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相关知识（2023版） 中级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本书是为了给广大考生提供更加准确和详尽的复习备考资料，由全国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用书编写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根据新考试大钢内容和近年来统计改革发展实际情况，对考试用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本书分为两个模块：经济学基础知识、会计基础知识。内容适用于统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本书集实用性、易用性、参考性、资料性于一体，充分考虑到广大统计人员在职学习的要求这套考试用书不仅可以成为广大考生的良师益友，也可以为广大统计人员继续学习、更新知识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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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是为了给广大考生提供更加准确和详尽的复习备考资料，由全国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用书编写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根据新考试大钢内容和近年来统计改革发展实际情况，对考试用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本书分为两个模块：经济学基础知识、会计基础知识。内容适用于统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本书集实用性、易用性、参考性、资料性于一体，充分考虑到广大统计人员在职学习的要求这套考试用书不仅可以成为广大考生的良师益友，也可以为广大统计人员继续学习、更新知识提供有益参考。

• 作者：槁榆 发布时间：2021-05-29 10:37:32

  山西的图是可以的，但是装帧太难看了还是

• 作者：芝麻 发布时间：2023-09-27 00:16:33

  原来陆博是六个博士啊。。

• 作者：蜉蝣 发布时间：2014-02-16 15:45:15

  卡在了信与不信之间。信的部分痴迷，不信的部分蔑笑。

• 作者：水兵越 发布时间：2020-12-14 10:44:37

  这本豆瓣上封面图都没有的书，我在图书馆借阅过。看书名应该不会想要看的，随手翻了翻，发现还不错。文笔挺好，故事设置也不错，男主擅长心理学，女主擅长识别微表情。

• 作者：园子君。 发布时间：2023-11-06 21:43:46

  “如来！就算我输了你也不能这么对我！你不讲信用！！！”

• 作者：轩轩 发布时间：2019-10-04 21:25:38

  两星。像是摘抄的百科书，当做了解伊朗的读物吧。

• 王希：美国选举的操作指南

  作者：胡伍玄 发布时间：2017-11-22 14:29:23

  序言

  王希/文

  世界上有各种形式的民主，美国民主可能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譬如，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选举本是一场内政大戏，但却牵动着他国的政治神经，不光媒体趋之若鹜，密切跟踪，就连普通民众也情不自禁地选边站队，卷入争论之中。这种外部关注其实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现象。美国虽然是最早的现代国家之一，并最早拥有成文宪法的政治发明，但在建国之后相当长时间里，其政治运作并不是一种家喻户晓的知识。外部世界开始得知美国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写作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而美国民主成为一种“神话”并吸引各国学者争相研究，应该是在20世纪中期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强国之后才发生的事情。

  相对而言，中国人对美国民主的关注反而更早一些。就在托克维尔的著作出版后不久，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畬等晚清官员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清醒过来，开始“睁眼看世界”，著书立说，向国人介绍外部世界。他们尚未使用“民主”一词，但注意到美国的政府体制与他国不同，尤其注意到它的官员是通过“推举”而产生的。20世纪初，改革者梁启超则有机会像托克维尔一样，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实地考察美国政治的运作。他在《新大陆游记》（1903年）中详细记录了他对美国政治的观察，对美国的选举和党争不乏批评与质疑，但也不否认美国民主有其可取之处。1915年，陈独秀将“德先生”（Mr. Democracy）一词引入汉语词汇，推动了一场中国人关于“民主”的讨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中，“美国民主”是被经常提及的话题。

  尽管如此，我们对美国民主仍然是知之不多，也知之不深。我们不明白美国人为何如此钟情于实际上并不太民主的两党制，我们不理解美国的选举为何会产生出林肯和特朗普这样在个人素质与政治资质上迥然不同的总统，我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一个选举经验最为成熟的民主政体中会出现2000年总统选举时人工计票的混乱场面。

  我们的知识缺陷是有原因的。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民族救亡、政权更替和民族复兴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主旋律，“民主”也在我们的关切之中，但它始终处于次要的地位，并未得到真实而长久的重视。此外，我们对西方思想与制度的讨论往往受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影响，对美国民主这类题目的讨论自然也受制于中美关系的定位与变化。即便在今天，中美关系早已从冷战时期的敌对状态转向全球化时代的相互竞争与相互依存，但因为两国的政治互信尚未建立起来，人们关于美国民主的讨论极易受到意识形态情绪的左右，先入为主，要么赞赏，要么反对。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美国民主本身的复杂性。从表面上看，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选举与党争与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所记述的颇为相似，但实际上美国的选民构成、竞选规则、竞选方式和政党行为等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且还将继续变化下去。这些变化无形之中给我们的观察增加了难度。除非我们具备了足够的知识，否则我们难以准确地描述美国民主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更不要说从眼花缭乱的现象中厘清它的本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梅塞尔教授的《美国政党与选举》中译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及时的帮助。梅塞尔是美国科比尔学院（Colby College）的政治学讲座教授，长期致力于美国政党和选举政治的研究，著述甚多，其中《美国政党与选举：美国的选举进程》多次再版，被同行誉为这一专题的经典研究，并成为极受欢迎的大学教材。 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极简系列丛书，目的在于向非专业读者介绍人文社科专业知识，梅塞尔教授在厚实精深的原著的基础上，提炼精华，写出《美国政党与选举》极简本，以融会贯通和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美国的选举制度与政党政治，使该书同时具有知识性和可读性，十分难得。

  梅塞尔关切的主题是美国民主，但他并不追求面面俱到的鸿篇巨制，而是选取“政党”与“选举”这两个与美国政治的运作息息相关的主题，通过描述两者的相互关系，以点带面，勾画美国选举政治的轮廓，为读者呈现一幅践行中的美国民主的画面。这样的处理隐含了梅塞尔对民主的界定。在哲学层面或意识形态上，民主可以有许多定义，但落实到政治运作的层面上，民主必须成为一种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通过它来体现和管理一个现代国家中的政治权力的产生过程，以及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在一个承认“主权在民”原则的现代国家中，选举是一项必要的政治程序——人民通过选举，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赋予权力掌管者应有的权力，同时也赋予政权以政治上的合法性。而在美国民主中，除了选举之外，政党也是政治运作的一种不可或缺的体制。梅塞尔称，美国各级政府需要通过选举产生的大小公职有50万个，其中包括总统（4年一届）、联邦参议员（6年一届）、联邦众议员（2年一届）、50个州的州长、各州州议会的议员以及无数地方政府的官员等。没有政党的组织与动员，如此庞杂的选举无法得以进行，人民的意愿也无法通过公开、有序的辩论与竞争而转化为合法权力。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政党与选举、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捆绑在一起，构成了美国民主的核心内容。所以，政党与选举应该是观察和解读美国民主的一个最佳切入点。

  《美国政党与选举》一共七章，依序讨论了三大主题。第一主题（第一、二章）旨在介绍美国选举和政党政治运作的体制背景，重点讨论一些具有美国特色的选举实践——包括选举人团制、相对多数获胜制、两党制和单一国会议员选区制等。在这一主题下，梅塞尔还叙述了美国政党体制的发展简史，并使用三个分析框架（政党与选民的政策偏好、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政党运作的体制环境）来揭示政党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如何运作和如何发挥影响。第二主题（第三、第四章）关注的是当代美国政党体制的构成、组织与功能，重点介绍两大主要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组织结构和不同级别的政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从政党政治的三个侧面（选民的党派认同、选举规则的重新界定和候选人角色的转变）讨论了现代政党功能的转变。第三主题（第五、六章）则聚焦总统选举和总统职位之外的其他选举（包括州长、联邦参议员和联邦众议员以及地方官员的选举），详细讲解这些进程中的游戏规则、竞选技术、资金筹措和选民动员等，呈现许多外界并不熟知的美国政治运作的细节。在最后一章（第七章）里，梅塞尔总结了当前美国选举制度存在的弊端，并对之进行了反思和批评。

  对于希望了解美国选举进程与政党政治的读者来说，《美国政党与选举》是一本理想的入门读物，可能会在三个层次上汲取知识：一是从中了解美国政治选举的基本程序、竞选规则和竞选技术，二是了解美国政治背景之下政党的建构与功能（包括政党如何组织和动员选民，如何建构政治联盟等），三是深入了解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关系。因为它在诸多章节中对美国选举和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做了详细介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本书视为一种美国选举的操作指南。

  但本书的意义远不止知识层面的贡献。就我的阅读而言，梅塞尔的写作除了带给我知识上的补充之外，还带给我若干关于美国民主的思想启示。启示之一，美国选举制度的最初设计并非是以追求和实现“民主”为目标，而是为了满足原始联邦宪法的政治需要——限定联邦政府的权力，“民主”与选举制度的结合是宪法投入使用之后美国政治的发展的一种结果。的确，1787年制宪会议的目的不是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制度，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拥有实权但权力同时受到限制的联邦政府，以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美利坚邦联，保护各州“主权”和各州人民“权利”的有效性。但因为联邦立宪之前，13个州已经建立了州宪法，所以制宪大会必须同时解决两个与“权力”相关的问题，即国家主权如何分割和联邦政府的权力如何设置。制宪会议代表经过讨论与妥协，最终采用了联邦制（联邦主权一分为二，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享）和联邦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衡（联邦政府的权力分为立法、司法和执法三种，相互独立，相互钳制）的体制设置，保证了制宪的成功。但正如梅塞尔指出的，这两个具有美利坚特色的制度设计也限定了当时和后来的美国选举制度的设计。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对联邦政府官员的选举规定，联邦政府的立法权由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同掌管，参议院代表各州的“集体”利益，由每州平均派出的2名参议员组成，参议员由各州议会选举产生，每位参议员每届任期6年；众议院代表人民的利益，各州众议员的名额根据州人口数按比例分配，众议员由各州选民选举产生，每位众议员每届任期2年；联邦执法权由总统掌管，总统每届任期4年，由各州议会指定的总统选举人选举产生。显然，这样的设计企图建立一种分权制度，目的是防止联邦政府的权力被某一单独或联合起来的利益群体所垄断，但这个设计也造成了选举制度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选民无法通过一次选举来一劳永逸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需要对不同部门和不同任期的联邦官员进行投票。除此之外，因为联邦制的缘故，他们还要参与州和更低一级的地方政府的官员的选举，所以，频繁和多层级的选举成为美国政治体制的特征之一。同样因为联邦制的缘故，选举规则的制定——包括谁有资格参加投票——均由各州政府负责制定，联邦政府最初并无统一的规定，其结果是，各州的选举法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在建国初期，许多州的总统选举人和参议员是由州议会选举产生，普通选民只有权选举众议员，所以选举制度的民主性非常有限。即便如此，并非人人都能参加选举。各州的选举法对选民资格做了程度不同的限制，以财产拥有、种族、性别和道德等原因将大部分的公民排除在选民队伍之外。显然，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并不是建国者一代人追求的政治目标。

  但这种精英式选举制度在一代人之后便遭遇了挑战。随着19世纪上半叶的领土扩张、市场革命和西进运动的发生，美国的政治运作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选民队伍得到了第一次扩展。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时候，各州正在经历“杰克逊式民主”潮流的冲击，凡人政治的时代开始兴起。在政党政治的压力之下，各州纷纷废除了对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虽然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规定继续将女性和黑人公民排除在外，但一大批白人男性成为了选民的事实给托克维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选民队伍的第二次扩展发生在内战（1861－1865）之后的重建时期。主政的共和党人在党内激进派和黑人积极分子的压力之下，利用联邦政府掌握的权力，通过《1867年重建法》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强制性地废除了各州对选民的种族歧视规定，将选举权赋予所有的黑人男性成年公民，美国民主也第一次突破了种族界限，成为一种跨种族的政治实践。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的法案获得足够多的州批准成为了宪法的一部分，美国妇女因此获得了选举权，美国选民的队伍扩大了一倍。半个世纪之后，联邦宪法第二十六条修正案将选民的起点年龄统一规定为与服兵役的起点年龄相同的18岁，选民队伍得以再次扩展。经过四次扩展，选举权从最初的一部分公民享有的“特权”演进成为一种所有成年公民共享的普遍权利，整个过程经历了150年左右，选民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也逐渐成为衡量美国民主的“民主性”的一个指标。

  值得强调的是，每一次选民队伍的扩展都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而选民范围的扩大同时也会给选举制度带来冲击，迫使其发生变化。譬如，在19世纪上半叶的大众民主潮流的冲击下，总统选举人不再由州议会任命或推荐产生，而改由各州选民投票选举产生。这项改革其实是正在兴起的政党政治的重要成果之一。政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需要扩大选民队伍，而扩大了的选民队伍则要求更直接地参与总统选举。20世纪初，在进步主义运动的冲击下，联邦参议员的选举也从各州州议会选举统一改为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此外，各州州长的选举与地方官员的选举也都随着选民队伍的扩大发生了变化，总的趋势是将原来一些通过任命而产生的官员改为由选民的选举而产生。由此可见，美国选举制度的“民主性”是随着选民队伍的扩展而逐渐增加的。

  启示之二，政党是当代美国选举制度规则的实际制定者，并在推动美国政治走向民主化方面扮演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主导者的角色。这听上去的确有些讽刺意味，因为政党政治正是建国者一代人所深恶痛绝并竭力避免的。在建国一代人的政治词汇中，“派别”（factions）与“党”（parties）是同义词，党派政治是追求私利的政治，对于追求共同福利的共和政府是极具破坏性的。但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指出的，在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度，不允许派别的存在是不现实的。为了防止派别联合起来形成对少数派利益产生威胁的“多数暴政”，制宪者们决定采用分权的设计，使得派别政治难以轻易地获取全部的政府权力。所以，这个“反多数暴政”的宪法大有“防患于未然”的意味，也明显地带有“反民主”的意味。然而，宪法投入使用之后不久，党派政治便产生了，包括麦迪逊在内的“国父们”甚至也成了第一政党体制的领袖人物。一代人之后，第二政党体制出现，开始构成梅塞尔所称的“现代政党”（modern political parties）的体制。现代政党政治中的政党不再是一种由上层精英组成的政治俱乐部，而是一种能够组织和吸引大众参与、拥有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并能组成跨州和全国联合的政治联盟。虽然联邦宪法从未提及过政党，甚至连暗示也未曾有过，然而相互对立的政党却在19世纪上半叶应运而生，并通过第十二条宪法修正案（1804年）、民主党的改革（19世纪20年代）、总统候选人提名制度的改革（19世纪30年代）和国会众议员选区制度的改革（1842年）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参与和组织选举，迅速而彻底地渗透到州和联邦的政治建制与运作之中，并发展成为美国民主和美国宪政运作的一种核心机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限于篇幅，梅塞尔教授没有机会在这本极简史中细致讲述这个精彩的故事，但他为我们勾画了美国政党体制所经历的几次转型，并特别提及因政党政治而被发明出来的新的选举规则。譬如，“胜者独占”（winner-take-all）和“团体制”（unit rule）规则都是在第二政党体制时期因为赢得竞争的需要而被政党“发明”出来的。“胜者独占”允许获得一州普选票的多数的政党收获该州所有总统选举人的选票，“团体制”允许一州的所有总统选举人作为整体参加总统大选，并在赢得普选票多数之后按政党意志统一投票。因为联邦制的缘故，选举规则由各州制定，随着全国性政党体制的形成，一州的政治实践很快通过政党体制被仿效，最终蔓延到全国。“相对多数获胜”（plurality）和“先获多数票者获胜”（first-past-the-post）的实践也是如此产生的。再如，“两党制”（two party system）在今天被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的美国政治实践，但它的出现既是政党竞争的结果，也是原始宪法对选举程序规定的结果。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的当选必须要赢得选举人团票数的一半以上，而总统选举人票数的分配又是根据制宪会议达成的妥协模式来分配的，即一州的总统选举人的人数是各州国会参众议员人数的总和，这样，为了赢得超过半数的总统选举人票，参选的政党必须集中所有的资源，尽力减少票源分散的情况，以获取超过半数的结果。所以，一系列相关规则的产生（包括“胜者独占”、“团体制”和“相对多数获胜”等）都是为了争取这个结果。政治竞争最终采用两党制，而不是多党竞争，最终也是为了集中资源以赢得选举。而“两党制”一旦形成，第三党便很少有机会在全国选举中获胜，这是因为当两党形成“你来我往”的均势政治之后，它们便会在包括选民资格、选区划分、选举进程和选举程序方面做出最有利于两党竞争的规定，并通过州立法机构将这些规定变为州法的一部分而加以实施；而当一州开始实施这样的规定，其他州则会继而仿效，从而将对两党竞争有利的竞选规则变成全国选举的通用规则。所以，新的选举规则的目标不是追求最大限度的民主，而是保证两党竞争的“公平性”。正因为这些规则的产生是两党政治共识的结果，也因为其长期的实施衍生出相应的政治文化，对这种规则的改革将是十分困难的，造成了梅塞尔在书末提到的“狐狸看守鸡笼”的困境。

  启示之三，美国政党政治的核心目标是建构政治共识，将利益相关的选民群体组织起来，结成政治同盟，以赢得选举，而并非要求所有群体接受和服从一种永久性的意识形态。在梅塞尔笔下，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共和党）的使命和功能十分单一，就是赢得选举。为了赢得选举，一个政党需要围绕现实，从政治纲领、组织形式、选民动员和竞选技术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和重组。在第二政党体制时期，为扩大影响力，民主共和党人和国民共和党人竭力推动大众民主，无意中推动了第一次选民队伍的扩展。内战之后，共和党人为了保证新的宪法修正案获得南部各州的批准，将选举权赋予获得解放的黑人男性，实现了选民队伍的第二次扩展。在这两次选民队伍的扩展中，政党都使用了吸引人眼球的意识形态口号，但它们的主要动力来自现实的赢得选举的政治考虑。第二政党体制时代的民主党打出“大众民主”的口号，实际上意在挑战民主共和党上层的闭门政治。19世纪中叶建立的共和党最初的目标是阻止奴隶制向西部扩展，在内战和重建时期也曾扮演过“自由的新生”的建构者，但在19世纪后期的工业化中，该党为了赢得选举，选择成为都市资本和商业势力的代言人，抛弃了曾在重建时期充当其盟友的南部黑人。20世纪30年代，民主党则通过罗斯福的新政，以建立政府对民众的经济安全的保护为名，建立起新的政治联盟，将劳工阶层、黑人选民、妇女和南部保守的白人民主党人纳入其中。在20世纪50、60年代，南部白人民主党拒绝接受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设想，转身投向共和党，而共和党为了对抗民主党的政治联盟，则全面向右转，与南部白人政治势力和宗教保守派结盟，将自己变成现代保守主义的政治堡垒。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美国选举民主、共和两党对峙的局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但两党的政治纲领却发生了多次变化，选民联盟也发生过多次重组，但万变不离其宗，政党的使命与目标是赢得选举。

  这种以赢得选举为目标的政党政治使得美国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经常表现出一种断裂性和混杂性。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党会提出不同的政治思想，如19世纪上半叶民主党州权至上，辉格党人强调国内改造的经济思想，内战时代的共和党人宣扬“自由劳动”，进步时代平民党人提出“均贫富”等，这些“思想”本质上是一种政策纲领，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为了赢得选举，两党在众多的选民群体中建构庞大而复杂的选民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将一种界定清楚的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本党的选民联盟之上是极不现实的。

  这种以赢得选举为目标的政党政治与那种立志要以统一的意识形态为指导、以党员的忠诚为基础、要夺取并永久掌握政权为目标的政党政治是截然不同的，因而也在选民的党派认同、政党的组织建构和政党文化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梅塞尔在书中对这种政党政治文化有非常详细的描述，许多的细节可以补充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并帮助我们理解美国政党政治为何时常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困境之中。首先，在选民的政党认同和归属上，正如梅塞尔指出的，美国人十分熟悉政党政治，也有某种意义上的政党认同，但这种认同更多的是对政党的政策偏好所表现的一种赞成和支持，而不是“在组织上”要成为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事实上，联邦没有任何法律要求选民对自己的党派归属进行登记，而各州对选民的党派归属的登记规定并不一致，而且这种登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统计选票的需要。相当一些州没有任何相关登记的要求和规定。初选作为一项政党活动，在一些州只有明确表示党派归属的本党选民才能参与，但在州和联邦的正式选举中，选民可以投任何政党的候选人的票。这不是说，美国选民没有党派认同，而是说没有强制性的党派认同。这种意义上的党派认同最多是一种政策态度。换言之，美国的选举本质上不是候选人的竞争，而是候选人所代表的政策主张的竞争，所以，政党的功能就是建构和设计这种能够联合选民的政策组合，选民联盟的建构因而也就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急功近利的和短时效的。

  在功能和组织建构方面，民主、共和两党十分相近，并且也都随着政治竞争的背景和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相似的变化。两党在19世纪就建立了政党全国委员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协调和产生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并辅助其赢得大选。此刻的政党组织遍布基层，位于都市的“政党机器”则通过恩惠制和分赃制将相关经济资源分配给忠诚党工和党派选民。20世纪初，随着党内初选制度的建立，总统等重要公职的候选人的提名权被转移到各州的本党基层选民手中，候选人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获得党内初选，方可获得党内提名进入大选。这一改革导致政党组织的功能发生变化。政党的全国委员会不再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是为获得提名的本党候选人提供竞选服务，或帮助在任的本党公职拥有者（如参议员、众议员、州长等）谋求连选连任。政党全国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筹集资金，制定策略，发明战术，开展调查，提供资金，整合资源，在大选年组织本党的全国大会，通过全国大会来宣示本党的政策主张。党内初选制度的建立和联邦参议员选举制度的改革（这两项改革都在20世纪初进行）对州一级政党组织的冲击较大，但在21世纪，因为筹集竞选资金方式的改变，州一级的政党组织可以从本党全国组织那里获得转移支付的竞选资金，来帮助本州的政党候选人，州级政党组织开始得以复活。政党在基层（如选区）的组织基本上由积极的党工组成，他们的任务与其他各级政党组成的任务是同样的：征募能够代表本党的候选人参加选举，动员选民在选举日为本党投票。

  从梅塞尔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美国政党文化的一些特征：两大政党目标专一，在实际运作中，更像是一个工具性的行政组织，它们虽然各自建立起一个跨越全国、州和地方的政党组织体系，但这些不同层次的政党委员会并不是一个思想统一、纪律严明、上行下效的组织体系，相互之间并无领导与被领导、服从与被服从的权力关系，政党的领袖（通常由获得本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来担任）并没有党内组织的任何权力，也无法以党的名义来约束或惩罚本党的竞选人。尽管如此，以两党制为基础的政治竞争成为美国选举的特征，美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的“第三党”运动，但最终都无法撼动两党制的基础和传统。

  那么，这种由两党政治垄断的选举是不是一种“民主”的体制呢？梅塞尔并没有正面讨论这个问题，但他很坦率地承认美国民主是一种“很不完美”的民主（far from the perfect democracy）。在最后一章中，梅塞尔列举了当代美国选举制度存在的几大弊端，包括：选民参与投票的程度很低；总统选举人提名和大选的过程过于急功近利，而大众式的初选使得候选人的领导能力无法得到真实的检验，因而也无法产生出最优秀的政治领袖；不断上升的高昂的竞选花费将政治竞选变成了金钱的竞争；总统之外的选举——尤其是州和地方选举——普遍缺乏竞争的活力，多数选举是在无竞争的情形下进行的， 而最为糟糕的是竞选为负面竞选语言所充斥，严重地破坏了选举的质量。梅塞尔承认，虽然实践中的美国民主离理想的民主还差得很远，但他并不因此而丧失信心。

  从字面上看，美国体制设计的原则是民主的：权力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政府官员的选举需定期和经常地举行，而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的体制能够将某一政治势力（或它的代言人）长期垄断政府权力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为人民的权利提供最好的保护。但在现实中，宪政原则的贯彻需要由政党来推动，然而政党拥有自己的利益，并会为了巩固和扩展自己的利益而制定于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胜者独占”方便了两个主要政党赢得选举，但也大大限制了选民的选择。党内初选制将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权转移到基层选民手中，看似民主，但进入初选竞争的过程并不是平等开放的。各州的选举规则是由政党制定的，规则的改变也必须通过政党来运作，而政党只有在自己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才会改变规则。即便选民希望挑战现有的选举体制，他们也没有足够强大的渠道和资源组织起来。对于许多人来说，唯一的选择是放弃。当选择放弃参与选举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梅塞尔称，参与2004年总统大选的人不足合格选民人数的60%，而大部分的州和地方选举则是在无竞争的情况下完成的——选举民主的“民主性”也就要大打折扣了。梅塞尔在最后一章的检讨与反思是极为坦率和诚实的。通读全书，我感到梅塞尔想要表达的不是美国的选举制度或美国民主如何地完美，而是表现美国民主在其演进过程中为何不得不容忍和包含并还将继续容忍与包含“非民主”和“反民主”的内容。这可能是本书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2017年9月1日

  王希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

• 《成为波伏瓦》如何撕破了我们对她的偏见

  作者：俗女老王 发布时间：2021-04-08 11:29:30

  波伏瓦的名言是“女人是后天成为的”，波伏瓦自己当然也不例外。在这本呼应了她名言的传记《成为波伏瓦》里，作者牛津大学哲学讲师凯特·柯克帕特里克呈现了她成为“波伏瓦”的过程。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不仅率先运用了最新曝光的波伏瓦部分通信和早期日记等，更用针脚细密的文字撕破了大众媒体为波伏瓦塑造的刻板成见，驱散了萨特长久以来笼罩其上的偶像阴影。

  《成为波伏瓦》的中文译者刘海平，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与性别研究博士，研究方向为女性主义、哲学翻译等，现为深圳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她的硕士论文课题即为波伏瓦《第二性》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译本比较，这三年的研究经历也让刘海平当之无愧为一名“研究型译者”，非常胜任这本传记的翻译工作。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之前是专门研究萨特的，所以她的哲学功底非常好，另外我读了她的导论就非常明确地感觉出来她是一个波伏瓦的粉丝。”刘海平说，那个瞬间她就决定要好好翻译这本传记。

  在刘海平看来，这本书是对“窥淫欲”式波伏瓦传记最好的反驳，但又真诚地表现了波伏瓦强烈而丰富的情感，她如何与萨特保持平等的哲学对话关系，如何以个人生命践行女权主义哲学观……我与刘海平展开了一场关于波伏瓦的对话——

  

  译者刘海平

  “驱散萨特的阴影”

  王芊霓:你在香港中大读硕士期间，你的论文也是对波伏瓦《第二性》的中译本进行研究。

  刘海平:那个研究的一部分是对于副文本（paratext）的研究，就比如一本书的封面、译者序、导言、推荐等等那些东西，要分析出版社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推出这本书是带着什么样的目的，想要把它定位为什么样的书等等。当时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1972年的台湾一直到二零一几年的中国大陆所能找到的所有《第二性》的译本，一共有二十几种。在国内能看到的女性主义文本中，同一个文本被反复翻译加工二十多次是很罕见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本能超越这个数量。

  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就发现，《第二性》最早在台湾被译介的时候，用的是一个西方裸女做封面，后来又用了一些很抽象的符号化的图样。中国大陆引进的时候也是选择的抽象画做封面，但到了八十年代，你能感觉到出版界想要追求一种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所以就又选择了用裸露的西方女性做封面来吸引人。比如有一个选译本做的很夸张，它封面上的女人就好像一个午夜流莺，出现在了一个男人的阴影轮廓的旁边。你几乎想不到这样一个封面居然是《第二性》这样一本哲学作品的封面，但它确实就是。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本书并不是单纯地作为一个女性主义文本被接受的，有一些出版社就很不恰当地把它的卖点定义成了“性”。因为它毕竟叫做

  The Second Sex

  ，就写在封皮上面。

  

  

  对于具体的翻译文本，我的论文只选择了其中的三个章节，分别是“性”、“婚”和“爱”，然后我只对比了四个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译本。第一个是1972年从英译本译到中文的，是最早的一个译本，译者是台大毕业的三位女性，分别是欧阳子、杨美惠和杨翠屏，她们和白先勇、李欧梵是同学。第二本是1998年中国大陆的译本，也是从英译本翻译成中文的，它的译者是一位男性，叫陶铁柱。另外两个译本则是从法语译到中文的，分别是201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郑克鲁翻译的版本和2013年台湾猫头鹰出版社的邱瑞銮翻译的版本。碰巧我大学时期的二外学的是法语，所以我大概能够看懂《第二性》真正的原文。虽然我的法语水平也没有那么好，但是对照着看还是看懂的。所以我最后就是把法语原文、英语原文，和上述四个版本的译文进行对照。

  有意思的是，这四种译本中，来自台湾的两个版本，1972年和2013年的，译者都是女性，而来自中国大陆的两个版本，1998年和2010年的译者都是男性。我并不认为译者的性别就一定会决定什么，甚至在我一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几乎是想要排除译者本人的性别影响的。但是最后得出来的结果确实就是那两个女性团队的译者译出来的作品，

  会更明显地贴近于波伏瓦本来想要表达的那种女性主义的分析立场

  ，而男性译者译出来的就是会让你感觉到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简单来讲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翻译腔。当然这跟译者本人是否有女性主义倾向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他们在前言当中也都多多少少地表明了自己对于波伏瓦这部作品的个人看法，以及是否赞同等等。中国大陆的那两个译本，尤其是陶铁柱的译本，都在译者序中指出这本著作只是西方的，只是波伏瓦的，对中国的妇女研究理论也许有一些借鉴意义。

  王芊霓:有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契机促使你选择了这个课题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你看到了一个《第二性》中译本的封面，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继而萌生了要做这个研究的想法吗？

  刘海平:那是我在香港浸会大学读翻译的MA的时候，在图书馆找到了一本

  The Second Sex

  ，是动物学家Parshley翻译的版本。当时我在北京读本科的时候，我没有看过英文本的《第二性》，我只看过中文本，而且是那种被删减过的，我对它没有什么印象，这本书的中文版本没有让我觉得很了不起。

  但是在读硕士的时候读了英文版以后是真的很惊讶，就觉得这么棒的书，为什么之前中文版就没有让我感觉到它的优秀呢？而且讲得浅薄一点，就是我当时觉得她写婚姻和爱情的那些章节，几乎是把当下你可以看到所有好的、坏的情感专家讲的那些话，都用一种哲学的方式，非常深刻地表达出来了。我当时就觉得，现在那些写爱情的都不用写了，人家已经把这个事情讲得如此的深刻和透彻了，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读过。所以，当时我立刻就把她作为自己的偶像，像一个学术idol那样，我觉得她的哲学是我永远没有办法企及的高度，我只能研究一下翻译问题。你让我真的研究存在主义我是做不到的，从哲学的层面，你想达到她的那个高度，或者想用她那种写法去研究问题，我觉得我做不到，她真的是太厉害了。

  王芊霓:对，这本书对波伏瓦的理解很积极、很正向。

  刘海平:对，这个不同于以往我读过的一些，不管是波伏瓦的自传，还是市面上各种波伏瓦的传记。那些文本都让我感觉到一种奇怪的“窥淫欲”。其中有一本，是我很久之前看的，那时候还挺火的，叫《恋爱中的波伏瓦》。我觉得那个书几乎是想要被拍成电影一样，画面感特别强，然后又把波伏瓦塑造得特别恋爱脑——就把她写成一个在恋爱中迷失自我，然后没有大脑的女人。但我当时看这本书（《成为波伏瓦》）的英文版原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作者，她的立场是非常对的，她讲清楚了波伏瓦的生活态度。波伏瓦，用我们中国非常流行的话说，就是在用生命搞哲学，用自己的人生搞哲学，她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寻找一种可践行的哲学”（find a philosophy that she can live by）。

  她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够用来指导她生活的，或者说她能够用那种方式去生活的哲学，所以我觉得这部传记的作者——凯特·柯克帕特里克——她的立场很对，我也同意她的价值观。我当时那个博士研究的一个结论就是，如果译者的价值观和对这个事物的看法跟原著者越贴近，你翻译出来的东西就会越接近于原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越忠实于原文的，也就是一个更好的翻译。所以我觉得我如果翻译她写的传记，我不用拧巴，也不会觉得别扭，她的很多想法跟我是一致的。而且我看了她分析的方法，我觉得这本书是介于学术读物和大众读物之间的，既不会太难，也不会太通俗，不会流于一本简单的、让人窥奇式的传记，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接下了那个翻译工作。

  

  王芊霓:我觉得这本书没有翻译的痕迹，就像你说的，“如果这个作者能用中文来写，她会怎么写”，我觉得你达到了这个效果。

  你刚才说到波伏瓦是用她的人生来践行她的哲学观，我也这么认为。我想到，有一章在讲她和奥尔加和博斯特，奥尔加和博斯特他们两个是情侣，但是奥尔加至死都不知道波伏瓦和博斯特有情人的关系，波伏瓦自己就在想，我这样做是不是道德的？她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她才会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缺乏了道德这个面向，他的道德观是模糊的。因为自己爱情生活中面临的道德与否的问题一直在困扰她，所以她后来在《女宾》的写作中一直在试图探讨这个问题。

  刘海平:虽然这本书它一方面是在追那个潮流，追逐前几年很流行的Becoming（成为）那个概念——Michelle Obama也出了一本“Becoming”，而且这个概念还可以追溯到德勒兹（Deleuze）。但是这本书也真的是很好地呈现了波伏瓦那个“Becoming”的过程，呈现了波伏瓦那个生活和哲学互相对话和冲撞，在彼此之间寻找答案的过程。而且正是因为她展现了书写对象的挣扎和人物的张力，就越发地让我觉得，波伏瓦她是一个伟大的人，但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在生活中，在感情上或者在事业上，其实她有很多普通人的挣扎，只不过在她那些伟大的作品中你看不到罢了，或者说这些挣扎被她加工成了一种具有哲学高度的表述，所以你看不到。这也是我自己翻译这个书之后很大的一个改观，我之前是太过于神话波伏瓦了。

  一开始我对她惊为天人，认为她是我的学术偶像，但是在我翻译这个书的过程中，当遇到一些段落的时候，比如波伏瓦会用非常难听的话去形容其他女性，我就意识到再伟大的人她可能也有一些不堪的历史和回忆，要接受这种不完美。所以我当时翻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好事，不要太过于神话某一个人，因为她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波伏瓦在青年时代就讲到过，她之所以喜欢她的两个朋友斯捷帕和马厄，是因为她已经受够了圣人伪善的那一套，而“只有马厄和斯捷帕能够这样对我。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有血有肉、有灵有欲的人来对待。”【原文:a creature of the earth.】她希望被别人当成活生生的，有灵、有肉的真实的人，我觉得这是这本书让我收获很大的一个地方。

  王芊霓:所以咱们阅读出发点不太一样。在你接触这本传记之前，波伏瓦在你心中是一个学术偶像，但我没研究过她，她在我的认识中是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里面那种感觉。当然很多人批评那部电影，说它把伟大的女权主义导师塑造成了一个恋爱脑。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2006)

  7.4

  2006 / 法国 / 剧情 传记 / 伊兰·迪朗·科昂 / 安娜·穆格拉利斯 洛兰特·道驰

  刘海平:她的情感非常热烈，会让我们留下对很深的印象，但是这些事情都只是她人生中的一些片段，这些片段不能被用来作为一个整体去评价波伏瓦。而且我觉得，我们从来不会说男性的哲学家或者作家“恋爱脑”，即使他确实是那样，可能也只会被说成“为美人而折腰”之类的。而当我们用“恋爱脑”来形容女性的时候，它就是直接作为一种非常负面的评价出现的。但在我的理解中，人不管是什么性别，他可能就是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间点里为感情非常热烈地活过一次而已。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现在我们把它叫做开放式关系，但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叫做Ménage à Trois，就是一个三角式关系。其实波伏瓦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像萨特一样那么愿意进入这样一个关系，因为萨特他本身毕竟是男性，他没有那么多顾虑，这个是对他来说真的只有好处而几乎没有坏处。

  但是波伏瓦她对自己非常的坦诚，她意识到，虽然一开始她会嫉妒，会吃醋，但是后来当她跟萨特或者某一个男人交往的时候，她也会喜欢上别的男性，她会对自己非常坦诚。反过来，当那个男伴希望波伏瓦能够对他忠诚的时候，她会抗议，她觉得为什么女性就一定要按照社会对你的规定来生活呢，比如你要专一等等。我觉得当波伏瓦发现自己可能就是本能上不想只拥有一段关系，而想要有多种可能性的时候，她能肯定自己的欲望，直面这种欲望，并且找到一种生活方式，让自己的欲望能够走下去，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勇敢了。

  

  而且后来她也会质疑她的那些男伴，比如已婚的马厄，波伏瓦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情人而已，但是他反过来要求波伏瓦必须只有他一个情人，波伏瓦对此就非常不满意。

  是的，波伏瓦在有些阶段是符合我们现在所讲的“恋爱脑”的，比如她后来跟美国的阿尔格伦在一起的时候，她在身体上，像找到了一个新世界一样，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有很多这样的邂逅，尤其是对她这样一个没有选择一夫一妻的传统婚姻体制的人来说。她也没有说是伤害了谁，可能后来因为她没有公开她和博斯特的关系，伤害了奥尔加，但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她都是带着一个不伤害别人的前提去实践她自己的这些爱情和性方面的欲望的，我们没有必要去批判她。

  王芊霓:另外这本传记还有一个很优越地方，就是这个作者她其实也很懂萨特，是研究萨特的专家，在这本传记里能够看出来她这方面的研究经历。

  刘海平:还有她运用了一些新的材料。在这本书一开始，还有这部书做宣传的时候都提到了，作者挖到了波伏瓦跟克罗德·朗兹曼的书信，我觉得这一部分资料的重要性在于，终于可以证明萨特对于波伏瓦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在法语中， Vous这个称呼是带有一点距离感的敬称，而Tu，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波伏瓦只有对朗兹曼用了Tu。在波伏瓦最后写给萨特的《告别的仪式》那本书里，所有她对萨特的称呼在中文翻译的时候都译成了“您”，我没有看法语原文，但我估计用的都是Vous。作者也提到，其实有很多新材料，几乎全都是法语的，还没有英文译本，所以研究者对它们的关注还不够多。因此作者拿到了这部分资料之后就赶紧写了这个传记，

  她也是想进一步证明萨特在波伏瓦的人生中没有那么重要。

  波伏瓦“厌女”吗？

  王芊霓:朗兹曼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导演。萨特去世之后，波伏瓦有段时间情绪很低落，但是当时朗兹曼正在拍电影《浩劫》，所以他就一直让波伏瓦去看他剪片子，想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波伏瓦渡过难关。从这件事也能感受到，朗兹曼对于波伏瓦来讲，也是一个可以在她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来支持她的人，应该是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刚才讲到这本书澄清了一点，证明了萨特在波伏瓦的人生中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觉得萨特很重要，觉得波伏瓦是依附于萨特的人还是很多的。你觉得大家对波伏瓦还有什么比较普遍的误解？

  刘海平:还有一个也让我很惊讶，就是这部传记认为，关于《存在与虚无》这本书的想法其实是波伏瓦先产生的，而这本书几乎可以说是萨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让他举世闻名的作品

  王芊霓:就是关于由内而外的审视和由外而内的审视，这组很重要的概念。

  刘海平:对，当然了现在我们不能轻易地谈到抄袭，不能讲那么夸张，但是确实有一段时间，因为萨特特别忙，甚至有波伏瓦直接帮他写文章的情况，但是发表的时候署的是萨特的名字。而且我觉得萨特多多少少有一些追名逐利的渴望，他非常想红，红了之后他就开始想要搞政治，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想要建立自己声望的那种男性。而波伏瓦好像没有那么在乎名声，她整个一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她甚至想要拒绝像“哲学家”这样一些比较大的头衔。事实上，这本书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下结论，我觉得这也是这个作者做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她展现了这些事情、这些人物关系或者人物心境本来该有的那种复杂性，而没有简单地做任何盖棺定论。比如说关于《存在于虚无》的观点就是波伏瓦先提出的，只是后来由萨特发出来了等等。

  王芊霓:或者至少是在他们的对话中产生的，他们两个可能都说不清楚到底是誰提出了原创性的观点，因为他们从相识开始就经常进行这种哲学上的谈话。我读了这本传记的感觉是波伏瓦对《存在于虚无》中的理论最终的成型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是第二作者也不为过。

  刘海平:其实传记的作者凯特她也非常羡慕波伏瓦，或者说羡慕萨特，能有这样一个伴侣，在知识的层面、精神的层面，能和他一直对话，这是很难得的。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拥有这样一个伴侣。所以他们俩的创作，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没有办法把他们割裂开。但是之前的误解就是，我们总认为萨特是一个导师一样的人物，居高临下地指点着波伏瓦，给了她很多灵感等等，但实际上他们俩应该是一个紧密结合的，互相给予、互相启发的关系，萨特并不在其中占据主导性。

  王芊霓:对，在知识上、思想上他们其实是平等的，而且是互相激励，互相启发的。再说到爱情，你觉得他们的爱情是真正平等的、相互回馈的吗？这本书其实也给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在波伏瓦写给她后来的情人的公开信中，她曾写到自己和萨特的关系，认为其中真正缺乏的并非性，而是爱情的相互回馈。可是她后来好像又描述过这种相互的爱，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下这个结论呢？

  刘海平:我自己之前对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什么叫做平等而互相回馈的爱情这个话题也非常感兴趣。我首先澄清一点，所谓平等而互相回馈的爱情，我觉得只能是一个理想，是一个可以不断追求但永远也达不到的状态。

  其实在波伏瓦之后，英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社会学家叫Anthony Giddens，他也提出过一个类似的概念，他把它叫做pure love。我是觉得这个概念只能是被当做一个理想状态，因为它的实现不仅需要关系双方的互动和努力，而且需要改变整个社会的宏观结构，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变性别观念。如果做不到宏观上的改变，只是通过双方的努力，试图以微小的个体去对抗宏观结构性的问题的话，这是很难实现的。

  所以我觉得波伏瓦和萨特已经是非常好的榜样了，他们在用个体的努力去对抗结构的不平等，去追求一种平等而互相回馈的关系。但同时我觉得他们俩之间并没有实现波伏瓦想要的那种互相回馈，尤其是在性方面。还有就是，波伏瓦讲到过很多次，她其实是一个情绪很强烈的人，她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聆听并回应她的这些情绪，但萨特做不到。这个做不到，不是说他意愿上不愿意，而是他可能就没有耳朵去听这方面的情绪。

  王芊霓:萨特也没有能力去听，书里也写到他没有倾听和接纳感受的能力。

  刘海平:对，所以这直接造成了他们的“不合适”，波伏瓦有那么细腻，那么强烈的情绪，而萨特对此嗤之以鼻，他觉得她不应该有这些情绪，或者说你这些情绪应该用来做哲学创作。我非常能理解这种感觉，男性常常存在这种对于情绪的歧视，认为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所以我当时读到那些段落的时候，特别能理解波伏瓦内心的痛苦。在知识层面上，精神层面上，哲学层面上，他们是很好的对话伙伴，然而在感情上，我觉得他们的爱情很可能在青年阶段就已经结束了，后面就是一个人生伴侣，并没有太多的爱情。

  

  波伏瓦与萨特合葬处，法国巴黎蒙帕纳斯公墓。

  王芊霓:有一些声音指责波伏瓦自己也有厌女倾向，他们的论据是说波伏瓦曾经公开讲说我不是哲学家，然后这些人认为你贬低了你自己，你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代表，本身也有厌女的倾向。这本书里也澄清了这一点。

  刘海平:关于这个问题书中其实讲了很多，就是波伏瓦对于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名声比萨特大的人是很有顾虑的。因为她强调过，女性的性吸引力和你在智识上取得的成就是相冲突的。所以我觉得她可能是不想为了名声而丧失掉个人生活里的女性魅力。

  所以我感觉传记作者的意思是，波伏瓦说自己不是哲学家，这可能只是她的一个策略而已。

  她在世的时候，并不想为了名声而牺牲掉她个人生活里的那些部分，所以她低调的表述可能有一定自我保护的意味。然后关于厌女症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波伏瓦来讲，她自己也有写到过，在小时候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性别给自己造成过什么困扰。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她作为家里的长女，是更受父母偏爱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学校里面她一直都跟男同学一样优秀，甚至比男同学更优秀。比如她和萨特参加的那场考试，萨特是第二次考，而她还比萨特小三岁，但真实的结果据说是萨特第二，波伏瓦第一，只是考试评委会觉得不能给女性第一，就把他俩的名字反了一下。

  我可以理解波伏瓦说的，她自己虽然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但至少是衣食无忧的，然后从小到大读的学校又很好，在里面从来没有受到过歧视，甚至还非常优秀，所以她没有体会过太多女性性别带来的劣势。因此我觉得对于她这样一个没有体验过普罗大众女性生活经验的人来讲，你没有办法说她厌女不厌女。

  王芊霓:她很同情好朋友扎扎的经历，这应该是她写《第二性》的个人经验的来源，也是她开始思考女性境况的契机。另外你刚才提到那句话也是我在这本书里特别喜欢的，就是女性如果追求自己的成就，就很可能会失去对男性的魅力，她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把这个话讲得很透了。她是这么写的：“职业女性往往会感到不如其他女性，因为觉得自己缺少魅力，不够敏感，也就是说缺乏女性气质。相比之下，男人从来无须为了男性气质而牺牲自己的成功，也不必为了感到自在而放弃个人成就，男性的职业成功从来不会造成个人的损失，只有女性受到这种矛盾的折腾，折磨，她们要么得放弃部分个性，要么得放弃吸引男性的魅力，但为什么获得成功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刘海平:《锵锵行天下》里许子东讲到，做父亲和你做一个成功的男人完全是一脉相承，互相不冲突的。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你多半已经是半个成功的父亲，但做一个成功的母亲和做一个事业有成的女人是完全冲突的。往往越是成功的女性，越是失败的妈妈，你如果是一个好妈妈，你就很难成为一个事业成功女人，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已经限制了女性。所以我觉得波伏瓦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当他们两个因为工作而异地的时候，萨特其实提出了不如结婚，因为按照国家的政策，这样他们就会被分配在距离相近的学校。但波伏瓦觉得婚姻会加重一个人在道德上的义务，而且后来她说如果她生孩子，她的事业是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成就的，所以我觉得她非常明确，相对于个人生活，她更想要在事业上，或者说哲学上有所建树。

  王芊霓:你刚才说的双输的境地，在273页，波伏瓦指出在一个把女性他者化的社会里，男性处于有利地位，不仅仅因为他们所获取的利益，还因为男性内在的感受，从童年开始，他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追求和享受自己的事业，从来不会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想追求的事业会和自己作为情人、丈夫以及父亲的幸福相冲突，他们的成功从来不会降低他们被爱的可能。但对于女性来说，为了女性气质，她就必须放弃波伏瓦所说的主体性，即她不能拥有对自己生活的理想愿景，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追求自己想要成就的事业，因为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没有女性气质的，这就把女性置于一个双输的境地，做自己就意味着变得不值得被爱。而如果想要获得爱，就得放弃自我。萨特曾写道，作为人类我们注定要获得自由。而波伏瓦在此写道，作为女性，我们注定要感到分裂，注定得成为分裂的主体。我当时就觉得这一部分写得太好了。

  

  1955年两人到访北京

  刘海平: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看一下《第二性》后半部分，即 “生活的体验”那一部分。第一部分比较艰深难懂，当然更好的是直接看英文的译本，甚至是法语的原著。

  波伏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在波伏瓦那个年代，除了她以外还有好多法国的哲学家、思想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抱有好奇心和好感，尤其波伏瓦和萨特是来过中国之后。波伏瓦的《长征》（The Long March）取材于她对1955年去中国旅行的反思；这次旅行让她重新思考，“我眼中的中国广大群众打破了我对西方世界的整体看法；那时，远东、印度、非洲长期缺乏食物，这才是世界的真相，我们西方人的舒适仅仅是一种有限的特权。”波伏瓦希望她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以及对话能让其他人看到中国人正在“努力建设一个人类世界”。

  王芊霓:对，到后期萨特也是变成了一个毛主义者，他们从中国回去之后，好像写的文章还在法国受到了反共分子的强烈抗议，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亲近，可能也影响了他们对女权主义的一些看法。

  刘海平: 是的，这个传记更想要尽量全面地去呈现波伏瓦的一生，从她的童年一直写到她的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