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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一只小虾米 发布时间：2021-09-16 10:33:44

  特别棒

• 作者：隐清 发布时间：2020-04-22 00:43:35

  夏商周三代和秦汉历史兼论考古成果的综述性普及读物，文笔流畅易懂，清晰地看到了早期中国的 青铜文明的商代联盟/周代分封国家—铁器时代春秋战国领土国家—秦汉官僚行政帝国 这一伟大进程。

• 作者：小米=qdmimi 发布时间：2010-12-11 21:24:41

  可怜我没有得到书架！！！

• 作者：大海 发布时间：2019-04-20 19:33:22

  MECE SQCA 归纳和演绎 结构化

• 作者：libra 发布时间：2011-06-18 17:56:44

  呵呵 受舅舅的传染 我从小就学会背八卦

• 作者：Yanury 发布时间：2020-08-06 20:19:10

  可以考察太宗武周的治国思想，虽然上面说的是一回事，实际上又是另一回事。可以读读玩

• 我觉得我就像于连！！！

  作者：王新禧 发布时间：2009-04-04 11:50:08

  《红与黑》是我非常喜欢读的一部外国文学名著，迄今已经收集了5种译本，这一西方的红学，内涵深厚，可做时代的镜鉴。

  我觉得我就像是于连，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年的法国几乎一样，也是没有巨人、没有权威，社会转型进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全民信仰崩溃、道德沦丧的混乱时代，我们的苦闷和雄心以及社会现实环境，几乎完全一样！因此对于于连，我有一种从心底的认同。对于功成名就，摆脱底层阶级的渴望无可厚非，而且在这样一个“后拿破仑时代”（中国是“后毛泽东时代”）的底层青年身上反映出来，更加天经地义。我和他是一类人！每次读《红与黑》，都默然有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不是来源于阅读经历，而是这些年成长岁月的积淀。我发现于连的烦恼也是我的烦恼，于连的快乐也含着我的快乐（或许说，我的烦恼中有着于连的烦恼，我的快乐之处于连也会快乐）。书中的于连向我扑来，融入我的血液，渗入我的灵魂！

  然而于连的下场是可悲的，阶级性在这个可爱的青年身上造成了无法推翻的命运下场。我现在也是越挣扎，越感到阶级宿命的无奈。受限于现实的巨大束缚，空有理想主义、哲学与伦理层面的心悸，以及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却见满目豺狼猪狗之辈当道，心境压抑实是难以抒谴。

  人类都有一个普遍的欲求：每个人都不愿承认既成的事实，渴望超越现实，进而实现自己的理想。于连在少年时幸运地接受一个外科医生的教导，他教授于连拉丁文和历史，最重要的是他让小于连知道了拿破仑，这个法兰西帝国的缔造者，他的名字让整个欧洲战栗！只要他振臂一呼，法兰西人民心甘情愿地聚集在他的身旁，为他欢呼、为他流血。这样一个英雄没有高贵的出身，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勇气、魄力与胆识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主宰（尽管短暂）。于连疯狂地崇拜着拿破仑，他小心地珍藏着拿破仑的小画像，拿破仑的《出征公报》、《圣赫勒那岛回忆录》与卢梭的《忏悔录》一起构成了他的《古兰经》。多年以来，于连也许无时无刻不对自己说，想当年拿破仑也是个寂寂无名、一无所有的少尉，仅凭手中一把长剑，便成为天下的主人。这种想法使他在不幸时获得安慰，高兴时更加快乐。他自幼便经常心潮澎湃，美滋滋地幻想着有朝一日被引见给巴黎美貌的女人，会以惊人的事迹引起她们的注意。这种罗曼蒂克的幻想让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就像一剂麻醉剂暂时减轻了现实给他带来的伤痛。他在幻想世界中给自己创造了“理想自我”，这个自我被尊重、被认可，是一个英雄，就像拿破仑一样的英雄，一定程度上说，这两者是统一的。但现实生活中的于连天生羸弱，出身贫寒。他纤瘦的身材令他在平民社会中受到鄙视，他低微的出身使他在上流社会中遭受蔑视。幻想与现实如此大的差距，折磨着于连，摆脱这种折磨的唯一途径，在于连看来那就是要出人头地，让“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最终成为一体。“如果能够发迹，再难受的事，他都愿干”！

  可是现实是无情的，从前在拿破仑的帝国时代，年轻人，尤其是非贵族出身的底层年轻人，可以参加革命的军队，凭着勇敢和手中的武器建功立业，出人头地，“边庭上一刀一枪，搏个封妻荫子”。但时移境易，拿破仑失败，封建王朝复辟，贵族卷土重来，他们和教会互相勾结，平民青年没有任何出路，只能以教士职业为晋身之阶。风雷叱咤、豪气干云的时代过去了，法国进入了一个勾心斗角、虚伪腐败，平庸者当权，个性和魄力受到压抑的时期（与今日之某大国何其相似）。在阶层固化的复辟时代，一个男人，没有财富、没有高贵的出身就几乎没有出头之日。于连看到：“今天，有的神甫四十多岁便拿到十万法郎的年薪，三倍于拿破仑名将的薪俸。”他思量着：“我知道怎样选择我这个时代的军服，有多少红衣主教，他们的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过统治大权”。于连想要飞黄腾达“看来非当神甫不可”，即使神学院在于连看来阴森可怕，修道者多是些阴险、虚伪和追逐名利之徒，同时不同教派间更是矛盾尖锐、斗争激烈，但受野心的驱使，于连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这个“人间地狱”。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却需要装出一副热烈的虔诚的面孔；把全部《圣经》看作谎言，却能将整部拉丁文《圣经》和《教皇论》倒背如流。为了经由教会道路往上爬，他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老练的伪君子”。对此他并不以此为耻，因为这是他实现理想自我的必要途径。

  “理想自我”在于连开始踏入人生竞技场的时候就已经不满足只是存在于他的幻想中，它激起他的野心、控制他的思想、左右他的行动，并成为他一切行事的衡量标准。于连声称：“我出身低微，但我并不卑贱。”当市长聘用他做孩子的家教时，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愿意当佣人”；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跟谁同桌吃饭”。于连那超乎常人的自尊心来源于他的“理想自我”，他的“理想自我”不允许一个未来的英雄被轻贱。

  与德·雷纳夫人的爱情起因就是于连“理想自我”一手制造的产物。在一次乘凉的晚上，于连不小心碰到了德·雷纳夫人的纤手，德·雷纳夫人由于矜持立即把手抽回去，这个小小的行动伤到了于连的自尊心，他敏感地觉得这是一个贵族对一个平民的轻视，这是于连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计划在第二天的晚上紧紧地抓住德·雷纳夫人的手，于连把这个计划视为一场决斗，维护自己荣誉的决斗。那夜对于连而言是难熬的，他有无数次想要放弃，溜之大吉，但是“理想自我”决不允许于连有任何懦弱的、有别于英雄的行为。他的“理想自我”逼迫他在晚上十点倏地抓住了德·雷纳夫人的手，同时在不经意间点燃了他与德·雷纳夫人的爱情。

  如果说于连对德·雷纳夫人的追求还有某些真挚情感的话，那么于连对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情则纯属政治上的角逐。玛蒂尔德既有贵族少女的傲慢、任性的气质，又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她认为，如果再有一次大革命，主宰社会的必定是像于连这样富有朝气的平民青年。同于连结成伉俪，既富于浪漫气息，又找到了有力的靠山。于连在博取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时，从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于连和玛蒂尔德爱得极为辛苦，他们一次又一次分手，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疯狂的爱情中，这都是因为于连和玛蒂尔德性格上的相似，在他们心目中，自我都是最理想的，这种“理想自我”不仅需要自己的认可，更需要别人的，所以他们的爱情都建立在对方对自己的认可上，一旦对方承认了自己，爱情也就失去了价值。所以每当玛蒂尔德小姐发现于连爱恋上了自己，她便会残忍地践踏他的爱情。而玛蒂尔德的爱情对于于连而言是一种证明，证明平民子弟的他比贵族子弟们更有魅力、更出色。

  为了展现自己的“理想自我”，于连极其乐衷于在公众面前展示自我。他在德·雷纳家中展示自己的惊人记忆力，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国王驾到维里业时，他在德·雷纳夫人的安排下，成了一名仪仗队员，穿上他向往已久的龙骑兵的军装，骑马行进在家乡的街上，感受被人们羡慕、注视的快乐。即使当他走进法庭的时候，他首先关注的也是观众席上漂亮的女子和无数双闪闪发光的眼睛。

  “理想自我”是于连的精神支柱，是于连生存的动力，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践踏，德·雷纳夫人最后的那封告密信不仅毁灭了于连的美好前程，还破坏了他的“理想自我”奋力塑造起的良好形象，将他的“理想自我”打了个粉碎。失去理性的于连在极度疯狂的状态下向德·雷纳夫人开了一枪。这一枪也最终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于连这一生都在使自己走出弱者的阴影，为此他在内心深处给自己建立起了一个“理想自我”，为了能使这个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被现实社会的人所认识、所承认，他为此付出了一切乃至生命。

  于连虽然伪善，但他敢于直面人生，向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壁垒发起冲击，无疑更具英雄气概。儿童时代，他看见拿破仑威武的骑兵从本乡经过，便发狂地渴望进入军界。那时平民都可以披挂上阵，“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将军”。拿破仑就是绝好的榜样。但是在复辟时代，一切都变了。倒退的历史为于连这一代青年设置的是这样的共同处境：他们的精神被英雄时代所哺育，肉身却不得不在门第和金钱主宰的社会里生活（和如今的某大国又是何其相似）。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只能有两种选择：退避或反抗。于连的儿时好友傅凯奉行的是前一种态度。于连则迥然不同，他拒绝傅凯那种处世，因为他追求的不是“保证他生活舒适的碌碌无为”，而是“青年时代的所有英雄梦想”。他决心实现这些梦想，并和阻碍他达到目的的社会展开斗争。正如司汤达所说，这是个“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

  于连极端仇视压制他个性发展的统治阶级，仇视猥琐、卑劣的社会风气，并采取“个人游击战”的方式进行反抗，爱情便是这种反抗的突破口。作品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最初的动机而言，于连从来就没有真心诚意地追求过爱情，他只是把爱情当作向社会等级观念挑战的一种手段。在爱情的阵地上，他发起了一场特殊的战争。面对两位贵族女性，他决心实现的目标是征服。他勾引德·雷纳夫人为的是打击市长的妄自尊大，而在与玛蒂尔德小姐周旋时，由于他的平民自尊心经常受到伤害，反抗的方向愈加明确。他说：“出身的骄傲，犹如一座高山，形成了她和我之间的军事阵地。那座高山，便是我进攻的目标。”与其说这是恋爱，不如说更像“战争”。即使当他追求玛蒂尔德小姐获得成功后，他也并不感到爱的幸福，感到的只是胜利者的满足——“这个傲慢的女人，终于拜倒在我的脚下了！”

  真正显示出于连无与伦比的反抗魅力的，是他在牢中的思考以及在法庭上那段自杀性的发言。在死亡面前，他终于想起了自己在心灵上从未真正皈依过的宗教。一个人要是爱过真理，却从未寻到过真理，未免太遗憾，所以作者安排主人公在临行前醍醐灌顶。于连爱的不是《圣经》里的天主，而是他多年来渴望的一个能创造平等社会的人物。天主的确令人失望，于连却没有背弃自己的责任，他可以说：“我并没有被风暴卷走。”像多数快要结束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他感到孤独和痛苦了，于是又思考起所有的哲人和非哲人都爱触及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他明白了死亡、生存和永恒，都是些非常简单的问题：“一个蜉蝣在烈日当空的夏季里，早上9点钟出生，晚上5点钟死去，它怎么能了解黑夜这个词的意义呢？再让它延长5个钟头的生命，它就会看见而且了解什么是黑夜了。”一个人强烈地热爱某样东西的时候，往往就是快要失去它的时候。这样对生命有热情的人，真要面对“从来处来，到去处去”的现实时，他很虔诚地忏悔自己的伪善：“只剩下很少的日子，竟忘了生活和爱情。”一个肯承认自己伪善的人，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不伪善；而他祈求天主把德·雷纳夫人还给他，恰恰证明了他对爱情至死不渝的忠诚。

  于连入狱后如梦初醒，开始重新审视现实，他终于明白将他置于死地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想突破阶级限制跻身于上流社会，这是固化的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所绝不允许的。他对复辟社会已深感绝望，所以拒绝忏悔，以死相抗，决不妥协。他赴刑前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先生们，我丝毫没有这种荣幸属于你们那个阶级，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是一个反抗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你们仍想利用我来惩罚我所属的这个阶级的年轻人，永远挫败他们的勇气。这些年轻人虽然出身卑贱，也可以说，受到贫困的压迫，但是却有幸获得过良好的教育，敢于跻身于有钱人引以为骄傲的所谓的上流社会之中。” 这段独白切中时弊，一针见血，充分表达了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扼杀了全部活力和希望的一代人的愤怒与控诉。于是故事才会有个相当惨烈的结局。他的那段话，自然是有人像作阅读理解般地分析过，我不管它揭示了多么深刻的主题，我只是为一个英雄感动。

  于连身上的这种反抗意识的动因，是平民意识、性格多重性和个人进取的野心的复杂结合。所以它必然是矛盾和扭曲的。例如：他声称“不能堕落到跟仆人们在一起吃饭，我的父亲会强迫我，宁可死”，“但是为了能够飞黄腾达，比这再困难的事他都能去做。”不过鼓舞着他的英雄主义的平民反抗意识和个人野心这两种“热情”中，毕竟前者是第一位的。正因此，尽管他知道特赦以后，他仍然可以得到财富和美人，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拒绝向资产阶级贵族控制的法庭求饶。在狱中，他悔恨自己为了漂亮出色的虚荣而放弃了简单平凡的真理。在法庭上，他指责法庭借这个机会惩戒那些受过教育并敢于混迹上流社会的下层青年以维护贵族特权，有力地控诉了上流社会对平民青年的压制和摧残。最终用死向不平等的社会投出了最后一枪。这是于连反抗性格发展的高峰。于连可以说是世俗的，他崇拜拿破仑，因为红衣军服能给他精神上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历史方向改变了，这条路行不通时，他又选择黑衣主教这条路，也是为了地位荣誉。他的悲剧在于忠于自我和追求飞黄腾达的矛盾，鱼和熊掌两者不可兼得，而"贪心"的于连无论怎样选择都是悲剧性的。这就是司汤达和盘托出在我们面前的于连，带着他的全部善与恶、优点与缺点。

  纵观于连，他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无权和受压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他的爱憎、追求和最后失败的命运，对于这一时期被排斥于政权之外的中下层资产阶级青年是典型的。他性格复杂，既有仇恨和反抗上层社会的一面，又有投靠上层社会的一面。当上层社会压制他，不给他发大财、当将军的机会时，他就反抗；而当统治阶级一定程度地满足他的个人欲望时，他就欣然投靠。于连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的。他的反抗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发迹和飞升，加上毕竟太年轻，还没有来得及对政治进行真正的深入思考，没有形成明确的政治理想，所以当他所追求的飞黄腾达、财富地位都得到满足时，他就成了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得意忘形，做起了三十岁当司令的美梦。司汤达以深刻有力的笔触真实地揭示了于连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抗性、妥协性和动摇性。最后，由于统治阶级拒不允许一个平民有分享权力与财富的权利，拒绝认可底层青年向上奋斗改变阶层属性的努力，故而于连仍然只能以一个反抗者的身份而告终，这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

  人来到世界上，没有不追求幸福的。贵为帝王或贱为囚徒，概莫能外。当然，于连也不例外。虽然于连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走向迷途，最终还被挤出了上流社会的圈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结束了短暂的一生，但他追求幸福的过程是让人可畏的。

  于连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通过他反抗——妥协——反抗的道路，揭示了复辟王朝时期平民阶级与贵族阶级的严重对立，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对封建制度的不满，表现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价值标准在他们身上所引起的矛盾冲突。作品在于连悲剧命运的背景上真实地反映出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广阔社会画面，照见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卑污，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法国历史的本质特征。《红与黑》中写于连对三个典型环境（维里业的唯利是图、贝藏松神学院的宗教专制、巴黎贵族社会的阴谋与伪善）的感受与反应，决定命运关键时刻的内心冲突和思想变化，具体入微引人入胜。从心理活动的折光镜上，我们看到了于连的勇敢与怯懦、骄傲与自卑、狂热与郁闷，看到了罪恶的现实如何扭曲他的人格以及他在伪善的道路上经受的矛盾与痛苦。于连从启蒙学者和拿破仑那里获得追求平等的观念，激发了他小资产阶级公民的积极性，正是这种观念和积极性支配着他的一切心理活动。于连悲剧性的奋斗史清楚地说明了，不合理的存在是造成他全部心理反应和行为行动方式的根本原因。高尔基谈得好：于连·索雷尔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的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是喜欢于连这个文学形象的，虽然对他来说：爱情是手段，飞黄腾达、社会成功是目的；然而于连毕竟是善良的，他不能在爱情中始终藏着心计，反而极易动真情。在狱中，他真诚地对待情人，对待朋友，甚至对待敌人。因为他彻底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光荣的，是不道德的，他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后悔。入狱后的于连，是大彻大悟的，此刻他具有了“少数幸福人”的基本品质，恢复了真正的自我。其实，入狱后他完全可以有机会逃离监狱，完全可以成为玛蒂尔德侯爵的女婿。但他却放弃，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在狱中，他真正感受到了幸福。可以说，于连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是他的失败促使他走上幸福之路。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在狼的社会里，他也必须把自己变成狼，然后去和他们相咬。”如果我们指责他，那么在指责的同时，应更多地去指责他所身处的那个黑暗的社会环境和虚伪的社会道德观念。

  谨以此文与所有不甘于因出身卑微而被命定、不甘于被命运铁枷困锁的年轻人共勉。也许你将白发苍苍，但此心不变，即是永远少年。

• 七个问题丨冯茜：礼学研究重在揭示古人生活中的价值信念

  作者：三联学术 发布时间：2024-03-18 16:58:55

  三联学术通讯：七个问题丨冯茜：礼学研究重在揭示古人生活中的价值信念

  第一问

  三联学术通讯：你的新著《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刚刚在三联出版了，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你对“礼学”的理解，以及“礼学”与历史学中的制度和风俗研究的关系？

  冯茜

  ：这是一个很难简单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不断反思的问题。在历史学领域里，研究的展开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在我一开始接触礼学时，都是不甚清楚的。

  礼学研究相对于历史学的其他门类还比较不成熟，从事礼学研究会经受更多的困惑迷茫，但却非常自由

  ，没有所谓的“常识”需要记忆，也没有太多需要抛弃的前见、教科书式的定义，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坚持阅读、保持反省。

  “礼”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存在形式异常丰富，上到朝堂仪制，下到民间礼俗，都可以被归入“礼”。研究历代实际生活中的礼制、礼俗，无论它们是否具有儒家经典根据，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那么在礼制史、风俗史之外另立礼学研究，其必要性何在呢？这就涉及传统礼学的自身旨趣。如果把“礼学”简单解释成“对礼的研究”，容易流于宽泛，“礼学”的边界便不够清楚。若将古人的“礼学”之“礼”视作一种特指，特指古人心目中由圣人奠立、于经有据之“礼”，

  这样的“礼”，不仅是具备特定功能的一系列制度，更是古代社会基本价值和生活意义的载体。比如宋人将“礼”解释为天地自然的理，虽不无问题，却异常鲜明地突显了“礼”的地位，而阐释这一意义上的“礼”，正是古代礼学的职责所系。因此，通过礼学研究，有助于将古人生活经验中的价值信念更好地揭示出来。

  基于上述特指的“礼学”，经典解释自然成为传统礼学非常核心的内容，其次是经典礼制在实际生活中的实践问题，最后还包括对礼的义理阐释。研究这些方面需要触及文献学、历史学、哲学等知识领域。由于礼学的各个层面一体相关，因此需要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储备、学术训练有效地整合起来，这既是礼学研究的困难所在，但也不妨看成礼学能够为不同学科的沟通搭建平台。

  第二问

  三联学术通讯：新书中重点推进了唐宋之际的礼学，它有哪些比较鲜明的特征？

  冯茜

  ：这一问题让我想起一开始进入这一时段时的“武功尽失”之感——原来熟悉的文本阅读方式在宋代礼学面前是不太有效。刚开始学习礼学时，入门阶段的读书是从注疏入手，也跟桥本老师（乔秀岩）学习了很多阅读注疏的方法；藉由和老师一起修订王文锦先生点校本《周礼正义》的机缘，又渐渐熟悉了《周礼正义》及部分清代礼学文献，这些大体是比较成系统的著述。古人云“知人论世”，一部作品的理解，除了作品自身内容以外，有时还有必要还原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但彼时的我非常专注于对作品内容的内在理解，也只擅长把握那些系统性、理论性特别强，同时相对抽离于历史环境的作品。历史主义或许认为这样的作品根本就不存在，从而完全拒斥这类解释策略。

  我现在依然相信独立的文本解释的价值，只是通过对唐宋之际以及宋代礼学的研究，迫使我在文献之外，必须关注礼的历史、人的思想层面。

  从汉唐礼学、清代礼学折返回宋代礼学时，那种强烈的陌生感中正蕴含了宋代礼学的自身特征。我一开始的失败在于将陌生事物简单转化为自己熟悉的思维模式，而研究过程中的一大成长就是学会直面这种陌生，然后尽力理解它，同时敢于质疑自己原本相信的东西。

  我想从看似具体而表象，但可能是问题所在的地方谈论中晚唐至北宋礼学的特征。首先，传统礼学非常核心的一个层面在于经典解释，而在北宋时期的礼学中，很难找到特别成系统的《三礼》经典解释作品。反观注疏，为什么注疏的解释会呈现比较强的系统性？是因为无论郑注还是义疏，都将经典作为理论性的文本进行讨论，“礼”首先是圣人书写的典籍。汉唐之间，实践礼制和理念性的经典礼制之间可以存在很大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构成特别根本的问题，因为二者本身处在不同的层面上；而中唐开始出现的一个趋势，是将经典礼制和历史中的实践礼制放在同一个层面讨论。这其中就发生了对于经典、对于礼的理解的根本变化，极大地改变了经典的阐释方式。其次，在我看来，宋代礼学存在某种程度的撕裂，这种撕裂感或许源于我仍然没有充分地理解它。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将经典礼制放在历史层面进行讨论，极大促进了礼的制度性、经验性研究；而宋代理学对礼学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理解方式上的规则化。这两个层面的并行发展，或许可以说是宋代礼学的重要特征。

  第三问

  三联学术通讯：书中说到的“思想转型”具体是如何展开的，过程如何，最后迎来了什么样的结局？

  冯茜

  ：为思想勾画脉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其中存在对历史事实的简化，因而可能是不准确的；看似连贯的脉络，其成立背后可能存在大量建构的因素，因而是主观的。

  既然已经预见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为什么还要继续选择这种脉络化的写作方式？这一方面是出于在历史系研究礼学的焦虑，希望写出的东西能具有一定的叙事性，虽然讲出的故事可能不太有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我从事这项研究时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回答汉唐礼学如何走向两宋礼学，而这一问题本身便蕴含了对历史过程的预设。解答这一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思想层面，更关涉到如何理解古代礼仪生活实践方式的变化。

  对这段历史过程的梳理，既是将思想的变化作为历史现象加以客观考察，又有着特定的诠释功能，因此思想史脉络在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于我而言并非不可接受的问题。相比历史写作在客观性上达到的程度，我更希望追求议题的启发性和开放性。因此，在阐述具体的历史过程之前，首先向读者呈现我对礼学的基本理解，以及用于描述思想及其历史的基本概念。

  小书尝试对思想的转型提供两个互为表里，但从根本上属于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解释。一是基于礼的类型划分而对唐宋礼学变化做出的理论描述。前面谈到，汉唐礼学之所以以经典的文本阐释为核心，是认为圣人制作首要体现为经典的创制。中晚唐开始，经典礼制开始被放在了与实践礼制同一层面，其实体现了礼观念的深刻变化。圣人制作的实质不是创制理论性的经典，而是制作历史上实存的制度，经典是实际制度的记录。礼的历史性被突出出来。表现在实践问题上，“时”可以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合理性根据；表现在礼学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像陈祥道《礼书》这样以制度器物为纲来组织经典文本，广徵文献的考证性作品。汉唐时期，阐发礼义与经典的文本理论阐释是同一个过程。但在宋代，当经典礼制被放在历史制度的层面加以讨论时，礼义的阐释反而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抽象，并为制度奠立超越于历史之上的价值标准。张载喜欢讨论读经与穷理的先后关系，就在于二者已经可以区分为两个过程。礼义相对于经典、制度而言，具有了更根基性的地位。小书将唐宋之间的礼学变化概括为经典本位的礼学，向制度本位、礼义本位的礼学转变，其背后是礼观念的深刻改变。这中间还有许多需要澄清的地方，在此就不向读者一一详述了。

  在上述理论层面之下，

  小书尝试给出的是一个真正历史的叙事脉络，它由具体的人、事所构成和推动

  ，例如杜佑等中晚唐思想家面对礼制实践的态度与选择；北宋礼制变迁中的困境；“回向三代”与考证礼学的兴起；“成圣”问题的挑战与宋儒对礼与心性关系的重构等等。至于结局，我们知道朱子礼学在元明甚至清代都有进一步的展开和影响。

  北宋礼学是理解朱子礼学的重要前史，从这一角度或许可以说，朱子礼学既是北宋礼学的终点，也是另一个开端。

  ……

  完整图文请见

  三联学术通讯：七个问题丨冯茜：礼学研究重在揭示古人生活中的价值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