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剑桥KET考试.满分听力.剑桥通用五级考试A2 Key for Schools（赠音频+视频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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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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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sera 发布时间：2014-11-07 14:09:33

  七十自述

  ——我的汉语语法研究之路

                                   

      易经曰：“时也！运也！命也！”人的一辈子可以说是在不断的选择。也许只有出生是自己无法选择的，其余的你必须做出选择。回顾我这一生，碰到过无数次重要的选择。现在看来，有的选对了，有的选错了，也有的至今不知道对不对。

  我的第一届博士生中，有一位的博士论文题目，我建议他做“选择范畴”，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题目，当然也是一个语言学的选题。

  我的一生命运充满曲折，甚至于是惊险，但是我的态度是笑傲人生，去拼搏，去争取，决不言输。我看金庸的小说，最喜欢的是《笑傲江湖》，最欣赏的人物是令狐冲。我的运气也比较好，虽然磨难不断，但在关键时刻往往有贵人相助，能够逢凶化吉，而且笑到最后。

  1961—1978：历史的误会

      我会从事汉语语法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中学时参加过上海市里的作文比赛，还得了奖。1961年我从上海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敬业中学毕业，第一志愿填的是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心一意想当一名作家。父母亲希望我考复旦大学，他们认为：你如果能够考取北大，那就一定能够考取复旦。然而我对北京大学向往已久，我一旦拿定主意就很少改变，人小主意大。结果如愿以偿，考取北大，那年我们中学也只有我一个考取了北大，成了学校的骄傲。但是没想到一跨进北大校门，当作家的美梦就被无情的现实惊醒了。在中文系的迎新会上，系主任杨晦明确无误地宣布：“我们不培养作家，培养的是高级研究人才。”

  北京大学中文系除了文学专业，还有汉语和古典文献两个专业，而这在我入学之前是根本不清楚的。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分到了汉语专业。所以我常常不无自嘲地说：我是误上“贼船”，结果上了这条船就下不来了！

      应该承认：我这辈子是非常幸运的，越是关键时刻运气越是好。我高中毕业那年才十六岁，是个自以为是其实幼稚得要命的毛头小伙子，居然能够考取大名鼎鼎的北大中文系，真是福星高照。那年北京大学派来上海招生的正巧就是后来成为我现代汉语启蒙老师的陆俭明老师，后来我就对陆老师开玩笑说：你没有白招我！更加运气的是在汉语专业又碰上了一批出类拔萃的老师，其中不少是国际闻名的语言学大师和权威。例如：王力、高名凯、袁家骅、岑麒祥、朱德熙、林焘、唐作藩、郭锡良、叶蜚声、徐通锵、石安石、陆俭明等等。他们的为人和治学之道都让我受益无穷。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全系的迎新大会上，王力先生得意地摇着他那微秃的苏格拉底式的脑袋说：“集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不亦悦乎？”

      我当过两学年的古代汉语课代表，古代汉语、汉语音韵学、汉语史什么的，都是五分，但是，让我最倾心的却是现代汉语语法。这不能不说是深受朱德熙先生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他的《说“的”》和《论句法结构》刚刚发表，在中国语言学界引起了轰动；他精彩的雄辩式的上课，也给了我极大的享受。所以，我在班上是属于专业思想最早稳定下来的少数几个学生之一，而且很快就决定了大学毕业时报考朱德熙先生的研究生。不过，我的研究生之梦很快就彻底破灭了。

      1966年我毕业的这一年不幸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班又是出了名的所谓“保皇班”“革命”尚未开始，就已“出局”，全班显得萎靡不振，不过这样也许反而成了好事。后来，到处是抄家、派仗、武斗，我也还算看破了，早早就退出了“路线斗争”，找了几个对这些早已感到厌倦的同学，比如李剑雄、张向华、涂远保，成立了一个“为人民战斗队”，我任队长，开始为毛主席诗词作注解。参加注释工作的成员，还有当时的青年教师袁行霈、曹先濯、段宝林、倪其心（后来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的教授），至于朱德熙先生因为是“反动学术权威”则只能算是“编外人员”。这本“注解”是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注解本之一，印数达几百万（不过没拿过一分钱的稿费）。因为这个原因，我跟袁行霈先生还被邀请参加了中央直属文艺系统的“毛主席诗词交响组歌”创作组，负责歌曲之间串联的朗诵词的创作，并给创作组（主要是音乐创作人员，例如瞿希贤、郑律成、王酩、王立平等）和演员队（包括刘秉义、胡松华、狄凤荣等）、乐队（指挥是郑小瑛）上课讲解毛主席诗词。

  历史就是这样的愚弄人：你想进这个房间，却偏偏进了那个房间；而当你不想进这个房间时，却又让你进了这个房间。在毕业分配时，主要是那批文艺界新朋友的怂恿，也可能是我内心深处想当作家的梦想还没有完全破灭，居然“鬼迷心窍”要求分到文化部艺术局，而拒绝去文字改革委员会，结果去文改会的是傅永和（前国家语委副主任）、顾士熙（前语文出版社副总编）等4位。在机关没呆上一年，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们就被赶到“军垦农场”去接受所谓的“再教育”了。那是山东胶县沽河农场，67军管辖的地方。劳动了一年，别的收获不大，倒是又结识了一批新朋友，比如：杨德炎（已故北京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赵有亮（原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谭成珠（国家一级演员，香港科技大学教师）等。

  1970年，文化部干部全部下放湖北咸宁，新来的大学生如果不愿意下放，则重新分配。因为我老家是浙江宁波，我们南方来的大学生几乎都要求回老家，我进不了上海，却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浙江省金华地区浦江县，可惜此“浦（阳）江”非那“（黄）浦江”。从中央、省、地区，一直下到半山区的小县，不是“连升三级”，而是“连降四级”，当时的情景真是惨不忍睹。浦江是个刚刚从义乌分出来的新县、穷县，我到了“文化系统”，后来又归属于“文化馆”，开始了在最基层的“八年抗战”。尽管当时的处境很差，不过我还是比较乐观。这些年里，我写过不少东西，有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浙江日报》、《金华日报》等报刊发表，比如“新书记上任”、“球场风波”、“遍地英雄”、“冷坞春早”等，在当地也引起小小的轰动。还为当地的婺剧团编写了一些戏曲剧本，参加过县里、地区和省里的会演，比如“换猪记”。这些作品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早已没有什么价值了，但是，由于我一直没有停过笔，写作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大大增加了社会的阅历和基层群众工作的能力。由于我在全国性的大报上连续发表过作品，所以在省里、地区、县里也薄有虚名。当时小小的浦江县，居然积压了200多名大学生，几乎分布在每个公社、工厂和机关，这实在是人才极大的浪费和摧残。

  从1966年到1978年，这漫漫12年，我几乎没有接触到任何跟专业有关的书籍、资料。现在想起来，真是感到太可惜了。时间就这么白白的流过去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对这一点，我的体会是极为真切的。所以，当我考取研究生以后，我就对自己说：我不能再下棋、再打牌，我必须把损失的时间统统补回来。

      1978—1981：攻读研究生

  我不止一次说过：“只要有本事，总有一天会跳出浦江的。”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78年，国家开始重新招收研究生，我毅然放弃了“从政”这条康庄大道，决心圆了研究生之梦，毅然报考了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汉语专业研究生。当时北大中文系的不少老师写信鼓励我考回去，但是我不想去，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好马不吃回头草”；上海那年复旦不招现代汉语语法专业的，当然更主要的是因为当时我太太还在河南一个国防工办所属的医院工作，我想：即使考取了北京或上海，也留不下来；即使留下来，太太要想调入京沪可能比登天还难。而杭州大学中文系在我报考研究生之前已经同意把我调入，并且答应到时解决我太太的户口问题。我非常感谢我的恩师王维贤先生，他审阅了我提交的学生时代撰写的作业，认为我在语法研究方面已经“入门”，这才促使杭大中文系同意调入。

      浦江县报考研究生的一共有十几人，结果，只有我和我的好朋友俞健（上海交通大学高材生，考取北京钢铁学院，并且被保送英国留学，现在英国工作）被录取，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到我身上。西湖之畔短短三年的研究生生活给我留下许多美好而动人的回忆，1978到1981这几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那种精神，那种动力，那种渴望，是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几乎所有的老先生都说：1978级的研究生是他们所教过的研究生中最最出色的。这并不难理解，积压了十几年的人才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脱颖而出，当然应该是最棒的。

      这二十年多来，我遇到过好多大事，几乎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或者说是“先惊后喜”“逢凶化吉”。这可能跟我运气好有关，也可能跟我乐观的天性有关，更可能跟我不服输的性格有关。我信奉这样的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首先就是要积极地去“谋事”，如果不争取，要想天上掉下来一个馅儿饼，那是决不可能的；但是我去做了，最后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这就要取决于许多外界的客观条件。即使不成功，可以安慰自己的是，我已经努力过了，因此心态上就比较平衡，而不是怨天尤人、满腹牢骚。

      我太太调进上海的同仁医院就是这样，当我在1979年的中秋节，拿着上海市的调令，到河南省国防工办要求办理手续而遭到拒绝之后，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郑州街头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巧遇了我太太所在的红旗医院傅院长，他是河南省委下放的干部，正是由于他“拔刀相助”，我第二天就拿到了派遣证，顺利把我太太调回了上海。

  研究生的毕业分配也是这样：我的太太因为独女要照顾有病的寡母先行按照正常工作调动进了上海，这样，我在毕业时就不再想留杭州大学了，王维贤先生非常开通，一口答应放我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了解了上海各大学中文系的情况后，就瞄准了华东师范大学毛遂自荐，据说当年有几百个毕业研究生要求进华东师大，最后校务委员会只批准了7个，包括我在内。我没有托过人走后门，没有送过一分钱的礼，回想起来，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当年没有语法专业的研究生，需要引进人才；二是我出身北京大学中文系66届，还是文革后第一届硕士，而且已经发表三篇学术论文，毕业论文主审是胡裕树教授，答辩委员会主席是蒋礼鸿先生，评分等级是优秀，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实力。但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华东师大只批准了进校指标，进上海的户口指标却要自己解决。上海市人事局一下子就把我的分配志愿表和档案退回了浙江省，省里无奈又把我分到了位于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当时的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我根本就没有理会这种分配，而是开始四处活动。一方面开始撰写《汉语语法学史稿》（后来荣获国家社科首届二等著作奖）的初稿，另一方面积极寻找门路，并且递交我在研究生读书期间发表的语法论文及有关材料，结果上天不负有心人，给我邂逅了一条“通天”的渠道。原来我堂兄有一个同事，他当年新四军的战友正巧是上海市人事局局长的太太（我至今也不知道她的名字），通过这位夫人，我的材料顺利送到了上海市人事局，而且他们网开一面，特批了一个名额给我。当时的社会风气真是好，我没有花过一分钱，没有送过一份礼，就办成了这天大的难事。“条件”、“努力”加上“机遇”，也许是所有成功者的诀窍。当我拿着报到证回到阔别了二十年的上海时（1961年中学毕业离开，1981年返回上海），我真是感慨万千。也许我是哪年杭州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中最理想最幸运的，特别是经过艰苦拼搏以后才如愿以偿。我得以顺利回到上海，对我的事业的发展确实至关紧要。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还需要有一个可供他发挥能力的舞台。做学问，从当时中国这一范围来讲，除了北京，就数上海了。我非常庆幸的就是上海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一展身手的平台。

      1981—1988：艰难的起飞

      八十年代的上海语言学界充满着勃勃生机，当时上海的学术空气在全国来讲是最宽松的，也是中国语言学界年轻人最活跃的地方，主要是因为聚集了一批雄心勃勃的以新时期毕业的研究生为主体的年轻人，我们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民间的沙龙性质的语言学学术团体：“现代语言学讨论会”（简称XY）。最早的成员有陆丙甫、陆致极和我。稍后，钱乃荣、谢天蔚、余志鸿和林立也相继加入，这就是俗称上海语言学界的“七君子”。1982年到1988年是XY最兴旺的时期，我们自费油印出版了《现代语言学》杂志，其中几乎一半论文被正式语言学杂志刊用，有的文章还产生巨大影响。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的星期天下午，是雷打不动的讨论日，每次都有专题报告，与会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不少访问或路过上海的学者都参加过讨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带动了许多地方成立了类似的语言学小组。这是XY的全盛时期，后来主要成员有了变化：有的出国深造，如陆丙甫、陆致极、谢天蔚，有的主要从商，也有的继续从事汉语研究。应该承认：上海老一辈的语法学家，例如胡裕树（复旦大学）、张斌（上海师范大学）和林祥楣（华东师范大学）几位教授，对年轻人，包括我在内，都非常关心，他们在学术上是相当开明宽容的，因而我们很少条条框框的束缚，各种学术流派、各种研究思想都可以占据一席之地，这就大大地促进了上海的语法研究向纵深发展。

      上海是一个具有海派特色的国际大都市，在汉语研究的风格上，它善于吐故纳新，包容百川，它机敏聪慧，长于出新；但是它也有它的不足，这主要就是有时比较浅薄，不大肯下苦工夫，总希望用小本钱做大买卖。相对地说，北京就显得比较深厚凝重，扎实稳健。但是它的缺点是比较笨拙拘谨，有时候甚至于会显得保守古板。打个比方，北京好像是座大山，上海好像条流水。我一直认为：有山有水，才有好风景。也许正是因为我在上海长大，在北京接受的本科基础教育，在杭州读的研究生，又回到上海工作，我亲身体会到北京和上海的长处，也相当熟悉它们的短处，所以在汉语研究方面，我全力鼓吹“京海融合论”，即北京和上海，只有取长补短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境界，拘泥于老京派或者老海派都是没有什么出路的。

  在这中间，我曾经有两次机会去美国：第一次是美国芝加哥的WCC公司，计划投资200万美元，来上海希望跟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大合作进行“中译英”的机器翻译系统研究，研究签订了“意向书”，他们要求配备两个汉语语法专家，我们中文系就让大家投标，结果我（当时还是讲师）跟另外一位副教授陈秀珠中标，我们俩还特地到北京走访计算机学界的朋友，比如董振东等。但是最后美国公司毁约。第二次是陆丙甫去了美国读博，他来信建议我也去美国读一个博士学位，并且说他可以为我找经济担保。当时我确实动心了，但是左思右想，觉得如果要研究汉语，大本营还是在中国。在国内不一定就比他们在国外做得差，最后我毅然决定在国内发展，拒绝了丙甫兄的一番好意。

  1984年，中老年的第三次语法讨论会将在延边召开，当时《汉语学习》的主编吴葆棠先生想邀请我参加，但是据说正式代表都必须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过文章，而当时我还没有这个荣幸，所以提名被主办单位婉言谢绝了。吴先生问我愿不愿意作为列席代表参加，我其实心底里还是挺“傲”的，断然谢绝：“不去！”。不过要感谢他会后给我寄来了会议全套论文。1986年的第四次语法讨论会决定吸收少量新鲜血液，邀请五位年轻学者作为正式代表参加语法讨论会：马庆株、陆丙甫、尹世超、邹韶华和我。这以后，除了因为在香港工作的1997年之外，历次中老年语法讨论会我都尽量争取参加，并且成为其中的主要成员。

  1986年9月，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一届（青年）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这是以新时期培养的研究生为主体的研讨会，由李宇明、萧国政、徐杰筹划的，我由于邢福义先生点名，作为全体会议代表的代表在大会开幕式上发了言。会议中，《中国语文》编辑部的饶长溶先生特地约我为《语法研究和探索（二）》写一篇书评，从那以后，我跟《中国语文》杂志建立起了长期而亲密的联系。会议上，两种思潮争论得十分激烈，有人提出“要跟中年学者对话”，也有人要全盘否定现在的汉语语法研究，我跟以申小龙为代表的的观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当时我充满信心地表示：“出水才看两腿泥，十年以后再来下结论”。现在，十年早已过去，历史也早已做出了证明。在许多朋友的鼓动和支持下，我终于同意1990年在华东师范大学由我来筹办第二届中青年的语法研讨会。会议得到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热情支持，胡裕树、张斌、林祥楣、王维贤、陆俭明、史有为、董振东等先生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得相当成功。从这以后，中青年的语法研讨会便形成了传统，每隔两年就举办一次，1992南京会议由刘丹青操办，1994年芜湖会议由孔令达、周国光操办，1996年武汉会议由李宇明、萧国政、李向农操办，1998年北京会议由沈阳、袁毓林操办。进入21世纪后，根据开放多元的新形势，会议核心组决定开成国际会议，2001年，在徐烈炯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新世纪第一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暨第七届青年汉语语法研讨会）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核心组成员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后来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也参与工作，负责筹款和组织。21世纪以来已经举办了7届：第一届2001年1月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主办，徐烈炯负责。第二届：2003年4月暨南大学中文系主办，邵敬敏负责。第三届2005年5月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张先亮负责。第四届：2007年8月青海民族学院文学院主办，谷晓恒负责。第五届：2009年11月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主办，石定栩负责。第六届：2011年11月台湾义首大学华语文中心与通识教中心主办，黄宝珊负责。第七届：2013年12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主办，陆镜光负责。第八届将于2015年在我的母校浙江大学举办。研讨会对青年学者实行资助，颁发“语法新秀”奖状和奖金。并且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至今已经正式出版论文集11本：《语法求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九十年代的语法思考》（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语法研究与语法应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句法结构中的语义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98）《汉语法特点面面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面临新世纪挑战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21世纪起考虑到会议系列性以及继承性，正式定名为《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拓展》，已经出版6本：（一）（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三）（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六）（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

  我们这个研讨会有着好多优良的传统：

  第一个传统，就是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一方面尊重我们的前辈，继承他们优秀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是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闯出自己的一条道路。

  第二个传统，就是开放借鉴，坚持原创。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虚心向国外借鉴学习；另一方面，是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原创意识，努力形成中国语法研究的特色。

  第三个传统，就是多元意识，深入人心。进入21世纪以来，语法学界的多元意识明显成为主流，我们认识到：语法研究在理论方面必须博采众长，熔为一炉。

  第四个传统，就是与时俱进，观念更新。由于网络与计算机的普及、全球进入信息化时代，汉语发生了急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观念，用一种动态的观念去看待汉语语法的变化，对这些新的语法现象进行观察、分析、研究，并且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和概括。

  这一研讨会30年来，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优秀的语法学家，活跃了学术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

      1988—1996：八年奋斗期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的语法研究的步子明显地加快了。论文的发表和专书的出版与日俱增。1988年我晋升副教授，1994年又晋升教授，其中的曲折、艰辛与磨难，一言难尽。这充分说明：中国只有进行法治建设，才能真公正公平。虽然中间有这么一些波折，但是，最后都是“化险为夷”。我明白：当你没有什么后台，没有什么背景时，唯一依靠的只能是自己的实力与信心。有了实力，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有了信心，才会坚持不懈、勇往直前。1990年到1991年，我非常荣幸地有三次机会被邀请调进北京工作。第一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因为李临定先生即将退休，他们希望我去接替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的位置，给了我三个月的考虑时限，据说事先所里还征得了吕叔湘先生和北京大学老师的同意。后来，北京大学中文系也打算要我去，因为他们希望我能够去接朱德熙和陆俭明先生的班。接着北京语言学院的杨清华院长亲自向我表示，希望我能够调去他们那里工作。那年可能是我身价最看涨的时候。对北京，我一直是很留恋的，对这三个单位的盛情邀请，虽然最后我都没有能够接受，但是，我都是非常感激的。最后我都谢绝了，不能去的主要原因是我太太不愿意去，因为北京对她来讲是人生地不熟，为了家庭，我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当然也是出于我对上海深厚的感情。

  这八年的语言学研究是我最出活的时期，几乎每个语言学杂志都有我的论文在排着队；

  八年里，一共发表了论文125篇，平均每年14.6篇，中国语文就有5篇。出版专著5本，主编4本。这样，就基本上在汉语语法学界里占据了一席之地，俗称“南邵北马”。

     

  1996－2002 踏足新天地

  1995年12月，我被邀请参加“1997与香港中国语文”的国际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到了境外。1996年，我接受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主任徐烈炯先生的邀请，到香港做一年的访问学者，这就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舞台。在这一年里，我跟徐先生合写了《上海方言语法研究》一书，并且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一是香港各所大学的语言学家，二是在香港从事普通话教学老师，三是香港中文出版界的朋友，四是国内来香港访问的语言学界的同行。同时我也见证了香港1997年回归的历史性时刻，终生难忘。

  做研究，其实人脉也是很重要的。在我即将结束香港城市大学工作之前1个月，香港商务印书馆出乎意外的找到了我，因为香港回归，各所中小学从1998年起将开设普通话课程，出版社为此需要编写有关教材。香港商务印书馆在编写普通话教材过程中遇到了困难，结果负责人李家驹先生听我的师弟王涛（香港商务印书馆副总编）以及我的朋友香港科技大学的谭成珠老师的推荐，特地率队来找我商谈，一谈之下，他们非常认同我教材编写的理念，即：“以功能为核心的语言、功能、文化三结合”。结果，李先生当场拍板，邀请我担任香港商务印书馆编审。结果，我这一干又是一年半。我担当执笔人的初中《学好普通话》三册是当年香港市场占有率的第一名！正由于我在香港的影响好，人脉广，之后不断有出版社、学校，乃至香港政府来邀请，先后到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教育图书公司、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编审，还在香港大学兼课，还担任了陆陈汉语国际教育集团的学术总监和顾问。这样，从1996年到2013年，我几乎年年去香港，为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撰写电子版《成语》（2001），跟香港理工大学石定栩教授合作撰写了《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比较》（2006），为香港公务员局开设《现代汉语语法》与《港式中文》的系列讲座（2008），为香港公开大学编写了研究生教材《句法学与词汇学》（2013）。

  到香港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开拓了国际视野，获得了许多新鲜的知识，结识许多朋友，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在普通话教学、香港方言比较研究、语言接触与变异以及教材编写等方面有了新的成果，而且在经济上也因此比较早的脱了贫，可以不再为五斗米而折腰。

      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如果我不是从事语法研究的，不懂上海方言，也不是教授，我就可能得不到这一个邀请的机会；而如果不到香港，如果不是从事汉语教学研究，没有我的师弟和朋友的推荐，也就没有机会香港商务印书馆工作。没有我这些年的勤勤恳恳的工作和研究，也就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邀请和合作。对人真诚，对事敬业，这是我为人的基本信念。

  2002－2014：开拓第二春

  进入21世纪，我入选《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全国一共10本），我的第一本语法研究论文集《汉语语法立体研究》也获得国家第三届优秀文科著作三等奖，我在华东师大领衔申报汉语言文字问博士点成后，开始招收了三届9个博士生。我觉得自己的语言学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还有许多研究的计划和构想。没想到，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领导居然提出1996年以后担任博导的到了60岁就要退休的所谓“新政策”。这种“毁我长城”的举措，受到了几乎所有教师的抵制。这时，江西南昌大学找到了我，提出希望我到他们那里工作，并且提出优厚的条件。协商过程中碰到了一些难题，结果在2002年春节，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我的研究生同学张其凡教授给我打电话拜年时，他建议我到暨南大学应聘“特聘一级教授”。没想到，我太太居然一反常态也非常支持。在我57岁即将花甲之年，我做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重大决定：孔雀东南飞，开拓第二春。

  我觉得暨南大学是一个活力涌动的学校，是一个向上攀升的学校，是一个整体和谐的学校。回顾这十二年的历程，我认为，我这关键的一步走对了。

  我先是担任211工程项目《中国语言文学与华文教育》副组长，担任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汉语言文字学重点学科负责人，2002年11月跟詹伯慧先生一起举办了“第一届语言学科高级专家座谈会”，邀请到国内和香港第一流语言学家20余名与会，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并于2004年11月举办“第二届语言学科高级专家座谈会”。在新世纪我策划并主持了历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并主编出版会议论文集《语法研究的新拓展》1-7集。后来我又连续担任了第七届、第八届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以及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除了两年一届的年会，从2006年起举办“汉语语法南粤论坛”，以现代汉语语法、历史语法和方言语法的交叉研究为主题。在完成国家社科课题《现代汉语特殊疑问句研究》（1992）基础上，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2003）、汉语虚词词典编撰的方法论创新及其实践（2012）；承担广东省重点课题1项（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以及众多的其他科研项目。并且招收新博士生15名，硕士生7名，指导博士后2名、进修教师4名。并兼任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汉语学报》、延边大学《汉语学习》、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研究》、澳门《澳门语言学》、上海《东方语言学》等编委，《中国语语法研究》（日本）顾问；兼任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教育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延边大学、广州大学、阜阳师院、华南理工大学等兼职教授；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教育图书公司顾问；香港陆陈汉语国际集团学术总监与顾问。

  常常有人问我：你真的舍得离开上海？到广州暨南大学来后不后悔？我笑笑回答：上海与广州，各有长处，我都喜欢。其实除了大环境，还要看小环境。上海是我成长的故土，那里的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我都感到亲切、温馨。我当然爱上海，喜欢上海，这是不用怀疑的。但是相比之下，广州更加开放、宽容、多元、自由，我喜欢这里的氛围。广东的语言学界也显得更为和谐、团结，充满朝气；暨南大学同样如此，而且这里的气候、饮食、风格，我也喜欢。尤其是广州的秋冬、广东的小吃，南粤的音乐，让人终生难忘。

  我的语法观

      从1981年正式发表第一篇语法论文《拟声词初探》起，到2013年底，我一共出版著作57种（学术专著15本、普及读物4本、词典1部、教材教辅12本、主编论文集15部），发表了379篇文章（语法116，修辞9，语用6，词汇5，广告22，方言13，变异15，综述36，书评27，序言27，教学16，纪念7，短文95。其中核心期刊约100多篇），涉及语法本体、语言学史、语法学史、语言学评论、方言、修辞、广告语、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学等各个研究领域。同时还出版了《汉语语法学史稿》、《中国理论语言学史》、《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广告实用写作》、《广告语创作透视》、《上海方言语法研究》、《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邵敬敏卷》、《汉语语言学评论集》、《汉语广视角研究》、《汉语语法的立体研究》、《汉语语义语法论集》、《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比较》、《现代汉语通论》、《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等，其中《汉语语法学史稿》曾获国家教委首届优秀文科著作二等奖，《汉语语法立体研究》获国家教育部第二届优秀文科著作三等奖。《“好”的话语功能及其虚化轨迹》（朱晓亚合作）获第二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汉语语义语法论集》获第三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连A也/都B”框式结构的争议及其框式化特点》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现代汉语通论》（第二版）获第六届广东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我的语法研究所取的是“博采众长”“多元创新”的态度，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学者是：吕叔湘、朱德熙、胡裕树、王维贤、陆俭明和邢福义。

      吕叔湘先生并没有真正教过我的课，但是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我是非常佩服，并且身体力行的。他的《中国文法要略》《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几乎每年都要读上一两遍，从中发现了好些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还十分感激他，当年我把《汉语语法学史稿》寄给他，他不仅马上回信给以充分的肯定，赞赏有加，而且多次向国内外的学者大力推荐。

      我读大学时，朱德熙先生给我们开过好几门专业课，包括“现代汉语（二）”（即后来出版的《语法讲义》）。他新颖的研究思路，独特的研究角度给了我许多启示。而且他的讲课也是独树一帜的，从中我深切底体会到了教学艺术的魅力。81年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写了《关于“在黑板上写字”句式分化和变换的若干问题》一文，对朱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些补充和修改的意见，杂志编辑部把稿子送到朱先生处审阅，朱先生欣然同意发表。以后，我又有多次机会跟朱先生长谈，聆听他的教诲，无论是做人的道理，还是做学问的方法，他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我一直把自己看作是胡裕树先生的学生，当年我的硕士论文《把字句及其变换句式》，就是由他审阅，并且向江苏古籍出版社的《研究生优秀论文选》大力推荐的，后来他又给我的《汉语语法学史稿》写序，还几次推荐此书参加各种评奖，他还信任担任《现代汉语通论》的顾问。我对胡先生不仅是感激，更是敬佩。他不但自己学问精湛，兼容并蓄，而且虚怀若谷、奖掖后进、宽厚待人，为我也为语言学界树立了一个典范。

  我的研究生导师是王维贤先生。说起来也巧，他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因而跟我又多了一层校友的关系。他在学术研究思想相当开放，是国内最早介绍转换生成语法的学者之一，并且在逻辑与语言结合研究方面卓有成效，他不拘一格的研究思路对我影响也很深。不仅如此，他对培养研究生更是尽心尽力，我的一些师弟、师妹都很有出息，有的已经成为著名的学者，比如袁毓林、戴耀晶等。

  除了以上四位，陆俭明先生和邢福义先生二位也是我的好老师。一位是我的启蒙导师，多年来对我的关心、鼓励和帮助，让我刻骨铭心；另一位则是我非常敬佩的学者，他的勤奋、刻苦、拼搏、顽强，对事业的执着，一直是我效法的榜样。

  二十来年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语法是个复杂的立体的系统网络，语法研究要允许各种理论方法并存，每一种理论方法都只能解决局部问题，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所以我主张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主张多元的研究，主张立体的研究。无论是形式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法、构式语法，只要你能够解释某些汉语事实，我都承认你的地位和作用。至于那些“空对空”的理论，不解决汉语问题的，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听起来很迷人，很动听，我们也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在1995年曾经提出过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双向解释语法”，后来进一步把这个理论框架正式定名为“语义语法”。所谓语义语法，或者叫语义功能语法，就是以语义为出发点和重点的语法研究。

  我认为自己的语法研究比较注意以下几点：

      1、对现代汉语语法各个层面都作过研究，对一些热门课题也都进行过探索，因此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有自己比较全面而完整的见解。

      2、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各个课题，既有事实的描写和分析，也有理论的解释和探讨，并且特别注意事实和理论以及描写和解释的结合。

      3、现代汉语语法是一个系统，但是发展变化着的，所以，光进行静态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的，还特别要具有动态的变化的观点。

      4、语法研究要有所突破，就一定要特别注意语法学界发展的新动向，随时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因此，我对此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语法学史以及语法学评论都相当的重视。

      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正面临挑战。这种挑战，有的来自计算机界，有的来自教育界以及国际汉语学界，也的来自语言学界本身。怎样重视语法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重视理论研究和事实研究，重视本体研究和比较研究，都是迫切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重大课题。我们不但要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要为中国语言学的崛起贡献出菲薄的一分力量，而且要在世界语言学之林里树立起自己独特的旗帜。

  从宁波乡下走出来，在上海长大，到北京求学，下金华锻炼，进杭州读研，再回上海拼搏，出香港求发展，调广州开新路……风风雨雨七十余年，留给我的有甜蜜的回忆，也有辛酸的往事；有成功的喜悦，也是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伤痛。不过，这一切毕竟都过去了。当我们跨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门槛，到我们可以享受70岁优惠的时候，我们看一切都比较的平和，比较的宽容，比较的多元，比较的豁达。也许，这就是我们得之不易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论文集《汉语广视角研究》自序里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宣传“四个人生”：第一是健康人生，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是基础，是根本；第二是乐观人生，必须笑傲江湖，人生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会遇上形形色色的不痛快的事情，关键是自己要善于化解；第三是充实人生，必须有人生的追求，有志气，有理想，有事业，这样才能活得实在，活得舒坦；第四，是富裕人生，这是一个基本保证，有一定经济实力，可以免除许多不必要的烦恼，活得有滋有味。有了这四根支柱，才能撑起一个幸福人生，或者叫做快乐人生。我16岁上北京大学求学，33岁到杭州大学读研，36岁进华东师大创业，51岁到香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57岁毅然告别上海，进暨南大学再开学术第二春。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拼搏，不断的开拓，我深深地感受到创业所带来的乐趣。

  最后，我再抄录《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前言里最后一段话，来表达我的心声：

  学术研究，就好比一条长河，跌宕起伏，奔腾不已；千回百转，终归大海。我们的研究，也许只是这条长河里的一滴水，但是千万滴水珠凝聚起来，就形成了浪，后浪推着前浪，风起浪涌，就构成潮。潮起潮落，生生不息。所以，我们不必自卑，也不必骄傲。做一滴浪起潮涌的水珠，足矣。

  暨南大学中文系 邵敬敏

                                           2014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