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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砚辨》分《刍议编》、《杂俎编》两部分。《刍议编》诸文，主要按年代先后考析古代名人砚及砚史名家砚事，有证伪，有辨真。《杂俎编》诸文为杂说，有对古今各种名砚争议问题的考辨，也有对古名人砚鉴赏问题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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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名砚辨》分《刍议编》、《杂俎编》两部分。《刍议编》诸文，主要按年代先后考析古代名人砚及砚史名家砚事，有证伪，有辨真。《杂俎编》诸文为杂说，有对古今各种名砚争议问题的考辨，也有对古名人砚鉴赏问题的探求。

• 作者：伯凌 发布时间：2021-03-17 00:00:56

  硕论，不过问题依然是题目太大，改为社会性别史视野下的近代儿童日常生活应更妥当。

• 作者：南海圣人 发布时间：2022-01-14 11:30:44

  1.私货太多 2.体例不合学术规范，掩盖了作者本身的才华。

• 作者：一起织毛衣 发布时间：2019-10-29 07:46:57

  说起来这也算是我读的第一本戏剧书了。时间太久，现在想起来只能模糊记得有些地方的概括不够准确。很好的索引。

• 作者：孔府小鱼 发布时间：2024-03-06 14:45:15

  不止是翻译词句组织奇奇怪怪的问题，实话说了，海因莱因的书，搁在半个世纪后的现代人来看，就是难看，充满了男性沙文主义的意淫，我都觉得到这里，科幻就不应该单纯分什么硬科幻软科幻，而是分一个老白男科幻，把这些自以为充满宗教哲学法律伦理，实则又臭又长神神叨叨的东西都丢进去。不是写得早还写得杂七杂八就算神作了。

• 作者：叶藏 发布时间：2021-03-14 16:52:14

  为神马不把译者嘅话放后头嘞？

• 作者：巴伐利亞酒神 发布时间：2023-01-02 12:58:52

  太喜欢了，比《当尘埃落尽》还要喜欢！简直看到了一个七八年后的自己。我单方面宣布这个加拿大人是最善于描绘中年危机的漫画家。

• 作者：中华书局上海 发布时间：2020-10-30 17:06:49

  周策纵，湖南祁阳人，国际知名汉学家，著述等身，生前任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文系。王尔敏说周策纵：“以研治殷商巫医起源最为深入而具新识见，尤于六诗起源于殷商，更见精深。俱可成不朽之论说。”（见《新史学圈外史学》）顷读中华书局2020年1月出版的《周策纵论学书信集》，获益甚多。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今作札记，以供诸同好。周策纵，湖南祁阳人，国际知名汉学家，著述等身，生前任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文系。王尔敏说周策纵：“以研治殷商巫医起源最为深入而具新识见，尤于六诗起源于殷商，更见精深。俱可成不朽之论说。”（见《新史学圈外史学》）顷读中华书局2020年1月出版的《周策纵论学书信集》，获益甚多。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今作札记，以供诸同好。

  （一）

  2003年4月15日周策纵先生致信潘耀明，潘当时是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这一年4月出刊的《明报月刊》，发表了周策纵《红楼梦与紫鹃名称出处考》，同期有同济大学黄凤祝文章《魅力统治的现代走向》。黄凤祝文章用韦伯理论得出结论说：“伊拉克的总统萨达姆和美国总统乔治·布殊都是民选的独裁者。”这一期的《明报月刊》也引用美联社的话：“用韦伯的理念来说，萨达姆和乔治·布殊都是民选的独裁者。”这样的文字，碰到了周策纵先生，就没法给轻轻放过了。策纵先生在给潘耀明的信里就问了：“黄君当然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他的文章未注出根据韦伯的何书何文，无从查起。”策纵先生问的很客气。策纵先生又问：“‘美联社’乃是美国的新闻机构，不知何时有此新闻或言论，未见注明；又左边的图画，是否也出于该社？也未见说明。”做学问讲求证据的过硬出处，做新闻也同样讲究新闻的确切来源，上述两处文字，第一处不合做学问的规矩，第二处不合做新闻的规矩，所以博学而实证的周策纵先生，也就难免要提出疑问了。周策纵居留美国五十五年的生活经验和阅历，也让他不能不对上述两处文字表达自己的疑问。

  “实事求是”一语，典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周策纵衡文论事，必求诸证据，言必有据，而不作脱空语。这也就是“实事求是”之意了。

  （二）

  1980年6月16日至20日，周策纵在他任教的威斯康星大学组织举办了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中国大陆的红学家自然也在受邀之列。

  会议筹备期间，当年的3月23日，策纵先生给周汝昌的信里说：“海外对你对待胡适的态度颇多不满者，我是尽力使各人态度转为平正温和，就事论事，希望这次红学会能造成一个好的新风气。……‘同固欣然，异亦可喜’……。”

  平正温和，就事论事，同固欣然，异亦可喜。学术讨论，以及一切专业问题的讨论，这正是最好的态度、风格和品质了。

  更早一些时候，1971年7月22日，周策纵致居浩然的信里说及正在编辑的《文林》的办刊旨趣：“《文林》拟办成比较纯学术性刊物，政治色彩极浓之争辩颇欲避免。”这大概也是周策纵先生无论编刊还是组织讨论，所一贯之的风格了。

  （三）

  钱谦益是明清易代之际士林代表人物，但也历来多遭非议，间或也有给予作辩护的。柴德赓先生《清代学术史讲义》说钱谦益是万历年间出生的学者中“一个极重要的人”，“牧斋学问的广博，眼光的高明，当时无出其右”。但柴先生也惋惜牧斋是贰臣，不然，“他是名正言顺的清学开山祖师”了。这儿所谓“清学”，即指“实学”。

  潘重规作《王烟客手钞钱谦益初学集考》，为钱谦益洗冤。周策纵1971年2月28日写给潘重规的信里说：“盖钱氏固有其弱点，然易代处境不同，所虑各异，后之论者，放言往往未克援情实，徒为诛心苛论。而欲反积谤，亦难据实迹，惟有望叹。”这是能够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能有这样的意识，做研究庶几不至于厚诬古人了。

  1973年3月策纵先生撰写的《与郭沫若论杜甫》，开头的几句话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个人已死去一千二百多年了，再也不能从坟墓里起来替自己辩护，不论目前大家的政治观点如何不同，总不能只听任片面的话流行，给这样一个主要诗人轻率裁判。”古人已不能起来给自己作辩护了，后人对待古人，要能平心而论，不可厚诬古人，不可“凌虐古人”。这是一个持平之见。周策纵这一篇文字从“出身·财产与平民立场问题”“政治志趣与理想”“为被压迫者代言与忠于理智和正义”“出川到两湖的动机与‘朝廷记忆疏’的解释”“时代限制·弱点·人性”等几个方面做了透辟的分析和解说。

  对古人要能平心而作持平之论，这可能也是周策纵先生给自己确立的标准，所以他1994年9月3日致罗忼烈教授的信里也才会有这样的话：“弟多年前曾为德国出版的宋人传记一书写有英文《柳永传》一篇，虽不能详，惟尚平允……。”

  （四）

  黄侃，字季刚，专治声韵训诂之学，承续太炎先生学问，近世学术史常以“章黄”连用，也说明黄侃学问在章黄学术脉络里所起的影响。

  黄侃年轻时在东京也翻译过英国诗人拜伦《赞大海》《哀希腊》《去国行》等数篇作品。时当清末。这几篇译作，《赞大海》用了四言古体，其余均以五言古诗体翻译。周策纵先生1973年5月28日致潘重规信里说黄侃译笔“典雅绝伦”。潘重规系黄侃及门弟子，又是黄侃女婿。

  周策纵先生自己也曾以白话翻译过拜伦的《哀希腊》。他在这封信里说自己“三十年来抄集各种《哀希腊》译文，共得十一二种，差称完备，久欲印成小册。”周策纵写这封信的十多年前，也曾将这个集子给周法高先生看，周法高先生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成就很高（法高先生1915年出生，策纵先生1916年出生）。周法高以为这样一个《哀希腊》各译本汇集而成的书，“其事太小”，言下之意，这样小的题目，出版意义不大。不过周策纵自己还是觉得做这事有趣味，他给这书暂定名《拜伦哀希腊诗中译集论》。但直到周策纵先生2007年5月7日在美国加州寓所里去世，这个集子也还是未能出版。严志雄编订的《周策纵教授著述目录》记载：“《拜伦〈哀希腊〉诗汉译汇集》。1956-59年编，兼新译与注。（未刊稿）。”这份“著述目录”刊布于2007年秋季出版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七卷第三期，这一期是周策纵教授纪念专辑。

  看周策纵先生的著述目录，未刊稿也是挺多的，以策纵先生编著的中文专书为例，列进著述目录的30种之中，未刊稿就有10种。这儿有几种情况，有的可能是未定稿，有的是书稿被毁失，有的是家族“世次录”，有的虽已定稿，但还没有出版公司或报章杂志给予接纳，比如这册《哀希腊》汉译诗歌的汇集本就属于定稿而未能出版的。周策纵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汉学家，在中国现代史、中国古典语言文学等领域建树颇多，博士学位著作《五四运动史》已成经典作品，生前系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文系终身教授。以周策纵先生这样的高才大名，未刊稿这样多，也可知周先生在做研究和撰述时，可能首先是本着自己以为有趣味有意义而作，而不是事先就抱着必出版的目标。这是做学术的一个态度的显示，是以功利为第一，还是以学问为第一。周策纵先生显然是以学问为第一。这不是说不看重出版或发表，而是说在主观上首要的是以著述为乐事。

  或曰策纵先生衣食无忧，故可为学问而学问，不以发表与否为第一目标。这恐怕也不能成为理由。抗战前后任教辅仁大学的周祖谟，1945年10月23日在北平致柴德赓的信里说自己“穷困几无以自存”，“物价一日三涨”，为维持全家生计，“当卖俱尽”“只剩了几件旧衣裳同一篮子破袜子和几本没人要的破书……其所遭之困窘已可想见”，可即使这样，周祖谟还是不倦于著述，在同一封信里，他报告柴德赓“小弟而今只知道自勉，所幸治学的范围就前稍广”，说自己要写成的书有《说文校笺》《方言校笺》《释名笺疏》《等韵学》《中国文字学史》《比较训诂学》，“而最有意思的是《洛阳伽蓝记校注》”。周祖谟先生其时生活窘迫，仍然以学术为志业。这或可也说明以物质生活宽裕与否为托词，也不一定能够成立。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做人文学术，有时候恐怕还是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是不是真的有兴趣。真的喜欢，真的有兴趣，恐怕就会孜孜不倦乐此不疲，而不至于“小人穷斯滥矣”。“明月清风酒一船”，这是周策纵1978年暮春在威斯康星大学写七绝《题曹雪芹笔山小影》一诗里引的明人句子。这当然不是借来说雪芹的生活实况。雪芹西山黄叶村著书“红楼”，常落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境遇，可是这也不妨碍雪芹有这样的著述诗怀。做人文学术的，有时也不妨要能抱持这样的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不独填词赋诗为然。

  （五）

  周策纵先生1990年5月25日回复王靖献的信里说：“我还没有退休，因为威大已不加退休年龄限制……”。威大，即威斯康星大学。策纵先生1916年1月7日出生，则此时已届74岁了。这也表明，在周策纵写这信的1990年，威斯康星大学已经没有了退休年龄限制，所以周策纵先生74岁还在职，信里也说他还在威大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课程。或者周先生毕竟古稀之年，精力也许不如以前，所以信里也说：“但亦不免有和尚撞钟之感。”

  周策纵先生1993年2月22日回复念蓉的信里说“我决定明年六月退休。身体很好，忙着写些学术性的论文”，则可知策纵先生退休已是78岁了。

  （六）

  周策纵先生书信中论及中国文艺，片言只语而谈言微中的，也举数例：

  1976年4月17日致何怀硕信，谈篆刻：“纵尝谓篆刻在中国文化中乃最高之艺术。论其幽微美雅，尚非诗书画所能及，是非深入得其三昧者不能信不能言耳。”

  1985年1月22日致杨联陞信，谈中国旧诗：“中国旧诗简洁朦胧之妙，外文似不易有能媲美者。此意或不免有文化沙文主义者之嫌，然此实弟多年体认之经验谈也。”

  1985年10月9日致程千帆信，谈唐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诗：“窃意此诗于瞬息赏乐良辰美景之际，能贯彻古今、人生、宇宙、时不我与之理，极具惆怅与无可奈何之感，亦拙文中所云对时间特具敏感之一例证。亦不必即‘少年式的人生哲理’……。”信里提到的“拙文”，即《诗词的当下美——论中国诗歌的抒情主流和自然境界》一文，是周策纵向1985年4月在台北举办的第一届国际中国古典文学会议提交的论文。“少年式的人生哲理”则出自李泽厚。

  同一封信里，周策纵又替南朝文学作辩护云：“……南朝文学与宫体诗素为世所诟病，纵三十年来大持异议……宫体诗固有其局限性，然闻一多入之于‘罪’，亦未免太过矣。南朝国力不振，是汉族之失，然其文学美术思想上之成就，灵肉之亲切敏锐感，岂必职是而非贬之不可？秦固灭楚，却无骚赋之优美；雅典虽败于斯巴达，其对文哲美术之贡献，尤为不朽。战国之变乱，南北朝之扰扰，由于自由竞争之环境，文学美术与哲学思想历史著述之发煌，固有其特色与贡献，未可以国力论断之。多年前，纵有‘偶反成王败寇风’之句，亦此之谓耳。”

  以上数例，或许也是见仁见智，但未尝不能给人以启发。

  （七）

  杜维明释读王阳明致周冲书，1973年4月16日致信周策纵先生请益。策纵先生5月2日复信杜维明，对杜维明所作释文，辨析24条，每一条辨析清晰简要。信开头说“承询”，信末则说：“以上所论，是否有当，仍请裁度。”杜维明1940年出生，晚生策纵先生24年。周策纵先生对后辈也是这样和和气气、客客气气。

  陈毓罴著《沈三白年谱》，赠周策纵。陈著年谱谓沈复字三白取义三次见雪。策纵先生不然，1993年8月8日致信陈毓罴，引证《易经》《论语》和朱熹《易本义》等古人著述，以为沈复之字三白，“似即取义于‘三复白圭’一语”。虽然意见不同，但也说得客客气气，绝无咄咄逼人之词气。

  1994年5月25日，周策纵先生作书饶宗颐，考释龙山陶文，比照甲骨文、金文，又旁证以地理，辨析细微。但行文清晰从容和缓。末了说“要辨清一两件隐晦埋没而搞混了的问题，愧我无能，就只好流于繁琐了。这当然还需要大家来严格批判。”

  周策纵1996年10月17日复信王元化，信中对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七所发表的《〈章太炎遗嘱〉释文校正》一文，辨析了两处释词；对同卷首页影印梁启超《致王国维札》墨迹的释文和注解，指出六处误释和误注。策纵先生又很客气地说：“上面这几点本来都是细微末节，无关宏旨；只因出于敬重前贤笔迹之心，故不惮繁琐，是否得当，尚盼高明指正。”

  这些都很自然地显示出了策纵先生的博学及和气温雅的风度。

  （八）

  周策纵先生1985年8月2日回复陈吾南（曾主编《湖南省志·文化志》）的信里说，他小时候在父亲的书柜里见到过民初湖南制定省宪的大批议案原件，“后来乡下土改，我们全部书籍诗文稿，包括许多碑帖书画，都给毁了。”这些被毁的书画中，有何绍基、翁同龢、翁方纲等人的书法，有于右任先生写给策纵先生的条幅十来件，沈尹默先生写寄策纵先生的诗词稿，丰子恺先生给策纵先生的书画，顾颉刚先生给策纵的信件，“后来据说都被毁去了”。

  1987年6月8日策纵先生回复孙淡宁的信里说：“我在大陆时，几乎天天写日记。数十年的留在国内，土改时全毁失。”严志雄编订的《周策纵教授著述目录》里也写道：大学时代作的约二十万字的《子产评传》、四十年代初期作的约六万字的《近代中国文化运动史》两部稿子，均毁失于大陆五十年代土改时。

  看到这几处，我也感到了惋惜。

  （九）

  周策纵先生书信里凡自称的词，字体都小一号，这自然是表达了一种自谦的意思。这也使我想起俞敏先生追思陆志韦、罗常培等先生的文章，凡是指陆、罗等先生的“他”，都写作含敬意的“怹”。俞敏先生是1916年11月生人，生前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语言学名家。两位同年出生的先生写文章的这些用词习惯，古道可风。

  周策纵先生任教威斯康星大学的Madison分校，Madison通常译作“麦迪逊”，但策纵先生译作“陌地生”，这样的译名，或者也是策纵先生“故国之思”的一种寄托么？

  顺带说一下，策纵先生1970年1月17日复信旅美学者卢飞白，其中谈到高步瀛《唐宋文举要》，说“高是桐城派末期人物（他是吴汝纶的学生），评注尚守家法，或者可供比较”。寥寥数语，说清来龙去脉。《唐宋文举要》《唐宋诗举要》等数种书均是高步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执教北师大国文系时所编著，我们念大学时，教古汉语、文学史的先生曾推荐给我们阅读。中华书局前年还重印了高先生的四卷本《文选李注义疏》。

  2003年9月26日策纵先生回复孙康宜的信里写道：“佛教徒早期写作往往记出时地。胡适先生早期也喜欢在诗文后面记出时地。我尝觉得这是个好的习惯。但报刊编辑常常删去。西洋人在诗文后不记年月日和地点。我们用不着学他们！”我也习惯在文章后面注明写作的时间，报刊上能够保留我所记的时间，不给删除的，记忆里至今好像惟有《温州读书报》。

  亦特此记之。2020年5月19日初稿，7月20日修改，杭州

• 很好

  作者：Eli 发布时间：2013-04-29 20:5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