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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草昧 发布时间：2022-11-23 22:33:38

  看了一，二编，作者的选题与思路都很认同，但感觉写的不太好，看了下材料 梳理，不如用平实的语言写本书

• 作者：不如跳舞 发布时间：2021-08-12 11:29:33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共鸣

  我喜欢你

  有原型 没自杀 就够了

  我们读着他们的故事 爱我们的生活就够了

  只只暗恋的七年最终也如愿以偿和段嘉许站在了一起。桑延九年也最终如愿以偿，可只有叶絮和梁嘉泓七年兜兜转转也没能在一起

  其实 当初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了 没能力 等到男主有能力了女主却又赌气和其他人在一起了 很现实 不会像大部分小说里面为爱等了多久多久 人人网 dr钻戒 看着的时候就觉得和我们很贴切

• 作者：makubes 发布时间：2023-05-18 18:22:56

  为了看宫部阿姨的采访

• 作者：余生，请多指教 发布时间：2022-04-10 16:28:31

  不好看

• 作者：AshRialto! 发布时间：2017-03-08 17:09:30

  需要读很多遍的书

• 作者：野原新之助 发布时间：2024-03-09 22:02:52

  这本书承接上卷，内容相互关联，但令人惊艳的不多。有两点印象深刻，一是认为16-17世纪发生的最关键的技术进步在于宗教领域，即太阳神的回归：宗教领域古埃及的太阳神拉再现，自然科学领域哥白尼提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世俗领域太阳王路易十四成为西方最大的君主。钟表和太阳历都与此有联系。二是作者提出的权力五要素，即能源、生产、利润、政治、公信力，用这些要素解释巨型机器的概念，算是总结了前一本书。最后要再次吐槽一下翻译问题。在涉及人名和书名的时候，译文中几乎有一半是错的，那些可以说是常识的人名和书名，翻译之后都给人一种极其离谱的感觉，除此之外，相同的人名出现了前后不一的翻译，标注和注释也非常不合理，真的是糟蹋了芒福德。

• 查尔斯*庞兹的故事

  作者：八日水 发布时间：2019-08-23 17:24:12

  这是查尔斯*庞兹讲述自己在美国如何从身无分文到每天一千万进账，进而被捕的故事。

  庞兹带着母亲的祝福、十足的信心以及200美元离开意大利来美国；到美国被骗，只剩2.5美元，人生地不熟的找到宾夕法尼亚，乘船到新泽西。

  到美国以后的四年时间，从杂货店伙计到路边推销员，从机器维修工到保险推销员，从工厂小工到厨房餐厅的跑堂，只要能干的活儿庞兹基本都干过了，但每份都干不长。

  1907年7月庞兹求职成为一家银行的职员，但银行老板不善管理以致于财政变得捉襟见肘，庞兹找到认识的老同学帮忙，但后者企图谋划老板的资产。老同学甚至恐吓银行老板到跑路。庞兹和老板夫人以及两个女儿一起住，跟其中一个女儿产生感情。但不久庞兹就被警察抓进监狱，后来得知是老同学的陷害。三年的监狱时间，庞兹坚持一天七八个小时的重复工作有两三个月后，被提升到监狱铁匠铺里当记录员，接着又调到典狱官的办公室。

  出狱后因为有案底而不好找工作，庞兹只得去边境附近碰运气，但有同学托其带着五个从意大利来的移民，途中碰到移民审查员而让庞兹被监禁起来，最后被判服刑两年加500美元罚款（五人却释放）。在新的宽敞的亚特兰大监狱里，庞兹轻松工作并见过各类行业人员。1912年7月庞兹出狱。

  在伯明翰时，庞兹见识矿工连同医院诈骗矿主，但没同流合污，只是担任护士工作。在知道当地没有电和自来水后，庞兹决定募集资金并获得社区通过，期间有一女护士被严重烧伤，庞兹捐献皮肤以致于自己差点感染各类炎症，所以最后项目成泡影。

  1914年作者到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成功应聘医学院的图书管理员，但卷入医学院内部管理争斗而被辞退。庞兹在新奥尔良做油漆工，不久后，到德克萨斯州的威奇托福尔斯担任外贸业务员和通讯员。1917年1月庞兹在波士顿遇到美国人罗斯，8个月后结婚。

  1919年春天庞兹租用办公楼，办公所必需的家具和设备，例如桌子、椅子、文件柜、印刷机等，都是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的。庞兹设想发行《商人指南》，以广告的形式覆盖成本并赚钱，但无人投资，银行也不给贷款，只得打消念头。接着，庞兹将注意力放在国际回邮代金券，凭着自身了解的外汇知识，通过对比西班牙和美国之间汇率差，包括意大利货币贬值等各国外汇货币（法国、罗马尼亚、希腊）差额，认为理论上有利可图。

  庞兹通过实际购买代金券，证实设想成功。为了更加稳定一些，庞兹成立一家证券交易公司（冒名填写其他人名字以便合伙）。期间，家具经销商屡次过来讨债，庞兹向其说明国际回邮代金券计划，却被告上法庭。庞兹开始寻找投资者，但并没有吸引任何投资者。终于有一来访者，当庞兹提到投资者将会在90天内获得50％的利润（一年能获得400％的回报），投资者陆续将朋友介绍过来。

  到1920年1月，第一经销商吸引了18名投资人，共筹集到1770美元。到2月的第二周，开始发展迅猛。作者一共为这1770美元的早期投资者支付了2478美元。

  庞兹的业务立即遭到各类人的查询，包括波士顿的警察局官员勒索。有一意大利投资者拿着代金券过去邮局而被拒绝兑现，因而报警邮务督察，但经督察反复查验，却没发现漏洞（无人亏损）。某教堂的神父甚至将教堂储蓄金拿去投资。庞兹自己经过查访，认为目前市场上的代金券供应充足。在碰到以前坐牢的狱友，为了防止其曝光庞兹以前劣迹，庞兹派他去其他地方开分支机构。金钱的大量增多，庞兹野心也随之膨胀，手伸向银行。通过大量存款，加上和股东等沟通好，管理层只得同意庞兹控制汉诺威信托公司。同时，庞兹进行各类挥霍，购买各种房产、办公楼、奢侈车、工厂。直到有一次，邮务督察过来审问邮政代金券已经禁止发行，为何庞兹的业务能继续下去，幸好意大利邮递代金券过来而混过关（晚两个月到）。

  鉴于代金券即将停止流通，庞兹甚至让人去波兰将准备购买的公债换成代金券，但波兰政府没法提供如此多的代金券。庞兹只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继续下去。同时，为了保险起见，庞兹购买生命险，让银行出面做担保。保险专员、银行专员等召开会议质疑庞兹业务的可持续性，但被庞兹的专业知识所征服，过后，个别还拿钱参与投资。

  有参议员要造访却遭到庞兹拒绝（后来追悔莫及，这是后来的总统哈定）。出现兑现风潮，但庞兹从容应对。结果吸引更多人参与投资。包括印度、中国、南非、澳大利亚、南美洲等地方的机构都表示要参与。看到船运局的船队出售，庞兹考虑其盈利性，企图筹集2亿美元买下，后来作罢。同时，庞兹还时不时接受各类调查。一家名为‘老殖民地外汇公司’机构的广告引起庞兹的注意，其手法几乎一模一样。庞兹委任私家侦探调查后企图将人员送进监狱。

  时局的发展，连庞兹自己都没想到，存钱的人多不胜数，交通已经完全瘫痪，甚至到了三个小时就收到100万美元。共和党派想收购庞兹公司，还是被庞兹拒绝。

  媒体的疯狂宣传犹如质疑之声，让庞兹更加担心。庞兹再次决定先发制人，陆续联系地方检察官、联邦检察官、司法部部长，加以解释有能力偿还投资人的债务。挤兑讽风潮陆续发生，庞兹穷以应付，期间遭受勒索，敲诈。

  当审计员的审计报告出来，显示庞兹资不抵债，而银行拒绝为其继续贷款时，庞兹被捕了。

• 史家与说书人

  作者：查无此人 发布时间：2019-11-20 17:34:42

  翻开沈卫荣教授的近著《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下文引用原书内容只标注页码），读者在目录页会发现全书由七篇文章所组成，如果抛开前言和附录，正文部分的五篇文章明显是以历史发展排序，从元史到清史，照应了全书的题目。

  但在前言中，作者给出了另外一种研究次序。正文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我看‘新清史’的热闹和门道”——恰恰是成书的起因（第1页），也是本书的重心和落脚点。虽然是要回应“新清史”研究所引发的问题和挑战，但作者坦陈自己并非清史（和元史）的专业研究者，而不过是“研究藏学、特别是研究藏传佛教历史的学者”，也是“文本语文学家”（第2、3页）。在亮明了身份之后，作者也就说明了本书的局限和自身的研究路径。相比清史，作者的学习经历和对藏传佛教历史的研究使他更有资格对所谓“大元史”研究提出意见。而大元史与新清史的研究方法一脉相承，都是从欧亚或内亚的视角来看待帝国问题，并以当前的国际问题为参照点，也存在着相似的启示和缺陷，因此从大元史研究进径，尤其是以其中的藏传佛教为线索，正是作者找准问题发力且扬长避短之举。

  在第一章“蒙元史研究和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中，沈教授明确区分了历史研究和历史叙事（第27页）。如果说大元史的研究者们提示现在的史家要注重非汉文文献资料和具备国际学术视野，那么这在作者看来并非国内学界高喊“狼来了”的症结所在，缺乏吸引读者的历史叙事本领才是国内治蒙元史学者的“七寸”。投身高深的学术研究并不会必然习得舌灿莲花的修辞技巧，毕竟“历史研究的进步与历史叙事的建构并不是同一回事”。（第27页）按照作者的说法，“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或话语的出现多半与一个时代、社会的特殊的兴趣和关注相关”（第27页），那么他就是在提醒国内学者除了要具备高度的学术素养以外，还要具备一种“说书人”的本领，向非专业读者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积极参与到话语权的争夺中。不过，历史叙事的魅力“并不见得一定要依靠优秀的历史学家的努力，也不见得一定是建立在优秀的历史学家们所作出的扎实可靠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第27页），无论是日本学者杉山正明从对拉施特《史集》的研究和译注转向通俗读物的写作，还是蒙元史“门外汉”Weatherford 教授在短短时间里写出了以蒙元史为主题的世界级畅销书，他们的写作虽未必扎实，却只需“调整一下视角，变换一种研究方法”，即使是缺乏专业训练的作者也能写出引发一时洛阳纸贵，甚至专家都追捧效仿的作品来。沈教授似乎在本章中暗暗指责国内学者缺乏此种“从当下的视角和关心出发来考察其历史定位和其于现实世界的意义”（第47页）的叙事能力。

  在作者看来，这种历史研究和历史叙事的脱节，以及后者对前者的优势并非“新事”而为“旧章”。沈教授在“前言”里继而转向本书的第四章“从‘大喜乐’和‘演揲儿’中拯救历史”，从当前学界公案的前史来审视研究与叙事的复杂互动关系。在这一章中，扮演说书人角色的是野史《庚申外史》的作者元末明初人权衡，他将藏传密教的义理和修法演绎为宫廷滥交的丑剧。但这种叙事却为编纂《元史》的史家照单全收，在官方史学观点里不仅藏传密教成为了佛教演化过程中最为颓废衰朽的阶段，而且元朝覆亡也被归咎为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盲目信仰（第167页）。获得官方史学加持的历史叙事甚至影响到改革开放后文学作品的创作。而在这数百年时间里，却鲜有史家对这种叙事提出质疑。作者借助自身的语言功底和对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来帮助我们重新看清历史叙事中的虚实，还密教修法以原貌。同时，作者在字里行间也在不断提醒我们，汉语的历史研究存在被历史叙事“污染”的可能性，现代的研究者还需要凭借其他语言史料。

  因此，作者在前言里引导我们进入第二章，通过西藏史家的历史书写来使读者暂时摆脱对现代世界中各种问题的关切，回归历史语境。沈教授发现《汉藏史集》的作者是将元朝置于“汉地王国“的背景来展开叙事的，因此拒绝将元朝视为中国王朝的说法至少在古代藏族历史讲述中是缺乏依据的。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西藏话语里所塑造的蒙古皇帝与萨思迦派上师之间的供施关系要如何理解。有人甚至借此范畴否定蒙古皇帝与西藏喇嘛之间存在政治隶属关系。《汉藏史集》的作者以及其他西藏史家所创造出的“供施关系”这一表述表面看来只是一种纯粹的宗教关系，但如果细致的耙梳史料并对观《元史》就会发现，藏族史家言辞创造的根本用意是用“委婉、曲折的方式”（第94页），表达“施主和上师之间结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和宗教联盟”（第95页），为萨思迦派在西藏当地面对其他教派和地方豪强时取得领导地位“提供必需的政治和宗教依据”（第96页），从而使“萨思迦上师们于西藏地方的政治特权得到普遍的承认”（第97页）。显然，西藏史家并非只是专注于史料钩沉，而是同样有着现实政治关切，依靠史家笔法遮蔽着某种现实政治关系的同时，凸显出另一种关系。在西藏史家的作品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历史叙事对历史研究的统治地位，汉、藏文献在这方面似乎并无不同。单纯回到史料，哪怕是对观由不同语言形成的史料也无法还原历史，沈教授让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也就是古代史家的现实处境，看到他们在当时所扮演的“以古说今”的说书人身份，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冲破时间所布下的层层迷雾，不过吊诡的是，回到历史语境也需要借助史料，同样需要我们留意史家的历史叙事，历史研究似乎陷入了历史叙事的循环，无法脱身。

  沈教授看起来没有察觉我们的担忧，而是径直将我们引向第三章，即“论蒙元王朝于明代中国的政治和宗教遗产”，依然沿用多语言史料对观的方法，使读者注意到从西夏到元朝再到明朝前期藏传佛教对统治阶层的巨大影响，进而认识到以宗教为线索串联起了将近九百年的发展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并非冈田英弘在《从蒙古到大清》一书中所认为的元与清之间的插曲，从而方便我们在历史的连贯演进中进入作者对新清史的讨论。而来到新清史的修罗场中，也是作者从历史研究的第一个步骤再次转向第二个步骤（历史叙事）（第29页）的重要一步。

  沈教授在第五章里似乎发觉了上文我们所指出的问题，他给出的解决之道是诉诸乌云毕力格教授关于“遗留性史料”和“记述性史料”的划分。其中，前者是指“产生之初并无传承历史信息和历史知识之意图的材料”；而后者是在诞生伊始即以记载、保留和传承历史为依归，属于历史“撰述”（第259页）。前者鲜有窜改，而后者则大多难逃史家“毒手”。作者在此还特意举出档案文献和满、汉双语诏令、文告来作为“遗留性史料”的范例。这样看来，在历史研究中侧重这些遗留性史料，或多或少可以使后学摆脱古代史家历史叙事的困扰，看清历史事实的真面目。

  然而，本书的附录却让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如果真的像沈教授在附录注释中所说“译过之后，对文章的内容印象非常深刻，这么多年来一直难以忘却”（第269页），那么兰德彰的这篇文章就以元朝中后期的汉族士大夫虞集为例，向沈教授展示了所谓“遗留性史料”也并不可靠。根据兰德彰的研究，虞集在元文宗图帖睦尔的篡位中发挥了在理论上对此阴谋加以正当化的作用，具体来说，便是他所起草的诏书“以兄仁弟悌和汉族伦理的光鲜的外表来粉饰兄弟之间、图帖睦尔与阿剌吉八支持者之间发生的残酷的权力争斗”（第281页）。此外，虞集在编纂《经世大典》这部“皇朝最重要的档案文献的仓库”（第290页）时，也在为元文宗的袭位辩护，甚至在图帖睦尔死后又利用起草即位诏书的时机从法理上剥夺了未来元顺帝的继承权。可见，遗留性史料的“生产者”身处当时政治的漩涡中，依然需要利用“说书人”的技巧来构造历史叙事，因此这种史料的真实性同样令人疑窦重重。

  综上所述，对于历史研究或历史研究的第一个步骤所面临的困境，即“一个幽灵，一个‘说书人’的幽灵在历史研究领域徘徊”，本书的作者并没能给出理想的解决方法。甚至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其实每位史家都是在眼前的处境中进行着自身的历史叙事，当代中国的历史学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新清史研究之所以会引发国内学界的强烈反弹，甚至被指责为“图谋分裂中国”，不恰恰是因为该研究所提出的新的历史叙事与我们传统的叙事方枘圆凿，而后者又同我们当前的国家建构的话语息息相关吗？从而，除了要在保证历史研究准确客观的基础上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以外，我们还可能要追究传统历史叙事出现的原因，及其与当今中国国家叙事的深层机理，当然这已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框含道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