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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小蝉 发布时间：2022-10-31 16:47:24

  主要记载 南宋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及其所辖十七路所属府、州、 军等地的名胜古迹和建置沿革。体例，对于其他史乘中已详尽记述 的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赋、户口、关塞险要等项，均 叙述较略。唯对于名胜古迹及有关的诗赋序记，记述尤 详，故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为“盖为登临题咏而设，不 为考证而设，名为地记，实则类书也”。参阅利用了《舆地纪胜》。每卷子目有郡名、风俗、形胜、土产、山川、学馆、堂院、楼阁、亭榭、井泉、馆驿（有载题诗）、桥梁、佛寺、道观、古迹、名宦、人物、题咏（摘句形式）等。

• 作者：Silence. 发布时间：2021-05-17 18:40:17

  作为高中生读物来看的话是很合适的一本书，但是为了单词简单好懂删减了很多内容，所以要是想看完整剧情的话还是得买原版的

• 作者：IIsy 发布时间：2022-07-05 16:41:36

  人的游戏，谁更透彻？？

• 作者：老萨 发布时间：2015-02-03 11:19:38

  真是让人发困

• 作者：小五 发布时间：2018-10-29 10:12:57

  我一直都很喜欢这句话：相逢的人总会再次相逢。

  爱情似乎就是这么的玄妙，只要最后是你，晚一点也没关系。

• 作者：Castle 发布时间：2022-12-20 18:05:02

  陪儿子一起看的，很喜欢里面的插图

• 二主词杂感——内容，诵读，版本

  作者：道边苦李 发布时间：2020-01-20 02:43:39

  内容：

  二主词集，实际上确认是中主李璟的词仅有4首，仅凭4首词就能在中国诗词乃至文学史上占一地位，自然是大赚特赚又不简单的，只“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就够了。

  后主李煜，满打满算34首存世作，前后期风格迥异。这让我想起同样的李清照，存词也只40多首，但作品也是在人生境遇突变前后两个不同时期风格一转，两种不同况味。不过，从来都是文学/艺术家之不幸，文学/艺术之大幸。后主词，前期：花明月暗，眼色暗钩，秋波欲流，杯深酒满，几曾识干戈？亡国入宋后，则只能：烛明香暗之夜，独上西楼。往事成空只堪哀，对景亦难排，起坐不能平；仓皇辞庙，花谢春红，多少恨，和泪说；夜长人奈何，也只能叹一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读音：

  歌词大都是押韵的。普通话四声调有些音调丢失了，诵读起来便不觉得全部押韵，幸广东话保留不少古音古调，读《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的时候突然想起南唐二主算是金陵土著，其音韵定然是带有南京、苏州一带方言发音的，在线查方言读音，结合二者读了一下，果然普通话部分押韵变成了全首押韵。

  《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普通话四声调末字：雪，列，间，徹，屑，切，红，月。除了“红”字，间，徹，完全不押韵，雪普通话发第二声，微失去一些音调。但结合方言古音读则全首押韵，且基本都发第5声。

  南京话：“雪”，发：sue 5，类似普通话雪字第四声；

  列，读：Lie5；

  间，读jan4；

  徹，读cha5（类似普通话“切”音第4声）；

  屑，读：sie5；

  切，读：cie5 或与粤语切的读音音同；月，读：ue5。

  （以上5均为第5声，比普通话第四声发音更重，尾音短促，更顿挫）。以上仅是兴趣，非严谨的学术研究。

  版本：

  笺注、评析都很详细，虽然繁体竖版读起来不太习惯，但也别有一番滋味。不过也仍有打算买个横版一起收藏下。

• 【轉】虞萬里： “音義”、“佛典音義”和《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2-08 23:52:49

  原文刊載於《漢語史研究集刊》2010年第十三輯。

  内容摘要：三部《一切經音義》是一座豐富的語言礦藏，有寫本、藏刻本、校刻本、排印本、影印本等數十種，共一百三十五卷，字數約近二百萬，所釋單字複詞三萬多條，篇幅之大，收詞之多，用途之廣，爲存世唐代文獻所少有，超過唐宋所有音義書和字韻書，在中國字典、詞典和韻書發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的《緒論》是研究這部專書的必不可少的導論，而整理者校注的上萬條校記則是辛勤核對各種寫本、藏本、刻本數萬次的碩果，代表了當今國內外佛經音義研究的最新最高水準。

  開鍵詞：《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

  佛經音義研究 得失

  作者简介：虞萬里，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敦和講席教授，《經學文獻研究集刊》主編。主要從事經學與歷史文獻、傳統語言學（文字音韻訓詁）等研究。著有《榆枋齋學術論集》《榆枋齋學林》《上博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高郵二王著作疑案考實》等。

  一、“音義”書的起源

  傳統注釋體由傳、解、說衍化爲章句和注，到漢魏之際出現了“音義”一名。如應劭《漢書音義》、韋昭《漢書音義》，稍後有徐廣《史記音義》、臣瓚《漢書集解音義》。“音義”書的產生，雖然與反切標音方法突破有直接聯繫，但也與紙張普及、學問傳授形式轉變相關。紙張輕便，書籍抄寫易得，使得一批學子不必都像漢代一樣裹糧師從，問學數年，而完全可以憑自己焚膏繼晷的鑽研精神獲得學問。但這種自學形式滋生出一種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典籍中的難字音義必須在學習過程中隨時識讀理解，否則便無法繼續深入。這種需求憑藉著反切標音工具產生了大量的音義著作。有一種標音示義的形式可以爲自習風氣作一注釋，那就是“音隱”和“隱義”。“音隱”和“隱義”是將難字難音書寫於經典該字背面的一種注釋形式，俾使自習時可以隨時翻轉識讀，這在字韻書尚未普及的六朝曾經流行於民間。現在所見的敦煌卷子尚可見其一斑。在《經典釋文》成書之前，釋道慧曾著有《一切經音》，但因體例未善，早已散佚，流傳至今而影響深遠的有唐玄應、慧琳和遼希麟三部《一切經音義》。

  二、三部《一切經音義》作者、成書年代與流傳

  玄應生平雖見載於《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和《續高僧傳》，然僅寥寥數語，生卒年皆不詳。玄應卒時《音義》並未全部完成，所以其卒年又與《音義》成書年代有關。日本山田孝雄、神田喜一郎和我國學者周祖謨、陳士強及《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整理者徐時儀等都有考證，但結論各不相同。筆者據《東域傳燈目錄》卷上所載玄應《大慧度經音義》及相關文獻論斷：玄應很可能在龍朔二年（662）夏季前後示寂。玄應《音義》在唐代就廣爲傳抄。宋代《開寶藏》以下，歷代藏經除《龍藏》、《頻伽藏》、《大正藏》未收錄外，其他十五種藏經均予收入。清以來從藏經中錄出重刻以及翻刻者也有六七種。徐時儀搜集各種今存敦煌乃至日本的寫本、刻本和翻刻本也有十多種。

  一百五十年之後，慧琳所撰《一切經音義》一百卷面世。慧琳俗姓裴，西域疏勒國人。其生卒年與生平亦少確切記載。稍有涉及者，一是唐景審《一切經音義序》，一是宋贊寧《宋高僧傳》卷五，二者所記有差異，學者對此也從違不一。今大致可知《音義》成書於元和二年（807），其本人則於元和十二年（817）以八十多歲高齡示寂於長安西明寺。慧琳《音義》成書後曾詣闕進上，敕入佛藏而未果。陳垣推測：“廣明元年（880）黃巢入長安，《慧琳音》存京師者亡，後唐清泰三年（936），《慧琳音》存燕京者隨燕雲十六州入契丹。”《慧琳音》以怎樣的途徑傳入契丹容可進一步探索，但最後在契丹被刊刻則是無疑的。筆者推測，至晚在清寧八年（1062）前，慧琳《音義》被刊入《遼藏》。不久傳入高麗，收入《高麗藏》，今其書後尾題所示在南宋淳祐年間。慧琳《音義》大致依照圓照的《貞元入藏錄》編排，亦略有調整增補。全書所音注的佛經計有1300部，5700餘卷，共收詞目31000多條，約130萬字。其中玄應所撰300多部經音義詞目7000多條，慧苑、雲公、窺基所作佛經音義各有千數百條，都是慧琳轉錄、刪補，經加工而收入的。凡所轉錄，都在各卷經目下標注原作者姓名，以示不略人美。

  希麟繼《慧琳音》之後爲新出藏經作音義，著成《續一切經音義》十卷。希麟之生卒年及行歷、僧臘均無考，祇知是遼聖宗時燕京崇仁寺沙門，也是一位深通佛學和聲韻訓詁的高僧。聖宗統和年間，希麟在崇仁寺佐助無礙大師詮明編刊遼藏。《遼藏》是在《開元錄》基礎上增補續編，其續增的內容“從《大乘理趣六波羅密多經》，盡《開元釋教錄》，總二百六十六卷”，因系續增，其音義爲《慧琳音》中所無，故希麟秉承詮明之旨意，爲作《音義》。《續音義》刊入《遼藏》自無疑義，因《遼藏》由最初505帙經數十年的增補而最終成爲579帙的規模，故《續音義》什麼時候刊刻入藏，尚須更多的資料來證實。

  玄應、慧琳、希麟三部《音義》，前後各相距一百五六十年，正好跨越唐代三百多年的歷史。三部《音義》互相紹承增補，如慧琳《音義》將玄應《音義》二十五卷散入自己的書中，又復進行必要的增補。希麟則對《開元錄》以外慧琳未予音釋的藏經作音義。如果更從三部《音義》內部解讀，還可以看出文獻目錄記載以外的佛典音義起源、發展和延續、發揚之軌跡。三部《音義》都引有“舊音義”，表明六朝隋唐某些佛經已經有單獨的音義，其原始面貌如何，難以言說，而敦煌所出諸多佛經音義殘卷中透露出一些信息。敦煌殘卷中大多數所擬的“難字”“難字音”或“音義”都不加卷名或書名。這些八世紀或九世紀所抄殘卷，是最接近於原始經卷的音義，有的直接附在經文的後面，預示了較早的佛經音義幾種形式。分析這些殘卷，有的僅有難字，無音無義，有的標直音，有的標切語，釋義尤其是引經據典的釋義極少，體現出一種草率與淺薄。它祇能供誦經或粗略領會經義之用，而非專門研究之著。

  三、三部《音義》的內容與價值

  三部《音義》內容包羅萬象，本非尺幅短紙所能全面展示。這裏僅就音義書中最爲常用的形式例舉一二，以表揭其基本內容，並與經史音義書稍作比較，以見音義類著作的發展。

  一、立目。獨立於原著之外的音義類書，必須摘錄原文字詞，以作爲釋義之鵠的。《音義》的立目除音譯詞之外，也有詞組與典故，但絕大多數爲雙音節詞。據徐時儀統計，玄應《音義》收釋9430個語詞，除840個音譯詞和個別破詞及三字詞條外，幾乎全是雙音節詞或詞組。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雙音節詞中沿用至今而爲《現代漢語詞典》收錄的有668個。這說明玄應、慧琳、希麟在選詞立目時，已充分考慮辭彙的凝固性。

  二、一般釋義。釋文部份一般是先標“音”後釋“義”，以副“音義”之實。即先爲所需解釋的字用反切或直音標音，有時兼標聲調。而後則大多採用已有成說亦即引經據典，證成其義，甚至不惜一引再引，以求信實。

  三、特殊釋文。三部《音義》還有許多條目的解釋極爲詳細，有的幾乎自成一段完整的論證。如《慧琳音》卷三八“嵐颲”條用近200字將“嵐”字山名、州名及城鎮名之關係交代清楚，明顯是承襲了史部音義書的釋義形式。

  四、意譯、音譯外來詞。由於佛經的內容，決定了《音義》必須收錄、解釋意譯和音譯的外來詞。三部《音義》所收這方面的辭彙數量極多。撰著者在解釋梵語時，運用了多種方法，如慧琳釋“般若波羅蜜多”一詞，將其梵文原音、發聲原理、譯音正訛、漢語意義及其反切都正確揭示，使人了無疑滯。

  《音義》既解釋單字，也解釋複詞，兼有字典和詞典的效用；既解釋語詞又解釋專科詞，是具有百科詞典的性質；既解釋漢語詞亦解釋外來詞，更兼具外來詞詞典的功能。三部《音義》字數約近二百萬，所釋單字複詞三萬多條，超過唐宋所有音義書和字韻書，在中國字典、詞典和韻書發展史上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

  嘉慶間，任大椿纂輯《小學鉤沉》，已注意輯錄《玄應音》中隋唐以前字韻書。光緒初年，楊守敬從日本訪得《慧琳音義》攜歸，陶方琦、顧震福、龍璋等先後予以輯佚。此時國人雖知慧琳、希麟《音義》爲“小學之淵藪，藝林之鴻寶”，尚未知其確切引錄多少種古籍。1923年，北京大學研究院編輯正續《音義》引書索引，共得750餘種，其中相當一部分爲不傳之佚籍。可以這樣說，由於正續《一切經音義》的回傳，使我們看到了眾多漢唐小學書的鳳毛麟爪，加深了對隋唐以前經史注解、音義、字韻書的認識。即此而言，三部《音義》之價值已不言而喻。

  佚書的價值固大，而存世古籍的校勘意義也非同一般。如此數量龐大的由唐人引錄的古文獻，在千年之後，對相應古書進行勘同校異，其收效無疑會出人意表。自《慧琳音》《希麟音》傳回中國以後，田潛、王仁俊、王少樵等都據以校勘《說文》，近徐時儀又對三部《音義》中所引《方言》《廣韻》《切韻》《玉篇》等都做過踏實細緻的比勘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相比三部《音義》所引七百多種古籍而言，實在太微乎其微，更加繁重的校核比勘工作，將有待於學者努力。

  四、《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之得失

  三部《音義》有寫本、藏刻本、校刻本、排印本、影印本等數十種，歧異錯舛，不一而足。近百年來印刷術飛速發展，佛典整理也在大規模地進行，但因《音義》本身特點，需要對佛學及文字、音韻、訓詁均有一定造詣的學者方能勝任，且必須有堅忍不拔之精神的學者方敢肩任，所以現代意義上的校勘整理本一直付之闕如。近日收到出版社惠贈的《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三巨冊，誠可謂煌煌巨著，而領銜整理者卻是老友徐時儀教授。時儀兄堅毅踏實，關注、研究佛經音義已二十多年，所做碩、博士學位論文也與此有關。前後出訪港臺和日本、欧洲等地，專事搜羅各種佛經音義資料，積累甚多。三種《音義》校本由他來主持並協同其六位高足共同完成，既最爲合適，也極其自然。全書分爲二部分，第一部份爲《緒論》，第二部份纔是《音義》的本文和校勘。

  第一部份是《緒論》，更確切地說是徐時儀的又一部專著。全文二十餘萬字，是近數十年來古籍整理所撰寫前言中的一個創舉，也是整理這部龐大而複雜的專書所作的必要說明，更是後人利用這部專書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導論。細讀這篇專論，可以體會到它是作者提取其碩博士論文中的精華，並結合新材料進一步深入研究、提升後的結論性文字，代表了當今國內外佛經音義研究的最新最高水準。

  全文分爲六個章節，第一章談《一切經音義》編纂的時代背景。將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和佛典的翻譯作概要的介紹，著重論述儒佛的交流和《音義》的淵源。第二章對玄應、慧琳、希麟三人的生平做詳盡的勾稽和考證。作者幾乎網羅了所有有關三位高僧的資料，詳盡地考證了他們的生卒年、行歷和著書年代，最大限度地給讀者一個完整的印象。當然，他的結論並非沒有進一步推敲的空間。如他考定玄應之卒年應該在“龍朔年間（661～663）”，而筆者根據玄應所遺留的《大般若經音義》殘卷、慧琳《音義》的篇幅以及藏經銜名等綜合參稽，進而推測玄應很可能在龍朔二年（762）夏季前後示寂。學界一般認爲爲《慧琳音》作序的景審是慧琳之學生，作者也襲取了這種說法。但據筆者分析，這可能是誤讀“許爲不請之師”的佛教語所致，而景審實非其學生。忽略這些小節不計，作者將三部《音義》的不同印跡，即入藏本、刻本、影印本一一考其源流，特別是對玄應《音義》在敦煌、日本的鈔本作了詳盡的追蹤與描述，後文又圖示寫、刻本的傳承途徑。集中展示、評述那麼多的寫卷和抄件，是音義研究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作。

  第三章討論《一切經音義》的內容與體例，對其編纂宗旨和性質，收詞原則和編排方法作了提綱挈領的概述，特別對立目、注音、釋義的形式作了窮盡式的示例。第四章專論《一切經音義》的特色。作者從六個方面來闡述三部《音義》的特點。其中“重視規範，兼顧從俗”和“雙字立目，收錄複詞”、“注明通假，標明正字”都是立足於傳統字韻書或音義書較多地重視規範，忽略時俗，注重單字，輕視複詞這一點而闡發其特色。其“功能眾多，一書多用”一節從三部《音義》的專科百科辭典、外來語辭典、雙語詞典等角度闡述其特點。第五章論其價值。佛典《音義》對佛學研究之價值固無庸置疑，而它對文字、音韻、詞彙學諸方面的語言學價值和古籍輯佚、考校也有著不可估量的潛在價值，對探討我國古代辭書編纂理論和辭書史的研究也決不可忽略。從這些具體而微的準確描述和信手拈來的大量舉例論證中，讓讀者體悟到，這絕不是走馬觀花，淺嘗輒止的人信口開河所能道，它是作者長期浸潤原著，悉心梳理，深入研究的結果。如果熟悉作者的研究歷程，可以看出，這是擷取他二本專著和五十餘篇論文的精華，經提煉、升華而流出的心得，也是潛心研究二十餘年的最終最新的結論。所可商榷者，是其中的某些小節安排，還可以調整得更合理一些。

  第六章談三部《音義》的校勘，這是作者積二十年之功，整理、比勘、爬疏後的結晶。即以玄應《音義》爲例，該書不僅是三種《音義》中寫本、版本系統最爲複雜的一種，其中異同、衍奪甚至人爲的增刪即使置於版本複雜的古籍中，也是一個很有特殊性的典型。首先關於《玄應音》到底收入多少部佛經，各家之說有443部、454部、456部、440部、425部之不同，而經作者悉心比勘，梳理出以《麗藏》《金藏》爲首和以《磧砂藏》《永樂南藏》爲首兩個不同的系統，前者收釋458部，後者440部，兩種系統互補，共釋佛經465部。其次是《玄應音》收釋語詞數量問題。作者統計所得共收語詞爲9430條，除重所得爲7960條，但就不同版本的系統而論，《磧砂藏》本有而《麗藏》本無的語詞有214條，《麗藏》本有而《磧砂藏》本無的語詞有212條。再次，各系統的引用書證也有詳略不同。就慧琳《音義》而言，他確實轉錄了玄應《音義》所釋三百多部佛經音義。一般研究者有這種模糊的認識，便以爲舉慧琳《音義》就可包含玄應《音義》，更有甚者，將一百卷本著作權歸之玄應。作者指出：慧琳《音義》轉錄玄應《音義》祇是部份而非全部，收錄的部份也非全盤照錄，而是有增刪改易。較爲顯著的例子是，龍璋《小學蒐佚》輯錄玄應《音義》中有《韻詮》一書，不知玄應撰《音義》時，武玄之的《韻詮》尚未產生，這裏所引都是慧琳轉錄時所增。慧琳和玄應《音義》各本之異同，既有後人不斷增訂所成，也有原本在傳抄過程中刪節或漏略所致。以上這種複雜多變的事實，出乎一般古籍流傳的常情，絕非耳食、轉抄者所能道②。

  第二部份亦即本書原文與校記。原文均以《麗藏》爲底本。校以寫本、刻本和藏本。三部《音義》共135卷，實際字數近200萬字，《音義》版本眾多，故校勘工作極爲繁複。據統計，單就校記字數即有三十多萬，其所花精力之大可以想見。

  一百多卷上萬條校記，是整理者核對各種寫本、藏本、刻本數萬次的碩果。校者恪守不輕改原文的原則，一般在都在校記中表達自己的傾向性意見。如卷八九《高僧傳》卷二“五舶”條云：“《莊子》云：以水爲舟則稱衛舟、太白。”校記云：“水，據文意當作‘木’。”文不見於《莊子》，故祇能以文義推之，不敢臆改，故在校記中說明。凡有文獻原文可按覆的，盡量在校記中將古籍原文寫出以示其誤。

  《音義》之傳抄，多是一般僧人或民間抄胥，點畫之間，形似之字，錯舛訛變，在所難免，加之古代傳本各異、文義皆通的情況比比皆是，所以可出校而未校的往往而有。如卷八一“函杖”條云：“上音含。含容也。謂講問宜拑樹容文足以指畫也。或謂杖也。”初讀釋文，不知所云。但“函杖”就是“函丈”，所謂“函丈”，就是講學時師生之間須有一丈的距離，即容丈，所以釋文中“容文”之“文”是“丈”字之誤。校核《禮記·曲禮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鄭玄注：“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讀鄭注，又知“拑樹”爲“相對”之訛誤。唐代俗寫，“扌”與“木”多混而不分，繁體“樹”脫去“木”旁，又與繁體“對”相近，既脫又訛，遂致無法讀通。《麗藏》《獅谷》及《大正藏》等皆同，又知其誤在《麗藏》甚至《遼藏》或唐抄本。當然，篇幅如此之大，涉及面又如此之廣，偶爾疏失，自然情有可原③。

  三部《音義》都是經過傳抄而後刻版，且由敦煌寫卷和《龍龕手鑒》等可知，唐代的佛經寫卷中俗字極多，爲這種俗字極多的寫卷佛經釋義標音，其訛俗之字也必滿紙連篇，歧出不一。從學術角度看，存真可供俗字研究；從印刷規範而論，統一更利於查閱應用。作者經過反復思考，確定一種兼顧的方法，即正文用規範字體排印，在書前將寫本、刻本中所有涉及到的俗字異體做一個詳盡的對照表，計收八百多對正、異、俗體字，使需要查考或研究異體、俗字的學者也可以從中獲得豐富的資訊。

  本書篇幅之大，收詞之多，用途之廣，爲存世唐代文獻所少有，是一座豐富的語言礦藏。爲使佛學、語言學研究者更好地利用、研究此書，出版社隨即將單獨出版全書辭彙索引，使讀者可從不同角度檢索查閱，以期最大限度地發掘與利用。

  〔注釋〕

  ①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②詳參徐時儀《玄應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③校注者藉編撰索引的機會又根據凡例對《玄應音義》與慧琳轉録《玄應音義》的部分用字作了統一，對印刷中的訛誤和誤點失校等錯訛作了一些勘誤和校補。正如該書後記所說，“儘管點校此書本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套用佛教的說法，這也是一種功德，且確也是可見功力之作，與當今時下一些急功近利趕時髦的泡沫之作不啻有天壤之別”。《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在異體字和俗訛字的統一處理等方面尚處於蓽路藍縷的探索階段，可以說是古籍數字化的又一個嘗試，有機會修訂時當更爲完善。

  附記：小文寫於十多年前《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初版之際，近聞時儀兄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協助下，進行了一次大的修訂，在力求保持底本原貌的基礎上酌情修正字頭字形近千處，改正標點數十處，補注文字亦上千條，相對修訂一版，又有很大改進。我在這次修訂改進中，更是看到了時儀兄對學術精益求精的精神，因在此文重新公佈之際，揭其成果與精神如上。

  虞萬里2023年1月14日於榆枋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