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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港编著的《房地产营销概论(第2版)》以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密切结合房地产市场的特点，以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为主线，着眼于房地产项目的全程营销，逐步推进房地产项目营销的层面，系统阐述了房地产营销中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以及操作实务，同时每章配有大量的思考题和案例分析。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编者充分考虑了营销类、房地产类、建筑类读者的基本需要和专业需要，重视理论性，突出可操作性。本书不仅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房地产营销策划类、建筑类、房地产类、工程管理类专业方向或相关学科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营销策划公司、中介代理公司、建筑企业以及房地产企业相关人员的参考或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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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陈港编著的《房地产营销概论(第2版)》以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密切结合房地产市场的特点，以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为主线，着眼于房地产项目的全程营销，逐步推进房地产项目营销的层面，系统阐述了房地产营销中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以及操作实务，同时每章配有大量的思考题和案例分析。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编者充分考虑了营销类、房地产类、建筑类读者的基本需要和专业需要，重视理论性，突出可操作性。本书不仅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房地产营销策划类、建筑类、房地产类、工程管理类专业方向或相关学科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营销策划公司、中介代理公司、建筑企业以及房地产企业相关人员的参考或培训用书。

• 作者：raDoris 发布时间：2020-12-09 12:41:53

  案例集啊，取长补短～

• 作者：瓷爱 发布时间：2013-03-11 17:14:45

  适合每次换领导后参考

• 作者：粟冰箱 发布时间：2023-06-24 14:05:47

  想到《米格尔街》，但时间跨度更大，人物的点状辐射更强。一条街的历史与众生相，兴衰荣辱，不过弹指。这是世界不起眼的一角，又何尝不是整个世界。原来《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这本小说是以作者的经历为蓝本创作的。

• 作者：Charles 发布时间：2020-07-27 00:03:17

  图书馆借阅，感觉跟之前拍出三部曲拼凑来的，还行.

• 作者：谧月 发布时间：2008-04-03 20:53:29

  小时候闲了没事就看它。

• 作者：[已注销] 发布时间：2009-03-16 02:07:49

  叫他【高雅】。（噗）

• 关于《爱弥儿》的两个结局

  作者：甘蓝 发布时间：2009-08-23 23:08:12

        就1762年出版的五卷本来看，《爱弥儿》是一个喜剧结局：在“我”的悉心教导与指引下，爱弥儿成为一个十分完美的人，找到了天造地设的伴侣苏菲，谈了一场节奏分明过程完整的恋爱，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畅享幸福人生。

      

      但在卢梭死后1783年出版的续篇《爱弥儿和苏菲；或孤独的人》里，他写了另一个色彩迥异的结局。续篇以爱弥儿写给“我”的书信的形式叙事。婚后十年左右，他们的家庭遭受重大打击，苏菲接连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和女儿，变得性情孤僻，郁郁寡欢。为了避免苏菲睹物思人，爱弥儿选择把妻子带到首都去暂居一段时间。然而大城市中朽败糜烂的社会风气玷污了他们原本纯洁的心灵，动摇了夫妻间的亲密感情，结果导致苏菲出轨（有某种暗示表明她其实是被算计的，并非自愿），爱弥儿怒极出走，四处漂泊，又因遇到海盗，被卖身到非洲，成了奴隶。卢梭没有写完续篇，爱弥儿的书信就停在描述他成为阿尔及尔总督奴隶的情节上，但有一位普雷沃斯特教授，曾经听卢梭口述过爱弥儿故事，他从自己的笔记里将这个结局综合概括了出来。最后，爱弥儿来到了一个荒岛，苏菲恰好在岛上的教堂里做修女（荒岛上怎么还有教堂呢？这点不太自然吧）。经历了一番假婚姻的波折后，两人破镜重圆。至于和好之后，他们是留在荒岛上过隐居生活呢，还是回到自己从前的家，这就语焉不详了。

      总之，续篇里充斥着悲惨的因素与沉重的气息，前面整整五卷煞费苦心构建的幸福人生，在短短几十页里就被黑暗冷酷的现实轻而易举地摧毁，简直令人痛心疾首。因此，这个破坏性结局对读者的杀伤力，那是相当地大。爱弥儿和苏菲，卢梭倾注了大量心力来创造这一对理想的人，为什么就舍得让他们瞬间堕落呢？对此，我设想了几种不同的解读。

      第一种，卢梭的自恋情结作祟。天才总是有点自恋情绪的。在前面五卷中，“我”作为卢梭的化身，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教育使命，这是正面的褒扬。而续篇，则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从反面来证明“我”的存在价值。从爱弥儿的信中我们发现，这种种不幸都是在“我”退出爱弥儿的生活之后发生的。爱弥儿也反复强调，如果“我”还在他们身边的话，一定会有办法带他们远离罪恶和痛苦。因为“我”不在，连老天爷也不再保佑他们了。（读着这几段言语，我仿佛看见天空里一张脸自上而下俯瞰着爱弥儿一家，那表情仿佛在说：“没有我，果然不行吧。”）不过这种解读，实在是把卢梭想得太肤浅，所以很快就被我自己推翻了。

      第二种，这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也象征卢梭的教育理想在现实面前的破灭。爱弥儿虽然被“我”教育得非常美好，但以个人微薄的力量，终究难以对抗整个大社会的污浊，在失去了精神导师的庇护之后，在接踵而至的痛苦打击下，社会邪气必然乘隙而入，再纯洁无瑕的心灵也不可避免地沾染灰尘。换言之，在道德败坏、鄙俗无耻的社会大环境下，爱弥儿与苏菲终难独善其身。理想虽美，撞上现实这堵冰冷坚硬的墙，也只有徒呼奈何。如果只看故事情节，不看具体文字，一定会认为这种解读合情合理。

      第三种，是我把现存的续篇认真读完之后得到的感受，卢梭并非借爱弥儿之口悲叹他的教育梦的破灭，恰恰相反，这是一场教育成果的检验与展示，只不过所用的手段比较另类，（所以说，天才是不走寻常路的啊！）最要命的是卢梭还很不负责任地挖了个烂尾大坑（几百年的大坑啊，真正没人补得上了），粗心的读者就很容易误入歧途。

      事实上，续篇除了一开始的悲情倾诉有些消极沮丧之外，大部分篇幅都在努力证明一点，那就是，爱弥儿在应对生活的打击和命运的捉弄时，他所接受的教育是多么有效地挽救了他，又是多么高明地帮助了他！正是由于接受了这种教育，他能够合理地选择宣泄愤怒的途径，理性地反思苏菲和自己的关系，勇敢地承认自己对这桩耻辱事件所应承担的责任，并将自己逐渐从愤怒、怨恨、懊悔、悲痛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也正是由于接受了这种教育，他在四处漂泊的旅途中能够随遇而安，靠自己多种多样的才能获取食物、报酬和人们的尊敬，连海盗都对他另眼看待。哪怕做了奴隶，也丝毫不减他的气度和见识，续篇中断的地方，正写到爱弥儿因表现出众，得到了阿尔及尔总督的赏识，读者分明感觉他似乎已经度过了人生最糟糕的低谷，要开始慢慢走上坡路了。而在这个曲折而不乏痛苦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当年“我”的教育方式所给予他的那些优秀品性与特质。

      到这里，卢梭的写作意图已十分明显，其逻辑也不难理解。爱弥儿说到底是一个通过相对严格地控制变量而培养出来的实验室产物，一旦把他从实验室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让“我”这个精神导师退出他的生活世界之后，他是否能够独立地、不负所托地应对人世的种种艰难叵测？卢梭正是要将爱弥儿置于无情现实和残酷命运的熔炉之中，使其饱受痛苦的煎熬，由此来彰显他内心的坚韧与高贵——那正是“我”的教育的成果。而对爱弥儿这样性情的人而言，功名利禄都不能令他动心，最能给他致命一击的不幸，便只有苏菲的背叛。试想，假如爱弥儿与苏菲连这最险恶最痛楚的一关也都能努力渡过，那么世上还有什么灾难能够妨碍他们的幸福呢？卢梭是将爱弥儿和苏菲作为理想的人来创造的，但他很清楚，理想的人不等于没有人性弱点的人。只要是人，就必然会有人性的弱点，难免会受到外界的诱惑而犯错，更逃脱不掉造化的圈套、命运的陷阱，关键不是犯不犯错，而是犯错之后如何自处。我觉得这才真正是卢梭的深刻之处。

      如此看来，这个表面似乎是如此不和谐的续篇，与前面的煌煌五卷本倒有着一脉相承的紧密联系，它是正篇的补充和深化，姿态甚为奇特，却能发人深省。从续篇已完成的部分来看，卢梭应该会让爱弥儿和苏菲就这个人生最大的难题，完成一份圆满的答卷。可惜他没写完，光有故事梗概，是完全体现不出他的理念的，《爱弥儿》也就令人遗憾地，没能再跃上一个新的思想高度。

      不过，这个遗憾并不妨碍《爱弥儿》成为西方教育史上地位仅次于《理想国》的经典。真的是经典啊！

• 中国泥潭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16-05-23 10:40:43

  人类很奇怪，往往在面对极端复杂纠结的困境时，却愈加要求个人只能做出惟一正确的选择。在异族入侵造成的乱世中，可想会涌现出无数日常所不可能有的特殊情形（这也正是这些年代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一个恪守道德的人几乎无法在这种环境中活下来。然而，长久以来，按我们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八年抗日战争是一场摩尼教式的善恶大决战：入侵者是坏人，抵抗者是好人——抵抗得越坚决越好，任何妥协、合作、甚至即便只是在斗争的态度上比较消极的人，都一律是在帮助敌人。

  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算错。在沦陷区，就算是保护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那些西方人，他们固然堪称英雄乃至圣徒，但在客观上，他们帮助安顿难民也有助于日军统治下的征服秩序，何况如本书所言，在当时的情形下，“顺从日本占领者是帮助中国人的唯一办法”。在战争这种极端复杂的处境中，弱者的选择很少，而且通常都不可能是那种在道德上毫无瑕疵的选择。除了自杀外，唯一能免受谴责的行为是抵抗，然而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古今中外哪一场对抗入侵者的战争中，大部分沦陷区的平民都根本不具有抵抗的手段和技能，而那些抵抗的游击队固然英雄，却也不时会从民间榨取粮食或经费，否则他们也无法生存下去。说实话，如果日寇当时面临的仅仅是抵抗和通敌的两类中国人，那他们的任务倒也轻松多了。

  这种道德化的历史叙述最终会把自己逼到死角，因为它很难解释这样一个现象：既然投敌当汉奸分明是极可耻的事，那为什么还有人这么干？要说他们都道德败坏，但南京沦陷后那个钻营的王承典在通敌的同时却也在庇护难民。如果说他们是为了捞取个人的好处，但关于镇江案例的分析又显示，日伪组织由于经常面临财政枯竭的窘境，出任伪镇江市长的郭志诚甚至连自己的亲弟弟也无法保护，看来又谈不上有多大的好处。这样，如果仍坚持按道德话语来解释，我们就只能放弃对这些历史人物复杂性的把握，而归结为一个简单偷懒的理由：他们都是坏人，而且是愚蠢的坏人。

  卜正民在《沦陷的秩序》中建议，我们不如试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沦陷区建立社会秩序的种种现象。他强调一种深入到历史细节的、去道德化的技术性分析，“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能判断地方头面人物的所作所为，他们有时顺从，有时抵制，一个‘占领政府’是不那么容易接受通常的安抚方式的。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学会质疑想当然的事，并且认识到将抵抗和通敌视为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两极是很少与事实相符的。”

  在分析了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这五个城镇在沦陷初期的经历之后，他意在表明：在当时那种极端的环境下，共谋、竞争、抵抗都是可能存在的，而日军为了给自己的统治以合法性，也不得不谋求打造一个过得去的“外观”，但这又牵涉到“征服成本”的问题——入侵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侵略者当时试图建立的“新秩序”为何会失败：它既缺乏一套能赢得人心的合法性说辞，又无法给合作者带来更多机会和好处，甚至都不足以支付自己发动这场战争的成本，其结果，到后来就越来越依靠强制榨取，而这又进一步激起沦陷区人民更强烈的反感和抵抗意识。

  客观地说，沦陷初期的种种混乱，虽然在后来都被证明成了日本人的棘手问题，但这其实都是日本人自己造成的。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本仍缺乏长远战略，一心只想来一次惩罚性远征，结果，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但离自己的政治目标却反而越来越远——因为它越是进攻，中国中央政府就越是迫于全国的压力而无法与它妥协谈判。不仅如此，日军在长江三角洲还未获授权组建政权，结果虽然占领了敌方首都南京，随后却出现了一种危险的政治真空状态，不仅迟迟未能找到一个像维希政权那样的谈判对手，相反倒造成了自己也难以收拾的一地鸡毛局面，这恐怕是一个征服者所能做的最蠢的事。

  虽然关于“征服成本”的分析是本书最吸引人的观点之一，不过平心而论，日本在实施入侵计划时，恐怕很难说他们是像一家公司的董事一样，是从“征服中国每年将带来多少收益、收支能否相抵”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的确，关东军曾于1930年12月颁行《对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对未来三阶段内在东三省的收支做过规划；但在日本主要战略规划者的眼里，战争却不是一门生意，他们更惯于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问题。九一八事变前夕，板垣征四郎就曾明言：“现在的满洲，从经济上看虽无太大的价值，但在国防上对将来打日本的建设却是绝对必要的战略据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暧昧不清，但很难说是为了榨取被征服地区的经济利益。要说从经济学角度理性看待中日关系的，倒是战前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但他的主张却与军部相反，因为他认为：在中国的扩张应该是经济扩张，在尊重“门户开放”和“领土完整”的架构下，日本可以保护和发展在中国的权益，获得比直接出兵更大的好处。如果日本人纯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分析，那入侵中国本身就不见得是最优选择，对吗？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对大陆的扩张冲动，是一种混杂着浪漫主义的政治盘算。一如一位被派往战后地区收拾残局的宣抚班日本人所言，那时他们脑子里充满着“难以置信的天真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他们期望着黄种人将西方势力完全驱离，但却又完全缺乏将中国视为平等伙伴的意识，而轻蔑地认为中国是一个“无国家社会”。在当时日本陆军中的不少“支那通”身上都能看出这样的毛病：一方面期待一个革新的中国，一方面却未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中国首先要打倒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缺乏把中国作为一个他者的尊重，其结果反倒阻碍了他们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此同时又无法真正信赖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怪他们会发现前来投效的只能是某些“三流人物，甚至更糟”。当遇到挫败时，他们更不顾一切地发泄自己的非理性冲动——把镇江60%的商业区一把火烧掉，在南京大肆烧杀——这完全不像是曾经理性地考虑过征服成本和政治后果。

  要说在战争中理性地盘算各种利益的，说不定倒是卜正民这项研究遗漏的另一个角色：伪军。台湾学者刘熙明在《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中举证大量材料证明，伪军虽然名义上附属于日军及伪中央，政权，但“在生存、自身或地方利益、民族意识等错综复杂的考量下，经常务实地依附其他强权”，一切以在乱世中生存为依归，而其立场的变换，都是出于保存实力的现实考虑；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都很难打动他们，他们倒是完全理性地以自己的利益为行动指针。相比起来，日本怒而兴师，却并不清楚怎样行动才能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终迎来近代史上最大的惨败。

  话说回来，抛开道德善恶与意识形态不论，日军所面临的问题、其应对方式，其实至今仍能启人思考。固然它当时是非正义的入侵，而像美军2003年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号称是为了“民主自由”和“解放伊拉克人民”，但在政治和战略战术上，美军却可说重犯了日军当年类似的错误：击溃原先的中央政权，解散正规武装和警察，试图自己直接控制，但却没有谈判对手，而这样是无法结束战争的。即便出于成本的考虑，也不得不把战争本地化。然而，在此美军也遇到了日军当年同样的问题，即移交治安职责是长期过程，而征服者（或“解放者”）常常不愿给予太多信任，这些受训的新军队或警察部队，甚至还可能掉转枪口——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军拥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反叛，在通州的400名日本人有一半被杀，即所谓“通州事件”；而在伊拉克在阿富汗，由美军训练的警察反过来杀死美军的事件也非仅一起。这一局面如果不能尽速改善，就会形成某种“泥潭”：经费太少而无法收编太多地方武装，正规部队又太少而无力镇压，兵力不足而又补充困难，既不愿进行长期战争，又无法结束战争。也正因此，1940年初在华日军甚至建议“日本缺乏战争余力，将在年底自动撤兵”。而在吃尽了越战泥潭的苦头之后，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也几乎从一开始就想着尽早撤军。其实，中国才是这些现代战争泥潭的最早版本。

  说到底，所有这类看似实力悬殊的战争，最终的胜败都不取决于军事，而关乎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入侵的日军虽然因占领敌方首都南京而自感达到了这场战争的巅峰，但南京大屠杀已宣告日本在政治上输掉了这场战争。一场无法在道义和意识形态上自圆其说、并说服对方接受的战争，最终既无法赢得当地人的信任，当然更不必提什么“征服收益”了。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估算，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耗费高达三万亿美元，最终又得到了什么呢？这些又非得通过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才能获得吗？

  已刊《三联生活周刊》2016-5-23（提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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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误：

  p.228：[1938.3.18黎明，日军攻打崇明]一艘军舰在新开河，另一艘在远离新开河的寿安寺：一般地方文献记载都说日军是在海桥港登陆的

  p.231：[崇明岛]该岛的人口相当多，战争开始时大约在40万和45万之间。人口多是因为地域广阔（那时崇明岛大约有1088平方公里）：崇明岛现在面积也仅为此数，而这是1949年后历次围垦大幅增加面积的结果，但在1940年代仅有600平方公里左右

  p.276-277：引爆地雷炸毁满满一火车的日本兵，正如1940年崇明岛上的游击队所做的那样，固然是一种抵抗行为。但当这种抵抗行为导致了附近100多个村庄的村民惨遭日本人的屠杀，这个报复行为对游击队袭击的评价会不会产生影响？按，崇明岛上无铁路、火车，此处应有误；地方文献的记载是，在竖河大烧杀的前一天，抗日游击队在油车湾东渡港附近埋设地雷，炸毁日军装甲车一辆，确切毙敌人数是7人，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a45dd3f0102vivp.html

  p.292：朱元璋在1385年的第三个《大告》：大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