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文当代英语教程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朗文当代英语教程》（Cutting Edge）是一套十分值得推荐的综合性英语教程。《朗文当代英语教程》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朗文出版公司于2007年8月联合推出的全新英语教程。 该套教程采用了最先进、合理的外语教学理念和方法，以提升学习者语言应用能力为目的，以交际功能为标准，以情景教学为核心，以语法为线索，引领英语作为外语教学 的潮流。其编写者Sarah Cunningham 和 Peter Moor 是资深英语培训教师，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历经十几个国家教授英语, 积累了丰富的英语语言教学经验, 通过潜心研究编篡出这套教材，长期以来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地实际应用，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深受各国广大英语学习者喜爱和信任的著名教材之一。长期的各国教学实践基础和不断的改进修订，决定了此次推出的《朗文当代英语教程》内容全面新颖、教学方法与时俱进、材料丰富，更加符合非母语英语学习者的心理和学习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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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朗文当代英语教程》（Cutting Edge）是一套十分值得推荐的综合性英语教程。《朗文当代英语教程》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朗文出版公司于2007年8月联合推出的全新英语教程。 该套教程采用了最先进、合理的外语教学理念和方法，以提升学习者语言应用能力为目的，以交际功能为标准，以情景教学为核心，以语法为线索，引领英语作为外语教学 的潮流。其编写者Sarah Cunningham 和 Peter Moor 是资深英语培训教师，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历经十几个国家教授英语, 积累了丰富的英语语言教学经验, 通过潜心研究编篡出这套教材，长期以来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地实际应用，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深受各国广大英语学习者喜爱和信任的著名教材之一。长期的各国教学实践基础和不断的改进修订，决定了此次推出的《朗文当代英语教程》内容全面新颖、教学方法与时俱进、材料丰富，更加符合非母语英语学习者的心理和学习规律。

• 作者：厚德载物 发布时间：2021-10-02 11:02:22

  意拳最好的教材！

• 作者：陈别扭 发布时间：2013-07-11 19:28:14

  有些地方可以翻译得更好。可惜查日本判决不容易而且不懂日文。

• 作者：Tatajiii 发布时间：2011-02-08 11:34:03

  酸死我了。。。。

• 作者：filly 发布时间：2012-08-12 14:20:07

  学习

• 作者：三风 发布时间：2018-02-14 13:01:30

  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论战肯定少不了梁实秋与鲁迅。他们两个的文章都是我所喜爱的，尽管各自在文艺理论、政治等方面意见截然不同，这应该与他们的成长不无关系。这本书记录了梁许多幼时在北平的时光，他家境殷实，处处充满着“小资味道”，他的文字理性温暖，时不时抖点“小幽默”。反观鲁迅从小看尽世态，理性犀利，非此即彼。史铁生特别像他俩的结合品。

• 作者：青如发 发布时间：2022-08-20 13:01:34

  脉络分明

• 美与幸福的发明学

  作者：sweetii 发布时间：2010-11-11 21:24:03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有着相当残忍的社会现实——“残忍”而非“残酷”，是因为这是某种为人尤其是资源配置者在相当长时期内容纳的非公平机制而非绝对强制的现实（我设想，否定强制性现实是某一种人类哲学，很多时候我们会顺从它）。大概不光英国，并且这个时期延续也很长。或者换句话说，当人类生活大面上有了历史性的改善时，回顾之前的经验就显得像是漫长的灾难片。这种缺乏穿越式身体经验洞察的态度，支持了加强当代思维中的批判性，使历史与现实隔膜加剧。是时间和空间的硬性距离，让人无法直接借助对过去异地的认识去帮助处理当代问题。但还好有一些文学作品提供了参照，在《明日的田园城市》里有大量这样作品片段被引为题记——从而让这本书所力图解决的问题十分具体、可感，阅读者有可能形成丰富的想象作为理解本书所依凭的背景。在这里，引用全书题记的一首诗是必要的：

  “新的时机赋予新的责任：

  时光使古老的好传统变得陌生；

  要想和真理并肩前进，

  就必须勇往直前努力攀登。

  看啊，真理之光在前方召唤！

  先人的事业我们坚决继承。

  用我们自己的‘五月花’勇探征途，

  迎寒风战恶浪绝路夺生。

  不求靠祖辈血锈迹班驳的钥匙，

  打开那未来的大门。”

  ——J·R·洛威尔《当前的危机》

  作者的时代，19世纪中后，英国的社会状况非常不好，社会和宗教问题方面持续着严厉的争执和对抗，战争的喧嚣和军队的冲突则压过了前一组矛盾，而更加使人不安的是过分拥挤的城市集中、农村的进一步衰竭——整个社会面临着几乎无法抑制的社会性癌症，总体性的恶化引起了跨越党派、阶层和地域的焦虑乃至恐慌。与几十年后科布西耶面对的问题有所不同，作者认为当时的英国所遭遇的不是城市本身在结构或功能上的模糊或不妥，而是一个大范围内社会总体性的资源配置失控与流动失衡及其导致的全员噩梦开端。今天，我们可以将这些问题简单描述为“城市公共设施缺乏，乡村生活贫困落后”，也可以从狄更斯小说中读出黑暗、污浊、穷困、疾病……各种城市问题。但不一定意识到当时当地的观念/信念冲突乃至崩溃，或许在此时此地也能偶尔看到征兆（部分地因为信息传递的延迟和衰减……）。

  这大致是作者在本书中介绍的背景，并从这一背景出发提出一套社会学面貌的解决方案——从有限的知识结构出发，我更愿意表达为“某种社会动力学观点及其应用建议”。用文学化的阅读眼光对待此书，最有魅惑力的是三磁极理论，即城市、乡村和城市-乡村这三个吸引人民的生活方式被看作有力量的磁极，以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几何式社会学眼光，创造性地提出城市-乡村（或者说田园城市）这个当时还不存在的第三磁极。从这种眼光出发，他认为已经发现了应如何处理城市和乡村之间因运行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先天性差异造成的衰退危机，便努力完成了尽可能完备的设计：与流传更广泛的城市规划理论不同，他不光关注建筑、交通之类的我们通常理解的规划要点，而是致力于发明新的社会权力机制，以及与之匹配的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新的文化生产程序。并且投放了大量的笔墨在乡村社区发展问题上，甚至以消灭土地主为远期目标之一。

  而这本书也迅速地获得了重视和应用——如果一本关于城市-乡村新形态创设的书已经完成了整个田园城市的想象（从新的供水系统到城镇里牛奶店选址，在没有发明汽车的时代提出交通主要依靠铁路，分区规划了图书馆、浴室、有轨电车、鱼市、煤市、收容所、技术学校、洗衣店、奶牛场……力图实现基本生活要素，物质的、精神的，的自给自足），那它确实能构成这样的说服力。英国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黑暗解放出来了，抵抗住了社会衰退的历史趋势。从今天信奉者的追述来看，就像作者自信的那样，这本书是一把万能钥匙（他们并且赞美这套理论是富有人民性的）。

  严格说，田园城市理论完全有可能被认定为一种乌托邦理论。只是它居然实现了（至少，从它出发，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乌托邦。而考察这种成功，相当关键的一点也许在于，我猜测，是他捕捉到了任何乌托邦都必须解决的动力机制问题——到底什么吸引人们在土地上颠沛流转，忍受不幸努力存活？马克思主义认为是阶级仇恨，无政府主义认为是对自由社会的向往，而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是对有限度的幸福经验的记忆和渴望。

  说到对有限度的幸福经验的记忆和渴望，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而且一个人的心胸也是有限的，视野是有限的，投入到对生活、世界和真理的研究和设想中的精力更是有限的。这几个因素之间的共同作用，使每个人分别形成自己的观念。首先，每个人的观念世界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个人印记：他对痛苦和幸福的经验，他的个人定义。其次，每个人用一辈子的力量去祛除恶劣的心理现实，培育美好的心理现实。然后，当中某些人有意无意制造出了些分泌物——某种理论，或社会研究。最后，这些分泌物有可能被人理解、传播、实践并改造。如果我们对每个人的创造性都有信心的话，可以想象，只要专注于自身，勤奋努力，每个人都能建立一个乌托邦。

  进一步地，怎样有效率地建成幸福的乌托邦呢？在相对一致的稳定的逻辑系统中，重要的区别在于前提：巴尔扎克一生难忘困住了自己的遗产继承权，写了一辈子的遗产继承纠葛；马克思，我不了解他的生平，也许他一生难忘莱因河畔产业工人的贫困和愤懑，在理念世界发动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至于克鲁泡特金，想象力受到被沙俄文化高压的痛苦抑制，竭力用词语建造无政府主义天堂……对于每个理论建构者来说，只有自己的现实，只有自己时代的问题，只有自己身处的社会的焦虑。判断某种理论是否值得信任时，不光要考问这些不同的前提，更可以去考虑对这些前提的处理态度和方式。从危机中可以看到仇恨的永恒性，发明阶级斗争，也可以看到不灭的对有限度的幸福经验的记忆和渴望，发明田园城市。从个人狭隘的信念出发，多数的创伤经验，只是由于自己的局限性以及从而造成的个体认识或想象——就如基督说，原谅他们，他们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就如《古兰经》写道，真主的仆人在路上小心翼翼地走着，蒙昧的人呼喊他们，他们回头答曰：“和平”；就如德里达谈道犹太人如何从受迫害的记忆里解放出来以及进一步解放的途径时说，在不可能宽恕的地方，宽恕才成为可能……错误和伤害，我们念念不忘的东西，没有办法从自身获得释放和拯救。

  最后，我自己的前提呼喊着要被正视：当下身处的现实是非常糟糕的。但，仿佛，痛苦一直在消散……我不想说我们的世界是美与幸福的，但美与幸福有可能被发明出来。

• 【摘记】

  作者：Roger 发布时间：2021-10-29 11:49:31

  （英）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潘玮琳、章可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跋

  255 《捍卫历史》一书试图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平衡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postmodernist hyper-relativism）和传统历史主义的经验论（historicist empiricism），我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

  258 我再次重申：《捍卫历史》从来不是一部哲学著作。本书讨论的是后结构主义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对史学理论及其实践的影响，而不是那些认识论本身。这本书是为历史学教学而写，也是为了用于历史学教学而写。这不是一本关于历史哲学或观念史的专著。

  第一章

  史学史

  18-19 兰克对历史学的贡献可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他促使历史学从哲学或文学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在自己某本著作的序言里这样写道：“过去，历史学被赋予了鉴往知来、指导当下的权柄。本书并不奢望于此，我只想展现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已。”最后这句大概是兰克最广为传颂的名言了，但它的本意却常常遭到误解。兰克的德语原句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我们把它译成“如其本然”（how it essentially was）比较好，因为兰克的意图不仅是收集事实而已，而是要理解过去的内在本质（the inner being）。

  19 这便是兰克对历史学做出的第二大贡献：下定决心要脱掉伏尔泰（Voltaire）等哲学化了的史家为过去披上的华贵外衣，使它露出本来的样子；努力地以过去的人理解自己生活时代的方式去理解过去，甚至抓住那些大部分哲学化了的史家都未曾注意到的过去与当下间的会通性（interconnectedness）。

  20 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兰克把文献学在考辨上古、中古文学（……）的成书过程、真实作者和可靠版本方面新近发展出的一些方法，引介导近代历史的研究中。

  21 无论历史学家选取何种研究方法，他们还是要从兰克式的基本功夫入手：考察特定文件的出处、作者的写作动机、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这些文件与同主题所涉其余文件之间的关系。

  23 在19、20世纪之交，不仅是对全部事实终将被揭开的信念发生明显的动摇，连所谓真正的科学的史学这一概念也开始站不住脚了。

  28 由于英国的麦考莱、法国的米什莱（Michelet）和德国的特赖齐克等人的推波助澜，大众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在以上国家都盛极一时。而且，这股潮流甚至影响到了19世纪后期最具“科学性”的学者。一个例证就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定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历史学研究的首要对象。笼罩着新生历史学专业的一个观点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何是研究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30 一战也暴露了先前关于诸如德国或19世纪欧洲的一些看似中立的历史著作在诠释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瑕疵。俄国革命、《凡尔赛条约》，以及现代主义在艺术、音乐、文学领域的兴盛，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让历史学家越来越手足无措。老一辈历史学家中具有反思能力的人意识到，他们对客观性的信念，使他们以为自己活在一个井然有序且无所不可预见的世界中。

  31 此一时期自然科学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上述这类观点在理论层次上更加得到了强化。1919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1913年）经天文学观测证实后风靡一时，在思想界亦造成了一种风气，人们认为“事物的面貌”会因观察者的立场不同而变化。一大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活跃的哲学家，将观察者与事实的相对性观念应用到史学领域，其中尤以两位自由主义思想家，意大利的贝内蒂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和英国的柯林武德为最。

  32 在他们看来，并不是历史学家观察、搜集并验证事实后，再对其进行“解释”。观察、搜集事实的举动本身，就受制于历史学家对过去所持有的先在（a priori）信念。

  37 冷战时代促使人们再次提出客观性的要求，这是纳米尔在1950到1960年代初风靡英国的关键所在。无独有偶，科学哲学领域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出身维也纳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爵士（Sir Karl Popper），毕生都在反驳将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性准则的论断，他在两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中，重申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波普尔主张，获得客观知识的最佳途径，是首先提出命题，然后找出可以证明命题为假的条件。他认为，只有那些并不试图解释一切，又经得起各种证伪法考验的理论，才是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具有清晰可辨的走向，且遵循一定的规律，这是波普尔所不赞同的；他认为，只有在中、短期进程的断限内，人们才能获得历史的客观知识，因为只有在这个断限内，我们才清楚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用来证伪被提出的历史解释。

  40 1970年代的“计量经济史家”（cliometricians）深信，不只是人口史和经济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事实上所有种类的历史，都必须建立在这一新的科学平台上，于是他们展开了一场野心勃勃的学科转化计划，希望一举终结传统的历史学研究。

  43 计量经济史家曾宣称，通过正确的科学性方法，可以获得更高层次的（且事实上是无懈可击的）客观性和确定性；然而，科学哲学领域内的新发展也已颠覆了这一说法。1950年代，波普尔旗帜鲜明的经验论立场所向披靡；而后，1962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科学的后经验论（Post-empiricist）看法，从此库恩的说法成为了最主流的 见解。

  43 以往人们认为科学在持续不断地进步，但库恩却指出，多数的科学家，往往是不自觉地，在一个既定的“典范”（paradigm）或一套理论、假说、研究主题等等之内从事研究，这使他们个人的经验得到引导，并确保了他们的观察符合他们原来就坚持的理论。因此，典范无法被证伪，而异常的情况，即数据不符合典范，通常会被忽略不计或刻意绕开。只有当异常现象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让从事研究的学科共同体普遍感到不安的时候，人们才会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典范。然而，一个新典范的缺点往往在于，它无法解释一些原有典范能够解释的现象。而且，不同的典范组成了不同的思想世界，它们之间无从比较。因此，科学不一定就在进步，而可以被证伪的科学理论并非建立在实验验证的基础上，而是由智识上的共识来维系的。

  44 库恩相信，自然科学的进步是完全不受外力影响的；并且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适用于其他的领域。类似地，我们认为，库恩提出的典范概念并不真正适用于历史学；一般而言，历史学家的工作并不局限在严格而有束缚力的典范中。但是，如果我们把“科学典范”这个词换成“历史解释”的话，我们便能看到，那些确实借用了库恩观点的历史学家会发现，自己的论调带有强烈的相对主义意味，并且会逐步破坏以下的观念：即确保能生产出关于过去的“客观”知识的方法，是历史学“具有科学性”的证明书。

  第二章

  历史学、科学与道德

  56 社会科学式的历史学极度关注普通群体及其平均状态，而不是离散的个体。年鉴学派的研究旨趣在集体而非个人的行为和心态，而计量经济史学如果也算研究人的话，他们也只在乎数量达到统计学研究价值的群体。然而，显然历史学既有关于个体的人、事件和结构的研究，也有对群体和集体的研究，……人类的个体性远远胜过微生物的个体性。因此，要构想人世的普遍定律是格外困难的。

  58 我们一再看到，历史原来是这样一个差劲的预言家。这是因为历史本身从来不重复；在历史学家最为关心的人类社会中，没有任何一桩事情以完全相同的条件或方式重现过。而当人们试图利用历史的时候，往往不是要去适应那些必然发生的事情，而恰恰是要规避它们。

  64 美国历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就曾说道，历史学不是“运用技术语言、受实验方法控制的假设—推理论断，以及业内人士普遍较为赞同的试验程序的一门科学”，它“更像是一门类似手艺的学科，就是说，它更倾向于服从于成规惯例而非方法论和理论，而它使用的语言是平常或自然的”。

  72 最终，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会被视作一种科学，即它是一套有序的知识体系，运用公认的方法进行研究，以报告的形式公开发表，经由同行的评阅，然后研究成果被确定为知识。这种科学，不是能构建定律并预测未来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科学。……事实看来，这些英语里统称为科学的各学科间存在的差异，并不比所有这些学科与一门像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间的差异小多少。“科学”在此只是一个便宜行事的标签，因此，难怪它的适用范围在不同的语言中有这样的大差异。追求一种真正“科学的”历史学，就像是在追求一个幻影。

  72 历史学不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科学，它还（或者可以）是一门艺术。称其为艺术，是指有技巧的作家可以用广受褒奖而毫不逊色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的文学形式和语言来表现历史。并且，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坚信的，历史学是一项技艺，因为史学工作者在工作中学会如何处理他们的材料、使用他们的工具。

  第三章

  史家及其事实

  77 历史学家的工作其实不是从看到档案才发端的，它早就开始了。历史学家首先确定一个论题，然后由此出发去寻找论据，从而发现事实。

  79 所以，真正构成问题的是，历史学家利用文献不是为了建立具体的事实，而是将它们作为论据去建立更大的，能够将事实联系起来的模式（patterns）。那么，这种模式、这些联系，是早已存在，只等着人们以不偏不倚的认知取向去发现它们，还是由历史学家自己构建出来的呢？……在这些学者看来，文献究竟能呈现出什么，是很有疑问的事情，历史学家拥有一种“传统的信心”（traditional confidence），认为他们能够“正确地”（right）找到他们需要的事实，或者通过材料他们能够触到那高高在上的“本质的真相”（essential truth），这样的一种信心是完全的错误。

  80 “历史学家往往只是在内容分析的层次上，把文本当作简单包含信息的资料去解读。”这个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对文本和文献的化约（reductive）式使用”。

  83 如果史家所处时代的观念和理论，能允许其人用一种超出甚至违背作者本意的方式去解读原始资料，那么同样会允许该原始资料为各怀鬼胎之各色史家用作证据。很显然，一份材料文献中所能提供的“证据”，和它自身所指向的那个“事实”，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84 文献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解读，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说，所有这些解读都具有同样的正当性。还有，很显然，我们解读材料的方式，是由我们当下的关怀出发的，是由当下的理论和观念引导我们形成的问题出发的，这也没有什么不对。

  85 如果我们略微拓宽视界，艾尔顿曾注意到，对“文献拜物化”的批评，以及将“再诠释”看成是历史学家首要任务的鼓吹，往往出自思想史家，这个观察是有道理的。毕竟，与大多数历史学家相比，他们是在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材料：把材料视为诠释观念的工具，而不是视为接近外在真相的线索。况且，他们研究的往往只是很有限的一些经典文本，出自一小群经典作家之手，或者说，他们身处于一个很少会有新材料发现的领域。所以，“再诠释”几乎成了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86 不是所有的材料都同样地能被加以各种诠释，或被派作各种用途，有的确实只能作单一的理解。而其他的，比如哲学的文本，则在许多年里已经历了不断的再诠释。有的材料被用来探求一个超越于它们的历史事实，有的则就其本身而被研究。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方式因人而异，某一领域的专家不该去责备别的领域的同行——就因他们没有遵循自己推崇的方法。

  88 不可否认，史料能否留存下来，是历史学本身的一个问题。过去留给我们的记录当然是支离破碎的，可对记录进行选择的过程却不总是武断的。历史学家一直很清楚这点，知道把那些可见的碎片置入由遗存的其他碎片所建构的更广大背景，从而能够获得对一个整体的看法（……），这是相当重要的事。

  88 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在做一个拼图游戏，那些拼板分散在一个屋子里的许多盒子之中，其中有一些已经被毁掉，即使我们把所有拼板组合在一起，依然有很多重要的拼板无法找到。最后这幅图像什么模样，部分要依仗有多少盒子留下来且被我们发现而定，这又大致要看我们到哪里搜寻它们。不论如何，尽管我们没法找到所有拼板，这幅图像的大致轮廓总能被我们把握。于是，我们“想象”着这幅图像的轮廓，并试图去深入它的细节。然而同时，那些我们已经发现的拼板却会对这种想象构成某种限制。……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过去留给我们的痕迹是支离破碎的，历史学家在重建它的时候完全能够海阔天空地进行想象发挥。

  89 如果不同的历史学家以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式翻译用历史语言写成的文本，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呢？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些语词在其当时的意义，转达给今天的读者呢？这几个问题究竟有意义吗？有些学者提出，这些问题没有意义，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决定两种翻译的对错，因而也无法准确地重建语言在过去的意义，无法重建那个过去。（詹金斯语）但是，要重建一种过去的语言在当时使用者心中的意义，确实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个别语词和概念，都是一个意义系统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参考这个系统里其他的语词和概念，来确定它们的意义。

  90 尽管历史学家的争论往往包括了对如何诠释原始材料的不同意见，学者更愿意将争论集中于哪些材料与该问题相关，而不是材料本身的意涵究竟是什么。有的时候，某个材料确实只有一种可以让大家接受的诠释，那么我们在争论中就完全可以判断，哪个历史学家的解读是正确的，哪个是错的。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如此，但那也不意味着“翻译”就必然是开放的，永远无法穷尽的。

  93-94 eg.罗兰巴特、德里达、索绪尔。

  96 eg.詹金斯、安克斯密特。

  97 一如某评论家马上指出的，史家惯常的对过去的关注，应该被一种更关注自我反观性（self-reflexivity）和文学性建构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所取代。后现代历史学更关心的是，作为作者的历史学家如何建构他（她）的文本？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幻象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会如何对事实产生“可信的”感觉，对过去的实在产生逐步接近的感觉（……）？

  99-100 eg.海登·怀特

  100-101 在所有这些理论化的研究里，历史事实或多或少已经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历史研究仰赖的一手和二手材料的区分，亦被抛弃。历史学家成为和撒谎者一样的作家，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分析的对象。历史与小说之间的鸿沟消失了。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历史书写与历史理论之间的分界线，也被擦去了。尽管这种思想能够带给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非常有益的机遇，但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对历史论断的传统形式带有敌意。

  第四章

  材料与话语

  103 历史文献使用的语言从来不是透明的，历史学家早就意识到，不可能仅靠语言，就能洞察其背后的历史真实。历史学家知道，他们也总是知道，我们只能“通过一个灰暗的望远镜”（through a glass, darkly）来察看过去，这点无待后现代主义的提醒。后现代主义所做的，就是将这些关于历史文本及材料的透明性或模糊性之类我们熟知的见解，置于一种二元对立和非此即彼的极端局面之下。就一个具有想象力的历史学家而言，他相信文本所使用之语言是通向作者心灵的透明之窗，但会反对这个同样是不真实的说法——文本作者与一个文本的内容根本无涉。例如法国理论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即认为，由于“读者从写作行动中缺席，而作者从阅读行动中缺席……文本因是制造出对读者和作者的一个双重遮蔽”。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文本总是为某个读者群而写，文本要受到这样的掣肘，即作者怀有他所期待的读者会如何接受文本这样的设想，作者是据此来书写文本的。不约而同，读者在阅读行动中也总是会留心作者在文本中设定的用意与目的。

  105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很清楚知道不可能仅靠阅读它，就能复原关于这个公文的一个简单的、不可更改的“真”（true）意思。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我们所期待的意义强加于一个文本。我们受其所用词汇的杯葛，与后现代主义者的意见相反，词汇并不拥有无限多的意指。而且，文本语言对诠释可能性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是由文本的原作者设定好的。这里，后现代理论家非常不切实际。

  106 阅读是一个读者和作者之间互动的过程，其中任何一方都非必然或必须处于宰制地位。进一步说，大体上，历史学家没有担保他们所说的每件事都是绝对地真实；相反，历史学家使用的常规语言，一直是非常准确地描述关于他们所说事实之不同程度的确定性与可能性。

  111 即便我们在人生路上一直都在发展，甚或可能“再造”（re-invent）我们的身份；即便我们不是一个单一的（unitary）自我，而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自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依然可能在我们的表达中发现某些一致性。的确，大多数人，除非他们是政治家，都会花费心力去确定他们是在以一种合理的一致性而非矛盾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我们的确会将一些意义赋予我们的言词中，而这个意义与我们的生活和经历有着真实的关系，若是我们不能在现实中做到这点，生活将会举步维艰。

  111 语言和语法在实际中并非完全是任意的符指，在人们试图为真实之物命名之时，它们与真实世界才发生联系。相似地，历史话语或诠释也是在人们试图重建真实的历史世界时，他们与真实的历史世界才发生联系。不同之处在于，这个联系是不直接的，因为真实的历史世界已经不可挽回地消失在过去的时空之中，它只有借助我们阅读过去存留下的文献及断编残简才能得以被重建。然而，这些绝非任意编配的话语，而是在一个相当直接的与过去之现实发生联系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总言之，语言绝非纯粹自给自足的。经验告诉我们，它可以在人类意识与其所占据的世界之间折冲樽俎，……假若语言不能为我们描述和传达过去的信息，那么我们根本就不能知道过去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因之，承认过去的存在不依赖于文本，这意味着我们认可的语言能够描述外在于其自身的东西。

  113-114 就詹京斯来说，借称之为“意识形态与神秘化”的产物来抨击斯皮格的立场，此种做法是不真诚的，因为詹京斯自己曾公开宣布，所有的东西（everything）都是意识形态，这意味着他自己的立场同样也是意识形态的。故而，为什么我们应该接受其劝诱，“质疑”那些与他不一致的人之“动机”？而不是同样也去质疑他自己的动机？……他们未能遵循他们一直在热切提倡的要别人信奉的论断。他们在方式上也存在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从其信条（在此是指非物质性的符号）库中拿出一个未经证实的判断，并严厉斥责其对手没有将后现代主义所接受的这个判断作为立论之基础。

  124 奥斯维辛不是一个话语，将集体屠杀看作文本，太轻描淡写了；毒气室不是一种修辞，奥斯维辛本质上就是一场悲剧，不能被当作喜剧或闹剧。

  125 海登·怀特尤其从其早期的立场退却，就是为了在面对这个指控时捍卫自己，此指控是怀特的极端相对主义支持了“否认大屠杀”的“修正主义者”之活动。怀特勉强承认，有关大屠杀的事实封锁了用某些类型的情节设置来描述它之可能。在做出此种让步的同时，他坦率承认，过去的事实在形塑历史学家书写它的方式上，具有优先性，所以他放弃了其理论中的关键点。毕竟，过去表明它自己并没有彻底被历史叙述与情节设置玩弄于股掌之间。

  126 就历史学家而言，其（怀特）影响更为广泛地表现在，历史学家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在他们工作中——包括研究和书写——的文学与叙述成分。的的确确，这并非坏事。然而，怀特早期的许多观点站不住脚。总体上，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之间的区别，在经历后现代主义于理论上的摧枯拉朽攻势后，已经劫后重生。过去确实要仰赖于材料才能说话，而且也可以借助材料而重新获致。

  第五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130 卡尔认为，历史学家之间是在以一种获得共识的取径来解释历史，这可能不会使哲学家满意，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可以完美运转。

  137 大体上，历史学家并未聚焦于那些意外因素，并不认为个体有不受限制的选择自由，也没有将自己局限于按过去的行动者之观点来重建历史。

  138 怀特的观点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之上：我们用以改善我们当前关怀的历史，其真实与否无足轻重，除了纯粹的考古癖之外，任何形式的历史在定义上都是一种“后设史学”（metahistory），其真实与否无从判定，因为它本质上是历史学家个人的创造。历史中的“解释”十足仅是由理论构成，这些理论是历史学家在没有求助于一手材料的情况下编织出来的，从外部强行加入历史。这种“解释”需要信赖一系列诗学领悟（“poetic insights”），以探查事情如何发生，这种“解释”还形成一套历史哲学，影影绰绰地呈现在每一个历史作品及其变体中。

  140 他（詹京斯）反复说，实证史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解释不只来自于事实，而是被历史学家强加于事实之上的，这些解释在被其他解释取代前，只限于在某时、某地有效。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概念，自身仅是这样一个东西：在职业历史编纂学上由史家武断地建构出的话语形构。

  140 援引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质疑时间观念的连贯与协调性；利用政治术语，后现代主义者把这样一个时间观念视为压迫性和束缚性的，它使话语霸权得到了合法化，并赋予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以优越性，胜于非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

  141-142 历史的线性时间观念绝不是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仅是“由于宰制体制安排形成的，为特权者”所遵守的一个观念。在根本上，这种时间观念是一个太过强大的原则，不可能被摈除，甚至就是那些拒绝它的人也不能祛除它。实际上，任何试图否定历史的线性时间观念的人，都必须预设了他恰巧否认的东西。……后现代主义者这里把隐藏在全世界广用西历后的西方霸权，同文化上中立的、普遍的计算连续性时间的历法混为一谈了。

  146 许多历史叙述都是由被揭秘的（revealed）、被重塑的（reworked）、被建构的（constructed）和遭到解构的（deconstructed）叙述混合构成，这些叙述来自于来自于历史的过去和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我们始于一块天然的石头，对之进行精雕细琢，直到其成为雕像。雕像并非如守株待兔，坐等我们发现之，而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而且完全可能雕琢出一个与我们雕成的这个不同的塑像。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仅受到那块石头天然的形状与尺寸的限制，也受到石头石质的束缚；一个不熟练的雕刻家不仅要冒制造一个难成形的、不能让人接受的雕像的风险，还要冒操作不当如敲打太猛或斧凿太深，乃至毁坏石头的风险。我们不得不在物质的界限内工作。这些界限是精确和严格的。

  152 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线性时间观的同时，却忽视了这个事实：即历史学家长久以来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习惯采用多种的变动时间概念。的确，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类的线性概念让他们明显有别于编年纪者（chroniclers），这些编年纪者的时间观念在根本上被限制在按年月日纪事上。

  153-154 eg.布罗代尔。

  155 年鉴学派的典范从不擅长解释任何一种层次上的历史变化：其在因果关系上的兴趣经常是相当有限的。虽然如此，对这些无可置疑的问题，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它显示了一种前人甚少使用的撰写手法，其所使用的记录历史时间的方式不同于线性时间。在许多方面，它都与线性时间截然相反：不是一成不变、理所当然的时序，而是一种历史学家必须予以讨论的建构。

  156 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太多苦痛，我们不得不面对此事实，我们不能仅通过这样的宣言就放弃它，此宣言如安克斯密特之言，在14世纪与20世纪之间，并不存在差别，或者认为时间只不过是一些不相关联的当下之点的一种集合；或宣称这个世界的文本性（textuality）放弃了前因后果这样的原则。像有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的，我们仅能从事情的结果来推知事情的起因，因此结果是起因的来源，这就颠倒了对客体的探究序列。历史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信仰之上：当下区别于过去，并来源于它；现在也指向有异于现在的未来。根本上，每个人都会知道，当下乃是因过去之影响所致，今天所发生的能够影响或者引起明天或后天所发生的；我们今天制造的文本与其他物质客体，为人们试图在未来认识我们提供了基础。

  157 许多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都会避免用一种“单一因果关系的解释”（monocausal explanation）。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习惯于这样一个观念：历史事件常常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即它们也许拥有数个充分原因和必要原因，其中任何一个原因或许都足以引起该事件以自身的逻辑发生。但是，一般而言，历史学家把确定原因的轻重缓急视为他们的职责，并且，还要去解释一个原因与另一原因之间的相关性。

  157 历史解释的程序一般是把一个事件，或一个过程，或一个结构与更为广泛的历史语境联系起来进行，……一些后现代理论不认为存在把文本从语境中识别的可能性，从而拒绝以上这种历史解释的程序。

  158 无论如何，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说，语境自身是无限的，这确凿无疑。因为历史学家并不会有比别的人更足够的时间和心力，故而他们不得已只能从这种无限中切取一个小片段或者一个小部分来研究，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的预设和意图会是至关重要。要把一份历史材料与其语境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端赖于人们对这份材料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一旦人们做出决定，提出的是此套问题而非彼套问题，沿此思路，关于此套问题的一些特定语境必须被考察，而非去考察另外一些特定语境。……况且，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会导致历史学家发轫之际没有意识到的新语境之产生，然而其与研究主题却明显相关。这些新的因素能够削弱或极大地改变这个历史学家关于过去之形貌的初始概念。

  158-159 尽管如此，这并没有使通过语境来寻求解释的程序彻底失效。历史学家选择的赖以施展身手的语境远远不是随意的，不管这会粗暴地把那天衣无缝的历史之网撕裂成多少碎片。……对于文化和语言的新强调，破坏了常见之于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和新韦伯主义的社会史中那种优先考察原因的做法，……但如今，经济决定论被文化决定论取而代之，其中，文化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而缺乏任何一种普世性的解释力。犹似福柯和德里达业已拒绝追求事情之起源和原因，并将这样的追求行为视作徒劳无功。所以，一般而言，后现代的解释理论挑战了任何有别于按照文化建构模式来解释文化建构的做派，早如我们之所见，恰恰是来自此种观点的作祟——文本之外别无他物。

  第六章

  社会与个人

  164 现在，几乎对当代人类有意义或重要的每一物事，都有写成的历史；当然，这指的是对所有各色人等都重要，而非仅对一小部分有教养、有权力的精英重要的每一物事。不管其是多么渺小、无力，不管其是文盲或是缺乏教育，几乎生活在过去的每一类人，如今都从汤普逊所谓的“后世之谦恭”（the enormous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此言给了那些自负的政治史家一记响亮的耳光——态度下，得以被拯救。

  166-167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我们即可以目睹一个大的转向——即从旧意义上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到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谓的社会的历史（history of society）的转变。

  172 历史专业的各个分支都有其各自非判分标准。即或多个史家研究同一个对象，查阅同样的文献，其脑海里也会有不同的问题预设，而且可能对别的史家探究同样的问题没有丁点兴趣。许多人现在都相信，历史不再是一门不可分割的知识体系，它破碎得近乎无法拯救。

  181 实际上，这些历史研究的各个分支都有其稍稍别具一格的方法论，况且这些方法论所产生的种种预设，已经被转换为对理论和认识论的不同态度。

  182 历史学已成为一个百花齐放的多元文化区间，其中不同的群体为在思想上独占鳌头，而在理念、课程设置、大学历史教学上互相展开竞争。确信，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以下的做法并不逾矩：呼吁史家要有一点思想上的宽容，还要警示任何一种历史研究取向，都要反对这个傲慢的偏见——即自负地坚持本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较其对手高出一筹。

  183-184 尤其好的地方是，那些正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而出现的研究，提供了理解历史的新面向，这大大超越了社会史的局限。大众心态、记忆、纪念、庆典的研究，关于权力和宰制的文化面向的研究，社会性别和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的研究，以及关于许多类似课题的研究，都已经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历史知识。后现代模式下的文化史成就，并非只是锦上添花，它帮助我们改变了对于政治史和社会史中的很多领域——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理解。

  185-186 那不是说“纯粹的文字”（mere words）不会发生作用，而是说文字不应该君临万有，被当成现代人生活和经验中至高无上存在。实际上，大部分的人都认识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职业、性别、性取向、种族和社会地位之间存在关系——所有这些都有这种或那种真实物质指涉——一方面，与其社会、道德、政治的态度及对于生活的一般观点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们表达这些指涉的语言有关。后现代主义帮助我们的，是去强调这种关系并不是单向的。

  189 后现代主义怀疑主流，推崇边缘、奇特与含混，已经产生了大量历史作品，这些作品挖掘出许多较少为人所知的个人世界，如……——一位出现在卡罗·金兹堡（Carlo Ginzburg）《乳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一书中的一个意大利磨坊主。因为其对平均值和统计数据的依赖，通则化之社会科学式的历史一个非常大的缺陷是，为探求一些籍籍无名的群体和趋势，在事实上却消除了个体的存在，将每一个人化约为统计数字、社会类型，或集体话语的传声筒，这是对人性、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活之复杂性的一种粗暴冒犯。

  189 一言以蔽之，没有一个人的总结好过马克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正是在于个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才使我们能对研究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满怀兴致。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回到个体，回到各个层次历史中的人的因素，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这也是后现代历史的居功至伟之处。

  第七章

  知识和权力

  194 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有一种当下的意图和灵感来源，或是道德的，或是政治的，或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于，这一意图重要到何种程度？它就是历史研究最后真正关注的吗？

  194 但若就此断言以下这个论述成立，就矫枉过正了：不管史家说了什么或相信什么，所有的历史著作和历史研究的主要意图，都是为了让历史学家，或他们当下所代表的那些人获取权力。

  198-199 后现代主义的自我陶醉和精英论调可以被当作一种变相要求获得补偿的技艺——这种补偿源自过去十至十五年，由于学术圈内的从业者过多而带来的切实损失、收入的减少和地位的下降。

  199 后现代主义为历史著作中的主观性背书，这鼓动了历史学家不惮冒昧地涉入文本，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太突出他们之在场而湮没了历史主体。……优先强调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争议及规范书写（prescriptive writings），，而非优先强调研究过去自身，这也教唆了史家的孤芳自赏、买椟还珠式做法，使他们迷恋于对这些议题所持的立场，而无视这些议题自身。如果历史学家认为他们自身比他们正在书写的对象更为重要，如果他们像理论家安克斯密特和詹京斯所希望他们去做的那样，……那么出现自我吹嘘、唯我独尊、自命不凡的结果将是应中之义。这样实在有必要回归到初学者的谦卑（a return to scholarly humility）。

  218-219 后现代主义或许会宣称，“没有真正的客观‘历史’，只有历史哲学，历史学家的工作均可化约为某些意识形态立场”，这些说法都不真实。根本上，假若政治或道德目标成为历史书写中的至高准则，那么学术事业就受害不浅了：事实被滥用去证明特例，为政治目的去扭曲证据，忽略不利于己的文献，刻意武断和误解材料。若是历史学家不愿意追求真相，若是客观性的观念仅是旨在压制那些另类视角的一个概念，那么在评估某一特定历史主张的优点时，学术准绳就会无关紧要。

  219 没有历史学家会完全相信他们正在书写的就是绝对的真相，这仅是其中可能的真相，是他们遵照通常的证据法则而费尽心力使人们接受的真相。

  221 一旦后现代主义的那些原则被反施于它本身，它的许多论断将会被其自相矛盾的观念解构。

  222-223 可历史只能对追求当下的社会和政治权力提供可靠的支持，前提是它能斩钉截铁地宣称它是真实的，这就反过来要求史家用一种严格和具有自我批判性的研究取径去面对证据，史家必须勇于抛弃那些已被证明是无效的政治理念，同时不得歪曲和操弄过去的事实。尽管历史学家在展开工作之时，他们不可避免会出现动摇，有意无意会受当前一些道德或政治意图的影响，关键不在于这些道德或政治目的是否正当或能否实现，而在于历史论断与政局规则的切合程度，以及它们所依赖的事实为何。正是这些基础，最后决定了历史学家的兴衰成败。

  第八章

  客观性及其局限

  231 实际上，即使是最为极端的解构主义者，都不会真心愿意将其理论反施于其著作；相反，他们妄图维系他们作为作者的认同，希望能控制他们自己的文本正在遭受的阐释。……一旦思想大门向彻底的相对主义开放，为了某个拥有特权的理论之利益，它就不可能再被关上。

  236 后现代主义者似乎想鱼和熊掌二者兼得。在后现代主义者宣称要科学化的背后——极力使用其专门术语及特殊语言将之符号化，归根到底，存在推崇阅读文本的某一特殊方法之企望，这彻底与其以下设想冲突，即文本在实质上的任意性与开放性。

  245-247 eg.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达恩顿《屠猫记》。

  248 在其更具有建设性的方面，后现代主义鼓励史学家更贴近地阅读文献，更严肃地对待文献之表面呈现，在新的方面来思考文本和叙述；它还有助于我们开辟新的研究课题与研究领域，同时将以前看来许多已难做出新意的旧课题重新提上研究日程；它也迫使历史学家前所未有地质疑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在质疑中，让他们更具有自我批判精神，这皆是非常有好处的；它还会促使读者更加强调历史学家主观性的公开认可，有助于读者更严格地评价历史学家的工作；后现代主义还改变了历史书写的侧重点——虽然并非是改变了整个历史学科的——从侧重社会科学模式的历史书写转向了侧重文学模式的历史书写，此种改变可以让历史作品更易为学院外的大众接受（……）；它还使具有独特个性的作为个体存在的人重新恢复了在历史中的位置，而社会科学取径的历史研究则或多或少地把他们排除在外。

  249 历史学是一门经验主义的学科，它更关注知识的内容而非本质。经由我们使用的学科，以及我们处理材料的方法，如果我们足够小心和严格的话，我们离重建过去的事实就不远了，这样的重建可能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而且肯定不会是如实的，但它仍然是真实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依据我们要讲的故事择取材料，我们将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的方式以及对之进行解释的方式，会受到文学模式、社会科学理论、道德和政治信仰、美学意识的影响，甚至还会受到我们自身无意识的预判和期待的影响。……认为关于过去的真相无关紧要的人，可能没有在像苏联或东欧共产主义社会那样的体制下生活的经验，在那些地方，真相是被体制性地歪曲和压制的。

  250 诗意与想象力必须要接受事实的规训。

  251 就我而言，我依然很乐观地认为，客观的历史知识既是可以期望的，也是能够得到的。……我则会谦卑地面对过去，不管他们怎么讲，我要说，过去肯定是发生了，而且我们的确能够——若是我们非常谨小慎微且又能自我批判的话——发现它是怎么发生的，并获得一些站得住脚的结论，即便这些结论并非是关于其所有含义的盖棺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