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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 作者：judy 发布时间：2014-10-30 20:13:53

  刚读完，读完之后脑洞大开。就是觉得同样是人生，为什么别人的人生不设限之后可以活的这么潇洒自在。也许是因为有了许多知识储备之后，善于在更宽广的背景下认识自己的位置，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宽广的空间。

• 作者：邱小美是Kelly 发布时间：2022-11-11 17:51:01

  值得阅读，抛去旅游博主视频中美好的一面，其实这个行业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轻松。

• 作者：木竹由 发布时间：2021-11-21 13:32:08

  很简短 因为没借到工艺之道 只能看这

• 作者：比比比狄 发布时间：2023-12-01 14:06:24

  命题组您好，以后这种书我们家子涵就不念了。她一回家就不说话，饭也吃不下，一直哭说背不完了，我也哄不好。还以为是被虐待了，仔细一看原来是死了。天杀的，老子要报*把你们都抓起来。

•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3-07 23:38:16

  人间研究素材。（原来是校友系列。人还是异，活在那样的时代，“我”会是怎样的“我”。触动的是自我想象的填充，那双眼睛，看到的那个电车小姑娘，何样何景何情呢？追索写真。都是沙，时间吹着吹着，就消失了。筛选遗留的，是，符合什么？）

• 作者：菜籽酱 发布时间：2015-07-30 12:07:30

  非专业，对相关内容比较感兴趣买来读的，比较浅显易懂，不错的书。

• 语言对现实有何建构作用？——读《简明语言哲学》

  作者：觉非 发布时间：2021-09-05 00:53:01

  《简明语言哲学》结合哲学家与问题两条线索介绍了语言哲学的沿革及基本问题。下面我也按这两条线索，仅就语言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做一点笨拙的梳理。

  一、语言和现实关系的传统看法

  古希腊是哲学的源头，对语言和现实关系的讨论，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已有充分展开。

  《克拉底鲁篇》里，苏格拉底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语词能够模仿事物的本质，但实际却总由约定来补充；一方面，我们不能把“马”叫作“人”，也不能把“人”叫作“马”；一方面，把“马”叫“马”，把“人”叫“人”，很难否定没有“约定”的成分。

  20世纪语言哲学兴起之后，语言和现实关系问题成为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逻辑主义一派通常站在指称论立场一边，把语言视为镜子，语言和现实两两对应，语言反映现实。

  在语言哲学的开创者弗雷格那里，概念词指称概念，马这个语词指称马这个概念，这是意义观念论的体现，亦即语词的意义即是某种观念；若要追问马这个词和现实中的马是什么关系，弗雷格只是有些模糊地说道，个体的马“归属于”马这个概念。

  若说弗雷格所说的Bedeutung（指称）究竟相当于概念还是实物还是其他尚无定论，那么罗素的观点就比较明确了。罗素在本体论上持一种逻辑原子主义的主张，世间万物由作为个别事物的逻辑原子构成，同时世间万物也都能还原为最简单的逻辑原子。与之配套，在语言方面罗素认为，单称语词或专名用来指称或代表个别事物，一般语词，包括通名、形容词、动词等主要用来表示个别事物之间的关系。专名指称的个体必须是一个实存的对象。同时罗素提出描述语理论来补充解决指称论相关的、如“王母娘娘”“猪八戒”等没有指称的空名问题。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继续沿着逻辑主义的思路行进，但又有所突破。

  早期维特根斯坦虽然仍持“名称代表对象，句子描述事态”等反映论的观点，但在词义在先还是句义在先的问题上，一反前说，“语言的基本单位是有所说的语句或命题，语词是用以说的手段”，在现实层面，则认为“世界是整体给出的，这个总体的事实可以被分解为诸事实”。这种典型观念可以称为图像论。

  维特根斯坦以前，谈到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一般会认为对象是现成的，只等造出名称来指称它们，这些对象都是独立个体、互相推导不出来等等；到维特根斯坦这里，对象仅仅具有形式上的独立性了，即是说对象可以存在于不同的事态中，却无法单独存在，脱离事态的对象并非实存。在语言这一面，即是说同一语词可以在不同语句中使用，脱离语句的语词一般没有意义。对象并非直接给出然后人加以命名，而是整体给出，人再通过语言分解重构整体世界。

  就此，陈嘉映在《简明语言哲学》里评论说，“对于语言生物来说，现实不再只是一个又一个连绵的事件，这些事件同时也是这一事物与那一事物的活动与联系，而这些事物则有其属性、结构与活动”。

  但是维特根斯坦此时仍相当坚持语词的意义来源于现实的指称论思路，因此认为基本命题与基本事实的对应接触保证了整个语言体系与现实世界的对应，以此来保证意义的确定性。但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和现实关系的理解与前人，特别是罗素，已有大不同了。

  中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把语言视为工具，尤其是尺子这类

  “述说现实、理解现实”

  的工具，而非“反映现实”的镜子。一旦走出意义的指称论，来到使用论，则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将由“反映”来到“反应”。此前，语言和现实单边相切，现在，语言和现实难解难分，语言就编织在现实当中。

  二、指称论的要害

  流俗意见提到到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一般就会认为语言反映现实；一定是现实已经清楚分明地摆在那里了，然后我们给现实命名或加以描述，以便交流。语言丝毫不作用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越过语言，直达事态现场，就像对镜梳妆时，发现双眼浮肿，常见反应是立即去看医生，而不是怀疑镜子“建构”了人的形貌。

  而陈嘉映在《简明语言哲学》第三章中指出，“无论是指称论还是观念论，它们差不多就是经过语言哲学改装的认识的反映论，而它们共有的根本缺陷在于这些理论把现实设想为现成事物的集合，而没有看到认识或语言是对现实的一种建构”。

  如何理解语言对现实的这种建构作用呢？

  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持一种“任意性原则”的观点，认为语言符号分为施指和所指，没有施指就没有边界明确的所指，是施指创造了所指；举例而言，马的声音是“马”这个概念的施指，马的概念就是其所指，索绪尔的意思是，没有马的声音之前，马的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语言约定论。

  注意，索绪尔并非是在说，中国人把马读作马，美国人把马读作horse，并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任意约定的；而实在是与反映论相对照，语言不是被动反映仿佛现成驻立在那里的现实，恰恰相反是语言符号的施指创造了其所指。在摆脱现实的意义上说，语言是任意的。

  但是，我们能够想象一种和现实毫无瓜葛的语言吗？如果马这个字的声音（施指）指向了马这个概念（所指），那我们不禁就要问，这和现实中的那匹马有何关系？

  索绪尔所谓的任意性显然也有其限度，这个限度正是现实带来的约束。象棋当中的马确实只要与炮、士、象等其他棋子的形象区别开来就可以了，哪怕我拿着一块面包当马也不影响行棋，但如果我绑来一匹西域良驹，执意要用一匹真正的马和你下棋呢？

  语言对现实的建构作用很容易囫囵吞枣地与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划上等号；但如上所言，所谓“任意性原则”当中本就没有现实的位置，又何谈语言对现实的建构作用呢？

  但索绪尔的思路确实是对流俗指称论的一针解毒剂，陈嘉映也吸收了其

  结构主义语言学

  的思路，并在这种思路当中提示了语言对现实之建构。这种建构作用可以说是现实对语言之约束作用外的另一端，即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语词互相之间的一种内部约束。

  一方面，语言并非指称论所说只能被动反映现实世界，仿佛现实世界是活的，语言之树本就枯死，语言同时也受到来自内部系统其他语词的约束，从而与赤裸裸的现实拉开距离，自有其独立的一面；

  另一方面，所谓“语言对现实之建构”也可以就语言意义的来源考虑，意义若全部来源于现实，则语言何谈对现实之建构？意义若还有其他来源，则为语言建构现实保留了空间。

  索绪尔所说“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或许过于极端，但没有蓝色、红色这些词对照，单单拎个“绿色”出来或者指着现实中绿色的树叶说——“那就是绿色”，我们很难真切地弄懂“绿色”这个概念究竟表达了什么。

  蓝色、红色、绿色等等众多词汇构成了一个语言的整体系统，并非世上有个现成的绿色，人们于是创造一个叫作“绿色”的声音或字词符号来指称这种现实的绿。毋宁是说，这个字词符号的“绿色”无法单凭镜像方法便创造了，而必须联系着蓝色、红色等等语言整体系统中的其他相关颜色词予以考虑。具体来说，“绿色”的意义不仅来源于现实的树叶之绿、山水之绿，而且同样来源于与其他颜色词的对照，在对照中彰显其意义，在对照中完成理解。

  正如作者在索绪尔一章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再以语词和现成事物的一一对应为前提，而是把语言看作一个整体系统，与现实在整体上相联系”。

  举例言之，我们经历过社会主义、真正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活过，有人问，什么是社会主义，你答我每天过的日子就是社会主义；这相当于什么都没说；社会主义的意义问题不仅和生活现实相连，同时也和资本主义、俄式社会主义、欧式社会主义等等若干语词相连，受到其约束。

  我们并非一上来就直接理解社会主义，总是理解了资本主义或俄式社会主义，或是理解了某种资本主义或根本不理解欧式社会主义，等等——带着这若干理解来“间接”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不直接理解世界，而是戴上语言这副“自成一体”的眼镜来理解世界。

  这似乎就是本书所提及的“语言对现实建构作用”之一种。

  除了此一种建构，本书在最后一章《语言与现实》中还力图表达另外一种“语言对现实之建构作用”。这不仅涉及到语言的本质，而且道出了语言与现实世界关系的根本。

  语言的本质是什么？陈嘉映认为，“语言的本质就是使我们能用有限的语词表达无限多样的可能性”，或如《逻辑哲学论》中的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命题必须以旧的语词来传达一种新的意义”。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述，早期维特根斯坦持一种“图像论”的观点，这种观点与一般指称论（认为“语言描摹现实”）最显著的区别，即认为句子是图像，而语词或名称不是图像。语词不是图像是什么呢？是点，是图像中的元素，是描述事态的手段。

  从句子和语词的区别入手，这是打破指称论这种“鬼打墙”理论（陈嘉映语）的关键所在。

  流俗意见认为，词是句子的单位，以此类推，就想当然的认为词义是句义的单位；句子描摹事态，语词就描摹物。陈嘉映就此批评道：“词义与句义分属两个范畴，词作为构成句子的设施有意义，而句子的意义则在于它编织在生活场景之中完成一次表达；词是道路，句是循道路行走。”

  语词与句子不可相提并论，说“狼来了”这句话反映了某种现实尚可理解，说“狼”这个词反映了狼这种动物，则是忽略了语言的分解-结合机制。即是说，作为构成句子的设施，同一语词可以在不同语句中使用，在不同的图像中描摹各种可能事态；但脱离语句的语词是没有意义的，世上有跑的狼、灰的狼、哀嚎的狼，但没有那个不跑不灰也不哀嚎的本质意义上的狼。认为存在本质意义上的狼，恰是传统形而上学对语言和事质的混淆。

  总之，世上的对象并非直接给出然后人加以命名以反映对象，而是整体给出，人再通过语言分解重构整体世界。“通过语言的机制，事情被分析为物与物、物与属性的、物与活动的关系”，我们说“狼吃人”，而不说“吃人狼”，是因为我们一向这样理解：【狼】这个对象对【人】这个对象做出了【吃】这类活动，狼与人处在了某种关系之中等等，是的，事情在语言层面上就是如此成像的。

  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对现实有根本上的建构作用。

• 被故乡吃掉的沈从文

  作者：布克尔 发布时间：2012-07-15 20:30:04

  今年是沈从文先生诞辰110周年，他如果睁开眼就会发现，自己笔下那个想象出来的“湘西”，已经消失了，故乡藉着他的大名荷包渐鼓，而他却好像永远失去了故乡。

  沈从文家人不愿为了纪念沈从文而毁掉凤凰，但凤凰已经被逐利的商业旅游摧毁了。灯红酒绿，喧嚣浮躁。蹩脚的仿古建筑破坏了小城的视线，人造的繁华遮蔽了历史，伪民俗大放光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铜臭味的闹市。那个“遗世独立、生活太平、原始能量异常充沛”的“世外桃源”，已变得难以辨认。

  对沈从文的再认识却要开始了。最新出版的以沈从文长子沈龙朱口述为主体的《沈从文家事》，将彻底改变人们的认知。

  在1949年，他曾因新政权的打压，自杀两次。1949年5月30日，沈从文写道：“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沈龙朱“看到消沉的父亲用手反复去触摸插销，觉得不对头：‘啊？是要中电的呀！’”几天后，沈从文用锋利的刀片把手腕脖子都割了，家人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了，把他送进北郊精神病医院。

  在“文革”中，沈从文一家从三间房缩为二间房，最后只剩下一间房。

  妻子和两个儿子是在沈从文离世数年后，在整理其遗作和日记后才逐步理解了他。沈从文由思而信，家人却只是信。

  生前寂寞，死后荣耀。

  故乡派人下跪请回了沈从文的骨灰，想做成墓园供人凭吊。其实也很想获取经济效益，仅仅因为他两个儿子的坚决反对，才未能把墓园变成收费景点。沈龙朱他们制止了县政府一次次扩建墓园的冲动，却阻止不了当地人的盖房狂潮，沈虎雏说，“违章建筑一直逼近墓地，堵着墓地的进口，全都盖满了，而且高度把从墓地往外的视野都挡住了。”沈龙朱说，“墓地跟城区之间，原来很好的沅河自然风光全没了，变成两边全是房子非常狭窄的一条小过道。”

  “故居陈列室里，一张张清晰珍贵的图片，记录了沈从文步入尘世后所走过的艰难历程，那一行行流畅深沉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了作家成长的过程。檀木方桌，藤编靠椅、古老的木质结构架子床，都是沈老当年使用过的实物。目睹这些实物，眼前似乎出现了沈老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在聆听沈老的教诲：‘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当地旅游网如此介绍，但事实是，由沈家旧屋翻新的故居，不过是一个假古董，家具摆设都是向当地人征集的，跟沈从文没有一丝关系。即便如此，故居也被列入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已经承包给他人了，租期五十年。凤凰县城旅游通票168元，沈从文故居是“最耀眼”的景点。

  到凤凰为父母扫墓，沈龙朱和沈虎雏兄弟俩不愿迈进那地方。

  更离奇的是，沈从文创造的“边城”沦为当地政府的摇钱树。“边城”原名茶峒，茶，汉人也，此地是汉人居住的小块平地，地处三省交界，乃湘西名镇。一心求进步的地方官，将茶峒镇更名为“边城镇”，坐实了沈从文的想象。他们还请一百个书法家书写六万字的《边城》全文，雇人刻在岩石上。最让人侧目的是，他们请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设计了一个宏大“翠翠岛”主题公园，岛上耸立着巨大的“翠翠”雕像，小说里那条著名的黄狗依偎在她身边，她在等待心上人归来。游船上挂着“翠翠笑迎天下客”的横幅，让人生出几分滑稽感。在自负的规划师眼里，《边城》里的人物地名皆可落地——“渡口岸坡上有一块坪地，说这里就是‘碧溪嘴’。坪地上绿草如茵，四周灌木丛生，近边还有几丛翠竹和两株大枫树。当地人说，当年翠翠和她的爷爷就住在这儿的一间木屋里。”“边城镇”网站如是介绍。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甚至还找到了“翠翠”的原型。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一书里说，沈从文“把地方风情写得很迷人，使评论家和读者一直在争辩他的乡土文学有多少真实性”，《边城》是记忆和想象在沈从文心里发酵的果实，属于美的抒情。沈从文书写的是对乡村文明解体的挽歌，是供自己追忆，让读者从功利社会里抬起头，眺望远方那个幻影似的真纯而美的生活，以此获得滋润。

  沈从文遭受的误解在于，许多人仅仅视他为一个天才的美文作家，而忘记了他是一个思想家和战士的事实。在介绍他思想精华的《中国人的病》出版后，情况有了微弱的改变。

  故乡抓住了他的名字，却背叛了他。无道德底线的商业放肆地消费着人们对“边城”的渴望，这使他的作品真的成了一个想象乌托邦。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迅疾的毁灭中，无非是时间迟早而已。

  创造了“边城”的作者，最后一次回家是在1992年，由妻子张兆和亲手将他的骨灰撒入沱江的流水中。他的墓碑上没有刻字，那块五彩石上写着他的警言：

  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文/FT老愚

  （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4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