便太多了；其次，社会精英结构发生变化，文人士大夫被理工、法政等学科的人取代，两者的人文知识结构不同，书写习惯也不同。从最根本上说，由于对毛笔的日常书写要求渐渐降低，对毛笔作为书写工具慢慢生疏，才形成了对整个书法文化的冲击。但这个冲击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从书写工具到书写主体、传授系统的逐渐变化。
上书房：
所以您想“捡拾”或“挽留”行将消逝的毛笔文化？
王学雷：
是的，最好的办法应当是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正如埃尔顿所说，“历史想要存在，它就必须被写作和研究。”这也是我的写作动机，一是毛笔是传统书写工具中首要的工具，最值得加以研究；二是由于时代的变化，今天对它的了解日渐生疏，应该加紧研究；三是对它的轻视所导致的研究不足和错误的研究结论，亟待纠正。
上书房：
千余年来，中华民族流传的秦将蒙恬发明毛笔之说“蒙恬造笔”已被颠覆，今人受惠于现代考古学，有幸能见到一些战国时期的出土毛笔实物，“秦之前已有笔”已成共识，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笔的呢？
王学雷：
尽管没有实物的发现作为佐证，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纹样以及商周的甲骨、金文书写特征推测，那种有弹性的线条只有通过毛笔之类的工具才能表现。“战国之前即有笔”现已成为共知。只可惜战国之前的毛笔实物至今还没发现，具体的形制也就无从说起。
谈到战国时期的毛笔，学者通常会举以下三件实物，巧的是它们分别出自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三座战国墓葬中：早期的是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笔，它是一支笔杆为竹质的笔，笔毛质地不明，制法是将笔毛用细绳缚于杆上；中期的是195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南郊左家公山十五号楚墓的笔，也是竹质笔杆，笔毛为上好的兔箭毫，制法是将竹笔杆一端劈成数开，将笔毛夹在中间，用细丝线缠缚，外面髹漆；晚期的是1986年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的苇质笔杆毛笔，笔毛质地同样不明，制法是将笔毛用丝线缠缚后插入笔杆腔内。
《古笔》书中插图
上书房：
这正好反映了毛笔制作技术的三个阶段？
王学雷：
实际上并不是。依照今天我们对毛笔制作的经验来判断，古人先是把笔毛捆扎在笔杆上，随后发展到杆端劈开数片把笔毛夹在中间，最后把笔毛蘸黏固剂插入笔杆，这样勾勒出的三个演进过程，揆之情理，似无不妥，但毛笔制笔技术并不完全是依照“由粗糙向精致递进”线性发展的。如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湖北江陵九店十三号战国晚期楚墓中的一支毛笔，在制作上却与早期的相同，这很好地印证了战国毛笔制作技术上也存在着“新、旧形态交错出现或前后颠倒的现象”。还有出土于额济纳河的著名的“汉居延笔”，其年代为东汉初期，“笔管以木为之，析而为四，纳笔头于其本”，看起来似乎也很“原始”。考古类型学方法的核心是希望从“成群物品”中“找出物品形态变化的逻辑过程”，然而考古出土的战国各时期的毛笔实物实在太有限，无法“成群”。所以要从考古类型学上归纳出制笔的阶段特征，只有期待达到一定数量的战国时期毛笔实物的发现才行。
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毛笔（战国）
王羲之用“无心毫”？
张朋川先生认为“书写条件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东晋时期”，是很精辟的见解
上书房：
您对东晋时期的书法艺术和制笔技术有特殊兴趣，这是为什么？
王学雷：
东汉到魏晋是中华民族的文艺觉醒时期，在书法方面，这一时期的书体已渐趋齐备，人们开始在书法中寄寓自己的性情，形成了努力创造美丽文字的时代风气，这一阶段作为书写材料的笔、砚、纸、墨等的发展也受到高度重视，因而使书法的条件得到满足。而东晋时期的书法艺术被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书写材料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张朋川先生认为“书写条件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东晋时期”，是很精辟的见解。
上书房：
“二王”用的究竟是什么笔？
王学雷：
古代就有人悬测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时所用的毛笔了。唐代有记载说，王羲之书写《兰亭序》时“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劲劲健，绝代更无”。宋朝人苏易简也引用世间流传的说法：“王羲之得用笔法于白云先生，先生遗之鼠须笔。”后来我加以深究，其实他非但没有用过鼠须笔，还对鼠须笔大加诋毁。
王羲之写下的《笔经》，完整文字收录在《文房四谱》卷一《笔谱上·二之造》，400多字涉及了毛笔制作的方方面面。可以归纳为：毛笔制作首重在毫，毫以兔毫为贵，故先言其产地；兔毫的优劣不仅有地域之异，季节的因素及部位上也有差异，故次论兔毫的选择；有了优等的材料，必须要恰当的制作，故最后论兔毫的制作。
王羲之提到“鼠须笔”，他说：“世传钟繇、张芝皆用鼠须笔，锋端劲强有锋铓，余未之信。夫秋兔为用，从心任手，鼠须难得，且为用未必能佳，盖好事者之说耳。”直接否定了后世附会他用鼠须笔的悬测。
《笔经》最后透露，王羲之亲自参与过毛笔的制作。这其实并不奇怪，世家大族中擅长制作文房用具的人并不罕见，从三国名臣韦诞，到东晋的韦昶，乃至东晋的望族郗氏，都有所从事。直至南朝时期，宋齐的吴郡望族张永、王羲之同族后人王僧虔，都能找到他们制作文房用具的记载。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唐冯承素摹本）
上书房：
考证王羲之所用之笔，如同破案一般抽丝剥茧啊。
王学雷：
别着急。比唐代人更热衷于探究王羲之所用的笔的是北宋人。因为从晋代以来传承有绪的制笔世家，在宋代依然有名，他们的制作依旧沿袭、保存着晋代的特色。比如当时宣州的陈氏是制笔世家，家族中还保存着王羲之向他们的祖先求笔的书信。
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推测王羲之所用的笔是一种没有笔柱的“无心毫”，毛长在2寸左右，是由宣州诸葛高善制的名笔“散卓笔”。恰好黄庭坚的一则描述无意间成为“散卓笔”的注脚：“宣城诸葛高系散卓笔，大概（笔）头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这应该就是东晋时期毛笔制作技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王”父子对笔的重视见于言表。王羲之在写给谢安的一封信中说：“复与君，斯真草所得，极为不少，而笔至恶，殊不称意。”唐代岭南风土录《北户录》也记载了王羲之“叹江东下湿，兔毫不及中山”的意见，可见他对毛笔制作的优劣十分重视。
现在要说到王羲之最小的儿子王献之。王献之性格兀傲，有时竟也不把父亲的书法放在眼里。然而当时有个叫韦昶的人，不光是擅长写古文、大篆的书法家，还曾经臧否过“二王”的书法，但他又是一位制作毛笔的高手，王献之就曾经得到过他制作的笔，不得不叹其“绝世”。
韦昶所做的笔自然是没有留存下来，但他是三国魏大书法家韦诞的五世玄侄孙，韦诞的著作《笔方》是中国最早记录毛笔制作技术的文献，韦昶自然也是继承发扬了《笔方》中记录的制笔方法。韦诞的笔有两个特点：一是笔柱（笔毛的中心部位）制作精良；二是特别强调深纳笔头，将笔头深深地插入杆腔内。总之，依照这几个原则制成的笔，是王献之辈所认可的。
竹管兰亭真赏紫毫笔（清乾隆）故宫博物院藏
上书房：
您还专门根据出土古笔绘制东晋的“束帛笔头”复原图，这种深纳笔头的制法，于书写有何益处？
王学雷：
古笔笔头的制作中有一道关键工序，叫作“捆扎”，此法自战国晚期开始逐渐趋于成熟完善。就是在笔头插入杆之前，先用丝或麻线将笔毛根部扎紧，以防毛料脱落，考究一些的还要加以髹漆或用火将根部烫平。而出土的东晋束帛笔头用帛块卷束，作用在于吸附过多的水分，防止笔头膨胀而影响书写。
唐代以前的毛笔有许多是笔头可以拆卸更换的，因为文吏每天要抄写起草大量公文，还有一些书家勤于习书乃至“池水尽墨”“十日一笔，月数丸墨”，深纳笔头是为了便于以后更换，可以不用黏固剂（一般采用松香）与笔杆粘连。可以想见，东晋时期制笔者的高妙技艺和独到才思与当时书法繁荣、书家辈出的盛况是相辅相成的。
唐代缠纸笔，日本奈良正仓院藏品。右图为放大12.8倍的显微照片
奢丽古笔引遐思
“择笔”和“不择笔”，虽然各有充分的理由，但后者往往被认为是可贵的行为
上书房：
历来书写者在判断毛笔的好坏时，首先关注的是笔头，但您也对笔管做过深入研究，笔管对书写是否重要？
王学雷：
其实，笔管的恰当与否同样也会影响书写者的感受及书写风格的表现。王羲之在《笔经》中说：“管修二握，须圆正方可。”这个“握”是计量单位名词，“二握”为如今的19.6厘米，王羲之认为笔管长约20厘米最利于书写，这与今天大多数毛笔笔管的长度较为一致。除了要有恰当的长度，笔管在形制上还要求“圆正”，圆得均匀才能把握舒适。
古人对笔管的重量也同样在意，主张“笔须轻便”。我想，古今凡是重功用的书写者对这个意见都会有所响和，因为笔管太重就“踬”，“踬”与“逸”互为反义词，是指书写者总是希望书写顺畅，笔管太重自然就变得不顺。
另外，笔管的粗细（管径）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唐代柳公权在其《谢惠笔帖》中就谈到了这一点。他的意见是“管不在大”，因为“管小则运动省力”，因此他在信中还特地嘱托友人“后有管小锋长者，望惠一二管，即为妙矣”。柳公权之后，似乎很少有人特别议论过笔管的粗细这一话题，直到近年，书法家孙晓云老师才“旧话重提”，她通过大量考古实物资料进行统计再结合实践，得出“笔杆在0.6至0.7厘米时，笔在手里最稳当妥帖”的结论。
上书房：
原来如此，笔管本身是一个实用构件，但人们的审美天性往往又为其平添了各种审美意味，这也是您研究汉唐时代的奢丽笔管的原因吧？
王学雷：
确实。明人曾列举过古代各种质料的笔管，有金管、银管、斑管、象管、玳瑁管、玻瓈管、镂金管、绿沉漆管、棕竹管、紫檀管、花梨管等。东晋的文献《西京杂记》中还有一则对西汉帝王所用笔管的记述：“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值）百金。”“跗”即是笔管栽毛的部分，“以错宝为跗”是指在跗上镶嵌珍宝，虽没有说明笔管的具体材质，但足见其华丽而贵重。
历代都有用犀象角牙制作的笔管，也有选材奇僻、形制奇特的笔管，而古笔笔管上那些雕镂、髹漆、刻字等技艺，更是极尽精巧之能事。有传说，晋代学者张华因完成了名著《博物志》，晋武帝赏赐他辽西国进贡的麟角笔，麒麟这种传说中的瑞兽实乃世间所无，如果此事属实，那也应该是用其他动物的角来替代的吧；另一个传说是，晚唐诗人司空图隐于山中，芟松枝为笔管。有人问他为何要用此制笔，他回答：“幽人笔正当如是。”
清代竹管兰亭真赏紫毫笔，故宫博物院藏
上书房：
传说或未可信，奢丽的古笔却引人遐思，书家该“择笔”还是“不择笔”呢？
王学雷：
历来有两种观点：“择笔”和“不择笔”，虽然两者各自都有其充分的理由，但后者往往被认为是可贵的行为。受到赞誉的欧阳询正是历史上“不择纸笔”的典范，其子欧阳通却因为对笔过于讲究，以至非犀象笔管不书，就被批评为：“矜持太过，失其常理。是有愧不择纸笔者，非能其父书也。”明人屠隆在列举古时各种奇丽的笔管名称之后，反而认为都不如白竹笔管轻巧、有利于书写。作为一个理智的、重功用的书写者，其实我最认同的是魏晋名臣傅玄在《笔赋》中对笔管的意见：“丰约得中，不文不质。”这是最足深味的一句话。
上书房：
您还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古代西方的画笔与中国的毛笔“心同理同”。
王学雷：
是的。18世纪有一本书叫《叶尔米尼亚》（又名《绘画艺术指南》），记载了拜占庭时期（395年—1453年）美术家们的画笔。我惊讶地发现，书中对于西方画笔的制作技术的论述与中国专著中的相关论述如出一辙，甚至有彼此互译的感觉。拜占庭时期的绘画风格极尽纤细之能事，基本等同于中国画中的“工笔画”，两种绘画都需要弹性较好的毛笔，在制作技术的细节上可谓“同此心同此理”。
我对于拜占庭的历史知之不多，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晋代开始至隋唐时期，一直与拜占庭帝国有很频繁的接触。这自然引人设想——拜占庭的使者和商人们正是在这个阶段将中国的制笔技术记录下来，回国后转告给他们的画家。我们更寄望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努力，为这种惊人的相似找出有说服力的解读。
红漆描金夔凤纹管兼毫笔（明）故宫博物院藏品
记者手记
研究汉唐古笔的制作形态，从文物到文献、从技术工艺到毛笔部件，王学雷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的研究并非泛泛地陈述毛笔的发展史，而是将主要研究对象集中于书法经典得以确立的汉唐之间，对这一时期毛笔的形制、工艺、性能和文化，作考据证伪、爬梳辑佚式的研究。
在王学雷“古笔散考”的数年时间里，名物学似乎还是一门小众学问。他在书里谦虚地写道：“毛笔是一种名物，毛笔研究又是名物学中的一个极细小的项目，在学术层级上当然居于‘大义为先’的‘道’之下。”他所谓的名物学，就是要弄清楚各类文献中出现的“草木虫鱼”，以及其他物品的名称和与之对应的实物。
有意思的是，名物研究在近年似乎越来越热。我在读《古笔》的过程中不断产生了一些思考，关于书写工具、古代建筑、明清家具、传统礼仪等领域的名物学为何为今人所热衷？人们发现“物”、寻找“物”里的故事——就像面对文物，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是定名，第二是相知，而后才会觉得它们历历可见而又触手可及。
说回作为“名物”的毛笔。“毛笔有功于世，安可以文房清供而小之？”它不仅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更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变化，成为各时期文化风貌重要的塑造者之一。王学雷指出，在书法研究领域，许多人喜谈“书法之道”与“笔墨之道”，但由于对基础性研究的忽视，往往一说便错，令个中“大义”也虚无缥缈、不足为信。因此，对与之相关的“物名”加以记录、研究和写作，是后人的责任，是名物学的意义所在。
当下，一个用毛笔记录和传播文化的时代正在慢慢离去，“尽量挽留”是王学雷的写作动机。他说：“总希望尽力地将行将‘消逝’的毛笔文化，像捡拾散落的珠子那样，尽可能地多捡回来些。”
其实这本以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写就的《古笔》，既是书法研究的专业书，亦可以视作增长知识、陶冶情操的休闲读物。且看：“蒙恬造笔”究竟可不可信？“兔毫”和“狼毫”出现于什么时候？古人更偏爱哪种动物毛制成的笔？“华夏第一笔”汉居延笔是怎样被发现的，后来又经历了怎样坎坷的迁徙之路？王羲之、王献之用的毛笔和今天的有什么不同，书法的优劣和毛笔的关系究竟有多大？……这些富有意趣的追问，使我们豁然开朗。在硬毫笔流行的年代，八面出锋、惊蛇出草是人们对于书写境界的诉求，而后来藏头护尾、笔笔中锋的技术要求，不仅与碑学的审美倾向有关，也与羊毫、生宣的物质性互为表里。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有裨于当今书法的多元化创作。
正如张朋川先生在序言中所述：“王学雷著《古笔》，话古笔而明察秋毫，可谓有功、有道、有术，使妙笔生花，使古笔不古，我们也由温古而化新。”
本文转载自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