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更另—鸭屎泥田走出的院士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刘更另(1929～2010)，男，1929年1月出生，湖南省桃源县人。中共党员，研究员，著名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专家。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55～1959年留学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获苏联农学副博士学位（后转为博士）。同年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农业土壤室，曾任农业土壤肥料室副主任、主任、祁阳红壤实验站站长。1980～1984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83～1990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1994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了怀念这位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我们编著这本科学家传记图书，以便让广大农业科研和农业系统的中青年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位已故中国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专家传奇的科学人生。

部分 刻苦求学

三辍学 不畏难 磨砺终成才 / 2

干革命 意志坚 信仰永不变 / 12

莫斯科 再深造 苦学报国恩 / 19

第二部分 科学研究

“洋博士” 做调研 砂田找妙玄 / 24

蹲基点 驻五常 年评“月月红” / 26

鸭屎泥 低产田 联合破难关 / 30

冷浸田 浇开水 增温早抽穗 / 45

深泥田 产量低 垄栽显威力 / 47

要插秧 留“鸡汤” 肥水不外淌 / 52

双季稻 谷要壮 钾肥来帮忙 / 55

紫色田 易僵苗 施锌治得好 / 61

砷毒田 要干旱 灌水反减产 / 67

坑连沟 沟连坑 蓄水又防洪 / 78

种牧草 做饲料 牛羊肥又壮 / 85

建基地 做科研 长期不间断 / 93

有机肥 显神威 改土又培肥 / 100

大新疆 好地方 棉优产又高 / 106

建三站 做科研 一干五十年 / 110

第三部分 传承发展

做科研 不能闲 记录每一天 / 120

师与生 要平等 互学又互敬 / 124

招博士 要严格 培养很独特 / 132

科学家 留芳名 精神永传承 / 138

  刘淑军，女，1983年6月出生，湖南邵阳人。2007年7月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土壤学专业，获农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工作，现任助理研究员。长期从事低产水稻土改良和水稻绿色增产增效技术推广示范工作。共主持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项；作为科研骨干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和国家重点研发专项等4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共发表文章16篇；参编专著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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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刻苦求学

　　刘更另的求学经历了3个时段。

　　·1936年初至1947年8月，完成小学至高中学业，期间饱受战争的恐吓，遭受父亡母病的痛苦，被迫3次辍学。

　　·1948年8月至1952年8月，完成大学学业，从一个普通青年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决心科学报国。

　　·1955年9月至1959年7月，留学苏联，获副博士（后转为博士）学位，毅然回国，报效祖国。

　　三辍学 不畏难 磨砺终成才

　　旧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处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苦难深渊，中国人民处在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在湖南桃源，刘更另的家乡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1929年2月，刘更另出生在桃源县茶庵铺乡竹老铺村的一个小山冲里。这个村隐藏在古老幽深的湘西大山深处，远处的高山蜿蜒起伏，连绵不断，一峰欲断而一峰又起，丛山围绕，郁郁葱葱，古木参天，这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山寨。遥望远处，仅有一条弯曲的小路往外延伸，就连到近的茶庵铺赶集也要走十来里（1里=0.5千米。下同）山路。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靠着祖上几代人辛勤耕耘，到刘更另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了六七亩（一亩≈667平方米。下同）耕地，加上林地，算上来也有20来亩，还有3间木质结构的瓦房，加上猪牛栏和杂屋共10多间，构成一个单户人家的小院。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家。

　　刘更另从小就喜爱读书。3岁就跟随母亲读《三字经》。他天资聪颖，又为独苗，成为祖父母和父母的掌上明珠。他说自己的名字是一个老先生取的，叫刘赓麟，依据“麒麟起有神人出”之传说，意思就是“麒麟多富贵”。

　　刘更另的祖父刘荣五、祖母全玉梅都是文盲，母亲龙凤芝仅读过3年私塾，父亲刘爱谦相当于中专文化。因此，父母亲在当地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到了刘更另这一代，送子读书，望子成龙成为一家人的希望。1936年年初，刘爱谦将自己7岁的独生子刘赓麟（即刘更另）送到茶庵铺读私塾。这个私塾，只供刘家宗族子弟读书，总共不到10人，塾师何有志，上午教《三字经》识字，下午教写字。何先生教书很认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整天陪同学生一起识字、写字，一丝不苟。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抗战开始，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位于桃源县西南部、常德市的边贸重镇之一的茶庵铺，也受到局势动荡的影响。由于时局非常混乱，社会动荡不安，且茶庵铺私塾离刘家竹老铺庄有10多里山路，来回很不安全。加之学生人数越来越少，而何先生年满70，体弱多病，为了躲避战乱，的一所私塾也停办了。

　　1937年12月，8岁的刘赓麟次辍学回家，只好在母亲管教下，补习国文。母亲还教他选读四书五经，这些均为儒家经典。因此，刘赓麟开始接触儒家文化思想，记住了许多格言警句。还好，除了跟母亲读四书五经外，他还跟本族70高龄的老先生陈凡英学国语和古文，练习书法。

　　1938年春，为了让刘氏子弟继续读书识字，刘氏族人长老商议，将老祠堂改为天禄学堂。刘赓麟已经9岁，在家休学一年多后，再次获得重新入读天禄学堂的机会。学堂开办初期，学生人数不多，只设小学部。后因学生猛增，刘家老祠堂容纳不下，为了满足刘家子弟渴望读书的要求，天禄小学从刘家老祠堂迁到刘家新祠堂，并扩设高小班。读书不满一年，刘更麟就以优异成绩在天禄初级小学毕业，又以各科优秀成绩考入天禄高小部就读。

　　在天禄学堂高级小学部读书期间，刘赓麟学习进步很快，各科成绩优秀，获得全校学习优秀奖，受到校长的器重。他爱动脑子想问题，善于思考，课堂大胆回答问题，语言清晰，逻辑推理性强，给老师和同学留下深刻印象。学校每年举行演讲比赛，他都积极报名参加，并且总是取得名次。1940年下半年，由学校挑选，派他出席在桃源县城的全县学生演讲比赛。由于他语言幽默，口齿伶俐，声音洪亮，演讲比赛获得优胜奖，为学校争了光，老师、同学都对他刮目相看。

　　天禄学堂对学生功课抓得很紧，很多基础差的学生考不及格，就得留级。学校很重视古文和作文写作，特别对之乎者也类古文学习很重视，作文课如果谁作白话文谁就无形中受到轻视。而刘赓麟的作文很好，深得国文老师夸赞，数学、音乐、体育成绩也不错，又是刻苦学习、守纪律的好学生，在先生们的印象中，他成了天禄学堂的佼佼者。

　　天禄学堂越办越好，远近闻名，受到地方政府的特别关注，也引起湖南省教育厅的高度重视。1941年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备案，晋升该校为湖南省私立天禄初级中学。1942年7月，13岁的刘赓麟又以各科优秀成绩，考入这所私立天禄初级中学。

　　初中学习期间，虽然年纪小，但他开始懂得爱国、恨日本帝国主义、恨汉奸、决不当亡国奴的道理。学校平常看不出有党派活动，可是每年三青团都要在学校里开一两次会，吸收一些三青团员。刘赓麟与同学不知道三青团为何物，将它看作奇事。国民党到处宣传“一党治国，国家只有一个党”。因此，当年天禄中学的学生并不知有共产党和解放军。他没有参加任何反动党团和会道门，但是在初中毕业的那一学期与三青团发生了一点偶然的关系。“将近毕业时，有人来学校发展三青团，班上年纪大的同学都参加了，没有参加的都你邀我，我邀你准备参加。”他们几个小同学都有人邀，记得自己也答应参加，当时他把这件事告诉国文老师陈宗南，老师不赞成，“这么小的年纪，参加什么团！”他又向训导主任方攻石老师请求参不参加，方老师也不同意他参加。因此，他没有填表，没有宣誓，也没有参加。

　　1943年11月至12月，侵华日军为牵制国民革命军对云南的进攻，并掠夺战略物资，打击中国军队的士气，对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结合部发动了一场战役，这就是极为残酷的“常德会战”。常德会战打响后，消息传到桃源，到处一片恐慌。天禄中学离常德仅40多里，常德前线抗战不利的消息接踵而至，天禄学校内外整天处于恐惧之中，白天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传来敌机的狂轰滥炸声。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学校临时决定：白天停课，晚上补课。发现敌机，立即报警，组织学生进入临时防空洞，躲避敌机轰炸。这样一来，在抗战期间，天禄学堂校舍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全体师生在校长的带领下，高度警惕日军轰炸。校方非常关心学生的安危，并强化军事训练，严密组织纪律，狠抓教学质量，坚守天禄学堂办学理念：“民不可无学识，国家孱弱，民族振兴希望在你们（学生）身上，快点长大，报效国家。”就这样，教师教学和学生听课都在躲避战争的恐惧中紧张进行着，使得学生得以继续读书，学业没有中断。

　　1943年7月，14岁的刘赓麟从天禄中学毕业，又以各科优秀成绩考入国立八中。没想到，却在1946年7月高中三年级时，因父亲病逝而第二次辍学。

　　国立八中是1938年在湘西成立的一所流亡中学，校本部设在乾城所里，也就是现在的吉首市，下设11个分部，分别在花垣、洪江、麻阳、乾城、永绥、保靖及原四川的秀山等地。

　　国立八中在花垣办学时间长达8年，开创了花垣现代教育的先河，这不仅对当时的花垣，就是对花垣的现阶段和未来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当年，从国立八中走出的学子就有1200多人，而且大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材。其中，有23人成为了共和国在国际国内颇有影响的政治家、专家和学者。原总理就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代表。

　　从桃源茶庵铺到永绥国立八中相距290多千米，几乎全是山路。这是刘赓麟次出远门，父亲送他到桃源县界后，他独自一人挑着行李，步行六七天，才到达永绥国立八中。学校路途遥远，崇山峻岭，跋山涉水，山外有山，他次体会到一路饥寒交迫，风餐露宿，艰辛异常的滋味。

　　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又称高二部，初设在乾城所里附近的河溪镇，即现在的吉首市河溪镇。因校舍分散在山上，师生上课爬坡难，且供养不足，不久即迁往永绥县城。此前永绥县城在小北门外已经设有初二部，高二部就利用西门外的文庙做校舍。国立八中教师大部分来自安徽，他们中有很多是安徽的著名教师，部分来自大学，后来很多也进入大学成为著名学者。如公共课老师谭佛心，曾是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的战友，当时70多岁；国文老师张汝舟，在有当地官员参加的祭孔典礼上讲话，大骂官僚腐败，搞得对方不快；被学生提及较多的，如“不带三角板和圆规，随手一画，圈圆线直”的数学老师沈沅湘；用英文和到访的美国大兵流利对话的英语老师王道平等。

　　屋漏又遭连夜雨。刘赓麟在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艰难求学期间，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家庭经济负担也越来越重。1944年11月初，父亲突然病倒了，很严重的水肿病！这位慈祥的父亲一边为刘赓麟求得生活费用继续上学，一边借钱为自己治病，希望自己的病能早日康复，以便能继续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苦难家庭——上有老人，下有妻儿。他苦苦地挣扎，竭力维持家庭的生活。但这场战争太残酷，给这个社会带来无尽的灾难——物价飞涨，钱不值钱，民不聊生。他求助无方，苦于无钱医治，只能在家等死！

　　1946年，刘赓麟读高中二年级。5月1日回家，一见父亲卧病在床，他心酸流泪了。“父亲一见我回家，非常高兴，看来精神还好，后来一天一天不行了”。他整整伺候父亲两个月。病危的时候几天日夜不能入眠，父亲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就躺在竹椅子上，一直到死前10分钟，父亲就歪着头望着他，对他讲些什么他也听不清楚了。刘赓麟哭着说：“爸爸！我的书是要读的！”突然，父亲叹了一口气，就这样停止了呼吸。母亲说：“你看，你父亲就是等你这句话！”当年父亲年仅37岁，他才17岁。

　　父亲的去世给这个本来就负债累累的家庭带来更大的困难。受生活所迫，1946年7月，刘赓麟第二次离开学校，辍学回家。这已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国立八中迁回安徽。

　　刘赓麟没有兄弟姊妹，回到家里独自一人挑起了家里重担，但是，他对于农事什么也不懂，接触的人也就是本乡的几个初高中同学。同学亲如兄弟，他们经常来看望刘赓麟，并帮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还与他一起商量继续求学的事情，而父亲过去的一帮朋友，见刘家落难，人走茶凉，再也不来往了。这一年母亲也病倒了，经常吐血，一病就是十天半月，卧床不起。她整天在眼泪和痛苦之中煎熬，发愁丈夫走后留下的一大堆债务，发愁儿子求学的学费，发愁社会黑暗、物价飞涨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的灾难。刘赓麟的祖父母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只能靠种田养猪过活，勉强撑起这个家，生活极为困苦。

　　“父亲逝世那年我仅17岁，正值高中二年级。受生活压力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双重压力，被迫休学在家，自己当家理事。因为初回家管家事，一切都不熟，接触的人就是几个同学，原先自己的交际关系在校中都不广，何况在家乡，从此我父亲的一些朋友也与我家无往来。父亲死后，自己当家，因为田土界限的事情，曾与人发生些争斗，认为自己家里很没有面子。人家都想欺负我，自己受到委屈，亲身体会到社会的黑暗。”这一切刘赓麟一生记忆犹新。

　　1946年年底，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经母亲想方设法和多方筹措学费，在国文老师陈宗南推荐下，刘赓麟转入湖南醴陵省立第十四中学，即现在醴陵一中，继续读书，直到毕业。

　　在湖南醴陵省立第十四中学期间，刘赓麟成绩优异。他兴趣广泛，在课堂上、操场上、舞台上、棋坛上都非常活跃，而且他特别喜欢古文和化学、植物学。他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但是言谈起来，又显得幽默、诙谐，滔滔不绝。在课堂上他是一个勇敢者，敢于提问，敢于发言和辩论。古文教员陈宗南老先生称赞他“好问则裕”。湖南有名的教育家、英文教员沈克家先生称赞他“多思善辩”。有一个年轻的化学老师对他则很恼火，有一次在课堂上被他问住了，支支吾吾下不了台，这个老师到校长那里告状，说刘赓麟不礼貌，硬要他致歉。但实在没有什么道理，遂不了了之。1947年8月，刘赓麟在湖南省立第十四中学高中部毕业。

　　1948年2月，盼望已久的大学梦因寒假大学不招生而停止。19岁的刘赓麟无奈地回到桃源老家茶庵铺，第三次辍学在家，自己补习功课，以备考大学。他约几个同学在家温习功课，地方恶霸、县参议陈斌发现后，对他进行恐吓，说他思想有问题。因此，他抛开书本，逃离家乡，提早来到武汉，躲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坚持自学，补习功课，决心不考取大学誓不罢休！

　　对于自己的求学之路，刘赓麟感受深刻：“我的小学、中学是在兵荒马乱、父亡母病、山高路远的困境中走过来的，学制12年只读了10年，休学3次计两年。”

　　他说自己在天禄学堂读小学、初中时期，因受旧的教育思想启蒙，接触不到新的事物，只对于国民党贪污腐化的政治痛恨仇视。进入国立八中读高中时期，正是抗战中“国共合作”时期，一致对外，全民族共同抗战。因此，在湖南常德桃源等地，言论一度开放，才开始接触了新思想。在国立八中，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集会，唱抗战歌曲，演唱抗战剧，宣传全民族抗战精神，学生在课外还讨论抗战形势，虽然对于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和无能政治有了仇视而反对，可是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认为国民党可以革新，希望所谓的民主人士登台，只要把“孔宋”家打倒，社会政治就可以改变了。同时，对美国也有许多幻想，痛恨的是日本侵略者。回想当年，他觉得自己思想极为幼稚。

　　日寇侵略，国碎家破，从小就给刘赓麟幼小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饱受战争的恐吓，遭受旧社会的黑暗，“父亡母病”，被迫3次辍学，更坚定他不畏艰难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立志走知识报国之路的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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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2017年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原土壤肥料研究所）成立60周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信祝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汪洋副总理专程到院里调研指导，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农业科研人员的亲切关怀，既是对我院60年来取得工作成绩的肯定，更是对全体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与鞭策。60年来，一代代中国农科人以解决我国农业发展重大科技问题为己任，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勠力同心、砥砺前行，取得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原创成果，为我国“三农”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著名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学家刘更另院士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科学研究生涯中，把全部青春和精力无私奉献给了我国农业科研事业，奉献给了南方那片红色的热土。他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在逆境中励志报国。从小出生于湖南桃源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日寇侵华的战乱年代度过了青少年时期，靠着顽强毅力，历经三次辍学完成了小学、初中、高中学业。国难家贫的痛苦使他下定决心，珍惜时间,认真读书，用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这种精神，引领他从一名普通的知识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一名普通的农业科研人员，成长为一位卓越的农业科学家。他不畏艰难、潜心研究，不断攀登学术高峰。始终坚持以土、肥为中心，善于发现、勤于思考、勇于探索，透过平常现象发现问题，通过科学研究解决问题，先后取得鸭屎泥田缺磷、双季稻绿肥田缺钾、紫色泥田缺锌、常宁砷毒田、次生植被的演变规律等一系列重大发现，建立了“南方次生植被恢复理论”，为南方红壤改良与生态恢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成果，为我国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不辞辛劳、坚守基层，几十年无私奉献。为摸清南方红壤地区植物营养科学规律，在湖南祁阳实验站基地坚守了28年之久；为研究山区农业发展，足迹踏遍了武陵、秦岭、燕山等全国各个主要山区；为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又在河北迁西、北京密云农村工作多年，培养了一大批种植大户、养殖能手，带领他们走上了科学致富之路。他把毕生从事科研一线工作的心得总结为“抓生产问题、做基础工作，用科学手段、攻薄弱环节，得综合成果、出专门人才”，成为指导一批批青年科技工作者做好农业科技工作的“三十字箴言”。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在总结建所60年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组织编辑出版《刘更另：鸭屎泥田走出的院士》一书，对于传承与弘扬我国老一辈农业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该书以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情节、翔实的史料，讲述了一位老科学家的科学人生，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要以刘更另院士等老一辈农业科学家为楷模，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现代农业建设主战场，热爱科学、追求科学、献身科学，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为我国由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7年 10月

前言

刘更另 (1929—2010)，1929年1月出生，湖南省桃源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员，著名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专家。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55—1959年留学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获苏联农学副博士学位（后转为博士）。同年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曾任农业土壤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祁阳实验站站长。1980—1984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83—1990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1994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更另院士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官山坪红壤实验站共工作28年。20世纪60年代，解决了水稻“坐秋”问题，首次揭示了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的机理；提出种植绿肥，发展双季稻，提高了复种指数。20世纪70年代，首次研究出钾肥对提高稻谷籽粒千粒重的作用，否定了南方稻田只缺氮不缺钾的定论。20世纪80年代，首次研究提出硫酸锌防治紫色泥田水稻“僵苗”，揭示了紫色泥田磷-锌关系问题；调查发现常宁砷中毒，并首次揭示亚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学行为，为改良“砷毒田”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先后在湖南祁阳布置了水稻阴离子试验、水稻种植制度试验、水田氮磷钾综合因子试验、不同红壤母质生土熟化试验、红壤旱地肥力和肥料效应监测试验等一系列长期试验；1987年主持国家公益性实验项目，在全国建立了包括南方红壤、东北黑土、西北黄土、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简称，下同）荒漠土等在内的9个土壤肥力和肥料效应长期监测实验基地，奠定了我国土壤肥力长期监测网络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了南方红壤丘陵裸露荒山植被恢复实验区，首次发现“草（本）-灌（木）-乔（木）”植被恢复演变规律；发明“水平浅沟、沟坑相连、分散蓄水”的简易工程措施，解决了红壤地区荒山及旱坡地雨季降水径流损失和抗干旱问题。1985—1997年，考察踪迹遍布全国各个主要山区，建立山区研究室，对山区资源综合利用和山区开发扶贫作出了贡献。首次研究出北方山区栗蘑专用肥、栗蘑人工栽培和产业化，经济效益明显。先后获国家、部、省科技成果奖11项。发表学术论文188篇；翻译了李比希名著《化学在农业和生理上的应用》，主编《中国有机肥料》《矿质微量元素与食物链》专著，撰写了《紫云英栽培技术》《鸭屎泥低产田改良》《磷肥施用问答》《硝酸磷肥应用》等科普读物。培养博士、硕士27名，培养农民技术员数千人。为了怀念这位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值此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区划所”)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精心编著出版了《刘更另：鸭屎泥田走出的院士》一书，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和资源区划所成立60周年的献礼！在该本小册子编著过程中，中国农业科学院领导及资源区划所的领导和专家给予了精心指导。资源区划所原所长王道龙、书记陈金强等，多次专门听取编写小组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将该项工作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60周年和资源区划所成立60周年的头等大事来抓，予以重点支持。资源区划所原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祁阳红壤实验站第三任站长徐明岗研究员、现任站长张会民研究员，则亲自组织、多次召集编写小组成员开会讨论和审核该书编写提纲，对认真抓好资料收集、故事编写分类等具体工作作出部署和严格要求。编写小组集中精力，摘取能反映刘更另院士学术成就的创新亮点，选用历史素材，编著、撰写刘更另的故事共22个。希望这些故事能激励年青一代科研人员不忘初心、奋发有为。祁阳县党史办黄承先先生对该书的每一个故事都进行了精心修改。中国农业科学院李明轩对该书初稿提出修改意见。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刘荣乐研究员、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姚政研究员、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谢良商研究员对该书的故事情节提出修改意见。祁阳站在职及退休等诸多同志对该书进行校稿、核对，历时约一年，终成该书。值此书出版发行之际，谨向关心支持本书的领导、专家、学者，提供资料的单位及地方领导、国内外专家学者、农民朋友等表示衷心感谢！特别感谢刘更另院士的亲属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农业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农业科学院创新工程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资助！由于水平有限，错误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2017年8月20日

• 作者：小杭 发布时间：2021-09-14 08:57:44

  作者得有多么强大的逻辑感才能用分镜穿越时空啊Σ(⊙▽⊙"a非常奇特的感觉，这是一本不能改编成三维的漫画，只有在二维世界里才能显示出它的厉害。最后拯救美国的故事非常可爱，值得扩充得更盛大。但是我最喜欢的其实只是无敌救星打扫房间时撞翻了花瓶这个细节，我觉得作者内心里似乎也有这样的宿命论：即便是超级英雄可以预见未来，也未必可以改变未来。

• 作者：润物 发布时间：2010-03-25 19:48:42

  田连元老师是我最敬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绝对的大师，他这一套《大话成语》堪称顶级，让人百听不厌！特点就在于寓教于乐，成语以古代历史故事的形式来构造，用田老师引人入胜的语言来表达，适合任何年龄段的人欣赏，对于个人的知识水平与语言应用能力，绝对是一次飞跃式的提高，文学与历史方面，双重受益。完美！

• 作者：落脚 发布时间：2019-06-02 15:20:05

  本书提到常宁俗称“有色金属之乡”，常宁的土壤里各类矿产元素含量特别高，其中，民间俗称的“砒霜”——砷元素的含量竟然超过国家标准几十上百倍。

  许多实验证明:少量砷化物,对某些植物生长有刺激作用,并能提高某些作物的品质。

  在湖南省常宁县白沙“砷毒田”中出产的“白沙柑子”色泽鲜艳,气味芳香,酸甜可口,为当地之名产。另外,常宁县西岭产的生姜、肉质细嫩,纤维很少,有特殊之香味,深受市场的欢迎。据分析这些都与土壤中砷的含量有关。

  然而，砷会在某些农作物（如：空心菜）中富集，人类长期食用此类农作物后会得一种“癞子头”——脱发病，并且会面色发黄、身形消瘦。但另一方面，砷也能减少心脑血管发病率。中医里一些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中成药中就含有超标的砷。基于此，常宁白沙、阳加、荫田等地的70岁以上的老人特别多。

• 作者：冉冉升起 发布时间：2024-03-12 11:08:23

  非常广阔的介绍了坦桑尼亚的各个方面，虽然略微缺乏深度，但就其广度而言，也可以理解

• 作者：颜靥v * v 发布时间：2015-05-06 15:00:22

  简单来说，如果你不相信多读书会改变一个人，那你就认真看这本书！我一直都知道读书会让人沉静内秀胸怀博大自谦丰富美好，我就是个鲜活的例子，所以这只是让我觉得要更加认真加快脚步的阅读了。正如他所说；别人三十年写的书，你读个十本，就是三百年的功力，多值啊~加油，在这条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 作者：michael 发布时间：2023-11-16 09:36:08

  可能知识更新太快，这本书已经远远落后了

• 柳青塑造了中国农民，中国农民塑造了柳青

  作者：人民食物主权 发布时间：2019-03-20 19:36:25

  食物主权按：

  1月25号，郭春林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名为《柳青的方法对我们的启示》的讲座。郭老师着重分析了柳青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文学家、党的基层干部，如何处理自己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教育、组织农民。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柳青从来没把自己放到比农民高的位置上，他和农民之间是相互生产、相互塑造的关系。他全心全意关心农民，从长远利益出发教育农民，更向农民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到中国农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这种态度，在今天弥足珍贵。

  

  柳青

  我想用今天这个讲座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柳青1978年去世，到现在已经41年了，为什么他还值得我们讨论？我的答案就是这次讲座的题目：《柳青的方法对我们的启示》。

  在我看来，柳青不仅仅是文学家还是实践者，他的方法对我们认识中国农村现实有很大帮助。我将它归纳为如下四个具体问题： （1） 如何深入了解农村？（2） 如何教育农民？（3） 如何组织农民？（4） 如何正确认识农民？ 那么为什么我要着重讲柳青和农民呢？ 首先，对农民的写作在柳青的创作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农民是柳青塑造的最成功的文学形象，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形象。 其次，他和农民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柳青出生于陕北农民家庭。他生活在农村的时间有十七年半之久（1943-1945年，在米脂做乡文书；1953年后直至1967年是在长安县皇甫村）。

  他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生活在农村，而是以一个党的基层干部的角色扎根在农村，把自己当成农民，把农民当成兄弟姐妹，和农民打成一片。而且从后来很多的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到，农民也是把他当作亲兄弟的，他们之间感情很深厚。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之后，他把全部的16065元稿费都捐给了皇甫人民公社，用于公社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1961年，他又预支了第二部的稿费，捐给皇甫公社，用于支付高压电线、变电箱等费用。据说当年生产队里的水泵出了问题，没有专业的修理工，柳青就义务去修理。

  

  柳青在皇甫人民公社︱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在文学创作以外，柳青还写过《耕畜饲养三字经》，甚至写过有关陕北土地经营的论文《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这篇文章讲，陕北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是不宜以“以粮为纲”的，应该发展多种经营，比如多种一些果树。

  柳青一个小说家会写这样的论文是很让人感动的，因为一个文学家竟然会关心地方土地使用问题。从我列举的这些，可以看出他懂得中国的农民，是真心为农民服务的，至少可以说他对中国北方的农村有深刻的认识。 在具体分析柳青和农民之前，我想回顾一下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与必要性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理解柳青的前提。 《创业史》第一部开头有一个特别的部分：“题叙”，这是一个生造的词，在第一稿中没有这一部分，后来才加进去。虽然只有万把字，但柳青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背后有柳青自己的思考和深意。

  “题叙”讲述的是失败的创业史（1949年之前的创业史），与后面成功的创业形成一个对比。借助失败的创业史表达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农村集体化道路的合理性。 “题叙”的时间背景是1929年，也就是陕北大饥荒那一年，这次大饥荒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梁三老汉在这一年捡到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和养子梁生宝。当年，梁三的父亲在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之后，抱着发家致富的梦想去世了。但是梁三命运不济，接连死了两回牛，媳妇又死于产后风，给他留下了一个小女儿。要知道在当时，牛是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牛死了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梁三最后把他父亲留给他的三间草房也卖了，沦为赤贫，变成了一个无产者。梁三在大饥荒中捡来养子和媳妇之后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但他必须等他孩子长大成为劳动力，才能真正开始创立家业，之前他不得不靠进终南山卖木炭维持生计。梁生宝也很争气，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对庄稼活路样样精通。梁生宝的第一次创业是这样的。先是买牛，成年的牛他当然买不起，正好地主家的母牛生下小牛后死了，梁生宝花五块钱把小牛买了下来。牛慢慢长大了，成了人人羡慕的大黄牛。他接着陆陆续续从破产农户手里买了些必要的农具，还借钱买了肥料。等一切条件都准备好，他开始创业了。梁三一家开始没日没夜地干，一年没有吃盐，没有点灯，结果是，秋后打下粮食来，他们交了租子、还了肥料钱后，只剩下很少一点点，而这一点点也还被保公所拿走了。

  从这一次失败的创业经历来说，对梁三父子而言，所谓劳动致富完全不可能。在这之后，梁生宝被抓了壮丁，梁三老汉只能把大黄牛卖了，把儿子赎回来。他们从此彻底丧失了创立家业的希望，直到土改，才又重新被点燃。 从前面的故事，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时，个体农民要富裕起来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1）有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耕畜；（2）有足够的劳动力（梁三的爷爷之所以能盖起房子，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3）有良好的外部条件（免于天灾人祸、苛捐杂税）。即使这些条件都满足了，也就只能算是一个小康之家，一旦天公不作美，就只有卖儿鬻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占有生产资料，缺少良好的社会保障。而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与合法性所在，也是理解柳青的一个前提。下面我们回到正题。

  一、如何深入了解农村？

  很多人自诩对农村有足够的了解，但我觉得恐怕未必，最多只能算是个人的一点点经验。对农村真正的了解来自于深入农村生活。特别有意思的是，柳青不是社会学、人类学出身，他是怎样掌握这种“深入”的方法的呢？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柳青来到米脂县做乡文书，一做就是三年半，期间他还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因为柳青身体一直不好，上级要将他调到县里，他没有同意，他坚持了下来。这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正是从这里开始，柳青开始深入了解中国农村。

  我把柳青的方法归纳为这样三点：

  （1）他的基本方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矛盾，探究根源。

  （2）他具有新闻记者的敏感性。他当年去延安就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去的，在延安的工作也是主编中学生的革命报刊。而且，他后来选择走文学道路遭遇危机的时候，他曾经想去做新闻记者。

  （3）还有就是读书。这些材料，强烈推荐大家去看《柳青传》，柳青的长女刘可风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讲他在米脂县的经历。当时柳青枕头边的书主要有这几种：五卷本的《斯大林文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雨果的《悲惨世界》。这几本书当中，《悲惨世界》是支撑他的精神力量的文学作品，前面几本则是方法论意义的著作。他读斯大林的文集是想要了解党的工作方法和农村问题，表面的问题都不是他关心的，他希望得到一种精神支撑，使自己能够在这穷乡僻壤中坚持下去。

  此外，他自己选择的姿态、站的位置也很重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以自己为例，分析过“干净和不干净”的问题：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对柳青来讲，他同样也有这种变化。我们今天讲尊严政治，就是不能在政治上将农民视为低人一等的乌合之众，视为落后的、保守的、愚昧的、自私的。

  乡建派的晏阳初曾总结过中国农民的四大特点“愚弱穷私”，就是把农民本质化了。我觉得即使农民身上确实有“愚弱穷私”的弱点，也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能够把农民看作历史的概念，这一点就是柳青和晏阳初乡建派的一个重要区别。 此外也必须说到，柳青不是一下子就掌握了深入了解农村的方法的，他有两个关键的思想转折点：

  （1）在延安的时候，柳青是整风运动中第一个作为文艺工作者通过个人鉴定的，并被分配到米脂。当时他认为自己已经跟工农群众有结合了，应该留在延安搞创作。但当他到了米脂之后，很快就发现了自己曾经的肤浅和不足。

  （2）另一次是在他工作稍有起色的时候，由于过度劳累，旧疾复发，开始咳血，并染上了严重的伤寒症。当时他本可以离开，但是他最后选择坚持下来。

  《柳青传》中就讲，柳青离开延安的时候不仅带着强烈的创作的愿望，也带着要努力工作、改造自己的愿望。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思想改造对自己、对文学创作、对工作的重要性，是一种脱胎换骨的经历。 这里还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文学者和革命者如何参与实践？

  柳青没有二元对立地看待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创作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没有了解是写不出真实的农村的。这就跟现在很多人把学术和实践完全割裂开来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柳青和他的人物之间是相互生成、相互塑造的关系，不是创作者和人物的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

  提一个有意思的事情，王家斌是《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长安县皇甫村合作社的领导，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去世和柳青竟然是同一天，中间相隔了12年，或许这里边也有可以阐发的空间。柳青作为文学家，和笔下人物之间具有相互生产和相互塑造的关系，所谓“要塑造英雄人物就要自己变成英雄人物”，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表达。

  

  柳青与王家斌︱图片来源：“柳青”百度百科词条

  柳青之所以能够捕捉到合作化运动中的典型，就是因为他和这些原型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延伸一下，就是知识分子和农村的关系问题。

  中国农村今天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我认为是和知识分子的缺席有关的。从出身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主体，一部分来自城市，一部分则来自农村，但是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很快就和农村不同程度地疏远、断绝了关系。在农村问题的知识场域或其他相关方面，已经基本没有了农村知识分子的声音，这是当代知识教育的一大问题。

  李昌平曾做过一个特别好的比喻，他说城市是一个抽水机，把农村都抽干了，人才、资源都被吸纳到城市中去了。 但是从柳青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农民出身，最后选择回到农村，以实践者的身份替农民考虑。对我们今天来讲，知识分子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很有启发意义。

  二、怎么组织农民？

  在如何组织农民的问题上，我觉得土改政策至今也是有启发的，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

  之所以要依靠贫雇农，是因为贫雇农是被剥削最严重的阶级，也是合作化最可靠的中坚力量，他们更能明白只有互助合作才能共同富裕，而对中农采取团结的策略，是因为中农的自发意识和个人发家致富的可能性最大，但团结是统一战线的问题，既要斗争又要团结。 此外，柳青强调要遵循自愿原则，这不是对集体化的否定，而是要讲究方法：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优越性，用事实进行教育，克服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让他们自觉地产生团结起来的意愿，产生互助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柳青组织农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柳青把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方式和苏联的进行了比较，认为苏联的集体化农业是把富农驱赶出去的方式，用集体农庄的形式、行政命令的方式建立集体经济，不是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之上。 从具体的例子来讲，柳青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共产党的干部，和政府国家关联在一起，作为方针政策的一个环节在思考组织农民的问题，和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今天是资本起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劳动者，在今天组织农民比柳青那时更困难。 中国的土改政策和集体化道路的选择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中国的农村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合作化和集体化就是要消灭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更多的人明白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共同富裕。今天，个体小农在资本和市场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是一片随波逐流的树叶，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

  组织农民，就是为了保证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农业生产的主体绝对不能是资本、自由市场、行政权力，而是农民的集体。

  三、如何教育农民？

  我们不要把“教育农民”看成是高高在上的启蒙，它包含着向农民学习的过程，它应该表述为在向农民学习的过程中教育农民。这首先是语言的问题，用学术性的语言是不可能和农民打交道的。要以农民的利益为重，又不能止于利益，不能觉得农民是天生的自私自利的人。 在柳青的写作中，有好几个知识分子的形象，我举一个《种谷记》的例子。

  《种谷记》里有一个叫赵德铭的人，他在县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被调到乡下参加农村建设运动。他也知道“学校与生产教育两大运动相结合”这个口号，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还没法深刻体会。最后从小说来看，他有了一个觉悟，小说是这样说的：

  赵德铭从这件事情对王加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要看他是个老粗，有眼光有气魄，总是不慌不忙，看得准拿得稳。可是他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识，人类里面有的是人才，可是就是埋没了他们。

  小说里面还有个区长，他对赵德铭说：

  “王加扶就是你的先生”，

  这里面强调的就是，知识分子要向农民学习。《种谷记》还有这样两段话，同样也很重要：

  任何一个工作搞坏了，责任不能推到群众身上，责任首先在干部，不能推到群众甚至反动派身上去。赵德铭始终觉得新社会未免把老百姓提到天上去了，他们有些人简直落后到出你意料之外，你能替他们负责任吗？

  程区长却又说过：

  那也不能怨群众，因为你对他们了解的还不够，你的计划超过他们接受的程度，你要实现你的计划，首先必须从提高群众的认识做起。

  工作搞坏了，责任在哪里？《种谷记》就讲，责任首先在干部而不是在群众。

  

  种谷记

  评价人数不足

  柳青 / 1951 /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再举一个毛泽东的例子，他对农民的知识和文化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边讲：

  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

  但是到了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他就说：

  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拿工人阶级和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

  我认为农民的知识和文化不止是耕作、歌舞，还包括对自然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以及逐渐形成的一整套的生活方式。“愚弱穷私”的认识无疑是有问题的。

  四、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农民？

  我们面对的中国农民群体并不只有自顾自的传统，中国农民有王家斌、陈永贵、申纪兰、郑冰等有集体意识、集体关怀、能够带着大家共同富裕的农民。只有正确认识了农民，才能真正为农民服务，从农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使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农民的小农意识是历史的结果，是需要克服的局限。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克服小农意识甚至消灭农民是现代化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也就为社会主义实现的目标积累了越多的可能性。

  有意思的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实现革命的成功，中国革命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下，依靠千千万万的农民，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在苏维埃俄国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葛兰西敏锐地看到了苏联革命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他甚至说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错了，而是革命的特殊性的问题。

  中国革命是依靠农民的力量取得的成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也是依靠农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完成了工业化的积累，之所以能够如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农业实现了集体化，农业生产走了合作化的道路，这才有了80年代之后的发展。

  但是对于生活在柳青时代的人们来讲，理解和克服小农意识的必要性并不那么容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农民采取了一种本质化的观点，就是认为农民的小农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不需要改变的，没有必要改变的，甚至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是柳青和他们的区别。

  柳青是从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特殊性出发，从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出发，既看到小农意识的局限，又看到了农民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而对小农意识的局限性，则只有在合作化和集体化的过程中去改造，因为改变是必要的，改变也是可能的，并且部分已经实现。

  五、总 结

  据阎纲说，四清运动的时候，很多农村基层干部把《创业史》当作工作手册来用。我觉得是完全可信的，因此，我认为《创业史》是一部关于如何教育、组织、正确认识农民的工作手册。

  当然，柳青不是为了写一部工作手册而创作《创业史》的，而是因为这些作品的内容和它的创作方法，才使他无心插柳地写出来了工作手册。与之相比，赵树理《三里湾》、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都没有成为农村干部的工作手册。

  柳青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一种创作，就是因为他的写作方法和写作内容。他的写作方法中全部都来自于柳青个人的实践，在于他和他的人物之间建立起来的相互生产相互塑造的关系，使创业史成为了一部具有工作手册性质的文学经典。

  

  农业宣传画《永远保持同群众一起劳动的革命传统》张汝济创作1963年11月版︱图片来源：中国农业博物馆网站

• 真正的财富

  作者：银河帝国 发布时间：2019-01-11 22:42:09

  在一般人想象，像《黑珍珠》这本书里这样大的珍珠肯定是没有的，但是人类的评价根本没有任何的依据，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事人们不知道，所这样大的珍珠并不是真的没有的！所以，黑色的珍珠并不是没有的，我们完全因该相信黑色的珍珠存在。所以真正的财富其实就是“人类的想象和对事物的探索精神，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发现的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