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新模式--综合评价招生一本通(适合高中生及其家长阅读) 编者:孙伟 上海教育 【新华书店正版图书书籍】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孙伟编著的《高考新模式--综合评价招生一本通》结合典型案例，详细介绍了自我陈述和自我介绍的写法，探讨了提高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技巧；点击社会热点，指导无领导小组讨论训练；并分门别类地

一、知识篇·综合评价概述(一)综合评价简介1．什么是综合评价2．综合评价考试综述3．综合评价与自主招生的异同(二)综合评价报名条件1．学业水平测试2．研究性论文的写作3．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4．个人陈述

孙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特级教师，市十佳教师；区人大代表；山东版教材核心编者；《写作》《语言的运用》《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编委，教参副主编；主编《烛照千古两圣人》《唐宋八大家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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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D 发布时间：2014-07-30 00:40:09

  一，前半段幸亏有小时候那些先秦诸子故事打底，说的还是熟的人物，后半段多论古制就各种抓瞎，得请教有相关阅读研究的人…

  二，老辈人太爱用歇后语了，心塞→_→

  三，回头看看《孟子》和《吕氏春秋》，好像还蛮好玩

• 作者：BENM 发布时间：2018-12-17 01:16:10

  正在读，好像不错。

• 作者：dylan 发布时间：2011-12-21 12:32:30

  经典实用，

• 作者：云也退 发布时间：2019-05-13 09:45:47

  写得似乎随意，可是才华真的是高，只用一半的气力，就能描绘出一些让人难忘的人和场景，而他dramatize一切的气场，他对人之种种面相的敏感，又决定了总是有一些人来到他的身边，将自己的问题暴露给他看。

• 作者：释槐鸟 发布时间：2022-02-18 17:20:24

  只推荐第三章，这一章点到为止地归纳了章太炎的学术源流及在各领域中的贡献。许寿裳的名字常常听闻的，他论国文读法的书还蛮喜欢的。为他人立传，能见其性情；不再一一指摘书中之段落，且举一例尊己卑人的论述，在此公的笔下，将邹容作比对人物，说章太炎是一位“素有涵养”的，能砥砺大乘法义的伟大人物。当一个为他者立传的人，不惜枉借他人之事故，而想尽一切努力奔向那“伟大”一词时，其人用心可辨一二。就如同沃尔法特编著尼采的那本《权力意志与永恒轮回》中说的那样，“什么地方讲崇高和罕见之物，那里的平庸和卑劣的动机就会令人反感，假如动机来自于历史学家的虛荣心的话。”

• 作者：予秋 发布时间：2019-04-13 20:24:52

  ”200"《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2004年）表明，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二是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者，约占5.5%；三是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占约4.5%”。。这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领导天天说国家很穷要为国家贡献，也是醉了。

• 半个世纪的开拓---------读新著《播音主持艺术论》感怀

  作者：秋天的美丽 发布时间：2009-07-16 14:09:19

   半个世纪的开拓

  ---------读新著《播音主持艺术论》感怀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讲师 博士生 赵琳

  “到哪里去找回我们在知识里丢弃的思想？到哪里去找回我们在信息里丢失的知识？”惠特曼曾经忧心忡忡的，正在我们阅读中发生，一篇文章可以说清楚的观点，非要夸大成一本几百页的书。好书难得，犹如埋在沙滩上的金粉，而先生的每一本书就是。

  今天细细品读刚出版的《播音主持艺术论》，却是先生“两句三年得”的苦吟，集合了对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理论与教育的思索，从杂记编、教学编、理论编到前沿编，我崇敬地翻阅每一页，就像是在阅读一位74岁高龄，正在为广播电视事业工作第50个春秋的老人。一般人的写作量可能远远超过他，但不会再造出一个“张颂”，除非你经历过他所承受的一切。

  如果说，20世纪有几个人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广播电视，张颂是其中一个。语言传播国家形象，他为中国播音员主持人培根养心50年，为了一个国家的尊容。

  张颂，中国播音学学科奠基人，原名张永昌，出生于河北省易县，这里曾出生了勇刺秦王的剑客“荆轲”，从这方水土养育出来的一个学者的文风，是完全可以想象出来的，看过1994年他写的《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一书，如投枪匕首，一针见血，在指名道姓的境遇里，在“消极”、“失误”、“诡辩”等连篇累牍的帽子扣下来的情况下，他不能再沉默了，一个月之内奋笔疾书十六万字，只是希望引起一场论战，以便明了是非，发展事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愤怒的老爷子，要呐喊的，该讨伐的，一个都不放过。书中说“语言出现了危机，这危机正在加重”，“庄重的台风要变成大喊大叫手足乱舞，严肃的创作要变成卿卿我我，神魂颠倒，这一切怎不令人忧心忡忡？……主张和实行迎合和媚悦的人难辞其咎。如果让这种畸形发展下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化北伐’是要成功的。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的恢复与弘扬，就需要花去几代人的忍辱负重，心灵创痛。”

  时隔十五年，《播音主持艺术论》一书的出版，再一次让我看到剑客一辈子的痛。“传媒语言的快餐和低俗，使得大众对于文化的需求已经碎片化和浅薄化了，改变现状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大力倡导儒释道文化精神的追求，让漂移了的传媒语言最终回到民族优秀文化的通衢大道上来。”爱憎分明，该骂的骂，该恨的恨，让张颂最爱最恨的正是中国的传媒人。

  七十年代，有人说“播音无学”，他不服，非要弄个明白。他坚信“播音员主持人的创造性能够催生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传承‘书同文’成就‘语同音’。”这个从小喜欢抱着“话匣子”听广播的老先生，即便父亲被打成反革命，自己被迫离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一线，造反派的残酷批斗他，都没能打倒他，他仍在田间地头给学生辅导《锁不住的大老张》被人告发：“老张锁不住，倒把学生给锁住了”。他仍在床沿板凳上大胆编写教材，《播音基础》终于在1985年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我国第一本播音理论著作诞生了！与1983年他撰写的《朗读学》，两部著作共同奠定了中国播音学学科基础。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他继续开拓，率领团队创建了中国播音学学科理论体系和教育格局，国内外独树一帜。他就是这样的人，倔强得拧，顽强得很！

  先生的正气让很多人不得不服，因为他的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他的论著源自于他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源自于他洞察社会的学术思辨与广博的视野。

  今天，在这本新书的一篇《传媒与教育散论》的文章里，我清楚看到一位从事传媒与教育50年的学者的怒斥与呐喊，“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肩负着提升广大受众的社会道德和引导先进文化方向的责任，而绝不是专门供人取乐，被人消遣的媚俗艺伎。”50年的开垦，勇敢的斗士，即便有开拓创新的爆发力，没有伟大的勇气与“不怕得罪人”的锐气，是不会产生中国播音学的！

   “前无古人，今无同路”，今天，国外仍然没有播音学，1986年先生受“美国之音（VOA）”邀请，走出国门，做为期半年的高级顾问，指导美国播音员播音，获得高度赞誉。1994年，标志着学科已经成熟的《中国播音学》横空出世；1999年，这个专业开始招收博士生，2007年他被评为 “国家级教学名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张颂，一个书生，凭着他的“思想”带出了一支队伍！全国3万多名代表国家形象的播音员主持人、300 所大学的播音主持专业、数以万计来自海内外的语言工作者和高校专业教师，都从这里起步，每一届“全国高校播音主持艺术教师高级讲习班”的授课，先生亲自讲授，责任与热情不减当年。有人说他“一本书养活了一支队伍”，先生却幽默地说：在中国播音学的土地上，刨个土挖个坑，就有收成！”别以为这是先生自谦呢，这恰恰是学科自信的表白！

  难以想象，在今天中国传媒界高等学府里，三代教师都是张颂带出来的。当年轻教师感叹：“我们要写的，他老人家早已写过了。”他急了：“现在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对于外界的任何批评都不屑一顾，一言以蔽之曰，“他们不懂”；另一种态度，就是我们播音学已经成了，我们没有话说了。不客气的说，这都是懒汉和懦夫的思想！”这位播音理论家、教育家真诚地对来自全国兄弟院校的同行们说：“希望你们也能建立起自己的播音学理论体系，你们吉林有吉林学派，你们四川有四川学派，你们浙江有浙江学派……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中国播音学的百花园就会百花争艳，万紫千红！我们的中国播音学学科建设才能真正兴旺起来。努力吧，我们期待着这一天！”胸襟博大，掌声热烈，我们引以为豪。先生一直希望青年学子面对外界的学术批评时“乐于在场，勇于出席，善于发言”，他说“没有批评的学科是即将衰亡的学科”。

  正因为这样，在先生面前，我们始终有一种紧迫感。每次路过先生家，看见书房灯光，就会有一丝紧张，就会加紧脚步，不是怕，而是敬。

  奇怪，这种“紧张”心理很多人都。当我们悄悄传说着这相同的感受，都惊讶地笑了。其实，先生人很好，风趣爽朗，一头纯澈的白发，闪着智慧的银光，满口锦绣，我们都喜欢他，不管是不是蹭课的学生，大家常常一起和先生吃饭聊天，前仰后合，笑得眼泪掉下来，很晚也不舍得走。

  听他讲课更是一种享受。他完全脱稿讲，气韵生动，没有半句废话，实实在在。先生认真得要求自己每一堂课重新备课，每一节更新内容，从不马虎。我每次听课录音，回来一字不落整理出的笔记就是一篇篇可以直接拿去发表的文章，语言畅达，思想深刻。篇篇如此，对于他已不足为奇了。我听着先生的课畅游播音艺术的殿堂，读着先生的著作走上播音教学的讲台，每一次聆听他的话，那澎湃的激情，深厚的语言功力，坚定的理论信念，犹如强大的磁石深深吸引着我。播音主持艺术是彰显有声语言魅力的课程，他的语言本身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如果说，李瑞英、罗京、张政、王世林、王雪纯、周涛、鲁健……听着先生的教诲便熏陶为播音骄子，恐怕不足为过。

  时至今日，中国播音事业蓬勃盛况之下，仍不乏误解者、轻蔑者、排挤者，一次我们博士课程结课做演讲时，台下有人指着正在发言的我们说：“播音就是念稿，没思想！”霎时现场气氛紧张，我们愤怒了，我们开始反驳，这时候我们想起了先生！这样的论战场面，半个世纪啊，先生是怎样披荆斩棘一路走过来！

  先生却说：现在还是“启蒙”。

  回想这一切，合上这本书，正值己丑立春时节，大地回暖。中国人“轻视有声语言”“重文轻语”的历史何时冰消雪融？有声语言“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的价值观能否珍如生命？语言的蒙昧态度正侵蚀着广播电视传播中的民族语言的典范意识，传媒语言的文化身份却被低俗化的经营身份解构得岌岌可危。怎不令人严肃之，慎思之？

  在“理论搬运工”风行的今天，“理论的独创者”总是寂寞的。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开战，就等待吧！终究有一天，我们甘于寂寞，志存高远的语言启蒙行动必将迎来“书同文，语同音”的理想国。

  历史会记住并感谢这位老人！

                                                          

  注释：

  1张颂著《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4年

  2张颂著《播音主持艺术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

  （原文发表于《影剧新作》2009年第1期，特此鸣谢）

• 次子梁培恕：梁漱溟“文革”日记解读

  作者：文景 发布时间：2014-09-01 19:20:43

  转载自深圳商报

  编者按

  梁漱溟之子梁培恕说，“文革”与父亲梁漱溟直接发生关系是从红卫兵抄家开始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失去起码的生活条件。这都不要紧，唯有不能写作无法忍受。‘文革’期间一共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三封信，都是为了要继续工作。”“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这样的句子时常出现在梁漱溟的日记里，几乎就是他“文革日记”的主题，读来让人唏嘘。

  这篇文章是对梁漱溟“文革”日记的专门解读，节选自梁培恕今年在香港出版的新书《我生有涯愿无尽——记父亲梁漱溟》，文章原名《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作者委托出版社授权本报刊发。

  他和大家一样只能干着急

  写“文革”十年用“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为标题，读者恐怕不免要疑心我是在标新立异吧。不是，真的不是。大家想理解他，那么请看在人们普遍身不由己浪费着生命的十年里，他是怎样度过的。他比正常年头工作得更多，超计划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

  他是知名度很高的“反面教员”，按说日子应该很不好过。而且事实上凡斗争对象遭遇到的，他都不曾幸免。然而他耕耘了，收获了。

  在分几个方面介绍这十年的生活之前，还需要回答读者心中的一个问题：梁先生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持”何种态度？

  和全国人一样，先是赞成，后来不赞成。读者当能记得我父亲在《中国——理性之国》里预言苏联由于其民族历史短浅不免要“补课”，还说中国革命如果丧失高度自觉也难免要补课。他反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例如纵容打砸抢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口号胡作非为。国家陷入乱局，他和大家一样只能干着急。

  受冲击始于红卫兵抄家

  不妨说，“文革”与他直接发生关系是从红卫兵抄家开始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失去起码的生活条件。这都不要紧，唯有不能写作无法忍受。“文革”中一共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三封信，都是为了要继续工作。

  请看抄家后第十三天至第二十天，一周之内日记摘录：九月七日“天冷，以毛巾连于短裤，穿在内面”。此可见生活困苦已极。八月，山西来人外调，谈话又写书面材料，耗去上半天时间，叹息耽误写稿。下午房管来人，宣布房产归公。九日，为找回文稿事致信毛泽东，自认“心境较正大开明”。十日，扫街后发信。下午覆阅《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十一日再阅《卓姬》书并加圈识。十二日，天阴，早起室内光线不足，“坐于门前看书”。十三日，早起扫街，活动身体。“思当致力于反躬自省，无虚度时光”。

  如果将第八天加上，那么，这天早四时醒，“悟口诵佛号唤醒自心，克化一切渣滓。昨日所谓自修应在此”。下午在街上见到重庆告急的大字报，忧虑各地颇有问题。

  良性互动是指那些原本把他当做敌人的人，于不知不觉中受他影响，凶蛮的心态回归正常，甚至有一点（不能表露的）敬意。

  《人心与人生》半部手稿虽说被抄去，起初一段时间，其实近在咫尺。他此时住在小南屋，而手稿就在北屋地上。这是父亲讲给我听的。红卫兵没有将手稿随其他物品一并装车运走（这是万幸）。红卫兵撤走，那一摞纸赫然放地板上。

  自此，时时在他的目注“守护”之下。开门的钥匙在一位姓韩的民警手里，他对这位民警说：那一摞稿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对别人没有用，能够还给我吗？民警说，自己的责任是看守这屋子不让人进来，没有权力动这里的东西，但是他可以注意着不让人随便拿走。

  父亲对这个答复的评价是：这个意思也很好。——一个善意的答复。

  二十六日（编者注：1969年10月）日记：“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厕所。”

  我们一向很委婉地将“文革”中发生的这类事情称为“受冲击”。他受冲击始于红卫兵抄家，继之是长期群众专政。

  最后的日子在孤寂中度过

  “革命行动”猝然加之于身，一直都心境平稳吗？那倒不是，起初非常想不通。他这个人爱讲理，因此我想，抄家之后对他最有帮助的莫过于帮他了解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已进入非常无序状态，凡按诸常理不该有的事，此时都可以有。自己只是北京市被无端抄家的数万家之一。一旦了解到这个基本事实，他便会知道何以自处。

  第一个（敢于）去看他的友人是王星贤。（十月七日）两个星期之后，“晚饭后久候恕儿不至”。（十月二十四日）次日，“收恕儿信说明不来之故”。又过四天，“晚饭后渊庭、大中来谈彼此情况，盖不见面已有两月有余”。又过两天，“八时半宽恕两儿先后来家，为我安装屋内火炉，整理厨房天窗，解决许多琐碎问题，亦略谈彼此情况，知诸孙情形”。

  凡事，只要开始做了，继续做就不难。我希望由我去看他，这比他到我宿舍来要好——不显眼。可是这一点他不体会。也许，一个人越被社会孤立越想与人亲近，“写发恕儿胡真一信，告以星期日去看他”。我始终不曾开口说：少来为好。

  下面要告诉读者的是：是别人而不是我们为人子者，在“文革”期间给他极多关心和具体帮助。他们（那些我至今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来的人，如今过半已经逝去）是真正不可少的。特如陈氏兄弟所做的事，虽子侄辈也不易做到。父亲尝说，危险总是与他擦肩而过———这种感觉一再得到验证。如今我想补上一句，在困境中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关爱同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当然，在那失常的岁月中，也有一些人从他那里得到关爱。这两个方面都值得写下来。

  一月八日的日记里写着，“陈维博之弟来”。而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日记里第一次提到“陈维博来赠书，又托他代购香油”。这是陈氏兄弟次第出现的相关记载。他们的身份是工人，赵氏姐弟是学生，当时，学生需要接受再教育，工人则无须为受教育而离开北京。

  第三个冷清的阴历除夕“维志晚来，为讲社会结构为文化骨干之义”。这个观点我比陈维志晚知道二十年，而且是为了写这本书研读全集而后得知。我在父亲生前没有机会，首先是没心情听他讲这些期望传之后人的话。

  通过读这一时期的日记，我有一个发现，父亲日常生活最需要的是可以与之对谈的人，不够条件对谈，有人能够听他讲也好。“文革”前始终有人可以对谈，即早年的学生和友人，“文革”把这些人赶走了，维志遂成为此时惟一够条件听他讲的人。进入“文革”后期，可以对谈的人一度重聚，旋又因亡故而失去，永远的失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最后的日子（八十年代）是在孤寂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