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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䶮虓 发布时间：2022-04-04 23:43:47

  毛遂自荐是“非礼”的，三顾茅庐才“合礼”。

  传统上反对自由恋爱，虽然也有不放心年少儿女眼力的因素，但更重要是，这是“非礼”，全家人的脸面会被丢尽。

  科举也是一种“非礼”，当它成为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之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就会发生，考生的心态也容易陷入纠结。

• 作者：颍原真吾 发布时间：2017-01-24 17:55:12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 作者：Offenbach 发布时间：2008-10-18 20:13:08

  maya命令手册里最便宜的一本..以前太依赖汉化了...

• 作者：婴宁 发布时间：2022-08-31 21:33:49

  一辈子必须拥有的一本好书，系统清晰地学习了香文化，同时涉猎其他传统文化内容，年度好书！

• 作者：冰冰糖 发布时间：2017-08-02 16:31:17

  90%的行为方式都是由习惯造成的。通过小成功可以一步步培养自信。倾听内心的声音，选择感兴趣的工作。篇章很短，其实可以根据目录有针对性跳着看。有些道理都懂，需要有书来提醒。

• 作者：cai 发布时间：2015-08-07 21:22:32

  翻译得不好

• 斯美已逝，风韵犹存

  作者：黑色镜框 发布时间：2007-10-31 22:39:27

  这是中国人生活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赋予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与其说《世说新语》浓墨重彩地描绘、发掘了魏晋时期的时代风貌，不如说是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人独有的精神气质酝酿了《世说新语》。那么，《世说新语》——这部奠定了中国志人小说传统的文学奇葩，诞生于怎样的一个时代？ 它如何描绘了为后人击节赞赏的“魏晋风度”呢？我又为何对它情有独钟呢？以下我想着重谈谈这三个问题。

                     礼崩乐坏：超脱之余的痛苦

  我们先来看《世说新语》里的一段记述：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倾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言语篇）

  寥寥数语，一个八九岁的黄毛小孩在大难将至时的那种淡定、冷静和决绝，实教人过目难忘！惊叹之余，我们不禁要想，融儿的“了无遽容”似乎是早有预料的表现，是人在对那种极端险恶、黑暗、压抑的环境有了清醒的认识后的必然结果。“倾巢之下无完卵”，八九岁的小儿尚且知道，当时的士人又何尝不晓呢？大彻大悟后接踵而至的痛苦和压抑，自是可见一斑了。

  事实上，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书中描述相较，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构筑的“大一统”的理论大厦——两汉经学的崩塌，社会动荡，政治黑暗，道德伦丧，思想混乱。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严重侵蚀着东汉王朝的肌体，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执政者有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些恪守儒家道义、高自标持的士人痛心疾首，将批判的锋头直指当权者，换来的，确是以“党锢之祸”为标志的幻灭——公元166年，宦官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李膺等二百多人锒铛入狱。

  时乱道易，君臣之义已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东汉王朝跨了，中国历史陷入了长达四百余年的大分裂、大割据、大动荡。

  新的时代并不意味着士人的自由，相反，曹操及以后的司马氏政权，在政治上奉行高压政策，士人动辄得咎，命如薄纸，不少有才华、敢直言的文人都惨遭杀害：孔融为曹操所杀，祢衡为黄祖所杀，夏侯玄为司马师所杀，嵇康为司马昭所杀……淋漓的鲜血凝结为块垒郁结于胸，恐怖已如一张巨网罩压的人喘不过气来。气而不得通，反求诸文、求诸酒、求诸药。且看《世说新语》中的记载：

  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言语篇）

  支公所为，分明为内心活动的投射。一句“既有凌霄之至，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道出了多少士人在那种政治高压下求自由而不得的苦闷、无奈和痛苦。在另一则故事中，这种内心的伤痛表达的更为深沉，读之不得不为之动容：

  王睿冲为尚书令，著工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伤逝篇）

  动荡的时势，黑暗的政局，让名士们不得不或玄读庄子，或纵情山水，或饮酒服药，或超凡隐逸。从表面看来，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拘于礼教，放浪形骸，潇洒风流，实则，最深的痛苦来自对内心戒律的恪守，来自对现世“礼崩乐坏”最深沉的悲忿——如果没有坚守，也就无所谓痛苦了。实际上，魏晋名士最放荡的言行中往往隐含着最大的人生悲凉。然而，也正因为这份至深的悲凉，让他们的放诞豪无矫饰之嫌，反而散发出最浓郁的生命的美感。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任诞篇）

  其实，身处在那个时代的名士，其内心的矛盾，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他们对礼教的毁坏，恰恰是因为他们感到“礼教”、“忠孝”之辞为当权者利用，遭到了玷污，又百般无计，只好愤而违之。这种看似荒诞、实则悲矣的言行在阮籍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篇）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任诞篇）

  阮籍不避“嫂叔不通问”的“礼”，重丧之际竟喝酒啖肉，按常理说是大逆不道了。但一声“穷矣”，一口鲜血，已然暴露了他内心最深沉的哀痛，我们还能苛责他什么呢？比起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之辈，阮籍实在是可爱的紧！

  归结起来，时代不幸，实乃文学、思想大幸。周作人就认为中国文学从来就存在着言志与载道两大流派，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由这两种对立的流派相互交替构成的。在他自绘的一幅图表上，清楚地标明位于线上的晚周、魏晋、六朝、五代、元、明末、民国都是言志派，而位于线下的两汉、唐、两宋、明、清则是载道派。那么言志文学和载道文学的兴衰起落与政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文学的兴衰总是和政治状况的好坏相背反，即，凡是政治统治比较稳固、思想控制比较严的时期，文学就往往缺乏生气，没有什么好的作品。与此相反，每当政治统治比较薄弱、思想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即“王纲解纽”之时，却会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

  此言得矣。《世说新语》正诞生在这样的时代。

                 魏晋风度：发现大写之“人”

  魏晋风度一说，为鲁迅先生首倡，屡为后代学人所阐发。但在我看来，魏晋风度的首要特征，也最为我欣赏之处，便在于对“人”——人的独有价值，人本身之美的发现。要知道，在这以前的汉代，人是作为“人才”——对皇家、对社稷、对国家的效用而体现出其价值的。到了魏晋，随着礼崩乐坏，传统经学的松弛，士人的追求由“忠君”转向自我，转向人生。他们惊喜的发现，人，作为一种个体的存在，其本身，不需借助其他，即能展现出如此的复杂和精微，如此惊诧的美！

  魏晋士人对人的美的浅层次发掘（此处所谓“浅层次”，是相对之后阐及人性之美而言，绝无价值褒贬之义。事实上，对人体美的发现绝对是对人之价值肯定的首步，我们将在西洋文艺复兴中对人体美的赞美中发现东西方高度的一致性），集中体现在对人物“容止”的品评上。尤为需要指出的，是《世说新语》对男性身体美的毫不吝啬的讴歌，这在中国古代的同类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以上皆出自容止篇）

  《世说》中的这些描写丝毫不给人猥亵之嫌，相反，《世说》善用侧面描写、比喻等手法，寥寥数笔让人物的形象立刻在心中立起来，且形神兼备——一个看杀卫玠的故事，已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卫玠的羸弱之美，而曲曲“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八字，把嵇康的颀长清爽之美写到了极致，让人感叹文字的魔力——今世恐再难找出这样的文字。

  容止之美让人赏心悦目，而《世说》中士人的那种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对空澈明净境界的挚爱，散发出浓烈的生命气息——那种大开大合的风流，每每让我吟之咏之，思之品之，而每每心驰神往，爱不释手！且看嵇康用生命书写的华章，有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美：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故未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雅量篇）

  人生须臾，白驹过隙。对时光不可逆的感慨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一千多年前的晋人，哪怕是像桓温这样的一介武夫，面对时光，也要发出最深沉的悲叹：

  桓公北征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以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条，泫然流泪。（言语篇）

  恍然间让人联想起孔子在川上的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神气可谓一脉相通。

  宗白华先生曾评价说：“晋人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向外发现了自然。”此言不差。《世说》中的士人，面对玄远幽静的自然，俯仰之间，总能以寥寥几句点出自然的“神”所在。而这种审美，是人面对客体的一种主观活动，恰恰表现了“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当顾恺之从会稽游玩归来时，人问山水之美，他这样描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蒸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在他的眼中，千岩万壑，草木云霞皆饱含了灵气，争先恐后地将它们的美展示在人面前，把这些景致描绘出来，不正是一幅充满动感，而又清新雅淡的山水画吗？ 给我心灵最大震撼的，还数简文帝的一番话：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篇）

  好一句“自来亲人”！吾至爱矣！一个“自”字已尽得风流——这种物我一体的境界，哪是我等久居于钢筋水泥之人体会的到的。身为皇帝的简文帝，“清虚寡欲，尤善玄言”，竟也活得如此风流，岂不叫人心向往之？而“濠、濮间想”也大有典故。《庄子•秋水》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羡鱼之乐。庄子在濮水钓鱼，楚王派二大夫去请庄子主持国政，而庄子不肯。简文帝在此是否暗示了自己不愿为国事所累，而宁可追求自由之乐呢？

  对人体美的正面讴歌，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归结起来，就是彼时人对大写的“人”的发现。这也无怪乎当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时，殷浩坦然答道：“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品藻篇）这种宁作我的精神，就像一道闪电，在中国几千年为“人吃人的礼教”压抑得浑浑噩噩的天空中，划出一道夺目的光亮。《世说》中的魏晋时代，在每一个方面都让人不能不联想到西欧14-17世纪的那场文艺复兴运动。

                  简约玄澹：《世说》的山水画世界

  《世说》中的魏晋时代在人的觉醒方面与文艺复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艺术风格上却大相径庭。不同于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那种繁复、华美、浓郁，《世说》的作者显然受当时老庄哲学的影响，在笔调上追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

  《世说》全书分为德行、识鉴、品藻、任诞等三十六篇，每篇不过数十则，每则一般不过百余字，而这曲曲百余字就能绘声绘色的讲出一个好故事。读《世说》，让我产生读小说的那种行云流水，畅快淋漓的感觉；再加上《世说》的语言可谓浅近，比起其它经典的动辄长篇大论，引经据典，《世说》算再亲切不过了。

  《世说》的简约玄澹之感，除了体现在它独特的“世说体”上，还体现在它的“素描笔法”——简约、精炼、诙谐、言简而意丰。作者善于把握人物的瞬间，往往能用一个细节让人物倏的跃然纸上，形神俱俏。《世说》喜用短句，喜用连串动词，创造出干净、洒脱的境界，这在以下这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篇）

  这一段最长句不过八字，最短句二字，一连串动词短语的铺排，显得简洁优美，情景交融，尤富古代语言的韵律之感。然而，这段描写的上乘之处，还在于王徽之那种任情恣意的性格，乃晋人那种特别可爱的性格的缩影——抛弃了功利主义的目的论，彼时士人追求的是行动过程的尽兴、潇洒，亦因此一扫前朝的功利之气，浑身洋溢着不凝滞于物的出世精神。

  因了这种出世精神，《世说》得以与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极——道家精神遥相呼应。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身上多多少少都带有这种气质：不求治国平天下，而外求纵情山水，内求省己，已达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之境界——这当然可以说是他们在时局的裹挟下迫不得已的选择，但中国的文化谱系上要是少了这个基因，难道不是一大遗憾吗？

  从上面的叙述中，吾于《世说》的钟情已昭然若揭。那些人、那些事去今已经1000多年，风流亦早已为雨打风吹去，只因了《世说》，士人身处那个时代的痛苦吾得以感同身受，也因此爱刘伶的纵酒佯狂，爱阮籍的穷途之哭，爱嵇康的广陵散曲，爱子猷的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更爱《世说》中那种大开大合的生命美感。

• 不知道和2009年的是不是一个版本

  作者：heaven 发布时间：2013-08-29 23:19:01

  《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目前总共有6个版本，分别为：

  1.1934年——第一版（有中文版）

  2.1940年——第二版

  此版本增加了更多的最新案例，以及随着金融发展作者对观点的完善和补充。

  3.1951年——第三版（有中文版）

  此版本查尔斯.塔萨姆写了公用事业公司的部分，整本书被重新组织，结构和内容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后修改。

  4.1962年——第四版

  除本和多德之外还有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的西德尼.科特尔和巴克公司的公用事业专家查尔斯.塔塞参与了编写。

  5.1988年——?五版

  此版为格雷厄姆去世后，注册金融分析员和会计专家弗兰克。E.布洛克修订出版此书的第五版。

  6.2008年——第六版（有中文版）

  塞思.卡拉曼等其他人以第二版为基础重新组织编写了此版，主要为各章增加了导读。

  三、《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中文版各版本介绍

  1.海南出版社的简体中文版

  常见的是两类封面，其实内容都一样，这个版本属于1934年的第一版。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本书在封底写道“本书是对1940年第二版的真实再现”，这一点恐怕是笔误或者此段话的提供者理解有误。

  包括上海财大版的译者在前言中也认为此版是1940年版，盆地也认为是有误的。

  1940年版的附录有71段，而1934年版的附录为48段，同时1940年版有第二版前言和第一版前言，而1934年仅有第一版前言。

  2.上海财经大学的简体中文版

  这个版本是2009年翻译出版的，属于1951年的第三版。

  3.中国人民大学(湛庐文化出品)的简体中文版

  这个版本是2009年翻译出版的，属于2008年的第六版，原本属于1940年版。

  4.台湾寰宇出版社的繁体中文版

  这个版本是台湾的寰宇出版社2002年翻译出版的，属于1934年的第一版，分为上下两册。

  5.香港天窗出版社的繁体中文版

  这个版本是香港天窗出版社2009年翻译出版的，属于2008年的第六版。

  如上面所述，第六版是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导读而来（因此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当作第二版的中文版），香港出版时，分为四册出版，在每一册中，又分别加上了香港投资名家的序言。

  从开始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来，严格意义上，只有第一版和第二版是纯格雷厄姆和多德编著的，其他版本多少加入了其他编著者的思想和内容。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巴菲特才会在第六版序言中仅将《证券分析》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列入其浩瀚藏书中的珍藏，而其中第一版的珍贵是因为是多德的原稿，且其中加上了对1940年版修订的很多笔记。但根据上述说明，似乎第二版才是最值得珍藏的。

  目前第二版的中文版，就是标注的第六版作为替代。

  第六版目前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为香港天窗出版社的繁体中文版，一个选择为中国人大出版社（湛庐文化出品）的简体中文版。 就价格来说，简体中文版的不到100元的价格远低于繁体中文版超过500元的价格。另外，一般来说，就用语、阅读习惯来说，简体中文版更适合非港、澳、台人士。具体选择还请购买者自行判断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