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三岁前父母应该知道的80件事&经常玩的50个亲子游戏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孩子三岁前父母应该知道的80件事&经常玩的50个亲子游戏》中对亲子游戏的设计，对于许多年轻的父母应当是有参考价值的。这些游戏的推广，对于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蒋月娥同志多年从事儿童教育工作，这本书凝聚了她的心血和多位专家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书中论述的问题涵盖了方方面面，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又贯穿着正确的儿童教育理念，立足于0.3岁儿童的实际，又处处考虑到儿童的发展，儿童的未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书中设计了50个可以经常玩的亲子游戏。要知道，人的认识只能从人的实践中产生。游戏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实践。孩子早期的游戏，需要在成人的帮助下由亲子共同完成。但是，对于什么是孩子的游戏，成人和孩子往往有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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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孩子三岁前父母应该知道的80件事&经常玩的50个亲子游戏》中对亲子游戏的设计，对于许多年轻的父母应当是有参考价值的。这些游戏的推广，对于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蒋月娥同志多年从事儿童教育工作，这本书凝聚了她的心血和多位专家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书中论述的问题涵盖了方方面面，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又贯穿着正确的儿童教育理念，立足于0.3岁儿童的实际，又处处考虑到儿童的发展，儿童的未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书中设计了50个可以经常玩的亲子游戏。要知道，人的认识只能从人的实践中产生。游戏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实践。孩子早期的游戏，需要在成人的帮助下由亲子共同完成。但是，对于什么是孩子的游戏，成人和孩子往往有不同的理解。

• 作者：玛依德 发布时间：2012-09-06 00:13:30

  这本书的主要谈论对象是女性的命运...大多时候说的是不错的，不过为什么结局的终极命题里，本来坚强聪明的桑还是要为了孩子变的软弱，作者有点故意往母性的温情上靠拢了。

• 作者：亵渎电影 发布时间：2023-01-04 22:59:29

  基本上都是没什么回味的小故事。还是好好写歌词吧。

• 作者：叶酱 发布时间：2021-05-31 11:19:04

  “儿童文学就是在一个与流行无关的角落里，告诉你人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太好了，人生可以再来”。

• 作者：PLAbox 发布时间：2018-11-29 02:45:43

  两天看完。男主毛利圭介全篇基本上没有闪光点，但女性大多喜欢他，推理部分也不是他得出的，是“对方”直接解释给他听的

• 作者：万有引利 发布时间：2017-07-09 21:44:52

  基础训练讲的确实好，配图动作解析明确。不过现在用不上，我需要一些讲战术的～

• 作者：迟春草 发布时间：2019-12-01 10:43:21

  说实话，方法论部分挺辣鸡的…纯粹当范文集看看得了。

• 现代美国的诞生

  作者：Arete_Lz 发布时间：2022-03-10 16:30:33

  美国是在寻求共同性的过程中发展成长的。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这段时期，这个年轻的国家不是在发现中而是在寻求中兴旺发达起来的。它的繁荣昌盛并非由于它的方式方法完美无缺，而是由于这些方式方法的不断变化。它接受一种一贯的信念，即认为世界上会出现其他的或更好的事物。一种新的文化就是人们在寻求共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的副产品，这种文化的力量与其说在于完美的理想，还不如说在于甘愿满足低于理想的事物。

  新英格兰人

  海洋贸易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革命本身就是新英格兰渔业的一个副产品。因为，正是为了给渔民提供服务，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开拓者开始自己造船，从而使英国人有理由对殖民地的商船生起嫉妒之念。

  在英国，而且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海陆军官也都是系出有权势的贵族。几乎从未听说过一个普通海员可以成为大副或船长——因为他缺乏教育，不善辞令，不懂礼貌，也没有“背景”。但是，在新英格兰，年轻人从普通海员做起，可以出人头地，指挥他们自己的船只。新英格兰既没有军官辈出的贵族世家，也没有英国小说和民间故事中的“老水手”那样的航海无产阶级。

  组织的美国工厂

  合并某些生产程序，分解另一些生产程序，用这些新方法来改革生产，使新的工厂安排大大简化了，而这种简化，在墨守成规的旧世界是看不到的。这种把工序合并起来的新方法，就是把制造某种商品的各个不同工序集中到一个厂房来进行统一的管理。恰当地讲，这就是新的美国工厂管理法。

  海上贸易积累了资金。成功的海上贸易的商人懂得要把他的很大部分的资金保持流动，因为新英格兰的习惯、气候和地形使人们不愿购置大量庄园地产，或为子孙后代建造豪华的宅第。

  新英格兰还有一些间接的刺激因素。它缺乏丰富的主要农作物，也没有富饶的矿产，这就使它不能按照传统的方式靠固定经营一两种熟悉的商品牟利。所以，新英格兰商人对经营来自佐治亚、埃及或印度的棉花，来自南美的皮货或来自英国的铁，都是一视同仁的。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沃尔瑟姆工厂最了不起的一点并非在于它1814年确实开了工，而在于它那道理极简单明白的改革——仅仅把原有的工序加以组合。长期来，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曾经这样想到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组织形式，此刻竟突然出现在新世界的穷乡僻壤。

  从技艺到技术知识：“一个循环流”

  在英国本土，雇主们可以从大量身体强健的贫民和失业者中招收工人。从拥挤的贫民院里，他们可以招收那些无从选择自己职业的工人。

  但是在新英格兰，贫民院极少；劳动者选择工作的余地较大；土地多而人口稀少。早在179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指出，这是发展美国制造业的一个障碍。一些从欧洲来的旅行家，对于美国劳工并未因争夺工作机会而降低工资这一点感到惊奇。

  在美国，制造业只能通过从其他行业中吸引工人，或把新工人吸引到劳动市场来获得劳动力。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样的鼓吹发展制造业的人们，早就担心新建的工厂会把农村的基本劳动力吸引出去而破坏美国的农场生活。汉密尔顿本人指出过，美国农场里可以省出来的劳动力只有妇女和儿童。

  ”形成一个“循环流”而不是形成固定阶级这样一种观念——人员流动而不是人员固定的观念——自然而然地滋长起来了。在这个尚未将人们划分成等级的世界里，旧世界那种对勤劳的穷人的看法已经消失了。不把社会阶级界限划分得很清楚明确，这已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理想，它甚至比争取平等的理想更为突出。

  土地多、地域广、社会流动性大、文化普及以及缺乏行会组织等种种因素，都有利于非技术工人，而普通劳工的不足，似乎又是使非技术工人吃香的最重要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往往减少了掌握技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奖励。

  缺乏专门的医学知识，却促使一种新型的医生和新的医学概念应运而生；缺乏神学知识，却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牧师和新的宗教概念。同样，缺乏手工技艺却为一种新型的几乎无工艺的制造业铺平了道路。而这又形成了一种关于物资充盈以及利用物资和消费物资的新概念，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生活标准”的新概念。

  这场技术知识革命为几乎每一个人带来了制造一切东西的意想不到的新力量。制造出来的机器越是精巧复杂，这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越来得有效和经济。这种新型美国生产方法的来势，促使人们要求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要求的品种和数量在过去都是闻所未闻的。

  新的“统一化制度”是把制作一支枪或任何其他复杂机械的工作拆散成为分别制造它的每一个部件的工作。这样，每一个部件就可以由并未掌握制造整个机械技艺的工人独立而大量地生产出来。每一部件的大量复制品几乎完全相同，任何一件复制品都可以装配到任何一部机器上去。如果有一个部件坏了，就可以将另一个同类的部件替换上去而不需另行制作和装配。

  专业化了的是机器，而不是人。凡劳动力不足的地方，凡要求人们能随时变换工种的地方，就要求机器具有人所不具备的本领。惠特尼的“通用制度”，据他自己解释，是“一种欧洲闻所未闻的方案，其最大的目标是要以机器的正确而有效的操作，来代替那种必须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经验才能掌握的工匠技艺，而这种技艺在这个国家里是几乎没有的”。

  奖励一般智力。在旧世界，说一个工人是不熟练的，就是说他没有专门的手艺，而没有专门的手艺，意味着他的产品没有价值。在美国，新的生产制度打破了熟练与不熟练之间的对照差异。缺乏手艺不再妨碍人们去制造复杂的产品。老手艺过时了。

  在美国，“通才”教育——即非专业化的教育——也不再是上流阶层的标记；它不再说明受过通才教育的人可以不必从事有报酬的职业。非专门化的教育对所有人都是有用的。

  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留恋旧的制度，技艺最高超的英国技工表现得如此地胆怯，甚至其中最有才能的人，也显得相当落后。”他们说，在美国制度中，“你不靠手巧——你所需要的一切是才智”。由于需要具有多方面才能和知识的人，这时新英格兰人对其在两个世纪前建立的只注意灌输教条主义和单一目标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造。在其对待法律并通过法律对待所有社会变革问题的态度方面，他们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普通法的思想方法

  美国商业和工业的生气勃勃的中心，也是美国法的中心，这决非偶然。许多世纪以前，柏拉图就曾注意到海上贸易怎样促进法律的发展。在现代，富有活力的社会一直是法律的伟大创造者。罗马人、法国人、英国人在他们对外扩张、创造帝国事业的时期，都曾在法律工作方面作出了杰出的成就。因此，新英格兰在这个时候成为新兴的美利坚民族的立法者是毫不足奇的。

  因为清教徒崇拜《圣经》。他们的神学，如同其他方面的大部分思想一样，是墨守法规的；他们的“联盟”神学是以“契约”这一法律概念为依据的。殖民地的新英格兰人机智地力图做到既遵守上帝的戒律，又遵守英国的法律。从一开始，从创办第一批按法律规定建立的新英格兰学校开始，马萨诸塞湾当局就指令它的居民诵读和懂得他们的上帝的戒律。居民们经常受到攻击，说他们是宗教的异端，说他们违反了他们的特许状和英国的法律，这引起了他们的警惕。他们被迫一次又一次地设法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在新英格兰等地由自称为律师的人们所领导的美国革命本身，就是为了维护法律上的权利。

  新英格兰的律师，就像新英格兰的工业家和商人一样，他们的成就是适应性和组织工作的成就。他们是善于推陈出新的引进者，而不是大胆的、有独创性的发明家。新型的美国法律制度的原料甚至工艺不是美国制造出来的。多方面的适应性与殖民主义相结合，使新英格兰在新世界维护英国法律传统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它刷新了古老的英国普通法，以适应一个此刻以空前速度变化着的新社会。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在阻止引进一种截然不同的法律传统方面也起了作用。

  西近的过客：结伴人

  结伴而行与组织者

  人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饱经了无数不可名状的危难。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热爱其邻人，也不是因为与他们有什么历史渊源，而是因为他们需要互相照顾。西行的拓荒者们都认识到，集体赶路、集体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传统的、安定的社会里，许多素质——诸如高贵的门第、地产、财富、勇敢、军事才干、学识、精明干练或雄辩的口才——也许可以使某个人成为一位领袖。但是在人烟稀少的美国大陆上西行的过客中间，能做说服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人就是领袖。

  从一开始，这里就是先有社群，然后才有照料公共需要与执行公共义务的政府机构。事情的这种秩序，在现代欧洲是不可能的，而在美国却是很正常的。

  一切问题最后都由多数人决定，这一点是确然无疑的。这多数人也就是不久前制定章程和法规的那些人，只有他们能够更改或废除这些章程和法规。这多数人挑选所有的负责人员，并决定对每一案件中被指称的罪行应否予以惩处。这多数人构成了一种上诉法院：对于轻罪（不包括谋杀罪），占全体三分之二的成员可以驳回陪审团的裁决。

  它们都带有传统的海上生活的标记，由海上生活的习俗支配着它们，也带有它们的冒险事业的其他特征。大多数陆上旅行集团建立组织的唯一目的，是要在艰险的长途旅程中互相保护，而这方面所需要的资金很少。但是航海的集团则需要为它们的船只筹措大量资金，因而希望能从货物的利润中赚回运输费用。它们既是政治社群，又是商业社群。

  这些机构并不带有神秘的或传统的色彩；在全国各地，它们都是在众目睽睽下建立起来的，它们的目的在于处理日常的事务。它们与旧世界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代理人的政府毫无共同之处。这些代理人的权威渊源于古代，由于那“保卫王权的神性”，这种政府是不可批评的。

  他们和最早的清教徒移民不同，一种关于共同性的理想和一整套坚定的信念把清教徒移民维系在一起，而从独立战争到内战时期这些年代里产生的这些变化无常的社群，则几乎纯粹是为了他们的个人需要才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少数突出的例外，如摩门教徒）。即使像“巴特尔森分遣队”的成员那样同生死、共患难达六个月之久的人，一到达加利福尼亚，也就很快散伙了。

  在跨越广阔大陆活动的变化无常、流动不定和艰难险阻之中，产生了长期以来形成美国社会的力量，这是西进移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份不朽的遗产。

  多数裁定原则：

  为数很多的人，生活在不仅由他们自己选择，而且实际上是由他们一起建成的社群里，这种事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西部的移民集团里，在其中多数裁定原则就是法律，这不是由于明确的理论方面的原因，而纯粹是出于方便。一群群的人尽管过去互不相识，现在必须分配权力，通过并修改规章，还要作出重大的决定。

  由于没有其他的裁决方法，他们采取了点数人头的方法。这些移民社群是新建的，谈不上有什么传统。他们流动性大，没有形成什么固定的社会阶层。这些集团的财富很少，不足以使富人得到权势。在这里，祖辈的威望、光荣或权力的作用很小，原因很简单，只有自己才为人所知。

  职能社群 ：

  在这种情况下，沙文主义是吃不开的。一个不称职的社群不能博得其成员的忠诚。这种历史短暂而且只为特定的目的而建立的管理机构，其本身无所谓好坏；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它们的工作成绩。一个集团的规章，并不比它的大车、骡子或公牛更为神圣（感情上的依恋就更少了）。每条规章的价值全在于它有没有用处。

  因此，在移民们形成的社群里，人们对待管理的态度，同那些因为祖上的显赫战功和神权君主的尊严而要求人们无条件效忠的地方是截然不同的。

  模糊不清的公私界线

  西去移民的经验，其最重要的后果也许就是公私界线的模糊不清了。十九世纪初叶，公私界线在欧洲生活中很为重要，而且已成为欧洲政治辩论的基础。这是个人范畴与官方集团范畴之间的界线——用斯宾塞后来的话来说，就是“个人与国家”的界线；用政治辩论的术语来说，则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线。

  这些界线在美国变得毫无意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一些社群在建立之初，公私之间的界线就是十分模糊的。建立社群很明确就是为私人的利益服务的，而私人利益也只有依靠明确建立起有效的社群才能得到保障。

  移民社群的自然法：权利协会与优先权原则

  这些土地是在一些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管理机构的地区内。人们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得到土地，也正因为土地没有人管。如果要等遥远的、已经安定下来的东部的法律来保护，那就会使先到的人失去一切好处。

  捷足先登者必须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制订并实施他们的法律。正如治安维持会的法律成为矿工们自己的刑法一样，西部的农民和当地的土地投机商也要自己制订产权法。这就是权利协会的法律。

  建立组织往往先要召开一个当地移民的群众大会，由移民们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起草章程和附则，然后选举首领。每个协会挑选处理争端的陪审团都有一定的程序，通常对陪审团主席及执法人员在其执行司法职责期间都付给薪金。这些协会保管着土地所有权登记簿，它在许多方面的活动就好像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正规的土地局。在有的地方，它们成了全职能的政府机构，它们惩办一切侵犯人身与财产的罪行。严格说来，它们的活动是“超过法律范围”的，但正是靠了这些协会才开始建立起法律与秩序。

  在西部早期拓殖的大部分时间内——从十九世纪头几十年至少到内战爆发——“权利协会章程”就是西部移民的法律。这种法律也有毛病，但却不是官僚主义、法律细节或条文主义的毛病。“权利协会章程”像矿工的治安维持法一样，意味着普遍公正、迅速纠正、手续简易以及凭老规矩办事。这是一种自己动手的法律：也就是超越正式政府权力之外的、新的土地所有者的维持治安的法律。

  “权利协会”（有时称“真正移民协会”或“擅占土地者协会”），也许可以更确切地称作“先到者协会”。它们不但保护首先到达的移民的种植权，而且还保护他们的投机买卖的权利。

  优先权原则

  “权利协会”及“权利协会规章”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精神，这对于这个新国家来说，是一种永恒的遗产。它们主张优先权原则，这就是说，谁先到谁就有优先权。这也意味着先于正式政府机构而存在的社群所制订的规章的优越性。

  优先权原则本身促使人们行动快速。它使人们坚持说，早到不只是一件历史或传记上的事，而是一种美德，对此，财富也算不了什么很大的酬劳。那些后来者、反应迟钝者、懒惰的人，以及那些下手慢的人、行动迟缓的人——他们就是一些只配吃残羹剩饭的弱者。

  优先权原则起先当然只表明美国大陆的空旷和新开发。它最早应用于土地法，但后来又一一应用于开发大陆财富的每一场竞赛中，比如在开发金矿、水源、牧场和石油中都是如此。

  移民社群的自然法：治安维持会制度和多数裁定原则

  矿工们认为，法律是莫明其妙地自我发现和自我执行的。在这同时，他们那初步发展的社会却教导他们：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法律同他有极大的密切关系，而且无处不在，对社群来说是绝对需要的。

  日间的烟尘和夜间的篝火所形成的游动路标，明白无误地以种种征兆和奇迹，使这些传奇式的沙漠流浪者们懂得这个永恒的法则，在这方面比之这些早期的加利福尼亚人的命运，通过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所展示给他们的关于社会秩序和对社会忠诚的法则的尊严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有一张无形的社会责任的恢恢天网悬挂在空中，并降下来把那些自得其乐和无忧无虑的追逐财富的人，全都不由分说地网罗进去，尽管他们还在那儿以无羁无束自夸。

  在人口“随时变动”的情况下，你手下的人明天可能就不在这里了，你自己也可能决定搬家。法律就必须马上执行才能有用。

  美国的移民对于复杂的规章和自觉的立法是有戒心的。他们所以怀疑一切精心设计、意义明确、新近炮制出来的规章制度，不是因为他们的社群历史悠远，而是因为他们的社群创立未久。虽然在他们过去待过的地方，“法律”是一种细微的、技术性的工具，但在他们的新社群里，他们想象不出为什么一个小圈子里的习惯竟值得强制人们去尊重它。在采矿营地的移民中间，法律是人人的法律——懂得它，捍卫它，贯彻它。

  最了不起的是，这些五方杂处的矿区移民很少依赖外界权威。他们所建立的法律和秩序并不靠其他地方已有的政府的力量或威望。各个采矿营地就矿区的规模、标桩和保护采矿权问题，就确定犯罪的范围和惩罚方法，以及关于各项管理事务，制订了各自的规章。

  把一切抛在脑后

  在新拓居的移民社群里，土地没有传代的意义，只成了一种商品。它的价值等于它的价格，而它的价格又是随市场而波动的。“定居，出售，再定居，再出售”，这是西部的共同教义。

  如果我们以为西去移民的行动路线就像一支军队的先头部队那样前进，或者甚至以为十九世纪的整个扩张冒险就是一种“西进”运动，那么我们就错了。这些人并不是一直在“向”西行进，而是一直“在”西部流动。正如向单一方向的运动一样，一种翻腾不息的、任意的、无定向的、周而复始的行动也是美国经历的一种特点。

  捷足先登

  美国人制造大车、轮船和铁路，并不着眼于下一代或下一个十年，甚至也不着眼于明年。工匠们泰然自若地只着眼于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捷足先登，即使不是第一，也要越早越好。正是这种急迫，决定性地形成了美国旅行的技术。

  西部的旅行者为了乘汽船抢先到达而甘冒烈火烧身的危险，以及用小马快递的邮递员们甘冒丧生和断肢的危险，都是出于对速度的热情，也正是这种热情说明了为什么汽船很早就被火车所取代。火车以两三天时间走完汽船一星期的路程，从而把乘汽船的旅客吸引了过来。美国的铁路在其成效、质量和设计方面也是有其特色的。

  占据并拥有这些渺无人烟的荒野的这种竞赛，对形成美国铁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刺激了一种快速行动的技术，也就是一种进步的技术。这种技术在铁路上是一个美好的象征，后来在美国人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也表现出来了。铁路线本身就是先买权获得者，他们因为首先到达而大获其利。

  追求快速的技术表现了一种对时间的特别态度——对现在和将来以及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许美国确是有着美好未来的国家，但是美国人很少想到他们自己是在为未来而建设。更确切地说，美国技术是着眼于现在的技术，它是由于仓促从事、缺少技艺、缺少资金和原材料，以及由于坚定地期望技术本身也要迅速改变而形成的。

  旅途匆匆见民主

  美国的幅员要比英国辽阔得多，美国的普通人旅行也比较多。乘汽船旅行，使较多的人大批地、较长时间地聚集在一起。这一切均有助于消除社会阶级中的上流阶层的独特性。工程力求简省，制造运输工具力求迅速，旅客们只求速达而不讲究舒服，这一切也都促使人们更密切、更不拘形迹地相处。由于乘客们当前渴望的是赶快到达某地，他们把其他地方和别的时代存在的彼此间的差别都忘掉了，忽略了或抛弃了。

  暴发户：社会赞助者

  背景

  美国的商人是美国革命到内战这一时期美国西部新兴城市的产物（和缔结者），他不是欧洲城市中有事业心的银行家或商人或工厂主的一种美国变体。美国商人的事业和理想是美国团体思想的缩影，因为他是在我们这个最伟大的发展时期的生气勃勃的美国城市生活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

  把他单纯说成是一个从事商业事务的人，那是多么地不确切。我们也许最好把他描绘成一种为美国特有的社群创建者和社群领袖。他的第一个信念就是公私繁荣的融合。他出生于一种为旧世界所没有的模糊的社会之中，他是新世界特有的产物。

  美国商人的第一个天然的生息之所，就是那过去一无所有的、迅速发展的新城市，是一个没有历史然而却充满无限希望的城市。在他刚刚登场的那个时期，他经营的基本商品是土地，其次是运输。土地权和运输权从一种政治上所有权的象征和世代相传的财产转变为纯粹的商品，也是一种美国的现象。

  美国的社群（城市特色）

  美国的新兴城市则没有过去的历史。在开始时，那里不存在既得利益，不存在垄断，没有行会，没有技艺，也没有“不准入内”的牌子。这里有的只是城市的流动性——体现天下一家、行动进止、参差多样和变化更迭的空间广度——但没有历史的深度。在那儿，阶级之间、职业之间、邻里之间和民族之间，不存在自古以来的那种壁垒。美国的新兴城市于创建之初并不存在传统的对邻里的忠诚，也不存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拉里默回忆说：“一切都是向我们开放的。”

  迅速发展和高度希望。新兴城市的发展速度激发了人们的想象。一个在十年前还没有人的城镇，而今已有了几千人口，几十年以后可能发展到几万或几十万人口。人类至少要经过一百万年的时间才出现它的第一个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社会。然而芝加哥人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一业绩。

  先于政府而存在的社群。在这种地方，社群先于政府而存在也是常见的。人们突然在城市里比邻而居，明确而具体的目的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第一次感到了共同的需要。后来，他们成立了政府。由于环境的需要，政府发挥起作用来。一个新兴城市的政府既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派，也没有滥施淫威的臭名。它是一个既为个人成功同时也为团体繁荣服务的工具。

  强烈和可转移的忠诚。在新兴的城市里，人民的忠诚态度与他们的团体的古老程度成反比，有时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较老的城市只能指出它的有限的实际成就，而前途未定的未来当然更有希望得多。如果一个人始终被束缚于一种前途不复有望的幻想，那么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发展美国的精神来说，他都是一个虚妄之人。被遗弃城市的废墟和赞助精神实际上就好比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社群间的竞争。美国西部新兴城市的生活环境，产生了一种生气蓬勃的竞争精神。而富有特点和最有成果的竞争就是社群之间的竞争。我们曾被个人主义的口号引入歧途。正如殖民地时代沿海城市之间的竞争有助于传播美国文化并避免把文化集中在一种欧洲式的大城市里一样，西部新兴城市之间竞争也有助于形成赞助精神。在以前没有城市的地方，在一切都在迅速发展着的地方，不存在传统的城市等级。凡是个人成功和社群繁荣融为一体的地方，个人之间竞争也就是社群之间的竞争。

  社会赞助者的报纸

  背景

  在欧洲，报纸是为适应某种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最初是为了满足一个小小的文学界或知识界的需要，后来则是为满足较多读者的需要。同样，大西洋沿海城市的早期报纸，通常是由官方的“政府印刷商”创办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当地居民所关心的事。然而，新兴城市的早期报纸就像西部铁路一样，必须把它的服务对象吸引过来。这一情况使报纸产生了会长期影响美国生活的某些明显的特色。

  在旧世界，甚至进入了十九世纪，报纸是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允许一个未经当局批准的人经营印刷业和出版书报，似乎就像让民众手里掌握了武器一样危险。民众了解时事可能会带来爆炸性的或破坏性的后果。在殖民地时期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政府对报纸的控制比较欧洲间接些，但仍然相当有效。“政府印刷商”这个差使，除了垄断邮政这个附带好处外（这种好处首先被用来诱使合格的印刷商到居民稀少的各殖民地去工作），一直是对稳健的保守主义的一种鼓励。在沿海地区，要控制印刷机的进口，使它们被用于仅有的那几个有条件使用印刷机的城市，也是很容易的。

  西进运动使这一局面大为不同。广阔的地域和人口的日益分散，对于控制印刷机的搬动以及监督其出品也更为困难。美国革命后不久，随着印刷机进入西部，美国报纸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加了。

  “一个新的、人口稀少的地区必须使别人知道它的存在、它的需要和它的目的；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出版报纸。在一个老的、人口稠密的地区，大家比邻而居，他们彼此十分清楚对方买了些什么，卖了些什么，在这样的国家里，广告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但是，在一个每平方英里也许只有五六个居民的地区，而一半人口又可能是刚刚乘最近的一艘汽船到达的，对于新来乍到的‘新英格兰佬’来说，广告就是绝对不可少的。他要通过广告来宣布他的到来，宣布他出售布匹，以‘现钞买小麦’，开讲唯灵论或拔牙的好意。在那里，广告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而报纸则是依赖广告而生存的。”

  新的政治和法律机构给印刷商提供了新的机会：法律和法令需要刊印，法庭审判需要报道，还要承印法律文告和法律文件。这些都是“政府印刷商”的非己莫属的工作，在殖民地时期，这种工作曾帮助把印刷商们吸引到东海岸的各个老城市来。那么，现在把一个合格的印刷商引诱到偏僻的地方去，那就更为必要了。

  新兴城市中赞助者的报纸的这些任务和机会，形成了美国报纸某些持久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

  数量大、种类多和散布面广。到二十世纪中叶，其他几个国家（如英国或日本）按人口计算的报纸消费量可能比美国大，但在按人口比例的报纸品种方面，美国保持了领先地位。在二十世纪中叶，世界上出版的约七千二百种日报中，约四分之一是美国出版的。尽管报社的联号关系在发展，尽管它们在不断地联合或合并，但美国的报纸仍然是一个属于地方性的分散的企业。这种情况比世界上几乎任何主要的报纸出版国都更为突出。这种分散状况长期以来是美国新闻界的特点，它始于美国社群的创建时期。一直到内战时期，全国性和地区性报社（虽然建立较早）在开始时并不享有它们后来的那种突出地位；全国闻名的新闻记者的出现，大部分是内战的副产品。当时，这些报社对地方报纸的工作人员的依赖是很大的。

  不受政府的控制和检查。不同地区和分布很广的美国报纸，使任何政府都极难对其控制或束缚。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报刊史是有关印花税、新闻检查、政府控制和部分地、逐渐地从其中解放出来的一部编年史——在那里，诽谤法早已起到了禁止在印刷品上自由表达意见的作用——而美国报刊却有某种程度上迹近于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在一些报纸较少而又较集中的国家里，报纸向首都以外的地方流通，更多地有赖于邮政制度的出现。由于政府控制了邮局，报纸也就比较容易控制。然而，当报纸扩散到广阔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时，谁还能把它们加以钳制呢？

  强调社群中心与非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大量的美国报纸就是一些新社群的先行的宣传代理人。如果它们是受资助的，那么除了少数例外，大多资助都是来自那些有志于建立社群的当地商人，而不是来自那些别有用心的理论家。后来曾错误地对分散的小城市报纸称之为“孤立主义”（并被诬蔑为是对世界过分不关心的表现），有很多也许可以更准确地解释为社群主义：即专心于促进一个人所在城市的发展和繁荣的精神。美国党派政治的许多特点——它的地方根基，它的大量的“独立”而不时改变主意的选民，它的非意识形态的特点——只有在考虑了一张为赞助精神所推动和主宰的报纸所起的作用，才能予以解释。美国的某些报人曾经把这种念念不忘地方社群利益的精神称为美国新闻业的主要的特性、主要的新颖之处和力量的秘密源泉。

  旅馆：大众宫殿

  从十九世纪早期开始，旅馆成了社会的中心。对于一个流动的民族来说，还有什么更合适的“宫殿”呢？在城市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城市是根据旅馆而不是根据教堂或政府建筑来评价自己或指望别人来评价它们的。旅馆通常是举行铺张的私人招待会（招待会在这里举行就获得了社会的意义）和最重要的公共庆祝会的中心。旅馆的门廊像一座皇宫的大厅，成了一个闲荡的地方，一个聊天的总部，一个得以瞥见伟人、富翁和权势人物的好场所。

  在十九世纪初期的美国，旅馆已变成一种公认的新事物。甚至在内战之前，欧洲和世界各地就开始普遍仿效美国的旅馆。但在西部的新兴城市中，旅馆也和报纸一样，使旧世界无法仿效。美国的赞助者的旅馆配合了赞助者的报纸。在英国，铁路旅馆是开路先锋，但在美国，第一流的旅馆甚至在铁路修成之前就出现了。实际上，旅馆的兴建常常是为了吸引铁路，同时也是为了吸引移民、报纸、商人、顾客、律师、医生、推销员以及体现大都市的伟大的其他配备。无怪其然，新兴城市之年，也就是旅馆大量兴建之日。

  从那早期起，美国的旅馆一直是最先进的家用方便设施的试验场。大量资金用于旅馆的建设，建筑师们从商业和城市的角度出发都想超过对手，这都使旅馆成了日常生活中工艺进步的实验室和橱窗。旅馆的大量来往寄寓人为刺激公众对于各种机器、方便设施和形形色色的新发明的小玩意儿提供了少有的机会。这种大规模试验和炫耀的机会终于在提高美国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作用。

  在东部海岸较老的城市——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和查尔斯顿，旅馆具有它们在欧洲尚未获得的社会功能。美国商人最初的交易所就是在旅馆中的非正式聚会。许多旅馆，例如波士顿的交易旅馆，就实际上被称为“交易所”。有些旅馆获得了银行的特权并发行了纸币。

  旅馆还是公共信息中心，新来者从远方将最新消息带到这里。旧式的旅馆住宿登记簿（在这个国家里，与一般的认识相反，旅馆住宿登记不是一种法律规定，而只是一种商业习惯）为普通公众提供了阅读材料。

  旅馆与城市

  这些旅馆兴建的目的不是为了为城市服务，而是为了创造城市。新兴的西部报纸，在城市建立起来以维持它们之前就开始发行了，编辑在榆树下写稿，报纸在小木屋发行。同样，旅馆也是在人迹罕至的树林或玉米地里突然建起来的。旅馆也表明了人们对于建立一个大都市的希望。

  在所有其他国家，旅馆只有期待旅客的到来——期待旅客或到这个国家逗留的外国人的到来。但在美国，就完全不能这么设想了。当新的旅馆在荒原中兴建起来时，那是认为人们一定会到这里来，特地到这里来居住。旅馆本身就会造成人口——就和铁路造成人口一样。我们的情况是铁路通往城镇，但在美国，是城镇赶向铁路。旅馆的情形同样如此。

  期，芝加哥已有了大约六万居民，而据说旅馆倒有一百五十家。旅馆是将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最早的暂时设施之一。它们不但是狂热寻求社群的象征，也是社群的产物和创建者。美国人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为了公私兼顾、办事娱乐两不误的目的，从国家各个角落聚集到一起。会议就是旅馆的一个新机会，而旅馆是使这些会议能够开成的美国所特有的设施。在一个世纪之内，美国就将成为世界上会议开得最多的国家。

  在美国，旅馆老板不再是十八世纪欧洲客栈的那种和蔼恭谨的“主人”，而成了一个第一流公民。他与他的社群休戚相关，运用他的力量使他的社群兴旺发达。作为当地“大众宫殿”的拥有者或管理人，他塑造他的团体的主要“吸引力”。

  旅馆与平等

  任何经常光顾旅馆的人很快就发觉旧世界的许多差别在美国都消失了。欧洲中产阶级把一人独居，或只与家属或少数知交共处的权利视为赏心乐事，把这种权利看作是在文明社会中具有地位的一个标志。他很快就知道，美国人认为希望不受干扰是一种近乎傲慢的罪恶。“希望清静独处即使不是一种过错，也是一种怠慢，它即使没有表现出来，别人也肯定会感觉到的。你可能在许多方面犯罪和恶劣，但在美国社会的宽容环境中却可以得到充分的宽宏大量的原谅；但希望不受干扰这种过失却是绝对不能得到原谅的。”一家旅馆，或者说一个共和国，如果它不是一个可以让“穿戴和行为都还过得去的”公民们在一张公用桌子上摩肩而坐，它又有什么用处呢？

  如果说“美国方式”——新兴城市中有事业心的好迁移的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无坏处的话，那么它也有它的好处。如果说它松垮了家庭的联系，那么它同时也打破了等级制度的界限。如果说它扼杀了私人间的亲密感和个性，那么它也加强了伙伴关系。在美国，人们可能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联系起来。

  多中心的文化：赞助者的学院

  在亨利八世之前，“城市”一般都是指一个大教堂所在的地区。在亨利八世建立了新的主教管区之后，主教管区所在的自治市镇才被正式命名为“城市”。这种区别非常清楚，所以在十九世纪，“城市”这一头衔有时被正式授予少数几个并非主教管区的地方（如伯明翰）。根据英国的命名法，城市下面一级是镇，镇下面一级是乡，乡通常规定为一个小于镇然而大于村庄的建筑群。

  在迅速发展的美国西部，这些用语上的区别消失了。每一个真实的或想象中的拓居地，不论大小，也不论永久性的或临时性的，一律以“城市”自称。每一个声称具有城市身份的地方，都着手变出一些适当的大都市机构来，以证明自己无愧于城市的称号。

  证明自己的“城市”必将成为一个伟大都市的简易方法，就是尽快地给它提供大都市的所有标志。这些标志不仅包括一份报纸和一家旅馆，而且还要有一所高等学府。赞助者学院说明，完满的社群这一理想是如何促进了美国文化的传播。

  学院与宗教

  美国的基督教世界（或至少美国的新教团体）已经变成了一个市场，每个教派都试图使它的特殊产品在这个市场上能吸引每一个可能的消费者。教派学院的生存需要，对美国生活中的模糊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影响。虽然几乎每个新学院都是由某一个教派建立或控制的，但是一般来说，它们的许可证都禁止对教职员或学生进行宗教测验。这种迫于法律的开明做法，因每个学院对资金和学生的需求而更为加强。为使它们的学院对每个人、对相信什么或什么都不相信的人具有吸引力，各教派本身也成了“无信仰主义”的强有力的发起人。教派建立的学院可能已抛弃了它们原来的宗旨，这一点已由哈佛、耶鲁、达特默思、阿默斯特和威廉斯等这些东部的老学校表现出来了。

  这种故事在整个西部一再重演。地点和人物不同，但实质始终是相同的：教派的积极性、暴发者的事业心和赞助人的乐观主义。

  学院的淘汰率和城镇的淘汰率同样很高，这是毫不足怪的。在西南部和西部各州，淘汰率平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内战前建立的学院和大学中，到1930年还在开办的不足五分之一。

  学院与社群

  美国的学院独特之处是，它既不是公立的，也不是私立的，而是一种属于社群的机构。在美国，它与突出社群的作用是一致的，而正是由于突出社群的作用，我们的文明才独具特色。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阶级斗争中激化了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再次证明在美国是毫无意义的。“私立”学校的所谓清高，所谓不接受政府资助（这种资助在二十世纪常常激起人们的愤怒），在美国学校的传统和历史中是找不到的。

  学院应为他们和他们的社群服务。这些情况使美国管理高等学校的特有方式更形突出，而这管理方式甚至在十八世纪初期就已开始形成了。美国的大部分学院和大学在法律上都是属于从社群中产生的董事会所有，最终也都是由董事会来管理。这种做法是殖民地时期的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留传下来的，在十九世纪初出现办学院热之前很久就一直试行。

  美国的学院及其来自社群的董事们是一条“相互影响的磁链，通过这条磁链，思想的火花从学院传到社群，生命从社群流回学院，结果是学院使社群免遭愚昧之害，而社群则防止学院陷入一种僧侣式腐败和经院式空谈的不适当倾向”。

  竞争的社群

  每一种助长赞助精神的东西都加剧了社群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反过来又阻止或抑制了集中化的活动。我们已经看到，这类竞争是如何导致州府的迁移的。有时候，立法机构作出妥协的努力，结果却是有意地将州的商业中心和政治中心分离。

  新的大政治单位的创建——准州和州——为雄心勃勃的社群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州的首府当然总是最大的争夺目标，但还有其他的争夺目标。在居住分散的西部本应有足够的政治利益可供分配，如县城、州立大学、农业学院、监狱、土地局以及为穷人、精神病人、盲人和聋哑人开办的机构。但是，必须予以满足的不仅是现有的社群，而未来的城市不计其数，每一个城市都要求得到它的一份。

  由于一个州一般地至多只能资助一个监狱、精神病院和大学，因此把这些机构分散，做到利益均沾，这已成了常例。但这样一来，这些机构本身却受了损害，因为它们的地点并不一定都定在最合适的地方。好处必须人人有份。

  退而求其次的竞争：县城之争

  西部在政治和法律上最大的区划，当然是由联邦国会法令创立和划定的“准州”或“州”，但下一级的较小单位则由各州自己划定。这样做并没有明确、简单或通用的规则，最重要的是，历史也没有为此提供现成的答案。相反，在英国，较小的政府单位“郡”是若干世纪的产物，原指伯爵的领地。各殖民地也一般划分为县。在原先的十三个殖民地，县到了十九世纪初已经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甚至是爱国的意味。但在西南部和西部未经拓殖的新准州和州，情况又将如何呢？在那儿，下一级行政区划（路易斯安那除外）后来也被称作“县”。

  “县城”（一个美国用语，1803年首次见诸记载）是每个县的总部，县的行政机关、县法院、县监狱和县的各种档案的所在地。如果一个镇不能成为州的首府，不得已而求其次，最好能成为县城。县的政治、司法和行政活动需要建造大楼，吸引人们来此花钱，促进镇的发展，保证它不会衰落。哪个镇（或哪个希望成为镇的地方）应被指定为县城呢？应有多少个县？回答这些问题，只能让人去随便猜了。在未经拓殖的一些州中，一个未建成的地方并不比另一个未建成的地方更有历史的权利要求成为县城。由于各县之间的界线尚未划定，甚至地理上的考虑也无从谈起。既然县的范围和界线并未划定，那么一个镇就几乎不能说由于它自己位于一个县的“中心”因而有资格成为县城。

  结果就产生了“县城之战”。这类战争可能是几个地方为争取成为某个县的县城而进行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个地方会取得胜利。另一方面，这种斗争也可能是为了使几个镇具备成为县城的条件而争取建立更多县。因此，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从一个竞争者手中夺走成为县城的好处或说服立法机构（既然县的数目从理论上讲并无限制）制造出更多的县，让大家分享好处。

  “城市帝国主义”——许多城市中心迅猛发展和每个城市中心企图开发、利用和依赖不发达的内陆地区所引起的竞争——在这块大陆的商业和文明的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与欧洲各国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在促使遥远的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各个部分发展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曾起过的作用十分相似。每个镇都想成为一条运河和一条铁路的终点这种愿望经常产生了运河和铁路，而运河与铁路也成了沿途各地的命脉。这种竞争促成了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运输网，与西欧相比，这个运输网使美国拥有远远超过按人口比例的铁路里程。

  扎根的和拔根的：南部人——白人和黑人

  想象的南方

  从地理上说，南部共同的东西少而又少：一条大山脉把它分开，它的公路很少，也缺乏别的内部来往的途径；几乎所有的大河都只在它的边缘流过，或者向外部流去。

  从文化上看，南部的文化成分也是各种各样的。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法国及西班牙文化残迹，路易斯安那州的罗马法遗风，这些外来文化成分，比那时在美国东部其他地方所能见到的更鲜明，更普遍，也更持久。最显著的是人数不多的具有古老的英国血统的绅士和来自非洲的千百万身不由己的、没有文化的移民之间的文化鸿沟，这些绅士们认为自己是欧洲优秀贵族的“骑士”后裔，而移民们则带来了古怪的部落语言，他们连欧洲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这种种族差异是特别明显的。

  相信一致，就会创造出一致来。有好几个南部，但大约在1830年以后，南部的领袖人物只看到一个南部。他们的胜利是历史对地理的胜利，是想象对现实的胜利。

  虽然南部的这些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地区由于同质而统一起来，但事实上把南部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却是它那把人分成白人和黑人的深刻的（南部人认为）、无法消灭的界线。南部的“特有制度”对南部社会的生活、希望和命运来说，实际上不是一种联合一致的办法，而是一种一分为二的办法。南部的领袖人物自己相信，只有把他们的社会一分为二，他们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体。于是，“南部”也就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不现实、最强大、最富灾难性的过分简单化的产物。

  种植园主是怎样失去其多面性的

  农村、城市与农场主

  在过去的南部，城市的活动和力量分散到农村各地。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虽然在所有殖民地中人口最多，但却没有一座城市；它的首府威廉斯堡只是一个季节性的政治中心，全年常住人口只有一千五百人。

  只要这些居支配地位的种植园主生活在大西洋沿海的河流两旁，把装载伦敦货物的船只开进他们的私人码头，他们就兼有了商人的灵活性和农场主的稳定性。运去烟草的海洋，运来了书籍和思想，也运来了“对人类意见应有的尊重”。

  在西部，“发展次序是颠倒过来的——先是铁路，后来是城镇，再后来是农场。这样，拓居地的发展就快得多了，是城市造就了农村，而不是农村造就了城市。正是这些城镇制定了州宪，形成了舆论，确立了社会惯例，规定了西部的道德标准”。

  南部就不同了，那里是在农村确定了地区特点之后才出现城市的。因此，南部城市的迟迟出现，不仅仅意味都市影响发生较晚。从南部的特有环境来看，城市的出现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它实际上有助于使南部的全体领导人具有较少的面向外部世界的性质，而更多地具有农村的、孤独的性质。

  虽然贸易转到了城镇，但领导仍在农村。大种植园主通商逐利、面向世界的种种活动，转移到了新的城市中心，但是南部领袖人物的精神气质，仍然留在他的种植园的邸宅之中。

  代理人制度

  棉花是最不易腐烂的农产品，在运输缓慢、货栈稀少、管理简陋、办事拖拉的时代，特别适合于资本主义经营和市场投机。随着棉花这个百业之王的登基，棉花代理商也就成了暗中操纵王权的势力。他决定棉花在什么地方销售，销售给谁，按什么价格销售。他对种植园主拿钱买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买，按什么价格买，有很大的发言权。把他的委托人和复杂的城市世界隔绝开来，在这方面他的本领要比他的英国前辈大得多。他不但有权替种植园主做生意，而且也有权阻止种植园主自己去做生意。

  代理商提供了法律规定以外的许多服务，从而成了种植园主的舒适的独立王国派往外部世界的全权大使。种植园主即使想要摆脱代理商，也一年比一年困难：他可以挑选他的代理商，不过这种挑选也不会有多少不同。由于缺乏意愿，缺乏知识，缺乏关系和时间，他始终摆脱不了这种商业代理制度。

  既然种植园主的账是由城里的某个人给他记的，那么他就绝不可能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家底；他往往寅吃卯粮，难以做到量入为出。

  代理商助长了对棉花的狂热，他们也靠这种狂热为生。每一个代理商的目的是控制越来越多的棉花。每一个种植园主的目的是生产更多的棉花，以便在某一年奇迹般地出现棉花丰收、棉价很高时还清代理商的债务。为了这一目的，种植园主希望得到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奴隶。但他们的邻居全都打着同样的主意。他生产的棉花多了，邻居们生产的棉花也多了；棉花产量增加了，棉花价格下跌了。

  南方商业传统的形成

  资本主义在南部发展起来了，但是资本主义精神却没有。一种僵化的制度束缚了追逐利润的人们的手脚，使他们无法摆脱陈规旧习。代理商是南部的典型商人，但他们从未成为商业巨头。他们似乎属于保守的那一类人，他们担心任何变革都可能会减少他们的佣金。种植园主忙于自己的事务，无缘接触新机会，并且没有另辟蹊径的壮志。这种经营方式，消失了种植园主的进取心与多面性。

  就整个南部社会来说，一种明显的、灾难性的后果是财富与声望的分离。代理商虽然在南部的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在南部的政治和文化中却并不如此。在那个时代，很难找到一个做过代理商的南部政治家。金钱在城市里积累起来，但南部的政权和发言权仍然在种植园里。

  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非商业精神，在从事农业的南部发展了起来。古老的欧洲社会，由于其过去的封建主义和自给农业的长期传统，自然要瞧不起店主、商人和银行家，但这和一个靠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来维持的社会，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美国的南部在宣布棉花为百业之王时，对于生活上的享受只得将就些，但又不得不俯就那些做棉花生意的人。

  新英格兰和纽约竭力歌颂商业，把新兴的商人交易所建设成“公共福利的神殿”，并把商人尊为当地的领袖，而南部的英雄们却成了小说中的农村绅士的漫画式人物。这是美国商业和工业的时代——是美国各种社群崭露头角的富于创造力的时代。新英格兰人知道这一点。他们既不惜为有钱的人锦上添花，也不用对假想中的英雄进行吹捧。然而，南部却以轻蔑的笔调去描写有钱的人，而根本不写什么商人—冒险家。

  保守、静止、统一的南方

  南部对主要农作物的依赖，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这种依赖使得南部可以保持静止不动的这种看法变得似乎言之有理。烟草、稻米、糖和棉花照例主宰着一切。南部的农业技术变化很慢，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奴隶劳工的呆板被动，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对于用新办法来做老一套的工作是不感兴趣的。

  南部毫无变化的一个表面迹象，是那里的永恒的平静。如果一个习惯于城市喧嚣的北部人在南部和平宁静的农村旅行，他往往容易认为什么都没有发生。南部人提醒他说，他错了。他们说，南部一直不断发生的不是喧闹的变化，而是机体的平静的生长；上帝正在这片土地上悄无声息地工作。南部的城市同样害怕火、烟和噪音，它们通过了法令，禁止使用蒸汽动力。

  南部对于法律上的种种新花样是同样不欢迎的。新英格兰人正在使普通法适用于前所未有的关于铁路和为在城市进行集体谈判而正在组织起来的劳工的需要。他们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了股份有限公司，来为新的目的服务：把小投资人的零星资本收集起来，鼓励大投资人大胆投资，为任何企业制造出合法的品种。这是一般公司法的时代，有了一般公司法，商人如要成立有限责任的公司，用不着每次都要获得专门立法的许可，而且成立新的商业实体的手续也简化了。

  但一般说来，南部各州在这方面或任何其他方面的变革都是十分缓慢的。股份公司在新英格兰、纽约以及中部各州是十分普遍的，但在较远的南部地区，这种公司就很罕见了。北部人利用股份公司来向社会筹集资金，以建立大工厂，但这种办法不投南部人的胃口，也不符合南部人做生意的习惯。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律师们的创造，是一种不正派的产物。在南部的绅士们看来，债务完全是私人的事。

  坚决主张南部多样化的人为数甚少。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们的意见在棉花业地区是几乎听不到的。关于南部同质性的错误观点之所以变得更加不可动摇，是由于南部人口稳定，同时也是由于南部没有大量的欧洲移民，而这又使它看上去更像欧洲。社会名流如此不忘祖辈，关心世系，这在美国其他地方是少见的。他们对血统质量和种族“纯粹”的重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很少有人自觉自愿地到南部来了。与发展中的北部和西部比较起来，南部极少肥沃廉价的农田，自由就业和飞黄腾达的机会。

  南方与奴隶制的形成

  在南部各州，奴隶制——南部的“特有制度”——却培养了一种对待新来的人的完全不同的态度。尽管社会赞助人对如何吸引和同化新来人的问题绞尽脑汁，但在内战前的半个世纪中，南部人却越来越关心怎样把新来的人赶走和隔离开来。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南部奴隶制的辩护者越来越坚持认为，他们的黑人奴隶这一部分人口，实际上正是南部的合理性、同质性和稳定性的由来。

  南部人不把黑人算作移民，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黑人永不会被同化为他们社群中的一员。他们日益把自由黑人视为危险分子，在南部也只有对自由黑人才像其他地方的移民那样看待。然而，南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是黑人，有许多黑人是在不久前的几十年中到来的，他们的人数随着不断的输入而逐年增加。南部成了一个无形移民的国土，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正是由于南部的制度使那里移民的身份一成不变，南部似乎成了一个无形移民的国土。

  只要研究一下十七世纪北美全部劳工的状况，就可以看出，“一开始那里并不存在奴隶制，那里的奴隶制不单单是从别处学来的，奴隶制也不是黑人本身独有的品质所决定的。奴隶制的出现，不如说是把欧洲的传统制度适应于北美情况的结果”。

  在十七世纪结束前，“奴隶”一词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开始获得了一种新的专门的法律含义，奴隶身份也开始在黑人身上固定了下来。不过，奴隶制所采取的形式，并不是从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那里引进的，虽然他们很久以前就已从罗马法中知道奴隶制了。直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殖民地实际上没有任何关于黑人立法的值得注意的倾向。但是，当时弗吉尼亚和马里兰需要劳动力，急于吸引英国移民和其他非基督徒移民，于是这些殖民地就为这些移民修改了法律，缩短了服役期限，从而使订契约的仆人的前途变得光明起来，他们一旦服役期满，就可以不用继续服役。南部殖民地居民希望，这方面的改革消息能在不列颠群岛的未来移民中传播开来，以便加速“本地区的人口发展”。但是，非洲人是非自愿的移民，他们本来就不是给什么服役期或某种新生活的机会吸引来的；因此，降低他们的地位，不会有任何损失，而延长他们的强制服役期限，却是有利可图的。

  十八世纪初，在北美南部的英属各殖民地里，黑人普遍地获得了奴隶的身份，然而即使在那以后，也丝毫不能肯定黑人将会被判定永远成为新世界的化外移民。一些有头脑的南部人疑虑重重。

  南部人是迟迟才承认黑人奴隶制是他们社会的一个永久不变的制度的。同时，他们也是迟迟才抛弃消除奴隶制罪恶的希望的。如果说，消除奴隶制的罪恶，不能通过废除奴隶制本身来实现，那么，至少还可以用公款把黑人迁往他们能够作为自由人而生活的某个遥远的地方。

  然而，种族的现实不得不使南部人越来越怀疑，这些移民是无法同化的。南方人为一个完全相反的问题所苦恼，这就是怎样来摆脱一种他们自知对其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的罪恶。而这种罪恶，如果没有这些来自非洲的怪人，本来不会存在。把黑人当作同样在新世界寻找机会的人来看待，认为他们对新世界的利益拥有同等的权利，这是南部人万万办不到的。在南部的白人领袖们看来，黑人始终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外来成分。

  有一种普遍一致的意见，这就是：所有的自由黑人都必须离开。相当多的南部人认为，这仅仅是如愿以偿地实现驱逐所有黑人的最后目标的第一步。还有一种比较温和的建议，那是作为防止奴隶起义的措施而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就是：每年送走一批奴隶，把种族的人口比例颠倒过来。

  根据美国特定条件提出了奴隶制的论点，从而使南部的看法和美国其他地方的看法（新兰格人、过路人和暴发户的看法）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

  美国是一个移民充斥的国家，它的繁荣依靠建立和发展新的城市，依靠吸引外来移民，依靠把这些移民吸收进新的社群，在这样的国家里，南部的特有制度显得越来越与众不同而惹人注目。奴隶制问题这时被宣布为移民问题；越来越多的南部人所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这些移民留在美国，但把他们拒之于美国的大家庭之外。

  虽然少数民族聚居区当时在美国还是一个陌生的事物，但是南部人不仅制造了他们自己的美国式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而且还宣布说，这种聚居区对他们的和平与繁荣是必不可少的。

  也许，从美国历史的更长远的观点看，与其说这是奴隶制度（大多数其他欧洲民族都曾以某种方式经历过、并在后来超越了这种制度），不如说是那种认为可以有一种无法消除的移民的思想折磨了南部和整个国家。甚至在这种合法的奴隶制度被废除以后，南部人认为可以有无法消除的移民这种看法也仍然保持不变。只要这种看法存在，黑人的“解放”就多半是无效的；迪尤及其追随者的论点的前提是，黑人的解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无形的社群：黑人教会

  黑人的处境

  黑人从运至美洲之日起，就受到他们主人的法律的限制和管理，他们只是逐步地和被迫地发现他们身在何处和人们指望他们做些什么。他们最先受到了暴力的统治，甚至在他们了解了主人的行事方式和要求之后，他们也仍然被告诫说，主人的那种雄心壮志，是不许他们享有的。在美洲，在有了政府之前，就已有了社群：在有了迫使人们服从的有效力量之前，人们就已分享各种利益和参与各种计划了——而这种经验黑人是不可能有的。

  没有自由意志就是奴隶生活的本质。奴隶（逃亡的奴隶除外）屈从于别人的意志，他绝不能自己移徙，而永远是一个可以被人家移动的东西。

  黑人被奴役的方式，往往是破坏他的非洲文化，在他被置身于新世界时剥夺他的传统。他过了相当时日才忘记了他自己的非洲语言，学会了他的主人的语言。非洲的语言多得数不胜数，而奴隶们又是来自不同的语言集团。因此，他们即使要和同是来自非洲的奴隶交谈，在开始时也感到困难。

  非洲移民是一个没有家庭的人。在美国，即使是一般非洲家庭结构的余迹，也几乎找不到；各个家庭都给奴隶贩子们毫不在乎地破坏了。同时，奴隶制也使黑人不能像南部白人那样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

  随着内战前不久的几十年中国内奴隶贸易的兴旺，母子骨肉分离的事更普遍了。奴隶居住区的生活，妨碍了独立的家庭单位的概念。人们期望养母或“黑人保姆”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她的“白人子女”，这种关系常常转移了她的母爱天性。理想化了的黑人母亲，与其说是她如何在奴隶制下为她自己的子女作出牺牲，不如说是代替别人表示母爱感情的黑人“保姆”。在黑人家庭中，母亲占有首要地位，而这种地位产生自奴隶制下的那些无情的事实：她的主人对她的子女拥有的财产权利和强行搭配的薄弱的夫妻关系。

  产生于公民权利的那种社群感，尤其是以参加市镇会议之类政治团体为出发点的那种社群感，奴隶甚至自由黑人当然是不会有的。这样，奴隶也就显然缺乏那种对社会的利害关系感，因为这种感情来自财产所有权，来自经济竞争，来自共同的商业进取心。

  “他们似乎也无法从这片荒野眺望一块可以满足他们的希望的更美好的土地；因为不管他们的眼睛朝向哪里（除了朝向上天），他们都看不到任何东西可以使他们得到一点安慰与满足。”黑人不愿让自己永远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黑人在奴隶制下受尽了种种苦难，但他们也得到了一点小小的补偿，那就是他们的宗教感情变得强烈了，这是一种纯粹属于个人的感情，朴素而又热烈，尚未受到习俗和刻意布置的不良影响。美国黑人发现了一种新的宗教经验：他特别强烈地感到心神不定、孤单寂寞和无能为力，这一切他只能指望在天国里求得解脱。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南部白人宗教思想中的那个无时不在的简单问题，就是基督教对奴隶制会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对减轻奴隶制的罪恶，对扩大奴隶制的好处以及对鼓励黑人默认奴隶制，会产生什么影响的问题。

  宗教集会并非罕见，而且它们还成了黑人社群的核心，并在后来成了黑人社群的整个组织形式。

  如果说，形成犹太人对待宗教和自己社群的态度的是城市犹太人区，那么，形成黑人对待宗教和自己社群的态度的则是奴隶制。美国黑人就这样被吸引进了无数的宗教社群。

  黑人的无形的宗教社群，表现了

• 字典一般的书

  作者：joejiang 发布时间：2005-11-16 22:37:34

  这本书的文字风趣幽默，又处处相关，暗示很多的黑客文化，有时候不知道是在学习一门语言还是在和大师谈话。

  读书需要专心，手上最好有一个夹核桃用的钳子，因为如果有小动作导致分心的时候可以想到 Perl 这个坚果还没有弄懂，就有了继续读下去的热心。

  基础部分后面的关于面向对象的部分比较简单，需要参考 Damian 的书来进一步了解灵活使用的技巧，否则不容易读懂别人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