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经图翼.类经附翼.质疑录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本书中的《类经图翼》十一卷。本书用图解方式以辅助《类经》注文之不足，故名“图翼”。主要包括运气（卷一一二）和针灸（卷三一十一）两部分。《类经附翼》是对类经的补充。卷一医《易》，即以《周易》来论述和解释医理；卷二律原，根据古音理论与医理相联系；卷三求正录，着重发挥了作者所倡导的养阳理论；卷四针灸赋，编集前贤多种针灸歌赋。《质疑录》共收医论四十五篇，专就金、元诸家论医的偏执处“辨论之，以正其失”故题曰“质疑录”。全书重点论述多种病证的治则，在其重阳气学术思想指引下，进一步发挥了温补学说。对作者本人早年著作中立言未当之处，也作了辨析和纠正。

类经图翼

类经附翼

质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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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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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大海春风 发布时间：2022-03-06 22:20:28

  从未听说过的出版社出了这样伟大的书籍，在这个书籍繁缛的时代，能出这样一本伟大的树，我在此对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表示敬意

• 作者：西瓜西瓜 发布时间：2024-03-08 09:02:00

  很全面，喜欢亚隆的作品

• 作者：May san 发布时间：2016-08-26 22:55:14

  如果单词书都编成这样背几本都行QwQ

• 作者：侯磊 发布时间：2019-11-18 13:41:31

  空话太多……拿五十年代外国文论的手法来论相声……

• 作者：弗兰克 发布时间：2018-03-17 12:12:45

  016

• 作者：棉花糖 发布时间：2012-06-26 14:11:55

  很实用

• 【轉】王天然：《郡齋讀書志》成書重理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12-02 12:16:42

  摘要：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成書問題前賢多有關注，其中以王重民、陳樂素、孫猛三家説發表較早且具代表性。孫説發表後，學者多信從。然該問題中實有疑義，似尚未完滿解決。本文重理此題後認爲：前賢所謂晁公武晚年居家從容增訂此書，或與事實存在出入；杜鵬舉四卷本主體内容於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之後至紹興三十二年晁氏還職瀘州之前已基本穩定，刊成時間則大約在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稍後；姚應績二十卷本的主體内容於乾道六年晁氏第二次校勘蜀石經之前也已基本穩定。以此爲基礎，文末進一步討論了晁志著録之書何以迅速積聚，以及其中刻本與抄本比例的可能性，嘗試結合南宋初葉的文化重建，推進對晁志及相關書籍史問題的認識：迅速積聚起突破萬卷的書籍，地域應是極爲重要的因素；其中蓋以抄本爲主，則與文化重建過程中迅速增益書籍種類的迫切需求相吻合。

  作者简介：王天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經部文獻、出土文獻與版本目録學研究。著有《

  《穀梁》文献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4-9）等。

  文章来源：

  文史

  .

  2021(04)

  一、疑義未盡">

  一、疑義未盡

  （一）前賢諸説">

  （一）前賢諸説

  作爲現存最早的私家目録，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下或省稱“晁志”）曾有晁氏交付杜鵬舉之四卷本及門人姚應績所編二十卷本。淳祐九年（1249）黎安朝於袁州重刻杜本，而該年早些時候游鈞也於衢州以傳抄姚本鋟梓。今杜、姚原本雖已不可見，但袁州本尚存、衢州本有抄本及清刻本傳世1，由此尚能了解杜、姚二本大貌。需要説明的是，本文討論的“成書”既包括《郡齋讀書志》内容本身之成，也包括杜、姚傳本之成。

  晁志成書問題，前賢討論頗多，爲簡潔計，現僅列舉發表較早、具有代表性的三家觀點。其一，王重民認爲晁志在四川的最初原刻本是四卷，大約於紹興二十七年（1157）由杜鵬舉校刻。後有姚應績重編二十卷本，曾否付梓無考2。其二，陳樂素以兩本皆成書於晁氏晚年：二十卷本爲初稿，始作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後斷續寫至晚年成書；晚年又從二十卷本中抽出井度贈書，别爲四卷本3。其三，孫猛以四卷本、二十卷本分别爲“初刊本”“補正本”，並認爲二者皆成於晁公武乾道七年（1171）罷退之後，晚年優遊於峨眉山下之時4。

  陳樂素、孫猛兩家雖於四卷本、二十卷本成書先後持不同意見，但均以二本成於晁氏晚年居家時。孫説發表後，學者多信從。而上舉王重民之説，即四卷本由杜鵬舉大約刻於紹興二十七年，則久被忽視。此説發表最早，卻罕爲引據。蓋學者一般由杜序“作邑峨下”云云，徑將該本刊刻時間定於晁氏晚年居峨之時。然王説初見似無道理，卻可能與事實最爲接近，原因留待下文詳論。

  （二）疑問所在">

  （二）疑問所在

  時至今日，晁志成書問題學者多從孫猛説。然其中實有疑義，該問題似尚未完滿解決。疑問發現於將二十卷本晁志所載蜀石經諸條解題，與晁公武《石經考異序》對讀過程中5。晁氏曾前後兩次校勘蜀石經，《考異序》云“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此爲回顧之辭，即追述昔日知榮州時第一次校勘蜀石經事。這也恰好是得井度贈書，以任所僻左少事，撰寫《郡齋讀書志》初稿的時段，約在紹興二十一年左右6。《考異序》又云“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讎校之”，此言乾道四年（1168）三月以敷文閣待制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後至成都7，乾道六年（1170）組織學官第二次校勘蜀石經。

  通過對讀可見這兩次校勘工作存在差異。首先，第一次校勘之蜀石經當爲拓本，第二次除可以使用拓本外還有臨見原石的條件。其二，從校勘範圍看，二十卷本《郡齋讀書志》著録蜀石經僅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論語》《孟子》十種，不見《儀禮》《孝經》《爾雅》，蓋晁氏第一次校勘時所得蜀石經拓本可能並不完整。而第二次校勘則是組織學官完成，十三種俱全。其三，兩次校勘對蜀石經的認識略有不同。如第一次校勘以闕避唐諱與否判斷刊石時間在孟知祥叛唐之前或之後，而據《考異序》所載各經鐫石時間、書寫人等情況可見，第二次校勘時晁氏應已清楚孟蜀石經皆廣政間所刻，無涉叛唐與否8。又如第一次校勘時據諱“恒”字推測《穀梁傳》“刊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況也”9，而至《考異序》已明確爲“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最後，異文内容方面，晁志“石經論語十卷”條云：“其文脱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衞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禄’，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10若以“脱兩字，誤一字”爲三條異文，則晁志所記《論語》大字異文爲六條，且據“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一句，晁氏第一次校勘《論語》大概僅得這些異文。而《考異序》明言《論語》大字異文爲八科，此處的“科”大致可理解爲“條”，八科即八條11。而“科”當爲大於“字”的計量異文之單位，一科之中可容納數字之異12。如此，兩者所記異文之數不合，第二次校勘《論語》所得異文較第一次有所增加。晁公武《石經考異》一書雖已亡佚，今日無以開卷徵驗，但朱熹《論語集注·鄉黨》“三嗅而作”下云“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13。朱氏所引蓋即《石經考異》之文，玩味晁氏校記，此條大概並不屬於《郡齋讀書志》所謂“脱兩字，誤一字”之列，而是第二次校勘新增之異文。綜上可見，二十卷本晁志所載第一次校勘與《石經考異序》所見第二次校勘多有差異，且晁氏並未以乾道六年的校勘成果修訂《郡齋讀書志》中的相應内容。

  由此便牽涉到晁志成書的問題，假若晁公武晚年優遊峨下、從容修訂，何以未將乾道六年蜀石經校勘的新成果呈現於《讀書志》中？本文將沿此疑義，重新考察晁志的成書問題。

  二、成書重理">

  二、成書重理

  （一）本文立論">

  （一）本文立論

  晁志現存杜鵬舉四卷本、姚應績二十卷本兩個系統，前賢多以杜本成書先於姚本14，本文亦認同；蜀石經諸條解題四卷本不載，而見於二十卷本15，可見皆爲姚本後來所補，這些文字體現的是晁公武紹興間知榮州時第一次校勘蜀石經的成果，全無乾道六年第二次校勘蜀石經的痕迹。據以上兩點，乾道六年，對於探索二十卷本内容穩定的時間具有坐標意義，而作爲初刊本的杜鵬舉四卷本，成書更應在此之前。

  上文已述，王重民關於杜鵬舉本《讀書志》的刊刻時間，曾有異於衆人的看法，即認爲該本大約校刻於紹興二十七年，這個意見久被忽視。因杜序“鵬舉作邑峨下，望先生滄洲之居，鷄犬相聞，暇即問奇字於古松流水之閒。一日叩以此書，忻然相付”16，又知晁公武晚年居嘉州符文鄉17，正位於峨眉山下，與杜序所記似正符合。據此，王説似無道理。

  但是我們還應知道，晁公武仕途可以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爲界。此前，晁氏初爲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屬官，又通判潼川，知恭州、榮州、合州，即所謂更歷數郡。至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罷潼川府轉運判官。此後，大約紹興三十二年（1162）晁公武還職知瀘州，宋孝宗隆興間始入朝爲官。乾道元年（1165）再次出知瀘州，四年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其後又知揚州、潭州，除臨安府少尹18。通過這份履歷可見，紹興末年的這次罷官晁氏亦有可能居於峨下。又因《合川縣志》尚存晁公武紹興二十八年（1158）七月辛巳所撰《清華樓記》，文中有“予斥廢以來，無田廬可歸，旅思彌惡”語19，則知該年七月晁氏猶在旅途之中，尚未定居。

  其還職時間也可進一步明確。孫猛已根據《永樂大典》所引《江陽譜》“荷池，在瀘州阜民堂前，上架石橋，以達於壯猷堂。紹興三十二年，晁公公武築室其上”“南定樓，在瀘州芙蓉橋後羅城上，舊爲水雲亭，紹興三十二年晁公公武改建此樓”等條，指出晁氏還職知瀘州當在紹興三十二年之前，然後由此入朝20。《江陽譜》一書應即南宋曹叔遠所編者，《文淵閣書目》曾著録21，則明正統間内閣尚存此書，其後亡佚，幸賴《永樂大典》引文今可略窺原書一二。因是南宋人編修的瀘州志，所載材料較爲可信，孫氏揭示的這一材料對確定晁氏還職時間十分重要22。在此基礎上，還可進一步精確：《江陽譜》尚載“整暇堂，今在瀘州設廳之後，舊在兖繡堂對，紹興三十二年王公葆立”23；另《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載紹興二十六年“左朝奉大夫王葆知廣德軍”24，周必大《左朝請大夫王公葆墓誌銘》云“上章請外，得知廣德軍。……公纔解守符，旋起知漢州。……而擢公瀘南安撫使、知瀘州。引用名士，劾退貪吏，然後鎮以無事，闔境大治。踰年以疾求歸，徙池州，遂拜廷尉，而道改浙東提點刑獄。時隆興元年春也”25，可知王葆外任次第爲紹興二十六年（1156）知廣德軍，經漢州，紹興三十二年在瀘州任，隆興元年（1163）爲浙東提點刑獄26。故晁公武還職知瀘州大概不在紹興三十二年年初27。

  由此，便可將晁公武此次罷官居家的時間範圍縮小爲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之後至三十二年還職之前，杜鵬舉序文所言“一日叩以此書，忻然相付”自然也可能在這段時間之内。回顧王重民説，正以晁氏罷官之二十七年爲杜氏校刻之年，由此可知該説理據。蓋因王氏當年未見存於《合川縣志》中標明時間的《清華樓記》28，故結論稍早29；又因缺乏論證過程，故學者多未採信。今論證如上，並對王重民説稍作調整，然是否果然與之心意吻合，則已難獲知：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之後至三十二年還職瀘州之前，晁公武將四卷本《郡齋讀書志》交付杜鵬舉，杜氏據此刊刻，是爲晁志初刊本。然此説之成立，尚需排除“兩則《古文尚書》材料”“宋高宗稱謂問題”等所謂的反證。

  （二）反證排除">

  （二）反證排除

  1. 兩則《古文尚書》材料">

  1. 兩則《古文尚書》材料

  因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均載“古文尚書十三卷”條，並結合晁公武《古文尚書序》中所記，故有意見認爲《讀書志》成書不能早於乾道四年晁氏爲四川安撫制置使之前。爲方便討論，現將兩則材料列出：

  右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也。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絶。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傅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郡齋讀書志》“古文尚書十三卷”條）30

  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迺延士張倣吕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于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識奇字者，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古文尚書序》）31

  據此，孫猛言晁志著録者：“顯然是個足本。然而足本《古文尚書》是晁公武於乾道年間在四川安撫制置使任上得到的。他得書後，嘗刻《古文尚書》於成都學宫，且撰序云：‘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宫，乃……仿吕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序末署‘乾道庚寅（六年）仲夏望日’。所云吕氏本，是吕大防刊本。吕氏刊本之全篇得於乾道年間，《讀書志》著録此‘全編’，自然也就不可能早於乾道。”32然龐石帚嘗於《跋晁刻〈古文尚書〉》云：“（子止序）明謂帥蜀以後，乃得之於成都學宫，則此本未必即其守榮州時著録之本也。”33因龐氏並無詳説，且似以《讀書志》即成書於榮州，恐讀者疑惑，現作進一步説明。

  其一，解題語及“皇朝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云云，蓋晁公武所得並收入《讀書志》者即吕大防本。其二，結合吕大防作於元豐五年（1082）七月既望之《周易古經序》，以及李燾《周易古經跋》所言“元豐五年正愍吕公微仲始釐析王輔嗣篇第，别定爲十有二，如劉歆《六藝略》首所列施、孟、梁丘三家者，刻板置成都學宫”34，可知吕氏曾於元豐五年刊刻《周易古經》十二篇35，並將書板庋置於成都學宫。又曾宏父《石刻鋪叙》云吕氏《古文尚書》“乃元豐五年壬戌鏤板，乾道六年庚寅帥晁公武取以入石”36，則吕本《古文尚書》亦刊刻於元豐五年，書板或與《周易古經》同置成都學宫。

  由此，我們便可對晁公武以吕本《古文尚書》鐫石事稍作還原。據《古文尚書序》“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迺延士張倣吕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可知乾道四年三月後晁氏至成都，於成都府學得吕大防《古文尚書》全編，蓋此時學宫尚存吕氏刊本或書板，晁氏見之，遂起意鐫石。不難發現，序文意在説明鐫石之由，而該段記述無法説明此前晁氏未得吕書，即得自成都府學者與《讀書志》著録者未必爲一物。因此，這兩則材料與本文觀點並不構成矛盾。

  2. 宋高宗稱謂問題">

  2. 宋高宗稱謂問題

  欲言杜鵬舉本成書於紹興末年，還需排除一“反證”，即袁州本中宋高宗稱謂問題。孫猛云：《讀書志》衢袁二本《重修哲宗實録》《建炎日曆》兩書解題中曾三次提到宋高宗趙構，均稱“太上皇帝”，此稱在他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禪位孝宗後至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去世這一段時間内，故這兩條解題的撰成必在孝宗時37。爲方便討論，也將二者列出：

  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太上皇帝顧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録，事實多誣，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别修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冲者38，已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史事。”臣勝非奏曰：“神宗史緣添入王安石《日録》，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聖諭，命官删定，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甚幸。”十八日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辭免恩命。臣勝非奏曰：“冲謂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録，而其父祖禹元祐間任諫官，後坐章議論，責死嶺表。而《神宗實録》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京、卞之意及其增添者，不無删改。儻使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服。”上曰曰：“以私意增添，不知當否？”臣勝非曰：“皆非公論。”上曰：“然則删之何害？紛紛浮議，不足也。”臣勝非曰：“范冲不得不以此爲辭。今聖斷不移，冲亦安敢有請。”上復愀然，謂勝非等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昭慈聖獻皇后誕辰，因置酒宫中，從容語及前朝事。昭慈謂朕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然有一事，當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録所載，未經删改，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朕每念及此，惕然於懷39，朝夕欲降一詔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臣勝非進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臣仰惟神宗、哲宗兩朝《實録》，已上太上皇帝聖意先定，爰命宰臣悉令删修，故具載聖語於篇末云。（四卷本《郡齋讀書志》“哲宗新實録一百五十卷”條）40

  右皇朝汪伯彦撰。記太上皇帝登極時事。（四卷本《郡齋讀書志》“建炎日曆五卷”條）41

  其中前者頗有需要分析之處。首先，此段内容即取自《哲宗新實録》一書，這是書目解題寫作常見的情況。其次，該段文字宋高宗“太上皇帝”之稱並非《哲宗新實録》原文面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符三年正月己卯條下注中尚存“新録”，兩處“太上皇帝”皆作“今上皇帝”42。綜上，此條解題由摘引而來，且改易原文，改易時間當在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宋高宗内禪之後。若晁公武於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之後至三十二年還職之前將《讀書志》交付杜鵬舉，且杜氏立刻付梓印行，確實較難出現“太上”之稱。這是否構成矛盾，形成反證呢？

  然而，事實很可能是杜鵬舉並未立刻將此書上板。相應的證據也十分明顯，即序文之首杜氏銜名曰“門人承議郎新奏辟通判茂州軍州事賜緋杜鵬舉”，以往學者對此似不够重視。該結銜表明此本刊刻之時杜鵬舉已“新”奏辟爲茂州通判，這與序文内部所描述的作邑峨下、暇日從遊，時間或已流轉43。而杜本刻成之時，大概已在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稍後44。因該本已於晁公武罷官期間交予杜氏，晁氏應無機會再修訂此本，故四卷本主體内容於這一時段已基本穩定。而此本頗有疏漏之處，也應與假手他人、未經全面整飭有關。

  3. 其他誤認的反證">

  3. 其他誤認的反證

  除以上兩例之外，還有一些基於相似邏1而造成的“反證”，這些誤認較易識别，故僅作簡要説明。比如上述孫猛文中還舉出劉牧《鈎隱圖》之例，引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又有三衢劉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歐陽公序，文淺俚，決非公作，其書三卷”，認爲“卷數及所附歐陽脩序，皆與晁氏解題相合。劉敏士本刻于乾道三年，今通志堂本即據此宋本翻刻，作《易數鈎隱圖》三卷，《遺論九事》一卷，亦與晁氏解題相合。可見《讀書志》所著録者即此刻本，此條解題之撰成，不能早于乾道三年”45。劉牧此書四卷本晁志已著録，似爲本文觀點之反證。然晁氏所見者何以一定爲刊本，又何以一定爲劉敏士刊本？孫氏據卷數、歐序及通志堂本内容得此結論，並據此判定晁志此條解題的撰成時間，恐難成立。

  又如四卷、二十卷本晁志均載唐李鼎祚“李氏集解十卷”，據目前所知此書至少有北宋慶曆四年（1044）刻本、南宋乾道二年（1166）鮮于侃資州刻本、南宋嘉定五年（1212）侃子鮮于申之重刻大字本，而有意見認爲晁公武有條件見到鮮于侃刻本，“故將其著録在成書於淳熙七至十四年的《郡齋讀書志》中”46，此説即直接以晁書爲乾道二年刻本。但據現有信息，我們其實無法將晁書的版本指實。

  （三）旁證參驗">

  （三）旁證參驗

  討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問題，前賢多聚焦於其中著録的書籍，通過考察解題，揭示相關時間綫索。與此慣常視角、方法相對，本文則嘗試由《讀書志》未著録之書，來觀察晁志成書問題，以作爲上文論述的補充與驗證。

  其一，晁志所載群經義疏皆爲單疏本，而無注疏合刻本。如“《周易正義》十四卷”“《尚書正義》二十卷”“《周禮疏》十二卷”數條，解題所記撰人皆爲作疏者，當爲單疏本。然而我們知道，這三種經籍的注疏合刻本已在紹興後期刊成47。此種經籍新類型不見著録的現象，或可作爲晁志成書問題的一個思考方向。

  其二，未更新晁氏先(5著作版本。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著録之《晁氏景迂集》皆爲十二卷本48。晁子健有跋文云：“先大父待制生平著述甚富，晚遭離亂散失幾盡。紹興初子健編集所得之文止成十二卷，但竊記所亡書目于後，及既宦遊江浙蜀淮荆襄，往來博訪，所得加多，重編爲二十卷。而東南之士多未之見，謹用鋟木于臨汀郡庠，以廣其傳。……乾道三年歲次丁亥五月戊戌，右朝散大夫權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借紫晁子健謹記。”49據此可知，紹興初景迂之孫子健嘗編十二卷本，蓋公武著録者。乾道三年（1167）五月，子健又重編此書，增益爲二十卷刊行。乾道八年（1172）公武與子健尚有聯繫50，然晁志終未著録二十卷本《景迂集》。若晁公武罷退山居、從容修訂《讀書志》，何以未將從父晁説之文集的最新版本收入？此例大概也可作爲晁志成書時間的一個參照。

  三、晁志小識">

  三、晁志小識

  經以上重理，本文認爲：晁公武將四卷本《郡齋讀書志》交付杜鵬舉的時間當在紹興二十八年（1158）七月之後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還職瀘州之前，四卷本主體内容至遲於這一時段已基本穩定；杜本刊成時間則大約在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宋高宗内禪稍後；而姚應績二十卷本的主體内容於乾道六年（1170）晁氏第二次校勘蜀石經之前也已基本穩定51。

  本節將在此新説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對晁志的認識。以往學者多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與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並舉，視爲宋代私家目録雙璧。但若轉换視角，此書不唯是南宋私家書志，更可真實反映兩宋之際典籍存世情況，以及四川地區的書籍特色，與包舉一家藏書的私人目録又不盡相同。同時該書也是南渡之後，私人努力保存文獻的較早成果，正與朝廷力求遺書之業同步52。緣此特定時勢，或可將晁志放入南宋初葉文化重建的過程中來理解兩個問題。第一，晁志著録之書何以迅速積聚？第二，晁志中刻本與抄本的比例如何？二者不但直接關乎《郡齋讀書志》，且與書籍史亦頗有牽涉。

  搜訪遺書，是南宋朝廷文化重建的内容之一53。正是這種有意求取，使文獻典籍得以較快恢復。據淳熙五年（1178）所上《中興館閣書目》可知，當時中祕藏書已重新積累至44486卷54，甚至已較北宋《崇文總目》多出13817卷55，國家圖書的重建速度是相當可觀的。而晁志著録之書，正是在此背景中同步積聚的。二十卷本晁序稱井度贈書合家藏之書，除去重複後爲24500餘卷，這主要是在宋高宗一朝積累的結果56。此批藏書的體量至少可占南宋早期祕府書籍之半，在宋代私家收藏中也屬於相當突出的成績57。緣何以一二人之力便能迅速積聚起突破萬卷的書籍？

  地域應是極爲重要的因素。晁志自序稱“時巴、蜀獨不被兵，人間多有異本”58。《宋會要1稿》也記載紹興十六年（1146）“八月四日詔，聞四□藏書甚多，宜委逐路帥臣恪意搜訪”59。蓋紹興間朝廷在恢復館閣藏書的過程中，四川因藏書甚多，曾被指定爲留意搜訪的地區。我們對該區域書籍的歷史稍作回顧便不難發現：其一，中晚唐以來四川是雕版印刷最先興起的地區之一。《册府元龜》載：“（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東川節度使馮宿奏，准勑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臺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60此爲可靠的早期雕版印刷文獻記録。其二，四川地區書籍的數量可能在較長時段内都頗具規模。如《麟臺故事》載：“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963）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965）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61《宋會要1稿》亦云：“僞國皆聚典籍，惟吴、蜀爲多。”62即在收取孟蜀藏書後，北宋初年的國家圖書得到了萬卷以上的充實。

  時至南宋之初，井度、晁公武均長期在四川地區任職、生活，二人聚書實占地利之便。如二十卷本晁志“吕夏卿兵志三卷”條云“公武得之於宇文時中”，“吕氏前漢論三十卷”條云“予得其本於銅梁令吕肇修”，“晁文元道院别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録十卷耄智餘書三卷昭德新編三卷理樞一卷”條云“《法藏碎金》世傳最廣，先得之於趙郡蘇符；《昭德新編》則得之於丹稜李燾；《道院别集》則得之於知閬州王輔；《耄智餘書》則得之於眉山程敦厚”等等63，這些藏書的來源均與蜀地有關。又如晁志“宋書一百卷”解題云：“紹興十四年，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64此條爲刊刻眉山七史的原始史料，學者多有關注。除此之外，我們從中還能了解到井度爲四川轉運副使期間，可調動川峽四路諸州學官求書，堪稱富有地利。

  我們還可進一步推測這些迅速積聚的書籍中刻本與抄本的比例。晁志自序曾明言井度收書“常以俸之半傳録”，此處的“俸之半”雖可能是修辭性的虚指、表所費之多65，但據此仍可獲知作爲《郡齋讀書志》著録基礎的井氏藏品蓋以抄本爲主。《南宋館閣録·儲藏》也明確記載：“四庫書經、史、子、集二萬三千五百八十三卷，六千五百十二册。續搜訪庫經、史、子、集二萬三千一百四十五卷，七千四百五十六册。諸州印板書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册。”66這一數據雖未必全面，但可能透露出大體同時而略晚的館閣藏書中，刻本仍無法與抄本匹敵的隱微信息。

  南宋早期官私圖書中皆有以抄本爲主的迹象，這既有北宋刻本、書板北去的因素，也與文化重建過程中迅速增益書籍種4類4的迫切需求相吻合。雕版印刷的優勢在於同一種書籍的複製，圖書種類的增加則仍以抄寫爲最便捷的方法。當時求書，大概更重視去除“重複”後的部分。紹興間數種“闕書目”的産生，正與此直接相關。《宋會要1稿》載紹興十三年（1143）向子固言：“比降旨，令秘書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據所闕者，榜之檢、鼓院，許外路臣庶以所藏上項之書投獻。尚恐遠方不知所闕名籍，難於搜訪抄録，望下本省，以《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應所闕之書，注闕字於其下，鏤板降付諸州軍，照應搜訪。”67此外，在獻書推賞時也强調“先下秘書省看詳，如實係闕書并卷秩全備者，方許計數推賞”68。可以想見，在此等要求面前刻本的優勢恰被磨滅。

  王重民曾由《遂初堂書目》談及類似問題，並早已指出尤袤的時代“刻本書的比量似乎還没有超過寫本書”69。晁公武略早於尤袤，今從《郡齋讀書志》來看，也與王説相合。當時抄本、刻本種類比例的實際情況，與刻本爲宋代書籍品種主流的印象或有偏差。蓋刻本激增爲一事(70，刻本的種類逾越抄本又爲一事。而刻本激增之勢可能掩蓋了宋代書籍形態的一些真相，此點需特别注意。

  結語">

  結語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文本内容時間下限的大致劃定71，勢必將牽涉著録之書、甚或將牽涉書籍史的相關問題。如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説苑二十卷”條所記篇目第十均作“法誡”，今本《説苑》作“敬慎”。前賢對此多以避諱解之，即認爲篇名原作“敬慎”，爲避宋孝宗諱改爲“法誡”。但若四卷本内容穩定之時間提前至宋高宗朝，則避諱説便需重新審視。恰好此前拙文《〈説苑〉札記》中曾論及該問題，認爲“法誡”乃該篇較早面貌，“敬慎”方爲後改之名，此處異名恐與避諱無涉72。彼文論證立足《説苑》一書，而所得結論正與本文認識相協。彼此獨立的兩處討論指向略同，或許可堪殊途同歸之謂。

  注释">

  注释

  1《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范氏卧雲山房抄本，存十八卷，一至十八”(詳《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頁)。此本未見，不知實際情況如何，然著録時間爲目前所知二十卷本最早者，應予關注。

  2王重民《〈郡齋讀書志〉與〈直齋書録解題〉》，《圖書館》1963年第4期，第53頁；亦可參王重民《中國目録學史論叢》，中華書局，1984年，第119頁。淳祐九年夏五游鈞題記云“(晁公武)平生著書有《易》《詩》《書》《春秋》解，考其異同甚詳。又作《讀書志》，皆鋟版。大父及嚴君喜藏書，在嘉定時嘗摹而藏之。及南來不能悉與俱，今併他所藏燬矣。《讀書志》偶在篋中，鈞謹刻置信安郡齋”(詳《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宋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所附)。故可知游氏衢州郡齋二十卷刊本以抄本爲底本，然其祖、父(5摹寫所據者是否果然爲鋟版之姚編本，尚難遽定。因題記雖透露出晁氏平生著述皆有刻本，但並非姚編本曾經付梓的確證，王氏此處“無考”二字甚精。

  3陳樂素《袁本與衢本郡齋讀書志》，上海圖書館編印《上海圖書館建館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83年，第165頁。

  4孫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文史》第20 1，中華書局，1983年，第119-120頁。

  5參拙文《蜀石經著録疏證(上)》，《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20 1，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63-66、69-70頁。

  6(1)參孫猛《晁公武傳略》，詳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附録一，第1263-1264頁。

  7(2)參孫猛《晁公武傳略》，第1280頁。另據黄夷則《郫縣善應廟記》“乾道四年五月，左承議郎王君倬以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晁公武之辟知郫縣事”，似至遲該年五月晁氏已在成都治所。詳袁説友等編，趙曉蘭整理《成都文類》，中華書局，2011年，第646頁。

  8(3)晁志“石經論語十卷”條云“闕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而《考異序》明言“《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

  9(4)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三，國家圖書館藏清汪士鐘藝芸書舍刊二十卷本(索書號02835)，第3a葉。

  10(5)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四，第1b葉。

  11(6)科有“條”義之外，還有“等”“類”之義。然晁公武此處使用的計數單位“科”，恐非將若干同類異文相合而計作一科，因校勘所得異文不易以“類”歸納。清人校勘蜀石經殘拓有數種校勘記存世，其中多以科條方式呈現異文，蓋晁氏校記亦類此。

  12(7)此處可聯繫“科段”加以理解，如徐彦《公羊疏》云“何氏之意以爲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揔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種之意”，即一科含三旨(《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第7頁下欄)。且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春秋公羊疏三十卷”條下亦略引此段徐彦語作爲解題。另外，異文稱“科”並不常見。晁公武《答進士劉興宗書》嘗言“僕少時貫穿羣書，出入百氏，旁逮釋老恢詭之學”(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三八“《昭德鼂公文集》六十卷”條引，中華書局，1986年，第1895頁)；《郡齋讀書志》有釋書類，又載晁氏先(5佛學著述，及公武與弟公遡論《金剛經》語；即陳垣所云“晁氏則以佛爲其家學”(《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科學出版社，1955年，第121頁)。晁公武此處的表述習慣可能與他的閲讀經驗、知識結構有關，其中或許也有内典判科段的影響。

  13(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第122頁。

  14(2)孫猛嘗對比二本，將杜、姚關係明確爲“初刊”與“補正”的關係，詳《〈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較之陳樂素説更爲合理。具體請參二家原文，此處不贅。

  15(3)宋淳祐袁州刊本中趙希弁摘録二十卷本而成的《後志》未載蜀石經諸條，實因趙氏《附志》已收録蜀石經，爲避重複而已，詳《後志》末“三十三種已見附志今不重刊開書目如後”所列者。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蜀石經諸條下也有説明。故不可據《後志》未載，而認爲趙氏當時所見之二十卷本無蜀石經諸條解題。

  16(4)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宋袁州本，杜序第1a葉。

  17(1)詳孫猛《晁公武傳略》，第1295頁。

  18(2)參孫猛《晁公武傳略》，第1257-1292頁。

  19(3)詳張森楷纂《民國新修合川縣志》卷三一，《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1》第44册，巴蜀書社，1992年，第122頁上欄。

  20(4)詳孫猛《晁公武傳略》，第1267-1268頁。

  21(5)參杜春和整理《張國淦文集四編》，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476頁。

  22(6)李裕民以晁公武乾道元年知瀘州，《永樂大典》所引紹興三十二年，疑誤。詳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中華書局，2005年，第166頁。然晁氏兩知瀘州，今從孫猛説。

  23(7)馬蓉、陳抗、鍾文、欒貴明、張忱石點校《永樂大典方志1佚》第5册，中華書局，2004年，第3171頁。

  24(8)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七一，中華書局，1988年，第2804-2805頁。

  25(9)周必大《省齋别稿》卷一〇，《叢書集成三編》第46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597頁。

  26(1)張淏《(寶慶)會稽續志》卷二載“王葆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以左朝請大夫到任”，《宋元方志叢刊》第7册影印清嘉慶十三年刻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7109頁下欄。

  27(2)晁氏還職，或許是宋孝宗即位後隨即起用的結果。

  28(3)前賢多已注意到《(嘉慶)四川通志》卷五〇中的《清華樓記》，但該書所引並無時間信息。王德毅較早舉出《合川縣志》的記載，詳《晁公武研究》，載《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31期，1982年，第25頁。

  29(4)然王説杜本大約校刻於紹興二十七年，“大約”二字仍可見出審慎周密。

  30(5)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一上，第13a葉；亦見藝芸書舍刊本卷一，第20b葉。

  31(1)此序存於范成大《石經始末記》中，楊慎《全蜀藝文志》、曹學佺《蜀中廣記》皆收范記，今據楊書録文，詳《全蜀藝文志》卷三六，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索書號02960)，第9葉。並參校曹書，其中“學官”曹書作“學宫”；“書丹”楊書作“冉”，現據曹書改，詳《蜀中廣記·著作記》卷一，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索書號02247)，第3b葉。

  32(2)詳孫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第115頁。

  33(3)龐俊著，白敦仁纂1，王大厚校理《養晴室遺集》卷八，巴蜀書社，2013年，第379頁。

  34(4)吕祖謙編《古周易》，《通志堂經解》第1册，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第486頁下欄、487頁中欄。

  35(5)此書晁志亦著録，詳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一上，第8b葉；亦見藝芸書舍刊本卷一，第15a葉。

  36(6)曾宏父《石刻鋪叙》卷上，國家圖書館藏清董兆元抄本(索書號06605)，第4b葉。

  37(1)孫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第115頁。

  38(2)“冲”爲晁公武父諱，四卷本、二十卷本《郡齋讀書志》遇此字或避或不避，並不嚴格、統一，此處即不避之例。

  39(3)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無“懷”字，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注引《新録》、藝芸書舍刊本晁志有，今據補。

  40(4)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二上，第15b-17a葉；藝芸書舍刊本此條題作“重修哲宗實録一百五十卷”。

  41(5)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二上，第23a葉。

  42(1)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二〇，中華書局，1995年，第12360-12361頁。另有學者據晁志此處“太上”之稱，認爲“《哲宗實録》可能繕寫完成於宋高宗禪位之後”。詳許沛藻《宋高宗與神哲實録》，載《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29頁。但較之此類針對紹興重修《哲宗實録》繕寫時間的推測，尋求晁志本身的原因，似乎更爲直接且合理。

  43(2)杜鵬舉由知縣而通判，正符合當時的遷轉常例。

  44(3)若進一步觀察《哲宗新實録》解題，還可發現所改“太上”之處位於這段文字的首尾，而文中的兩處“上曰”和“上復愀然”皆未改易。故“太上”之稱也可能是杜本《哲宗新實録》《建炎日曆》兩條解題刻成後剜改板片的結果，這種情況也不與本文觀點矛盾。另需説明的是，今日所見杜本爲淳祐間袁州重刊本，但“太上”之稱當爲杜本原貌，因宋理宗朝重刻時無由改作“太上”。

  45(4)孫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第115頁。

  46(5)李致忠《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考》，《文獻》2010年第4期，第50頁。

  47(1)詳張麗娟《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27頁。

  48(2)今存二十卷本晁志雖脱去此條，然袁州本卷四下著録此條、《考異》不見此條，故可知四卷本、二十卷本晁志皆著録此書。且《文獻通考》卷二三七題作“鼂氏景迂集十二卷”後接晁氏解題(第1889頁)，卷數並無異辭，則兩本著録卷數當一致。

  49(3)晁説之《嵩山文集》卷二〇後附，《四部叢刊續編》影印舊抄本。

  50(4)《毗陵東坡祠堂記》載“乾道壬辰(八年)太守晁彊伯子健來，始築祠於郡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於士夫家廣摹畫像，或朝服、或野服，列於壁間，而晁侍郎公武爲之記”。詳費衮撰，金圓校點《梁谿漫志》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0頁。

  51(1)本文將姚應績二十卷本内容下限定於乾道六年，實爲最寬泛之劃定。據馬楠2020年12月23日於北京大學文研院報告的《從杜鵬舉、姚應績二本重審〈郡齋讀書志〉》一文，或可繼續將此下限提前至紹興末年。

  52(2)靖康之變，館閣藏書殆盡，詳《宋史·欽宗紀》。南宋初朝廷求遺書事，參《宋會要1稿·崇儒四》《南宋館閣録·儲藏》。晁志書目類“藝文志見闕書目一卷”條云“右《唐書藝文志》。近因朝廷募遺書，刻牘布告境内，下注書府所闕，俾之訪求”，也正反映了紹興間朝廷訪書之實況，恰與《崇儒四》所載紹興十三年向子固之言照應。詳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二下，第21b葉；徐松1《宋會要1稿》，中華書局，1957年，第2243頁。

  53(3)除了書籍，人員、機構、制度等也是文化重建的内容。而作爲“文”的遺書，與作爲“獻”的遺老(如井度、晁公武(5)，即文字與聞見在文化重建過程中均有重要作用。

  54(4)詳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録解題》目録類“中興館閣書目三十卷”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6頁。

  55(5)《崇文總目》載書30669卷，詳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九，第15a葉。

  56(6)晁志自序云井度“天資好書，自知興元府至領四川轉運使，常以俸之半傳録”。據建炎三年十一月張浚《措置興元府劄子》所言“見任守臣井度官卑體輕，難以責辦”(詳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87册，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4頁。此條材料任群《南宋藏書家井度考略》一文已舉出，《圖書館雜誌》2011年第2期，第92頁)，姑將建炎三年(1129)設爲井度藏書之始。

  57(7)北宋著名藏書之家，如李淑家所藏四部書約有23186卷(詳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九“邯鄲圖書志十卷”條，第15b葉)，王重民引陸游《跋京本家語》所云李邯鄲所蓄三萬卷，解釋説這是通計藝術道書而言(詳《中國目録學史論叢》，第116頁)。田鎬家藏書幾30000卷(詳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九“田氏書目六卷”條，第16b葉)，又有記載稱鎬父田偉“建博古堂，藏書三萬七千卷，無重複者”(詳王象之編，趙一生點校《輿地紀勝》卷六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84頁)。然二家皆承平時收藏，與井、晁所處兵戈之後的情況又有不同。晁志所載藏書卷數與李、田二家相較尚無愧色，遑論一般藏書之家。

  58(1)袁州本、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晁公武自序皆載此句。

  59(2)《宋會要1稿·崇儒四》，第2244頁。按，“四”後所闕蓋“川”字。

  60(3)《宋本册府元龜》卷一六〇，中華書局，1989年，第337頁。

  61(4)程俱撰，張富祥校證《麟臺故事校證》卷二，中華書局，2000年，第251頁。

  62(5)《宋會要1稿·崇儒四》，第2237頁下欄。

  63(6)詳藝芸書舍刊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六、卷七、卷一九，第18b、11b、6a葉。

  64(7)袁州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二上，第5b葉；亦見藝芸書舍刊本卷五，第6a葉。

  65(1)晁志“吕汲公文録二十卷，文録掇遺一卷”條下載“大防既拜相，常分其俸之半以録書，故所藏甚富”，“俸之半”或爲成辭。

  66(2)陳騤撰，張富祥點校《南宋館閣録》卷三，中華書局，1998年，第24頁。

  67(3)《宋會要1稿·崇儒四》，第2243頁上欄。

  68(4)詳《宋會要1稿·崇儒四》所載紹興十五年秦熺之言，第2244頁上欄。

  69(5)王氏還認爲“只有到了趙希弁和陳振孫時代，刻本書超過了寫本書”，玩其文義，皆爲種類而非部數的比較。詳王重民《中國目録學史論叢》，第120頁。這後半句意見對刻本超過寫本的時間似乎還是估計略早，參馬楠《陳振孫藏書之鈔本考》，《文史》2017年第3 1，第105-139頁。

  70(6)激增一事，參宿白《南宋刻本書的激增和刊書地點的擴展-限於四部目録書的著録》，載《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05-110頁。

  71(1)因據目前所知無法確定晁公武卒年，故此前學者多未劃定晁志成書下限。又前賢對四卷本、二十卷本的優劣多有討論，本文認爲比較研究的目的似不應止步於此，而應加深對二本各自特點的理解。今四卷本、二十卷本内容時間下限的逐漸明晰，於此或有助益。

  72(2)詳拙文《〈説苑〉札記》，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1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26-28頁。

• 从芝木匠到白石翁

  作者：安静咋呼 发布时间：2022-02-04 23:59:08

  这本书是白石老人的自述，他在71岁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在自传中回顾了从 1864 年出生到 1948 年之间的事情。齐白石本名齐纯芝，乡人多唤他阿芝、芝师傅。因为家附近有个驿站叫白石铺，他老师给他取号“白石山人”，人们叫着叫着只叫齐白石，后来他也管自己叫齐白石。

  他生于清朝同治二年（1864年），湖南湘潭的一个小农村，家贫，一家人常常勉强糊口。他的一生跨越晚清、民国、抗日时期、新中国成立的前八年，卒于 1957 年，享年 9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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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齐白石四十岁左右，国家进入了大动乱时代，战火纷飞，而他也被迫颠沛流离。当他古稀之年开始回顾一生，他对死生已经熟悉。他的兄弟姐妹、儿孙辈，有一些未及成年而殁。这些都化作白石老人自述里为数不多的几行陈述。

  悲恸又怎么能不悲恸呢，但当这些事情发生时，在岁月的流沙里，它终究沉淀为一段平静的回忆。

  一个人四五十岁之后，可能就要开始承受重要长辈（父母、师傅）逝世的悲伤。一个六七十之后，可能就要开始承受重要同辈（伴侣、知己、好友）逝世的悲伤。

  人生七十古来稀，白石老人在七十之后，陆续开始安排身后事，寻人做传，分割家产，安排墓地墓碑，寻亲友题记，甚至给自己写了挽联（1945年，81岁）。人生七十之后，死亡成了一种会不经意掉入脑海的想法。我时年廿九，感念年轻真好，生命仍在蓬勃向上。

  ## 2

  齐白石的生命大部分生长在一个很传统的时代，童养媳、原配、副室、以多子多男为福是那个时代的名词，现在听得少一些了。齐白石的原配夫人是童养媳，十三岁嫁到他们家；战乱，原配夫人不愿意离开家乡，齐白石一个人避难到北京，之后定居北京，原配夫人又为他寻了一位副室，照顾他的起居。齐白石五六十岁，副室仍为她生儿育女。

  这便是那个时代的生活，每个人多少带着时代的烙印。

  这些并不使人钦羡，但那时的文人生活却使人神往得很。

  齐白石一家，穷得很哪，穷到读不起书。齐白石只是一个出生穷苦人家的普通百姓，直到三十五岁也没有出过县城。齐白石一穷二白，这一路走来，幸在贵人相助，其中就包括他最重要的一位老师胡沁园，齐白石称他为人生第一知己。

  齐白石这一路所受到的帮扶，带着浓厚的乡土中国的气息（熟人社会；宗族与乡亲），以及中国古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承传统。而中国文化讲究“诗书画印”为一体，诗人、书法家、画家、印刻家常常能玩到一块去，以诗会友，以文会友。

  ## 3

  我也很敬重沁园师的为人。

  齐白石16岁（虚岁，长2岁，以下同）拜周之美师傅学做木工，直到27岁才正式拜胡沁园、陈少蕃为师，学习诗画。从16岁到27岁，齐白石磨了十一年的功夫。齐白石并非主动拜胡沁园为师（乡亲们胡沁园为“寿三爷”），而是沁园师主动找过来，因为齐白石的邻居马家是胡沁园的亲戚，常夸他聪明用功。胡沁园问齐白石想不想学书画，齐白石说想但是怕家里穷。胡沁园教导他，不要怕穷，要有志气，一面读书学画，一面卖画养家，能够对付得过去。

  胡沁园出生有钱人家，性情慷慨，喜欢交朋友，诗书画也有一些造诣。好风雅，经常邀请朋友来家里开诗会。齐白石拜师那天，湘潭名士陈少蕃也在，胡沁园便让齐白石跟他学诗。齐白石仍是说没有钱，被胡沁园推了回去，“我不是和你说过，你就卖画养家！”而他又开始担心年龄大了，来不及，胡沁园又鼓励他，“你是读过《三字经》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你今年二十七岁，何不学学苏老泉呢？”就此，齐白石开始了真正的学画生涯。沁园师和他的朋友、子侄们，不因齐白石家贫而看低他，都和他成了好朋友。沁园师待齐白石如同子侄，不仅教他诗书画，遇到一些学习的机会也叫他去，还四处在乡里不断夸赞他，使齐白石在方圆百里之内有了一些名气，真实做到以画养家，解了生活的困苦。齐白石的画技也在日日锤炼中进步。

  ## 4

  齐白石家穷，正经读书只读过一年，还是跟着外祖父学的，九岁之后就帮着家里砍柴放牛，分担压力。直到齐白石三十初，渐渐有了一些名声，接到更多高价单子之后，才有所改善。这之前，他们很多时候有上顿没下顿，要靠各种活计补贴家用，最穷的时候家里的灶台都长霉了。

  三十二岁齐白石真正脱贫，同期，他开始参加诗社，结识了十几位朋友。其中有一位朋友张仲飏，铁匠出身，因为也是匠人出身，和齐白石玩得特别来，他是湘潭名士王湘绮先生的学生。

  四年后，在朋友张仲飏的介绍下，他拿着作品去拜见王湘绮先生。齐白石对湘公佩服得五体投地，却因为湘公名气太大，不想被说人说趋势好名，一直没有主动拜湘公为师。还是湘公对友人的唠叨，传到朋友张仲飏耳边，在张仲飏的劝说下，齐白石才拜了王湘绮为师。这一年他三十七岁。他与湘绮师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十多年，直到湘绮师生命尽头。他们一直往来，若是湘绮师路过，白石老人定要去拜见，老师的吩咐也会放在心上。湘绮师去世时，白石已是半百老人，五十四岁了。这之后，他再没有正式拜过老师，能称得上是他老师的人不多了，有的都是平辈的知交好友。

  至此之后，在他生命中比较重要的人便是陈师曾，比较有感情的人是学生瑞光和尚、徐悲鸿和京剧大师梅兰芳。

  陈师曾、瑞光和尚和徐悲鸿和他在艺术见解上有共鸣，梅兰芳品行高洁，我想白石老人很敬佩梅兰芳先生的为人。

  齐白石初到北京，艺术才华并不被待见，陈师曾第一个发现他，主动拜会，两人相谈甚欢，结为至交。彼时陈师曾已经颇有名气，陈师曾把齐白石的作品介绍到日本去，大获成功，齐白石因此才在北京声名鹊起，站稳脚跟，寻画者众。

  齐白石与陈师曾的友谊感人肺腑，齐白石言“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二人在艺术上且磋且磨，惺惺相惜。

  同样，梅兰芳早已名冠京城，在齐白石毫无名气之时，梅兰芳便与其交友，后来还正式拜白石为师，与其学虫草画。受母亲的教导，齐白石一生淡泊名利，不愿与官场多往来，也不愿为官，晚来宁可停画，也不愿献媚。

  还有一个重要的朋友是郭葆生，在他三十五踏足县城时认识，他们的友谊持续到晚年。郭葆生给他写了长信，说服他远游西安，这对影响齐白石一生的一次远游。齐白石避难到北京，也是住在他家，多受到他的帮扶。远游西安，也使他结识了另外一位重要的朋友，谈诗的知己樊樊山，他们的友谊也持续了一生。

  ## 5

  齐白石三十六岁才走出县城，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家乡方圆百里之内。他十五岁开始学木雕，只是个普通的木工。二十岁偶遇《芥子园图谱》，费了半年描下来，日日琢磨、临摹，渐渐有人和他讨画，他也慢慢从木匠变成了画匠。

  他一直很勤奋，乡人多评论他聪明好学，

  这也是他后来得遇恩师的重要原因。

  齐白石在自述中很少去讲他的勤奋，但这是他持续一生的习惯。他年幼时边放牛边读书，因为光顾着读书还耽误了活计。十多岁学习木工，仍然在每日停工的夜晚，用松节点火读书习画。但这些，作为当事人，他很少提起。在回顾四十多岁时的回乡生活，他只是轻描淡写提了一句，“我回乡以后，仍和旧日师友常相晤叙，作画吟诗刻印章，是每天的日课。”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二十七岁才正经学文，陈少蕃老师让他读《唐诗三百首》，此前他只跟着祖父学了大概三百个字，跟着外祖父正经上过一年学，背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他许多字都不认识，他用同音字标注的方式楞是把那些字认熟了，只两个月就背熟了《唐诗三百首》，惹得少蕃师夸赞他天分了得。

  三十多岁，齐白石初学纂刻，他向黎铁安请教为什么他总刻不好。铁安笑着说：“南泉冲的楚石，有的是！你挑一担回家去，随刻随磨，你要刻满三四个点心盒，都成了石浆，那就刻得好了。”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齐白石却用了心，他下定决心发愤学习刻章，多磨多刻，勤下功夫。

  如果人们希望能向大师们学些什么，

  那我以为第一要事就是勤奋。

  我见过的，没有一个画家、作家不勤奋的，并且

  他们的勤奋日复一日，持续一生。

  梵高是，毕沙罗是，塞尚是，里尔克是，还有许多画家、作家是。

  ## 6

  齐白石做事认真专注，爱琢磨，跟着周师傅学小器件木作，平时木工常雕麒麟送子、状元及第等，齐白石琢磨着加了一些新的元素，葡萄石榴、梅兰竹菊、飞禽走兽等。二十七岁的齐白石在给人画像时，又琢磨出一种精细画法，在画像的纱衣里面，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纹，人们称赞他的这项绝活。

  这种爱琢磨、爱出新的习惯保持了一生，甚至成为他最为重要的创作理念。

  他反对死板，作诗讲究性灵，作画追求神韵，“能在不求似中得似”。他的许多题诗表达了他的追求，“写生我懒求形似，不厌声名到老低。”

  “我亦人间双妙手，搔人痒处最为难。”

  他反对宗派约束，反对死临摹，“一笑前朝诸巨手，平铺细抹死工夫。”“胸中山气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

  齐白石言，“我画山水，布局立意，总是反复构思，不愿落入前人窠臼。”陈师曾赞扬过他画格很高，这就是画格的意思吧。

  我在很多次画展看过白石老人的画作，还专门去北京画院看他的作品，彼时正在展出《会心不远——韩羽读齐白石》。韩羽是新中国的画家，曾担任《三个和尚》的人物造型设计。韩羽读齐白石的画作，为其写了50篇文章，一画一文，文画相生。“

  ‘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是我读白石老人必兴之叹。”这也是我的感受，白石老人的画作，越读越有味道，你再看、再看，总能发现一些新的有趣玩意，我常常看着看着就笑了出来，被他的好玩有趣打动。韩羽评曰，“齐白石作画，不囿于成法，不落方隅，总是能出新招儿，给人以意外、以陌生新奇之感，质以传真，吞吐有神。”韩羽又评，“人言作画贵有童心童趣。

  有童心，物物无不可亲；有童趣，则无往而不趣。

  ”

  这我要夹带私货，分享一下那次画展我最喜欢的画作。欸，看着看着，又想看展览了。

  

  

  

  

  

  

  但是，齐白石这种性灵是很难的，出新是很难的。勤奋是优秀画家的基本功，但性灵才是区分。我想每一个优秀的画家都想再往前一步，但我也不知道，哪些人要怎么样可以做到。

  ## 7

  齐白石的成长历程也很清晰，起初只是跟着乡里的木工师傅学，跟着《芥子园图谱》临摹，这一磨就是十一二年。

  这时期的齐白石，随便逮着一点东西都足够学的。

  这时候的齐白石只是乡里一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认真工作的木工师傅。起先，方圆五里的人认可他，叫他“芝师傅”，渐渐到方圆百里的人都开始认可他的专业水平。这是打根基的十年，齐白石成为专业领域的高级新手，这个阶段最紧要的是专注、勤奋与认真。

  因为这些认可，

  他迎来了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遇到人生最重要的一位贵人、一位老师，胡沁园。他正式拜师，跟着同乡名士胡沁园学习绘画（工笔手法），跟着陈少蕃老师学习诗文。

  这阶段，老师们有什么他就学什么，逮着雨露就拼命吸收。

  三十出头，在老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在县里展露头角，并且

  获得了专业圈子内部的认可，有了一批真正讨论诗书画印的朋友，

  这些师友对他走向下一个周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他人生最重要的老师和朋友，大部分在这个时期认识。

  这是27-38岁，第二个十年，齐白石成为了专业领域的胜任者接近高手。

  38-48岁，五出五归，出游西安，回来画风换作大写意，开始有意识形成强烈的个人风格；拜王湘绮（即王闿运）为师；与友人交流。他受好友郭葆生邀请第一次远游去了西安，几年后，又受他邀请在广州住了一年，观看、临摩他收藏的名家真迹。他重要的朋友“知诗者樊樊山，知刻者夏午诒，知画者郭葆荪”都是三十五左右走出县城认识的朋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一生。而他新的老师王湘绮，名望在胡沁园之上，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力，辛亥革命后曾担任清史馆馆长。他们相遇时，恰逢王湘绮隐退回湘，时常出入书院担任院长、主讲等。前后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

  这是第三个十年，齐白石成为专业领域妥妥的高手，开始形成强烈的个人风格、艺术审美等，这种个人风格变得明显和强烈。不是说之前没有，而是这种区别开始变得不容小觑。这是大概三十年的修炼。

  48岁之后，山居八年，日常练习诗书画印。1917年，为避土匪和军阀，首赴北京。55岁认识知己陈师曾，往来京湘，57岁定居北京，60岁（1922年）作品在日本展出，广受赞誉。

  这十年是继续锤炼的十年。齐白石五十以后，同时代人没有什么老师了，要么是朋友或平辈，要么是学生。

  因为战乱，他的活动轨迹被打乱，练习的时间也减少，但他从未停止脚步。我想，此时他心中比照的已是历史上优秀的画家，而此后他还将用他的余生，最后一次、再一次化羽成蝶，成为一代宗师。

  60岁之后，他开始收割各种社会名望、认可等，声望日隆，但这些对他并不重要。六十之后，他在美院教书，开始收学生、收弟子。抗日时期，北平沦陷，他闭门谢客，深居简出。新中国成立后，齐白石在创作数量上迎来新的小高峰。他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东北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为其举办个展，受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在各种重要行业协会或机构担任职务等。

  然而，他在自述中，很少去提及声望与社会地位的变化。晚年齐白石，他更多提及的是重要他人，以及重要的个人情感。

  父母离世、好友陈师曾离世，使他几欲停止绘画刻章。国土破碎，他也心绞悲愤，闭门谢客，画作不卖与官。他结识徐悲鸿、黄宾虹等人，开始收学生、弟子。他把老师和知己看得比学生更重一些。除了血亲，齐白石一生最有感情的人应该是恩师胡沁园、知己陈师曾。

  齐白石一生遇到了很多帮助他的人，多数人都是在他三十之后认识的，

  唯有胡沁园老师，在他还是个无名小辈，并无耀眼才华，甚至有些打退堂鼓的时候，鼓励他、帮扶他、造就他，为师为父。

  所以沁园师去世时，齐白石为他做的甚至比亲生父母还多。后来，齐白石也有了一些重要的朋友和老师，但我个人认为，那是坚守艺术之路的必然结果，他们总会在某个时间和某些人相遇。梵高是个暴脾气的人，和任何人都处不好，但他也曾经短暂地和高更交过朋友，也和早期印象派画家玩到一块去。

  专业领域的交流对于创造和进步必不可少，再暴脾气的人也渴望谈论他热爱的事情，因此总会有一些交往。

  从文化资本变成社会资本，这是一种必然。但是，胡沁园与后来的师友不一样。

  齐白石能够遇到胡沁园，是他莫大的幸运，这是真正的运气，

  而这恐怕要感谢他出生的地点和时间。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正好经历湖南书院文化盛时。我不知道如果那时候齐白石没有遇到胡沁园，他会放弃还是坚持学艺；会普通还是终究会光芒万丈。可能他也不知道。胡沁园带给他的不仅仅是绘画的专业知识，更是信心与勇气；胡沁园给他的，远比授业多得多。

  仅次于胡沁园的，齐白石最感念的应该是好友陈师曾。他们相遇时，齐白石刚来北京，他的画路在北京不被认同，无人问津。齐白石自然不是在意名气，

  而是在意作品能否被理解、被看到。

  此时他对艺术有了很多独到个人的见解，他偶尔也能感受到自己的优秀（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自观），

  他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无人能懂的孤独和寂寞吧。

  如果你有一个自己觉得很好很在意的东西，总是期盼被人理解的吧。陈师曾和他在艺术见解上有共鸣，陈师曾能看到他的独特之处，两人故而成为至交。

  此时的齐白石在北京并不被待见，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也是陈师曾鼓励他，坚定自己的追求。齐白石很在意艺术和作品能被理解，他对于能够理解他画作的人都有很深的感情，

  比如他的学生瑞光和尚，还有徐悲鸿。每一个创作者都很在意这点吧。至于陈师曾帮齐白石投稿办展等，就算没有后来外界的成功，齐白石也依旧会和陈师曾成为很好的朋友。只是这一层现实的帮助，让齐白石对师曾更添了一份深深的感谢。

  齐白石享年93岁，在他60岁之后，即使他已名满天下，但是在艺术上从未停止过脚步。艺术总是越老越成熟，更臻于化境。后北平时期，越来越多人找他要画，甚至有专门的人守着他的画倒卖。我从这里看到更多的是名声对人的拖累，彼时白石老人应该更愿意安静作画。

  齐白石农村出生，最终能够成为一代巨匠。有一个微妙的关键，

  他早早地平衡兴趣与社会交易。

  齐白石很幸运，选择的第一个职业木雕与后来的绘画仅一步之遥，之后直接转型画匠，可以说在职业选择上没有走弯路。尽管二十五岁才拜师，但十七岁就开始学木雕了。穷人出生的齐白石本没有机会走上艺术之路，但因为从一开始就是边学边卖钱，所以得以一直学下去。在他三十岁时，就能凭借这门手艺养活家人，甚至过上小康生活。

  ## 8

  再来谈谈文脉与画路，这些在白石老人的自述里并不清晰、明显。因为回忆录更多讲述的还是生平记事，而非文脉渊源。

  我们大致可以这么区分出不同的时期，以十年为界，当然这里的十年只是个约数。从17岁算起，第一个十年是木工时期，第二个十年是拜沁园为师时期，第三个十年是五出五归，第四个十年是山居时期，第五个十年，齐白石57岁（1919年）正式定居北京，开始了衰年变法。

  “衰年变法”在白石老人的自述里似乎没有提及，但这对其一生意义重大，正是这十年才使得齐白石成为独领风骚的一代大师。

  至于67岁以后到93岁余下的二十多年，白石老人沿着他开创的新路，画艺日臻炉火纯青，画出了更多精彩的作品。

  如果这么去看，齐白石每一个十年的进步相当明显。基本是五年上一个小台阶，十年上一个大台阶。前二十年，打基础，跟随周师傅学习木刻，这为后来学习石印刻章奠定了一定基础；胡沁园擅工笔，这时期齐白石所熟悉也是工笔。而那本启蒙他的《芥子园图谱》，跟随他一生，直到晚年还偶尔拿出来参照学习。第三个十年，五出五归，见朋友、看山水，开阔视野，画风大改，从工笔变大写意。第四个十年山居时期，可以大致理解为闭关苦练，加强诗、印基本功，而在绘画上开始追求原创，而在第五个十年，完成最后一步，个人原创风格终于研制成功。

  先说下诗、书、印。在第二个十年末期，齐白石接触到当地文人圈子，开始学习作诗，底子是儿时的《千家诗》，现打的基础是《唐诗三百首》、《孟子》、《聊斋志异》和唐宋八大家散文。往后他参加龙山诗社等，常与好友吟诗作画。在第四个十年，山居时期，他深觉诗文功底不足，“天天读些古文诗词，想从根基方面，用点苦功。”

  齐白石二十七岁才开始学习诗文，从他后来的作品和题记来看，真的很难相信，在二十七岁以前，他只读了一年书，只识得几百个字。而我在读他的自述，当他提及一些事情时会说，我有一首诗记录了这件事。当一个人在晚年回忆少时，在回忆起一些事情的时候便会想起一些对应的诗歌，这种感觉很好啊。

  书法年幼时学习的是馆阁体，接触胡陈两位老师之后，学习何绍基。后来因为刻章，也学习钟鼎篆隶。在北京遇到李筠庵之后，改练魏碑、《爨龙颜碑》。

  在开始作诗后几年，开始研习篆刻，最早先学习丁龙泓、黄小松两家的印谱。“继得《二金蝶堂印谱》，乃专攻赵㧑（huī）叔的笔意。后见《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又见《三公山碑》，篆法也为之一变。最后喜秦权，纵横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变。”在齐白石71岁时，整理多年印刻，出了第三次印谱，合计十册。

  下面来重点看看绘画。前二十年打基础，主要跟着老师学习工笔画。在第三与第四个十年，齐白石主要取法明清以来最富个性与创造力的文人画家，深受八大山人、石涛、金冬心、李复堂、徐渭等人影响，画风开始整合、统一，开始做减法，追求变形与笔墨情趣。多画减笔写意，画风疏朗冷峻。金冬心即金农，李复堂即李鱓[shàn]，二者都是“扬州八怪”的成员。

  山居时期，他的山水画取得重要突破，代表作是《借山图卷》组画和《石门二十四景》组画。《借山图卷》是在写生基础上再创作，《石门二十四景》则是根据友人所写的诗歌进行独创的构图、绘制。《借山图卷》大约有三五十幅，现存二十二幅，藏于北京画院。《借山图卷》也是齐白石本人很满意的作品，也获得重要朋友陈师曾、胡佩衡、胡龙龚等的认可，公认其已无临摹痕迹，笔法虽未炉火纯青，但已活灵活现。对于《石门二十四景》，郎绍君认为，这二十四幅画水平不一，构图与方法等，尚未臻于和谐统一，画家在脱离临摹与写生进行独创性的创作，在立意与笔墨上仍略显吃力。

  第五个十年，则是“衰年变法”。齐白石首先开始褪去形似，追求超凡之趣，学习徐渭、石涛、黄瘿yǐng瓢（扬州八怪之一）的恣意外扬。在变法期间，他听从陈师曾的建议，改学吴昌硕，学习吴昌硕浑厚的大写意笔法，吸收他概括力强、重点突出、大胆删减、力求精简的特点。五年初见效，十年变法成。变法之后，齐白石画风大改，构图从疏简变得繁密，色彩从冷逸变得热烈，笔墨从简逸变得厚重、凝练、平朴。

  以下这组《山水十二条屏》创作于1925年，即是这一时期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齐白石山水画的成熟。白石对这一时期的山水画也很满意，“此画山水法，前不见古人，虽大涤子似我，未必有此奇拙。如有来者，当不笑余言为妄也。”

  

  （大图参见

  https://www.douban.com/note/649742457/?_i=3979538z2S1f-C

  ）

  1925年-1928年，是山水画丰收的年份，代表作有《芭蕉书屋》（1925年）、《雨后山光图》（1925年）、《绿天野屋》（1925年）、《寄斯庵制竹图》（1927年）、《雪山策杖图》（1928年）等。

  

  《绿天野屋》（1925年）

  

  《寄斯庵制竹图》（1927年）

  

  《雪山策杖图》（1928年）

  在此期间，齐白石还将多年前远游归来所画的《借山图册》重新画了一遍，构图不变，但笔法不同。从下面这两张小图，也可以窥见齐白石晚来变法的前后的变化。

  

  （1910年借山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e6a344c01030fyj.html）

  

  1927年赠与日本外交官须磨弥吉郎的借山图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e6a344c01030fyj.html

  这一时期人物画多了一些佛道人物，《不倒翁》是其独创，《搔背图》、《得财图》也妙趣横生。

  

  

  

  自衰年变法之后，也即1928年之后，步入了齐白石绘画的全盛时期。我们最常看到的白石画作，大多出自晚年齐白石；而他最负盛名的《虾》图，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自山水画成熟以后，齐白石就很少画山水画了，偶有所画也是上乘之作，如《石村图》、《雨归图》等。晚期齐白石的画作，以花卉、禽鸟、水族为主，喜画虾、蟹、蛙，而画风整体趋势是老辣平淡，色彩对比更加强烈，喜用红色。如果画工笔草虫，则辅以写意补景。晚期花鸟画渐渐超过山水画，成为齐白石最擅长的类目。

  齐白石大半生在农村，而他也喜欢农村生活，如非不得已，不舍离乡入京，晚来亦常常怀念童年与故土。这样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给齐白石的画作提供了广泛的题材，也使得齐白石能够直接凭借经验和记忆作画，无需写生和临摹。据不完全统计，所画花草约80种，蔬果约40种，树木约15种，鱼虫约50种，禽鸟约30种，家畜走兽约15种等。

  长久的农村生活，齐白石与自然靠得很近，与自然的生命靠得很近，而这些也化作了他画作中的自然生动、趣味盎然。郎绍君总结齐白石画作的三个特点：单纯而朴、平直而刚、鲜活而趣，我以为总结得挺好。

  齐白石的画富有童真童趣，简洁直接，不善曲折；而其构图、造型、笔墨、境界也不求险奇、狂怪或冷涩，而以质朴为本色。齐白石在结构与笔法上偏向平直刚健，不同于吴昌硕的圆浑拙厚，齐白石在刻章时亦求痛快为是，一刀不改。而他晚年最喜欢的秦权，“纵横平直，一任天然”。最后乃是充满生机与活力，在其人物画中不见颓靡悲伤，多为乐观自足；而其花鸟虫，爬的、跳的、游的、叫的，仿佛能看到一幅画动起来，这也是我的亲身观感。纸上空白处，不施一笔一划，仿佛有水波荡漾，小虾游动起来。文如其人，画如其人，有一定道理，作品的气质总会回归到艺术家的气质、生活态度、审美偏好。

  ## 10

  纵观白石老人一生，草根出生，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五年一小步，十年一大步。最终能抵达什么样的终点，那不好说，没有任何人知道。只有走到前边，才会看得清楚稍前一点的路。但不论终点何处，能一辈子做着热爱的事情，不已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吗？

  感谢白石老人给这个世界带来有趣的作品。

  PS.

  读完白石老人的自传也不过三个小时，不成想，写个读书笔记前后大概花了 15-20 个小时，成文九千余字。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从一个点去查另一个点，过程辛苦，但流汗的感觉好像还不错。初读完时，白石老人的那种勤奋精神很是感染我，愿自己也渐渐勤奋吧。

  参考书目：

  + [白石老人自述 (豆瓣)](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323931/

  )

  + [齐白石全集 (豆瓣)](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1461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