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朕亲临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本书是一部有关宋代政治史和艺术史的通识读物。作者黄博围绕宋代帝王肖像的史实与逸事，看图说话，分析考辨，绘制出一幅别致的宋代政治生活画卷。全书以轻快的文笔驾驭严谨的学术主题，拥有象征意义的宋代帝王肖像，在两宋的外交往还、军事对峙中发挥了“如朕亲临”的神奇效果，更在北宋的败亡离散中，催生出一幕幕“誓死保卫御容”的动人故事，体现出帝王肖像的视觉展示对于皇权运作的重要性；同时，透过御容殿的迁转与重建，以及皇帝肖像对神仙与先贤圣人的“角色扮演”，揭示了仪式背后皇权与士大夫、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为宋代政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全书图文并茂，彩色印刷，兼具学术严谨性与阅读趣味性。

序一：皇权的写真 / 王瑞来

序二：史学的另一个责任 / 包伟民

楔 子 相见难

第一章 背起“太宗”去投河

第二章 祖宗的流亡

第三章 东南有王气

第四章 带着“皇帝”上战场

第五章 无奈的分离

第六章 重建

第七章 遗像与写真

第八章 神仙颜值

第九章 最后的角色扮演

尾 声 看脸时代来临

后 记 载酒江湖细说

致 谢

黄博，1982年生，重庆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学和宋史。著有《谣言、风俗与学术：宋代巴蜀地区的政治文化考察》《10—13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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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别的皇帝写诗，大多是吟风弄月，或为消遣娱乐，或为附庸风雅，神宗写诗却是为“存钱”。神宗曾写过一首诗：“每虔夕惕心，忘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以成戎捷？”……“顾予不武资，何以成戎捷？”这句可翻译为“要不是我为动武存够了钱，国家又怎么可能打胜仗呢！”

多年以来，在一本正经的学术写作中消磨着本就所剩无几的文采风流，愈发觉得自己的文字言语乏味、面目可憎。现在的大多数时候，我不过是一台没有感情的人肉论文打字机而已。有时也在想，这年复一年的犹如西西弗斯般的学术民工的人生，何时才能到头！

这本小书的初衷，只是想找个机会让自己放纵一下，冀望游戏于史海之中，出入于事实之间，信笔闲之，随心所止。没有玄妙高深的理论，也不追求别具一格的洞见，甚至连问题意识也没有，更无意于为学术研究的大厦添砖加瓦，可戏称之为“三无之作”一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刻，但胜在情绪饱满、生机勃发。于我而言，本书但凡能为读者在茶余饭后增加几点谈资，或者偶尔能博诸君一笑，便足以慰怀了。

二月二日，高宗下诏将启运宫的祖宗御容像迁移到大后方的福州安置，至此启运宫祖宗御容像颠沛流离的日子才最终结束。负责办理此次迁移启运宫御容像事宜的官员是“干办官”李，三月，启运宫御容像抵达福州，被安置在开元寺。开元寺是福州旧有的名胜古寺，位置在福州子城的东边（见图3-1），始建于南朝梁太清三年（549），原名灵山寺，后改为大云寺，唐初改名龙兴寺，开元二十六年因唐玄宗年号改名开元寺。选中开元寺奉安启运宫御容像，大概是因为开元寺本来就有“明皇像”（即唐玄宗像），有着几百年的供奉御容像的经验。据南宋时编写的福州地方志《淳熙三山志》所载，启运宫的御容像共有“七殿神御、四殿御容”，即有七尊御容塑像和四幅御容画像。

颠沛流离一大圈之后，御容像恐怕也有些破损。当年九月，高宗下诏说：“启运宫的御容像已经在福州完成了奉安事宜，御容像的头冠和衣纹是否完好，需福州当地官员与主管御容殿香火的李一起察看后重新加以装饰，有损坏也可予以修补。”从此，启运宫的祖宗御容像就在福州开元寺“住”了下来，并赐名为“奉迎启运宫神御所”，绍兴三年（1133）九月二日，高宗下诏将“奉迎启运宫神御所”改名为“启运宫奉迎神御所”，负责照看御容像的官员，还获得了正式的编制，称“奉迎所干办官”。

事实上，四川在整个宋代都离“皇帝”非常遥远，北宋京城开封和南宋的实际都城临安，都与四川不但有着万里之遥，而且山河阻隔，巴蜀之人其实很难亲自感受到皇帝的存在。这一点从宋代皇帝御容画像在四川的偶然出现中也可见一些端倪。在京师以外，御容的获得以及御容殿的建立往往与皇帝本人的某些特殊经历相关，李心传曾在《朝野杂记》中谈到地方神御殿，“国朝惟祖宗所尝幸则有之”。因此后来载入祀典的各地太祖神御殿，皆与太祖本人有特殊关系，如西京兴先殿，“以西京太祖诞辰之地”；滁州端命殿，因“太祖擒皇甫晖于滁州，受命之端也。”到仁宗中后期，只有拥有这种神圣联系的地方才可以建立神御殿的传统基本确立下来。

宋代大部分的御容殿都寄身在“佛寺”之中，只有少量的御容殿是建在道观里的，这些拥有御容殿的道观中，最重要的是南京鸿庆宫。宋代的南京应天府，即唐五代的宋州，也就是宋太祖称帝前挂名担任的“归德军节度使”的治所。

“唐太宗要想比肩陛下，那还差得远！唐太宗为了当皇帝，杀兄逼父，实打实的刀光剑影，只会打打杀杀，可见有勇无谋；陛下登上皇位，兄终弟及，说不清的斧声烛影，深明人情世故，可谓有勇有谋！唐太宗上战场，只能骑马；陛下上战场，却会开车！古往今来，会骑马的皇帝多了去了，车技通神的，唯陛下一人而己！”

书籍介绍

本书是一部有关宋代政治史和艺术史的通识读物。作者黄博围绕宋代帝王肖像的史实与逸事，看图说话，分析考辨，绘制出一幅别致的宋代政治生活画卷。全书以轻快的文笔驾驭严谨的学术主题，拥有象征意义的宋代帝王肖像，在两宋的外交往还、军事对峙中发挥了“如朕亲临”的神奇效果，更在北宋的败亡离散中，催生出一幕幕“誓死保卫御容”的动人故事，体现出帝王肖像的视觉展示对于皇权运作的重要性；同时，透过御容殿的迁转与重建，以及皇帝肖像对神仙与先贤圣人的“角色扮演”，揭示了仪式背后皇权与士大夫、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为宋代政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全书图文并茂，彩色印刷，兼具学术严谨性与阅读趣味性。

• 作者：一时一时219 发布时间：2022-02-02 01:35:30

  其实从孟子旁通之外发现还有六本真挺难熬。。民为贵解释了疫情应对的中西不同，西方的民主在于自私在角力。

• 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 发布时间：2023-12-18 10:30:14

  宋代帝王的肖像是《如朕亲临》的主角，在升平或是自诩为升平的时代，它们被当作帝王彰显升平的图像宣传品，被作为王朝交往间互换的珍贵礼物，成为了国家形象的代言人。而在战乱之际，随着活人皇帝权力的崩溃与奔逃，这些死人皇帝的画像同样也被拉进乱世的危机之中，甚至充当着承平时代不具有的重任，在政治上凝聚臣民对王朝的认同感，在军事上起到鼓舞士气的号召力，原本是私人写照的权力图示，却成为了人心所向的忠诚象征。宋代帝王肖像由此上升到国家意识的高度，成为一种历史不可或缺的真实。

• 作者：庆历文正风 发布时间：2023-05-13 21:40:01

  不得不佩服作者对当今互联网梗的积累量，尤其是“车神”这个历史圈吹水弄出来的梗竟然都知道，可能平时也不少冲浪。本书语言风趣幽默，通俗易懂，是典型的历史类科普读物，但它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却富有前瞻性，其内在逻辑却是严肃的。文章透过皇帝的画像，来探讨了其背后的政治原因，如通过《听琴图》中宋徽宗的形象与画像展示的内容，向我们揭示了宋徽宗内心深处压服文人士大夫，昭示皇帝威严，创造太平盛世的理想......其实这样的研究思路在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课堂》中也有提到，黄博老师的这本书对该思路的运用是恰如其分。

• 作者：malingcat 发布时间：2024-03-05 12:44:33

  作者希望抛开学术研究的包袱，自由自在地写一本作者看起来爽、读者看起来也爽的书，目标达成。全书并未按照历史脉络铺开，也不求体系完备，而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或小主题深挖，将两宋“御容”的制度、典仪、常规和危机时刻写得摇曳生姿。只要作者愿意，本是可以“视觉文化”、“制造官家”、“形象管理”、“象征图像”、“艺术社会学”吧啦吧啦，但他偏不，他用了很多网络热词，不使用学术黑话，遮盖而不是凸显学术严谨性，真的勇士。题外话：我对帝王画像从四分之三侧面进行表现的这一点还有好奇，上溯《步辇图》《历代帝王像》都如此，不过到了明清，画像就端正了，恐不是“中国画的线条”限制这样简单。

• 作者：effelee 发布时间：2024-05-11 23:30:57

  御容，不止于围观信奉膜拜追忆，更是一种渗入肌理又于彼时朴素的神话般的信仰认同。官家拿它做文章，百姓用它增底气，历史用它求证藏于构图线条色彩面容衣冠背后的权力脉络。如朕亲临就是高端化的爷爷在此。

• 作者：三清喵 发布时间：2022-12-04 13:48:25

  DW肖像与赵宋ZZ的确是新话题，宋代的资料亦相当丰富，以此讨论宋史，独具慧眼，值得推荐。可是没必要鼓吹宋朝独特，类似情况北魏就有。细节难免存在瑕疵：欧阳修当作“脩”（全书寇准均作“準”）、20页注释王松清当作“田松清”、30页注释刘琳等点校当作“校点”。部分解读令人疑惑：33页称柴荣不可能滥杀大将，其实《旧五代史》即有反证；38页以后人对田锡评价证明他不可能拍马屁，显然忽略人之复杂性；96页称黑杀神的婴儿之语常人难懂，其实原文是“声若婴儿”，并非吐字不清；98页称黑杀神至赵恒始进入道家神谱，其实五代就已进入；196页称陈抟对赵恒立为太子有功，其实这条材料是后人编造的；203页称宋朝以儒立国，其实这是宋人想象的；212页称道家史书载真武从赵恒即不断加封，其实道家史书往往把它推到赵大的身上。

• 精彩历史人伦鉴:如朕亲临

  作者：单衫杏子红 发布时间：2023-09-28 11:28:07

• 蓦然回首，圣颜凝眸大宋皇权故事多

  作者：格瓦拉 发布时间：2024-04-20 10:43:02

  【本文已发表在《新京报·书评周刊》略有改动，谢绝转载】

  宋朝热”可谓时下最时髦的文化议题之一。从故宫《千里江山图》特展引发的“故宫跑”，到以《千里江山图》为背景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登上春晚舞台。从成绩不俗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清平乐》等以宋朝为背景的影视佳作，到反映汴京繁华和女子情感世界的电视剧《梦华录》成为国民现象级爆款剧集。乃至于今年夏天即将上线的《清明上河图密码》。图书市场自然不甘落后，涌现出赵冬梅、郭建龙、吴钩等从各个侧面书写宋朝历史的畅销作品。以往以三冗文弱被汉唐雄风遮掩的宋朝，就这样咸鱼翻身，跃居舞台中心，接受万众聚焦的灼热目光。

  “宋朝热”之所以能热度持续，由于商品经济在宋朝长足发展，文明转型带来时代变革，契合了当下时代潮流，并引发了身处大变革时代的我们的强烈共鸣，这些元素共同促成了这股风潮。黄博的通俗历史作品《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却以别样的视角，于无人问津处注入激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宋朝故事。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中）》提出：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他认为每一个从事撰述的人，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而这两者又必须先以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凭藉。而章学诚最反对的，则是一个撰述者在其撰述的成品当中，既不能抒一独得之见，又不敢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虽然作为一本通俗历史类读物，不能以学术的沉潜和高明来要求作者，但是黄博对史料考索之广博严谨，对研究主题的见解之深入，是殊为难得的。

  众所周知，唐初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乃帝王肖像画集大成之作。一代女皇武则天则将帝王肖像崇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她下令用玉石雕刻一尊女皇的等身御容塑像，打算命人护送到五台山去礼拜菩萨。虽然最后因为边患等原因没能成行，但是这一“帝王肖像崇拜”行为却预示了皇帝的御容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臣民瞻视的“被观看者”，“帝王肖像”被赋予了生命，成为一个“主动的行走者”，代替皇帝巡行天下，为皇帝分忧解劳。以此为滥觞，宋代的帝王肖像崇拜在政治生活光谱上折射出了更多更广也对后世影响更深远的谱线。在帝王继承合法性、外交、边关战事、士族地域变化以及帝王试图扮演“君师合一”的哲人王这样的角色转换上都上演了别开生面、意趣盎然的故事。

  帝王肖像崇拜的土壤

  后世在评价宋朝时常常走向两条截然相反的岔路。一边是认为宋朝积贫积弱、冗兵冗吏、靖康之耻、陷害忠良、偏安一隅，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屈辱苟且朝代；一边是认为经济大繁荣、科技大进步、文化大发展，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流光溢彩极尽奢华的明珠、是思想文化璀璨夺目的黄金时代。然而简单的二元对立是一种不正确的史观，也是对复杂历史过于简单幼稚的解读。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必然有其丰富、变化多彩的土壤。有时正是一些不起眼的碎片，聚合起那些最深刻、最绚烂的文化图景。帝王肖像崇拜勃兴于宋朝，就预示了偶然之中的必然。这也就暗合了黄博创作《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这本书的初衷：于无聊处有趣，于无情节处有故事，于无人问津处有激情。

  宋史巨擘邓广铭先生在《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引》中认为：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就把最大的注意力分别集中在：如何消除存在于各地的割据势力；如何防范文武大臣篡夺之祸；如何抵御北方强大敌国契丹王朝的侵袭；如何禁制百官间或士大夫间凭藉种种因缘而结为朋党，构成专制政权的一种分割力量等等。这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得北宋最高统治者们实在没有余力再去对文化事业的各方面实行其专制主义。因此，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宋朝思想文化的自由空气，为帝王肖像崇拜的发展奠定了相对自由包容的根基。

  皇帝“相貌”的展示，对皇帝和臣民来说都不可或缺，将圣颜展示在世人面前，既能满足臣民对皇帝的期待，又能借此为皇帝本人营造天命，凝聚人心。但皇帝深居九重，不能轻易外出，古代交通因素的限制也让皇帝不可能御驾亲临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制作诸如画像或塑像之类的“御容”“圣容”等神圣物品放置于宫廷之外，既可以深入民间，与天下臣民建立起直接联系，又能够代替皇帝本人巡视他的大好河山，御容的制作、供奉和崇拜，在隋唐时代便应运而生。经过五代的四分五裂，作为帝王化身的帝王肖像在宋朝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它不仅满足了臣民一睹天颜的愿望，更作为王朝外交的重要“国礼”，还成为抵御外族入侵鼓舞士气、增强凝聚力的旗帜。宋朝帝王肖像崇拜的蓬勃发展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江南崛起与王气渐起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南方诸国在经济上虽比中原为优，而政治情形并不长进。东晋、南朝，有大批北方士族南渡，故衣冠文物为北方所宗。五代时，南方诸国，仅得唐末进士诗赋遗风，政治上并无传统可言。

  黄博也敏锐地观察到，北宋初期，朝堂之上北人对南人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宋朝政府统一南北后在政治上施行的一系列限制南人的政策，无疑又助长了北人的这种心态。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曾以诏书知会御史台要求审查全国官员的乡贯，严禁南方人在本道担任知州、通判以及转运使等官职。宋代前期的执政集团一贯看不起南方人，他们还编造了一个太祖曾定下不准南方人当宰相的祖宗旧法。

  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杨俊峰在他的《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中认为：唐宋之间国家内部南北力量的消长，南方整体力量的崛起是很显著的历史现象。中唐至五代以后，南方经济与文化力量的抬头，于五代末期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至北宋中期，南方人在科举和政治上已取得优势地位。唐宋帝国内部南北之间各种社会与经济力量的重组，使得宋代作为新的一统帝国，必须重新看待南方在帝国内部的地位，不仅造成两代之间国家统治南方的视野发生转变，而且也预示着南方人主宰政治局面的到来。

  那么帝王肖像崇拜在南北关系转折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黄博给出了恰切而合理的解释：皇祐五年（1053）三月，仁宗发布诏令说：“太祖擒皇甫晖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大庆寺殿名端命，以奉太祖。太宗取刘继元于并州，是太平之统也，即崇圣寺殿名统平，以奉太宗。真宗归契丹于澶州，是偃武之信也，即旧寺殿名信武，以奉真宗。”这则诏令的意思是，宋朝决定在滁州、并州、澶州这三处地方兴建三座御容殿，专门收藏和供奉太祖、太宗和真宗的御容画像。据说这个决定，是在接受滁州通判王靖的建议下作出的。这三处御容殿分别标志着大宋王朝历史上的三个关键时刻。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扬州的太祖御容殿，可以发现，滁州端命殿并不是江南地区唯一一处拥有太祖御容画像的地方。早在端命殿创建之前几十年，扬州的建隆寺就已开创了江南地区的太祖御容画像崇拜。扬州章武殿、滁州端命殿的出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它彻底扭转了江南与宋朝的关系。江南不再是王朝叙事中的被“征服者”，而是大宋开国的起源地，是太祖的“龙兴”之地。

  这不仅是御容画像崇拜在江南获得合法地位的象征，更是地域关系发生扭转的宣誓，从此江南不再是不毛之地与不开化之所，而是大宋崛起的奠基之所，王气浩荡的福地。

  诸国逐鹿，帝王肖像化作沟通桥梁与信义的象征

  台湾历史学家陶晋生在他的《宋代外交史》中认为：宋代外交的主要对手是辽、金和蒙元三朝。宋代创建前，契丹（辽）领袖耶律阿保机自五代初期即已建号称帝，其皇帝的地位，中原无人能够动摇。后晋石敬瑭用割地、称臣称子和进贡岁币与契丹耶律德光议和，得到“父皇”的援助，取得中原的政权。而后晋成为契丹的附庸，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宋太祖虽然有心于缔造大一统的帝国，但是重点在先收服南方诸国。宋太宗企图以武力夺回五代时失去的燕云地区，两次北伐契丹失败后，群臣纷纷劝太宗“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他们提出的政策是用与对方平等的国书致契丹，及以金帛和贸易以及和亲来免除战争。也就是说，已经承认契丹的势力可以和中国匹敌，恢复燕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对这样的对手，利用中原丰富的资源和物产来换取和平，即使有些委屈，却是当时宋君臣认为比较适当的外交政策。

  宋真宗与辽圣宗订立澶渊盟约，成为“澶渊模式”，就是以外交的手段缔结和约，维持与邻邦的友好及和平。南宋叶适说：“以金币啖虏，本景德以来立国之素规耳。”宋朝以此模式执行外交的态度是务实和理性的，从西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约有一半的时间，两宋和辽金蒙古三朝维持对等的关系。宋辽两国间的外交制度创建后，每年互相交换至少两次的使节，以及派遣特使（“泛使”）解决重要的问题。这样通过外交的方式创建交换信息的沟通管道，免除了误解和歧见。当然“澶渊模式”不完全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创举，因为中国古代已经存在国际间的外交关系，历代的外交政策和制度已经具有规模。但是“澶渊模式”的内涵和与此模式相关的种种制度的创建，以及此模式在两宋和辽金蒙古持续运作，则是宋辽两国统治者智慧的结晶，也可以说是文明的进步。

  在黄博的书中和陶晋生不约而同地引用了以下文献：至和元年（1054），辽使萧德言：“通好五十年，契丹主思南朝皇帝，无由一会见，尝遣耶律防来使，窃画帝容貌，曾未得其真。欲交驰画象，庶瞻观以纾兄弟之情。”德又乞亲进本国酒馔，不许。嘉祐二年（1057），辽使要求“圣容”。辽兴宗曾送其画像及圣宗耶律隆绪画像两轴，求真宗及仁宗御容，仁宗答应，但因兴宗去世，乃命辽使送道宗画像来再说，遂无结果。甚至辽兴宗派出的使臣耶律防本身就是技艺精湛的画师，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偷画”仁宗的御容。“澶渊之盟约”让宋辽之间获得120年和平，辽使送上自己皇帝的画像，并向宋朝求取一幅宋仁宗的画像，此举是想通过交换各自皇帝画像的方式“以代相见”，来一场“如朕亲临”的虚拟会晤，以便进一步加深两位皇帝间的“兄弟感情”。可见在和平时期，帝王肖像作为彼此之间宣传帝王的图像工具和沟通桥梁，起到增进情谊的积极作用，也是王朝外交中一种特殊的手段。

  陶晋生还捕捉到了一个黄博没有留意到的细节。徽宗朝，危机四伏，赵佶联金击辽。宣和四年初，金军攻占辽中京、西京。辽天祚帝出逃西夏。童贯再遣閤门宣赞舍人马扩入燕，问天祚所在及自立之故，意在招降。耶律淳命萧夔责备宋人违背誓约：“南朝礼义之邦，今不顾盟好，辄先举兵。兵贵有名，不知兵戈何至此？”又说：“臣民推戴，册立今上事，与贵朝殊无干涉，何至问罪！”马扩答道：“本朝虽有哀救之心，无所施设。今大兵压境，止在旦夕。祸福存亡，贵朝君臣自裁可也。”萧夔拿出真宗、仁宗画像，读景德、庆历誓书，责备宋人违约，但愿意为宋朝藩属。攻守之势易之，帝王肖像这时候又化身为信义的象征，命悬一线的辽国试图用宋朝皇帝的画像作为最后的挡箭牌，激起徽宗的廉耻之心，谴责宋朝背信弃义。愿意身份互换，向宋称臣。

  万里戎机，圣颜如战旗，又是特权分配之源泉

  靖康之耻，北宋覆灭。宋代祖宗御容最齐全的两大供奉地，应天禅院和会圣宫都不在京城开封，而是在西京洛阳。建炎元年，癸亥，金人攻汜水关。黄博提到：汜水关之战失利后，孙昭远大概已知道洛阳守不住了。为免宋代列祖列宗的御容肖像落入金人之手，他提前让部将王仔带着启运宫（宋徽宗时为了崇奉道教，将应天禅院的御容殿改建为道观，赐名“启运宫”）的祖宗御容像撤出洛阳，后来辗转到了高宗暂时驻跸的扬州。孙昭远自己则留在洛阳不肯走，与金军又交战了几个回合，都以败仗收场。他在洛阳依靠的军队本来就是一些溃兵，见大势已去，就想让孙昭远带着他们跑路，被孙昭远严词拒绝，孙昭远骂他们说：“若等平日衣食县官，不以此时报国，南去何为。”结果激怒了这些溃兵，一拥而上竟然把他给杀了。宋高宗自己一路逃亡尚且不顾祖宗圣颜，而孙昭远这样的忠臣却誓死捍卫皇家尊严，不得不说宋朝的气节都是靠这些忠臣死士的捍卫才不至于彻底沦落。

  洛阳、开封的神御塑像众多，金军打来时，很多神御塑像是来不及转运的，有的大臣为了保护神御塑像，坚贞不屈，引颈就戮而毫无惧色。如河南府少尹阮骏，金军来袭，他率领残部护卫神御殿，抱着神御塑像不放，破口大骂金人，最后惨遭杀害。圣颜就像一面迎风猎猎的大纛，凝聚起大宋军民不屈的士气，前赴后继地擎着不倒的战旗，在抵挡金人铁浮屠、拐子马的道路上誓死不退。

  为抵御金军，南宋在川陕边境屯驻重兵九万，形成以兴州、金州、兴元府为中心的三支关外大军。四川地位特殊，南宋甚为倚重川陕防御体系，为此中央不得不赋予四川许多特殊权力，遂形成所谓的特殊化政策。诸如设置位高权重总制四路军政的宣抚使、制置使，总领所负责全蜀的财政管理与军饷供给，推行不需赴礼部试的类省试制度等等，因此中央越是借重四川以巩固川陕战场，对四川军政当局的疑忌也就越深。正因“其任至重”，特别对蜀帅，“付之以众人所不敢当之事，期之以众人所不能成之功，兼总四路，专其委寄”，也就将蜀帅置于非常之地。四川特权日盛，大有脱离中央，自成体系的趋势。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先是，长文创雄边军数千人，列营府治之侧。又言石室学宫聚川、陕之士，而每遇科举，皆得试其乡，乞为别立解额。事未行，议者因谓今蜀已有太学及殿前司，独欠景灵宫尔。繇是格不下。” 景灵宫是北宋元丰改制和南宋绍兴和议后朝廷集中供奉历代皇帝御容之所，而太学、殿前司和景灵宫，分别代表着朝廷对天下的文治教化、军事控制和人心凝聚的集中控制，这些都是朝廷独有的权威象征，此语无疑是在怒斥四川地方当局试图另立朝廷了。事实上，“独欠景灵”的激愤，只是南宋时期朝廷与四川政治微妙关系的最直接的反映，“独欠景灵”一语背后，实际上有着矛盾的长期积累。

  四川当局和蜀帅通过帝王肖像崇拜，客观上激励了士气和稳固了民心，并取得成功击退试图由陕入蜀的西路金军的军事胜利。但是朝廷所忌惮地是，四川地方谋求拥有诸如御容殿之类的神圣资源，在区域内形成“独立王国”，不再受制于中央，这大抵是比抗击金军更让帝王不得安眠的军国大事了。

  耕云钓月老林泉，“君师合一”哲人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五，淳化五年（甲午，公元994年））记载：上（宋太宗）语蒙正曰：「夫否极则泰来，物之常理。晋、汉兵乱，生灵凋丧殆尽。周祖自邺南归，京城士庶，皆罹掠夺，下则火光，上则彗孛，观者恐栗，当时谓无复太平日矣。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未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上变色不言。蒙正侃然复位，同列咸多其亢直。大意是讲，后晋、后汉两朝的战乱，生灵涂炭，天有异象，人民都以为不会有太平日子了。而朕亲政以来凡是亲历其为，现在已经政通人和了，我由此想到，国家的治理和扰乱都是由人决定的。太宗不客气的居功自傲，让蒙正愤然离席，奏对道：陛下眼前所见繁华都是在京畿重地繁华之中，离开京城不远，饿殍遍地，饥寒交迫，曝尸荒野的人不计其数。陛下应由近及远，爱民如子，使苍生安乐，这样方能长治久安。宋太宗听后哑口无言。

  太宗追求太平盛世，想要做太平天子，一即位，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但文治武功方面，“武功”两次讨伐辽国失败，高梁河之战更是抛下大军，只身乘驴车遁走，可谓千古笑话。太宗的御容画像自然就有所不同了，黄博指出：对比太祖和太宗的画像，明显可以看得出，太祖的“武人气”还是溢于言表的，虽然都是方面大耳，但太祖是紫膛脸，且棱角分明，而太宗已脱去了武夫的风貌，完全是一副文质彬彬的画风了。

  宋朝的帝王肖像崇拜有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点，就是与隋唐对比，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特点。比起简单直接地以帝王肖像画来烘托皇帝的伟大，北宋中期的“山水政治”显得润物细无声，不同政治理念融合，士大夫们寄情山水。以郭熙《早春图》为例，黄博指出：“在这种山水布局理念中，大山喻指皇帝，群山代表群臣，以自然界的井然有序规范人伦关系的君臣结构，试图把君臣政治秩序的俗套掩映于林泉高雅的山水风韵之中。”

  对神宗的变法持反对态度的苏轼、苏辙兄弟对郭熙的山水画也赞不绝口，苏轼为郭熙所画的《秋山平远》题诗曰：“目尽孤鸿落照边，遥知风雨不同川。此间有句无人见，送与襄阳孟浩然。”苏辙也为这幅画写下了“乱山无尽水远边，田舍渔家共一川。行遍江南识天巧，临窗开卷两茫然”的诗句。《秋山平远》这幅画虽然已经不可见了，但今天品读这些诗句，仍能让人浮想联翩，郭熙画笔下“林泉高致”的胜景，搭配上二苏兄弟的诗笔，成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绝配。

  理宗以前的宋代皇帝，为了神化皇权以及满足自身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追求，多以自身的形象入画成为“神仙”。而宋理宗的追求则与他们截然不同，理宗在史影响下热衷理学教育，亲政以后，大力提倡理学。理学体系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集儒家教化之道与世俗治国之道于一身的道统传承人，理宗扮演道统中的圣王，是想把自己打扮成“君师合一”的哲人王。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形成了掌握王朝权力的“君”和负责教化的“师”，共同统治人间的政治权力秩序。到了宋代，理学家们常常“妄想”以师道自居，教导皇帝如何当个好皇帝。

  黄博认为：理宗可以说是第一个在理学氛围特别浓厚的时代成长起来的皇帝，理宗本人对理学家的那套说辞极为娴熟，他在召见大臣时，常常说的都是很漂亮的话，如曾自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朕平日力行此二者”。这不是简单的自夸，而是将理学崇尚“恭俭”的道理娓娓道来。理宗并不想将“道理”的解释权拱手让给理学家，他既要做权力的化身，也要做道理的化身，既作之君，也作之师，并且亲手炮制《道统十三赞》。

  在理学家看来，古往今来的众多杰出人物，能被儒家认可的屈指可数，而哪些人有资格承继道统，这是一个争论了上百年的学术问题，但理宗以皇帝之尊，亲自下场，给这个争论画上了句号。理宗的《道统十三赞》，一锤定音，钦定了理学道统的十三位传承人。现存的马麟为《道统十三赞》所绘的四幅图，无一例外的都是以理宗的相貌为原型绘制的，理宗不好意思把自己列在十三人之后，但通过画像，已向天下昭示了理宗就是当今道统传承人的“硬事实”——上古圣王都跟理宗长得一样！

  《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就是这样的卷帙浩繁的史料中，甚至被认为是边角料的帝王肖像崇拜这个角度，写出了新意、写出了意趣、写出了洋洋洒洒又煌煌大观的历史生活侧面。蓦然回首，圣颜凝眸大宋皇权故事多，作者不仅通过帝王肖像崇拜为我们钩沉两宋三百年的政治生活历史，还从艺术史、文学史等多角度抒发了独立的创见，展现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多元性。黄博是以学术的严谨和考据、用通俗明白晓畅又妙趣横生的笔触，写出了一部不一样的宋代政治生活史。是当下通俗历史写作和宋史发掘方面一本不容忽视的佳作。

  【参考书目】

  ①　《宋史》，[元]脱脱 等撰 ，中华书局，1985-6

  ②　《辽史》，[元]脱脱 等撰 劉浦江 修訂，中华书局，2017-9

  ③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编著，中华书局，2011-8

  ④　《续治治通鉴长编》，[宋] 李焘 ，中华书局，2004-9

  ⑤　《三朝北盟会编》，[宋] 徐梦莘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

  ⑥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宋] 李心传，中华书局，2000-7

  ⑦　《国史大纲》，钱穆 著 ，九州出版社，2011-7

  ⑧　《邓广铭治史丛稿》，邓广铭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10

  ⑨　《宋代外交史》，陶晋生 著，联经出版公司，2020-3

  ⑩　《唐宋之间的国家与祠祀》，杨俊峰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