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速发】制器尚象(中国古代器物文化研究)(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9787559837691编者:练春海|责编:廖佳平刘玲 YT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研究造物意味着读取被造物封存的历史信息，

意味着我们要对它们进行有效的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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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看点】

造物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还是人类文明的记录者。造物既是图像表现的对象之一，也是图像依附的主要载体。回首往昔，古代中国的辉煌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云遮雾罩，无从证实，我们唯有通过出土的遗物，透过青铜器上的斑斑锈迹，玉器中的丝丝沁纹，陪葬坑中发掘出来的吹弹可破的漆皮，才能捕捉到过往千年的蛛丝马迹。

作者集合艺术/考古学界翘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中兴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科研院校与文博机构，涵盖多种器物类型——礼器、庸器、兵器、乐器、食器、明器、行器、权衡器……研究方法多样——跨越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等多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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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框架经过精心设计与编排的学术文集。研究的对象，在时间上跨越了从原始时期到清代几乎整个古代历史时期，在空间上涉及丝绸之路的几个主要站点，在类型上覆盖了礼器、庸器、兵器、乐器、食器、明器、行器、权衡器等多个器物种类；采用了包括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研究方法在内的多种方法。以“器物研究”为关键词，力求汇集相关学科、领域最前沿的学术理念，探索跨学科、多维度思考问题的可能性，集思广益，以推动对中国古代器物的整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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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造物在揭示古代文化内涵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弥合传统文化中宏观概论与微观探究之间的鸿沟上起到了很好的联通（缓解张力）作用，以造物为中介，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争议得到了很好的梳理。

以“器物研究”为关键词，全书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器物名物研究，包括名物考证以及对器物的铭文、图案、刻划、功能的研究等。第二类为器物源流研究，包括探讨器物的形制和意义的产生、演变状况，以及特定器物适用的环境、对象以及使用的方式、时间等问题。第三类为器物周边研究。包括器物与特定文化、事件、现象、信仰之间的关联研究等。

按照时间顺序，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先秦时期器物；第二，秦汉时期器物探讨；第三，秦汉以降器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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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先秦时期器物。

张闻捷（厦门大学历史系）对周代的“行钟”与“行器”进行探讨。

董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作册般铜鼋漫说“庸器”，进而补说并阐发有关器物的性质，提出这类器物从功能上可以称为广泛意义上的“庸器”，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礼器。

韩鼎（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将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神人纹双鸟鼓的纹饰与商代相关器物结合，对该鼓的纹饰特征进行系统认识。

陆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从对《周易》与《说文》的追记入手，通过对系辞引文的分析，对文字体系形成之前饰纹体系的造纹依据和取象模式做一了说明，认为中国饰纹体系初成时期奠定的造纹依据是仰观俯察，权衡物我，取象模式则是观象取则，依类象形。

沈骞（江苏南京博物院）赞同新疆和田玉在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内涵，是丝绸之路文明的重要载体的观点，结合叶舒宪先生的“玉帛之路” 概念，从考古与古文献资料出发，对丝绸之路上历代（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和田玉的开采和输入中原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探讨。

苏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楚汉文化传承的背景说雄戟，选取雄戟这种兵器切入进行剖析，考察具体器物与文化观念的流传演变。

王拓（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主要对“绳墨”进行考释。先对“绳”“墨”进行释义，然后结合历代文献对“绳墨”的记载，认为“绳”与“绳墨”表示的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徐东树（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从工艺制度探讨周秦之变。从工艺制度这个有效的视角可以发现，周秦之际涉及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大变迁，部分涉及意识形态的变迁，但不同于商周之变涉及了核心价值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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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秦汉时期器物探讨。

陈颖飞（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要从式盘起源发展探研秦汉天文占观念的变迁。

陈长虹（四川大学博物馆）着力对古代墓葬装饰中的梳妆图进行探讨。

顾颖（江苏师范大学）结合东汉解注瓶与汉代墓葬探讨其中的北斗信仰。

聂菲（湖南省博物馆）关注长沙马王堆汉墓，在前贤时彦的研究基础上，以一号墓北边厢随葬器物为例，视其为墓葬的一部分而加以梳理与分析，并尝试对随葬器物的象征意义进行阐述，进而以随葬器物的组成方式及空间营造的特点为中心展开讨论，拓宽随葬器物与环境的研究视野与范围。

张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新检视西汉刘胜墓出土的一种可以相套在一起的铜器，着眼于铜器这种极为精细的制作方法——叠套，并对其制作传统做简要讨论。

周繁文（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关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联体陶器，系统整理了两汉时期岭南地区所出五联罐的分布、形制、共出陶器、墓葬形制，进而探讨以五联罐为代表的各类联体器的工艺渊源、文化属性和器物功用，提出它应该是一种南越国时期在外地工艺冲击下出现的本土化产品，与“边地半月形地带”和环地中海地区的kernos可能存在渊源。

朱浒、段立琼（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通过对中国境内出土汉晋时期有翼铜人的研究，并对考古发掘与馆藏及少量民间收藏铜人进行系统梳理，得出汉晋铜人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呈由西向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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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秦汉以降器物研究。

陈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考察置于考古学视野下，以典型遗迹单位出土资料为本，运用器物形制分析与组合排比的方法，结合纪年资料，廓清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年代序列。

胡嘉麟（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以淮安总管府儒学为例研究宋元时期的礼器。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着眼于魏晋的清谈活动中的一种著名器物麈尾，在赵翼、贺昌群、范子烨等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考古文献资料，重点考察麈尾的源流及其所体现出的六朝士人的审美意识。

彭圣芳（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探讨明代造物中的“崇古”与“追新”意识。

汪晓东（集美大学美术学院）以樏为研究对象，厘清从商至清，樏的造型、名称与功能随着社会的变迁产生的变异。

吴若明（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探究晚明外销装饰图像的西学东渐。

目次

器物源流研究

张闻捷 周代的“行钟”与“行器” 3

徐东树 改制不改道的制度分层与变迁——从工艺制度看周秦之变 18

苏 辉 从楚汉文化传承的背景说雄戟 41

董 波 犄角猛兽——辟邪、天禄形象考源的一个视角 51

张 佳 “深簷胡帽”考：一种女真帽式的盛衰史 89

吴若明 迎合、微变与程式化——晚明外销瓷装饰图像的西风东渐 119

程 颖 试论权衡器具秤杆刻度设计的起源与形成 134

汪晓东 樏的形制演变及意蕴象征 143

器物名物研究

聂 菲 器物与空间——以马王堆一号汉墓北边厢随葬器物为例 161

练春海 论汉墓内棺盖上所置玉璧的礼仪功能 172

顾 颖 东汉解注瓶与汉代墓葬中的北斗图像 190

游逸飞 另一种三辨券？——跋邢义田《一种前所未见的别券》 200

陈 轩 试析卡格里金饰上的柱台形象 204

朱 浒、段立琼 汉晋有翼铜人及其铭文新证 216

李修建 麈尾：形制、功能与六朝文人美学 233

黄义军 唐宋之间砚台的著述、形制与产地 250

陈长虹 道德、秩序与情色——古代墓葬装饰中的梳妆图 264

韩 鼎 商代神人纹双鸟鼓纹饰研究 299

器物周边研究

霍宏伟 洛阳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刻铭中的镜鉴考 319

邓 菲 器与图——宋代墓葬中的剪刀、熨斗图像组合 346

陈 冲 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的考古发现及年代学研究 382

彭圣芳 明代造物中的“崇古”与“追新”意识 402

王 拓 “绳墨”考释 417

子 仁 中国饰纹体系初成时期奠定的造纹依据和取象模式 441

董 珊 从作册般铜鼋漫说“庸器” 450

主编简介：

练春海，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艺术史、艺术考古、物质文化研究与美术创作。主持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汉代壁画的艺术考古研究”、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项目“汉代壁画艺术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项目“中国工艺美术史前沿与学术梳理”等多项课题。出版《重塑往昔：艺术考古的观念与方法》《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等专著5部，并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文物》《民族艺术》《美术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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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造物在人类文明史中其实可以起到标签的作用，它们存储了所属时代1的坐标信息，一旦被封藏于墓葬或其他礼仪性瘗坎，便脱离了自身所属时代的历史轨迹，成了那个时代的化石。

研究造物意味着读取被造物封存的历史信息，意味着我们要对它们进行有效地解码。解码是有条件的，首先要对造物与图像共处的场域作正确的认知。'以往的研究对关于造物所处场域方面的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讨论：研究壁画者通常不大关心壁面下方放置何物，壁面前方又有何物，壁面朝向有何特点；研究器物者一般也不关心器物的摆放方式、位置、组合规律，器物品质的对比关系等。这样的研究随意性很大，不是在一个统领全局的整体意识或场域观指导下展开，其结果往往不是盲人摸象，就是隔靴搔痒，抓不住问题的关键，在遇到解释不清的细节和问题时，往往采取“回避政策”，或者毫无根据地胡乱揣摩，甚至只选择有利于文本讨论的细节、论据，或者个案，结论自然靠不住，遑论学术价值。

然而，出土的造物或者是遗物在历史空间中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存在。今天博物馆中呈现于我们眼前的造物，多数情况下既非古人眼中所见的造物，也不是与当下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我们甚至不能说今天所见到的“古代造物”就是古代人们所创造之物的遗存。在马王堆汉墓发掘的现场，膏泥内发现的翠绿竹叶，一暴露到空气中就瞬间碳化，其陨灭的速度可谓令人“猝不及防”。兵马俑也有类似的情况，它们身上的色彩在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中，大多数都消褪无遗，只有极少量的兵马俑，出土时身上尚且残留着五颜六色，有些甚至可以用艳丽来形容（虽然这种情况目前尚不能推广到全部的兵马俑上，但很有代表性）。画像石也是如此，神木大保当的画像石是彩色的，但是更多地区的画像石什么颜色也没有。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一概而论，那些吴光作现的惊艳醉间就是古代造物封存于地下之时的本来样子。但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总体情形来看，色彩消褪，痕迹模糊，却是出土遗物蜕变的大致趋势，可见它既不是古人造作它们或者埋瘗它们时所见到的原本面目，也非大多数人在博物馆中所见。'更多的情况是，我们常常以“包浆”“沁”“拙朴”之类的标准用来审视...

以笔者所见，事物之表面饰以各种间色、复色为基础的灰色装饰图案组合，恰恰反映了现代文明语境下的色彩观。在中国古代，人们使用的着色剂以矿物质颜料和植物颜料为主，其颜色与今天的化工颜料相比，色彩的饱和度并不见得会低多少，不足之处仅在于可能会比较容易褪色，即色彩的纯度（或饱和度）不易保持。曾有当代艺术设计理论提出，古人所使用的颜色以灰色系列为主，色阶差别较小，对比温和，显得高贵、典雅，并极力主张弃用现代工业生产带来的鲜艳色系，恢复古典时代的色彩观，甚至回归到手工萃取色素的手法上去。但问题是，古人其实一直致力于提高色彩的饱和度、稳定性。就陶器装饰（陶器上的色彩经过高温条件下的化学反应，相对来说不易受环境影响，表现极为稳定）规律的发展状况来讲，越是鲜艳、对比强烈的颜色出现得越早。原始时期的彩陶，色彩单纯、热烈，发展到磁州窑时，虽然一般只装饰黑白两色，但是其对比度也极为强烈，景德镇的青花瓷系，再往后出现了斗彩，颜色越来越多样，甚至是五彩缤纷。可见寻找色彩对比强烈、富丽堂皇一直是古人在追求装饰品质上努力的方向，而并不像现代设计师们所理解的那样。灰色或者灰色调子，其实是为古人所鄙弃的。认识灰色的价值是现代科学的产物，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光学、视神经学的发展，使人们对色彩、光、视网膜成像规律有了深入、系统的了解。对色彩在各种场合中的作用、功能和特点加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灰色，作为一种中性、温和的色彩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同时，由于它与老旧的古物、苍白的遗存相联系，因此，在情感上也逐渐被抬高到高贵、典雅的贵族地位。可见古董有其当代性，文物遗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

刘泽华总结过：“在当时（周初）看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括在德之中。归纳起来有如下十项：1。敬天；2。敬祖，继承祖业；3。尊王命；4。虚心接受先哲之遗教，包括商先王的成功经验；5。怜小民；6。慎行政，尽心治民；7。无逸；8。行教化，‘惠不惠，懋不懋’。惠；爱；惫；勉。大意是用爱的办法教育那些不驯服的人，勉励那些不勤快的人使之勤勉；9。‘作新民’，重新改造殷民，使之改邪归正；10。慎刑罚。”“德是一个综合概念，融信仰、道德、行政、政策为一体。依据德的原则，对天、祖要诚，对己要严，与人为善。用于政治，最重要的是保民与慎罚。”1在《尚书》中，周公未明确定义“德”的具体内涵，他把人间帝王的各种行为和品质都称为“德”，如“大德”“元德”“宁王德”“文祖德”“桀德”“受（纣）德”“暴德”，等等。伐纣的成功，使他认识到帝王行为的“善恶”关系到王权的兴亡和臣民疆土的安定。如果我们不试图从形而下的实证角度去看“善恶”，而是从一种抽象的价值评判标准来看，周代确实建立了一种新的很有弹性的善恶观念——“德”。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24页。

不断受到新兴部落的侵蚀，然商600多年的统治力量依然雄厚。周初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分封来稳住局势（加强宗族势力，笼络异姓，打击、拆散、迁移与起用殷旧族），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地征伐反对力量来进一步完成国家大一统使命。但钱穆也忽视了西周崇尚“德治”的丰富含义。它

并不指向私德，也不是简单地善恶评判，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家国之“德”。同时，西周的德与贤都常常指涉具体的、取得某种成就的能力，而不仅仅表示抽象的个人伦理德行。1这一种混融性的“德”包含了丰富而现实的含义，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为现实的政治军事行动提供了合理的基础。周代的伟大创造正在于把武装侵略与道德权威有机而内在地统一于“德治”的意识形态之中，变成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并行不悖。也不妨说“德治”本来就包含着某种内在的紧张，“德”是通过“治”实现的。

周秦之变却没有提供新的制度价值核心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只在原有“天子”“德治”框架内进行调适。汉代以后的“儒表法里”政治文化只是一种新的皇帝中央集权的有效治理方式，但在意识形态建构领域并不能算是一种全新创制，而只是西周以来意识形态的逐渐深化与成熟。如学者赵鼎新所说，是儒学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结合而成一种“帝国儒学”形态。2

1笔者曾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比德观》（2005届，南京艺术学院）第一章第一节中对周代“德”字含义略作梳理。“德”是后起字，其原义比较具体丰富，非仅是后代儒家不断窄化的伦理化道德。西周时，“德”字仍然常用于泛指某种取得成就的具体能力，直接通“得”，后渐渐用来泛称事物的特定属性，东周之后的道德危机导致的伦理论争，才充分激发了伦理化的道德含义。

2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一9页。

书籍介绍

研究造物意味着读取被造物封存的历史信息，

意味着我们要对它们进行有效的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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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看点】

造物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还是人类文明的记录者。造物既是图像表现的对象之一，也是图像依附的主要载体。回首往昔，古代中国的辉煌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云遮雾罩，无从证实，我们唯有通过出土的遗物，透过青铜器上的斑斑锈迹，玉器中的丝丝沁纹，陪葬坑中发掘出来的吹弹可破的漆皮，才能捕捉到过往千年的蛛丝马迹。

作者集合艺术/考古学界翘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中兴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科研院校与文博机构，涵盖多种器物类型——礼器、庸器、兵器、乐器、食器、明器、行器、权衡器……研究方法多样——跨越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等多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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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框架经过精心设计与编排的学术文集。研究的对象，在时间上跨越了从原始时期到清代几乎整个古代历史时期，在空间上涉及丝绸之路的几个主要站点，在类型上覆盖了礼器、庸器、兵器、乐器、食器、明器、行器、权衡器等多个器物种类；采用了包括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研究方法在内的多种方法。以“器物研究”为关键词，力求汇集相关学科、领域最前沿的学术理念，探索跨学科、多维度思考问题的可能性，集思广益，以推动对中国古代器物的整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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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造物在揭示古代文化内涵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弥合传统文化中宏观概论与微观探究之间的鸿沟上起到了很好的联通（缓解张力）作用，以造物为中介，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争议得到了很好的梳理。

以“器物研究”为关键词，全书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器物名物研究，包括名物考证以及对器物的铭文、图案、刻划、功能的研究等。第二类为器物源流研究，包括探讨器物的形制和意义的产生、演变状况，以及特定器物适用的环境、对象以及使用的方式、时间等问题。第三类为器物周边研究。包括器物与特定文化、事件、现象、信仰之间的关联研究等。

按照时间顺序，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先秦时期器物；第二，秦汉时期器物探讨；第三，秦汉以降器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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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先秦时期器物。

张闻捷（厦门大学历史系）对周代的“行钟”与“行器”进行探讨。

董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作册般铜鼋漫说“庸器”，进而补说并阐发有关器物的性质，提出这类器物从功能上可以称为广泛意义上的“庸器”，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礼器。

韩鼎（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将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神人纹双鸟鼓的纹饰与商代相关器物结合，对该鼓的纹饰特征进行系统认识。

陆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从对《周易》与《说文》的追记入手，通过对系辞引文的分析，对文字体系形成之前饰纹体系的造纹依据和取象模式做一了说明，认为中国饰纹体系初成时期奠定的造纹依据是仰观俯察，权衡物我，取象模式则是观象取则，依类象形。

沈骞（江苏南京博物院）赞同新疆和田玉在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内涵，是丝绸之路文明的重要载体的观点，结合叶舒宪先生的“玉帛之路” 概念，从考古与古文献资料出发，对丝绸之路上历代（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和田玉的开采和输入中原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探讨。

苏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楚汉文化传承的背景说雄戟，选取雄戟这种兵器切入进行剖析，考察具体器物与文化观念的流传演变。

王拓（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主要对“绳墨”进行考释。先对“绳”“墨”进行释义，然后结合历代文献对“绳墨”的记载，认为“绳”与“绳墨”表示的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徐东树（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从工艺制度探讨周秦之变。从工艺制度这个有效的视角可以发现，周秦之际涉及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大变迁，部分涉及意识形态的变迁，但不同于商周之变涉及了核心价值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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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秦汉时期器物探讨。

陈颖飞（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要从式盘起源发展探研秦汉天文占观念的变迁。

陈长虹（四川大学博物馆）着力对古代墓葬装饰中的梳妆图进行探讨。

顾颖（江苏师范大学）结合东汉解注瓶与汉代墓葬探讨其中的北斗信仰。

聂菲（湖南省博物馆）关注长沙马王堆汉墓，在前贤时彦的研究基础上，以一号墓北边厢随葬器物为例，视其为墓葬的一部分而加以梳理与分析，并尝试对随葬器物的象征意义进行阐述，进而以随葬器物的组成方式及空间营造的特点为中心展开讨论，拓宽随葬器物与环境的研究视野与范围。

张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新检视西汉刘胜墓出土的一种可以相套在一起的铜器，着眼于铜器这种极为精细的制作方法——叠套，并对其制作传统做简要讨论。

周繁文（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关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联体陶器，系统整理了两汉时期岭南地区所出五联罐的分布、形制、共出陶器、墓葬形制，进而探讨以五联罐为代表的各类联体器的工艺渊源、文化属性和器物功用，提出它应该是一种南越国时期在外地工艺冲击下出现的本土化产品，与“边地半月形地带”和环地中海地区的kernos可能存在渊源。

朱浒、段立琼（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通过对中国境内出土汉晋时期有翼铜人的研究，并对考古发掘与馆藏及少量民间收藏铜人进行系统梳理，得出汉晋铜人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呈由西向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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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秦汉以降器物研究。

陈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考察置于考古学视野下，以典型遗迹单位出土资料为本，运用器物形制分析与组合排比的方法，结合纪年资料，廓清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年代序列。

胡嘉麟（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以淮安总管府儒学为例研究宋元时期的礼器。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着眼于魏晋的清谈活动中的一种著名器物麈尾，在赵翼、贺昌群、范子烨等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考古文献资料，重点考察麈尾的源流及其所体现出的六朝士人的审美意识。

彭圣芳（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探讨明代造物中的“崇古”与“追新”意识。

汪晓东（集美大学美术学院）以樏为研究对象，厘清从商至清，樏的造型、名称与功能随着社会的变迁产生的变异。

吴若明（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探究晚明外销装饰图像的西学东渐。

• 作者：malingcat 发布时间：2022-09-15 23:35:55

  器物文化研究的领域极为宏大，本书为一次主题会议的论文集，沧海里的数滴水。

• 作者：花花花花 发布时间：2021-01-19 23:35:13

  精神分析读物，而且是长程精神分析，作者一直强调每周4-5次的高频分析才是最有用的，这我并不认同。其中有些观点我也不太认同。但是无可否认，这是一本好书，强调咨询师的尊重，友善，好奇而非评判的态度，这我很认同。值得多读几遍，准备加入购物车～总体还是非常推荐的！

• 作者：夜鱼 发布时间：2021-07-08 11:16:33

  对古代器物的研究就是对历史和古代风俗生活的窥探。古代社会早已远去，但它的痕迹遗留在器物上。本书涉及的古代器物种类繁多，跨度广泛，从墓葬文物到儿童饰品，从生活用品到祭祀器具，专业学者们由器物出发，带我们一起进入古代文化、风俗、经济、政治等方面，由沉默的物到隐没的世界，读者还可以对比现代生活，体味古今的差异与变迁。而本书集合了众多专业学者的研究，则对文化、考古、民俗等方面的研究人员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 作者：浮草 发布时间：2023-12-02 23:21:15

  会议论文集，水平相当不错。

• 作者：慢慢走 发布时间：2023-06-21 09:42:35

  走马观花。

  对行钟与行器，辟邪、天禄形象考源，“深簷胡帽”考，樏的形制演变及意蕴，麈尾形制、功能，唐宋砚台变化，古墓道德、秩序与情色数篇印象深刻。

• 作者：好命的娃儿@ 发布时间：2023-11-07 22:00:27

  专业论文集子 不适合我 配图都很不错 品质很好

• 《断头》人物关系图

  作者：bdmbws 发布时间：2013-09-08 20: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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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伦丝•埃尔德曼夫人 姨婆，死于冠状动脉血栓

  老卡尔迪考特 全职园艺工

  迪克•卡尔迪考特 老卡尔迪考特儿子，园艺工

  布伦特•卡尔迪考特 迪克•卡尔迪考特大儿子

  帕特里克•埃尔德曼，原名帕特里克•海史密斯 弗洛伦丝•埃尔德曼夫人的仆人，佩妮洛普•海史密斯的儿子，“十全十美”器皿的会计，热爱园艺

  佩妮洛普•海史密斯（佩妮） 弗洛伦丝•埃尔德曼的外甥女

  乔治•海史密斯，佩妮洛普•海史密斯的父亲，弗洛伦丝•埃尔德曼的妹妹的丈夫，地毯商人

  埃迪•埃尔德曼 弗洛伦丝•埃尔德曼的丈夫，会计师，热爱园艺，佩妮洛普•海史密斯姨夫

  理查德•艾尔古德（迪克） “十全十美”董事长

  彼得•帕斯科 探长

  安迪•达尔齐尔 总警司

  戴维•埃尔德曼 帕特里克•埃尔德曼的大儿子

  戴安娜•埃尔德曼 帕特里克•埃尔德曼的小女儿

  迪琳格 戴安娜•埃尔德曼的老师

  亚特 帕特里克•埃尔德曼的园艺帮手，高个

  皮特 帕特里克•埃尔德曼的园艺帮手，矮个

  达芬妮•埃尔德曼 帕特里克•埃尔德曼的妻子

  埃莉•帕斯科 讲师

  露丝•帕斯科 埃莉•帕斯科的女儿，婴儿

  布赖恩•布尔默 “十全十美”财务总监 酒后车祸

  蒂莫西•伊格 “十全十美”主任会计 心脏病

  韦尔德 警官

  沙赫德•辛格（沙德） 亚洲裔见习警察

  曼迪•伯克 克里斯•伯克先生的遗孀，“曼迪杂货”的店主

  埃利克•奎尔 “十全十美”董事会成员，化学剂师

  布丽吉特•多米尼克 理查德•艾尔古德的秘书

  雷蒙德•伊斯 私人侦探

  琼丝 帕特里克•埃尔德曼的秘书

  克里斯•伯克 蒂莫西•伊格的助手 梯子摔断脖子

  戴维•布拉德 警员

  约翰•格雷杰 警员

  萨默顿 圣马可教堂副主教

  米克•费瓦尔 小混混，沙赫德•辛格的同学

  乔迪•马什 小混混，沙赫德•辛格的同学

  亚（阿）瑟•马什 乔迪•马什的哥哥，少年犯，电工

  伊万•斯凯尔威思 探长

  贝利 “贝利和卡普斯蒂克”会计事务所老会计，已死

  赫伯特•卡普斯蒂克 “贝利和卡普斯蒂克”会计事务所老会计，已退休

  路易丝 “贝利和卡普斯蒂克”会计事务所会计

  格雷 “贝利和卡普斯蒂克”会计事务所会计

  德比 老警员

  安格夫人 赫伯特•卡普斯蒂克的女管家

  麦妮尔夫人 老寡妇，帕特里克•埃尔德曼管理账户 死于支气管肺炎

  埃德加•马森 弗洛伦丝•埃尔德曼、佩妮洛普•海史密斯的律师

  纳威尔 罗斯蒙特的买家 死于食物中毒

  伊恩•科特布里奇 埃德加•马森的合伙人

  威灵顿 克里斯•伯克案的验尸官，已退休

• 題解

  作者：NADPH 发布时间：2021-10-03 14:52:46

  《周禮注疏》五十卷，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

  鄭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范曄《後漢書》有傳，稱“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袷義》、《六蓺論》、《毛詩譜》、《駮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余萬言”。本傳不及注《周禮》事，或以爲疏漏，如唐人史承節所撰《後漢大司農鄭公之碑》於鄭玄生平著述全據范書，而“儀禮”下増補“周官”二字(見王昶《金石萃編》卷七六)，《周官》即《周禮》舊題，皮錫瑞《經學通論》以爲《周官》改稱《周禮》始於劉歆。孫詒讓《周禮正義》則云:“本傳載鄭諸經注，“儀禮當作周禮，其云禮記”，則通《禮經》及《小戴記》言之。今本乃俗儒肊改非其舊也。”

  鄭玄所注《周禮》，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及《隋書・經籍志》皆著録爲十二卷。按《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是西漢經本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官别爲篇①;東漢以後，《周禮》學大興，諸爲之傳注，乃析每篇爲上下二卷。

  關於鄭玄之《周禮》學，《後漢書》本傳稱鄭氏“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同書《儒林・董鈞傳》云“(光武)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又鄭玄《周禮注》往往稱引舊説，以杜子春、鄭大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鄭司農(鄭興子大司農仲師，名衆)三家爲最多，《冬官・韗人職》注又引賈侍中(賈景伯，名達)之説一條;賈公彦《序周禮廢興》載鄭玄《周禮序》尚言及議郎衛次仲作《周禮解詁》②。然則鄭玄之《周禮》學博綜兼采，《後漢書》本傳所謂“括囊大典，網羅衆家”者也。

  買公彦事迹具《舊唐書・儒學傳》，惜語焉不詳:“賈公彦，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子大隱，官至禮部侍郎。”按《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録賈氏《周禮》、《儀禮》二疏皆五十卷，“四十卷”者非也。賈氏又撰《禮記疏》八十卷、《孝經疏》五卷、《論語疏》十五卷(見兩《唐志》)，參與撰作《禮記正義》(見孔穎達《禮記正義序》)、刊定《尚書正義》(見《新唐書・藝文志》)，實爲唐初碩儒，而尤精《三禮》。考《舊唐書・儒學・張士衡傳》云:“士衡既禮學爲優，當時受其業擅名於時者，唯賈公彦爲最焉。”張士衡則師從劉軌思及熊安生、劉焯。又賈氏本傳附《李玄植傳》云:“時有趙州李玄植，又受《三禮》於公彦，撰《三禮音義》，行於代。”是賈氏之禮學前有師承，後有傳人。又考《新唐書・唐休璟傳》云:“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買公彦，舉明經高第。”似唐休璟亦賈氏之授業恩師。檢《唐休璟傳》云:“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則唐氏生於唐太宗貞元年(627)。而《舊唐書・孔穎達傳附馬嘉運》稱馬氏“貞親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則上引《唐休璟傳》“授《易》於馬嘉運”，“授”疑“受”字之誤;其“傳《禮》於賈公彦”者，亦謂唐氏傳受賈氏之禮學，蓋唐高宗永中賈氏拜太學博士之時，唐氏方當弱冠之年也。“傳《禮》”云云文承“少孤”之下，亦可資參證。

  賈公彦《周禮疏》素有美譽，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爲詳明”，《朱子語類》謂“五經中，《周禮疏》最好”，《四庫全書總目》稱疏“極該博，足以發揮鄭學”，孫詒讓《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亦以爲賈疏“在唐人經疏中，尚爲簡當”。蓋買氏《周禮疏》既旁徵博引，窮本究源，又能發凡起例，持簡馭繁，故爲歷來學者所稱道。

  又馬端臨《文獻通考》引董逌《廣川藏書志》之説，謂賈公彦《周禮疏》乃據晉朝陳邵《周官禮異同評》及蕭梁沈重《周官禮義疏》二書重修③。孫詒讓《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云:“唐修經疏大都沿襲六朝舊本。賈疏原出沈氏， 全書絶無援引沈義，而其移改之跡，尚可推案。如《載師》疏引《孝經援神契》一節，本《草人》注‘黄白宜以種禾之屬’句釋義，賈移入《載師》而忘删其述注之文，是其證。至董氏謂賈兼據陳劭《周禮異同評》，則肊揣，不足據也。”考《地官・載師職》“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鄭注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賈疏云:

  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此言出於《孝經緯》。故《孝經緯・援神契》云:“五岳藏神，四清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黄白宜種禾，黑墳宜種參，蒼赤宜種菽，洿泉種稻。”所宜處多，故鄭云“之屬”也。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親形色布種所宜，故二處皆云“物地”也。

  按買疏“此言出於《孝經緯》”實承《草人職》鄭注“黄白以種禾之屬”而言:孫氏所謂“忘删其述注之文”即指“之屬”，二字爲《草人職》注文，《載師職》注所無也。至孫氏又云“《隋書・經籍志》載沈重《周官禮義疏》四十卷，與本卷帙並同”，蓋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史稱著此書四十卷”爲説。則賈公彦《周禮疏》分五十卷，晁氏之説或涉《舊唐書》賈氏本傳所言“《儀禮義疏》四十卷”而誤也。

  鄭玄注、賈公彦疏是《周禮》學的雙壁，但直至北宋末年，二者尚單刊别行。本次點校所據底本(國家圖書館藏南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周禮注疏》，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爲最早的《周禮》正經注疏合刻本。臺灣故宫博物院亦有此本，嘗於1977年影印行世。書末附昌彼得《跋宋浙東茶鹽司本〈周禮注疏〉》一文，昌氏云(着重號爲引者所加) ：

  《周禮疏》五十卷，南宋初年浙東茶鹽司刊明初修補印本，每半葉八行，經文大字，行十五至十九字不等，注疏小字雙行，行以廿二字爲率，惟卷一或有作廿三至廿七字者。卷首序文則作中字，半葉十二行，行一字至四字。宋諱玄、…溝、慎、敦諸字偶缺末筆，蓋避諱未甚謹嚴。卷首頂格大題“周禮疏卷第一”，次行下署“唐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彦等撰”，次賈氏《正義》及《周禮廢興》二序。另葉正文前重標大“周禮疏卷第一”，次行即爲篇題，而不重署銜名。蓋出唐本賈疏舊式，序文與正文相接也。第二卷以下則大题與銜名備列，每卷末隔行刻尾題，書中不附《釋文》。此本大題不著“注”字，惟卷一篇題後有“鄭氏注"三字，以下各卷則不重出。書中凡有經之疏文，則逕接經文下，次列注文，再接釋注之疏，疏文均冠以“釋曰云”(引者按:但云“釋曰”更爲妥當)三字。倘無釋經之疏，則以注接經，以疏按注，與出自十行注疏合刻本編次異。全書分卷五十，亦與後代通行本作四十二卷不同。蓋依單疏本之編次而補入經注之文爾。

  此本前後無刻書序跋，不詳雕梓年月。其刻工及行款與傳世浙東茶鹽司所刻《尚書》、《禮記》諸經同。《禮記正義》後有绍照壬子(1192) 八月三山黄唐跋及校刊銜名，其跋文云:“六經義疏，自京、蜀、監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覧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見一書，便於披繹，他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逐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云。”則此本亦浙東茶鹽司所刊，爲羣經注疏合刻最早之本，亦即《九經三傳沿革例》所云“越中舊本注”也。

  此帙遞經修補，而印行於明代初葉。原版之付雕，最早不逾紹興(1131-1162)末年也。

  自李唐以来，羣經注疏，本各自單行。注疏之合刻，蓋自浙東茶鹽司始。而越刻注疏(引者按:浙東茶鹽司公署在越州，即今浙江紹興)， 實以此書爲剏首。據黄唐跋文，《易》、《書》、《周禮》三經雖同初刊於庾司，而《周禮》編輯之體例乃與《易》、《書》二經小異。《易》、《書》體例以注接經，以疏按注，每節之下以一陰文大“疏”字爲識，先標經之起止，以釋經之疏繫之，此下再標注之起止，以釋注之疏繫之。此經編輯之體例，釋經之疏，逕接經文，故轉列注文之前，而下以一大“注”字别之，再釋注文。倘無釋經之疏，其注逕接經文者，則冠以小“注”字之(案:卷五十第十三葉經“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句 下，獨以注接經，釋經之疏列注文下，以圓圈隔開，不標經文起止。再引注某某至某某，最後列釋注之疏，與全書編體例異，而與八行本他經略近。察此葉爲宋末或元初補刊之版，版心上方除記大小字数外，並刻有“寫本”二宇，殆補版時未能覓獲原書，乃依當時通行之本仿寫補入，故體例與全書獨異也)。接六朝以来撰羣經義疏者，本連經注全文，未有省略。唐代士人以經注既己單行，傳録正義者遂仿釋氏論疏，於正義原本所載經文注文，以意省略，但標起止。故存世各古本，省略並無定例。宋刻單疏，亦沿其式，即黄唐跋所谓“六經義疏，自京、蜀、監本，皆省正文及注”也。浙東茶鹽司萃刻《周禮注疏》，即依通行之單疏本而補入經注全文，而視單疏本之標明經注起止爲賛疣，乃删略不刻，蓋欲以規復賈疏原貌，故卷一依賈疏，且大題不著“注”字。及刻《易》、《書》二經正義，或不欲變動通行單疏之原式，乃改以注接經，以疏按注，仍存經注文之起止，其式遂爲後來刻《禮記》、《左傳》正義及《論》、《孟》注所存襲，日本河右司正氏谓“《周禮疏》萃刻最早”，殆即依此推測所言是也。宋元間閩建所刻十行本羣經注疏又沿八行本《論》、《孟》之例，所不同者，但增附《释文》耳，此後遂成注疏本之定式。

  按昌彼得氏所論皆極精審，其言八行本《周禮注疏》“蓋依單疏本之編次而補入經注之文”，尤稱卓識。故此本雖注疏合刻，大題仍標“周禮疏卷第幾”，而“注疏”不連言也。又此本既“出唐本賈疏舊式，序文與正文相接”，則所謂“賈氏《正義》及《周禮廢興》二序”當在卷一之内，“另葉正文前重標大題‘周禮疏卷第一’”者非是，大題“周禮疏卷第一”不當重見。賈氏《儀禮疏序》亦列於卷一之内，是其比。至於昌氏云“注疏之合刻，實以此書爲剏首”，歴來學者多無異議，唯李霖《南宋越刊〈易〉、〈書〉、〈周禮〉八行本小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年第1期)以“並無實據”，可以參看。

  八行本《周禮注疏》版刻頗精，遠出阮元所據建刻十行本之上，書中雖不乏亥豕魚魯之誤，大多出於後世補刻之葉。昌彼得嘗舉八行本優於阮元刻本之例二十餘條，兹稍作補充。

  例一，《春官・小宗伯職》云:“既葬，詔相喪祭之禮。”鄭注云:“喪祭，虞、祔也。《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賈疏云:“此喪中自相對，虞爲喪祭，卒哭即爲吉祭，以其卒去無時哭，哀殺，故爲吉祭。而鄭云‘喪祭，虞、祔’，并祔祭亦爲喪祭者，此鄭欲引《檀弓》并祔祭揔釋，故喪中之祭揔爲喪祭而言。其實卒哭既爲吉祭，祔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賈疏“以其卒去”四字阮本作“以卒去”，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云:“惠校本‘卒’作‘其’，此誤。閩、監、毛本改爲‘以卒哭’，更誤。”

  按“以其”爲賈疏習語，故阮校謂當從惠校本作“以其去無時哭”，“其”作“卒”非是。實則“其”、“卒”二字皆不可省，賈疏以“卒去無時哭”釋“卒哭”，《儀禮・喪服》“朝一哭、タ一哭而己”賈疏云“此當《士虞禮》卒哭之後。彼云‘卒哭’者，謂卒去盧中無時之哭，唯有朝タ於阼階下有時之哭”，亦其例。

  又阮校所揭惠校本依據何焯校本，何氏云:“康熙丙戌，見内府宋板元修注疏本，粗校一過。”昌彼得《跋宋浙東茶鹽司本〈周禮注疏〉》謂何氏所見内府本殆即此八行本《周禮注疏》，故惠氏校語多與八行本合。然則惠校蓋於“卒”上補一“其”字也。

  例二，《天官・司會職》云:“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賈疏云:“‘九貢‘即是《大宰》‘九貢’，其所貢之物出於諸侯邦國。言‘之法’者，謂諸侯於其民什一取之，既取得民物，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之物皆市取土毛貢於天子，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是也，故云‘致邦國之財用’。”買疏“言之法者”四字阮本作“言之財用”，阮校云:“閩、監、毛本‘財用’改‘灋者’，非，下文‘故云致邦國之財用’，承此言之。”

  按賈疏“之法”復舉經文(《周禮》經文例用古字“灋”，鄭注、賈疏則易以今字“法”)，其法即“謂諸侯於其民什一取之”以下是也。“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下句“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疏云“此‘九賦’即《大宰》所云‘九賦斂財賄’是也。言‘法’者，謂口率出錢多少有其定法”，又下句“以九功之瀍令民職之財用”疏云“‘九功’即是《大宰》‘九職’之功所税。言‘之法’者，亦是税法什一爲常”，文例正同，後一條云“亦”，即承此“諸侯於其民什一取之”而言。明刻注疏本皆與八行本相合，唯據經文改“法”字爲“灋”則欠妥，而阮校以不誤爲誤也。

  例三，《秋官・小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注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賈疏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知者，見《玉人職》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君用壁亦八寸，是下享天子一寸。”賈疏“壁亦”二字阮本作“璧琮”，阮校云:“閩、監、毛本‘琮’誤‘亦’。”

  按《冬官・玉人職》“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鄭注據《儀禮・聘禮》云“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而此《小行人職》注亦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璧、琮所享不同。《玉人職》又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此外不見享所朝聘諸侯本人之文，故賈疏云“此經直言‘瑑琮’，不言瑑璧以享君，文略可知也”，其“瑑璧以享君”之“享君”與此《小行人職》疏“享君”同，皆單指所朝聘諸侯之身。此疏“明享君用璧亦八寸”由“瑑琮八寸以享夫人”推次而得，不得兼夫人而雙言“璧琮”，“琮”字非也。

  例四，《天官・大宰職》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注云:“大神祗(引者按:“示”、“祗”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謂天地。”賈疏云:“此‘天’，謂大天，對五帝爲小天:此‘地’，謂大地，對神州之神爲小地。”賈疏“神州之神”四字阮本作“神州之地”，加藤虎之亮《周禮經注疏音義校勘記》云:“諸本‘地’誤‘神’。”

  按《春官・大司樂職》“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鄭注云: “地袛，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其下文“凡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注云:“地祗則主崐崘。”前者賈疏云:“云‘地祗，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者，以其下文‘若樂八變’者是崐崘大地，即知此‘地祗’非大地也，是神州之神可知。案《河圖括地象》云‘崐崘東南萬五千里日神州’，是知神州之神也。”亦“神州之神”與“大地”相對，其“神州之神”本諸鄭注④， 加藤之説非也。諸本皆作“神州之神”，“地”字蓋阮元所臆改，然不出校勘記，殊欠妥當。

  上舉數條，皆可證八行本《周禮注疏》之可貴。其中“例二”、“例三”兩條，阮校之失，皆緣於想當然認爲所據南宋建刻十行本《附釋音周禮注疏》優於明刻注疏本。阮氏儻見八行本，固不當以不誤爲誤。

  當然，八行本《周禮注疏》亦非全無錯處。如下述兩條，皆僅有釋經之疏，賈氏不釋鄭注：

  《夏官・巫馬職》云:“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鄭注云:“乘，谓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賈疏云:“巫知馬祟，醫知馬疾，疾則以藥治之，祟則辨而祈之，二者相須，故巫助醫也。云‘受財’者，謂共祈具及藥直。”

  《秋官・野盧氏職》云:“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鄭注云“辟，辟行人。亦使守涂地者。”賈疏云:“云‘凡有節者’，谓若諸侯之使，則有山國用虎節之等;若民自往来，則有道路用旌節之等。‘及有爵’已上，皆爲之辟止行人，使無侵犯者也。”

  據八行本體例，鄭注當徑接經文之後，次接買疏。而底本轉列賈疏於鄭注之前，與全書體例不合。另外，《巫馬職》疏二“祟”字底本誤作“崇”、又脱一“疾”字，皆當據阮本校正。

  又如下述三條，八行本皆誤脱鄭注:

  《天官・序官》“典婦功”注云:“典，主也。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

  《天官・大宰職》“及執事，眡滌濯”注云:“執事，初爲祭事前祭日之タ。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

  《天官・獸人職》“凡獸入于腊人”注云:“當乾之。”

  至於昌彼得《跋宋浙東茶鹽司本〈周禮注疏〉》所揭“傳本疏文反較八行本多出者三處”，八行本蓋亦脱訛：

  阮本卷二七《春官・巾車職》(昌文誤“巾車”爲“御史”)“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賈疏云:“云‘凡’者，以其衆多故也。此‘良車、散車’ニ者皆不在於‘服車五乘’之等列，作之有精麤，故有良、散之名。

  阮本卷三O《夏官・射人職》“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賈疏云:“此文承賓射、大射之下，則‘王射’射人皆‘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

  阮本卷三二《夏官・繕人職》“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賈疏云：“繕人惟主王所乘之車，而言‘凡乘車’，則除革路之外，玉、金、象、木之車車皆有右備制非常，皆‘充其籠箙’及所載弓矢。”

  按昌彼得云:“考此三處傳本溢出之疏文，多未解釋經義，或與釋注之疏意義重疊，或有誤釋，與全書不合，顯屬後人妄增，非疏之原文。”此不免“佞宋”之病。而八行本亦有一處賈疏溢出傳本，則恐傳本脱訛:

  《夏官・司甲職》鄭注時已闕，賈疏云:“此亦與《冬官》同時闕。”

  另外，底本缺佚卷一七第三十頁(倒數第二頁)，臺灣故宫博物院影印本亦係抄配補足，實爲憾事。

  本書参校本主要有以下三種：

  《周禮注》十二卷，宋婺州市門巷唐宅刻本(《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簡稱“婺本”。

  《周禮注》十二卷附《周禮釋音》一卷，金刻本(《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簡稱“金本”。

  《附釋音周禮注疏》四十二卷，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重刊宋本，簡稱“阮本”。

  上述婺本未附陸德明《周禮釋文》，金本所附《周禮釋音》係陸氏《釋文》之摘録，亦未與經注混編。《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云:“唐石本、晉銅版本、舊新监本、蜀諸本興他善本，止刊古注，若音釋則自爲一書。”則婺本、金本所據，當皆宋初以前之善本。其中婺本與八行本所據經注本關係密切，茲略舉四證:

  例一，八行本《春官・小胥職》“正樂縣之位，王宫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鄭司農注云:“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鄭注“諸侯之禮也”五字婺本同，金本、阮本無“之”。

  例二，八行本《冬官・韗人職》“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鄭玄注云:“今亦合二十四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耳。”鄭注“二十四”三字婺本同，“四”字實爲衍文，金本、阮本皆無。

  例三，八行本《地官・小司徒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赋，凡税斂之事”鄭玄注云:“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爲邑， 方二百里。四邑爲丘，方四里。”鄭注“百”字誤衍，金本、阮本皆無。婺本”下剜空一格，蓋原亦衍“百”字。

  例四，八行本《秋官・司儀職》“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 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拜，客趨辟”鄭玄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鄭注“問大夫”三字金本、阮本同，合於上下文例。婺本脱“問”字:八行本“問大夫”三字僅估兩格，“問”字蓋補版増入。

  本書采用前賢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浦鏜《周禮注疏正誤》，即《十三經注疏正字》之《周禮》部分，舊題沈廷芳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2册，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簡稱“浦鏜”。

  段玉裁《周禮漢讀考》(《經韵樓集》附録，《段玉裁全集》之二，鳳凰出版社2010年版)，簡稱“段考”。

  王引之《經義述聞・周官》(高郵王氏四種之三，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簡稱“王引之”。按:王引之或稱引其父王念孫之説，兹不作區分。

  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清經解》第5册，上海書店1988年版)，簡稱“阮校”。按:阮校摘録收入阮刻本《十三經注疏》時略有增補修訂。

  孫詒讓《十三經注疏校記・周禮注疏校記》(《孫詒讓全集》本，雪克輯校，中華書局2009年版)，簡稱“孫校”。

  孫詒讓《周禮正義》(王文錦、陳玉霞點校，中華書局1987年版)，簡稱“孫疏”。

  加藤虎之亮《周禮經注疏音義校記》(東京無窮會1957、1958年版)， 簡稱“加藤”。

  本次點校，由於鄭注、賈疏采用相同字體字號，爲求醒目，每節賈疏之前皆加○號爲標識。至於底本原有的冠於鄭注之前的“注”字，則改陰文。

  ①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分掌治、教、禮、政、刑、事六典。《周禮》於西漢景、武之際始出時，已亡《冬官》一篇，時人以《考工記》足之。

  ②衛次仲蓋即衛宏，《後漢書》本傳云“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光武以爲議郎”，唯其字作“敬仲”。考昭公十八年《左傳》孔疏引衛次仲説“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云云，文公二年《穀梁傳》楊疏亦引衛次仲此説，或即衛氏《周禮解詁》逸文。

  ③二書名據《隋書・經籍志》，“陳邵”《隋志》作“陳劭”。

  ④《春官・典瑞職》“兩主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亦云“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