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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尽美，ISBN：9787548803911，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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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王尽美，ISBN：9787548803911，作者：

• 作者：Linda 发布时间：2018-04-19 00:08:30

  诚品买的，完全是件艺术品，要供起来的那种

• 作者：NinianYann 发布时间：2020-04-19 16:45:20

  希腊神话拥有最终解释权。

• 作者：yingchencherry 发布时间：2020-09-24 16:24:35

  用看似简单的语言和内容为普通父母展现发展心理学原理，理解儿童发展的每个阶段特点，每个发展方向背后需要的支持因素，非常有助于减少育儿焦虑

• 作者：陈小乐 发布时间：2021-06-30 09:39:02

  非常愉快的阅读体验，原打算读完了解放一下被弟子规困住的外甥，读完不旦解放了小朋友，还回忆起自己还是个小朋友时，每年暑假去大姑家看小人书读聊斋的时光，那段快乐自由的阅读时光伴随着偶然发生的阅读启蒙。这是一本给家长的传统文化启蒙的书，也是一段成人寻回儿时自我的经历。感谢兔老师，签名辛苦了，下次还买。

• 作者：疾走在德西姆 发布时间：2017-12-31 18:54:54

  “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人们终究不会忘记他的功绩（意料之中的少有人记录）

• 作者：JadeeM 发布时间：2023-09-01 10:45:54

  机缘巧合参加了作者农夫老师的自然讲座。惯以为四季如春的广州，竟然也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节令风貌。从自然的视角打开广州，这本书一读再读，实在有趣！

• 猎头

  作者：keimon 发布时间：2010-08-03 14:13:07

  读《猎头》这本书有感，这本书共有6章，从对猎头这个行业的解读开始到，对猎头行业不同情况的分析。这本书中包含了一个个寓意深刻的故事，这些故事带给我对本书最大的兴趣。当然书中也有很多很有道理的文字，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第三章人才战争的意义中有段话对我的帮助很大，它是这样写的“不同的企业吸引人才的方式是不同的，关键看企业自己的情况。如果你的公司是一个发展稳健的大企业，你可以从公司的魅力、工作环境和氛围为主要突破口，再配合合理的薪酬和职权；如果你要从比自己更强大的同行处挖墙脚，恐怕你要以薪酬和职权为突破口，配合公司的魅力和领导力；而如果公司在创业阶段，你可能主要将领导魅力和发展空间当作卖点了”现在我们的客户正好也符合这三点，可以很好的运用到实践中。

  第五章脱颖而出中的第七节面试问题剖析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其中的很多问题都是很有代表性，有一部分自己以前也有被问道过。比如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雇用您，您觉得可以为部门带来什么样的贡献？”若是以前我一定会喊口号，但看了以后知道应该说的具体一些，实在一些。对于问道为什么频繁跳槽这个问题时，这里也给出了要诚恳的面对这个问题，让对方知道跳槽的原因，并顺便表格决心。我在简历中发现一些候选人对职位很符合，但她跳槽的频率很高，我想下次问他们跳槽原因时可以根据这个答案作为标准。在这儿还很多经典问题及回答它的技巧都对我自己以后的面试和面试别人有很大帮助。

  第四章经理人百态这章中提到了很多不同经理人的工作经历，有成功有失败，书中对每个人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里我认为定位很重要，要知道什么行业、什么职位最适合自己，最适合候选人。薪水高、职位高只是选择工作时的一部分，能否发展，能否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

• 摘录

  作者：张学勤 发布时间：2019-12-26 10:18:45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在《论短篇小说》中说，所谓短篇小说，并不是篇幅短小的意思，而是有一种特别的性质。他为短篇小说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的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鲁迅有时走得更远，他的《狂人日记》几乎是废除了情节。而《孔乙己》则把孔乙己之所以成为孔乙己的故事全都放在背景的交代中去，只写酒店的三个场景，其中一个孔乙己还没有出场。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个理论，不但落伍于胡适，而且落伍于亚里士多德。我们的教育家实在太懒了，对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两千多年前的学问一无所知，对胡适九十年前的文章也没有印象，也算情有可原，但是，1980年代的小说理论应该略知一二吧。

  欣赏小说的情节，有一个关键，就是什么样的情节是好情节，什么样的情节是不好的情节？如果是非常理性的因果关系，那是不好的情节，很粗糙，或者说很干巴。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早就提出过“突变”和“对转”。什么叫做突变，就是打破了常规；什么叫做对转，就是事情向相反方向变化。对于情节来说，其功能是探索人物内心潜在的情感、深层的奥秘。

  人身上有各种品性的根苗，不过有时这种品性流露出来，有时那种品性流露出来罢了。人往往变得不像他自己了，其实，他仍旧是原来那个人。

  为什么我们中学语文老师，包括大学教授，分析文学文本往往束手无策？困难在哪里？有两个：第一，你要喜欢文学，用生命去体悟它，让它转化为逻辑严密的话语，这是需要一点原创性的。第二，如果没有原创性，就只好依赖西方理论。但是，一些老师所依赖的西方理论，却是陈年的古董，太落后，太腐朽；而我们文艺理论界又太尖端，更新太快了，都在占据话语制高点，都在解构，都忙着颠覆。最奇怪的是，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他们的书名都是“文学理论”，但是，结论却是没有文学这回事。我看了非常愤怒，我本来是研究文学，希望你提供一点文学理论，他却说没有文学，只有文学性，在广告、时装里什么地方都有，就是没有文学本身在内。

  但是，在我们学院里，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堂上，那些没有用的空头理论、蒙蔽人的理论占据了主流，我们拿它没办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小说，包括写小说，其实也不难，只要心肠狠一点，不让相爱的人心心相印，不停地让他们心心相错。但是也不能错位得完全没关系。

  我觉得，文学理论、小说理论，洋人说一大车子的理论，神乎其神，玄乎其玄，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甚至还把文学、把小说说没有了。在我看来，他们有点自我折腾，还不如我这个打出常规、深化心理层次、拉开错位距离管用。

  要知道，诗歌的趣味并不只限于情趣，而且还有谐趣。这在诗歌中也是一格。相传苏东坡的脸很长而且多须，其妹苏小妹额头相当突出，眼窝深陷，苏东坡以诗非常夸张地强调了他妹妹的深眼窝：“数次拭脸深难到，留却汪汪两道泉。”妹妹反过来讥讽哥哥的络腮胡子：“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须内有声传。”哥哥又回过来嘲笑妹妹的“奔儿头”：“迈出房门将半步，额头已然至前庭。”妹妹又戏谑性地嘲笑哥哥的长脸：“去年一滴相思泪，今朝方流到腮边。”虽然是极度夸张双方长相的某一特点，甚至达到怪诞化的程度，但却没有丑化，至多是让人感到可笑，这就叫做谐趣或者幽默感。

  意境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至少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最常见的，有统一的意脉贯穿其间。有了统一的意脉，意脉贯穿首尾，意象与意象具有某种线性的相关性，在性质和量度上精密地相应。

  意境之美，这并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部精华所在。王昌龄《出塞》之一，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它的后面两句，把豪情直截了当地抒发出来了。王昌龄的绝句，被赞为唐人第一，其实是需要分析的。他有时直抒豪情的诗句，其实不是绝句之所长。

  意境艺术最忌直接抒发，一旦直接抒发出来，把话说明了，意境就消解了，或者转化为另一种境界了。

  “是真名士自风流”来概括。风流总是和名士，也就是落拓不羁的文化精英互为表里。“风流”作为一个范畴，是中国古代精英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想精神范畴。西方美学的崇高与优美两个方面都可以纳入其中，但又不同，那就是把深邃和从容、艰巨和轻松、高雅和放任结合在一起。在西方只有骑士精神可能与之相称，但骑士献身国王和美女，缺乏智性的深邃，更无名士的高雅。

  这种交叉的深刻性在于，苏东坡的赤壁诗赋中不但出现了两个赤壁，而且出现了两个苏东坡：一个是出世的智者，在逆境中放浪山水，作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享受生命的欢乐；一个是入世的英才，明知生命短暂，仍然珍惜建功立业的豪情。

  谈《再别康桥》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本细读之所以水平不高，除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美学观念和狭隘功利论的局限以外，就是在方法论上落伍和不自觉，口头上大家都在喊具体分析，可是一到具体文本，却还是印象和感想泛滥。

  大量所谓赏析文章，有效的分析非常稀缺，无效信息被空洞的赞叹、华丽辞藻的渲染所掩盖。

  五四以后，从最早的康白情的《送别黄浦》，到后来殷夫的《别了，哥哥》就一点都没有离愁了。现代的交通和交往方式与古代已经有根本不同，送别时的感情肯定比古代多样化，徐志摩自己的名作《沙扬娜拉》虽然写到离别的忧愁，但也是一种“甜蜜的忧愁”。

  在新诗草创时期郭沫若片面地理解了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所说的“一切的好诗都是强烈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歌美学纲领。受到这种诗风影响的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往往以“暴躁凌厉”著称。但是，华兹华斯又强调说，这种感情是要经过沉思（contemplation）的提纯的。郭沫若还只能比较自如地表现诗人的激情，而到徐志摩则进了一步，不但可以表现激情，而且可以表现潇洒的温情了。

  谈《死水》

  在19世纪末，在欧洲出现了对浪漫主义的反拨。有一个大诗人，他不写美好、善良的花，他写的是“恶之花”，这个人叫波德莱尔。中国新诗的浪漫主义，来得比较晚，都20世纪初了，人家欧洲象征派已经把浪漫派取代了，我们才开始学习浪漫主义的美化。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徐志摩和闻一多浪漫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也就受到反浪漫的象征艺术的熏陶。

  象征派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不是直接抒情，而是把感情寄托在一个客观对应物上，让读者有感觉。这是因为，欧美诗歌传统过分依赖直接抒情，一方面造成了把诗歌当做“感情的喷射器”，带来滥情、矫情的潮流；另一方面又造成概念泛滥，后浪漫派的诗歌越写越陷于抽象。象征派在艺术就逃避直接抒情，感情不能直接讲出来，要有一个“客观对应物”，让读者有感觉，“像闻到玫瑰花的香气一样闻到你的思想”。

  闻一多是五四新诗的前驱，他较早期的作品是以打破旧体诗词僵化的格律为能事的。但是，后来他感到，完全不讲格律，带来了诗的艺术在内在和外在节奏上的混乱，于是勇敢地提出为新诗创造一种格律。

  谈散文

  阅读李白的全部作品，会发现有两个李白：一个是在诗里，是颇为纯洁而且清高的；一个是在散文里，是非常世俗的。

  两种文学形式的微妙而重大的区别，归纳起来说，诗是形而上的，而散文是形而下的。

  不抒情、反抒情，没有感情就不能说是美文，而是美文的反面。我们直接把这种散文归纳为“审丑”散文。

  审丑，不一定是对象丑，而是情感非常冷，接近零度。冷漠是最根本意义上的丑。爱情、友情、亲情、热情、滥情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因为仇恨还不失为感情，而且是强烈的感情，哪怕是丑的。

  我们对于大量的智性文章往往以审美的“真情实感”论去演绎，其结果是窒息了审智，散文理论长期处于跛足的落伍状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学者散文成了气候，产生了一种以智取胜的倾向。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逻辑的自然。抒情太滥，幽默太油，走向极端，走向反面，必然要逼出反审美、反抒情、反幽默的审智散文来。余秋雨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成了这一历史关键的桥梁，他在抒情散文中水乳交融地渗入了文化人格的思考，达到了情智交融的境界。

  具有鲜明的智性倾向的散文，周国平可以作为代表之一。

  谈散文分析

  必须在课堂上提出问题，来讲学生自己觉得是一望而知的东西，实际里面包含着他一无所知的东西。如果教师不能提出问题，有助于学生深层解密，那堂课就浪费了。教师自己生命的一种付出，就没有价值。

  我们面对一个文学作品，为什么不会分析呢？因为作品的表层是天衣无缝，带着很强的封闭性的。而意脉是深层的、隐性的，其连续性是在语言的空白处，我们的任务就是突破它的表层进入深层的情感的意脉，这是一。

  分析散文的特点，第一个办法，是用还原的办法，本来不是这样的，而你却这样写了，这就有了矛盾了，就可能加以分析了。分析的目的就是要理清贯穿于全文的意脉。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叫比较的办法。就是同一类散文，同样一个春天的题材，换一个人来写它就不一样了。

  黑格尔提出过“这一个”，也就是个性不可重复的意思，但是，对于文本个案来说，这是不够的。一篇文章，哪怕是一部长篇小说，都不可能穷尽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一个文本个案只能是一个人心灵的一个片断、一个侧面，甚至是一刹那。

  余光中先生强调，中国古典散文，包括他所追求的散文，除情感以外，就是节奏，节奏也是抒情。

  孤立地分析一篇文章非常困难，最难的就是孤立地分析一篇文章。分析的对象是矛盾和差异，有了差异才能分析。这就有了第二个办法，就是比较。比较有两种，第一种是同类的，第二种是异类的。同类的比较用得多一些，因为同类，就有现成的可比性。前面我们就比较了同一作者两种不同形式的作品。

  作为一个文学老师、语文老师，他的任务跟学生不一样，学生一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觉得都懂了，你要告诉他，这不是真懂，其中有些深邃的东西，你就是不懂，为什么孟夫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不如范仲淹。

  《醉翁亭记》。有人说，“环滁皆山也”原来有几十个字，后来删掉了变成一句话。这是朱熹提出来的，我们姑且当做有这么回事。

  以至于有人提出：诗是青年的艺术，小说是中年的艺术，而散文是老年的艺术。这当然只是现象，实质是五四散文传统对极度狭隘模式的冲击。

  杨朔模式开始反思，加以批判，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只是限于杨朔而已，缺乏历史的回顾和前瞻；对杨朔模式背后流布于散文领域中的滥情，熟视无睹；对同时在诗歌和小说中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的对滥情的声讨，毫无感应。

  纵观1980年代，抒情散文显然向两个方面流动，一个是滥情的潮流，小女子散文、小男人散文，夸耀、放纵，一任感情泛滥，唯独没有思想。这种“泛滥性抒情”，很快引起诟病，遂得了“放一个屁都可以写一千字”的恶谥。而相反的倾向则是“潜隐性抒情”。当诗歌中早已提出“放逐抒情”，小说中也有“冰山风格”之说，散文的抒情不能不受到牵制，隐性抒情就成为有出息的作家不约而同的倾向。

  早在1940年代，幽默就和杂文一起被当做并不适合“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这是周扬1949年秋天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报告的题目，以区别于旧的表现个人的时代。

  幸而，到了1990年代初期，政治形势大为改观。在毛泽东著作的注解中，梁实秋头上的政治帽子已经删却，林语堂也解除了资产阶级文人的恶谥。在商业大潮中，社会公关产生了迫切需求，对于幽默普遍有饥渴之感。钱锺书的幽默散文因为《围城》电视剧的成功，引起了读者的极大惊异。王力先生虽然已经过世，他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再版，严肃学者内心的谐趣，不能不使读者惊叹。再加上两岸关系的解冻，台港幽默散文如潮水般涌入，余光中、柏杨、李敖、颜元叔、王鼎钧、梁锡华、思果、吴望尧、林今开、夏元瑜等的幽默散文，可以用长驱直入来形容，被广泛重复印行。

  在钱锺书搁笔近四十年之后出现的王小波，却与郁达夫五十年前对于幽默散文“‘情’‘智’合致”的期望不谋而合。在中国当代抒情散文过分轻浮，幽默散文又缺乏思想深度的时候，他竖起了睿智与幽默结合、情理交融、谐趣与智趣统一的旗帜。

  周作人强调散文以抒情叙事为主，而郁达夫主张“散文是偏重在智的方面的”，本该两种风格平分秋色，但实际上却是智性长期遭到冷落。抒情的、诗化的潮流声势浩大，智性的追求则凤毛麟角。

  1990年代是中国严肃文学遭受严峻考验的时期，纸质传媒纷纷为娱乐新闻占据，小说、诗歌几乎从所有报刊中撤退，唯一的例外是散文。虽有些报刊的散文版面无声地消失，或者大量压缩，但是在一些正统报刊上，甚至在像《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市民报纸上，散文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散文家不像小说、诗歌作家，比较重要的作者背后都有一个洋人的身影，果戈理、安特烈夫之于鲁迅，左拉之于茅盾，托尔斯泰之于巴金，奥尼尔之于曹禺，惠特曼、歌德之于郭沫若，里尔克之于冯至，波德莱尔、韩波之于艾青，奥登之于卞之琳，马雅可夫斯基之于田间、贺敬之与郭小川，马尔克斯之于莫言，《扎哈尔词典》之于《马桥词典》等等，有出息的散文家背后站着的就是中国人文和自然景观。

  余光中在《幽默的境界》中引用西人谚语说，“幽默是浪漫的致命伤”，意思是幽默具有反抒情的性质，与抒情相比，幽默是另一路工夫、另一番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