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那些九千岁 壹 大太监是怎样炼成的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揭秘大明”系列再度出击！

这是让您放不下的第一本正史读物！要了解明朝大太监，只看这一本就够了！

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大学历史系认可的最可读最可靠的明史读物！

跟着北大史学博士走进朱家大院，大明百名大太监一把抓！

为啥是太监率领了刺杀建文帝突击队

为啥“天使”公公们频频降临朝鲜

为啥东厂初建时只有一位大太监

为啥说张太后差点儿杀了王振

《万历十五年》 《明朝那些事儿》 它们可都没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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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那些九千岁》这部书建立在作者坚实的史学功底之上，相信一定会嘉惠于喜欢明史的读者们。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商传）

胡丹博士对明代宦官的研究，深化了明代政治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前主任、研究员 万明）

学术成果向大众读物的转化，是历史工作者的责任和应当承担的工作。《大明那些九千岁》，有新材料、新观点，可读性强，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高寿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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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考证揭秘明代太监的隐秘故事。明代不为人所知、所熟悉的太监非常之多，他们的出身、生活、对政治的参与以及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足以写出一部明代太监的全史。但本书不是一部研究制度的书，而是以小说的笔法串起一位位大太监的传纪故事。在章节上，不会按照一人一传一章的方式来安排，而是按“历史事件中的太监”来写他们的故事，会有一些主要的太监“牵头”，而引出更多的太监。作者是我国明代宦官研究界的领军人物，著有我国著名的宦官史料整理典籍《明代宦官史料长编》，本书内容亦是建立在前书详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但繁琐考证及史料分析内容将大为减少，更具史料的“融入性”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可靠且生动的“揭秘”带来了相当的可读性。

第一卷 谁是明代第一个“大太监”

第一章 特务头子是宦官001

第二章 惑主的奴仆006

第三章“清宫”突击队013

第四章 宦官的选择024

第五章 太监使团027

第六章“采花”天使035

第七章 挑拨惨杀044

第八章 乘隙投石060

第九章 身败名裂075

第二卷 这是一个“太监”繁荣的时代

第一章 相面大师眼中的燕府群阉087

第二章 三位“下西洋”的云南同乡102

第三章 西行，北进！111

第四章 林中之鹰：初设东厂116

第五章 厂卫并行123

第六章 营建新都：宦官建筑师135

第三卷 仁宣盛世，太监去哪儿

第一章 宦官弑了仁宗皇帝？141

第二章 激变一方148

第三章 少爷必待家奴扶156

第四章 宣宗打“阉虎”164

第五章 自宫潮起179

第四卷 权阉出场：“国老”王振

第一章 初露峥嵘186

第二章 王振其人189

第三章司礼监的机遇195

第四章“三杨”的失败203

第五章 王振事迹辩证210

第六章 王振之死及身后事235

试读章节

六 “采花”天使

朱棣即位后，加强了对东西两边（辽东与甘肃）的经略，在永乐初年，先后派出太监刘顺（刘通之弟）和王彦（王狗儿，黄俨义子）出镇辽东，并差出大批宦官，到关外活动，在北方大镇的经营与开发上，宦官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都知监太监亦失哈率领船队和大批军士，直抵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在东北的极边建立奴儿干都司。

与明朝辽东接壤的朝鲜，顿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对于大明的属国朝鲜来说，她最主要的敌人，是北边的女真人与南边的倭寇，称之为“北虏南倭”。但如何处理与大明的关系，也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情。虽然自朝鲜立国，即确定了尊大明为宗主的国策，但由于两国壤土相接，在部分地区还存在领土纠纷，所以朝鲜既对大明表示尊重，在对明关系上主张“至诚事大”，但同时也保持着一定的防范心理。

当昔日镇守北平的燕王即位后，立刻升北平为北京，对东北地区的军事渗透和控制明显加强。对此将如何应对？朝鲜感到颇为棘手。

这时太监黄俨奉诰命来了，一些大臣向太宗大王李芳远进言：“黄俨，是皇帝宠幸的宦官，如果请他代为奏请，使我国世子能娶到大明公主，则将为我国之幸。”

在元代，高丽王室与元帝长期联姻，元朝皇帝有一半的高丽血统，这使两国保持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典故是现成的，李芳远一数，便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项。于是在接见黄俨时，将这个想法告诉了他。黄俨立刻道：“何幸、何幸！”表示将奏明皇帝，成此好事。

可黄俨奉使再来时，一个字也没提及此事。李芳远不便打听，想来不会是黄俨健忘，一定是永乐皇帝不同意，将此议否决了，黄俨只好闷了嘴儿，回避这个话题。

李芳远想此事是自己主动提起来，却不想热脸贴个冷屁股，忒无面子，很后悔当时举动仓促，便也不再理会此事，为世子择定了前总制金汉老家的女儿。

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黄俨又来了。李芳远想，当初是他亲口向黄俨提的婚，虽然没有得到回应，但如今世子已经定婚，却不可不知会他。可是话怎么说，必要动些脑筋。最后李芳远派右军同知总制李玄给黄俨带话：“皇帝待臣（李芳远）甚厚，臣欲亲自上京朝谢，但不敢委弃国事而不顾。世子年已稍长，且已娶亲，欲令世子代臣朝见。”在奏请派世子上京陛见时，捎带着把世子订婚的事说了出来。等于向黄俨通报，先前联姻帝室的请求不再作数了。黄俨也没别的表示，只是道：“甚善”——好得很！

此事被检校汉城府尹，即王京汉城的地方长官（相当于京城的市长）孔俯知道了，他秘密地对李玄道：“世子今将入中国朝见，若先行吉礼（指婚礼），似为未便。我听说帝女公主未嫁者有二三人，倘若我朝能够连姻帝室，虽北有建州之逼，西有王狗儿之戍，何足畏哉！”他仍建议推动两国联姻，使朝鲜从中获得实际好处。

李玄认为孔俯之议有理，遂一同去找王妃的父亲，也是世子的外祖父骊兴府院君闵霁，希望取得他的支持。闵霁态度模棱两可，推说：“这不是我该知道的事情。”

孔俯只好去找参赞议政府事赵璞、刑曹参议安鲁生商议，这两位都表示赞同。李玄道：“我们去找黄天使，这么对他说：‘曩因多事，误传殿下之言，世子实尚未定婚。’”这明显是欺骗天使。虽然众人觉得，世子如果能娶一位明朝公主，对朝鲜最有利，但一则世子实已定亲，再则国王也放弃了结婚帝室的想法，还是应该先做通国王的工作。于是他们再去找老国丈闵霁，希望能走后妃路线，说服国王。可是闵霁不同意，而国王身边的近臣无咎、无疾也道：“此事未敢启达。”认为此事太过敏感，不敢过问。

可孔俯等人反复相劝，言之不已，闵霽没办法，只好把球传出去，他让赵璞去听听老臣左政丞河崙怎么说。没想到河崙对此大加赞赏，对闵霁道：“若得大国之援，同姓异姓，谁敢作乱？乱臣贼子，何由作乎！前朝大元公主釐降我国，百年之间，内外无虞。世子能娶一位公主，那是再好不过了。”

河崙让赵璞与参知议政府事郑矩，去找领议政石璘和右政丞赵英茂商议。可是宰相石璘打起太极，他道：“我老了，不再参议国家大政，今于此事，何敢独断！”赵英茂则称：“上意已定，何敢复有他议？”这两位虽然都表示不愿参与，可也没认真反对，更没有将此事告诉国王。可见在廷大臣对于和明朝联姻，多是乐见其成的。

正当一些大臣背着国王私下活动，而议论未决时，他们的密谋被国王知道了。

世子如果能娶到一位明朝公主，将极大改善与巩固与大明的关系。这在天朝经历一场严酷的战争，改朝换代之后，尤显重要。

为什么太宗大王李芳远对太监黄俨提及“老王”与“病王”那么敏感？只因朝鲜对“征燕”战争是出了力的，该国多次应建文帝的要求，采取以物换物的形式，向朝廷一方输送了大量的战马和耕牛等物资。

朝鲜没想到，战争竟以“改天换日”那样一种方式结局。昔日的燕王、今日的永乐皇帝，会不会记仇？黄俨提起被李芳远强行逼迫退位的太祖李成桂、定宗李芳果，是否是永乐帝报复朝鲜的先声？李芳远为此颇为忧惧。

朝鲜君臣都明白，朝鲜与大明之间的不信任，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加以修复。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联姻，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对朝鲜非常有利。所以李芳远很爽快地接受大臣的建议，当面向黄俨提出，请下降一位公主为本国世子妃。

然而黄俨嘴上虽然同意了，但从此没了下文。骄傲的李芳远也不愿巴巴地追问，就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可是臣子不甘心，所以在宰臣赵璞以及汉城府尹赵俯等人的积极运动下，一些大臣开始背着国王，试图私底下促成此事。

但这样一件符合朝鲜国家利益的大事，却不符合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利益。未来王妃的父亲金汉老以为已稳当当做上了国丈，却突然起了变数，他在探知大臣的密谋后，非常恐慌，连忙向国王做了报告。

李芳远得讯，勃然大怒。大臣们的行动，无疑是对国王权威的挑战，通过宫廷政变上台的李芳远对此不能容忍。“世子已经订婚，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天使黄俨，怎好又改口不承认呢？国体何在！这是儿戏吗？”他立刻下令，将赵璞、孔俯等人抓起来鞫问。与大明联姻的计划至此正式搁置。

“结婚中国，予所愿也。”李芳远表示他并非反对“结婚上国”，只是有着更为深切的担心。

首先，“尚虑夫妇相得，人情所难”。民间夫妇，情投意合、举案齐眉者尚且不多，何况是作为政治利益交换的政治联姻？当然，世子或公主幸不幸福，属于“人情”的范畴，而人情、人道、人性等等，于政治利益相比，不足挂齿，所以李芳远虽然以“人情”开题，但他还需要更充分的理由。

他道，如果两国缔结婚约，则“必中国使者往来络绎，反扰吾民矣”。自古东道主难当，与朝廷沾了亲的东道主，尤其难当！是亲戚，就得走动，但走动频繁了，必然劳民。这是李芳远表示不能与明朝结婚的第二个理由，“人民的福祉”又被拈来做了挡箭牌。

与明朝联姻，是否就能保障朝鲜的利益呢？李芳远对此也无法认同。他说，元朝末年，元顺帝娶了朝鲜奇氏为后，奇氏满门贵盛，最后仍不免“一门杀戮无遗”。有奇氏的悲惨样板在那里，攀高枝，与帝室缔婚，“安足保乎”——真的就有保障吗？李芳远连连道：NO NO NO！

其实，李芳远引元顺帝奇皇后的故事，属于强说。那奇氏因为自家女儿在元朝做皇后，志得意满，骄奢淫逸，又遭到高丽国王的猜忌，从而造下灭族大祸。这与朝鲜王室与明朝皇室联姻，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李芳远最后才点出问题的关键，他道，朝鲜真正的自存、自保之道，不在于通过联姻、更深地依托大明这样的外在条件，而在内部“君臣一体”，惟其如此，“国乃治安”。可是赵璞等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背着主上，私相聚会，图谋大事，却故意瞒着本王，我孤家寡人一个，将和谁一起“为治”呢？

李芳远明确告诉大臣，此事不可再提，为此，所有预事者都遭到了惩罚——虽然只是意思一下的薄惩，但包括老臣河崙在内的一些人还是丢了官。太宗大王借此案剪除了那些对他个人缺乏忠诚的臣子。

其实李芳远真正担心的，是他篡逆来的权力是否稳固。朝鲜太宗大王行事婉曲柔和，与明朝永乐皇帝作风之强硬粗暴，虽然所弹者为“异曲”，却有“同工”之妙。

“尚”明朝公主之争平息十个月后，永乐六年四月，太监黄俨又来了，这已是他第五次出使朝鲜。朝鲜他走得最勤，基本上是一年一次。

与黄俨同来的，还有宦官田嘉禾、海寿和韩帖木儿。海寿是燕府旧阉，此时任御马监监丞。此人出身潜邸，与皇太子朱高炽的关系较为密切，在皇上北巡期间，他经常奉旨，来往于北京行在与南京监国之间，充任朱棣父子的信使。

田嘉禾，是浙江温州平阳县人，如果单看他的籍贯，似乎是一个汉人，可是此人原名哈剌帖木，是个蒙古名字，因此可能是所谓“达达人”，即蒙元势力退出关外后，留在内地的蒙古人。

田嘉禾在幼年即入燕府供事，据王府术学顾问袁忠彻说，他“达时务，善机变，宠遇过隆”，在靖难之役中，多立奇功，仕至尚宝监太监。袁忠彻是相学大师，在他的相学名著《古今识鉴》一书中为田嘉禾留下一笔，形容他的相貌：“形貌修癯，言语清亮，面洁白而鼻隆齿露，目视眄，刀鸣鹤形也”。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田嘉禾身材瘦长，仿佛一只仙鹤；音吐清亮，犹如刀鸣；面皮长得白，大鼻子，有点龅牙；爱用眼白瞧人，这并非因为他自负清高，瞧不起人，而是眼睛有点斜视。

田嘉禾在明实录中没有只言片语，而在朝鲜《太宗大王实录》里保留了一些活动的记载，这是因为田嘉禾在永乐初年曾多次出使朝鲜，并在永乐八年担任正使，但田嘉禾的记事至此亦告终结，很可能他在此后不久就去世了。

考虑到黄俨、田嘉禾和海寿三人身份的共性，则朝鲜籍宦官韩帖木儿很可能也是朱棣潜邸出身的宦官，否则出使外国这等好事，怎会落到他头上？几年前韩公公曾出访故国，捞到不少好处，这一次，还乡团又回来了！其兴奋之态，绝对比恶霸胡汉三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一个标准的宦官使团，其正使、副使都是宦官。随团的还有一个小文官，名叫奇原，做着尚宝司的尚宝。此人姓奇，不知与元顺帝奇皇后之族有没有关系。如是，则他也是来走亲戚的。

自永乐皇帝即位，遣使朝鲜者频繁，往来于鸭绿江、辽东、山海关与北京一线的使者，不绝于路。太宗大王李芳远听说此次来的天使，几乎都是宦官，心里咯噔一下。他有不好的预感，但他没法猜出这支阉人使团的目的。但“天使”来了，不管是带把儿还是不带把儿的，作为属国，都不得不尽心接待。李芳远率领百官，在大明使团驻地慕华馆亲自迎接，并组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让多次光临的太监黄俨再次感受到那熟悉的，令他舒服、愉悦的宾至如归的氛围，他指着道路两旁穿着盛装，载歌载舞，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群众（“结山棚，陈傩礼百戏”），对初来乍到的田嘉禾道：“国王对天朝之至诚，于此可见了。”

田嘉禾嘴里“嗯、哪”地应着，一对大斜眼转个不停，贼亮的眼光，像美国机场的安检X光机，专门往穿着抹胸韩服、梳着大髻的朝鲜女子脸上、身上扫描。黄俨见了，嘿嘿笑道：“田老弟，你真是尽心王事啊！”

天使黄俨一行由太宗大王李芳远陪同，进入宫城景福宫，在此宣读敕书。黄俨站在相当于明朝奉天殿（即今太和殿）的正殿勤政殿的丹墀之上，高声朗读敕书，国王及群臣跪在庭下敬听。

敕书对不久前朝鲜向明朝出口3000匹马表示感谢，赐国王花银40个，每个重25两，总计1000两；另外还有纻丝、素线罗各50匹，熟绢100匹。

李芳远拜敕罢，徇西阶走上殿前露台，在使臣前跪下，听黄俨口宣圣旨：“恁（你们）去朝鲜国，和国王说，有生得好的女子，选拣几名将来。”

李芳远听罢，吃惊地“啊”了一声。因为圣旨没有文字，出自黄太监的口宣，他听不懂汉语，直到一旁的翻译重复了一遍，他才把头垂下，满脸讶异的神情。

原来以黄俨为团长的外交使团，不远千里，伪装来嘉奖朝鲜国王，其实是来征索美女的！黄俨前几次来，除了永乐元年那次是赍送冕服，另外两次，一次是求铜佛像，一次是求佛舍利，都是替皇帝行私，没想到这回竟然求起美女来啦！

这是泱泱上国应为之事吗？

这是英明伟大、睿智神圣的天朝皇帝应为之事吗？

天子为满足雄根处的欲望而提出无理要求，作为臣仆之国，朝鲜不敢拒绝；可是，进献美女在儒家伦理上说不过去，自古以来，向诸侯索取美女，从来都是那些王八蛋的昏君做的混账事。

永乐皇帝这么做，是要将自己等同于桀纣、周幽和隋炀吗？

一时间李芳远的脑海里，暴君、亡国之君、昏君盘旋而出，可是仓卒之际，他不敢质问皇帝此举的道德正义性何在，也不敢质疑黄俨口传圣旨的真实性，只好叩头道：“敢不尽心承命！”算是应下了。

随即朝鲜全国性的选美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这期间，开国之王、国王的父亲太祖李成桂于六月去世，举国服丧，使选美工作一度停顿。黄俨等人顿在朝鲜无事，便同田嘉禾、海寿、奇原等人去游金刚山，直到七月下旬才回来，然后联袂去见国王。还在服丧的李芳远很厌烦这几个选美节目的大评委，托以得了“瘇气”（瘇通肿），不见他们。

九月里，明朝派来祭吊“老王”的使臣来了，正使是都知监左少监祁保，仍是一名宦官，副使为礼部郎中林观。监丞海寿闻讯前往丰海道迎接，大概他闲久了，都憋出病来了，脾气大得很，在碧蹄驿[ 此地因万历征倭之役中明朝大将李如松兵败于此而知名，在汉城之北约30里，又名碧蹄馆。]因为地方官供应不如意，竟然鞭打了京畿都事曹由仁、程驿察访柳善、杨州府使李扬、高峰监务郭廷府等官员。朝鲜举朝震惊，却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迎天子之命”，不可穿凶服（即丧服），李芳远换上冕服，率领群臣在汉城西门外新建的慕华楼迎接天使，然后释去冕服，改着素服，戴乌帽，手执白扇，在使臣所居太平馆宴请祁保、林观二人。总之又是一番馈赠和劳烦，不必多言。

到十月份，“处女”终于选齐了，李芳远亲自陪同太监黄俨、田嘉禾，在景福宫对进入总决赛的选手进行复选。最后的入围者一共5名，由黄俨亲自评定等次，以已故典书权执中之女权氏为“年度总冠军”，其亚、季军及以下依次是任氏（前典书任添年之女）、李氏（前知永州事李文命女）、吕氏（司直吕贵真女）、崔氏（水原记官崔得霏之女）。

这几个十来岁的女孩，马上就要送到大明的后宫，供皇帝享用，不同凡“享”了。李芳远除了赐给酒果等食物，还给她们每人缝制了一套明朝样式的彩缎服装。

回到宫里，李芳远叹着气，对大臣们道：“黄俨之选定高下等第误矣。任氏直如观音像，而无情态，吕氏唇阔额狭，是何物耶？”

黄俨是一个老太监，哪里懂得女人的好处？他选的这5个美人儿，李芳远作为“观众”，已经表示不敢苟同，未知受用者皇帝是否喜欢？对此，李芳远并不关心，他只希望黄太监领了这几个女孩快走，不要再回来。

可这一拨天使才走了半年，第二年（永乐七年）五月又回来了。这回来的有太监黄俨、监丞海寿，都是“老朋友”，还有一位新朋友，是奉御尹凤。

尹凤也是一位“归国鲜侨”，他本是朝鲜丰海道瑞星县人，洪武年间进入明宫。去年使臣回去，给他带信儿，说他妈死了，他一听，生意来啦！连忙跑到皇帝跟前哭诉，请求回国奔丧。永乐帝对宦官一向慷慨，尹凤甩了两条鼻涕，他就应了。于是尹凤跟随黄俨使团一块来了。

尹凤到汉城的第三天，就要回家理丧，国王率领百官在慕华楼为之饯行，并且派汉城尹金谦为伴送使，陪他回乡，并命丰海道的最高长官都观察使厚葬其母，一切费用都由官办，可谓极尽哀荣了——谁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到天朝做了太监月亮就是明！

尹凤在乡盘旋很久，笑纳了不少礼金和谀辞，才回到汉城，在拜谢国王后，就拿出一份他“昆季伯叔”的名单，请求国王照顾。前些年朱允端来使时，国王已慷慨地给他家亲戚封了官，尹凤举出前例，李芳远不好拒绝，只得将老尹家亲戚十余人，全部除为西班司直司正。——要我是国王呵，干脆将他一族全阉了，都送到明朝当太监去。

尹凤一直活到正统年间，此间多次充任正使出使朝鲜，此话不提。还说黄俨等人此番再来，李芳远还没有出他父王三年的丧期，他穿着淡彩服色，率领百官出迎于慕华楼，将使臣迎至昌德宫宣敕。敕书是公开的文字，但没有说明朝廷遣使的目的是什么，只说派太监黄俨等人来，“特赐王及王妃礼物，至可领也”。这回的赐物比上次要重，国王是银1000两，纻丝、彩绢各100匹，马15匹、鞍2副；王妃是纻丝、线罗、银丝纱各10匹、彩绢20匹。

李芳远听着这丰厚的没来由的赐物，突然想起去年黄俨来使，也是打着赐他礼物的幌子，不禁心里一动：难道皇帝又派这几只阉狗来选美？

果不其然，宣完敕书，黄俨又学着皇帝的口吻，口传圣旨道：“去年尔这里进将去的女子每（们），胖的胖，麻的麻，矮的矮，都不甚好。只看尔国王敬心重的上头，封妃的封妃，封美人的封美人，封昭容的封昭容，都封了也。王如今有寻下的女子，多便两个，小只一个，更将来。”

已经送去五个，永乐皇帝照单全收了，还嫌美女不够美，又让黄俨来传话，教朝鲜再选美女。永乐爷，容在下说句公道话，既然朝鲜美女不是胖就是麻，你为何纠缠不放？不好吃，就该放下嘛！您万岁爷是否忘了，朝鲜还在国丧期间，您如此不顾礼体，急色之心未免太不可救药了！看官，这是在下的话，大概朝鲜太宗大王心里也是这几句。

黄俨办事，在其他方面或许皆能中万岁之心，可是他裆间少了个吊坠——这不是装饰之物——对美色这东西，一辈子看得见、吃不上，故让他去选美，确实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实难副“圣心”。但朱棣要在国内装“圣天子”的幌儿，不敢放手在自家锅里舀饭，只好把朝鲜这只小碗扳住，吃个没完；他又不敢令翰林院词臣撰写旨意，因为朝廷公文程序繁复，经手人多，是没法保密的，只好派他最亲密的宦官，带着他的口信，直接到朝鲜来干这老鸨子的活儿。

但永乐七年五月的这次来使，黄俨、海寿行色匆匆，把话撂下就走，并不像上次那样，在朝鲜坐等美色。

原来这一年春节后，朱棣即位后第一次北巡，三月间已到北京，对漠北的战事即将发动。七月，命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征讨北元鞑靼部。但出乎意料的是，丘福大军在胪朐河全军覆没，主将及副将一公四侯全部丧命，明军损失惨重。而就在此时，平定未久的交阯行省（原安南国）也骚动起来，多亏英国公张辅四处扑火，形势才没有进一步糜烂。所以，当黄俨在九月份再次来到朝鲜时，已顾不得督问美女之事，而是责令朝鲜尽快输送军用马匹，因为胪朐河的惨败，令朱棣恼羞成怒，他已决计亲征朔漠。

此时朱棣以北征为大事，无暇在大明的后花园朝鲜征猎美色，只好暂时把“性”熬住。

胡丹，网名“皇帝不称朕”，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明、清史及历史文化传播。长期活跃在中国史研究的科研一线，同时致力于历史文化的普及工作。所著“明宫揭秘”系列白话历史作品，在天涯论坛的“煮酒论史”版发表后，立即以其扎实的史学功底、犀利幽默的笔法、丰富的想象力、厚重的历史感和随处绽发的新见吸引了大量读者。作者亦被多家媒体誉为令人期待的新锐历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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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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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那些九千岁》这部书建立在作者坚实的史学功底之上，相信一定会嘉惠于喜欢明史的读者们。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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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前主任、研究员 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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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高寿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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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考证揭秘明代太监的隐秘故事。明代不为人所知、所熟悉的太监非常之多，他们的出身、生活、对政治的参与以及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足以写出一部明代太监的全史。但本书不是一部研究制度的书，而是以小说的笔法串起一位位大太监的传纪故事。在章节上，不会按照一人一传一章的方式来安排，而是按“历史事件中的太监”来写他们的故事，会有一些主要的太监“牵头”，而引出更多的太监。作者是我国明代宦官研究界的领军人物，著有我国著名的宦官史料整理典籍《明代宦官史料长编》，本书内容亦是建立在前书详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但繁琐考证及史料分析内容将大为减少，更具史料的“融入性”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可靠且生动的“揭秘”带来了相当的可读性。

• 作者：Anaheim 发布时间：2021-08-26 19:25:51

  元代部分做工具书用。

• 作者：後山客 发布时间：2024-01-06 22:04:49

  难为胡博士了，把《明代宦官制度研究》写成通俗入门的口语

• 作者：睢园绿竹 发布时间：2020-01-16 16:33:35

  结尾那部分给王振洗白，很不喜欢。

• 作者：铁头兔子 发布时间：2019-11-30 11:40:57

  买的时候很期待，读了觉得一般，但是尊重史实，值得一读，毕竟讲太监的太少了

• 作者：追疯弄潮 发布时间：2018-08-21 13:43:21

  文笔不佳

• 作者：小尘七七 发布时间：2020-07-23 06:45:38

  看完了，作者有自己的观点，挺好，毕竟是史学博士，也算权威。结尾有道理，作为研究历史的，不该停留在黑白片时代，非黑即白，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毕竟人类社会是复杂的，这世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可见“人”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每个人你要是细研究起来真不是一两句概括得了的，谁的一生都是有功有过，有些伟人也有黑历史，抹杀不了他的功绩大于过错的事实，但是不能对他的过错避而不谈。 有些千古罪人全身的黑历史，但是我相信这也不是他的全部，千古罪人的黑历史无需洗白，也洗不白，毕竟过大于功，我觉得也还是应该从多方面去分析他。

• 妄人曹聚仁

  作者：乡下人 发布时间：2012-11-24 17:34:05

  “史人”“妄人”曹聚仁

           ———且说他《鲁迅评传》的硬伤

  ◎ 朱　正

   

  我自己反省，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写鲁迅传记的人，除了史人的态度，论事比较客观一点。

                                                       曹聚仁《鲁迅评传》第二十九章

  怎样的人物笔下，只能写出怎样的鲁迅来。

                                                       聂绀弩《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鲁迅《忆韦素园君》

   

   

  曹聚仁著《鲁迅评传》，已有不止一个版本。我看到的是上海二○○六年出版的一本，实际包括作者一九五六年在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评传》和一九六七年在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鲁迅年谱》两本书。现在我就来写一点我在这书中看到的硬伤。文章里引语后边所注的数字，指本书页码，就不再注明章节的标题了。

  　　作者怎样看待自己的任务呢？他说：

  在今日，写鲁迅年谱最容易，因为关于他的史料太充分了，比曾国藩的传记还充分些，就看鉴别史料有没有眼光，组织史料有没有能力。（5）

  作者这样说，当然是自认为有鉴别史料的眼光，有组织史料的能力了。他以此自负，对自己正在精心结撰的大著期许甚高。他说：

  我承认我的治史方法和态度，很受胡适、梁启超的影响，我的《鲁迅年谱》，假使写成的话，也就是《章实斋年谱》那一类的史书。（4）

  《章实斋先生年谱》见《胡适全集》第十九卷，在史学著作中可称杰构。曹聚仁的《鲁迅年谱》是不是也可以并列在这个档次，读者看完本文之后就可以明白了。

  　　他不但近比胡适、梁启超，而且还远比王船山。他说：“我对鲁迅的看法，有如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不一定苟同前人的评论，也不一定要立异以为高的。”（114）这样的书当然是传世之作，千百年之后还会有读者。他说：

  百年之后，我相信必有史家承认我所写的，是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绝少歪曲事实之处。（280）

  鲁迅先生定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一页，我这部《年谱》，或许对千百年后的史家有点用处。（381）

  一方面，对自己的著作作了这样高的期许，另一方面，就要竭力贬抑别人的同类著作了。在他撰写《鲁迅评传》的那时，已经出版了的鲁迅传记，在大陆只有一本王士菁的《鲁迅传》，在台湾只有一本郑学稼的《鲁迅正传》。于是他就极力攻击这两本书：

  王士菁的《鲁迅传》，那简直是一团草，不成东西，而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更是胡闹，不仅侮辱了鲁迅，也侮辱了读者。（2）

  王士菁所写的也就是这么一部传记，就因为他不懂得史学，不善剪裁，不会组织，所以糟得不成样子。而许广平不懂得史学，不独不会修正，连批评也不中肯。（5）

  王士菁，无论史才、史识，史笔，都是不及格的，只写了一部乱糟糟的传记，比日本人的《鲁迅传》都不如呢。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更是胡说八道。（382）

  就这样，曹聚仁把别人的书贬得一钱不值，来反衬自己的书是怎样的了不起。可是，终于摆在读者面前的他自己的这部书究竟怎样呢？我不得不抱歉地指出：他批评王士菁的那些话大都可以用来批评他自己的书：不懂史学，不善剪裁，不会组织，不成样子……他这部书，大到总体结构，小到语法修辞，都有可议之处，这些都没有篇幅去讨论，仅仅就史学这一角度谈一谈书中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多次自称为“史人”（例如第116页、第260页），称他的书为“史书”（第4页），我想选择这一评论角度是适当的。而史学的范围都太广了；史才，史识，史德，这些也都暂不讨论，只看看书中所写的史实错误之类的硬伤。

  　　传记和年谱，不但要记述传主的生平事迹，还必须介绍其时代背景。只有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前，传主的一些行状才是可以理解的。曹聚仁注意这样做了，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许多历史事件都被他写错了。读者看了，真觉得他不像一个受过史学训练的人。下面举一点例。

  　　《鲁迅年谱》一九○五年所记历史大事有“清廷派皇族五大臣视察欧美各国宪政”（293）一条。这里的“皇族”二字就使人觉得奇怪。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见于这年七月十六日的上谕：“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36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里，只有镇国公载泽是宗室，湖南巡抚端方是满人，而户部侍郎戴鸿慈和兵部侍郎徐世昌都是汉人。怎么能把这些人都称为“皇族”呢？

  　　《评传》中说：“而同盟会，乃是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和章太炎所领导的光复会而成的”。（27）这里漏说了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华兴会的张继、宋教仁等人后来都是同盟会的重要活动家。这一疏漏，作者在十年之后所撰的《年谱》中才得以改正（293）。

  　　《年谱》一九○六年记有“是年，清廷宣布实行立宪”（294）。其实清廷宣布的并不是“实行立宪”，而是“预备立宪”。这年九月一日的上谕：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俟数年之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563-5564页）

  可见清廷开出的只是一纸远期兑付的支票，而曹聚仁却把它说成立即兑付的支票甚至是现钞了。

  　　《年谱》一九二四年所记大事，有“九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十一月，曹锟退位。十二月，孙中山北上入京。”（316）这里，“曹锟退位”四字，完全没有反映出当年的历史。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政权，随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入京。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见《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94页。这跟他在九月十八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见前引书第75页）不是一回事。曹聚仁把这两篇宣言弄混淆了。

  　　《年谱》一九二六年记有“三月，创造社出版《创造》月刊，郁达夫主编，提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新论题。”（322）这里“《创造》月刊”应作“《创造月刊》”，也许是编校之误，不去说它。只是创刊的当时并没有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来。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发表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上，是已经要开始“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了。把这口号前移到一九二六年，也可说是昧于史实。《年谱》一九二七年又重复记有“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成仿吾发表《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３３2）时间依然没有说准，还是早了一年，而且《年谱》将同一件事在两年中重复记载，也就不宜再指责别人不善剪裁组织了。

  　　关于“八一”南昌起义，书中说：“中国共产党，以贺龙、叶挺的四军为骨干，八月在南昌举义，是为红军之始。”（332）贺龙不属四军，当时他是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年谱》一九二七年记有：“三月，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闻一多组织‘新月社’，《新月》月刊创刊。”（332）从行文看来，是说先成立了一个新月社，再由这个社创刊了一份杂志。这里首先要指出一个时间上的错乱：新月社是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的，后来成员星散，无形解体，到了这《年谱》中说的一九二七年三月，早已不复存在。至于《新月》月刊，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才创刊，显然不可能是新月社办的刊物了。可知新月社的结成和散伙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前，而《新月》月刊的创刊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曹聚仁要把这两件事都记到一九二七年。

  　　《年谱》一九三一年记有：“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四中全会，批判李立三路线，承认毛泽东的领导方向。”（348）这几句话表明作者对中共党史的无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批判立三路线，是一九三○年九月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而四中全会虽然继续提出批判立三路线，但主要锋芒却是针对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了。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操纵之下，主要目的就是提王明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次全会所有文件，包括向忠发的中央政治局报告、决议案、国际代表在会上作的结论等等，都收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其中任何一个文件都没有“承认毛泽东的领导方向”的内容。这是要到四年之后的遵义会议上才解决的问题。

  　　上面所说的这许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对于鲁迅的传记来说，只是一种背景材料。对于这一些，看来曹聚仁颇有点不甚了了信口开河的习惯。在处理传主生平事迹的时候，作者总应该慎重一点吧。不幸得很，错得还更离奇些。下面也举一点例。

  　　祖父的事情，书中是照抄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里两节“介孚公”的材料。这当然是很有用、很权威的史料。可是决不能说只要把它照搬过来即尽了“史人”的能事。这时就得用一点鉴别史料的眼光了。认真鉴别一下，就可以发现周作人这里说的有三点应予订正。一点，他为什么不做金溪县的知县了呢？周作人的书中所说的原因是“被参劾”，后来“便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至于“被参劾”的原因，则是“同抚台闹了别扭”。曹聚仁在引用这一史料的时候，把周作人的原文简化为这样两句：“又同抚台闹了别扭，又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12）省掉了“被参劾”三字。这是不能省去的。不写明被参劾这一点，是不是闹了别扭就负气辞职呢？再说，参劾他的抚台是哪一位，应该也可以落实到人。像一省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清史稿》有表有传，一查便得。我已经查明鲁迅祖父周福清并不是被任何一位巡抚参劾的。参劾他的是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的原因也不是和他“闹了别扭”，后来在北京做的内阁中书也不是考取，而是循例捐来的。我的考证过程，详见《周福清科场案述略》，收在我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一书中，这里就不细说了。

  　　接着就是祖父的科场行贿案。周作人所述也与事实颇有出入，曹聚仁都照抄过来了。因为这是清末一个大案，有关的奏折和上谕都可以在《光绪朝东华录》里查到，足可资鉴别之用。例如说，不会办事因而引发了这一场大案的“那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名叫徐福”（12），据浙江巡抚崧骏报告案情的奏折，此人不叫徐福，而叫陶阿顺。这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错误，至于书中所说“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12），就是一个不能容许的大错误了。假如真如此书中所说，陶阿顺送去的信封中有一张可以立即兑付现银一万两的银票，介孚公也就不能保全首领了。幸好信封里并没有一张这样的有价证券，有的只是一张写着“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等语”的纸条，只是一个许诺，表明行贿的意向。崧骏的第二封奏折更明确说这是“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这一情节对于最后量刑极为重要。崧骏的奏折中说：“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一个有史学训练的人，在这关系极大之处，怎么能对所引史料不加鉴别，据官文书订正呢？《光绪朝东华录》并非僻书，可就是没有去查考一下，也许是没有想到要去查阅吧。

  　　鲁迅父亲的病死，《评传》说：“他父亲病了一年，死时只有三十七岁”。（22）此说就没有任何史料根据了。据《朝花夕拾·父亲的病》说，前一位医生医治了“两整年”，换了个医生（“陈莲河”）又看了一段时间，总计有两年多一点。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病》里说，大概没有这样久。他的记忆里，“甲午八月黄海战败”之时（1894年9月17日）他还没有发病，“他的病如在那一年发生，可能是在冬季吧。”到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去世，病了大约是两年左右。

  　　《评传》说：“他在仙台医学专门的学习成绩，非常之好，好到藤野先生把传他一家之学的希望存在鲁迅身上，好到仙台医专的同学对他妒忌，以为他独得藤野先生的照顾。”（22）这个“非常之好”一说，又是没有任何史料根据的。《朝花夕拾·藤野先生》中说：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

  应该说，他自己的这一段回忆是很准确的。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转录了一张鲁迅一九○五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解剖59.3，组织72.7，生理63.3，伦理83，德文60，物理60，化学60。平均65.5，142人中间列第68名。（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这岂不正好和他自己说的“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相符吗。看了这个分数单，也可以知道书中说“他在医学校中，伦理学也得了最优等的成绩”（292）一说不准确，83分是不能算作最优等的。

  　　鲁迅在一九○六年到仙台医专求学，在那里看了一张对他刺激极大的幻灯片。《评传》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23）一望而知，这是从《呐喊·自序》中照抄来的。一个人回忆往事，不妨作一点粗线条的记述，而一个“史人”修史，就不能不对这史料有所鉴别了。一九○五年九月五日，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结束战争。说“其时，日俄战争刚过去不久”，才是史家的笔墨。

  　　《朝花夕拾·范爱农》一文中谈到鲁迅参与《越铎日报》创刊的事。说是“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提议创刊报纸来监督“王金发他们”，显然是绍兴光复之后的事情了。报纸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创刊，鲁迅写的《〈越铎〉出世辞》见《鲁迅全集》第八卷。而曹著《年谱》却置此事于辛亥革命之前：

  〔1911年〕是年……暑假后……也孙德钦同办报……十月间，武昌革命军起义，……后来，王金发从杭州带队来到了绍兴，组织了军政府。……《越铎日报》对都督有了微词，更触王氏之怒。（298）

  对于鲁迅传记的作者来说，《朝花夕拾》是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一种史料，它关于《越铎日报》一事的记述也是完全清楚明白的。真不知道有这书在手边的作者为什么会把报纸创刊时间弄错的：错了一个朝代，把民国时的事写成清朝的事了。再说，即使没有去查阅《越铎日报》上刊登的那些毫不留情的攻击文章，只看《朝花夕拾》里说的“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也就决不是只用“有了微词”这四个字可以交代过去的。

  　　说到绍兴光复，《评传》说：

  辛亥革命到来那一时期，鲁迅十分兴奋，在绍兴尚未光复之顷，城中人心浮动，他曾经召集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镇静人心，结果大家当作革命军已经来了，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29）

  一队学生在街上游行一通，绍兴就光复了。这真是海外奇谈。事实上，是杭州光复之后派王金发率队进驻，绍兴才光复的。曹聚仁在这里，又是不加鉴别照搬史料了。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中的《惜别》一文，转述了许广平对他说的这件“武装演说队”的事，曹聚仁就照抄不误了。同样记了这事的周建人，说的就有分寸得多，他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的一年》中，只说在那人心浮动的绍兴城里，“学生们走到之处，人心立刻安定下来，店铺关的也仍然开了。”却没有说“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这样的荒唐话，可惜作者没有采用他的这一说。在多种史料中，比较、选取、鉴别的工夫，是一个有志于史学的作者所必不可少的。

  　　鲁迅应厦门大学之聘，前往任教，有一些事情不很愉快。这在他写给许广平和未名社友人的信件中都有清楚的反映，传记作者凭着这些最直接的史料，对他生平中的这一段是很好处理的，不容易写错的。可是在《评传》中却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

  鲁迅是从北京到厦门去的；北京的学术空气和上海已经不相同，海派的学术研究，在京派已觉得过于浮浅，若拿这一尺度来衡量其他城市的学术空气，那当然更差一截了。海外（引者案：疑是海派之误）人士心目中的国学，尚未脱离“四书五经”阶段，那时的中山大学教授，力主读经，提倡《古文观止》和陈济棠一鼻孔出气，要驱逐胡适出境，对于鲁迅的辑佚书工作更不能赏识了。那时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对国学也是外行，所期待于国学研究所的，也和鲁迅的预想差得很远。一开头便格格不相入，也是势所必至的。（66）

  读者很可以把这一段引文当作曹著《评传》全书的标本，看他是怎样东拉西扯，时间错乱，故弄玄虚，文不对题的。讲传主在厦门大学的事，忽然插入一段讲中山大学的事，讲胡适的事，这与鲁迅的事迹有什么关系呢？再说，鲁迅在厦门，是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曹聚仁在这里写的“那时”，只能是指这一段时间。那时在中山大学主持教学业务的傅斯年，力主读经了吗？提倡《古文观止》了吗？原来曹聚仁在这里插说的几句，并不是“那时”的事，而是一九三五年发生在广州的事。胡适的《南游杂忆》（见《胡适全集》第十卷）记下了他为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学位而作的南游，记下了他在广州两天半的经历。从胡适这篇文章中可以知道，力主读经，并且要求法办（而不是驱逐）胡适的，是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文章里还记有他和陈济棠交谈的情形。读者无法理解的是，一九三五年胡适在广州的这些遭遇，与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的遭遇有什么相干，也不能懂得在《鲁迅评传》插说此事是什么意思。

  　　《评传》中还这样述评了鲁迅应蔡元培之聘任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一事：

  他对于蒋介石政权，也是十分头痛的；但他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属下的中央研究院供职；直到一·二八的炮火震破了南京为止。为了“生存”，抱关击柝，我们都可以做到的，因为鲁迅也和我们一样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没有别的生存技能的人（一定要把鲁迅想象得高不可攀的人，也是可笑的）。（386）

  他这“评语”说得很清楚：鲁迅为了“生存”，他所敌视的蒋介石政权的钱也可以用，什么卑微的职业（下至守门打更）都可以做，因为他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没有别的生存技能嘛。这样一个人，当然就不足以言操守了。这就是《评传》作者对传主的评价。可惜的是他在作出此种评价所根据的事实都没有弄清楚。蔡元培就任大学院（即教育部）院长，设“特约著作员”，“延聘国内在学术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也就是给社会上没有固定收入的著作家送一点补助费，是一项有利于发展学术事业的措施。这补助是无条件的，完全无损于接受者的操守。就说鲁迅吧，他在接受补助的这四年间的著作，那些收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里的文章，有一篇迎合、趋附权力者的吗？再说，这笔补助费，也并不是他为了“生存”所断不可缺少的。补助费只拿了四年又一个月，在这以前和以后，鲁迅靠着稿费和版税，不也是“生存”下来，并且不断有著作问世吗。再说，曹聚仁把这事写成是在“中央研究院供职”，表明他对这事原委所知有限，其实是与中央研究院毫无关系的。还有，南京并不在“一·二八”战争的战区之内，说“‘一·二八’的炮火震破了南京”，也许只是一种修辞、象征的说法，似乎不宜出现在史籍之中。

  　　革命文学论争的中止，“左联”的成立，是鲁迅生平中的一个重大关节。《评传》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

  他初住上海时，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太阳社的文人，对他的不断攻击，不独见解很浅薄，动机也很无聊，有的正是借攻击鲁迅以自重。不过，这一种斗争，并非中共的决策。到了一九三○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中共的文艺政策，有了一定的路向，而推行这一路向的瞿秋白，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他和上海文坛人士交谊颇广，他是要争取鲁迅来做有力的支援。（82）

  一九二八年，成仿吾、钱杏邨、冯乃超、李初梨这一些共产党员作家围攻鲁迅。为什么后来忽然停止了攻击，而和鲁迅一起组织“左联”呢？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决策人李立三的决定，他命令这些党员作家不再攻击鲁迅，争取他到共产党的旗帜下来活动，拥戴他为左翼作家的领袖。为了得到鲁迅更多的合作，他在那危机四伏的环境下还同鲁迅直接交谈过一次。当年向党员作家传达李立三指示的吴黎平，鲁迅与李立三会见时在场的冯雪峰，后来都发表了文章回忆这段史事，足为明证。我也看到过阳翰笙提供的一项资料，说是李富春向他提出不再攻击鲁迅的。我认为这个资料也是可信的。只是李富春当时是中共江苏省委的负责人，他是在贯彻执行中央的意图。曹聚仁撰写《鲁迅评传》的时候，吴黎平、冯雪峰、阳翰笙提供的证词都还没有发表，他当然无从知道有关的详情细节。但是从“左联”成立于“立三路线”开始抬头之时，应该可以推想到是出于李立三的决策。即使说想不到这一点，也决不应该说是出于瞿秋白的推动。理由很简单，在“左联”的酝酿和成立之时，他都不在国内。是一九三○年八月间，他和周恩来同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回国之初忙于政治斗争，并没有过问“左联”的事。到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上他受到打击，脱离了领导岗位之后，才过问“左联”的事的。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所决定，只由于他个人的热情”。这也就可知《评传》所说与事实相去甚远了。

  　　还有一件类似的错误。《年谱》一九三○年记有“二月，鲁迅、田汉、郁达夫、瞿秋白等五十二人发起‘中国自由大同盟’。”（343）前面已经说过，瞿秋白这时不在国内。

  　　《年谱》一九三○年还记有这样一事：“那时，当局对文人的迫害，变本加厉；那时，鲁迅曾避居黄渡路的花园庄。”（340）事实上，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后，鲁迅才举家避难花园庄的。《年谱》将这事误系于一九三○年，而且把这次避难的原因，只一般地说是“当局对文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只字不提柔石被捕事。而在《年谱》一九三一年里，才记下：“一月十七日，赵柔石等在上海被捕，二十日，鲁迅和许广平、海婴、许妈避难于日本人所经营的花园庄。”（343）也不知道这里写的同上一年写的避居花园庄是同一次还是共有两次。对于柔石等人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被捕被杀，书中更无一字说明，大约也是以为“当局对文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吧。殊不知道他们是在一次反对四中全会的党内会议上被捕的，完全是党内斗争中的牺牲者，以致《年谱》中竟写出了这样的话：“二月，‘左联’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权对革命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等二十四个青年作家的杀戮。”（348）他把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林育南、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都说成是“青年作家”了。他不知道遇难的二十四人中只有五人是作家（“左联”五烈士），另外的都是职业革命家。可见他是还没有弄清楚自己要写的事情就急急忙忙来动笔了。

  　　书中小的差错更是触目皆是。这里随便举几个给大家看看。例如马珏是马裕藻（幼渔）的女儿，书中却说是马衡（叔平）的女儿（114），马衡是她的叔父。教育总长傅增湘是四川江安人，书中却说是湖南人（157）。只要看过《两地书》的人都知道，鲁迅和许广平是一九二五年才相识的，书中却说是一九二三年。（317）鲁迅定居上海之后，曾经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两次到北京省母，而书中说只有一九二九年的那一次。（75）《萌芽》月刊，是鲁迅、冯雪峰合编的，书中却说是“郁达夫、冯雪峰共编”（338）。如果用“错误百出”这句成语来评这本书，那么，对这句评语不但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来理解。

  　　最后，还可以来一点余兴，看看书中一段有趣的文章：

  有一个有趣的题目，摆在我们的面前，便是：鲁迅假使活到现在，中共对他会如何？他对中共将如何？照胡适的说法，他是看了胡风被清算了，认为鲁迅也不免于被清算被斗争的。我呢，觉得胡适到了纽约，毕竟坐井观天，他是不懂得中共的政策的。我敢断言胡适留在北京的话，决不会被清算的，他还是做他的历史研究；他的红学的考证，一定更有收获；生活也许清苦一些，但他的生平志愿，一定可以完全达到了。中共对于“人尽其才”这一点是做得很不错的。鲁迅先生在现在的话，他的创作，将有什么成就，我不敢说。他的学术研究，一定有惊人的收获，那是可以断言的。至少，他那部中国文学史，一定可以写成的了。至于思想上的自我批评，一向是很勤奋的，他那回受了创造社的攻击，便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一下子，就搞得比他的敌手们还通些。他如若活在现在，他可以替中共政权建立新的文艺理论的（我们要明白：中共的政治路向，也是建立了自己的北京路线，并不依存于莫斯科路线的）。（386）

  “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罗稷南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毛答：“要么被关在牢房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曹聚仁在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有这一段毛罗对话，没有猜中。关于这事，我写了一篇长文章，收在《鲁迅的一世纪》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里就不重说了。可以指出的是，曹聚仁的这一段文字主要是写给胡适看的，是想做点统战工作。对胡适作出了种种许诺，动员胡适弃暗投明。我看出了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具有过人的史识，而是因为我掌握了一件过硬的史料。胡适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日记：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

  　　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胡适全集》第34卷，第466页）

  这里胡适称他为“妄人”。不说别的，只看他这部《鲁迅评传》，水准如此之低，自视如此之高，“妄人”这一称号足可当之无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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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Rosiness、 发布时间：2019-01-23 16:32:59

  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

  亨利·詹金斯

  一、概括

  作者认为融合更多的代表一种文化变迁，不同于麦克卢汉关注点在技术上，作者的关注点在社会/文化方面。本书讨论了媒体融合、参与文化和集体智慧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作者从不同角度，通过真人秀节目、电影的粉丝再创作、政治选举等方面来说明新媒体技术下，人们能够通过集体智慧共同参与到内容生产当中。利用新媒体平台对已有的内容进行再创作或者凝结集体力量产生新发现。

  二、内容简介

  第一章聚焦于真人秀节目《幸存者》，意在向读者展示观众如何运用集体智慧在知识社区发现节目中的幸存者。每个人运用自己所熟知的内容在社区产生信息，可以把这样的知识社区看作是草根融合过程的重要环节。

  第二章同样是真人秀节目《美图偶像》，但关注点在于如何在新媒体的环境下进行宣传推广，这一章涉及到了很多与营销相关的内容。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和观众保持亲密的互动，抓住观众的心理，竖立持久的品牌等涉及到的方式。

  第三章为《黑客帝国》与跨媒介叙事，《黑客帝国》属于媒体融合时代的娱乐活动，它把多种文本整合到一起，创造出了宏大的叙事规模，以至于单一媒体已经容纳不下了，作为集体智慧时代的娱乐活动之一，《黑客帝国》给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了良好的想象空间。跨媒体叙事最理想的形式，就是每一个媒体出色地各司其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喜欢参与在线活动以及体会通过开发这些草根社群的联合技能来扩张个人的理解力。

  第四章作者通过《星球大战》讲述了草根创作与媒体业的碰撞。新媒体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粉丝能够参与到内容生产当中，新媒体环境鼓励人们广泛参与、草根创造。《星球大战》的粉丝们通过提取其中的要素或者关键信息进行同人创作，有时甚至游戏开发商或者电影制片方通过粉丝的自创内容激发灵感。作者在这一章详细讲述了粉丝参与到产品制作中的益处。

  第五章以《哈利波特》为例，探讨了媒介素养。作者描写《哈利波特》年轻的粉丝群体们的衍生创作和华纳对电影版权的控制之间的冲突，《哈利波特》年轻粉丝群体自我创作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孩子们产生的影响。对于存在的一些争论，可以解读为针对虚幻世界的跨媒体扩张，针对想要掌握晦涩难解的文本细节并且把它们转化为更进一步的参与文化资源的渴望

  最后作者又通过美国大选来探讨媒体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粉丝社群不只是通过创造和传播新思想（对所喜欢的文本进行批判性的阅读）来实施政治影响，而且还通过利用新的社会结构（集体智慧）以及新的文化生产模式（参与文化）来实施政治影响。

  三、总结

  作者将媒体融合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转变。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不仅是观看者，还是参与者，通过集体智慧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产生心得文化生产模式来影响传播内容本身以及社会、政治。本书通过不同的例子向我们展现了受众是如何主动参与到内容生产并影响媒体内容和政治的。当下媒体应注重受众参与，这种交流讨论所产生的舆论信息正潜移默化的改变着社会。其中，作者还对“黑匣子理论”提出了质疑，即企图把融合归结为纯技术模型，借此判断哪个黑匣子将成为枢纽。这种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考虑融合的角度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