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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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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初见秦
存韩
难言
爱臣
主道
有度
二柄
扬权
八奸
十过
孤愤
说难
和氏
奸劫弑臣
亡征
三守
备内
南面
饰邪
解老
喻老
说林上
说林下
观行
安危
守道
用人大体
内储说上七术
内储说下六微
外储说左上
外储说左下
外储说右上
外储说右下
难一
难二
难三
难四
难势
问辩
问田
定法
说疑
诡使
六反
八说
八经
五蠹
显学
忠孝
人主
饬令
心度
制分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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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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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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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赏析：
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於群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目：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群臣。一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日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 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
忠臣无罪却遭遇危难而死
鱣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鱣，利之所在，则忘其恶，皆为孟贲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
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
其它内容：
书籍介绍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之杰作，是我国古代政治学方面的名著，在古代哲学、文学史上也享有盛誉。韩非的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等，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精彩短评：
作者：Pinô 发布时间：2023-01-11 00:18:41
很多思想已经很前卫了 可惜局限性终究是局限性。
作者：文孟先生 发布时间：2024-02-26 22:39:51
经典。
作者：影摄残阳 发布时间：2022-10-20 22:41:48
初中看的，杀伐果断，同时也能明显看到黄老的痕迹
作者：刘教练 发布时间：2016-12-11 12:25:15
伟大的企业
作者：劳谦心 发布时间：2023-02-08 21:58:03
直到今天才看韩非子，感觉太迟了。以前对儒学很感兴趣，但总觉得过于理想主义了，难道所谓的儒者真的个个都如此单纯、愚蠢，现在看了韩非子， 忽然觉得外儒内法并不是一句空话，只是现在我们把儒学从整个传统思想割裂出来了，这反而使得儒学本身被矮化、被漫画化了，里面的人物都好像一个个漫画中的人物一样。不过这本书的翻译真的有很多问题。
作者：写封信给我 发布时间：2022-06-22 01:57:44
战国末期最牛逼的一号理论家，真正的聪明人。
深度书评：
《韩非子》，选摘与感悟
作者：杨梅小雨 发布时间：2019-09-01 11:45:02
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史记》
韩非
是河南新郑人，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著有
《说难》《五蠹》《孤愤》
等名篇。后来他的著作传到秦国，嬴政读后感慨道：“我能见到这个人并且与他交往，就算死了也不遗憾了。”《韩非子》共计十余万言，文章多用寓言典故，夹叙夹议，笔锋犀利，锐不可当。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史记》
韩非游学于各国而集法家之大成，结合
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形成了“法”、“术”、“势”为一体的政治思想。
这三者可以说是集权君主治国的法宝，对后世影响很大。若简单理解，可为：“法”是准绳，“术”是手段，“势”是凭借，此所以君治臣也。
本文不展开叙述“法”、“术”、“势”的内涵与外延，仅摘录书中几句今天依然适用的格言警句，以期达到
知“法”不以制人，知“术”不以害人，知“势”不以危人
的目的。
一
事以密成，语以泄败。《说难》
郑国君主郑武公想要讨伐胡国，先把自己闺女嫁给了胡国君主。有一次，郑武公在朝堂之上问策群臣：“我想要打仗的话，打哪个国家好呢？”郑国大夫关其思进言：“胡国可以攻打”。关其思自认为说得很对但没想到却招来了杀身之祸。
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说难》
关其思一定认为自己很冤枉，明明是你想攻打胡国，我说错了吗？他确实没说错，但提前泄露计划就是大错。郑武公用他的牺牲换来了胡国的更加信任，于是：
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说难》
泄密不一定是进言者本身泄密，而是进言者的话触及了君主心中所隐藏着的事，像这样的情况进言者就会身遭危险。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故事，关于君主自身泄密的危害。
堂谿公
问韩国君主韩昭侯：“有千金白玉杯却没有底，有瓦器做的酒杯而有底。若渴了，将用哪一个来喝酒？”韩昭侯回答：“自然用瓦杯。”堂谿公以此劝告韩昭侯：玉杯价值千金，漏而不能装水，将不会有人使用。现在作为君主如果泄露群臣的言论，这就好比没有底的玉杯一样。臣下虽有极高的智慧，也不肯充分献出自己的谋略，因为担心它会被泄露出去。韩昭侯听后，深以为然，于是：
昭侯闻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后，欲发天下之大事，未尝不独寝，恐梦言而使人知其谋也。《外储说右上》
这个保密措施做得好，连梦话都考虑到了。
二
备其所憎，祸在所爱。
按法以治众，众端以参观。《备内》
什么意思呢？ 我们常常防备自己所憎恨的人，但对亲近之人的话不加以考量或判断，反倒被蒙蔽，需要多方面验证一件事，不能轻信。
叔孙豹是鲁国的宰相，宠信一个叫竖牛的年轻侍从。竖牛嫉妒叔孙豹的儿子仲壬，便找机会和仲壬到鲁国国君那里游玩，国君赐给仲壬玉环，仲壬接受了但不敢佩带，让竖牛向父亲请示。竖牛假意传达，竖牛又对叔孙豹说：“您为什么不叫仲壬去见国君？”叔孙豹说：“小孩子哪里够得上见君主。”竖牛又说：“仲壬本来已多次见过君主了。国君赐给他玉环，仲壬已经佩带在身上了。”叔孙豹于是召见仲壬，见他已佩带上玉环，便一怒之下把儿子杀了。
对大儿子孟丙，竖牛采用了同样的套路，叔孙豹给孟丙铸造了一口钟，孟丙不敢敲击而让竖牛去请示，竖牛依然假意传达使叔孙豹把大儿子赶走了，后来竖牛再次挑拨，叔孙豹杀死了自己的大儿子。
叔孙豹病重，竖牛便把他身边的人支走，说：“叔孙豹不愿听到人声。” 把他活活饿死后带走了叔孙家的贵重财物。
这则故事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
，所谓“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制作马车和棺材的都希望生意兴隆，他们的利益追求是不一样的，一个希望人富贵，一个希望人遇灾，并非爱或恨，利益而已。
在生活中不能因为过分的爱憎而失去了理性的判断。
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惠施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给予了解答：
张仪主张用秦、韩和魏征讨齐和楚，惠施主张休兵不战。在朝堂上两个人争论不休，魏王左右的大臣都赞同张仪的主张，没有人给惠施帮腔，于是魏王决定攻打。这件事已经决定，惠施入入宫拜见，魏王说：“先生不要讲了，全国都以为这件事是有利的。”惠施不慌不忙，说了下面一段话：
“不可不察也。夫齐、荆之事也诚利，一国尽以为利，是何智者之众也？攻齐、荆之事诚不可利，一国尽以为利，何愚者之众也？凡谋者，疑也。疑也者，诚疑：以为可者半，以为不可者半。今一国尽以为可，是王亡半也。”
意思是说，攻打如果真的有利，一国之人都认为有利，聪明的人怎么会这么多？如果攻打确实不利，一国之人都认为有利，愚蠢的人怎么这么多？
凡是商议的事，是因为还有怀疑，持赞同意见的人有一半，持反对意见的应该有一半，果然众口一词，那大王就丧失了一半的臣民。惠施揭示了不能“专听”的根本原因，因为人和人的智慧本不相同，众口一词是有悖常理的，必定有人从中作梗。
三
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内储说下六微》
越王勾践攻打吴王夫差，吴国表示谢罪臣服，勾践准备接受他们的投降，这时候范蠡和文种劝告勾践不可以答应，为什么呢？以前上天把越国送给吴国时候，吴国没有接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机会在越国手里，不能掉以轻心。吴国的太宰伯嚭写信给文种，说文种大夫啊，敌国消灭了谋臣还会存在吗？您为什么不放开吴国而让它成为越国的祸患呢？
最终勾践平吴，号称霸王，范蠡也离开朝堂，退隐于山林，走前给好的朋友文种留下一封信：“
越王是长颈鸟嘴，只可以与之共患难，不可以与之共享乐，你为何不离去
”，文种自以为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没有听范蠡的劝告，最终被勾践逼死。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范蠡是如何做的呢？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
鸱夷子皮
，之
陶为
朱公
。……十九年之中
三致千金
……故言富者皆称
陶朱公
。《史记-货殖列传》
道理容易明白，但实践起来却很困难，范蠡的做法值得深思。为什么古人会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敌灭臣亡”的感慨呢？不知大家是否留意，这里的“弓”和“狗”都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臣对于君也一样，当目的达到了，工具自然没有用处。
使自己不成为工具，就要不拖身于外物，知进退，懂取舍，方能斡旋于宇宙。
（何其之难，多少智士的结局让人叹息……）
四
治无小而乱无大。《内储说上七术》
有个在卫国犯了罪正在服劳役的囚犯跑到了魏国，趁机给魏襄王的王后治病，卫嗣君派人用五十金把这个罪犯买回来，去了五次魏襄王都不同意，于是卫嗣君就打算用左氏城邑去交换。左右的大臣都劝谏，用一座城换一个罪犯，这样值吗？卫嗣君说出了自己的道理：
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
意思是，
治理国家没有小事，祸乱也不是从大的事情开始的
。法令不确立而惩罚不坚决，有十座左氏城邑又有什么好处呢；建立了法令而惩罚坚决，即使失掉了十座左氏城邑也没有什么伤害。这话传到了魏襄王的耳朵里，魏襄王一听，国君决心治理自己的国家而我不听从，这不吉利，
派人把罪犯送了回去
。
五
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儒家推崇“仁治”、“礼治”的思想，尊崇贤者，比如尧舜；
韩非则认为寄托于贤者是不靠谱的，尧舜和桀纣都是极端的例子，大部分人都没有那么贤能或暴虐，要治理好天下还是需要完备的法律和制度
，把框架设定好了，人的“资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来模拟几个对话：
历山脚下有农民互相侵占田地，舜去了一年之后，不再有争端；在黄河边上的渔夫又因为争夺高地有矛盾，舜去了一年后，人们都礼让长者；东方部族制作陶器粗糙，舜去了一年之后，陶器十分坚固。孔子于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
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辩难》
孔子认为这就是圣人的伟大啊，
韩非从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对儒家的道说提出了反驳。
韩非：敢问，舜在做这样好事的时候，尧在哪里呢？
儒者：尧在做天子。
韩非：哦，既然这样，那孔子又如何说尧是圣人呢？
儒者：？？？（黑人问号脸）
韩非：尧是天子，在君位就要明察一切，如果打渔和耕田都有问题，那就是尧有过失。
赞扬舜的贤德，就会否定尧的明察；赞扬尧的圣明，就会否定舜的德化。
这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
儒者：这……
韩非：且不说矛盾的问题，舜用三年才去感化三个地方，他的
生命是有限的但世上的问题是无尽
的，如何德化过来呢？
儒者：那你说怎么办？
韩非：当然是采用赏罚了，符合法令规定的赏赐，不符合法令规定的杀头，这样早上命令晚上就能执行，十天之内，天下肃清。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辩难》
韩非把治国比喻为驾车，所谓“势”为马，“术”为马缰绳，“法”为皮鞭，如果没有了“势”就如同抛弃马而徒步行走，怎么能走得快呢？
韩非：你们说尧很贤能，假如他是布衣，能治理好几家人？桀纣暴虐，但有势则可以乱天下。
儒者：你说得不对，同样都是“势”，他们都是天子，为什么尧舜和桀纣不一样？充分说明了贤者的重要。
韩非：不然，就像越地有个人会游泳但中原有个人落水了，能来得及救人吗？贤者千年一遇，大部分都是中人之资，和驾马车一样，如果马良车固，就算驾驶的人一般，也能跑得挺远。
韩非较为激烈地反对了同时代的尊古尚礼之人和游说之士。
他认为孔子是圣人，但门徒只有七十个，说明“仁”太难懂，“义”太难行
；鲁哀公才能不高，但统治国内百姓，大家都服从他，权势和法令是可以治国的，空谈“仁义”没什么用。难不成要求国君都做孔子，百姓都成门徒？ 所以要在没战争的时候鼓励耕作，有战争时候奖励英勇，才能国强民富。
这样务实的思想在战国时候是可以的，但在和平时期，人们真的不需要思想上的给养吗？有待商榷。
六
摘选书中令人开怀一笑的幽默小故事三则，笑中有思考，思考不枯燥。
“夔一足”
（夔：古代神话中的一种怪兽）
鲁哀公问孔子：“为什么大家都说夔有一条腿呢？”
孔子：“夔不是一条腿，而是它狠心残暴，不招人喜欢。虽然这样，它所以能够避免人的伤害，因为它还守信用。
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外储说左下》
此“足”非彼“足”。
“绅之束之”和“举烛”
书曰：“绅之束之。（可译为：反复约束自己）”宋国有个研究这部书的人，用带子把自己重重叠叠地绑起来，路人问“为什么这样？” 宋人说书上言：绅之束之。
郢都有个人给燕国的相国写书信，太晚了，灯火不明亮，便对拿蜡烛的人说：“举烛”说过后在信上错写上“举烛”二字。燕国的相国收到了信后解释说：“‘举烛’的意思，是崇尚光明；崇尚光明，就是要选拔有德才的人加以任用。”还把这意思告诉了燕王，燕王很高兴，便开始任用贤才治理国家。国家治理好了，但“举烛”却并不是信中的本意。
读书过程中，如何把握“咬文嚼字”和“不求甚解”的关系，如何不过度引申又不浮于表面，并不容易。
但前提还是要多读书，小孩子学走路一样，
熟能生巧，把握规律。
结语
嬴政十分欣赏韩非，不惜派兵攻打韩国索要韩非。韩非得仕于秦国，还没取得秦王信任就招来了李斯的嫉妒，李斯和姚贾一起陷害韩非不忠于秦国，是“终为韩不为秦”。秦王起了疑心，把韩非囚禁，最终李斯在监狱中逼他自尽。
太史公认为《说难》和《孤愤》是韩非在秦国遭囚禁时所作，并用以激励自己发愤著书，完成其历史巨著—《史记》的创作。《老子韩非列传》里收录《说难》全文，也足以见司马迁对韩非的痛惜之情，文章后这样感慨道：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史记》
司马迁悲叹韩非，虽写成《说难》，深谙游说之道，善揣人主之意，但终究身陷囹圄被李斯所害，难以逃脱历史所限定的命运。
有人说学习这些有什么用呢，帝国已经灭亡，谋臣也会被害死。笔者认为，历史是人和时代一起造就的。不能仅以结果而论，
时代有时代的发展，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局限性，处身时局里的人物，他们的一些判断和做法可能会对我们今天的行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需要独立思考和自我权衡。
《韩非子》中的权谋之道有一些是积极正面的，比如“诚有功，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治无小而乱无大”等。有一些涉及诡诈之术，阴险狠毒，应该辩证地认识和吸收。
读书，也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去分析，
比如战乱时期与和平年代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完全相同，社会发展理念和规划也不完全相同，不能陷入以现代眼光度量古人的误区。
韩非子 v.s. 老子
作者：狗小白 发布时间：2020-10-12 10:27:32
公众号文章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MKeay6XBFdSGcds3FXfPXQ
这篇在近十年前第一次抄阅《韩非子》的时候就想写，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还是没有动笔；虽然现在也依旧觉得自己水平不济，但先写了再说吧。
这篇的长度也快追上《管子是否宏观经济学第一人》那篇的长度了，从十一假期开始，写的过程卡了很久，今天终于完稿了。目录如下，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来看：
两位大家的生平
老子李聃
老子的形象大家比较熟悉，诸子百家中的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为春秋末年人物，“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等思想也都为人熟知，特别是近些年的仙侠小说/剧的流行，《道德经》中的不少文字又被普及了一遍，小儿摇头晃脑“道可道、非常道”的场景也不少见。
老子曾担任周朝守藏室之史（图书管理员果然都是巨巨），以博学而闻名；也是儒家承认的孔子的老师之一。春秋末年，天下大乱，老子弃官乘青牛西行归隐，路过函谷关，关令尹请著《老子》。
《老子》(又名《道德经》) 一书共计5000字左右，是诸子百家里抄阅起来最不累手的之一，但涉及面却不少：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朴素辩证法对我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无为而治”的“黄老之说”也曾在汉初之际的文景之治中作为执政思想推行，后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下才逐渐走向宗教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佛教battle的佛道之争，同时期，道家经典著作葛洪的
《抱朴子》
也揭示了道家内部派系的争斗，也出现了与儒家争夺统治者亲睐的论述；
“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以智治国，国之贼”又是权术的体现；
修身养性方面，“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
韩非
韩非出身韩国宗室，但未能得到韩王倚重，遂埋头著述，后来投荀子门下“学帝王之术”，与李斯是同门师兄。后来辗转来到秦国，其《存韩》中的政见与李斯不同，秦始皇以为韩非并非为秦谋划，而是为韩国谋划，留而不用。李斯忌惮韩非的才能，毒害之。
相对比老子的受人尊敬，韩非子则与大部分法家人士一样，要么一生悲凉，要么下场凄惨。且法家思想受儒家攻讦，诸如管仲、商鞅、慎到、韩非等人的思想虽对后世影响也颇深，却未能像儒道两家一般受到人们的敬仰。
《经史百家杂钞》中摘录的文章，凡提及法家，年代越早攻讦法家“酷吏苦民”的就越少，贾谊的《过秦论下》就能公正地评价商鞅变法为战时之法，肯定了其在战国时期发挥的作用，但指出一统六国之后应当根据新的形势进行更迭。
再如宋元时期著有我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集大成之作《文献通考》的马端临，对“君子”攻讦商鞅变法的言论斥为“书生之论不可行”，又指出现实：“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
到晚期，法家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已经成了妖魔化的形象，凡提及不骂一骂，都显现不出来读书人的仁义爱民。
以至于到现代也有许多人云亦云者，明明对法家思想不甚了解，却极力攻击法家。譬如某位写的《中国是部金融史》，简直就是“这特么什么鬼！”，攒书攒成这样不嫌丢份么？
法家人物多死于非命，也是后世用来攻击法家的一个观点。鄙人不才，反倒觉得这正说明了法家人物的伟大之处：同旧势力作斗争，从既得利益者手中夺权，动作轻了是改革，动作大了就是革命，固守常规往往于近处无碍，破窗者免不了牺牲。韩非在《孤愤》篇中也阐述了为何能法之士往往下场凄惨：
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发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
如果说先驱者无知无畏，那么已经明白飞翔代价的后继者还依然如此英勇，敢为天下先、用自己的鲜血浇灌理想抱负，正说明了这些“大仁不仁”的法家志士的伟大:
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科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
——《韩非子·问田第四十二》
政治观点的异同
前面说了，《老子》中涉及的内容较广，本文因而只对《老子》和《韩非子》中的政治观点异同进行对比。
政治理想状态
《老子》（唐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本）第八十章描述了一派景象：
小国寡人，是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也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常出现了高考的古文常识中，大约也多为人熟知，是老子描述的世外桃源。
在老子描述的理想国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并不复杂，人口也少，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可满足生活所需，如此简单朴实的生活，记录和交流也可从简，远古时期的结绳记事就已足矣。民众对衣食住行的条件均心满意足，所以也无向外开拓之意。我国如此，他国亦如此，因此要远行的舟楫和保家卫国的士兵也无用。
这种理想国几乎是浪漫的，一场常见的洪涝灾害就能幻灭这美丽的泡沫。但结合传说和神话，沿此出发，发挥想象力构建出蓬莱仙境，再说自然万物皆有灵、又来点丹药法术，无怪乎道家要奉老聃为“太上老君”最高神了。
那么韩非呢？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的《百家争鸣》里说，法家是百家争鸣时期执政最为现实的学派，儒家想恢复周礼，道家的理想更不得了，想要回到远古时期，只有法家是立足现实，顺应历史车轮在大争之世找出一条路来。
在《韩非子》的《奸劫弑臣》篇中，韩非眼中的理想国出现在我们眼前：
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关，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
相比老子的理想国笼了层缥缈蓬莱的仙气，韩非子眼中的理想国则显得更看得见摸得着。但无论是消极避世、还是积极开创未来，归根结底都是古圣人身处由奴隶制走向封建王朝时期，对未来的何去何从所描绘的蓝图。
治国理念及手段
理想有了，那么又该如何实现它？
老子
老子强调“无为”，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认为君主最好的状态是像天地自然那样，无处不在又让百姓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那么究竟如何做到呢？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
然而“道可道，非常道”，这个“莅天下”的“道”究竟要如何解读？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也就是说，老子认为天地有“道”，不需要人去做什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然会“损有余而补不足”，盈亏互换。当正道不再，人间才会崇尚“义”；民众有了各种学说，才巧舌如簧存在奸诈大伪；亲人间不和睦才需要强调慈孝。
那如何才能回归大道？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民弃义，民复慈孝；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同老子缥缈的理想国一样，在追求现世的幸福过程中，老子也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认为天地之中的规律或者说“道”自会发挥它的作用，君主/人类的行为只会加大偏移正道的程度，不如放弃作为，静静等待天地规律运作。
老子大概会在西方古典自由经济学派里找到半个知音：老子颔首，Taoism；西方古典自由经济学派说，“看不见的手”。两者相视而笑。然后西方古典自由经济学派说，社会财富的累积啊。老子抬眼，“余食赘行”，摇摇头，骑上青牛慢悠悠地走了。
“看不见的手”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站出来，随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相争了百年，学术流派一茬一茬地冒：古典自由主义、正统凯恩斯主义、正统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世纪经济周期、新凯恩斯主义、奥地利学派（供给学派）、后凯恩斯主义。
这些学派之间的不同假设、均衡观点、市场调整和政策主张，还是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特别爱考的考点。对此，贴一段韩非的话，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定儒、墨之诚乎？... 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
非愚则诬
也。
——《韩非子·显学》
当然这顿骂，用在宗教正统之争上更合适了。
相比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近代百年之争，中国在“无为之治”和“家长主义”之间几千年前就已经做出了选择。始皇一统六国后，二世而亡，短暂的混战后，汉朝一统天下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舍弃法家的“战时法度”后，老子的“道”作为黄老之术促成了“文景之治”，很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从此也退出了政治舞台。
韩非子
在经济金融领域，有句笑话自由主义的话，“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
这句用在老子的治国之策上，也行得通。
汉初，从纷争伐战的春秋战国而来的百姓需要时间休养生息，统治者的“无为”是给了百姓喘息的时间。但农耕文化下，碰上黄河决提、洪涝灾害，如果没有一个集权强大的国家机器调配资源，百姓靠自己怎么面对这些问题？当然，老子认为“天地以万物为刍狗”，灾害来了也就来了；但帝王们可不这么认为，老子的理想国吸引不了他们，再把宗教色彩都撇清，估计也不太能吸引遍野的饿殍。
但是老子的理想国仍不失为一种理想：在生产力极高、物质精神生活极丰富的情况下，“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倒真的是许多人的追求。虽说人是群居动物，但更多的人际交往是为了生存的目的，如无必要，谁不愿意活得纯粹简单，只与志同道合者同路？
如果如同近现代一般，把理想的实现去划分阶段，那么战国时期儒、墨、法三家的理想，倒可以说成是初级阶段了。
毕竟，韩非子所描绘的理想国似乎与儒墨两家所向往的治世也无甚么大不同。
史说韩非在不受韩王重用期间，埋头案牍，读百家言论，后师从“人性恶”假设的儒家大师荀子，所以《韩非子》著作中也隐约有儒家思想；至于其对老子的尊崇，可以说，老子的朴素辩证法直接融入了其法家思想。
《说疑》篇中的“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出处为《吕氏春秋》中记录的孔子言论。后世大儒们所称颂的尧舜禹汤，在《安危》篇中也被韩非所提及：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法，去之而思。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重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
虽融合了诸子百家思想，但《韩非子》的《定法》篇中，明确自己师从法家，相比申不害的术，尤其继承了商鞅的“法”，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高中的《中国古代史》说，韩非，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那么，集的是什么？
法家学派又分三派，有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伊尹、管仲和商鞅的法。《韩非子》在《难三》中指出《管子·牧民第一》的“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又分别在《难势》篇中指出了慎到仅凭“势”可治国的看法“浅矣”，在《定法》篇中指出“申子未尽于法”，商鞅的法也存在缺漏。
（PS，中华书局的《管子》这句是“言室满室，言堂满堂”）
好家伙，把前人都给批判了一番，连自己的老师都不放过。但法家也没有这种尊重长者的传统：《商君书》的《更法第一》就是朝堂上讽讥老士族；《管子》都被直接叫仲父了，齐桓公不乖乖听话称王称霸、管仲拂袖而去，齐桓公还得可怜兮兮请人回来，这还有谁不敢怼？
韩非，也算学到了精华。
（讪笑.gif)
以上法家人物，既言不相同，如何说都是法家人士？
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
——《韩非子·奸劫弑臣》
那么，既然把长者们都批判了一番，韩非子自己的法家理念又如何？
理念：实用至上
韩非认为，恪守祖宗之法，遵前人之规，是守株待兔的愚蠢行径。无论是学说、法令，都应当因当世情形而定。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韩非子·五蠹》
且韩非认为，一项法令，必然是有利有弊的，立法与否，也应从实用角度出发，利大于弊便应当修立，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
——《韩非子·八说》
看待人臣，也不从世俗的忠义信出发，只分“有用”“无用”，譬如《奸劫弑臣》篇中指出伊尹、管仲、商鞅不顾及世俗之见，只管君王能否成霸王之业，因而有用；而伯夷叔齐这样的名臣，于霸业无益，那就是“无益之臣”，
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以牵于世俗之言...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
——《韩非子·奸劫弑臣》
用不用臣子，也不应考察其私德，只看他是否违法犯禁，
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
——《韩非子·八说》
连百姓也分了“有用”“无用”，《六反》篇指出被世人称赞为“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和任誉之士”的六种人实为“奸伪无益之民”，又有被世人诬为“失计之民、朴陋之民、寡能之民、愚戆之民、怯慑之民、謟谗之民”实为“耕战有益之民”。
韩非子将一切如此划分，并认为这种做法其实是大爱，而仁义实则只是一种小爱。这种大爱犹如《战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里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长远”是一样的，虽看似不近人情，但实则能为天下带来长治久安。
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
——《韩非子·六反》
这样的观点，有人赞同，有人接受无能，其是否合乎公平公正暂且不论，但就这实用主义，可谓几千年前便深刻理解了什么叫做moral vaccum。
（强烈安利英剧
Yes, Minister
, 不过这儿字幕稍有点错误orz）
君王的权柄手段
韩非认为，法令和权术是君王的成就霸业缺一不可的“帝王之具”。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韩非子·定法》
申不害只用术，虽清了吏治，但是韩国七十年都无法称霸，“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商鞅用法不用术，变法强国的好处都被诸如穰侯之属的大臣夺了去。
韩非子认为管子的“言室满室，言堂满堂”只能用于彰显法令，但君王还应依仗术数，而这术数须得暗藏不为人知：
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
——《韩非子·难三》
君王要想称霸成就帝业，法、术缺一不可。
何为“明法”
既然“法”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定义“法”是好的呢？
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
——《韩非子·南面》
怎样的“法”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
——《韩非子·守道》
也就是说，法应当赏罚分明，且力度要大。奖赏要足够诱人，惩罚要足够严厉以使众人不敢犯，同时要足够完备，能够囊括足够多的情形，能尽量不依赖任何执法者的主观判断。
关于“法”的变与固，韩非也都有阐述，前文说“法”应循时而变，在《心度》篇又再次强调，
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但朝令夕改也不行：
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这也不难理解，法既循实用主义考虑利大于弊而立下，那么民众了解熟知此法尚需时日，自然是不能朝令夕改，须得等到此法的弊大于利才予废除。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以刑去刑”“重刑刑轻”的思想，也是后世之人一般较难理解和赞同的地方。关于这点，在《内储说上》、《六反》和《五蠹》、《饬令》篇均有解释；在《制分》篇也解释了为何实行连坐制。
为何用术？何为术？
为何要用术？
因为君王之位权至高、势至大，高处不胜寒，父母、妻儿、近臣、亲戚，都可能趁虚而入，今日爱之，明日他们矜骄；今日远之，今日他们便要怨你。
然而君王依仗治国之人也是这些人，倘若不能治住他们，欺上瞒下壮大自己也只是轻的，重则篡位、身家性命也难保。
什么是“术”？
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稍微说说其中一个，考察臣下的言论。韩非认为，臣子进言，要考察他说的是否有论据支撑，合于事实，别被文采斐然、巧言令色给糊弄过去了。
说到这个，想到一个好玩的历史故事。说有一个皇帝，看臣子给自己的奏章，屁话特别多，看得那个不耐烦啊，把臣子弄来打屁股，这边打完，那边奏章也是看完了，觉得有道理，还是准奏了。后来就颁一法令，不准臣子以后这么上奏章，就改成简洁的。（好像是朱元璋来着）
韩非子如何将老子的思想运用于自己的法家之道
韩非有著《解老》《喻老》，其中《解老》从霸王之道出发，对《老子》中的部分言论作出自己的理解，结合有法家的赏罚有度、公私分明；而《喻老》则是用真实的历史故事来阐明老子的思想。
这也是世人通常认为韩非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运用于自己的法家思想之处。
然而我认为这并非全部，《解老》篇的观感，与我读《论语》的感觉类似，孔夫子看着好似不相干的事情，居然也讲出了一番仁义的道理来；原本为解读老子，但实际阐述的是自己的法家，这并非相似。
但韩非的法家思想，又确实与老子思想是有相似之处的——这就在于，在单纯阐述自己的法家理论，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也融合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和“道”：
《二柄》篇中的“去好去恶，群臣见素”与《老子》第十二章中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相通的。
《奸劫弑臣》篇中的
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邪，而国已治矣”
以及《说疑》中的,
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而虽弋驰骋，撞钟舞女，国犹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虽节俭勤劳，布衣恶食，国犹自亡也。
也是在努力达到《老子》的“无为之为”。
《亡征》篇里列举亡国的征兆，表示，有了亡国征兆并不一定国家立即危亡，还有“强弱相踦”，这合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同时这篇还提到，
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
这个道理与《老子》第六十四章中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是相通的。
《饰邪》篇中的“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和《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也与《老子》第十九章的想法一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观行》篇中“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债短，之谓明主”也显然是从《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中衍化而来。
《五蠹》篇中更是将老子的“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给狠狠贯彻了。
韩非是不是纸上谈兵？
我们知道，韩非一生都没能被君王重用，所以不同于管仲、商鞅等真正实施过自己理念的人，韩非生前只有理论。
当年我的
《商君书》笔记
里表示认为韩非高于商鞅，法家吧里的一个同好阅后评论，商鞅变法强国，韩非口吃，都没斗过李斯，怎么能说是高于商君。
当年看书毕竟不如这次仔细，这种“高于”的感受只是阅读时留下的印迹，如今终于可以找到支持自己想法的证据了。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受害于同门残害的并非韩非一人，孙子膑足缘于庞涓，难道就说明孙子比其它兵家代表人物弱？李斯先是吕不韦门客，再至为始皇所用，在秦国根基深厚，韩非如何能比？再说商鞅入秦之前，也是先在魏国受挫。
这就是形势比人强，不能证明什么，如同韩非所说，
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
——《韩非子·难势》
有人认为，韩非先后得罪了当权的李斯和纵横家姚贾，这从《韩非子》里也能略见一二：《存韩》篇与李斯政见相左，《忠者》篇又将纵横家斥为“虚言非所以成治也”。
但《商君书》中《更法第一》里得罪老一辈当权者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光凭这点，可不能说明韩非“弱”。
再者，韩非的理论真的只留存于纸面，没有得到过实践么？其实不然，
贾谊的《过秦论上》有言，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这也是法家最为后世非议的举措：焚书坑儒。
但其中的“销锋镝”针对的是任侠的墨家。只可惜墨家没能进入政治舞台，不然后世提到法家的罪过怎么把这项给忽略过去了。
后世提及“焚书坑儒”，要么提始皇，要么提李斯。
要知道，李斯留下的文字里最出名的一篇是《谏逐客书》。《古文观止》和曾国藩编撰的《经史百家杂钞》都有收录，头一句就是“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连将执百家之言的客卿们逐出秦国都觉得“过矣”，怎么这位后来反倒开始提倡“焚书坑儒”了？
反倒是《韩非子》的《问辩》、《五蠹》、《显学》、《忠者》篇在反复论证儒、墨、纵横的学说盛行，沽名钓誉、干预法治，更有甚者联合臣子推翻君王统治，论证这些世人赞颂的“士子”对君王的害处，世人倒把“始作俑者”的韩非子给漏过去了。
现实意义
正如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敌意，盛行了千年的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有着刻骨的敌意，愿意好好研究法家思想的人并不多。
数千年间，一些法家、墨家人士首创的思想，被儒家吸收之后，就变成了儒家思想；就像劳动价值论的首创并非写了《国富论》的亚当·斯密，但这不妨碍人们提到劳动价值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亚当·斯密；就像民主原本是苏联的口号，如今人们看到这个字眼，想到的只有灯塔国。
话语权，就是这样重要。
国家的治理要依靠法治而非人治，公私分明是法家思想最为核心的思想，但这个理念自秦朝灭亡，儒家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以仁义为主的人治实施了数千年。
当然，韩非自己都承认的问题，那就是法家反人性，法家思想持有者也更容易被孤立、为人所害。请问，一个如此脆弱、又容易被颠覆的体系要如何稳定？韩非泣血书《说难》、《孤愤》，希望有道之君能够看懂其中道理，推行此理念，要智者去修法，其余只需能实施便可，但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反复论证。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忽然一种情绪涌了上来，好似感受到了韩非子著书时的悲愤之情，哭了半分钟才继续写）
好在，数千年时光流转，古圣人的思想光辉在现世中得到施展发挥。
作为后人，我们果真需要为这些圣人“平反正名”吗？
有段时间，特别是孙皓晖先生的《大秦帝国》系列小说大火的时候，冒出了许多热爱法家思想的人士，许多几乎要一杆子打死儒家。当年我也曾是受这种思想影响过的，但真正看过这些著作之后，倒觉得还是某位说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最是有道理。
再说《大秦帝国》系列虽对法家人物美化过甚，但对于普及法家思想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如处于战国末年的韩非，其思想中已经揉杂了不少儒道思想，中国封建时期的儒生实在也有不少思想中掺杂了法家的内涵。譬如我看苏轼、苏辙两兄弟，苏轼思想中儒家思想更重一些，苏辙则实用主义更重一些。
作为后人，倒真要警惕，那些打着古人的旗号名义的说法，夹杂私货是十之八九。
这些思想的运用，倒也不光是治国上，《韩非子》许多思想和举措，也能运用于现如今的公司治理上，各位也别只着眼于术数，光“公私分明”、“赏罚有度”真正贯彻执行到位了，企业中的大半问题就能逐步解决，说不得都比可能水土不服的MBA管理经验更值得企业管理者去学习、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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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 芮***枫： ( 2025-01-07 06:53: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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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真实打分
故事情节：3分
人物塑造：7分
主题深度：5分
文字风格：7分
语言运用：8分
文笔流畅：5分
思想传递：9分
知识深度：7分
知识广度：3分
实用性：4分
章节划分：8分
结构布局：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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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入胜：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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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感：6分
事实准确性：9分
文化贡献：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