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文萃珍.三国画像 文物出版社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三国画像》所绘三国人物分汉、魏(附晋)、吴三部分。人物图案描摹传神，线条流畅，刚柔相济，气脉连通。书尾有“顺德冯廉波刻”字样。此书为晚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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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锦，清代画家。字画堂，别号醉烟道人。锡山（今江苏无锡）人。天资颖异，工诗词，善绘画，刻画山水、人物、花卉细致入微，得其神髓，尤擅仕女肖像画，近现代画家吴观岱曾从其习仕女。着有聚珍本《写心诗集》二卷，一九一七年木活字本《湖山叠影楼诗钞》六卷。

秦祖永（一八二五——一八八四），清代画家。字逸芬，号声白，别号楞烟外史、桐阴生。梁溪（今江苏无锡）人。官广东碧甲场盐大使。工诗文，善书画，富收藏，精鉴赏。著作有《桐阴画诀》《桐阴论画》《桐阴续论画》《画学心印》等。

冯廉，清代木刻家。广东顺德人。擅木刻版画，刀法极善，雕刻匠心独运，别具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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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三国画像》不分卷，清潘锦绘，秦祖永鉴定，冯廉校刻。清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桐阴馆刊本。二册，黑口，左右双边。

原书分上下二册，所绘人物自汉献帝至孙翊之妻，包含董卓、吕布、貂蝉等耳熟能详的人物，凡一百一十九人。上册为汉人物图五十九幅，下册为魏、晋、吴人物图六十幅，其中魏人物图三十三幅，晋人物图四幅，吴人物图二十三幅。人物图像描摹传神，绫条流畅，刀刻刚柔相济，繁简适宜。画像或立或坐，执笔题写、骑马奔驰、仰天默念、拉弓射箭、拔剑起舞、遮面哭泣者栩栩如生，每图右上角题该人物姓名，部分画像由二人组成，版面丰满灵动。每册第一幅画像下钤有『诗狂酒癖我能医』『烟云口口』印。书末存潘锦于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书题记：『此稿自春历夏而秋，每人皆数易稿始成。如用之，须择好手铙刻，庶无遗憾。』并钤作者印『锦印』『画堂』，表达其大着能够得到镌刻传播的愿望。作者心愿十年后果然得到了实现，桐阴馆开雕刊行了该书。

清光绪七年桐阴馆刊本，扉页题『三国画像』，左书『王尔度署』；牌记为『光绪辛巳秋桐阴馆开雕』；每册前有详尽目录，每半页八行；下署名『锡山潘锦昼堂摹写，梁溪秦祖永逸芬鉴定』；每页左下角标记该人物所属朝代，以号排序，以防版片错乱；书尾有『顺德冯廉校刻』字样。版面清晰整洁、内容完整无损，钤有『槐荫堂』『安澜』『荣斋世赏』等藏书印。

该书与清光绪五年（一八七九》浙江杨氏文元堂刊本《红楼梦图咏》、光绪六年（一八八。）

粤东藏修堂刊本《水浒全图》一同成为晚清小说版画的最高成就，是以小说内容镌刻的三种木版画集。因而成为著名戏曲版画研究家郑振铎先生插架之物，终捐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此次出版系据清光绪七年桐阴馆刊本影印而成，将原书二册合为一册。

• 作者：Sheri 发布时间：2024-05-06 15:46:17

  如果你当它是激烈的侦探小说读，你可能不会喜欢它。你把它看做文学书籍，那种描写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价值，以及充满了与之匹配的，或波澜壮阔，或压抑的风景描写，那么你会喜欢这本书的。当我读这个系列的第一本书时，说实话，不是很喜看似与情节无关的细节描写和没完没了的风景描写。所以迟迟没有打开第二部。但知道看了第二部，才发现这些描写的不可或缺，正式这描写，才让人对书中的人物和情节难以忘记，而且还能更好的理解接下来的情节。

• 作者：bubu 发布时间：2022-12-21 21:26:35

  挺好的，就是那几位有血缘关系的长得一点也不像

• 作者：小果椒 发布时间：2013-12-29 23:55:00

  Only thing you got is now you know how stupid you are.

• 作者：哒哒biang 发布时间：2019-02-20 15:56:19

  真的是入门读物 研究的很浅。

• 作者：武武 发布时间：2024-01-01 06:04:45

  潘锦选取了小说人物的最精彩的瞬间，作为整幅画的立足处，人物形象多用戏剧脸谱化，一眼过去就能看到此人的忠奸。潘锦也对自己的绘画十分满意，所以他最担心的是找不到好的雕刻工人。仔细看来，画幅的确精彩，纯用白描，未敷粉彩，寥寥数笔，人物形象便立于纸上，经得住细细把玩，虽无文字相伴，也能翻出那个时代的喧嚣。

  此书能够出版，也没让潘锦失望，古代的雕工技术一流，刀头具眼，细节处毫不含糊，连耳朵上的毛发都能看到；又深谙于绘画，线条遒劲有力，书法娟秀可爱。

• 作者：刀叢中的小詩 发布时间：2019-10-14 17:12:47

  三国人物，从小说到游戏，评书到戏曲，多有收藏。潘锦绘、冯廉刻《三国画像》，还是第一次见。人物虽不及吴兆基所编《图像三国志》生动，和满清众多拙劣的刻印之作相比，也算是上乘之作了。或许是作于晚清，有些人物还有戏曲的做派。所作119幅，东汉人物22幅，蜀汉人物37幅，魏人物33幅，吴人物22幅，晋人物4幅。

• 【转】石瑊：真伪与醇疵——《孔子家语》的悬疑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19 10:35:13

  【作者简介】石瑊，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導師孫欽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现任职于岳麓书院。研究方向爲中國古代的文獻與思想學術史，近期主要關注《白虎通》與東漢政治思想、《孔子家語》與“鄭王之爭”研究。著有《清代〈孔子家语〉“王肃作伪说”检讨》（福建教育出版社）。

  原文载于：《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

  

  清代“《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再检讨

  8.4

  石瑊 / 2022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作为文献辨伪史上的两桩公案之一，《孔子家语》的辨伪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马昭的“增加”说，王柏的“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及清人的“王肃伪作《家语》”。而这三种不同形态伪书说的产生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伪者以辨书籍之真伪为名行辨义理之醇疵之实。好在近几十年间，随着一批与传世《家语》相似的材料的出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世《家语》之真伪以及“王肃伪作《家语》”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之中，有两部书因为十分重要却又来历可疑，引得后人聚讼纷纭，形成了文献辨伪史上的两桩公案。这两部书，一是传世《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一是传世《孔子家语》十卷。《古文尚书》贵在五经之内，地位远较《家语》为高，但因为先秦典籍多所引用，而汉儒经说经注亦见保存，所以要对此传世之作二十五篇进行分辨甄别，尚属有迹可循。因此，此《伪古文》二十五篇现在一般认为是东晋梅颐所上，非复先秦旧籍。而与之相比，《家语》的情况则更加特殊。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下著录“《孔子家语》二十七卷”，这是《家语》在历史上的最早记载。但此后该书的流传线索中断，以致后人从两汉文献之中，竟再也找不出另一条与之直接相关的记录。待王肃推出由己所注《家语》，则已迟至三国魏明帝时期。王肃注《家语》十卷四十四篇即后世流传之本。此本与《汉志》二十七卷本关系如何，因为可供比较的线索实在太少，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定论。但由于二者卷帙有别，《汉志》本《家语》堙没无闻，而王注本的出世又相当突兀，传世《家语》可以说先天存有疑点，后人一般不认为它就是《汉志》著录之本。所以颜师古在其下注云“非今所有家语”，而《四库全书总目》亦称“此本自肃始传”。

  如果说传世本的卷帙与来历原本就足够惹人怀疑，那么王肃对此书的推崇，则引起了更大的争议。汉代经学，郑玄是集大成者。他以古文经学为底，调入今文经学，对诸经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一代通学，在当时和后世尊奉者甚众。而经学史上，王肃是郑玄最主要的反对者。史书记载“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馀篇”（《三国志·王肃传》）。王肃与郑玄学术的差异主要集中在礼学仪制上，但礼学仪制本是实学，讲求的是证据。汉儒议礼，聚讼纷纭，原因就在于去圣久远，无所据依，倘若经书、孔子留有明文明言，那么自然也不会有这些问题产生。王肃称其“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孔子家语序》），想要挑战郑玄，说服时人，改易风气，实非易事。正当苦恼之时，《家语》一书的获得似乎让他的学术命运迎来了转机。

  《孔子家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迹的纂集。题目标一“家”字，颇有孔氏家族内传的意思。而王肃谓此书得自其弟子，孔子第二十二世孙孔猛，似乎也对此有所印证。王肃获此宝书在手，称其圣人实事之论，与之所论，有若重规叠矩，足以证明其观点与孔氏无违。由此，王肃收罗各种证据，条理其观点，撰集《圣证论》一书，集中对郑玄的学术进行质难。很明显，书名“圣证”，王肃就是要以《家语》中的圣人言论作为核心证据来为自己张本。此书一出，当时的为郑学者多不以为然，孙炎、王基等都有辩驳。而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当属在朝廷主持下，王肃一派与马昭等为郑学者的直接辩论。从今天留下的文献来看，马昭面对王肃引“圣证”来质难郑学时，其基本策略是通过比较，强调郑学证据在可靠性上更胜一筹。如《礼记·檀弓》里为同母异父兄弟服丧的问题，郑玄同意经文中子游服大功的观点，而王肃引《家语》所载孔子语“继父同居者，则异父昆弟从为之服；不同居者，继父犹且不服，况其子乎”，认为情况当分两种。马昭反驳云：“《家语》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习礼，从之不亦可乎。”（《通典》）这实际是说，《家语》非经，未可轻信，而子游从孔子以学礼，是以其说郑玄据之。

  但这里有一条例外，《礼记·乐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注“其辞未闻”，而王肃则据《家语》和《尸子》的记载补出了这一段歌辞。对此，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也。”（《礼记正义》）在此，马昭没有按照他一贯的策略反驳王肃。原因是这不是涉及经文理解的是非问题，而是《南风》歌辞的有无问题。当王肃据文献补出郑注说无的歌辞时，马昭是无法通过列举己方证据，进行比较加以反驳的。此时，马昭若坚持要维护郑学，那么其唯一出路就是直接否定王肃证据的有效性。不过具体视之，王肃所举两条证据的效力并不相同。《尸子》，《汉书·艺文志》归杂家，不属于儒家典籍，不具备补充解说经文的资格。这一点马昭很容易就能反驳，故曰“杂说，不可取证正经”。《家语》则不然，其中歌辞因出自孔子亲口，便自有权威，岂容凭空否定。此前马昭称《家语》固所未信，乃在于经文有明证可据，然而其属意子游，尚且要设之以疑问语气，婉转申说，此足见《家语》“圣证”之功效。作为一个尊信郑学的儒者，一方面不能承认郑注有失，另一方面亦不能否定孔子的言论，马昭的处境尤其尴尬。这时强调《家语》中《南风》歌辞来自王肃增添，并非真正的圣人之言，正是消解这一证据的有效性，从而间接反驳王肃质难的唯一办法。

  通常，人们把《礼记正义》里马昭的话视为《家语》辨伪的滥觞。马昭的“增加”说，即认为《家语》有部分内容源自王肃掺入，可算《家语》伪书说的第一种形态。但可惜的是，马昭对其“王肃增加”的观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而根据上文的分析，他在此处的反驳近乎辞穷，只是希望借此否定《家语》的“圣证”性质，来达

  到维护郑学的目的。换句话说，“王肃增加”与“固所未信”在他的反驳中具有某种等价性，马昭在意的不是《家语》一书的真伪，而是书中内容是否真的合于义理。

  在郑王经学论争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家语》一书的性质并未再引起较大的争议。相反，晋代以降至于隋唐，学者写书注书，对《家语》多有利用。直到南宋，因朱熹注《中庸》引及《家语》，有关争议方才波澜再起。朱熹本人对《家语》的见解相当通达。他说：“《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又说：“《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朱子语类》）朱熹认为传世《家语》乃由王肃所编，但其内容却是渊源有自，没有经过改易。但他也提到其书“不纯”“多疵”，这是承认《家语》在义理上有不足，从而把该书的性质真伪与义理醇疵区分开来，对于认识与利用《家语》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因为这样的认识，朱熹在《中庸章句》里，仍然有选择地采用了《家语》的一些内容进行注释。

  然而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却不认可这一做法，他专门写有一篇《〈家语〉考》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文章里，他说：“《家语》之书，洙泗之的传也，不幸经五变矣。一变于秦，再变于汉，三变于大戴，四变于小戴，五变于王肃。洙泗之流风余韵，寂然不复存”，“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在王柏看来，历史上原有孔门的传之《家语》，此书在义理上精醇无比，但其在历史流传过程中一再发生变动，传世《家语》只是王肃所编。朱熹也说王肃编《家语》，但却没有讨论此前是否另有别本《家语》及其性质的问题；而王柏则对王肃编《家语》的观点进行了细化，指出了取材来源、编纂方式以及托名孔安国的行为。只是这些说法是否立得住脚，则大有疑问。传世《家语》的确与《左传》等书有大量互见内容，只是这些究竟是相互并行的同源材料，还是《家语》袭自后者，王柏完全没作考虑。而一旦《家语》在内容上的承袭有所疑问，则其“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的编纂方式更无从谈起。王柏之所以提到“托名孔安国”，主要是传世《家语》存有一篇疑似孔安国语气的序文，他认为这是王肃托名所作。有趣的是，虽然王柏认为传世《家语》系托名编纂而成，按理便不应轻信其间文字，但他所谓的《家语》“五变”之说，恰是借助了那篇“孔安国”序言及其后的“孔衍”上书的内容，又加以想象敷衍而成。回头来看，王柏在说起王肃编《家语》时，用一“意”字恰反映了他对此问题的轻率态度。整篇《〈家语〉考》乃为纠正朱熹以《家语》注《中庸》而发，因此他在文末点明：“以古《家语》正《中庸》，其词甚悫，其义甚明，奈不可得而见也。以今《家语》正《中庸》，终恐有所未安。”由此可以说，王柏的着意点乃在于由论述传世《家语》非孔门的传来消解此书在义理层面任何应用的可能。

  与马昭“增加”说强调部分内容的掺入不同，王柏一则强调《家语》在历史流传中的一再变动，二则强调传世《家语》乃王肃编纂并托名孔安国。这可看作《家语》伪书说的第二种形态。由此以降，明人何孟春、郎瑛等论述多不脱此范围。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清初姚际恒处。

  乾隆时期，随着学坛复古风气的发展，汉学研究得以复兴。作为汉学的代表，郑玄及其学术在当时受到了特别的推崇。由此，王肃对于郑学的攻击以及《孔子家语》在这中间发挥的作用，重新成为了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昔日王肃著《圣证论》以质难郑学，马昭未能悉数化解其挑战。清人尊郑学，不能容忍王肃的挑战，势必需要有所回应。但他们却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圣证论》已散佚，王肃难郑的具体意见已难于知晓，是以他们无法直面王学的质难而给予回击。这时，转而在王肃立论的主要依据——《家语》上动脑筋，成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况且传世《家语》素有疑问，又曾遭马昭、王柏等人质疑，只是未得彻底揭发。因此，若能在前人基础上对此书作进一步研究，以证明此乃王肃完全伪作，其中内容必不足以征用，而王肃对郑玄的相关质难亦随即消解。

  因此，这一时期的《家语》辨伪在问题意识和论证方法上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梁玉绳序《家语疏证》云：“忆乙未冬仲，翟晴江丈馆衡下，雠刊杭先生《道古堂集》。夜永酒阑，论及王肃撰《家语》难郑氏，思欲搜考以证其讹，因握笔互疏所岀，十得五六，旋各罢去。荏苒十有九年，不遑卒业，而晴江亦殁久矣。”此处叙述颇为典型，足以反映当时学坛对待《家语》的态度。所谓“王肃撰《家语》”，即以《家语》为王肃之著述。王肃对于此书，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增添者或编纂者，而是创作了其中的内容。学者间论及此事，心有戚戚。而在此共识之下，搜考线索证其讹谬倒成为了一种炫耀博学、相互角力的游戏。至于最终的证据是十得五六，还是更多，反而不重要了，毕竟结论先已有之。

  当然，认真者总是有的。在乾隆三十至六十年这30年间，学者范家相、孙志祖先后独立完成了《家语证讹》与《家语疏证》两部全面讨论王肃伪作《家语》的专著。这两部专著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文本间比较分析的方法来进行论证，即将《家语》与《左传》《荀子》等书进行比较，找出其中所有大同小异的文本，将他们的相同之处归结为王肃抄袭，而不同之处则归结为王肃篡改。同时，他们这种穷举式的文本分析，对应的正是王肃伪造全书的立场。范家相云：“王氏所注《家语》，先儒或信或疑信者亦讥其‘杂而不纯’。疑者但知其增加旧说，未有全指其伪者。”范氏称先儒但知增加，“未有全指其伪者”，即暗地里夸耀了他们对《家语》认识的“发展”。而这一“发展”与清人检验论据的动机，紧密相连。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若将《家语》与他书视作平行文本，是无法推断出诸书之间的承袭和改易关系的。而范、孙二人之所以有此结论，实源自他们预设了《家语》晚出伪作的立场。而此立场又恰是他们所需证成的观点，所以从逻辑上说他们的研究是一种循环论证。所以当有人，如陈士珂，预设了与辨伪者相反的立场，以同样的方法著《孔子家语疏证》，证明《家语》非后人伪作时，辨伪派人士无法正面反驳，只得称其书“反谓《家语》为诸书所本，强词夺理，殆亦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之流”（《郋园读书志》）。另外，即使可以确定时代先后，清人的文本分析最多只能证明文本的差异源自改易，却无法指明改易者是谁。马昭的“增加”说既缺乏证据，也只是就局部内容而发。范、孙二人将所有的“改易”都与王肃关联上，无疑又存在过度推衍的问题。同一时期的官修学术巨著《四库全书总目》在《家语》提要下，以同样的方法，举一例证明《家语·公冠》袭自《大戴礼记》，并称“其割裂他书，亦往往类此。反复考证，其出于肃手无疑”。《家语证讹》与《家语疏证》，尤其是后者，自问世起，便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好评。有此二书，再加上官方结论，则当时学术圈的整体认知不难晓矣。因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孔子家语》辨伪公案至“乾隆中叶问题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只是经过分析，范家相们的研究方法存在着逻辑误区，并没有证成他们的结论。

  细绎清代辨伪者的文本分析过程，则不难发现他们暗藏在辨伪活动背后的经学思维的实质。翻开清人的疏证，不难发现他们在发掘传世《家语》“伪造之迹”的同时，总是在不厌其烦地暗示其内容的不可信。但是书籍之真伪与内容记载之真伪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并不能无差别等同。从文献学上来说，伪书一般是指创作年代失察、作者认定失实或者书本内容不同于原书的一类书籍。而所谓内容记载之真伪则是指书籍内容所

  记是否符合历史真实的问题。伪书中，固然有内容出自后人虚造，所以常常不合史实的情况。但是如果后人在作伪过程中，选择了可信的史料，本着如实的态度创作内容，那么则伪书里也可能存在着与历史真实相合的内容。相反，一本作者明确、年代归属清晰，内容未经后人改动的书籍也有可能会因为作者虚构、失察、讳言等诸多原因记载了不符合历史的内容。

  《孔子家语·相鲁》“而西方之诸侯则焉”一句，《家语疏证》辨析云：“案‘西方’，《史记》作‘四方’，是也。肃但求异于一字，改为‘西方’，而注云：‘鲁国在东，故西方诸侯皆法则’，亦太近纤。司马贞《史记索隐》反据以为说，何也？”《史记》称“四方”是泛指；《家语》因鲁国在东，故曰“西方诸侯”，亦通。两者小异，应属于记载异辞，完全不影响读者对于文意的把握。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家语》作‘西方’”，同时引王肃注，不过取相近记载发明《史记》之文。而孙志祖认为此处经过改动，不足以补正《史记》，从而将书籍之伪与内容记载之伪等同了起来。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清人的疏证，便可发现他们判定《家语》不可信，往往缺乏深入的考辨，只是简单利用经籍的权威性来得出结论。如《家语》“孔子之楚”至“无祭者乎”一节，《家语证讹》云：“本《说苑·贵德篇》。圣人之祭，何等郑重。乃欲以弃粪壤之物受之，以进祖考，何以为圣人？不经尤甚。”范家相以《家语》记孔子受腐鱼以祭祖的行为与经书所见孔子态度不合，便认为不可相信。其实，经书中孔子形象及其思想是否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一个需要慎重探讨、仔细研究的问题。而《家语》中孔子的行为与其对待祭祀的郑重态度是否完全冲突，也是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范家相对这两个问题避而不提，简单地认定《家语》所记“不经尤甚”，实际上是以经籍的权威性作为“信”与“不信”判断标准。又以前举“而西方之诸侯则焉”而论，即使有些极度简单的疏证从表面上看仅止于辩驳异文而无甚深意，但是细思之下，似乎仍不难发现其中所表现出的经学思维方式。此处《史记》虽不是经籍，但早已经典化。清人多称史迁著书上继《春秋》，深于义法，考信必于六艺，叙事多本经传。又谓作《孔子世家》，乃据素王之说，推尊孔子，下笔曾反复斟酌以尽善。是故，《世家》之语相较于《家语》，仍有着类似经籍的权威性，不可轻改。

  因此，清人的疏证工作，实际是由论证《家语》是伪书，进而否定其内容记载的真实性，而他们的判断标准和思维方式却是利用经籍的权威性来勘验《家语》。在这过程中，由古书辨伪到史料甄别再到与权威经籍相勘验，问题被置换了两次。所以说范家相们疏证工作的实质是一种经学活动，其最终目的是想要说明传世《孔子家语》不合于深具大义的经籍文献，不具备充当经学证据的资格。

  乾隆时期形成的“《家语》王肃伪作”的观点是《家语》伪书说的第三种形态。其核心乃在于强调王肃改易材料，伪造《家语》全书，因此其书内容不值采信。晚清近代以来，疑古风潮逐渐兴起并大盛，疑古派接受继承了清人的观点，这使得《家语》在文史研究领域长久地被弃掷不道。但现在看来，清人的疏证并不是客观的文献辨伪活动，而其最终目的乃在于消解《家语》作为王肃经学立论依据的合理性。

  回顾《家语》辨伪在历史上的三个重要阶段，可以发现有关此书真伪的争议总是同与之有关义理的争议相伴相生。不论是马昭的“增加”说，还是王柏的“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抑或是清人的“王肃伪作《家语》”，这些不同形态的伪书说产生的背后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伪者以辨书籍之真伪为名行辨义理之醇疵之实。换言之，他们预设了真《家语》必然是孔门的传而极富精醇义理的前提。而这又非为质疑《家语》者所独享，除开王肃取之以为“圣证”外，称颂此书价值者历代不绝。在儒教立国的时代里，一般士人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将这本名字带有“孔子”二字的书籍本身的真伪与义理的醇疵两分看待，实在是一个艰难的考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在清代也有清醒者，如陈士珂发出“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甚至有问答之词，主名各别，如《南华》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恶，时时有之。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陈诗《孔子家语疏证序》）的诘问，却和者寥寥；甚至其有意彰显诸书互见文字，以示《家语》内容有源有本的《孔子家语疏证》也长期被视为辨伪专著，而备受误解。

  近代以来，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体系的解体和以文献史料为基础的现代文史学术体系的建立，使得客观探究书籍的真伪性质及其形成过程成为可能。而近几十年间，随着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等一批与传世《家语》相似材料的出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世《家语》之真伪以及“王肃伪作《家语》”的问题。研究者们一方面意识到出土材料的发现可以证明传世《家语》与诸书的互见内容可能并非简单的承袭关系，而是一批共有的文本，他们可能存在某个共同的源头，却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演化过程。因此，传世《家语》应当可以脱去“伪书”的帽子，而进一步考虑孔安国编纂此书的可能，及其在儒学上的意义与价值。而同时，研究者发现，与出土文献、乃至《说苑》等书相比较，传世《家语》文本上存在着大量后代生成的痕迹，因此证明传世《家语》文本生成和定型的时代更晚，传统上以王肃为作伪者的意见似不宜轻易放弃。

  以上两方面的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也依然存在着局限性。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Geoffrey R. Elton）说：“历史研究并非对过去的研究，而是对过去的当前痕迹的研究；如果人们所说、所想、所做以及所经历的事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么这些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当前的证据，而不是过去的存在这一事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些没有材料来回答的问题并不是问题”，“历史学家的方法有时促使他依据消失之物周围仍然存在的事物来重建它。不过限制依然是重要的，在实践中尤其如此。”（《历史学的实践》）分辨传世《家语》真伪的疑难在于，一方面除了《汉志》中二十七卷的著录外，我们无法找寻到更多的《家语》在汉代流传的线索，因此无以传世《家语》即汉代流传之本；而另一方面，比较分析的方法能找出文本演化的痕迹，却无法说明这些痕迹源自王肃。以当前的证据与方法，既然无法解决这一争议，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暂时将其搁置，而选择一条更为超脱的路径。

  在过去，像《家语》这类早期古籍的真伪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引得人们纷纷讨论，实源于人们对于书籍著作权的一种粗略认识，即一本书应该有明确的作者，可考的创作年代以及稳定的文本内容。但是，这样的观念往往只能反映后世个人的著述体例，用以匡范先秦至汉代形成的一批早期古籍则力有不逮。由于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以及研究的渐次深入，学者已经意识到早期古籍的形成往往需历经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这期间，它的内容的创作者可能不止一人，文本、篇章、编次都不是很固定；从最早的面貌到最终定本的产生之间，古书可能经过了多次整理。所以，以往那种“真”“伪”二分的判断标准并不适合用来说明早期古籍的性质，因而对这些古书著作权的追问，应当转换成对其形成、编纂、流传过程的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把握。事实上，利用相似的互见材料对《家语》进行严谨细致的文本分析，探索其形成与演化，已成为了当前《家语》研究的重要方向。

  有出土新材料以供利用，现代人得以比古人更加幸运；能够剥离义理的判断而客观分析文本，现代人可以比古人更加明晰。由此以拾级，《家语》的悬疑或将逐步揭开。

• 重建神话：从碲钉到土豆

  作者：安东。 发布时间：2018-07-19 21:27:50

  赞美土豆！

  说到土豆，我们或许可以借助梵高名画《吃土豆的人》来完善它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也可以通过《火星救援》里倒霉的土豆苗来拓展我们对它的认知，况且，土豆丝、土豆泥、薯条和薯片，都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美食中的一部分——土豆实在是简单而又简单、基础而又基础的农作物。很少有人不爱土豆的。我们对土豆的爱就是对食物的爱。

  而正像《火星救援》所彰示的，土豆还存在于另一种拯救世界的神话之中，是属于贫瘠之地的奇迹作物。在天寒地冻的俄罗斯，正是这种对生长环境需求极低的作物丰富了俄罗斯人的餐桌，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第二面包”的土豆，似乎也已经渐渐渗入到他们的灵魂之中。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在他的小说《碲钉国》中用土豆取代了石油，作为一个工业大国发展的根本。在这部未来世界的乌托邦畅想曲中，他如此写道：

  “普通百姓和公交用的都是生物燃料，主要是土豆浆。从叶卡捷琳娜二世起土豆就一直在为莫斯科国造福。事实上土豆尾气为当地的空气添加了某种齁甜的霉味儿，而且它附着到周围一切东西上。”

  这是在小说的第2节，紧随着第1节中动作片式的场景，扑面而来的“齁甜的霉味儿”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一起为这个乌托邦勾勒出一个初始的轮廓。“如果用烹饪的语言来说，莫斯科是一个大杂烩。”大杂烩中的大杂烩。俄罗斯评论家罗曼·阿尔比特曼称《碲钉国》为一部“碎布拼接的被子”，此言不虚，索罗金笔下的俄罗斯分裂成15个不同的国家，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都各不相同，而在地理结构之外，小说又通过50个相互割裂的故事片段，拼接出一个充满离奇想象的、以碲钉串联起来的新世界。

  那么，碲钉又是什么？

  碲（Te），元素周期表第52位的化学元素，最早被发现时是1782年，常用于半导体器件、合金及橡胶的生产。2022年，中国考古学家的发现和后续实验证实了碲钉具有强力致幻剂的效果，此后联合国在2026年通过一项公约，将天然碲钉认定为重度毒品。与土豆不同，碲钉是“世界上最贵最稀有也最被严禁的产品”，价值60卢布，唯一正确的使用方式便是由技艺高超的木匠（而不是医生）将其钉入后脑，其使用仅在民主碲钉共和国属合法行为。通过第27节百科全书式的叙述，索罗金一本正经地将碲钉的伪史娓娓道来，半真半假半虚半实的语言在想象的泥土之上架构出来的世界，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竟仿如一碲钉之隔的镜像空间。灰色脑细胞的微弱电流，脊椎骨的小小颤抖，这一切都通向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体验，在某些地方真切地与吸食毒品的灵魂出窍相似（见15节），但更多地，碲钉展示出的功效是贴近其字面意义的，作为金属钉的本质——建构。

  “美妙的碲钉带来的不是欣悦感，不是满足的抽搐，不是一般的麻醉品带来的快感。碲钉给你们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你们从孩提时代就梦想的世界。我成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学生。”

  一名拥有19次碲钉使用经历的狂热信徒如此描绘碲钉的妙处。如果说对这些狂热信徒而言碲钉是带领他们走向天堂的钥匙，那么对于作者而言，碲钉恰是他为他的主人公们准备的梦境基石。一个未成年的男孩踏上追求碲钉之旅，在猫眼中望见未来；一队碲钉木匠带着锤子为骑士团做圣战前的准备，而另一队在行军途中讲起了拔钉器的故事；一个苦于古典语文的洛丽塔在她的亨伯特面前转动一颗空的碲钉，这或许是一个隐喻；警察分局局长夫人在梦里钉上了一颗碲钉，做起了梦中之梦……

  这些故事并不都是完整的，它们像短篇小说一样自成一体，但比短篇小说更破碎，更专注于具体的时刻。索罗金从想象中撷取了50个风格不同的片段，主人公从变态小矮人到恋爱中的半人马应有尽有，这些片段的目的却不在于拼凑出同一个完整的乌托邦。相反地，所有拼图的目的都在于歌唱自己的唯一性，时而激昂、时而失落，不同情绪激荡着的主题变调中，各个章节以日记、意识流、广播稿、童话等迥然不同的音调发声，将同一枚碲钉的阴影投射出无穷的变化。

  位置。角度。深浅。在《碲钉国》的第39、40、41节，索罗金以三个不同的人物视角再现了同一段经历：因碲钉的作用恢复记忆的姥姥带着孙子帕夫利克和孙女索尼娅前往圣三一纪念碑朝圣。三个片段中对俄罗斯历史的不同理解，对故人与艺术的不同记忆，这些微妙但确凿的差异恰恰证实了一点——神话因人而异。

  《碲钉国》并不仅仅是索罗金关于未来俄罗斯的“风格练习”。纳博科夫指出好小说就是好神话，索罗金则让他的人物们，在神话中寻找神话。于是，在亨伯特有关洛丽塔的神话里，女孩想起了她的爸爸和哥哥；在警察分局局长夫人有关生育的神话里，使命变成了阶级压榨；于是，在伊万·伊里奇有关生死的神话里，上帝藏身于钉子之中，露出了微笑……

  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伊万·伊里奇从托尔斯泰笔下走来，带着关于死亡与孤独的终极疑问，而两个狗头人，则在深秋清晨的白桦林里以其存在本身完成了一次对日常语言的叛逆：人，不再是人；狗，不再是狗；碲钉，不再是碲钉；碲钉国，不再是碲钉国……从布尔加科夫的《狗心》到梅特林克的《青鸟》，人智与狗皮的对立却在索罗金笔下达成一种和谐，而这种和谐无疑正是白桦林里狗头人们拿腔拿调的哲思论辩所意图拆解的：“请相信，一个写出‘春日黄昏的神秘房子’的诗人却喜欢吃腐烂的人体内脏，这会让两条腿的读者深感痛苦。”

  罗兰·巴特在神话修辞术中指出，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日常景观中包含着大量人为固化的观念，而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则以“陌生化”的眼光重建着世界。如托尔斯泰所说，“如果许多人一辈子都是在无意识中度过，这种生活如同没有过一样”——这正是伊万·伊里奇的原罪，而在相似的，对生与死的持续叩问中，狗头人们在同一个头颅中发现了死亡之金属弹与激情之金属钉戏剧性的并置，当他们在这场发现中以全然陌生的视角打破碲钉国的日常神话，半途而废的“想当然”与报废的碲钉一起被扔进了草丛中，在金砖之路上闪闪发光的，是名为自由思想的希望之光。

  “咆哮吧，我的海洋，像自由的野兽一样咆哮！”

  可以这样说，索罗金建立起这座碲钉国，正是为了破坏它。这个新世界仍然是反映人类普遍境况的世界，区别只在于金钱的购买能力——在这里，有时候钱可以买到童话。作者通过他笔下的角色不无感慨地指出，“在意识形态乌托邦、地缘政治乌托邦和技术乌托邦相继崩溃后，它终于陷入美好而开明的中世纪。世界变成了人的舞台，民族找到自我……人们重新找回了原初的物质感……最重要的是，我们明白，世界上不可能有技术天堂，甚至天堂都不存在。地球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征服的岛屿，每个人都必须自己选择征服什么和如何征服。”于是，单声部的碲钉乌托邦找到了自身的矛盾，在无数交错的梦想中，充分开放、充分自由的乌托邦混响从内部分裂出多声部，每一种神话都由其主人自己选择。所有的进步都可以被质疑，所有的方式都可以被选择。人们不再“哭他人所哭，笑他人所笑”。神话在废墟之上重建。这也正是为什么小说在第49节那一曲赞美碲钉的高歌之后，于最后一节回归普遍理想的桃花源，回归林中空地的日出日落，回归种土豆的人无忧无虑的梦想。“我们不需要多余的东西……不需要碲钉，不需要战争，不需要钱……”

  但我们需要土豆。

  “他们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害怕破坏某种宏大而遥远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