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英美语言哲学概论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上半部分是对其后期哲学思想的研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西方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影响甚大，不仅受到英美分析哲学家白赞扬，而且受到欧洲大陆一些人本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推崇。

近10多年来，语言哲学在我国哲学界、语言学界和逻辑学界都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迄今已发表了一些论著，或者评述个别西方哲学家的语言哲学观点，或者探讨语言哲学的某些具体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下半部分试图以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为纲，按历史顺序阐述．和评论英美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

英美语言哲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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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上半部分是对其后期哲学思想的研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西方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影响甚大，不仅受到英美分析哲学家白赞扬，而且受到欧洲大陆一些人本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推崇。

近10多年来，语言哲学在我国哲学界、语言学界和逻辑学界都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迄今已发表了一些论著，或者评述个别西方哲学家的语言哲学观点，或者探讨语言哲学的某些具体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下半部分试图以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为纲，按历史顺序阐述．和评论英美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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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内容提要

  《暴风骤雨》是周立波在《讲话》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的生成基于周立波1930年代对左翼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特定理解角度，基于他1930年代文学创作的特定方式，也基于他在这些思想观念和创作形态上对《讲话》的接受角度。这些因素合力才构成了周立波在《讲话》后以文学感知现实和叙述现实的诸多特征，并在1947年创作《暴风骤雨》时互相缠绕，形成这部小说的诸多叙述特性。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调整，并在1957年创作的《山乡巨变》中拓展出新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特性，其核心是文学以政治为中介，以“社会”的“搅动”和“调治”为平台。周立波的 文学实践可为我们提供从“社会史视野”出发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案例。

  关键词

  周立波 《暴风骤雨》 《山乡巨变》 “搅动”—“调治”

  一 周立波1930年代对现实主义的观念认知

  1943年10月《解放日报》正式发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后几年，解放区的长篇小说并没有爆发式增长。直至1940年代末期，以《讲话》为创作原则的长篇小说才大量涌现。如1947年，周立波和柳青几乎同时完成各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分别为《暴风骤雨》和《种谷记》。不过，为何当时几乎与周立波、柳青有着同样实践经历和观念意识的文艺工作者，却会相当激烈地批评《暴风骤雨》和《种谷记》？《暴风骤雨》在以自己的文学方式配合政治时，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为什么会遭到颇为激烈的反弹？它到底具有何种创新性？它为何难以得到有着丰富文艺阅读经验的作家和评论家的认同？

  我们先从周立波的文学脉络以及《讲话》之后的政治要求来看《暴风骤雨》的独特性。

  周立波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在1930年代并不统一。他在1930年代上海时期集中接触和学习现实主义理论，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很难说有独创性理解。不过他难言新意的理解恰恰也反映出现实主义理论在左翼文艺中被普遍接受的是何种构架和形态。

  

  在《文艺的特性》（1935年5月25日）一文中，周立波讲到了文艺与科学的区别：

  文学和科学，同样是从具体的现实出发，同样抱着认识世界的目的， 不同的地方是在认识的形式上，“科学在概念上认识世界……艺术是用 形象的形式（用形象的思维的形式）同样反映和认识世界。”（米定） “艺术，是始于人将在围绕着他的现实的影响之下，他便经验了的感情和思想，再在自己的内部唤起，而对于这些，给以一定的形象底表现的时候 的。”（普氏《艺术论》） 1

  如何在与科学的关系中重新界定文学是20世纪初西方文学思潮的一大特点，本文此处无意梳理和辨析周立波的文学理解与之的关联，而想讨论周立波着意的层面。他在此处所强调的重点是：文学与科学面对同一个世界，文学与科学的不同实际上是认识世界的形式、手段的不同。科学用概念，文学用形 象。但是，周立波没有追问，如果我们最终认识到的世界是大致一致的，那这个形式的差异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周立波没有进一步辨析，关键在于文学的这个形式、形象，它包含着科学的抽象方式涵摄不了的世界的内容。文学可以是在不断叠加新知之后生成的新感知，而这些新感知有可能让我们更加深入世界和现实。而通过这些认知方式和认知步骤对世界和现实的更加深入的认知，是科学无法替代的，也是可以与科学发现的世界形成对峙的。而且，周立波自己的创作中通过文学所把握到的世界的深度和层面，也未必是科学所把握到的世界的深度和层面。不过此时周立波的创作尚未推进至足以令他感受和认知到这 一区别的程度，他的反省也未到这一环节。如周立波举例说明文学由于生动而 来的特别性，也能看到他此时侧重的层面：

  一个青年拿了自己一篇描写乞丐讨钱的稿子给朵斯托益夫斯基看， 上面写着：他把一个钱投到了乞丐的手里；朵斯托益夫斯基告诉他不应当这样地投，应当说：他把一个小钱向乞丐投下，钱落在地上，叮叮当当地滚到了乞丐的脚边。2

  周立波找到了很好的案例，但他只使用了案例一半的能量，也许还是案例并不重要的能量。周立波没有深入辨析，这两个案例之所以是文学性的，不仅在于陌生化，也不仅在于生动，而在于文学由于特殊的观察和体认而对世界的深入 程度和认知能力。比如，即便我们可以说钱“叮叮当当地滚到了乞丐的脚边” 的世界跟乞丐讨钱是同一个世界，但这两条路径揭示出的世界并不一样。世界这个角落的“叮叮当当”性是不能被省略的。它是一个充满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惊心动魄的世界，不能被忍受的世界。乞丐讨钱可以是一个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命题，是一个无关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过的世界；但钱以“叮叮当当”的方式滚到乞丐脚边的世界，却是一个不忍直视却又被残忍听到的、不该发生且应被谴责的世界。这一世界面向是俄罗斯文学对于人性敏锐的洞察和发现才得以呈现出来的。但这一世界被发现和揭示不是因为文学的“生动”，而是因为文学对此世界中人的存在状态的性质有着独特的洞察，它以自己独特的洞察力将这个世界隐秘的或以其他方式无法显现的层面显现出来。在这个 意义上，它与科学所描述的乞丐讨钱就不能直接说是同一个世界。至于这样的不忍直视的世界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应该如何改变，不是这样的文学方式所能够揭示的。可关键是，一旦周立波把文学的这一特别能力归因于生动，文学的重心就可能变成强调修辞。这种强调有可能使文学的感知力滑向另一层面，而这个修辞就可能变成自为的环节，原本文学修辞指向世界深处的方向性就可能偏移。

  而周立波此时对现实主义的认知是，世界是唯一的，文学和科学是抵达世界的不同方式。他这一认知结构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些不同方式对于认知和抵达现实世界来说，是否会存在优先性？如果不存在优先性，那不同认知方式经由自身路径所认识到的世界又呈现不同，且彼此差异巨大，那如何解释其预设的世界的唯一性？如果存在优先性，那谁更优先？为什么？

  这涉及怎么理解现实世界的构成。在《理论检讨——评苏汶先生的〈作家的 主观与社会的客观〉》（1935年6月17日）一文中，周立波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现实 主义的“现实”是什么：

  在现实中，除了事实的表面以外，还有现实的内在的矛盾和发展；事实的关系与因果；这虽然是需要经过抽象的思维和分析才能认识的东西， 但是这是“客观”，因为它们并不是经过了思维以后的产物，而是独立于 人类意识以外的东西。3

  这里的关键是，周立波理解的现实主义的现实之特质在于，它有一个结构：除了表面的，还有内在的矛盾和发展，还有关系和因果。而这一特质的特殊要求是，它需要经过抽象的思维和分析才能认识。那这就意味着，在周立波的理解里，现实世界的内在结构只能经过科学（也可以是系统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才能被认知，文学自身无法揭示和抵达“现实”的内部结构。现实的内在构造既 然是这样的结构形态，文学又没法具备抽象思维和分析的能力，那它就只能借助或等待哲学、宗教或政治对现实的分析结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文学对于现实的这一结构是无能为力的，这预设了文学只能以形象去反映被揭示出来的现实，文学只能以生动性去图解现实结构的结论性概念。这并不是1930年代左翼文论的全部结论，却是周立波理解的左翼文论特别有症候性的环节。

  这种症候性还表现在1934年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口号传入中国之后，周立波对现实主义的强调，突出“提高现实”这一层面。在《艺术的幻想》 （1935年3月7日）一文中，周立波认为：

  在现实主义的范围中，常常地，因为有了幻想，我们可以更坚固地把握现实，更有力地影响现实。……实际上，没有幻想的成份的现实主义决不能满足新的社会层的需要。……进步的现实主义者不但要表现现实，把握现实，最要紧的是要提高现实：要使“我们的关于人类和生活的认识深化，扩大”。要“补足那尚未发见的事实的连锁之环”。4

  周立波在这里实际上接受了苏联现实主义的理解，把重点倾斜到如何提高现实上。这与他在讲典型时强调“敏锐的眼光”“灵敏的感觉”有内在一致性，但又不尽相同。为了在众多现实现象中塑造典型，需要眼光敏锐，感觉灵敏，去芜存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对现实的“提高”。但从敏锐眼光和灵敏 感觉去发掘现实，发展到“提高现实”这一环节，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中间有一个对“现实”的不同理解以及谁来提高的问题。比如，“提高现实” 中的“现实”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方向性，而且，这一方向性常常还是由作家之外的方向推动的。

  “提高现实”的问题实际上将典型塑造中的两个看似一致的过程分成了两个领域。比如周立波常举例的法国现实主义，就并没有发展出苏联文学中的“提高 现实”的文学观念。这当中的关键差异是，现实主义可以在文学理解中将现实设定为是相对稳定的；而“提高现实”中的“现实”由于有了一个“提高”，实际上总是在结构性的变动，让理解现实和呈现现实都具有了新的难度。不过在周立波这里，文学中的这个困难又提前被哲学或政治解决了。接下来的工作，周立波认为是以文学的形式将之提炼和夸大，使之鲜明、尖利。

  

  周立波1930年代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方式和方向重心为他在1940年代接受 《讲话》奠定了观念基础。在他看来，无论是现实的内在结构必须依赖科学， 还是“提高现实”中对于方向的敞开和渴望，都是文学自身所无法提供的。文 学对于社会的抱负，需要等待某种科学对现实进行深度的揭示。在这种观念意识中，他在文学实践上侧重于探索文学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当这个现实的内在结构尚未被阐述至能使他信服时，他在等待。在这一等待时期中，他的创作大多朝向一个处于黑暗渊薮的大众，为底层抱不平。可此时他笔下的大众是模糊的，但他用文学的生动努力表达着自己感知方式的清晰度。这一特征，体现在他1930年代的散文里。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讲话》之后，周立波于6月12日发表了一篇名为《生活、思想和形式》的文章。这篇关于文学基本结构关系的文章中，思想已经排在了生活的后面 5 。这并不是说，思想不再具有发现现实的优先性。而是说， 他从1939年12月到延安开始，逐渐信服地接受了中共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治理解。换句话说，周立波对1942年《讲话》的接受，在思想结构上，早在他1930年 代的观念意识中就已经奠定了基础。他对《讲话》的接受，意味着中共此时的 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填补了他在1930年代观念意识中期待着的思想位置，也更改了他关于文学的知识结构的位置：以前的现实—思想—文学，变为生活—思 想—形式。在这一改变中，现实的复杂度已经被中共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提 前抵达，现实不再是有难度的现实，而是变成了需要去熟悉的“生活”。所以周立波此时的反省里会说：“我们是从旧世界里来的，还带着许多思想上的毛病。”这个毛病就是不熟悉生活。之前需要依赖被科学揭示的“现实”，变成了已经被揭示出内在结构的“生活”，且是工农群众都感兴趣的生活。那文学的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对于政治理念和思想所要求抵达的生活不熟悉而已，现在，我们去熟悉它就可以了。

  二 《讲话》前夜的周立波

  周立波1930年代的观念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经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 1942年理解和接受《讲话》的方式和重心，决定了他在接受《讲话》时不同于柳 青、丁玲、草明、杜鹏程等作家的方式。作家自身接受条件的差异，再叠加上《讲话》后中共政治实践落实于中国社会时所要求的差异性，也决定了看似同一的《讲话》文学体制，实际上变得具有多形态性。

  周立波这一观念意识的路径特征在他1930年代至1941年的创作方式中也会体现出来，尤其在1941年的小说《牛》的叙述节奏、情绪重心方面。这篇小说是周立波1928年离开益阳老家进入大都市后第一次有意识下乡的结果。1941年春，他到鲁艺附近的碾庄住了50多天。虽然在行动上他看似与1942年《讲话》后政治所 要求的深入生活一致，但实际上周立波此时对农村现实的内在感知和把握方式与 1942年后的方式截然不同。

  

  你们碰到过这样的晚上么？坐在一个生活很好的乡村的炉火边，忘记了过去和远方，忘记了远处的人们的不幸，和旧时的生活的悲惨，让绯红的炉火照着你的脸，你的心里盈满了温暖和安宁的感觉，一声不响地听一些乡村的人们，完全用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说法，谈说着天时、鲁艺、共产党的福气、统一战线的掌柜和北欧艺术里面的不穿裤子的婆姨。你们碰到过这样的晚上么？这是很有意味的。

  张启南也在，他坐在炉火边，还是不快乐，一句话不说，只是低头吸他的烟管。在大家笑着的时候，他站起来，象影子一样轻轻地走出了窑洞。大家也动身要走，这一半是因为时候不早了，明天大家很早要起来；一半也可以说是受了张启南的不快乐的影响，没有兴致再坐了。外面的月光很明朗，照出了院子里好几堆残雪，放射着耀眼的光辉。北方的月夜是好的，特别是没有风沙、有些残雪的春天的晚上；明澈欲流的光辉，会使人感到一种清新和明净。院子里的槐树的影子，静静地伸在地面上，人从树底下走过， 一个一个的人影子，嵌镶在树影的枝条间，又迅速地移去。人走尽以后，我也要回自己的窑洞去，经过张家的牛栏时，看见从那月光照不到的牛栏的幽暗处，闪出一个黑色的人，向着我走来。走到我面前，他兴奋地连连地说：“吃了，吃奶了。”这是张启南，月光里，我又隐约地看见了他的快乐的微笑，我也觉得很快乐。常常地，人的心是可以被别人的一滴眼泪，或是一丝微笑撼动的。

  回到房间里，立即吹了灯睡觉。但是很久没有睡得着。从微微明亮的纸窗的外面，清楚地传来了远处的小溪里面的一些青蛙叫，和近边的牛嚼草料的声音，此外是十分地寂静。寂静有时是好的，那会让人清晰地想到许多事。我想起了牛、微笑和革命政权的意义。在这一向落后的陕北的农村里， 因为有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政权，人和人间，已经有了一种只有生活的圆满 和快乐才能带来的亲切的温暖的东西。…… 6

  引文中的第一段写村庄夜晚文人们和村民小聚闲聊中他的走神。跟后来的《山乡巨变》不同，周立波此时还没有找到融抒情于叙事的途径。他需要直接跳出叙事脉络，才能感叹“温暖”与“安宁”，似乎他内心有一口气息不能在与他人的交谈中顺接舒缓，需要另辟一条途径才能吐尽。周立波另起一行，好像询问另一群朋友，“你们碰到过这样的晚上么？”此刻乡村远离不幸和悲惨，而被这乡村夜晚的温暖和安宁感染的他沉浸于此。但这种情境虽然热烈而令人沉 浸，其实也令他有点不安和不适。

  所以，在对村庄群众火炉小聚的描写之后，他紧接着写了两个段落的情绪如何借空间来转移。这个转移并不是他情绪的回落，而是他要寻找另一种更自在和习惯的方式来形式化地释放这些被激发出来的热情。对于周立波来说，热情的形式感并不存在于与村民共同生活的时空之中。这种情境能激发他，但激发出来的热情似乎仍旧只能储存于他的内心，无法依凭这一情境中的人和物来外化释放。他不写炉火，不写炉火映照下窑洞里的农具、灶台，不写农夫脸上褶皱阴影下的光泽感。这是他1957年在短篇小说《山那边人家》里的写法。他此时还无法将自己内心的热情自然扩展到这些现实中的物的色泽中。他当然懂“托物寄情”，但必须是能够被他的感知方式捕捉和深入的“物”。而现在碾庄的窑洞和农具都是从未被文学感知方式描述和规定的物，是陌生的物，情无法萦绕、寄托于其身。这时我们看周立波寻找什么方式、途径，借助什么来给情绪赋形，就能看到周立波此时作为文学家的感知方式。虽然已经在延安，并且跟随大家下乡深入农村， 但此时周立波更加稳定和常用的感知方式仍是他自幼熟读古典和1930年代在上海阅读文学而来的方式。

  比如周立波开始写大家的散。从炉火边走到窑洞外，周立波似乎才找到了令他各种感官舒展的空间，情绪也从各感官疏散出来。先是弥散的月光，又拉回来照映着具体空间中的残雪，再反复在院子中视线推移，天空、地面、人影叠加着 树影，塑造出空间的动静层次。这些描写实际上是脱离窑洞人群情境逻辑的。既脱离农村的现实结构，也脱离张启南的状态。但对于周立波来说，这些疏离于人群的树影、月光、残雪，空气的清新明净以及人影的动静，才是他感知方式中能够将内在情感外挂的形式物。只有呈现出这些在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塑造出这种意象间疏离与动静的方式和尺度，才让他整个人有了呼吸的透气性，他整个人与现实世界才获得某种隐秘的通途。

  对于此时的周立波来说，越是疏离，越是有透气性。而疏离之后，周立波反而感觉与村民是切近的。他回到家，听着蛙鸣，觉得“寂静有时是好的”。抒情距离上的疏离不等于抒发的情感与激发对象上的疏远。相反，因为他内心对这种情感的笃定和信任，让他可以安心保持疏远的距离，不需要急切去攫取。距离上的疏离反而可以让他的情感扩展为阔大、包容，并以弥散的方式反过来萦绕激发他亲近感的人世。这种亲近感的构造方式也许跟中国传统文人的感知方式有关，但亲近感本身是延安政治打造的氛围所带来的。只是，这种构造方式并没有让周立波更接近他这次的碾庄之行所希望了解的乡村和深深触动了他的村民。或者说，周立波一方面在观念意识中渴望为大众、为现实，但他内在的现实感知方式和表述机制并没有跟随新要求而打破重建。他的努力方向，不是揭示现实，而是探寻丰富的“生动”性。不过，他的这种表面努力接近现实、内在却需要疏离现实才能呼吸的感知状态马上就会受到《讲话》的冲击了。但这个冲击首先是来 自理论层面，而不是感知方式层面。他的回应方式，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于《讲话》原则的拓展方式，也是《暴风骤雨》的展开方式。

  周立波这种感知现实的方式并不能直接套用他1930年代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结构来解释。周立波此时的这种感知方式和理解结构虽然与1930年代确有相似之处，但历史实质内容的差异以及不同历史内容所形成的新关系，会对周立波此时的感知状态造成重要影响。比如，他在1930年代上海时期的创作中，虽然也存在文学侧重赋予现实生动性的惯性，但那时的生动性，从未有如此的透气和亮泽。这种透气和亮泽跟中共在延安所打造的整个思想、社会氛围有关。不强调这一层面，我们就会简单化地认为周立波有一个源自1930年代的内在不变的观念意识架构，而此后的历史变化都不曾令其改色。但实际上的情况可能是，周立波的这一观念意识架构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历史条件不断交叉搭配，并不一直处于决定他状态的唯一核心位置。比如，在1930年代和1941年，周立波对“现实主义” 内在结构的理解并没有变，仍是文学无法揭示现实的深层结构。但在1930年代， 国民党实际上也提供了对于中国现实的种种理解，但这种理解并不能得到周立波 的认同。而在1940年代的延安，不仅是《讲话》对文学的政治要求，还有周立波在碾庄所感受到的氛围，还有他1938年行走晋察冀根据地时的见闻，以及中共此时期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诸多具有创造力的论述和实践经验，共同激发着周立波的这一“现实主义”观念结构涌动出新的力量和方向。比如这一晚的小聚，如果大家不是“谈说着天时、鲁艺、共产党的福气、统一战线的掌柜和北欧艺术里面的不穿裤子的婆姨”，如果大家是在阅读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文件，阅读四书五经，我们无法想象周立波会觉得这样的夜晚温暖而安宁，并从内心不断涌动出将这种热情外化的冲动。周立波以自己的感知方式确认着革命实践所打造出的、因对中国现实的深度理解而展开的活跃局面，确认着革命实践的观念、思想、政治、社会、生活等层面的高度活力以及对于一个作家的感召力和说服力。换句话说，周立波关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解构架的活力以及他的感知方式和活跃度，是被中共革命政治实践对中国社会的深度揭示和打造激活的。

  如果没有随即而来的《讲话》，周立波或许就会沿着这样的文学观念方式与革命政治的现实实践互动和呼应。但在这种互动中，周立波的感知方式和疏离方式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被动的。他的感知赋形能力更多需要被某种情境牵动和激发。可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很难达到它所渴望的对社会现实进程的深度介入。尤其对于“提高现实”的内在要求来说，周立波这种感知方式在结构方向上就基本不可能完成内在于“现实”要求的对历史结构的推动、展望和提升。

  所以，周立波了解《讲话》之后，很快便说，“近来使我思索最多的，是我们的生活和思想的问题。我们这些有点写作知识的人，都还能够适当地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都还能够清清楚楚地说一点道理，讲一个故事，有时说得很轻松，有时很沉重。但要提出时代的重要的问题，写出广大的工农群众都能感到兴趣的生活，那就为难了。我们对于那样的生活不熟悉” 7 。《讲话》给周立波提出的新挑战是，“提出时代重要问题，写出群众感兴趣的生活”。周立波明白， 在这一新挑战下，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无论是否生动（或轻松沉重）——那 就远远不够了。因为那可能会流于“修辞”。而现在，《讲话》将周立波推到了 更艰巨、更有分量的工作之中：文学要能够介入现实，并提出时代重要问题。

  

  这实际上是要推动周立波认知时代现实状况，把握其内在结构的构成脉络， 提炼其混杂、焦灼的关节，推动问题的生成与解决，成为掌控历史的主体。周立波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内在压力。他承认，“我们对于那样的生活不熟悉。我们是从旧世界里来的，还带着许多思想上的毛病”。“那样的生活”是指广大工农 群众都能感到兴趣的生活。这是来自亭子间的周立波不熟悉的。周立波其实并非不熟悉工农群众的生活，但并不熟悉他们“感到兴趣”的生活，那是革命政治通 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度认知和实践所带来的新时代的新生活。从一定程度上说，之 前周立波没有深入想过要主动去认知时代并提出时代重要问题。左翼文学观念带 给他的认知结构是，文学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虽然在观念层面也提出要提高现实，但这就要先认知现实，可文学实际上当时并没有可凭借的中介去抵达现实的内在深度结构。左翼文学虽然也叙述时代现实，但更多是观念层面的现实， 并非时代现实的具体构成，也很难提出时代重要问题。茅盾曾在《子夜》里尝试去认知时代，提出时代重要问题。但周立波没有。现在《讲话》要求，在 政治助推下文学应当去揭示和提高现实。这实际上与周立波的观念意识并不矛盾，并不是外在于他的政治强求，而是内在于他的观念意识。这个内在逻辑此时又配合着中共在延安的整个思想—实践活跃探索和生活氛围，一起推动着周 立波去展开新的试探，并在1947年第一次尝试以新的方式写作来探究现实，即 《暴风骤雨》。

  三 《暴风骤雨》的观念前提（一）

  不过周立波并没有在《讲话》之后马上写长篇小说。事实上，1942—1947 年，他很少创作。这一时期他的小说、诗歌、散文及文艺评论都非常少。1944 年，他随王震的359旅南下，1946年写出报告文学《南下记》。周立波实际上并不缺乏军旅经验，1938年他就穿行晋察冀根据地，并写出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 象记》。但他一直没有创作军事题材小说。也可能，从周立波的内在感知方式来 说，从他深入世界的方式来说，军旅生涯过于紧迫了，他无法抽身回旋。军旅生 涯过于惊心动魄，周立波并不擅长刘白羽式汪洋恣肆地直抒胸臆，这种方式反而会让他无法呈现他的内在感知，也无法与现实自在互动以编织出一个生动舒展、 形式精巧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周立波的感知方式和创作方式有一定的封闭性。周立波的内在构成方式不是为文学而文学的封闭式，但左翼文艺也并非意味着自然地向现实无条件开放。对于周立波来说，他的开放度仅限于内在情绪被底层大众的命运激荡；一旦被激发，他可能就需要某种程度对现实或对象的抽离，以疏远的距离将之重置于某种空间中，按照他的感知方式来编码。或者说，一旦被激发，他就需要调动他的感知方式来选择属于他的敏感点，将现实封闭在这种感知方式之中进行编织。而军旅的密集行程以及对军人的高度征用，使得军人的自我必须全神贯注投入生死存亡的每一个瞬间，而他的这种疏离和打量至少会让双方不适，在道德上也会给彼此托付、彼此信任的战友带来不适，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共的军旅作家中，这种状态的战士或知识分子都常常是被批评的对象。

  周立波1941年的监狱系列小说中常让情绪内在于人物现实情境而抒发。但那些小说多是以他自身经验为基础。一旦写他人、写社会、写现实，周立波的感知方式就发挥着更强的与现实疏离、编码现实的作用。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左翼作 家，一个自觉编织和叙述自身之外的现实世界的作家，我们也可以说，周立波一直没有充分“社会化”。或者说，他很长时间内都是面向大众，但更多以自我感知为中心展开创作的作家。这一特点也许也可以被看作他的小说、诗歌等和他的报告文学之间的关键性区别。他早期诗歌和散文均多有面向大众又以自我感知为中心组织和编码现实的特征。从他的报告文学开始，他才更多尝试练习如何在感知方式中（而不是题材选择）直接呈现他人和世界，让他充分发挥超越个别性、 描述普遍性的文学特质。他在1939年的报告文学中可能尚未思考这一问题，在 1946年的《南下记》中也没有更多探索。相对来说，周立波此时更习惯在被现实情境激发后，以与现实对象保持疏离、以自己熟悉的感知和编码方式组织意象来 直抒胸臆，而不是紧贴对象的状态来寻找或开掘抒发路径。1942年之后，当《讲 话》提出面对现实的新要求时，周立波意识到自己“思想”上出了问题。他尝试改变。如何与《讲话》的要求磨合，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而报告文学，包括 1947年的短篇小说《金戒指》，其实可以被看作周立波练习如何将自身更加现实化和社会化的尝试。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暴风骤雨》是周立波的一次全新尝试。对于他来说，这种“新”，首先在于要将自己在尚未被激发和被触动之前，或在被激发 之后，抽离出某一具体现实情境，依赖政治理念重新整理和建立自我和此具体情境之间的关系。这与他之前所习惯的——必须依赖于具体现实，却又围绕自 我感知的——触发机制、感觉方式相当不同。比如他在1946年8月主动选择去东北，而当他在1946年10月参加东北土改，被整个运动震动之后，他就不再以疏离的方式来抒情。在实践中被触动之后，他需要抽离出这一实践和触动。这一抽离是他要截断自我所熟悉的感知路径，从政治理念的角度来重新整理和理解这一实践经验和自己的被触动。周立波遭遇的挑战性在于，要克服他所习惯的——被现实情境触动后，与现实保持疏离，进入以自我感知为中心的——编码方式，现在他要进入政治理念和政治政策所理解的现实逻辑关系中来重建自己的感知方式，展开编码。周立波要克服的是过于以自我感知为中心。

  关键还在于，他抽离出来之后，应该如何确定对实践经验的新的观察点。因为抽离之后，这个观察现实的位置会因为观察者位置的不确定而变得不确定。之前周立波的感知方式是由位置确定的：他面对现实，依赖现实状况中的某一点， 再适当疏离，选择现实中的山月树影雾气或某种关系性，编织为某种叙述或抒情空间。位置中心在他自己这里，而现实在他身旁。他从1930年代开始的创作大多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的。一定程度上，这也是1930年代的左翼现实主义可以接受的。但《讲话》后的政治对现实主义有新要求，它要求周立波在被现实触动激发后，不能停留于自我，而是要返回到这一切现实经验（包括他自己）背后的历史构造条件中。他实际上在重新练习如何面对一个直观经验世界背后的历史暗影， 即时代的历史构造机制。

  周立波现在的抽离方式是，通过政治政策去把握时代的历史暗影。他的感知 中心从自我转到了政治。这种转移在逻辑上延续了他1930年代就形成的现实主义观念结构的理解方式：文学本身无法解释这些现实实践经验背后的深层结构，需要思想（现在是政治，为什么政治在1940年代能发挥这种作用，也是值得讨论的 问题）来揭示现实结构，文学在此基础上再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并不是《讲话》 所带来的唯一一种可能，比如周立波的这一方式同柳青就非常不一样。周立波对《讲话》的接受角度同他1930年代的文学观念有关。正是《讲话》后整个文学观 念的变化所带来的文学创作方式的变化，使得周立波需要重建自己与现实世界的联结方式，而这个重建的方式、途径、角度又被他之前观念意识中对“现实”的 理解方式牵引着。

  这也是周立波在创作自述中谈到的，他在创作《暴风骤雨》时，需要抽离出自己投身于其中的经验，大量查阅政治文件和相关典型人物的报道，重建认知经验的基点。这是《讲话》之后的文学依托政治为中介来理解现实以重建基本感知方式所带来的认知程序的变化。这一变化其实对所有接受《讲话》指导的作家都是挑战，周立波的回应中其特别性又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通过1948年《暴风骤雨》座谈会的一些信息来分析。《暴风骤雨》座谈会上的诸多评论家指责周立波过度依赖政治文件，而没有回到现实 事件本身，从而改写了真实事件的历史生成语境。这一指责的背后是对这种改写的担忧，也是对《暴风骤雨》写作方式特别性的一种辨认。周立波在自 述创作过程时说：

  动笔之先，我把所有材料都温习了一遍。在研究和回想的当中，人 物逐渐的浮起，故事慢慢的形成。往后我就研究中央和东北局的文件， 追忆松江省委召开的县属联席会议以及好多次的区村干部会议。借着这 些文件和会议的指示和帮助，重新检验了材料和构思，不当的删削，不够的添加。

  但是所用的材料，都是个人的经历和见闻，不知是不是典型？我借了东北日报登载土改消息最多的几本合订本，把半年多的二版上的文章和消息全部阅读了，把构思中的人物和故事，又加了一回修正，稀奇的删削， 典型的留存。这样，下卷里的情节和人物，虽说不是东北各地一致的典型，至少也是北满农村普遍的事例。8

  周立波反复掂量的重点是文学的形式编织和情节人物设置如何才能借助文件和 会议的指示，通过拣选材料和构思来达到“普遍性”和“典型”。这与《讲 话》所要求的“提出时代重要问题”施与文学的压力有关。但实际上，这里存 在着一个“普遍性”和“典型”如何才能具备揭示现实深度结构的能力的问题。比如，周立波1947年的困扰背后，隐藏着的问题是，一个地方现实的深度结构，是否必然不具有普遍性？如何才能具备政治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必须 排斥地方现实的深度结构吗？普遍性是历史时刻当下的普遍性，还是具有超历史的普遍性？排斥非典型的典型形象是要针对什么问题？

  与其说这是必然的矛盾，不如说这一定程度上是周立波的特定理解方式构造出来的困境。1930年代的周立波不会面临这些问题。当时他还没有自觉去探索和落实左翼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对现实深度的揭示，他是在理论观念层面敞开这一问题，但由于这一观念结构预设了文学没有揭示深度现实的能力，他也就没有动力探究这一方向的可能性。《讲话》前后，中共给出了关于中国现实状况的叙述， 这实际上帮助周立波解决了他既有文学观念中的结构难题，所以他会在创作《暴 风骤雨》时研究中央文件和追忆各种会议，以切实把握现实的深层结构。但周立波的特定路径是，直接用文件和会议的指示来裁剪和择选经验，而不是紧贴实践经验的起伏变化来观察这一文件指示在何种条件下才具备普遍性，哪些经验可以成为什么状态的典型案例？他很快就接受了政治对现实的深度揭示。可哪种文件 才具有这种普遍性呢？

  即便《讲话》已经发表五年，但文学如何才能服务于政治，的确尚未有固定标准。对于周立波来说，他对《讲话》的理解、对普遍性的理解，还是借助了他在1930年代对于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解。比如他谈道：

  北满的土改，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我只顺便的捎了几笔，没有着重的描写。没有发生大的偏向的地区也还是有的。我就省略了前者，选择了后者，作为表现的模型。关于题材， 根据主题，作者是要有所取舍的。因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反映现实，不是自然主义式的单纯的对于事实的模写。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应该是作 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观点上所看到的一切真实之上 的现实的再现。在这再现的过程里，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容许选择，而且必须集中，还要典型化，一般的说，典型化的程度越高，艺术的价值就越大。9

  周立波直接把《讲话》的政治要求衔接到他1930年代对革命现实主义“提高现实”的理解之中。这一步他推进得太快了。周立波在理解《讲话》时，一方 面因为他1930年代的现实主义观念中，文学缺乏揭示现实深度的能力，需要哲学、政治、思想的牵引，《讲话》的政治要求提供了他观念结构中的需要。另 一方面，周立波又急切调动他193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中对“提高现实”的理解 来配合《讲话》的政治要求。这就使得他在创作《暴风骤雨》时，会急切征用 中央文件和会议指示来裁剪经验，而他自身内在的感知方式的重建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政治的普遍性成了一个外在于其经验的“套娃”。

  不仅如此，在周立波以文学配合政治时，他1930年代关于典型的理解也影 响到他此时对经验的处理方式。比如，《讲话》的确带来一个张力，政治实践需 要文艺配合写政治所需要的普遍性和典型性，但政治也需要这种普遍性具有当下 性，要求典型性具有及时性、精准性。文学也需要。可二者各有内在要求，其所 需并不一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境下都能保持一致。周立波从自己的状态出发，在创作《暴风骤雨》时，他虽然拥有当下性和及时性的实践鲜活经验，但此时最令他焦虑不安的是如何获得普遍性和典型性，克服这种当下性和及时性对普遍性的 干扰。可获得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同时，如何才能不丧失现实的丰富性？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特别功能到底是什么？政治可以作为文学抵达现实深处的中介，但它仅仅是认知的中介，并不能等于（或永远等于）现实的内在结构。也就是说， 文学以政治为中介，但仍可以（也应该）揭示政治所没有揭示的现实深处。如果我们说古代中国的现实深层结构被相对稳定地表达为“道”，那现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结构的内在核心到底是什么，仍是一个需要政治—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探索和发现的未显物。1940年代充满活力的中共政治自身也在努力探索中国 社会良好运转的奥秘。文学服务于政治，并不等于文学复写政治。这需要周立 波重新探索文学如何以政治为中介去认知现实，且塑造出的典型性不丧失现实 的丰富性。

  四 《讲话》对现实主义典型问题的新挑战及

  周立波的处理方式

  如果对照周立波1930年代对于现实主义典型的理解，就可以更清楚看出他对 《讲话》的接受的特定方式和层面。典型问题周立波早在1930年代就有整理：

  典型人物不是抽象的，理想的，典型人物的生产过程，是精密的科学过程。如果说“一再的观察”是科学的主要精神，那一切不朽的典型人物 的创造者，差不多都有这种精神。……文学典型的制作者，是用敏感代替 了显微镜，用深入的眼力代替了X光线，在社会环境这个庞大的实验室里检出她们的结论，在这里，去概括一切不同范畴的人类的抽象的企图，固然不会成功，而一切太依作者的理想的努力，也常常成了失败，沙宁的伟构，也因为阿志巴绥夫把对于自己十分中意的特质赋予了沙宁，而有着做 作之嫌（沃洛夫斯基）。10

  在典型塑造问题上，周立波强调要基于观察，又对“观察”的方式进行特别界定：一般的观察实际上是没用的，需要的是“锐利的眼光”“灵敏的感觉”式 的观察。这就使得文学跟科学实际上不一样，实际上并不精密。他一直用主观能力来界定观察，用敏感代替显微镜，用深入的眼力代替X光线，等等。这里 的行动主体是作家自己，且看不到其他外在援助。当典型制作出来之后，它还需要被“社会环境”检测，是否是成功的“典型”。过于抽象或过于主观特 殊，都不属于成功之作。周立波实际上是力图在理智中求得一种能兼顾的、稳 定或稳妥的“典型”。至于这种“典型”是否具有、如何才能具有实践形态和 价值，他并没有仔细考虑。比如，如果这个社会环境并不是稳定的，而是处于 历史动荡时期呢？它如何能具有类似于实验室的稳定的检测能力？社会环境与 实验室之间的差异在于，实验室是被设定的，而社会环境大多时候是不确定的。尤其是对于20世纪的现代中国来说，一切都尚未有定论，那此时如何衡量典型之为典型呢？对这种社会环境来说，哪种典型属于过度抽象？哪种典型又属于过度主观化？人们对于哪种形象属于那个时代的有代表性的典型，其标准一直在变，或者说，“典型”总是处在社会各方力量的争夺之中。

  周立波这里的社会环境缺乏历史具体性，其属性相对静止。这种检测就会很奇怪，它其实无法准确探测出《萨宁》对于阿尔志跋绥夫的重要性，以 及对我们理解1905年前后俄国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么不够典型的作品在那个时刻却比《战争与和平》更能获得人们的关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周立波说的这个“社会环境”，实际上会在特定历史状况下变成 一个平均数、切割机，变成一个为了保证被他选中的特定作品具有典型性而具有高度排斥性的、脱离历史现实的抽象环境。它更多是被构想出来的——如期待出现某个稳定的历史时期——意在作为永恒艺术殿堂存放不朽艺术品的。它似乎能自动检测出过于理想化或过于琐碎的作品，比如《萨宁》就被检测出来 了，但实际上鲁迅却非常喜欢。

  我们当然不能把鲁迅是否喜欢《萨宁》作为它是否是高水准典型的标准。可《萨宁》至少将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知识分子中显而易见的情绪具体化了。它在1905年是具有普遍性和及时性的，且它的这种普遍性和及时性比《战争与和平》更加能够凸显这一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可以说，在社会历史变革时 期，这样的小说同样具有典型性。可由于周立波在他的观念结构中，预设了一个稳定且抽象的社会环境作为检测所有文艺作品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场所，他也就弱化了在社会道德层面判断文学作品的敏感性和现实感。如果现实主义文学的普遍 性要基于典型形象来体现，那周立波实际上对现实主义文学典型的历史性和及时性考虑得不够充分。至少周立波在1934年时对这一点不够敏感。他对典型的理解，更侧重静态的艺术性，而不是现实性。周立波此时的文学理解中没有强烈意识要让艺术形式充分而敏锐地涵摄现实。本来具体性是典型塑造的题中之义，但在周立波这里实际上恰恰是丧失了历史具体性。

  在周立波这里，典型的普遍性与“提高现实”相配合后，典型的认知方式和 塑造方式以及“提高现实”中的方向性共同强化了认知在提炼材料过程中的“抽 取”行为。比如从某一社会群体里面抽出最具性格化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语言等，将这些抽象出来的材料体现在某一个人物身上，以提高不够理想的、充满杂质的现实。周立波的认知和塑造方式使人物相对于他所处的实际 环境，发生了变形。而这个变形后的典型人物，周立波认为它可以满足“提高现 实”的认知要求。但周立波此时似乎无暇顾及，这个典型人物本身在混杂现实中的鲜活性和饱满度很可能会因此受到损伤，或只能有一种概念性的饱满。

  这正是周立波在《讲话》后持续运用的认知方式。在《暴风骤雨》的创作谈里，他对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以这种认知方式来展开的（但这并不是《讲话》所规定和要求的方式，柳青的方式就与此不同）。周立波实际上并没有因为接受《讲话》而发展出新的塑造典型的认知方式和表现机制。从政治的党性和阶级性观点到典型塑造之间，的确需要对经验材料的选择、集中。但如何选 择经验材料、以何种路径和角度来集中这些材料，却涉及非常复杂的“手术”过 程。这一过程恰恰是艺术活动的关键所在，也是如何才能发展出以政治为中介的文学自身的感知方式、认知方式、叙述机制乃至节奏、气息、风格的关键所在。可周立波1947年对典型化的认知并没有因为政治的中介而对1930年代的认知层面 有所突破。相反，《暴风骤雨》的叙述形态反而让人看到，政治中介带给周立波 的，更多是认知层面的便利。萧祥、郭全海、韩老六等主要人物更多不是饱含生活现实气息的典型人物，而是被政治文件规定了的类型化人物。

  周立波在1930年代就认为，“典型”并不是类型。但他还是过度强调了为了提高现实而必须采取“抽取”的方式来塑造典型，这实际上会带来类型化的后果。他对这一过程的内部复杂性没有展开充分的文学创作上的探索，也没有积累 足以充分处理相应材料的文学创作经验。如果我们认同典型的内部是由个别性和共同性构成的，那典型的构成是需要这两者在某一时刻达成相互交融的动态平衡。在这两者中，个别性和共同性都不是既定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待构成的。文学如果以政治为中介，在这样的不稳定历史时期，政治实践即便能在某一时刻深 入且有效地抵达社会环境，但政治也会处于不稳定之中。文学对政治的依托就需 要经由政治眼光进入实践后，文学自身再与这一眼光之下的现实展开磨炼、缠斗，与之对应的典型塑造实际上也就很可能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此时典型塑造过程中的这个共同性如何能在“抽取”材料中，还能涵摄和容纳处于不稳定状态中的个别性，且使其葆有丰富度，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挑战性的问题。

  周立波1930年代尚未在创作实践中去触碰这一挑战。而《讲话》将政治引入文学—现实—作品这一过程之后，实际上是推动文学重新寻找和建立对于现实的敏感性和具体性。换句话说，《讲话》将周立波之前由抽象的“社会环境”来检 测作品的典型性改为由“政治”来检测。这不再是静态的“社会环境”的检测， 而是由动态的“政治理念”“政治实践”检测。这里的“政治实践”就承担了很多功能。比如，之前整个文学活动过程的核心是由敏锐的观察来发动和组织的， 观察的动力核心是作家本人，标准是作家根据自身文艺修养水准和道德水准来判 断的；而现在，文学活动过程需要围绕政治实践来组织对于文学材料的选择、文学叙述角度的调整，作家需要参照政治政策来确定普遍性和具体性，等等。文学在整个现实世界中的位置在移动，而且需要持续移动，它需要重新获得一个可以 积蓄能量以便有效介入现实的位置。

  概言之，周立波一直期待文学典型具备普遍性和具体性。1930年代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深入认知现实结构，侧重在文学上追求典型的具体性、生动性。当1940年代他在延安时期被中共政治实践所打造的诸多方面的氛围感召，愿意以文学配合政治时，实际上他的整个感知方式都受到冲击，又来不及一一重建。在 这个意义上，《讲话》不是给他带来了文学的规范性，而是给他带来希望的同时又带来无措感。即便投入政治所推动的东北土改实践之后，他应该如何整理所获的经验，并赋予其普遍性和具体性，仍没有可供模仿的现成模型。当1947年构思 《暴风骤雨》时，当依托于政治来寻找和整理出东北土改经验中的普遍性和具体性时，他面临着如何理解政治实践中的普遍性，以及政治实践中的具体性，文学如何设置人物和情节来呈现这种普遍性与具体性等问题。

  五 《暴风骤雨》的观念前提（二）

  《讲话》后的革命文学以政治为中介，中共政治就对文学具有高度规约性， 但也并不等于此时文学只能直接挪用政治观念作为文学理解现实的工具。延安时期中共政治政策或文件的形成本身，之所以对周立波具有说服力，并不只是因为它是政治的，更是因为它来自这一时期中共政治实践与中国社会现实的有效互动，以及政治对社会现实的有效打造方式和途径。正是中共（而不是国民党）在这一时期找到更多政治与现实之间的有效互动路径，并打造出更具活力的新的社会氛围，才会吸引包括周立波在内的诸多知识分子。1940年代中共政治吸引力本身主要是来自它与中国社会的这种深入互动过程。周立波在接受《讲话》时，感受到的、被感召的正是这整个思想—观念—社会—组织氛围。可他在认知层面的整理中，恰恰忽略了中共政治实践过程中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碰撞、受阻、挫折、 纠偏与再探索和再深入。周立波在东北时对政策文件的过度重视，正可看出在他认知中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分处的不同位置。问题是，即便是接受中共政治文件，实际上也需要分级，中央级文件、地方级文件和县级文件有政策上的一致性，但也有不同层面的侧重以处理不同地方状况。周立波在依赖文件时，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些差异性文件中对政治实践经验的不同获得方式和过程，他在认知中高度选择性地择取了他所需要的政治对现实的定性，且将之作为既定的结论运用于他的现实理解和文学机制之中。

  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政治文件和政策与中共自身的政治实践之间，并不总是紧密扣合的，比如很多实践经验并没有被整理和总结到政治文件之中。当中共自身的文件不能充分整理自己的实践经验，周立波却又过快依赖文件来理解现实， 那即便他能投入生活、投身于土改，他对现实的理解和叙述很大程度上也会被政治这个中介截留。《讲话》后，文学以政治为中介，但当东北土改时政治自身也在摸索之中，文学应以政治为中介后自己再度深入探索，以抵达现实深度为自身目标，并以此开拓和丰富政治的摸索。这时候的政治就更多被作为一种认知的指引，而不是决定文学认知现实的构架。当政治自身的整理不够充分时，文学还是可以以之为中介，但通过自身的摸索抵达现实实践经验的深度，以弥补政治对实践经验的整理不足。当周立波过快地以政治文件为准、认同政治对现实的深度揭示，他甚至难以理解中共政治经验的内部构成方式为何会出现变化。那此时的文学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呢？

  周立波在构思《暴风骤雨》时，寻找报纸、文件、会议决议中关于政治实践 的叙述，“借着这些文件和会议的指示和帮助，重新检验了材料和构思，不当的 删削，不够的添加”。座谈会上李一黎就谈到当时东北土改的实际过程，以反驳 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的叙述：

  ……（小说）写开始发动不起来群众，群众开会就走，其实，这种情形在初期还比较少。因为那时群众不了解我们，所以也怕我们，叫他开会来，他是不敢溜掉的。11

  当时批评周立波的还有不少评论家，如韩进在《我读了〈暴风骤雨〉》 一文中说：

  第一是没有“突出地”表现当时运动的特点。当时运动的特点是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足，党的领导作用，是运动的主要因素，运动的胜利或挫 折，主要的决定于领导的强或弱，决定于领导方针的正确或错误，决定于领导上采取群众路线或包办代替，而包办代替的领导方式，有一个时期曾成为普遍的现象，当时土地改革的成绩，主要是从我党进行自我批评，克 服包办代替，执行群众路线而获得的，所以介绍马斌式的人物，提倡马斌式的作风，曾是当时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其后的“煮夹生饭”也是贯彻 了这一精神的。12

  蔡天心在《从〈暴风骤雨〉里看东北农村新人物底成长》中也认为：

  作者在作品里回避了土改中许多比较重要的问题，部分地修改了现实斗争生活，这就不能不减低作品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在土改运动当中， 最初曾有过照顾地富阶级的右倾思想，而在接近后期也曾经出现过“放手就是政策”，“运动就是一切”，“贫雇农当家”，“彻底满足贫雇要 求”，农业社会主义以及侵犯中农利益等过左的思想和行动，这种先右后 左的偏差，在各地都或多或少发生过。我以为作者如能加以正确的描写， 深刻地暴露现实中本质事物的冲突，加以形象地批判，这就能更完整地表现农民思想底成长，而使作品更富于典型意义。在土改以前农村的农民， 一般是有着比较浓厚的宿命，迷信，封建等落后观念，经过工作队的教育启发，开始觉悟，但仍不敢和地主撕破脸进行斗争，动摇、犹豫，又经领导上的撑腰，农民才逐渐打破顾虑和地主讲理，后又因为对政策的掌握不够，发展成为一种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想，出现了严重的侵犯中农利益和在打杀人问题上过左的行动，然后由领导上予以纠正。启发农民如何团结中农与如何对待地富阶级，领导农民自己动手纠偏……这是东北农民在土改运动中思想发展所经过的道路，抽掉这过程中间的任何一部分，都难以了解农村的新人物如何在思想上逐渐成长起来，并如何从实际斗争中学会以主人的姿态，掌握农村政权。13

  当时诸多评论家的关注点都在于周立波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设置与实际经验过程不符。的确，周立波将工作队队长萧祥设置为稳重、成熟的干部，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设置为思想进步、省悟快、觉悟高的农民，从而“回避了土改中许 多比较重要的问题，部分地修改了现实斗争生活，这就不能不减低作品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周立波的自我辩护是革命现实主义需要对经验材料进行“集 中”和“典型”化处理。一个要求紧贴实践经验，一个要求提高现实。

  如若我们暂时将这两种理解方向看作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张力，那它们如何在 具体创作中协调和平衡，则不只是党性优先就能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暴风骤 雨》座谈会的诸位和周立波都可以说是在维护党性。在1940年代后期，党的目标 是解放全中国。周立波及各位评论家当然都同意，但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 推进这一目标？

  周立波以1930年代他的文学观念为基础，接受《讲话》“提出时代重大问题”的政治要求，希望在文学中作出新的尝试，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会在没有将政治文件内化为自己的经验体认之前，在没有将之内化为自己独特的感知方式之前，就试图通过选择、裁剪材料来寻找到这种方向性和普遍性。这实际上相当于从外部借道具，虽然这个政治的道具是他内在认同的。但从内在认同到落实于实 践经验并在实践经验中重塑自己的感知方式，这中间还有诸多环节和巨大裂缝。没有完成这些环节的转变和生成，就展开对现实实践的叙述，则会在小说中引发诸多问题。如周立波会直接将工作队萧队长设置为一个有着成熟经验的干部，将韩老六设置为一个集地主、恶霸、汉奸于一身的阶级敌人，将积极分子设置为道德上无瑕疵的贫农，以配合某一级的政治文件（当时东北局的文件也被周立波高度筛选了）。这种设置的简化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政治文件对于实践中各种状况的整理和反思（评论家们也讲到了政治上的反思和纠偏）。小说的这些设置看起来直接体现了“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党性和阶级性”，可它实际上取消了文学在认知中国社会现实方面的特别能力。

  也因为周立波过于依赖政治文件作为认知中介，过快地从经验材料中抽取、 拣选出“典型”，实际上他也就错失了原本在《讲话》原则下可以探索的诸多可能道路以及诸多可能空间，如此时革命文学逻辑中“政治—社会—文学—现实” 环节中的“社会”环节。探索这一环节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这是文学以政治为中介但并不以政治为标的的关键，也是文学形成自身独特感知方式并对政治具有协助或对峙力量的关键环节之一。

  比如从当时评论家们的质疑来看，1946年的东北土改远不是《暴风骤雨》 中叙述的以动员群众为主。恰恰相反，此时的土改实践过程是前期过多照顾地 主、普遍包办代替，和蔡天心所说的后期为克服包办代替时出现的“‘放手就是 政策’，‘运动就是一切’，‘贫雇农当家’，‘彻底满足贫雇要求’，农业社 会主义以及侵犯中农利益等过左的思想和行动”，等等，且“这种先右后左的偏 差，在各地都或多或少发生过”。

  这样的政治实践过程会给以特定状态接受《讲话》的周立波带来困扰。没接受《讲话》之前，周立波由于不需要考虑直接配合政治，他可以面对现实中诸多状况来选择切入的角度。可当他要考虑配合政治时，文学对于现实的理解，实际 上需要位移到一个新的结构关系中的特定位置，且是凭借文学自身很难获得的认 知点，比如叙述者需要移动到一个以工作队发动群众、打倒地主为轴心的政治视 野点来带动所有人物和情节。而之前他可能会选择一个路过的知识分子或一个大学生的视野点。周立波实际建立起来这个理解现实和结构现实的构架是他之前的 观念意识中很难具备的。这个新的政治—社会结构关系中的视野点是需要他的文 学观念发生位移才能获得的。比如对于地主问题，在他之前的文学视野中，可以批判和揭露地主生活以及封建社会家庭的种种不堪。但这种揭露对于现代中国的前途命运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能由此确定现代中国的内在性质？这是新的结构关系视野带给周立波的新的可能。

  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的选择是一个由政治确定出来的、关于现代中国内在构成的理解方案和规划。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共的这一理解方案或文件与其成功实践的经验并不完全吻合。比如，在历史实践中何时、以何种方式对待某个地方社会中的地主，如何理解中国社会具体现实结构（不只是在阶级论的观念层面，同时还能将阶级论有效落实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比如工作队干部的作风、 自我意识、群众路线等，这些都是阶级论能有效落实于中国社会的具体路径），并在具体实践方式、路径、工作方法等层面有切实构想和推进，这是现实主义文学视野自身很难构想却是《讲话》后的作家必然会面临的。这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共政治对于文学来说的不可替代之处。

  从这个角度来说，《暴风骤雨》是第一次在小说中尝试正面描述如何以历史主体方式确定现代中国的性质，这一历史主体的实践将决定千千万万同胞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既荣耀又艰巨。这也是周立波为什么会征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这段话：“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的各省起来，气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 住。”周立波征用这句话并非只为保证作品的政治正确性，他可以有很多种选择来保证作品的政治正确性，但周立波为什么会选择这段话来展开《暴风骤雨》的叙述？以政治正确性来解释对这段话的征用，无法具体说明《暴风骤雨》在周立波这个具体作家自身脉络中的生成机制。对于1947年的周立波来说，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以政治为中介叙述具有深度的现实内在结构。

  

  但周立波在以政治为中介时，面临着以哪个“政治”为中介的问题。中共自身关于中国历史现实的叙述处在变化之中。比如，对于理解1940年代整个中国 局势走向和1946年前后的东北局势来说，最直接的叙述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文献。这些认识和 表述与毛泽东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感觉意识和认知判断都不尽 相同。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历史现实的认知和实践在不断调整。这些不同叙述以及以这些不同叙述为基础的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期落实于 中国社会时，有不同的效力；且当政治实践不能有效落实于中国社会、出现曲折波折挫折时，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做出的校正和再推进，其所获得的军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都不一样。这内在的历史实践经验都是需要细致分辨甄别的，在这样的历史辨析中才有可能反复磨炼和建立起某些认知意识和能力，当《讲话》后的文学以政治为中介去认知现实时，以这种意识和能力去辨认政治实践真正与现实建立起结构性关联的多层次和多层面。文学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实践—政治表述过程中深度投入、体会、辨识，才有可能准确把握和拿捏所叙述事件需要以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