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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作者通过个人亲身感受，主要关注两个主题：一是中国学生的精英教育和文理通识教育课题，二是如何在中国高考和美国留学考试中双双获胜。 本书并不是讲一般意义的高考与出国留学，而是强调“精英”与“*”两个关键词。这一点使得本书在立意上超越了《哈佛女孩》、《高考状元》等教育励志图书。有着国际视野并希望让自己的孩子享受国际一流精英教育的家长，就是本书的读者群。如何在中国与美国两种不同的教育考试体制中取胜，是本书作者尝试寻找答案的命题。

序

引文

一 永远是一名清华新生

二 从高考向留学出发

三 人生的急转弯

四 初到的日子

五 美丽新生活——学在威廉姆斯

六 校园风景线

七 哈佛博士生—又一次开始

八 笔下说留学

后记

王肇宁  女，生于北京。首都师大附属中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哈佛大学2011级经济学博士生，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会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与威廉姆斯学院2010年暑期数学研究项目组成员。2007年参加全国高考，获得清华大学录取。同年被美国威廉姆斯学院全额奖学金录取，在该校完成4年本科学业，获得数学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并被授予“荣誉毕业”奖励。2011年春天，在美国大学博士生（PH.D.）入学申请中，同时获得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州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纽约大学等十几所著名学校的全额奖学金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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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如今，美国的文理学院通识教育正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影响力，而王肇宁同学的这本书，正是为了向人们介绍这种美国独有的教育模式。

　　以威廉姆斯学院为代表的大学相信，对于许多大学生而言，好的教育模式，不是单一领域的技术培训，而是一种文理通识教育的全新经历。

　　文理教育的精髓就在于，它通过给予一个人在文学艺术、数学、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上的多方位体验，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提高自身素质，锻炼细致的阅读能力、严谨的思维能力、清楚的表达能力以及富于创新的理论整合能力，并善于理解各种各样的事件、思想、人物乃至文化之中的密切联系。

　　1961年，威廉姆斯学院的第11任校长约翰索亚先生曾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说过，“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测，这个社会会终要求我们的学生掌握何种技能、理解何种知识。”他强调说：“我们深知，面对变革，人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技能训练手段，或是某个僵化的公式，能够彻底解决那些尚未被我们充分了解的问题。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我们始终致力于的看似‘不实用’的文学艺术以及基础科学课程教育，我们所提供的这些生命活力、持久、基础实用的知识以及学术资源，正是文理学院教育的价值所在。”

　　在各种变革迅猛发展的21世纪，这段话更被事实证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文理通识教育模式正在使整个国际社会受益，因为它使得各个领域未来的那些领导者们，能够拥有丰富的阅历，敢于接受挑战，并制订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许多美国的大学都把文理教育当作他们实践的一部分，不过目前在美国还只有不到150所学校全身心地致力于这种教育模式。这些文理学院通常采用小班授课，而且一般也没有研究生院以及职业化的教育项目，而这些恰恰使得我们的教授能够将全部精力放在他们的本科学生身上，继而开展那些传统教育中所缺失的教学活动。由于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居住在校园里，朝夕相处，许多教室之外的场所也成为了学生了解自身、了解社会的窗口，包括学生们的日常活动和文化宗教活动，还有年轻人们在宿舍楼内以及餐厅里的有趣对话。

　　威廉姆斯学院的实践，确实为王肇宁同学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素材。自从1793年开始，威廉姆斯学院就致力于使本科学生充分感受文理教育。而如今，这所大学已成为了世界上著名的本科学府之一。

　　很多来自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期待着在像威廉姆斯学院这样的大学里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努力学习威廉姆斯学院的经验，以提高他们在文理教育方面的教学水平。

　　我认为，文理教育的发展是双向的，互动是必要的。中国学生将他们巨大的潜能、学习习惯以及不同的生活经历，带到了诸如威廉姆斯这样的文理学院之中。他们用这种文化的贡献，使得我们所有学生受到的教育，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同样，换个角度来看，在威廉姆斯学院向中国同学以及中国优秀大学学习的同时，现在世界上正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包括中国的大学，开始学习威廉姆斯学院以及类似大学的成功经验，尝试着以有效的方式予以借鉴，以适应他们各自的具体情况。

　　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进一步加深国际社会对文理教育理念的理解，推动人们的交流对话。

　　莫顿欧文夏皮罗

　　校长及经济系教授

　　威廉姆斯学院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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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是个不能被忽略的名字。

  1900年8月10日，王力先生出生于偏远的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因为家境贫困，王力只读了几年小学。然而出于对读书的热爱，他在辍学后依旧坚持半工半读，到处借书看，十几年间他读了14箱书。1924年秋，在亲友的资助下，王力远赴上海求学，两年后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时候，他已经26岁了。

  在清华，王力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大师们博学明辨、务实求新的为学精神，给了王力极其深刻的影响，为他的学术道路指明了方向。

  1927年，在赵元任先生的鼓励和亲友的资助下，王力又赴法国留学，主攻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4年后，王力获博士学位，载誉回国。

  回国后的王力开始了在各所名牌大学任教的生涯。直到他1986年辞世，54年间始终没有离开高教讲席，期间还撰写了50多种专著，近30种译著，200多篇论文，总字数约1200万，都是用毛笔，以蝇头小楷，一笔划写就的。

  

  01.汉语音韵方面的巨大成就

  众所周知，王力是一位世界公认的语言学家，尤其是在汉语音韵研究方面成就颇丰。他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中国音韵学》，后来改名为《汉语音韵学》，这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原理，全面、系统地整理介绍汉语音韵知识的教科书。

  我们现在学习汉语时，都要划分一句话的主语谓语宾语，其实这一概念就是王力提出来的。早在40年代，王力便提出了根据谓语性质划分汉语句子，分别是以名词为谓词的判断句、以形容词为谓词的描写句、以动词为谓词的叙述句三种类型。

  对于古代汉语，王力同样有着非同凡响的修为。他指出：现代四声，是从古代四声演化而来。所谓新声韵，无非是把平水韵中平仄未发生音变的通用字完全继承下来，把平仄发生变化的音变字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更正。其目的，是为了“音随时变，恪守格律”。

  因此，古代四声与现代四声，是母子传承关系，并非绝后断代关系。只要不使用音变字，古今诗作平仄完全吻合。如王之换《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即是一例。又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杜甫《旅夜书怀》，白居易《秋雨夜眠》，欧阳修《又行次作》，杨万里《赴文德殿听麻仍拜表》等知名律诗，也均与今声今韵平仄相同。

  古今平仄，既有血脉相传，又有基因转换。王力认为，无论是新诗还是旧诗，就汉语来说，有了字音就不可能没有平仄，单音词多了也很容易形成整齐的对仗。

  平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汉语里的四个声调：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仄声和平声相对立，换句话说，仄声就是上、去、入三声的总名。假定一句诗的第一第二字是平声，那么，第三第四字就应该都是仄声；如果第一第二字都是仄声，第三第四字就应该都是平声。这就是平仄的规矩。

  关于这个规矩，王力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上、去、入三声合成一类仄声，而平声自成一类？第二，为什么平仄递用可以构成诗的节奏？

  关于第一个问题，王力解释：声调自然是以音高为主要的特征，但是长短和升降也有关系。依中古声调的情形看来，上古的声调大约只有两大类，就是平声和入声。中古的上声最大部分是平声变来的，极小部分是入声变来的；中古的去声大部分是入声变来的，小部分是平声变来的。等到平、入两声演化为平、上、去、入四声这个过程完成了的时候，平声是长的，不升不降的；上、去、入三声都是短的，或升或降的。这样，自然地分为平仄两类了。

  “平”字指的是不升不降，“仄”字指的是不平，也就是或升或降。因此，平仄递用也就是长短递用，平调与升降调或促调递用。

  关于第二个问题，王力解释：和长短递用是有密切关系的。英语的诗有所谓轻重律和重轻律。英语是以轻重音为要素的语言，自然以轻重递用为诗的节奏。如果像希腊语和拉丁语，以长短音为要素的，诗歌就不讲究轻重律或重轻律，反而讲究短长律或长短律了。由此看来，汉语近体诗中的“仄仄平平”乃是一种短长律，“平平仄仄”乃是一种长短律。

  

  02.龙虫并雕的散文写作风格

  王力所作散文不多，其精华都收录在《龙虫并雕斋琐碎语》里。什么是“龙虫并雕”呢？王力解释道：“古人有所谓雕龙、雕虫的说法，在这里，雕龙指专门著作，雕虫指一般小文章、小意思。龙虫并雕，即两样都干。”因此，王力的散文既有反映现实、针砭时弊的作品，也有琐碎生活，嬉笑怒骂的作品。无论是雕龙还是雕虫，都体现了王力的幽默和乐观。

  王力的散文大多都是在战时写就的。当时物资贫乏，物价飞涨，王力的薪水无法满足家庭开支，只能典当衣物来维持生活。对此他调侃道：“我们很乐观，明年的薪水定比今年增加；明年如果肯把这一支相依为命的派克自来水笔割爱，获利一定在百倍之上！”迫于生活的艰难，他和夫人都干起了副业，一个伏案书写，一个低头织衣，没有电灯，就点菜油灯，对此，王力自嘲道：电灯哪里比得上菜油灯有诗意呢？

  艰难的生活没有压倒王力的正能量，他不仅自我激励，还不忘鼓励同样身处困境中的读者。他在文章里从日常小事中引申出去，上升至民族大义，比如《辣椒》一文，他从日常的吃辣习惯引申到湖南人因爱辣椒而喜欢革命，借此号召读者要不屈服、不妥协；又如《拍照》一文，结尾处畅想了拍摄抗战胜利军队凯旋的场景，借以让民众增强必胜的信心。

  这些充满信心和勇气的文章在那个年代鼓舞了多少人的斗志，然而王力却自谦地将写散文比作“雕虫”。虽是自谦，但也有批判。然而王力的批判是温柔的，含蓄的，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常常从衣食住行等寻常话题上升到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再幽默而婉转地对黑暗现实进行批判。

  比如在《领薪水》《闲》等文章中，他讽刺贪污腐败的现象：“做地方官的人也应该有相当的闲暇。如果你不能闲，不是你毫无办事能力，就是你为刮地皮而忙。”在《开会》等抨击了某些政治虚伪现象：“最有趣的是几千几万人的大会，许多人还没有听清楚主席说些什么，只听得一阵欢呼，一阵拍掌，于是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欢呼拍掌起来。”在这些文章里，王力生动地描绘了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却不直来直去地批判，而是让读者在笑声里领会到嘲讽的意味。

  对于普通群众的劣根性，王力也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比如在《请客》一文中，他分析了中国人为什么爱请客的原因。他认为，请客的习惯之所以能长久存在，根本原因是人们爱占小便宜：“不花钱可以白坐车，白吃饭，白看戏。”他不说教，只表达一种认识，叫人在会心一笑之余进行深刻的反思。

  

  03.读书写信都有讲究

  杜少陵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道理非常深刻。好文章读多了，掌握了语言的韵律，写的时候再把想要表达的意思融汇其中，加上适当的修饰，自然就写出了文理通顺的文章。写文章如此，写信也是如此。读王力的短文《谈谈写信》会发现，原来在我们自认为非常“正常”的交流过程中，却有那么多的“不正常存在，这些问题往往被我们忽视，结果就是造成双方沟通的障碍，却又搞不明白问颢究竟出在哪里。这就大大影响了我们交流的效果。”

  现如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已经很少写信，但很多正式事务还是需要写电子邮件的。别小看了这小小的一封电子邮件，那可是能透露许多信息的，有时候甚至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和人生态度。

  王力认为，写信首先要注意称呼，也不要说废话，最好开门见山，内容方面也没有什么秘诀，顺着自然就是了。写信就是谈话，由于对话人相隔太远，没法子面谈。如果我们写信仍照日常说话一样，不装模作样，不改变现代汉语的语法和词汇，就不会出毛病。有的青年人写信喜欢堆砌辞藻，那也不好。写信应该朴实无华，唯有家人父子的谈话最能感动人，堆砌辞藻反而显得不亲切，不诚恳。何况青年人往往语文素养不够，堆明辞藻往往用词不当，弄巧成拙。

  另外，写信时一定要把每个字写得端端正正，否则不够礼貌。最后的署名也一定要字迹工整，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说到读书，王力《谈谈怎样读书》一文中，介绍了自已的读书观和经验。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外古今的书浩如烟海，一辈子也读不完。然而人的时间和精力却有限，如果不加选择地读书，或者读到一本坏书，那就是浪费时间，还接受写错误的东西。所以，王力大声疾呼：“必须选好的书读，不好的就不读；必须选有用的书读，无用的就不读。”

  那么，怎样读书才是正确的方法呢？首先要由博返约。博就是所读之书面要广，约就是在广读好书和有用之书的基础上求专求精。简而言之，即博大精深。有点像“金字塔”，基础必须广博，塔尖才能因有扎实的基础而牢固。王力说：“我们研究门学问，不能说限定在那一门学问里的书我才念，别的书我就不念。你如果不读别的书，只陷于你搞的那一门的书里边，一定念不好，因为你的知识面太窄了，碰到别的问题，你就不懂了。”

  其次要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厚今薄古含有两层意思。王力先生认为，第一层意思是：“前人写的书，如果有好的，现代人已经研究并加以总结发挥了，我们读这种书，古人的书也包括在里边了。”第二层意思是：形势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前人的学说或提出的观点已被新的学说和观点所替代，并被实践验证前人的学说和观点已过时，或片面、需要修正，那我们就不必再去旧调重弹，钻故纸堆，前要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去粗存精，推陈出新上。

  总而言之，王力之所以被称作“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皆是因为其在汉语文化方面的造诣，想要读懂王力的书不容易，可是一旦读进去了，就会醍醐灌顶，受益匪浅。王力的一些标志性的代表作品，都收录在《平平仄仄平平仄》里，无论是古诗词的赏析，还是散文的深刻认识，亦或是读书写文方面的教诲，都体现在其中，带你领略汉语之美。

•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读崔愷院士《本土设计Ⅱ》有感

  作者：土建科教谭 发布时间：2016-04-27 14: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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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读崔愷院士《本土设计Ⅱ》有感

                                      文/祝元志（知识产权出版社副编审13381270293）

         昨天已成历史，明日还属未知，现实就在当下；城堡仅是印记，文化才是灵魂，积淀方有智慧。说起建筑与文化传承，我们不由得想起那句老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当你读完崔愷院士的《本土设计Ⅱ》，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从2009年出版的《本土设计》英文名NATIVE DESIGN到2016年问世的《本土设计Ⅱ》英文名LAND-BASED RATIONALISMⅡ，崔愷对建筑和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有哪些新的思考？诚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宋春华教授在新书的序言所述，“建筑师是靠作品说话的”，坦白讲，我对书中设计案例阐述并没有参透，对书稿的英文部分更不敢妄加评论，但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也是最早的读者，我看到了一位建筑师的成长历程、看到了一位学者的人文情怀、看到了一位院士的责任担当，这里斗胆谈谈个人的理解和体会与大家分享，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是有文化自觉才能文化自信。“自信”是一种状态、一种感受，不需要刻意用“他信”来证明。从NATIVE DESIGN“本土设计”到LAND-BASED RATIONALISM“土本理念”，是一次升华。从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到驻南非大使馆，从北川文化中心到北京奥林匹克塔，从《中国建筑发展的伦理回归》到《留住乡愁》，崔愷用他的作品诠释着“本土设计”理论，他被业界成为中国当代“新官式建筑”设计的主要代表人物。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融合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找寻潜意识期待的建筑。崔愷提出“本土设计”思想，正是他对中国近年自身文明的意识、自觉和自省。 “本土设计”某种意义上就是“土本设计”，体现的是非常悠久的文明积淀，没有单纯的地理和环境限制。每一种地理和环境都是经过文化融合的结果。当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再次复苏和觉醒，也必定唤醒一批伟大的建筑师提出与之适应的建筑与文化的新范式、新作品、新理论。崔愷就是其中的一位先知先觉者和践行者。

          二是有职业担当才能文化自觉。在崔愷看来，建筑师的使命不仅是设计房子，也不仅是构建某种功能空间，还应思考文化，传递美；建筑师有很多责任，其中最不能缺的就是社会责任。各种奇形怪状和超高超大及描古摹西的建筑曾一度风行各地，社会大众的不满往往指向建筑师，其实很多时候并非建筑师的水平问题而是操守问题。崔愷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建筑师只有时刻铭记自身的职业要求和责任担当，才能不断设计出对社会负责、让民众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作为业务带头人，崔愷的事务非常繁忙，但他仍坚持承担多所大学的兼职授课任务；作为院士已经功成名就，但他仍坚持著书立说，与行内外人士平等而谦虚地交流。本书在申报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时，何镜堂院士在推荐信中对崔愷院士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建筑文化创新方面的建树给予了积极评价。崔愷的职业精神让国内外同行十分敬佩，就是出书也比其他人要求更高，《本土设计Ⅱ》不但是图文对照，而且是汉英对照，同时还附上了重点项目创意设计的手绘图，充分关照海内外读者的需求。

         三是有核心能力才能担当责任。没有哪个士兵不想当将军，没有哪个建筑师不想创作经典建筑，关键还有一个功力问题。《本土设计Ⅱ》中，崔愷讲述了他从儿时到“上山下乡”到恢复高考到进入设计院到当选院士，一路走来的传奇人生和精彩故事。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优秀的建筑师、一个卓越的总建筑师需要怎样的综合素质和核心能力。当谈到古建筑保护人们就会想起梁思成，当看到卢浮宫就会想到贝聿铭，业界认为像崔愷这样的大师完全有实力在实践和理论上超越前人。崔愷提出的本土设计理论为当代中国建筑甚至当代世界建筑提供了“更为社会化，植根于当地；更注重文化多样性，让建筑与当地文化和谐对话”的科学理念。

         今日中国正在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在吸收传统建筑文化精髓和境外优秀规划设计理念的基础上，以文化自强的勇气，不断推动建筑设计的创新和发展，创作和建造具有浓郁地方特色、鲜明民族风格和强烈时代精神的建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