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叔岩年谱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余叔岩是京剧发展过程中一个极有代表性的人物，又是一个很具独特性的艺术家，他少年走红京津，不久湮没无闻。28岁东山再起，38岁即从剧坛隐退，不再进行营业演出。54岁因病逝世。就在这看似短暂的艺术生涯里，余叔岩在祖父余三胜、老师谭鑫培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余派艺术，他与梅兰芳、杨小楼并称“三大贤”，是京剧鼎盛时期的最重要领军人物之一，他留下的“十八张半”唱片，被诸多后学奉为法帖。

年谱分谱前、正谱、谱后三部分。谱前述余姓之由来，及余叔岩家族之传承谱系；正谱记录余叔岩本人学艺、演出、家庭生活、社会活动等一生之经历；谱后记载余叔岩身后，其弟子、家人的主要活动，及与余叔岩余派艺术相关的社会活动。

年谱在记述余叔岩个人艺术生涯的同时，力求体现出当时京剧发展的万千气象：一、在记录余叔岩本人的演出时，将同台合作者及同班的前后戏码尽量保存完整，这很能看出当时京剧演出严密的体系性；二、在记述余叔岩本人演出之外，还保存了一些同时期主要班社的信息，如杨小楼、梅兰芳、王凤卿等人的演出状况，在每一年正文前面都加有按语，介绍这一年北京剧界的主要班社及剧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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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斯琦，1990年生，毕业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现供职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校图书编研信息中心，从事京剧史研究。自幼喜爱京剧，从刘曾复、王家熙、和宝堂等先生习京剧史论，出版有《梅兰芳沪上演出纪》（中西书局），《谭元寿传》（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代名净侯喜瑞》（中西书局），编校《王家熙戏剧论集》（中西书局），编注《荀慧生日记》（中国戏剧出版社），撰写《程砚秋沪上演出史略》等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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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余叔岩是京剧发展过程中一个极有代表性的人物，又是一个很具独特性的艺术家，他少年走红京津，不久湮没无闻。28岁东山再起，38岁即从剧坛隐退，不再进行营业演出。54岁因病逝世。就在这看似短暂的艺术生涯里，余叔岩在祖父余三胜、老师谭鑫培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余派艺术，他与梅兰芳、杨小楼并称“三大贤”，是京剧鼎盛时期的最重要领军人物之一，他留下的“十八张半”唱片，被诸多后学奉为法帖。

年谱分谱前、正谱、谱后三部分。谱前述余姓之由来，及余叔岩家族之传承谱系；正谱记录余叔岩本人学艺、演出、家庭生活、社会活动等一生之经历；谱后记载余叔岩身后，其弟子、家人的主要活动，及与余叔岩余派艺术相关的社会活动。

年谱在记述余叔岩个人艺术生涯的同时，力求体现出当时京剧发展的万千气象：一、在记录余叔岩本人的演出时，将同台合作者及同班的前后戏码尽量保存完整，这很能看出当时京剧演出严密的体系性；二、在记述余叔岩本人演出之外，还保存了一些同时期主要班社的信息，如杨小楼、梅兰芳、王凤卿等人的演出状况，在每一年正文前面都加有按语，介绍这一年北京剧界的主要班社及剧场情况。

• 作者：Irreversing 发布时间：2020-11-05 13:10:57

  史料可贵，史才有限

• 作者：且醉冷梅泉 发布时间：2021-10-20 23:42:13

  这个排版要害死人……

• 作者：小毛豆 发布时间：2022-08-29 15:35:57

  这几天在给小毛豆读这本书，每个故事大约七八分钟读完，就像小朋友写的日记，跟其他内容跌宕起伏的绘本相比甚至有些“寡淡”。普通的小兔卡尔的生活就像普通的小毛豆的生活，记得之前看这套书的介绍称之为“没有说教感”，真好！

• 作者：世界唯一的皮皮 发布时间：2020-07-10 14:18:36

  很详实的一本资料集。很全面的记录了余氏的职业生涯，以及同时代的京班演出状况。当做传记看，难免显得乏味。当做京剧史的研究档案看，则是弥足珍贵。PS：书中收纳的轶事并不很多，这里摘录一则余氏语录“该所为唱戏等于写字者，实在懂戏与不懂戏之间耳”。

• 作者：殿前不检点 发布时间：2020-03-21 21:52:40

  七年之功，搜罗足备。自叙也值得一读，见识极深。

• 作者：猫三立 发布时间：2020-11-30 16:44:40

  设计看得眼睛疼

• 对《傲慢与偏见》几个中译本的比较

  作者：藤原琉璃君 发布时间：2007-01-15 14:54:28

  对《傲慢与偏见》几个中译本的比较

  1.0 文中所描述文本为简•奥斯丁小说《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英文版本一个，用以校验，以下简称O版；中文版本四个，分别为人民文学、上海译文、译林和北京燕山版，以下分别简称A、B、C和D版。

  1.1 O版 ‘If you mean Darcy,’cried her brother ,‘he may go to bed ,if he choose ,before it begins-but as for the ball,it is quite a settled thing；and as soon as Nicholls has made white soup enough I shall send round my cards.’

  《Pride and Prejudice》，Chapter11 P38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Jane Auste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1992 by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2 A版 “如果你指的是达西，”她哥哥大声说，“在舞会开始之前，要是他愿意，他可以上床睡觉。——至于舞会嘛，那是已经定了的事。只等尼科尔斯把白汤备足了，我就下请帖。”

  一种用白肉（如小牛肉、鸡肉等）加蔬菜所熬制的汤。舞会结束客人离去前，通常飨以热腾腾的白汤，咖啡或其它饮料。

  《傲慢与偏见》，第一卷第十一章 P47 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奥斯丁著 张玲 张扬译

  1993年7月北京第1版 200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1.3 B版 “如果你指的是达西，”她的哥哥大声说，“那么，他可以在跳舞开始以前就上床睡觉，随他的便好啦。舞会已经决定了非开不可，只等到尼科而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下请贴。”

  《傲慢与偏见》，第一卷第十一章 P44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简•奥斯丁著 王科一译

  1996年12月上海第1版1998年12月上海第4次印刷

  1.4 C版 “如果你指的是达西，”她哥哥大声说道，“他可以在舞会开始之前上床去睡觉，随他的便好啦——舞会可是说定了非开不可的，只等尼科尔斯准备好足够的白汤，我就下请帖。”

  白汤：系由肉汁、蛋黄、碎杏仁和奶油掺和而成的汤液。当时，英国人在舞会上常喝兑酒的白汤，借以热身与提神。

  《傲慢与偏见》，第一卷第十一章 P38 译林出版社 [英]简•奥斯丁著 孙致礼译

  2000年5月南京第2版 2001年4月南京第2次印刷

  1.5 D版 “如果你指的是达西，”她哥哥大声说，“在舞会开始之前，要是他愿意，他可以去睡觉。——至于舞会嘛，那是已经定了的事。尼科尔斯把白汤一备足，我就下请帖。”

  一种用白肉（如小牛肉、鸡肉等）加蔬菜所熬制的汤。当时，英国人常喝兑酒的热汤，借以热身与提神。

  《傲慢与偏见》，第十一章 P42 北京燕山出版社 [英]简•奥斯丁著 张隆胜译

  1995年6月北京第1版 2000年5月北京第5次印刷

  2.0 对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译介——接受——深入研究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之中（由于受到语言的制约，能直接阅读原文者为数不多）。在这个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译介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某作品能否在某特定的语言区域的传播。其次是读者对作品的认知与理解。读者对作品接受的程度越深，作品传播的速度越快、区域越广。深入细致的研究则是建立在前者之上。

  2.1 虽然我国已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加入了国际版权公约，但目前，国内的著作权意识仍比较薄弱（且不说最近新冒出来的上海译文和青海人民的“艺伎之争”），因此，一些书商出于文化与商业的敏锐性，利用著作权中的一些盲点，对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进行“重译”出版。所谓“重译”，有的译者并非是从事翻译的外语工作者，而是大学生枪手或是具备一定中文文学修养的人。他们对已有的中文版世界文学名著进行“重新表达”。蓝本是中文，译文仍然是中文。所不同的是，“重译”的语言文字功夫或许比蓝本更为精彩，但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原著的误读、误译甚至歪曲，更为严重的是侵犯了原译著者的著作权。在这股“重译”的浪潮中，《傲慢与偏见》亦成了“重译”的对象。种种迹象表明，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张隆胜译本就是这样一个产物。

  3.0前 其实关于比较《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文本的这个想法不是现在才有的，高中毕业时为了交一份研究性学习报告，否则学校就威胁我们不让毕业，那时我上交的就是关于《傲慢与偏见》和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几个中译本的文本比较。

  3.0 对于《傲慢与偏见》的几个中译本，上文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引发我对于燕山版怀疑的是第一卷第十一章“白汤”和“热汤”的注释。在我的记忆中，人文版将“white soup”译为“白汤”，而译文版译为“热汤”而且两者的注释注得让我脱离正文就无法判断两者描述的是否是同一种汤液。所以，我从图书馆借来了英文、人文、译林和燕山版四个版本。图书馆所没有的译文版，则让爸爸把译文版从不肯让人轻易触碰的书架上取下来，将相关文字和版次等信息电邮过来。

  3.1 得到所有五个版本后，我才发现我的记忆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错误。“热汤”是不存在的，到手的中文版都将“white soup”译为“白汤”，原想中的罪魁译文版在正文根本就耍了个花枪，用“一切”轻轻避过。但拿人文版和译林版相较，那段关于“白汤”的注释真的是写得让人脱离正文就无法判断两者描述的是否是同一种汤液。（注释见上）让我更疑窦丛生的是，燕山版的那个注释，竟然更像是用人文版的注释和译林版的注释拼就而成。这个注释所在的正文呢？译林版与燕山版似乎有些距离。但比较人文版和燕山版的结果，却着实让我更郁闷：基本相同，有的区别也只是同卵孪生子之间的区别。

  3.2 这样的结果让我预想中对于《傲慢与偏见》的版本传承顺序产生了疑惑，我原先的预想是这样，以英文原版为母本，按时间顺序，中国先后译介了四个版本的中文译本，即人文、译文、译林和燕山版，即图示中的A、B、C、D四个版本。

  3.3 而在这一变故后，我觉得是否顺序是这样，英文原本产生了A、B、C三个先后但并无多大关联的中文译本，而最后诞生的燕山版也即D版是参照前人成果的“中翻中”产品。我实在不敢以这样的恶意去揣度国人的道德底线。

  3.4 但我还是去随机不完全抽取比较了三个版本的注释及注释所在正文的文本，其结果就是下表：

  版本

  注释

          第一卷第三章

  第一卷第十章

  第一卷第二十一章

  第二卷第四章

  第二卷第六章

  第二卷第十九章

  第二卷第十九章

  第三卷第四章

  第三卷第八章

  第三卷第九章

  第三卷第九章

  第三卷第十七章

  A

  人文版

  P11，注②*

  P39，注①

  P96，注①

  P125，注①

  P133，注②

  P191，注①

  P192，注②

  P216，注①

  P244，注①

  P251，注①

  P252，注①

  P301，注①

  B

  译文版

  因此版本在家中，而图书馆又寻觅不得。除前“白汤”一例（白汤还是特地叫爸爸发邮件过来的），只得放弃对此版本的综合比较分析。

  C

  译林版

  P10，较A版多“跳舞者排成两排对舞”，而无“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

  P33，无此注。

  P78，无此注。

  P104，描述大致相同，对“湖畔诗人”的介绍较A版多“骚塞”一人。

  P110，无此注。

  P155，无此注。正文亦绕过不译，直译为“但说的都是私房话，不便于公布”。

  P156，注为“一种著名矿石”，不同于A版的“一种不含金属成分的晶石”。

  P178，不同于A版“过去英格兰恋人常越过边界，逃往此地举行秘密婚礼，小村因此出名”注为“临近英格兰边界地区。当时，许多英格兰恋人都跑到那里举行婚礼”，没有突出私奔的含意。

  P201，无此注。正文为“假若莉迪亚•贝内特小姐踏进那烟花世界”，而A版译为“如果莉迪亚•本内特小姐落到接受地方救济的地步”。

  P206，无此注。

  P207，不同于A版注曰“建于十八世纪的一座小型实验剧场，位于干草市场街，十九世纪初拆除”，C版注为“建于1720年，地址就在现在的海马克剧院北面。1821年，海马克剧院建成后，小剧院即被拆除”。

  P246，全然不同于A版，较长，但含意似乎与A版有所不同，没有照顾特殊人物的意思。

  D

  燕山版

  P9，综合A、C两版，该注释正文与A版非常相似。

  P37，完全同A版，该注释正文与A版非常相似。

  P91，完全同A版，该注释正文与A版非常相似。

  P119，完全同A版，注释正文仅比A版多一“去”字。

  P125，完全同A版。

  P182，完全同A版，注释正文与A版约三分之二文字相同。

  P183，完全同A版，注释正文与A版约一半文字相同。

  P207，完全同A版。

  P234，除一无关紧要的“若”字不同于A版，其余皆同；更为奇特的是，该注释的正文与A版相比，仅句末四字从A版的“津津乐道”改为“说三道四”，其余句式、结构、措词皆相同。

  P241，完全同A版，注释正文与A版约三分之二文字相同。

  P242，完全同A版，注释正文与A版约三分之二文字相同。

  P291，完全同A版，注释正文与A版约三分之二文字相同。

  * 关于注释出处所在的章节，由于燕山版（D版）同O版一样不分卷，而其他三版（A、B、C版）皆分卷，故此处章节均按人文版（A版）。

  3.5 结果很明显了。燕山版明显借鉴了人文的文本。而文本的借鉴包括了对其句式、结构、措词和注释的全方位借鉴，这不叫“不算太高明的中翻中”这叫什么？！（“高明的中翻中”起码也应该略改句式、行文风格、措词、注释，使得人看不出其本原，而又貌似英文本）。

  4.0 对于这次的事件和本文写作的意义，也该稍微正襟危坐一下，来作个余论了。

  4.1 我认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就其方法论而言应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译介研究，主要由能够阅读外文原文的外语教学研究界的学者承担。另一类则是自主研究，其中既有外语教学研究界的学者，又有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文学方面的学者。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各具特色，前者由于有赖于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故涉及的层面较宽，有宏观研究，亦有微观研究；后者由于资料来源有限，往往是以原著的中译本为出发点，所以大多偏重于宏观研究或与中国古典文学或近代以来文学的比较研究。

  4.2 如前所述，译介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学术界有一种倾向，认为译介研究是一种“投机取巧”，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译介研究有两个其他研究方法所无法替代的功能，这就是作品发源地原始研究资料的提供，以及对其研究方法的借鉴。由于语言与地域上的障碍，很多事情不是所有的研究人员能做到的，因此译介正是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桥梁作用。（当然相应的，对于我们国家的东西，海外学者的研究也是不容忽视的，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由于“身在此山中”的缘故无法看清，而“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海外学者有时可以较为清晰地理清思路取得重大的学术进展。引进海外汉学的成果对我们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借鉴作用，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出版就显得非常及时和重要。）

  4.3 至于对译介本身所做的研究，却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领域，译介在外国文学研究中除了起到打破语言壁垒的桥梁作用之外，其本身在比较文学中也成为研究对象，传统的翻译研究多注重于语言的转换过程，以及与之有关的理论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总结和指导翻译实践，而比较文学学者则把译介看作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并将译者、译作或翻译行为置于两个或几个不同民族、文化或社会背景下，审视和阐发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是如何交流的。其中包括相互理解和交融、相互误解和排斥以及相互误解而导致的文化扭曲与变形等等。具体到《傲慢与偏见》研究而言，比如人文、译林、译文等诸多《傲慢与偏见》中译本本身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4.4 对于国人淡薄的版权、著作权意识窃以为在健全法制的同时应加强监管，使之不成为一纸空文。对于“重译”，我的看法或许可以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绿原译《浮士德》前言中的话来表述：“翻译是一项得鱼忘筌的竞赛”。所有的翻译就是对于作品意图的再诠释过程，基于所有的解读都是误读的想法，更多的译本的出现或许能使我们像反函数的双曲线一样逐渐逼近那永远无法企及的无限接近于作品意图。 ×（同时让那些“中翻中”无所遁形。）

  ×双曲线的永远不能企及意谓这篇通过例证证明的文字的不完美性。对于浅薄的观察者来说，证据似乎就是压倒一切的因素，但是再多的证据也不足以使数学家满意，他们是一群除了绝对证明以外其他什么都不接受的怀疑论者。数学不倚赖于来自容易出错的实验的证据，立足于不会出错的逻辑严密的证明得到的结果才完美无可怀疑地正确并且永远不会引起争议，因为随时可能会有未经验证的第一千零一个例子来推翻归纳得出的结论。例如31、331、3331、33331、333331、3333331、33333331都是素数，当你认为所有的这样的数都会是素数的时候，下一个333333331＝17×19607843就正好打碎了你的幻想，绝不能使用起首的1000万个数得出的证据来证明一个涉及到一切数的猜想。

• 谷曙光读《余叔岩年谱》｜杜月笙的面子与余叔岩的骨气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0-10-23 19:12:36

  由《余叔岩年谱》思及一桩公案

  近日，笔者读到一本新书——《余叔岩年谱》，其书从晚清民国大量的旧报刊和老戏单中，爬梳剔抉，参互考寻，细致勾勒出一代名伶余叔岩的演剧生涯、艺术人生。平心而论，这种工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很难完成的，因为彼时，晚清以来的大量报刊文献尚未电子化，而纯人工的检索，精力和效率都毕竟有限。朱经畬老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撰有《余叔岩艺事年谱》（后刊于《余叔岩研究》），虽简略且有错讹，但在当时亦属难得。现在，《余叔岩年谱》的作者顺应潮流，充分利用了近代以来的各种电子文献；然而，光有“利器”而不谙熟皮黄，也是“空对宝山”，故更重要的是，作者沉潜其中，勤勉从事，遂后来居上，著成信而可征的年谱。

  

  《戏剧旬刊》以上色之“余叔岩赏荷”为封面

  《余叔岩年谱》的体例设计很用心，多数年份的正文之前都加按语，将余氏一年之重要经历撮述，同时旁及剧坛大事。对部分事件的考异辨析，亦以按语形式出之，下笔审慎。年谱中颇多旧文征引，看似篇幅较长，实则引文多稀见或独具史料价值之文献，故引用非但不嫌其长，反而对谱主及梨园生态有烘云托月之效。年谱的另一个特别的优长，是照片的选择精当，影印清晰，令整本书收图文并茂之效。可惜的是，年谱没有影印老戏单，令人颇觉遗憾。就目前已出版的数种名伶年谱论，这本无疑是品质较高的，亦可算作电子化时代的学术馈赠，值得向学术界、戏曲界和爱好者推荐。

  余叔岩是与梅兰芳、杨小楼并称的京剧“三大贤”，他的影响力如此之大，而舞台生涯却在三人中最短促。在余的一生中，有几件事，一直流传众口，屡被提及，如拜谭鑫培为师、“十八张半”老唱片、收孟小冬和李少春为徒等；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恐怕是1931年6月拒绝赴沪参加杜月笙家祠落成之盛大堂会。关于此事，众说纷纭，由来已久，俨然成为一大公案。观《余叔岩年谱》，只引了两家说法，且未加裁断。笔者思及此事重要，关涉谱主“出处大节”，不妨排比诸说，细加寻绎，以廓清迷雾，探查真相。

  “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杜祠堂会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有名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有谁知道？又有何快乐可言？大约杜月笙就是信奉此“名言”者，于是在发迹后，心心念念在浦东高桥家乡修建水木清华的宏伟祠堂。章君榖著、陆京士校订的《杜月笙传》谈到：“杜氏家祠竣工，举行栗主奉安之礼，时在民国二十年六月十日，是为杜月笙一生之中，巅峰状态时期的空前豪举。”所言不虚，杜祠落成，确为杜氏一生之高潮。

  祠堂肇建，如果只举行庄严典礼，显然不够吸引人，按照惯例，是一定要热热闹闹唱几天戏的，何况杜月笙本人就是超级大戏迷。于是，名伶堂会就成为整个庆典的重中之重。九十年过去了，当日奉安典礼早已风流云散，而盛大堂会却依旧脍炙人口、历久如新。据钱华《杜祠堂会写真》（《申报》1931年6月16日）报道：

  杜月笙先生浦东高桥宗祠落成典礼，于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举行盛大堂会三日。会集南北名伶，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及杨小楼、龚云甫、王又宸、马连良、谭小培父子、王少楼、高庆奎、言菊朋等莫不参与，可谓沪上空前未有之会串。宾客日以数万计，高桥道上，冠盖如云。

  三天堂会南北名伶荟萃，祠堂内外高搭两个彩台同时上演，万人空巷来观，真可谓“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为整个庆祝活动的最大看点。关于剧目，诸多书刊都有记载，不必再费篇幅。据《荀慧生日记》，杜祠堂会固然宏盛，但也实在混乱。因地点偏僻，交通极为不便，人潮汹涌而至，接待方面就显得捉襟见肘，各种突发状况不断。连参加堂会的两大头号名伶都无专人迎迓，“国剧宗师”杨小楼竟从浦东码头步行至杜祠；梅兰芳更离谱，“觅汽车不得，竟坐老汉所推之独轮小车，俗称老汉推车是也”，一时传为笑谈。而实际演出与原订节目，亦有较多变化，这是仅看预告所不能知者。最后一天的压轴戏《五花洞》，由“四大名旦”外加雪艳琴、高庆奎、金少山演出，竟然迟至第二天凌晨四点四十分才登场，五点二十分演毕。最后还有一出南方名伶周信芳等的送客戏《庆赏黄马褂》，才算功德圆满。如果从11日中午十二点开戏算起，直演到12日旭日东升，整整十六个小时（傍晚有休息），堪称空前绝后之国剧盛宴！

  

  杜祠堂会举办后之大合影

  杜祠堂会固然万头攒动、举市若狂，但还是留有遗憾。明眼人可以看出，重量级的名伶几乎都到场，唯独缺了当时的“须生王座”余叔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高规格的京剧堂会，梅、杨、余“三大贤”到齐，才算是“顶级标配”。正如翁思再《余叔岩传》所言：“如今是三贤缺一，就像青铜大鼎只备两只脚，何能支撑而鼎立？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譬喻甚妙。

  如何看待今古纷纭、聚讼盈庭

  关于杜祠堂会，过去喋喋不休地谈其盛况空前的一面，对其政治宣示和实力隐喻的另一面，多少有些忽略。名伶堂会固然显示了杜月笙的风雅品味和“与民同乐”的态度，但更是在向社会大众彰显其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呼风唤雨的权势。因此，说堂会是娱乐消遣，当然不错；但深层次，更是一种娱乐政治，巩固和强化了杜的上海滩头等大亨形象、地位。余叔岩的缺席，为何社会影响那么大，也就可以思过半矣。

  关于余的缺席，当时报刊就有报道，上海《梨园公报》第三百三十号（1931年6月12日）刊登简短启事：“杜祠会串原有近代须生泰斗余叔岩，因余有病，未克来沪，对杜公极表抱歉。并云将来如有机会，必特别效劳，意气勤勤恳恳。往平代表返沪后向杜公言之如此。”

  启事虽短，却说明坊间一定议论纷纷，甚至已流言满天飞，于是才有必要在上海伶界联合会的机关报上澄清一下，反倒有点“欲盖弥彰”的意味了。当时的民间舆论究竟是怎样的看法？能否找到这方面的材料？名记者、名报人徐铸成的《杜月笙正传》，谈到了彼时的“舆情”：

  我当时在汉口听到的“舆论”，一致赞许余叔岩，认为他能“顶”住再三的邀请，坚决不南下，真是了不起的硬骨头。

  这或可代表社会舆论的一般看法，即民众口碑。

  日久迁延，余大贤未到沪捧场的消息，一是口耳相传，二是不断被写入书刊，一提再提，遂酿成一大公案。棘手的是，这些说法，颇有差异，甚至彼此抵牾，令人无所适从。想要解决问题，拨开云雾，首先必须梳理史料，最好能竭泽而渔，并特别关注那些重要而具代表性的说法，然后按迹循踪，钩沉因果，论断是非，最后下结论。

  

  余叔岩《镇潭州》剧照

  笔者认为，关于此事，最值得重视的，自然是余、杜两人自己的叙述，可惜目前找不到相关史料。在存世的多种记载里，与余熟识的友人和合作者的说法，可采信程度较高。因为他们接近余，很可能亲自听余本人谈过此事。其次是参加了杜祠堂会的当事人的记述，再次是同时代人转述当事人的话。等而下之者，是年代较晚的材料和传闻，辗转抄袭改篡，有时还添油加醋，越发没有价值了。

  张伯驹的诗文及反驳

  余叔岩友人的说法，兹以影响最大的张伯驹为例。张氏《红毹纪梦诗注》有诗云：“笑他势力岂能移？直节干霄竹是师。纵使沪滨难再到，不来出演杜家祠。”诗下注云：“上海帮首杜月笙建筑家祠，告成，款待贺客，遍约京沪名演员演剧。京梅、杨以及各演员皆到，独叔岩一再约不去。杜使人传语曰：‘如不去，此生休想再到上海滩。’叔岩曰：‘宁此生不到上海，也不去杜家演戏。’此足见叔岩之气节。”

  

  余叔岩与张伯驹合摄之《四郎探母》

  张氏诗文，流传甚广，既不乏赞同者，亦有言为“肉麻”者。然则，张的说法，是否有溢美拔高的成分？反驳者何许人也？颇有意味的是，笔者找到了“杜家人”的辩驳。在杜月笙长子杜维藩写的《我的父亲杜月笙》里，专门谈及此事。杜云：“另有件事，是我必须为先父澄清的。……（张伯驹的说法）这绝对是误传。……余叔岩辞谢邀约，事后即有此传言，苦于无从辩解，也无法请余叔岩出面辟谣。多年以来，我对这件事，不无耿耿。”足见杜家人念兹在兹。杜维藩还进一步披露了从黄金荣的孙子那里听来的“秘闻”。即：余之所以“不敢”去上海，缘于最后一次赴沪演出的失败。那次是黄金荣的邀约，在共舞台，但曲高和寡，卖座惨淡，余栽了跟头，不等合同期满，就铩羽北归了。但黄老板仍“大度”地支付了全部包银，惟要求余承诺，如再到上海，务必“补足”这次所欠的日子。余一直忌惮对黄的宿诺。……

  这番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又有黄家披露的秘辛，其实却距史实甚远，根本不值一驳。按，余叔岩一生三次到沪演剧。最后一次，是1923年10月下旬，应上海陶宅堂会，演了三场。之后，共舞台的老板黄金荣“打秋风”，邀余登台。这可省却往返川资等许多花销，差不多是无本买卖，也只有帮会大亨敢这样“敲竹杠”吧？黄还“顺道”邀了在沪的程艳秋与余合作。如此坚强阵容，何愁不上座？黄恨不得让余、程多演些日子。但余仅唱了八天即北返，盖不愿被大亨榨取太多“剩余价值”也。请看，连基本事实都南辕北辙，杜家人的辩驳就很“苍白”了，难以取信于人。

  有趣的是，“杜家人”出来说话，而“余家人”后来也有表态。余叔岩之女慧清《忆父亲余叔岩》亦谈到其父不赴沪：“这是由于他不拜客，以前来上海演出时已受够恶势力的苦头，所以不想与他们有任何联系。”因写杜子之说，姑且先将余女之言附笔于此，后文再与他人之说合议。

  除了杜家人，上海前辈剧评家张古愚也曾公开反驳张伯驹。古愚翁写了《余叔岩未赴杜祠堂会原因另一说》，竟认为杜月笙压根就没邀请余，而余“宁可日后不去上海演出也不愿为大流氓效劳”云云，纯属张伯驹的臆说。古愚文的关键情节是：杜祠的这三天大堂会的总提调是金廷荪，协助办事的有洪雁宾、孙兰亭。洪是杜家人，孙是金的干儿子。不邀余叔岩，是余叔岩的好友、上海名票罗亮生（陈彦衡弟子）提出的。罗亮生认为，杜祠内外的两个戏台都是临时搭起的，台上没有拢音设备，场子大、四面空风（周围皆为农田），余叔岩嗓音细小，在戏园里十排后就听不清了，这种戏台是根本没法让余叔岩登台唱戏的。金廷荪接受了罗亮生的建议，所以未邀余叔岩。

  这“新说”石破天惊，乍看起来，也颇足令人相信。文章牵涉的关键人物，是早年沪上名票罗亮生，似乎张是听罗亲口说的。至此，可谓迷雾重重矣。关键还是当事人的叙述。好在笔者费了一番功夫，查到了罗亮生本人的说法，罗《五十年前京戏老生之回忆》云：

  浦东高桥杜祠落成堂会（杜月笙，上海头等白相人），所有在北京（包括上海）的名演员……都被邀来参加演出，独有余叔岩不买杜月笙的帐，不管如何威迫利诱就是坚决不来，这一点是值得佩服的。

  白纸黑字，张古愚的“没邀余”的离奇说法已不攻自破。罗是上海滩很有权威的前辈名票，余叔岩有一次在上海碰到票房的麻烦，就是托罗帮忙解围的。罗文值得重视，等于是“加持”了张伯驹的观点。

  

  余叔岩《洗浮山》剧照

  试问，张伯驹的说法从何而来？张氏其人早已盖棺论定，他虽有“张大怪”的外号，但身行方正、耿介直言，人品为人称道，故其所谈当不是空穴来风。合理推测，余叔岩于小范围的朋友圈，在二三知己聚会聊天中，很可能会拿拒绝杜月笙做“谈资”，而言下恐怕不无傲岸意。张伯驹的叙述，应得之于余府座中闲谈。

  杭、孙、何：另几家需要介绍的说法

  余叔岩合作者的说法，以“鼓佬”杭子和为例。1931年，余已辍演很久，杭为生计，早另“傍”他人了。关于杜祠堂会，杭晚年在《司鼓生涯》里大谈特谈：

  可是不管怎么劝，余叔岩就愣没去。按那时候凡是大堂会，如果没有梅兰芳、余叔岩和杨小楼三人参加，或是缺其中之一，就算不上讲究，这堂会就不够派头，不算阔气。而余叔岩就不去上海，杜月笙也奈何他不得。但是一个艺人脾气耿直，敢于顶撞黄金荣、杜月笙，可是从此他不再去上海，虽说是赌气，说实在的也是提防他们下毒手。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做艺人吃戏饭真是提心吊胆！

  其说法跟张伯驹、罗亮生差不多。按说，杭的年辈老，又是当事人，所谈应有价值，但实际却大打折扣。再引一段杭谈老旦泰斗龚云甫的：

  那时候龚云甫已经六十多岁了，正患重病，本不打算去上海，但是抗不过杜月笙派来邀角儿人的威胁逼迫，不为挣钱也为保性命，也只可抱病动身了。那时候我除了给余叔岩打鼓以外，还给陈德霖、王凤卿、龚云甫打鼓，这三位都是被邀去上海参加堂会演出，我当然也随同他们一起去上海了。那是六月间，天气闷热，加上路上劳累，龚云甫到了上海病更加重，已经沉沉卧床不起，但是杜月笙毫无人性，仍逼迫龚云甫唱《太君辞朝》……

  后来的情节是龚在台上摔倒，病上加病，送回北京没几天就“呜呼哀哉”了。可惜杭的口述存在颇多问题。杜祠堂会，王凤卿没去，陈德霖已死，而杭说跟他们一同去沪，岂非痴人说梦！至于龚云甫，是参加堂会后的第二年去世的，差不多相隔一整年，远非回北京没几天就故去。

  杭子和的口述那么多事实错误，恐怕不是偶然。张古愚甚至认为，杭是“故意造谣”。古愚的《余叔岩未赴杜祠堂会原因另一说》也爆了“猛料”：

  余叔岩的鼓师杭子和听说这次去上海参加杜祠堂会，酬劳相当可观，为马连良司鼓的乔玉林、为程砚秋司鼓的白登云，都满载而归。不邀余叔岩，杭子和也捞不到油水，因此对杜月笙怀恨，制造“龚云甫之死”的谣言。

  由此言之，杭有没有去上海参加堂会，都成问题！“亲历者”的回忆，却存在那么多错讹；可见历史真相扑朔迷离，而欲探查，何其难哉！然而，说杭“故意造谣”，恐怕亦非事实。杭口述《司鼓生涯》是在1962、1963年，那时已七十五岁高龄，听力又差。彼时老艺人回忆录的“主旋律”，大率为揭露旧社会的黑暗，重笔写艺人受压迫的悲惨遭遇……或许有关方面有“引导”，而杭为了迎合，就信口开河了。

  孙养农、孙曜东兄弟，出身名门，乃银行家，都是余宅座上客，可以登堂入室。他们的说法，也值得重视。孙养农五十年代在香港写了《谈余叔岩》一书，其中谈到：

  那次余氏之不参加，实在是为了从前屡次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另有苦衷。如若去了，再有人约唱营业戏，唱也不好，不唱也不好，所以再三考虑之下，就毅然决然地不参加，况且身体也实在是太坏，所以就向杜氏婉言推辞了。

  孙的一番话，倒合情合理，不过也话里有话。余叔岩在上海，确实屡次碰到不愉快的事，亦与帮会有关。这恰好可与余女慧清的说法相印证。孙曜东晚年口述的《浮世万象》则说：“余硬顶着不去唱，显示了他不畏强暴的骨气。同时还有一个内部原因，就是那时嗓子已经坏了，……万一演砸了，这个名声就不好收拾，所以硬着头皮顶。”故强项硬顶是一面，而爱惜羽毛是另一面。关于因病不能参加，赞同者亦多，媒体人徐铸成认为：

  余叔岩高风亮节，自然极可钦敬，但他也有一个与梅、杨等不同的具体情况，他那时已得了肝腰重病，基本已不能公演了，“上海这个码头我不要了”，因此就更可以理直气壮，无所恐惧。

  既肯定了余的风骨，也指出他无欲者无畏，而无畏者则刚。

  

  孙养农之《谈余叔岩》书影

  小生名票何时希撰《余叔岩与杜月笙的决裂》，标题用“决裂”，颇为惹眼。何文有“独得之秘”，系当年与八十八岁的南方名丑刘斌昆交谈，而知悉了一些重要信息。比如，杜派到北平的邀角人有名净金少山，而金与余还是把兄弟，故金以为约妥余十拿九稳。谁知金策略不对，惹恼秉性刚强的余，双方话不投机，终于不欢而散。何文的结论是：“归根结底是他（指余）有财、有病，可以不倚唱戏为生计，加以金少山又刺激了他，这是最洞彻的事实。”何为表示确凿可信，还特别说明系当事人所谈，且有多个信息源相互印证。

  “杜先生的面子”

  众所周知，上海滩早年流行一句话——“杜先生的面子”，似乎没有杜先生办不到的事！从杜月笙一贯行事的风格来看，不干则已，若干的话，就一定要拔得头筹。其实黄金荣、张啸林等大亨何尝未办过堂会？然而，就是没有杜月笙的声势浩大。

  从杜祠堂会规模看，杜月笙真是打算将北平名伶一网打尽的。笔者以为，杜就是要“处心积虑”地办一场民国史上空前绝后的堂会。单缺某一名伶，不算什么；但余是须生首座，地位举足轻重，影响了杜的面子，就成为美中不足。

  杜祠堂会的大运作，杜不必亲自出马，当是成立“公关小组”，派专人到北平，接洽联络。负责邀角者，必定神通广大。笔者很好奇，都有哪些人呢？据杜祠庆典《积善余庆》小册子，总理庆典者为虞洽卿、王晓籁、黄金荣三人。另设有专门的剧务处，主任张啸林、副主任朱联馥，成员有周信芳、罗曲缘、赵如泉、孙兰亭、常云恒、王元龙、孙克友、林树勋、浦贤元、苗胜春、高庆奎、黄全生、裘剑飞。这其中，既有南方名伶，也有戏院老板，而北方仅一名老生高庆奎。大亨张啸林应是演剧方面的最高负责人。那时，名净金少山正依附于张，于邀角上必定大卖力气。笔者疑心，在北平出力较多者，应是高庆奎和金少山。

  行文至此，笔者浮想联翩，是否可以“还原”一下邀角人与余交涉的场面？这当然不可能，但又不妨做一些揆情度理的推想。话说杜月笙的门徒，在金少山的带领下，见到余叔岩。杜为示郑重，极有可能事先起草了亲笔书信（起码是签名信）。而上海来人必定先好言相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余则以病婉拒。这是第一回合。

  

  余、梅、金——一张“合成”的假照片

  接着，上海来人喋喋不休，继续纠缠，余无奈拿出医院的“诊断书”（当时小报玩笑，余为谢绝演戏邀请，经常巧施“血盆计”，故意留病血示人），外加他近两年未有任何公开演剧的客观事实，来人必定无可奈何。这是第二回合。

  一个关键而有趣的问题是，公关过程中是否有威逼利诱？笔者认为是肯定的，历程必定曲折，且软硬兼施。在这个过程中，劝诱者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当反复规劝不成，以帮会中人的一贯行事风格，甩几句狠话，威胁一下，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余两年未演的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口咬定病莫能兴，终究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余近几月恰好演过，那就真无法推脱了。若上海来人“放硬话”，以余的强项个性，是要“回敬”的。杭子和就说：“余叔岩这人生来脾气耿直，他有个外号叫‘两条命’。”况且北平毕竟不是杜月笙的势力范围，邀角人再狠，也只能以“休想再到上海滩”为恫吓。故前文引张伯驹之言合乎情理。两方终于“谈崩”，不欢而散。这是第三回合。

  后续，杜月笙方面不排除还有伎俩花招，各方说客纷至沓来；但余抱定宗旨，就是不上“贼船”，其奈我何？笔者的老师吴小如先生曾分析：“稍事犹疑，即入彀中。”虽说不是千钧一发，但余叔岩确要顶住各方压力。

  其实，杜祠堂会邀角，犹如“田忌赛马”，北平的角儿是分成上中下三等的，梅、杨、余三人，就属上等，在必约之列，目标是“务必拿下”。还有的，或者如虎添翼，或属锦上添花，或是可有可无，不可一概而论。再者，因酬劳丰厚，人又风光，很多名伶想方设法也要“挤”进去；但杜、张等大亨还不见得能看上呢！邀约的未必愿去，而想去的未必被邀，这就是“围城”。需要说明的是，威胁余叔岩，未必是杜月笙的意思。但是接受邀角任务者，为完成使命，会不择手段的。说几句难听话，又算什么？根本用不着杜月笙授意。邀余失败后，派往北平的“戏公关”，向杜、张报告，大亨肯定不快；但天下事，难得十全十美。余的缺席，固然遗憾；假设邀一百人，如九十九位都给了面子，那也是天大的面子了。杜先生的公关和运作，总体已是叹为观止矣。

  马连良的难堪

  上面的“情景演绎”真实否？或许有人认为，邀角从头到尾和和气气，只怕没有什么威逼利诱吧。笔者要说，社会很残酷，不要太天真。何况是“水极深”的帮会和梨园打交道！“戏饭难吃”，自来如此。帮会人物与梨园关系密切，那些大亨对名伶表面上礼貌有加，但如果触及他们的利益或忌讳，有时就是头等大角儿，也丝毫不假颜色。

  笔者姑且举一个名伶马连良的例子，也跟杜月笙有关。1947年9月，杜月笙六旬大寿举办堂会兼义演，前后十天，在牛庄路的中国大戏院，亦是名伶云集。虽不如1931年杜祠那次宏盛，但在时局不靖之情况下，亦极难得了。据《周信芳日记》，9月7日，大家一起商量后续数日之戏码，9日的压轴戏安排了《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大轴是梅兰芳、小翠花《樊江关》），“派戏时，金廷荪不满马连良只演《借东风》，不带《群英会》诸葛亮，面辱之”。当着梅兰芳、周信芳等名伶的面，杜月笙的心腹金廷荪居然直接给马难看，这有多么尴尬！金发脾气后，“马连良不自安，烦兰亭、其俊，同到金家，愿一人演诸葛亮”。事后马竟拉上孙兰亭、汪其俊去金家赔礼，到底还是妥协了。按，《群英会》连演《借东风》，马在自己的“扶风社”的通常演法是前鲁肃、后孔明。《群英会》的主角是鲁肃，孔明是二路活儿；《借东风》的主角才是孔明。这次名伶荟萃，《群·借·华》由马连良、周信芳、林树森、叶盛兰、裘盛戎、李少春等合演，自然不能再让马前鲁肃、后孔明，而是希望马演孔明一人到底，由周信芳、谭富英双演鲁肃（后又改为周一人演），这么派，也是为了“拴”更多角儿，令戏更好看。客观讲，让马演《群英会》的孔明，是有点屈就的意思。但那是杜先生的大好日子，又有义演的由头，马摆谱计较，明智乎？

  

  1947年9月中国大戏院杜寿义演剪报

  这件事非常耐人寻味。那时余叔岩已亡故数年，马连良差不多是须生第一了。此次堂会，跟梅兰芳在大轴合演生旦对儿戏的，就是马；名伶大合作的《四郎探母》，四个四郎，马也是最后出场，可知地位重要。即便如此，帮会大佬对马这样的头等大角，还是当众给了难堪，足见厉害！由此反推一下，余叔岩私下里被威胁几句“虎狼之言”，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老病号”余叔岩

  1931年6月的余叔岩，是否真的病体沉重，演不了戏呢？早在1930年4月，余接受《全民报》采访时就表示：“现因病辍演，未登台者年余，刻虽稍愈，但医嘱静养，故未演唱也”。据《余叔岩年谱》，余1929年只参加了几次义务戏的演出，最末次乃7月1、2日将军唐生智之堂会。1930年则整年未出演。1931年年初到6月，也未有任何登台消息。余叔岩的病是客观存在的，他已整整两年谢绝舞台了。到1932年，余又接受记者采访，仍自言苦于“便血症”，俨然养疴已久之老病号矣。

  

  余叔岩临池

  余叔岩确有久病苦衷，而且更有现实的困难。6月正是上海暑热难耐之时，演剧又是在浦东高桥现搭的露天台子，人山人海，这种阵仗，余必定视为畏途。后来的情况确实如此。据《申报》1931年6月16日报道：

  剧场广可容数千人，但观者近万，几无插足地。加以天热场低，四围密不通风，观众挥扇观剧，莫不汗流浃背。全场空气，异常混浊。“人气白热化”五字，形容最为恰当。台上由张啸林、王晓籁两君维持秩序，卒亦无法驱散台上观客。入晚客复陆续而来，跋涉十余里，畏难而退者日必数千人。贵宾席中占有位置者，虽极视听之乐，但兀坐通宵，呼吸急促，头痛欲裂，一身不能转侧，大有欲罢不得之势，诚有说不出之痛苦也。

  这种“白热化”的场面，确实是不适宜一个大病之后、身体孱弱的人的。不妨做一假设，退一步，余如果只去上海拜寿，但不唱，成不成？答曰：不成。一但到了上海，进了杜月笙的地盘，届时人情包围，形势逼人，唱不唱就由不得余叔岩了。上面谈到的黄金荣“劫道邀演”，就是前车之鉴！

  再者，余叔岩对上海有一种“心理阴影”。余之前的三次上海之行，都不甚愉快，个性刚强的他，不愿低眉顺眼，而四处拜客、敷衍大亨，都令余不快。其实，1923年之后，余实际已放弃上海这个大码头。这么说，有根据么？试看梅兰芳，跟上海多亲近！

  但是，余跟梅不一样，梅的大红，是靠了上海。第一次赴沪演剧的成功，标志着梅成为驰名全国的优伶。再回到北京，梅的身价就扶摇直上了。上海是梅兰芳的福地，也是发迹之地。梅靠上海赚钱出名；而余则不是，余还是主要以故都为根据地的。余的艺术，古雅精致；但体力不佳，音量也不甚大。客观讲，余的演剧，比较适合千人以下的中小戏园子。再准确说，小范围的堂会，厅堂艺术，余叔岩固优为之；但像上海那种动辄两三千人的新式大剧场，余演起来是相对吃力的。在北京，余一星期演一两天即可，游刃有余；而京伶去一趟上海，都是连演四十天左右，要累脱层皮的。

  

  余叔岩与梅兰芳合奏

  “意难平”：余叔岩的复出与意外

  杜祠堂会是6月间的事，而到了9月的11日至13日，北平第一舞台有三天盛大赈灾义务戏，由头为“十六省水灾急赈”，最大看点是辍演了两年多的余叔岩重登氍毹。11日和13日的大轴，都是梅兰芳、余叔岩合作，分别是《游龙戏凤》和《打渔杀家》。12日大轴为梅兰芳、杨小楼之《霸王别姬》。梅、杨、余“三大贤”又一次齐集，极为轰动，头级八座包厢的售价达到空前的一百二十元，前排散座竟也要十元。即便如此，加座后都一票难求，向隅者甚多。

  余叔岩的复出消息传到上海，想必杜月笙不高兴。6月坚辞杜祠堂会，而9月就在北平出演，终归有些“意难平”吧！说句诛心之论，不排除余有隐隐示威较劲之意。然而，笔者要披露一个特殊意外。根据当日《正气报》的报道，余只演了11日的戏，而13日，余都到了后台，调嗓却突然一字不出，前后台震惊，然无计可施，只得临时“回戏”（按，当日报道说法不一，仍待详考）。这个意外肯定也会传到上海，杜月笙闻听，当“意稍平”矣。看来余叔岩确是带病挣扎登台，而非闹意气。6月不来上海，情有可原乎？

  

  1931年9月11日第一舞台盛大义务戏戏单

  钩玄决疑：纷歧之中有相通

  笔者前引多种说法，其中张伯驹、孙养农、孙曜东、杭子和、罗亮生、张古愚、何时希、余慧清、杜维藩、徐铸成的，较值得重视。十人中，张伯驹、孙养农、孙曜东是友人；杭子和是鼓佬；罗亮生既是朋友，也是当事人；张古愚是交游广泛的剧评家；何时希则听了当事人刘斌昆等的叙述；杜维藩、余慧清分别是杜、余两家的子女，代表家人的态度；徐铸成则是媒体人，记录了民间传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闲谭脞说，就不再征引了。

  综合研判，杭子和的口述，错谬丛出，已不值得采信；张古愚的新奇说法，恰可被罗亮生之说否定；“杜家人”杜维藩的解释，基本史实都错误，有点“泼墨画煤——越描越黑”的味道；余叔岩之女所谈简略，毕竟是揄扬自己的父亲，需要与他人之说相印证。故真正有价值的，是张伯驹、孙养农、孙曜东、罗亮生、何时希五人的记述。诸家解说纷歧，但钩玄提要，纷纭之中又有相通、相包之处。虽然各自强调某一方面，不过内在指向是趋同的，且不互相排斥。总体看，诸家所言都以风骨气节为主，至少是赞同的。

  

  余叔岩萧宅堂会剧照

  行文至此，笔者还要谈一个人的说法，也是余叔岩的好友——薛观澜，他是薛福成之孙、袁世凯之婿，与余极熟稔。叔岩故后，薛撰长文《忆叔岩》，情辞恳切。薛虽未在文中正面谈余不赴杜祠，但却直言余对北洋军阀的无奈和忿懑。当日北洋军阀张宗昌、褚玉璞二帅，对余“宠任逾恒”，屡召堂会，或令清唱，赏赐极优渥，然而“颐指气使，殆视名伶如傅婢”，余叔岩时常“攒眉不快”“局促不安”，连杨小楼“亦深苦之”。薛本人即北洋中人，亲眼目睹，所谈最可信。薛文此处突然横插一笔：“后之杜门辍演，起因实系于此。”这句话去皮见骨，实通人之论。余叔岩一辈子为古英雄传神写照，程婴、伍子胥、诸葛亮、秦琼、杨继业、花云……而他本人却不得不长期与军阀、大亨相周旋，甚至违背心意，歌舞承欢。这种无奈，大约在重病后体会更深刻吧。

  笔者忽忆及陈寅恪之诗“权门奔走喘吴牛”，权且改末一句作“最是艺人不自由”！久病的余叔岩，实在是厌倦了为达官显贵唱堂会的歌场生涯，于人格不受尊重更是难以释怀。余最拿手的《琼林宴》里有句唱词：“恨贼子把我的牙咬断”，不知现实中的他，是否感同身受？总之，大病之后，余更多参悟人生，难免会产生“爷不伺候了”的复杂心态。他后来堂会的要价，甚至超过梅兰芳、杨小楼，一是物以稀为贵，二亦有藉口天价作挡箭牌的良苦用意。要之，薛文所言可谓别有隐情，亦可作“气节说”的旁证。

  “我不可以！”

  杜月笙确实有面子，而且是面子大如天；而余叔岩未给面子，就显得那么鹤立鸡群，遂被人当作话柄，呶呶拂耳。余叔岩固然久病、多金，但不可否认，他有“坚强个性”（剧评权威徐凌霄语）。严词拒绝或反唇相讥，换成其他名伶，恐怕就很难说出口。1917年，余叔岩的师傅、“伶界大王”谭鑫培已是七十衰翁，为了欢迎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拖病体也要挣扎着唱堂会。然而，在1931年，当如日中天的杜月笙发来邀请，几乎北平全部名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我可以”时，秉性倔强的余叔岩总算是说了一句与众不同的“我不可以”！他虽然生了大病，久未出演；但明确的拒绝，拂“杜先生的面子”，甚至与“来使”针锋相对、争执不下，无疑是需要一点骨气的。

  吴小如先生由衷地赞叹：“于焉知叔岩砥柱中流之难能可贵也。此犹吴敬梓之不应博学鸿词科，不得以其患病不入京便疑其不以操守为重也。”旨哉斯言！拙文弥纶群言，铨解公案，以“理贵圆通”四字为要旨。最后可下断语：杜祠堂会实为娱乐政治，而余叔岩确有骨气，没陪大亨玩这场热闹游戏！

  

  余叔岩与弟子孟小冬、李少春

  余叔岩此后人生的十余年，果真没有再去上海。他晚年收了一个得意女弟子——孟小冬，而孟后来又嫁给了杜月笙。人生，就是有许多的因缘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