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这本书以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前后的史事和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展开叙述。

全书按照几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如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分为七个章节，在人物的叙述之间穿插着或大如抗击倭寇，或小如妃嫔斗争的历史事件。作者研究的明史，并不只拘泥于大事件和热点，而是捕捉到万历年间表面虽似末端小节，实则为后世历史的发展埋下重要于伏笔的事件。在作者的眼中，这些事件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均是历史的重点。作者在全书中表达着对明史深刻的思考与分析，他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自 序

第一章 万历皇帝

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参考书目附录一

《神宗实录》一

《神宗实录》二

附录二 1619年的辽东战役

附：黄仁宇手绘图

附录三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附录四 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三数事

附录五 万历皇帝：长期荒废政事与消极对抗

附录六 陶希圣读后记——君主集权制之末路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退伍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万历十五年（最新增订本）在线购买

第一章：万历皇帝

P5 贵妃郑氏和王氏之争——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 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了整个帝国。

6 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和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

7 1498年，当时在为的弘治皇帝几乎用央求的口气央求大学士同意免朝一日，因为当夜皇宫失火，皇帝彻夜未眠，神思恍惚。[明朝前期，皇权并没有达到顶峰，或者，难道说，到了明朝，皇权正式开始“符号化”？]

8 正德皇帝，个性极强。

嘉靖皇帝，前二十年算得上尽职，后来专心于修坛炼丹。在位达四十五年之久，仅次于万历。

9 万历登基之时，高贵的仪表。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早熟的君主。

年幼的万历——尊敬的人只有两个：张居正和冯保（宦官）。

13 从本朝创业之君开始，就形成了如下观念，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需要有专门的皇室庄园的收入，以供宫廷开支之用。宫廷所需的物品，来自全国税收中划出来的一大部分实物。皇家的开支可以不受限制，官员们却只能在极度节俭的原则下生活[明朝官员俸禄最低，但贪官最多。]，更不必说宦官宫女。所以，本朝的官员、宦官的法定薪给都十分微薄。

宦官的收入——掌管皇家的各个仓库（质量检验）——贿赂——使得劣质物品变成优质——损害最大的就是京军。

16 张居正在人事任免之中起着决定作用。

本朝有一个习惯，以气节自许的大臣，如果遭到议论攻击，在皇帝正式表明态度之前，自己应该请求解职归田，以示决不模棱两可，尸位素餐。

17 本朝的君主制度与历朝有一点不同。以前各个王朝，凡君主年幼，必定有他的叔父、堂兄这样的人物代为摄政，而这恰恰为本朝所不能容许。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这是贯彻明朝始终的制度？还是只在开朝时候？　]。之国就是就藩，其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闳大的王...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即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分无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眈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 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然则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隶巡抚任内，就曾命令把高利贷典当而当死的田产物归原主，因而形成了一个引起全国注意的争端。

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仕途，开始被委任为福建一个县的儒学教授，任期4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他已经45岁。

这淳安县，乃是往来三省的孔道。交通发达，本县人民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国时所订立的财政制度，政府中的预算并无旅费一项，全国1040个驿站，名义上由兵部掌管，实际上一切费用，即过境官员本人及其随从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该地方负责。兵部只发给旅行人员一纸勘合：驿站所在之处，即须按照规定供应。七品官海瑞的声名开始为人所知，就是因为他能够严厉而巧妙地拒绝了官员滥用这种权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负担。

这一段故事说，当日以文官而出任总督的胡宗宪，兼负防御倭寇的职责，居官风厉，境内的官民...

书籍介绍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这本书以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前后的史事和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展开叙述。

全书按照几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如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分为七个章节，在人物的叙述之间穿插着或大如抗击倭寇，或小如妃嫔斗争的历史事件。作者研究的明史，并不只拘泥于大事件和热点，而是捕捉到万历年间表面虽似末端小节，实则为后世历史的发展埋下重要于伏笔的事件。在作者的眼中，这些事件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均是历史的重点。作者在全书中表达着对明史深刻的思考与分析，他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 作者：just another 发布时间：2015-12-08 10:20:12

  在年底每日的奔波和纷争中读完这本，今夕何夕。

• 作者：Naomi 发布时间：2017-08-08 14:38:52

  第一次正儿八经看历史，高考那年学的历史一定是假的。才疏学浅，此处就不留感想了。

• 作者：三三黔首 发布时间：2017-09-21 16:04:00

  再读一遍看看

• 作者：Leader 发布时间：2017-03-07 09:38:02

  久闻大名，今日有幸读完，这本书不是读一遍可以完全理解的，起码要读三遍以上。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教科书。相比较而言，我们小时候的历史教科书，不是教科书，而是洗脑术，里面讲的不是历史，而是狗屎。

• 作者：馅充 发布时间：2014-10-16 21:44:25

  这个封面好难看。。我当年还特别喜欢买这个系列的【愚蠢。 对了当年看的时候，姑妈说你在看这个啊“主角是叫XXX吧”……姑妈说的完全正确，只是我现在忘记了……卧槽好丢脸。。保尔柯察金！

• 作者：大脸猫 发布时间：2019-04-10 12:03:44

  黄博士学术研究之作，史学知识密度高，提供了解明史区别与《明朝那些事儿》的学术视角，学究气重。中国古代有多少个如万历十五年一般平淡无奇的年月，可我们用道德代替法律，用传统遏制创新，用阶级禁锢思想，终究在四书五经和阳奉阴违中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发展的历史机遇，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 从《万历十五年》探究大明王朝衰败的症结

  作者：艾文 发布时间：2017-10-14 11:29:34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黄仁宇老师自完成英文版《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四十年来，得到众多读者的广泛认可，拜读此书以冀从中学习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和“从技术角度看历史的主张”；二是今年演绎官场政治生态的反腐热播剧《人民的名义》由于情节需要，角色汉东省政法委书记高玉良经常引用书中内容，它可以帮助观众深入体会剧中深意。

  　　初读此书之前，我试图从中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万历十五年作为大明王朝衰败进程中的一个时间节点，从帝王到臣民，谁该对这一段具有转折性的历史负责？

  一、万历皇帝：强权意志与封建礼制博弈下的失败承担者

  　　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慈圣太后和张居正大学士对万历幼时的学习要求极度严格，在经书、书法、历史方面尤甚，目的在于教导小皇帝“敬天法祖”。万历十岁时曾书写“责难陈善”赐予老师申时行，鼓励督促老师向他“规劝过失，提出益言”。即使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仍主动研读祖宗实录和新出版的各类书籍，足以说明好学、自律、自省的觉悟在幼时已根植帝王心底。

  　　当时万历的外祖父、武清伯李伟分管军服采购，以劣充好中饱私囊，万历皇帝和慈圣皇后接到举报后当即表示无论亲疏均要按国法处置，李伟被在宫门外当众申饬，张居正以此为契机撤换相关官员，整治纳贿行为，这件史事可以证明万历对整肃官僚风纪的决心。

  　　万历十七岁夜宴醉酒，难为宫女现场歌唱新曲并剪发调戏，责打求情随从，上演闹剧，太后和首辅严惩相关人员，责戒万历整改。此外，邹元标敢于进谏“欲人勿闻，莫若勿为”指出皇帝的不足，虽然未必出于大公之心，但至少说明这种直达圣听的渠道是畅通的。由此可见，当时已有一套机制在监管帝王的越轨行为。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帝王虽然是权力象征，但不表示他可以将个人意志绝对凌驾于封建礼制之上。当万历想要首先册封皇三子的母亲淑妃郑氏为皇贵妃时，给事中当即上疏异议认为此举有违礼制，相争甚烈，最终不了了之。而郑氏虽深得万历心悦，至死也未能和皇帝葬在一起。万历试图废长立幼，定皇三子代皇长子为太子时，文官集团同样认为其有违礼制予以坚决反对。帝王与臣僚之间的这种争议，实际上可以看作封建制度与强权意志之间的博弈。

  　　物有两极，万历后来的“无为而治”不应被看作是纯粹的懒政，他是用自己的选择性消极怠工向文臣集团和固化礼制示威对抗。他贵为天子，习字、练兵、立储、出巡均受到制肘，自然愤懑，这些行为虽不及“卫懿好鹤，鲁隐观鱼”，无法贯彻只是因为它不合于礼仪法制。

  　　事实上，万历年间内外形势已经日趋复杂，杨应龙西南叛变，哱拜宁夏造反，日本侵占朝鲜，努尔哈赤起兵。此外，文官集团走向分裂，皇帝举步维艰被迫消极怠工，东林党争随即出现。再者，财政制度和官员俸禄机制的缺陷，导致秉公办事成为一席空谈。如果将大明王朝的衰落归咎于万历一身，当然有失公允。

  二、大学士张居正：强势干预行政的文官集团代表

  　　明朝是典型的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万历执政第一个十年能够巩固统治并且改善政局颓势，得益于张居正大学士的倾力攘助。大学士相当于供职于文渊阁中的文书，后来演变成了秘书兼顾问。对于张居正有一个评价，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是高级臣僚的一种可贵品质，言辞精炼，直抵要害。

  　　首辅张居正对皇权威严的维护坚定不移，当新皇帝威信受到元老高拱的挑衅时，曾铁腕出手果断将其褫官囿居，显然与巩固的封建礼制站在同一条阵线。不可否认，这可能也与他肃清异己的政治考虑有关。此外，张居正曾对早朝仪式进行更改，一旬之中仅逢三六九早朝，精简过场仪式，腾出的时间皇帝可以读圣贤，臣僚可以理政务，应该是最早的关于精简会议的雏形，甚至在当下都与一些冗赘拖沓的文风会风和溜须拍马的下流风气形成鲜明对比。

  　　张居正试图推行“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改革赋税，整理财政，加强行政效率，本意在于富国强兵，这是他的公心。但是，整饬税制引起官僚抵触并转嫁为农民负担，当无法有效在大范围考评遴选优秀人才时任命亲信，这些都为日后悲惨结局埋下隐患。他曾自称“如入火聚，得清凉门”，显然已料到改革之阻力。可惜的是，这种制度痼疾已经病入膏肓，留给大明帝国改良崛起的时间已经余日不多。

  　　身为内阁首辅位高权重，张居正权倾一时显得有些恃才自傲不合群，个人意志和影响力明显体现在政务处理中，提拔亲信的同时排挤打压异己，比如高拱、汪道昆等，在他眼里看来只因“芝兰当路，不得不锄”就可以解释，由于压制和得罪不少臣僚，所以死后不足半年危机爆发，反张派形成有力阵线。张居正对其它文官要求节俭苛刻，自身却无法以身作则，在京城置办豪宅、纵容亲属敛财济私；四子有三人高中进士，其中两人供职于翰林院，难免让反张派落下口实。这种律人不律己的行为自然无法使人信服，包括万历皇帝。

  　　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对立于大部分文官集团，朝局必然引起震动。张居正死后，高拱撰写的《病榻遗言》揭露了他的用心，宦官集团中以冯保为典型的司礼太监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对皇帝决策影响明显，这也为破坏皇权埋下了隐患，王大臣事件更是触犯了皇帝威严，成为张居正案件的导火索。万历觉得昔日恩师不过是一个假借维护皇权的幌子来玩弄权术的高级政客，最终下令对张居正褫衔抄家清算，定罪“污蔑亲藩，专权乱政”。张居正事件使年轻的万历似乎陷入了纠结与困惑，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励精图治换来的是官僚的腐化堕落和纲纪松弛。

  三、首辅申时行：面临“阴阳调和”两难困境的高级官僚

  　　申时行与张居正的行政风格迥异，源于他深刻认识到“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这可能也是他在张居正风波后之所以愈加淡定的原因。王世贞评价他“蕴藉不立崖异”，更有甚者称其“首鼠两端”。

  　　于我看来，申时行是一个政治上的中庸主义者，他既承认妥协于现实，又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但是从他坚决辞谢太师职衔和伯爵俸禄可以看出，至少他对功名没有那么贪婪。彼时的文官制度看似因循守旧，实际上已经由于利益捆绑难以撼动，前续财税制度的改革难以推进，就是因为它试图打破这种固化的病态平衡。申时行对文官集团采用了“恕道”的理念，“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既稳定了动荡政局，也使自己站稳了脚跟。

  　　这一时期文官集团站队抱团的风气日渐嚣张，通过乡谊、年谊、姻谊和其它关系捆绑起来的直接利益冲突趋于明显，皇帝对重大案件和人事任命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文官集团间权力博弈甚至互相抨击的结果。这种温和恕道待人的思路，与张居正强势整饬纪律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两种理政思路和以个人性格好恶为前提的执政理念奏效均难以持久，其症结可能在于：制度能否连续、能否因时而变。至于申时行的历史评价，具体到事务则是有争议的，比如万历年间的立储问题、后来努尔哈赤部落的崛起。

  四、海瑞与戚继光：法制建设与军事改革的举步维艰

  　　海瑞是明朝有名的清官，关于他的清廉，历史上曾有这样的评价：官至二品，死时十余两存银，不够殓葬之资。值得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思考的是，他虽然被人仰慕，为何却少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做事？他的清正廉洁、执法不阿、敢于诤谏，在当时如何推广是一大难题，道德榜样的力量毕竟不如健全完善的制度约束。

  　　事实上，纪检监察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当时的“风宪官”，官袍上绣“獬豸”—这是传说中一种能辨善恶、袭坏人的猛兽，其寓意不言而喻。都察院的言官可以弹劾皇帝，批判小吏，监督范围非常广泛。建立伦理道德体系，有助于倡导共同的价值认同，维护官员阵线统一和皇权尊严。但是，私心和公心必然长期共存，有人善于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缘攫取灰色收入，有人私心沉重搜刮自肥，有人自律自省严守道德戒律。道德伦理与私心贪欲共存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监督官僚行为，单纯依靠道德体系已经难以奏效。

  　　据说，海瑞的刚直不阿与母亲的教育有直接关系，而这种刚直不阿带有偏执色彩或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对化解社会顽疾固症的动机绝对纯洁，但在解决土地所有制和高利贷等难题时更多的是依赖个人意志和现有道德，这种强势执法的行为难免不对症，或者治标不治本。海瑞当时显然没有理解，个人意志上的鼎力支撑显然无法解决制度上的腐朽短板。究其细节，是忽视了币制、赋役、法律等制度因素，而这种宏观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必然依赖缜密完善的顶层规划和自上而下的鼎力推行。遗憾的是，当时的制度未能针对商业萌芽的出现适时调整。对于明朝当时的社会治理，如果缺乏健全得力的制度，单纯依靠个别圣贤、依靠严刑重典、依靠道德伦常，奏效均非常有限。

  　　戚继光作为明朝军事领域的典型，最初源于他在平定倭寇上建立的显著功勋，因而受到谭纶和张居正等人的大力赏识。面对军事领域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他试图在蓟州开始革新军队训练、作战、补给模式的尝试，最终受限于当时的利益牵扯，不了了之。既然得益于张居正的提携支持，那么当张居正被清算时，戚继光的下台在当时也就不难解释。

  　　史学家不愿对戚继光的其它历史做评价，因为我们打心底里都有崇尚英雄、塑造榜样的美好夙愿。失败的教训需要人们省悟，自下而上的只能称之为改良，自上而下的才能称之为改革。让人遗憾和痛惜的是，此后三十年，努尔哈赤的建州铁蹄就向大明王朝证明，腐朽松弛的军备如果依然没有成体系成建制的改革，就无法担负起抵御外侮的责任，则必然在战役中不堪一击，成为重创没落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五、李贽：试图冲破心灵桎梏束缚的前卫思想家

  　　李贽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他主张个性解放、正视人欲，反对封建礼教，与当时程朱理学的主流核心价值思想具有明显不同，对其具有坚定的批判性和冲击性。明朝理学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泛化和发展，属于传统精神信仰。“存天理，灭人欲”是统治阶级在重农抑商环境下推崇的“以儒治天下”的思想认识基础，李贽的思想尽管在当时可能尚未形成具有一定气候影响的流派，但这在当时已经被看作异类，已属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然不受统治阶层推崇，也难以为普罗大众接受，因此被冠以“惑世诬民”的罪名。李贽为自己的著作取名《焚书》和《藏书》，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自身思想过于另类和超前，无法为大明政府所容忍。

  　　在当时推崇“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制度下，思想领域想要突破这种禁锢实现个性解放正视人欲，实属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历史局限性造就的必然。悲哀的是，他虽然信奉佛学和王阳明心学，但思想偏向主观唯心主义，反对客观唯心主义，所以内心难逃迷茫。“七十老翁何所求”，他宁可选择剃刀自刎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向传统思想信仰妥协，足见他对内心的尊崇程度，说其是笃定也罢固执也罢。

  六、最终的思考：谁该为大明王朝的衰落负责

  　　黄仁宇老先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军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都无法扭转时局”。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成为那个腐朽制度的牺牲品。大明历史步入万历年间，纵使再有“重华大孝，武穆精忠”之类的贤君良将，也难扭转历史滚滚前进的车轮。

  　　之所以说大明王朝的颓势在万历年间已经显现，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明显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不相适应，而想要打破这种腐朽制度造成的僵局，紧靠一己之力和个人勇气明显不够。大明王朝衰败的症结，非一日之败笔，非一人之罪责，而是制度积弊造成的。当社会诟病和制度缺陷益深，再想扭转时局则为时晚矣，仅凭个人意志难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沿袭旧制固步自封，还是鼎新革弊改革图强，可能是明朝由盛至衰过程中未曾及时察觉、妥善权衡、有力处置的关键问题。

• 1587——这无关紧要的一年，悲剧揭开了序幕

  作者：spencer 发布时间：2007-09-29 11:50:56

  　　读完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意料之外，我以为这是一本关于“巧合”的书，我以为作者想要用这一年中发生的众多看似无关的事情，来共同描绘出同一个未来，那就是明朝——这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衰落。可是看完这本书，我发现这是一本关于“必然”的书，或者说这是一本关于“宿命”的书，种种的迹象表明，明朝的败亡已经无可避免，但是在1587年前后，历史给予了万历皇帝和他的朝臣们，给予了这个曾经伟大而现今臃肿的帝国几个最后的机会，如果抓住了这些机会，虽不一定能让明朝起死回生，但至少可以稍行改革，苟延残喘个百年吧。

  　　遗憾的是，本书的英文版标题翻译过来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标题，读此书之前看上去普普通通，读此书之后看上去就很是心酸，这一年，始终是无关紧要的，这一年，始终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一年，明帝国就继续在衰落的宿命中越滑越快，错过了它振兴自强的最后时机。

  　　之所以说这本书，黄仁宇写的不是“巧合”而是“必然”，是因为他通过万历十五年前后几个典型人物的命运，告诉了我们，明朝错过16世纪末改革机会的原因，不是官员阳奉阴违腐败无能，不是皇帝怠政懒散昏庸无道，不是首辅拒绝改革无德无能，更不是将军守土无方拘泥成例，而是明朝以“仁”治天下的立国之精神，已经耗尽了生命力，这种单纯以意识形态来约束子民，用道德代替法律的制度，不但将庞大的帝国拽入了深渊，还使16世纪末，万历御宇之下的每一个改革者，都不是身败名裂就是壮志未酬。绝非皇帝坏其身败其名，这实在只是历史的必然，儒家文化和其背后庞大的，遵守“成宪”的文官集团，推动着肥大而效率底下的明朝，走向毫无光明可言的道路，即使是它势若千钧的惯性，也足以碾过每一个想稍稍改变它路线的人。

  　　《万历十五年》中的写到的每一个人，都遭遇到了明帝国所即将遭遇到的悲剧，只不过，这悲剧对他们的人生来说，是终结，而对帝国来说，则是耻辱和血腥、倒退与封闭的序幕。张居正一心重整赋税，丈量全国田地，纵然反对者众，但依他当时的名望和权力，应是可以成功的，但是他却卒于1582年，改革刚刚开始之时，年仅57岁的他抱恨终天；海瑞奉行传统儒家道德，成为全国的典范，但最终没看破官场的阴阳之道，屡任闲职，一身抱负无法施展；李贽继承心学主张，试图改革儒家学说，如成功也可为我中华点亮一丝人性解放的光芒，可惜终是不敌保守的腐老众儒，被捕入狱，自尽而死；万历皇帝本有中兴之愿，但张居正死后被清算，天子家事又被臣下粗暴的干预，眼看死后都不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并肩长眠，早已厌倦在各种典礼上充当木偶的他也终于心灰意冷，怠政三十多年，使明朝再无振兴的可能；戚继光写成《练兵实纪》、《绩效新书》，使明朝终于有了规范的军事训练手册，他更是注意战术上的革新，为帝国提供了军事改革的最好契机，但随着张居正的去世，他也迅速失势，1588年，将星陨落，明朝终于失去了重整军备的最好机会，三十一年后，当八旗军以精锐骑兵冲击明军的侧翼，以寡敌众，斩杀明朝多名将领的时候，曾在蓟州练兵的戚继光，若在天有灵，看着兵败如山倒的明军和即将破碎的山河，不知作何感想。

  　　《万历十五年》告诉读者：一个国家的兴衰，实在与制度有太大关系。一个单纯以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忽视了法制，强调成例，终究只能是止步不前，而这止步不前，连张居正、戚继光这样的人都奈何它不得。在明朝止步不前的时候，白山黑水间崛起了新的力量，终于取而代之。那么，共和国呢？58年前，人民共和国同样以意识形态立国，同样在制度上就缺乏法制和对人自利权力的尊重，而现在，在“盛世”光环笼罩下的它已经现出了疲态，和1587年的情形一样，国家积重难返，由少数人推动的改革已经碰到了坚冰，保守派与新兴官商勾结集团的力量在守卫着他们最后的堡垒，而如果改革不成功，停止进步，就更加是死路一条。

  　　1587年，这大明王朝无关紧要的一年，机会在我们祖先的手中滑过。1618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天，实为讨明檄文；1644年，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在山海关一片石击败李自成军，满清从沈阳迁都北京，开始更加中央集权的统治，熄灭了明末刚刚点亮的手工小工场——也许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火种； 1645年，督师史可法固守扬州不降，城破后清军主帅多铎下令封城，大肆屠杀十日，杀汉人80余万；同年，清军连续屠杀嘉定城三次，方圆数十里内，人烟断绝；1682年，清康熙21年，满清入关后的第48个年头，全国人口统计为1943万人，而明末最后一次的人口统计约为5166万人，由此保守估计，清军入关后中华人口灭绝为60%以上。

  　　清军手中的马刀，砍向了有骨气的汉人，也砍断了中华发展的正常线路，更斩断了汉人曾有的血性与傲气，东方与西方的差距，在清军入关时拉开了，而实际上，明朝的败落，在1587年，就早已揭开了序幕。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写道，他认为中国的第二次大的转型，将在50年内结束，届时中国将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包括实现人民民主的目标，但愿他是对的，无论这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毫无疑问，序幕已经揭开，而我们这一代人，正将面临抉择。

  欢迎光临我的BLOG：

  http://spencersong.blogspo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