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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点落秋雨 发布时间：2018-09-04 21:50:24

  花两小时扫完了，完全不符合我的口味呢，不明白为啥非要拿历史上有名的文人来当主角。不过据说这系列蛮火的，也带起了少年少女们对这些文人的兴趣，自发地去看那些“名著”了呢。也是好事。

• 作者：木羽木杉 发布时间：2024-01-16 13:14:21

  排版很糟糕。

• 作者：鲁超 发布时间：2014-10-02 00:11:03

  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事做人全凭真诚！

• 作者：林小丹同学 发布时间：2021-01-25 16:54:49

  非常精彩！作者是一位英国的人权律师，从科学角度剖析人类从演化所沿袭下来的典型心智模组，配合各类真实人生故事在不同模组作用下的反馈和选择，探讨人性的善与恶。而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宇宙的荣耀与渣滓”，选择都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 作者：Payber 发布时间：2020-08-11 22:45:40

  重新翻了一下发现易行长已经说过“在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之前，上海还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更不用说对香港的取代”。

• 作者：Moon 发布时间：2016-05-07 19:03:36

  话题很好但书总的来说有价值内容并不多。作者太贪大求全，把很多周边的内容都硬性加进来，搞出一厚本书，其实和主题相关部分大概才25%左右，完全可以把最有价值部分精选出来写出一本主题明确，有独到见解的书。读这样一本很厚的书非常浪费时间，而且如同教材般的内容安排也让人家非常读不下去，硬着头皮读完。还是能收获有价值点，但真的不多。

• 豆瓣是不是收钱了

  作者：大年三石 发布时间：2022-07-29 11:18:25

  豆瓣是不是收人家钱了？为什么评星后评论人数都不变呢？豆瓣儿也搞这套仅自己可见？公信力大打折扣啊。以后再也不相信豆瓣的评分了，呵呵，。豆瓣是不是收人家钱了？为什么评星后评论人数都不变呢？豆瓣儿也搞这套仅自己可见？公信力大打折扣啊。以后再也不相信豆瓣的评分了，呵呵，豆瓣是不是收人家钱了？为什么评星后评论人数都不变呢？豆瓣儿也搞这套仅自己可见？公信力大打折扣啊。以后再也不相信豆瓣的评分了，呵呵

• 唤醒古希腊——《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简单的梳理

  作者：维特跟不上斯坦 发布时间：2020-12-25 20:13:51

  作这本书严格来说并不是政治学理论的书，更不是政治哲学的书，但是，具有启发性的一点是，它告诉人们，民主本质上是一个事涉统治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治理技术问题。精英民主理论恰恰混淆了这个区别。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芬利教授这本《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向人们展示一个被精英民主所有意无意回避或者忽略的一个社会——古希腊民主社会。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最初的古希腊民主理念中的平民参与思想由于一种理论的传播（精英民主理论）而大为减色。精英民主理论认为缩减平民的参与成分是合情合理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只有在职业政治家和官僚组成的寡头集团的治理下才能运转并且存活下来，必须把平民的参与局限在偶尔举行的选举范围当中。作者试图从五个主题来（在某种意义上）还原古代希腊的民主历史，来说明现代民主应该具有雅典民主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精英实际上并不是主导者，他们应该是民众的附属角色，民众才是核心，而不是反过来。因此，这本书在今天看来是很重要的，它的重要之处不仅仅来源于丰厚的史料，更加在于对于“民主”这个制度的正本清源：民主本质上是一个统治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治理技术问题。对于古希腊民主精神的揭示主要在前三章，后两章与前三章共同组成了对雅典民主制度的呈现。

  第一章：领袖与追随者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不管是柏拉图还是离谱塞特，都愿意把政治留给专家来处理，但柏拉图把政治留给了经过严格训练的哲学家，他们已经领悟了真理，因而在那之后会遵从真理的绝对指引。而利普赛特则把政治留给了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可行的管理艺术方面受专家的指导，并定期受到选举的检查。选举是民主政治的组件，它赋予人民在相互竞争的专家群体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还是一个控制措施。尽管柏拉图和利普赛特一致认为，在政治决策中平民的动议是灾难性的，但他们对两种不同类型专家的区分所反映出来的分歧，却表达了有关政治目标的两种根本不同的观念，表达了国家应当遵从的两种不同的目的观。柏拉图完全反对平民政府；利普赛特则赞同平民政府，但条件是，要有比平民政府多点什么的混合政府，但是尤其没有古典意义上的平民参与。

  在民主理论的知识界，有一些人认为，传统认为合理的民主制原则在实践中行不通，而且在他们看来，如果民主制要得以幸存，就不能允许这些原则发挥作用。然而，具有反讽的一面是，在英美这样的经验上成功的现代民主国家，精英理论却一直受到压制，这种理论上和经验上的矛盾应该如何理解呢？作者认为，这一点显然是和民主的语义混乱有关联，今天的“民主”和过去的“民主”之间内涵并不一样。那些精英民主的鼓吹者所声称捍卫的民主，在作者看来，如果他们的民主真的就是民主，那么反而成了一个新颖的现象了。言下之意，那帮人的民主，并不是真民主。因此，作者认为，除了“民主”一词有些暖意之外，精英主义者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西方民主政治的现行程序是合理的，人们认同的只是民主的定义，而且是与米歇尔斯的“寡头”相反的定义而已。这样一来，就涉及到关于民主的认知问题。

  因此，作者转而从历史的角度对这民主的概念进行了考察。民主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其实就是民众的统治，亚里士多德划分的政体其实是一种描述性的，他并没有对民主这个东西有价值上的判断，真正判断的是一个政体所考量的利益群体。显而易见，是希腊人发现了民主，而古代民主指涉的就是雅典民主。而雅典的民主和现代民主之间有所差别。第一，公共交流的差别，那个时候没有传媒，而是依靠传令官来传播公共事件的信息。第二，雅典民主是双重意义上的直接民主（参与和决定），而非代议制民主。雅典政府乃事名副其实的“民治”政府。雅典在几乎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希腊世界最繁荣、最强大、最稳定、内部最和平、文化上最富有的城邦。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对任何政治形态进行判断的实用标准。在国家事务中，广泛的政治参与不会导致极端主义运动。而精英理论则告诉我们，政党领袖做决策，而不是人民来做决策。这在雅典是不会发生的。作者用伯里克利的例子来说明，决策是公民的权力而不是领导人的权力。雅典的自相矛盾在于相反的方向，它保护整个公民大会的自由，也通过否认公民大会个体成员的豁免权而保护个体的自由。而我们的代议制民主则依靠议会特权来保护代表的自由，但这也自相矛盾的保护了代表们的不负责任。

  作者为什么要说雅典呢？是因为尽管雅典民主制与现代民主制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的经验与现代毫不相干，尤其是在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方面。雅典的例子提供了一个经验，即政治领袖与民众参与之间如何长期的共存。精英理论者从一个政治体系的错误中推导出其精英政治的优越性和不可避免的特征，但是这是错误的。

  现代制度在经济转型方面（超国家的大企业集团占据了主导地位）、政治向狭义的职业的大规模转化、官僚体制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造成了公众的冷漠和政治无知以及政治领袖做出决策。但需要铭记的是，民主不只是一种能够达到目的或者寻求美好社会的手段，它本身应该是一种目标。或许要做的，是发明出具有雅典精神但不具有其实质的新型公民参与。

  第二章：雅典蛊惑民心的政客到底是什么角色？

  雅典内部民主制的一个问题是，制定政策和领导才能的问题，决策和为决策负责的问题。这个问题指向了一个更加有意思的问题——蛊惑人心的政客。从阿里斯托芬到Aristotle，对蛊惑人心的政客的抨击总是落在一个中心问题上：领袖是在代表谁的利益？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背后存在三个命题：1.人在道德价值和能力以及涩会经济地位上并不平等；2.任何共同体都倾向于派别分野；3.秩序良好、运行良好的国家总是超越派别分野并作为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种工具。在这里面，派别是最大的恶魔和最常见的危险。一种政治身份，一个党派的地位是一种不好的东西，它会导致骚乱、内战和社会结构的瓦解。在古希腊，不管人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分歧，他们都会坚持认为国家必须置身于阶级或者其他派别利益之外，国家追求的是道德的、永恒的、普世的目标。柏拉图给出了一个最激进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数不多的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阶级手中，采取最根本的措施，使他们摆脱任何特殊的利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作为完美无缺的道德能动者来做事情，领导这个国家朝向正确的目标，使任何私利都不可能涉及其中。国家的福祉只能取决于摆脱了派系之后的和谐与自由，这一点是众多古典思想家所共享的。

  雅典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于公民大会、缺乏官僚机构和政府体系、雅典蛊惑家生活和工作的持续紧张状态。雅典正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摆脱了终极意义上的派别，但是也不能避免派系纷争的较小表现形式。那么在这种环境下，雅典政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作者认为，雅典政客的状态是紧张（受制于投票）的状态，他们不敢拖拉，必须为自己赢得声望，不得不迅即发挥影响，不得不亲自领导，不得不亲自承受反对者的攻击所带来的沉重压力。等等。所以，雅典的政客并不仅仅是修昔底德和柏拉图口中的“蛊惑人心的政客”。那些被修昔底德市委蛊惑民心的政客，在作者看来，或许是雅典政治体制中的结构性因素，他们是政治框架的构筑者，也是政策的制定者。因此并不能单一的认为错是他们的，功不是他们的，因为蛊惑民心的政客正是在公民大会中并通过公民大会来进行工作的。公民大会才是这个制度的核心。

  第三章：民主、共识和国家利益，谁的利益？

  在这一章，作者以雅典对外事务的问题为切入，来讨论国家利益的问题。针对的则是精英民主理论当中精英对国家利益的声称问题。

  在当今所有的民主体制当中，人们都不愿意危及阶级利益或派别利益之间的现有平衡，这种“政治宽松和共识”似乎成为了高于一起的国家利益。作者认为，共识不一定就是好事。比如杀死犹太人即使不是完全意见一致，也有足够的共识，而且没人要求全体一致的共识。

  作者转向了讨论雅典对外事务中的战争问题。通过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的考察，作者来说明共识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把既有的政治共识放在历史的背景下去思考）。作者问道，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进行如此旷日持久的、困难重重的以及代价昂贵的战争符合雅典的国家利益吗？雅典帝国的创建和维持符合谁的利益呢？作者首先考察了作战主力的搭配是富人和陆军以及穷人和海军，接着考察了税收制度，发现较贫困的那一半人免除了这一类负担。结论是富人既承担了政府的费用，还在战争中承担大部分战斗任务，这在希腊是一种规则。据此，作者认为，就物质利益而言，较贫困的阶级显然直接在物质上收益。而富人的收益则非常模糊。第二种收益是权势的诱惑力，这一点则是难以估计的。作者想通过这个说什么呢？作者想说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充分民主制若没有雅典帝国，根本就不可行。实际上，雅典缺乏意识形态的外表，缺少意识形态存在的正当理由，不存在帝国。这种缺乏就使得所谓国家理性在雅典是不存在的。既然不存在，那么，一个观察者要如何来确定过去和现在的政治行为是否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呢？作者认为应该从所有政治社会，无疑从所有已知的民主社会的共性开始，这些社会由多种利益群体所组成。对于希腊而言，它的利益群体的结构相对简单。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例可以看到，公民大会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社会的所有主要利益集团都积极地参与了讨论并最终做出决策。那么，国家利益是否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正确估计呢？作者对此不置可否。而是认为，国家利益在定义上是困难的，同时国家利益在实践中似乎也没有得到解决，這也是現在宣稱代表國家利益的那一批人所面臨的困境。

  作者认为，政治领袖们经常强调他们的政策是基于国家利益，而其他政策不是基于国家利益。但是，国家利益都是一个强加于人的术语，只能造成分析的混乱，却不能促成分析。看似是一种共识，但却是一种掩藏了深刻的沮丧的共识，它是一种象征性的满意。在这种象征性的满意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冷漠，而这种政治冷漠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对不同利益群体在决策领域当中的不均衡现象所做出的退却反应。因此，这还算是民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第四章：苏格拉底及其后，民主和自由是不是过火了？

  个体自由和公共稳定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张力，自由是否是有界限的，它的界限又在哪里？在这一章，作者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行为的个人的权力问题。这是民主社会需要面对的重要的问题。如何才能够使公共安全和追求真理并存？苏格拉底之死是否说明了民主社会中的自由过火？

  在开始之前，作者提醒我们要注意到雅典和现代民主国家（美国）的不同。首先，在希腊，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宗教完全与家庭和国家交织在一起，而不是分离。政府活动及开支的主要部分都奉献给了宗教，从神庙的建设和大小节庆的组织到宗教节日的筹备和献祭以及其他伴随所有公共活动、军事或民事活动的仪式。其次，在言论自由方面，雅典人允许公民大会干预这一自由，对于国家权力在理论上并无限制，倘若因公民大会认为有效的任何理由而适当地通过决议，那么没有任何行动、任何范围内的人类行为是国家不能合法干预的。第三，雅典的司法体系严格来说是非常不专业的，它并不被市委是政府的一个独立部门，而被看作是以不同规模行事的人群，他们来自立法群体，因而通过互不相同但彼此相当的机构来展开工作。再者，公民大会本身就是法庭，陪审团是作为一种“人民”的缩影进行的判断，而不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

  在澄清了这三个区别之后，作者开始讨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些例子。案例一，阿里斯托芬对克里昂的嘲笑：在雅典，战争是大众化的事情，也就是说，胜利是这个共同体所有成员的最高目标，不仅在冲突的早期即对雅典充满希望的时期，而且即使在西西里灾难之后都是如此。因此，除了特定的一些人，大多数人没有感到阿里斯托芬的嘲笑自由对战争努力造成了伤害。

  案例二，受到迪奥裴泰斯的鼓动，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教授天文学或者否认超自然的存在是一项重要的罪行。这个故事具有攻击知识分子的气氛，当时他们质疑并经常去挑战在宗教、伦理和政治领域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而这正好是在战时。阿里斯托芬也加入到这个攻击当中，剧作家把言论自由发挥到一个领域的极限，因而助长了在另一个领域中去损害同样的自由。

  案例三，苏格拉底之死。这个我们都熟悉的事情，苏格拉底被控亵渎神灵以及腐蚀青年人而被处以死刑。对于柏拉图而言，对苏格拉底的谴责象征任何开放社会或者自由社会的恶，并非是民主社会的恶。不管柏拉图是否最终背叛了苏格拉底。总之，雅典的自由问题都极其复杂，他们没有寻找到完善的解决方案。而作者认为，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面临的问题。苏格拉底之死经常被用来说雅典的自由是过火的继而说明，但作者认为在苏格拉底一案当中，平民的确投了票，但是提案权却在雅典的知识分子和精英当中，更多的在精英当中。在现在看来，警钟长鸣乃是自由的代价，但是问题是警钟是要警惕谁？作者认为一个答案是以公共的冷漠当作防护手段，依赖于政治家英雄。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借助阉割自由来保护自由的方式，我们应该做的是回到政府治理的古典理念，在群众教育方面继续努力。苏格拉底的死并不是雅典自由的全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一方面，自由确实会出问题，但罪不完全在公民，另一方面，雅典的自由依然具有的重要的正向作用的事实。

  第五章：古典古代的审查制度，该如何给它定位？

  在今天，审查一词在知识分子内部通常具有贬义，而在知识圈外部则并没有贬义，甚至比之前的时代更普遍的少有贬义。那么在古希腊和罗马又是如何的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每一个社会组织都认为自己是合法的，并且有从外部和内部保卫自己安全的权利，因此，它试图削弱或者消除敌对者，或者至少是消除某些敌对的形式。雅典人并没有像罗马皇帝那样，处死制度的批评者，但他们有时候会对那些批评者实行陶片放逐的形式。

  总的来说，古代的所有文字著作都是地下出版物，并不是因为他们总是违法的，而是因为他们的发型局限于手抄本，传播也是人传人。这样一种情况降低了国家阻止客观事情的传播能力。缺乏现代国家能力的古代国家没有能力做到把所有的书籍都统一管理。因此，只要攻击性的言辞和理想没有在有问题的地方被错误的人公开炫耀，或者写给有问题的人或者收到有问题的人的批评，那么它就基本不会被审查。

  同时，政治评论的自由在不同的政权性质中表现的并不一样。雅典民主制时期是政治评论最为繁盛的时期，而在僭主统治或者专横的希腊化时期以及罗马君主时期，政治评论或多或少的几乎荡然无存。在雅典，特别强调公开谈论对公共事务的个人看法，这的确意味着当时只有公民享有的自由，而在罗马，一般认为只有那些权威人士才有权利自由演讲。

  那么应该如何定位古代的审查制度呢？在世俗方面，在古典古代，书籍流转的数量和读者的数量在职业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小圈子之外，是微不足道和没有多大意义的。即使是职业哲学家和知识分子也要倚重口头交流和记忆。就影响或舆论而言，书籍甚至在精英人士中也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所以，似乎一些人高估了书面文字。读写能力窄化了能够阅读和书写的自由人的数量或者比例。当时的人并没有普遍的读写能力。在一个依赖于口头交流的社会中，最有效的方法除了死刑之外，还有就是放逐出共同体。作者认为，放逐实际上就是一种审查制，特别是在一个依靠口头交流的社会里。对哲学家和预言家所进行的驱逐，在古典古代被认为是正当的，这是因为他们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

  而在宗教领域，多神教本质上具有广泛的宽容，它不会面临一神教的排他性、正统和异端问题。直到基督教出现，在希腊人或者罗马人当中，一般不会出现有人因为信仰的问题而被惩罚，除非他被指控犯有特殊的渎神罪行（比如苏格拉底）。对渎神罪行惩罚的正当性在于，它要么威胁到了共同体的安全，要么极大的冒犯了公众的感情。放逐，在信仰领域（包括预言家和占星术领域）并不是一个审查制度。

  通过大量的事实，作者想说明的是，狭义的审查制度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台下面的非正常行为。

  ps：这本书的翻译是真的不好。有多处错误，比如将“agent”一词翻译成“代理人”，但其实应该是“能动者/行动者”，等等。顺嘴提一句，如果说中译本哪里读者很别扭，那十有八九是翻译的锅。建议大家直接阅读英文或者中英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