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春高二下册教材解读与拓展（新教材）高中思想政治选择性必修3—人教RJ版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教材解读与拓展》知识覆盖面广，由全国各地优秀的命题专家、教师结合多年一线教学经验和高考研究成果命制，充分地体现了教学目的和要求，既注重考查重点知识，又适当考查知识的覆盖面；既考查双基，又考查各种能力。知识分布合理，难中易各层次合理搭配。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难度、区分度，能够较准确地测试出学生掌握和运用所学知识的真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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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教材解读与拓展》知识覆盖面广，由全国各地优秀的命题专家、教师结合多年一线教学经验和高考研究成果命制，充分地体现了教学目的和要求，既注重考查重点知识，又适当考查知识的覆盖面；既考查双基，又考查各种能力。知识分布合理，难中易各层次合理搭配。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难度、区分度，能够较准确地测试出学生掌握和运用所学知识的真实度。

• 作者：Bronzes 发布时间：2021-03-29 12:52:42

  这不叫书，堆叠概念，没有逻辑，如果你当“读懂”是死记硬背那读懂还有什么意义呢？看这套书，非常难以理解其中的内涵。想理解，需要有逻辑地学习

• 作者：宝宝 发布时间：2022-04-27 12:02:20

  老旧

• 作者：净口 发布时间：2021-04-04 21:33:05

  理财就是理生活。

• 作者：很想吃花生 发布时间：2010-01-07 19:12:39

  很好的书。

• 作者：black.f 发布时间：2020-07-05 18:17:19

  不知道是原作还是翻译的缘故，阅读的感觉像吃夹生饭一样。而且既不福，也不克。作者其实不用非要cue原著的，写成这样读起来都不想带脑子，然而时不时冒出来的一句你知道我曾在某篇中写过什么什么，其实是假的，是我杜撰的，简直让人有种一脚踩空的难受感。

• 作者：吃瓜群众王看山 发布时间：2015-12-09 23:49:05

  这书大纲编排明显没有博论编的合理啊！

• 证明的困境——《科学作为天职》读后

  作者：汝默 发布时间：2019-09-20 16:00:13

  一 证明的困境

  作为一名历史系的学生，我时不时会遭遇不太熟悉的亲戚朋友这样的“灵魂拷问”：“学历史有什么用？”我可以为他们提供过一些理由和解释，比如宏观来说可以了解古人的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微观来说可以知道古代某个具体人物和制度。但是往往这并不能令他们善罢甘休，接下来可能又是数记“暴击”：“这又有什么用？学这个将来能干什么？能赚大钱吗？”这些问题就不那么好回答了。

  “能赚大钱吗”这个提问听起来很俗，但内涵却是十足的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它预设了赚钱就是人生的目标。《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就说：“赚钱成为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满足人之物质生活的手段。人与赚钱的这种关系，可说是‘自然的’状况之颠倒，从一个公平的观点来看，这种颠倒是全然没有意义的，但很明显，这却是资本主义的一项主要原则。”围绕“赚大钱”的目标，人需要计算成本、制定计划并付诸有效率的行动。一般而言，计算得越精明、执行得越有效率、理性化程度越高的人越容易“赚大钱”。

  对于身处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人来说，以赚钱为人生的目标似乎已经是人人皆应如此的事实，反倒是以别的东西为人生追求，成了令人难以理解、需要提供论证的事情。但从事科研工作的人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理性地科学证明手段来说明我们从事的这些工作是有意义的。而这个证明的困境，也正是马克思·韦伯在1917年发表的《科学作为天职》这篇演讲中所想要重点回应和解决的。

  二 外部学术体制

  当今时代，想要从学术职业的外部环境去寻找从事这门职业的意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学者的学术成就、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社会财富之间往往是错位的，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说法，“学术生活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

  现代学术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体制化经营”，跟以前“学术贵族”的时代已经大不一样了。古希腊的哲人们可以尽情地思考宇宙世界人生的问题，因为城外的葡萄园里有数十上百个奴隶在为他们劳作，而今天学术体制中大部分科研人员却都反过来像企业员工一样在为“老板”们打工。

  如一些政治学和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现代机构的学校与早期纺织工厂是同时被发明的。他们都把劳动者集中在同一个屋檐下，都通过时间表和人物细分的设计实现监控和评估，都意图创造可靠的、标准化的产品。”如今学术界有一个非常流行且有意思的词汇，叫做“科研民工”，生动反映了社会像经营工厂一样经营学术的实态。很多科研人员拿着相对较低的收入，从事着检索文献、反复实验和收集数据等近似体力劳动、被戏称为“学术搬砖”的科研工作。

  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演讲的开端就在描绘和比较德国学者和美国学者的典型学术生涯，并指出美国的大学体制所带有的浓厚资本主义企业色彩。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基本理念是经营，是形式理性下的资本计算，即通过预算管理和过程控制，实现营利和效用的最大化。韦伯最后总结说，德国的大学体制正“向着美国体制的方向发展”。韦伯的时代正是德国学术体制化蓬勃开展的时代。

  当时德国在文化教育领域，以主管官员命名的新科研体系“阿尔特霍夫体制”基本是按照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通过大幅度增加预算拨款、兴建国家实验室以及行政干预教授人事任命等方式，“将科学与金钱、权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竞争需求空前结合在一起。”现代学术的体制化，实质上就是大型企业理性经营深入控制影响社会生活的过程和反映。

  应星认为，现代中国大学里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韦伯当年对德国大学处境的观察。”国家以重点课题、项目等形式引导学术的发展；官僚化成为大学的突出问题；论文刊物和量化考核体系成为学者的“紧箍咒”；大学教师的阶层分化明显，等等。渠敬东说“学术生活就像一场赌博，因为它显影的底版就是资本和权力的博弈场。”

  如果从外部环境来看现代的学术职业，虽不至于糟糕透顶，但至少也是压力山大，而且还不一定能带来权力、地位和财富。因此，如果是面对寻求“当大官”、“挣大钱”的人，科研工作者最好诚实一点的回答：这项职业就是无用、没有意义的。

  三 内在预设真空

  其实不仅从外部体制环境寻找学术的意义很难，从内部精神追求寻找学术的意义也不简单。因为启蒙时代以来，随着理性的强势崛起，库尔提乌斯说：“理性化意即相信可以通过计算支配一切，或者换种说法，理性化意味着世界的祛魅。”传统的宗教信仰和诸多非理性的思想被“祛魅”，困扰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和韦伯等一系列学者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价值预设共识出现了巨大真空。

  以历史学为例，马克思•韦伯说：“（历史）教导我们，如何理解各种政治、艺术、文学以及社会的文化现象形成的条件。但是，这门科学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文化现象在过去和现在是否有存在的价值。也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是不是值得付出这么多努力去认识这些现象？”曾经这对于古代的历史学家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或相信历史中存在着道德的至善，或相信历史中有上帝的旨意，因此追求历史真相就是在追求至善或者神意，但是现代历史学的发展已将这些带有一些主观信仰色彩的东西统统“祛魅”了。

  卡尔·马克思曾经对这种“祛魅”抱有一种乐观的理性态度，认为“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但是托克维尔却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关于上帝和人的传统观念消失后，现代社会中的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正当性的一般价值预设共识就已经被抽调了。韦伯基本承认这一观点，因此当面对科学价值意义方面的提问时，韦伯的答案就像托尔斯泰回答死亡的意义一样：科学也不具备先验的价值意义。

  简单的说，现代科学所产生的技术和知识只是经验层面上的，而价值层面上的问题是科学自身所无法解答的。追求科学，就是追求技术知识、思维工具及一种“清明”的科学素养，而不再是寻求科学背后的什么意义。因此，文章开头提到的像“学这个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历史学或者说科学本身是无法回答的。

  韦伯这样做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当时德国学界有很多教授在讲坛上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用自己的学术和知识权威为自己的政治价值判断背书。但在韦伯看来，学者和政治家二者的职业伦理应该有判然有别，政治家可以到处宣传鼓动、吸引别人追随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政治观点，但是学者却应该严守“价值中立”和“讲坛禁欲”。

  韦伯认为，当统一的价值预设共识消失后，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的“诸神之争”状态中，“对生活最终可能保有的各种立场，相互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它们之间的斗争也永远不会终结。”科学本身并不能证明某种价值是正确的，所以教师并没有什么‘专业资格’成为他人的人生导师或政治领袖，“知识分子从事学术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关于这个世界和人生的一般的意义解释，而是为了增进人们用以支配这个世界和人生的技术手段。”

  因此，施路赫特指出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有一个中心问题：当科学只能是一种促进技术和知识的手段工具时，他能否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而这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真正关切的问题，也就是李猛所言：“作为一个学者，你到底有没有可能，当学术不直接回答人生意义的时候，但你仍然觉得做这样一个研究者，是有价值的。”

  四 寻找天职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在韦伯的社会学中，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只有在理性主义行为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实验和自然科学，才会产生出法理型的社会行政管理体制和企业劳动组织。“社会行动被分为合理性和非合理性两大类，而合理性行动又被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在韦伯看来，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来源于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的紧张与对立。”

  科学研究是一种工具理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职业，但是这种职业如果没有内在价值理性的支撑，就会陷入真正的“虚无主义”，所做的研究最后都是没有意义的。

  不仅如此，一个纯粹工具理性化的世界也是极为危险和有害的。韦伯学习成长于德国俾斯麦统治时期，这位德国的“铁血宰相”奉行威权主义统治，在他的任内塑造了德国堪称世界模范的“理性官僚制”。在强人政治领袖的统帅下，德国的官僚只需“对于上司的命令，就像完全符合于他本人的信念那样，能够忠实的加以执行，即使这命令在他看来有误”。但是俾斯麦下台之后，韦伯看到德国虽然有着出色的军政和民政官僚系统，却始终欠缺着“政治家对国家的领导。”在韦伯《政治作为天职》的划分中，鲜明的价值理性、“采取立场、好恶分明是政治家的本色，尤其是政治立场的本色。他的行为所服膺的责任原则，同文官的原则截然不同，甚至正好相反。”有学者评论认为：“俾斯麦缔造了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非常不幸的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确立的特殊统治地位，却导致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后果，那就是德意志民族习惯了一个伟人的照料……以至于在他黯然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在这个民族需要立刻承担起照料自己的政治责任时，从上到下的政治成熟程度，看上去却恍如倒退了几十年。”

  李猛在《专家没有精神？》一文中说：“德国这一理性官僚制发育最为成熟的过度，却令人惊讶的伴随着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理性的技术专业化及训练’，对于政治生活而言不仅是不够的，而且在许多时候是真正政治领导的巨大障碍。……韦伯的思想并未忽视或回避现代政治生活面临的中立化和技术化的危险，从而使科学沦为非政治化的工具。‘科学作为天职’和‘政治作为天职’这两篇演讲，其理论前提就是现代政治生活为制度化经营所主宰的世界图景。”

  所以，韦伯认为从事科学研究者最重要的内在精神任务，就是寻找一种“天职”，这种“天职”就是打通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桥梁。

  韦伯“天职”的概念直接来源于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发现近代欧洲生活的本质虽然一向以工具理性为导向，但这种工具理性又与价值理性有内在关联，实际上前者源于后者。韦伯在书开端就指出现代欧洲社会里“商业领袖、资本家以及熟练劳工”等等“几乎都是新教徒”，新教徒有一种“天职”的观念，认为个人的天职是在为劳动而献身的过程中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通过正当的经济活动而完全投入财富的追求，并且避免以这样的经济活动所得来做个人的享乐，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所独具的特色。这一精神乃根植于一个信仰，认为在一个选定的职业上有效率地工作的价值，是一种义务和一种美德。”

  科学职业与此类似，虽然科学不能证明价值预设的正确与否，但是也必须需要某种价值预设。这种价值预设是一种价值合理性的动力，如果有这种价值预设，那么从事科学职业就是获得了一种“天职”，而没有这种价值预设或者对此不在乎的人，只是获得了一种“职业”。

  但是这种价值预设是一种主观认定的对象，不能越轨地干扰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相反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必须遵循工具理性的原则，我们要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反思、评估和修正我们的价值预设。如田耕所言：“经验科学必须将价值判断视为前提，讨论的是促使价值实现的手段，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如果我们在韦伯的意义上‘经验性’地看待价值判断，研究价值判断首先悬置了价值判断的正当性，而从实现我们的先定目标最不可或缺的手段，以及最可能出现的后果来权衡我们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目标。”

  总结来说，科学自身不能证明其价值意义，它的价值意义其实是从事它的人所赋予的。这种人所赋予的价值意义本身不具备任何天然的“正当性”，但是在人不断工作实践的过程中，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化，不断修正原先的价值预设，最终就能如韦伯在演讲中所说的：“你只要始终忠于自己，你就必然导致某种具有内在意义的终极结论。”而这个结论，就是你最终从事科学职业的意义。

  五 问题被解决了吗？

  卡尔·洛维特在多年后回忆韦伯的演讲时说：“他的话语之中浓缩了毕生的经验与知识，所有的话都从内心毫无转折地倾掏而出，都经过他批判的理解彻头彻尾地斟酌过，都由于他的富于人性的凝重气质而显得强劲而有穿透力——而正是这种人性的凝重气质凸显了他出众的人格。他提问题之犀利，一如他拒绝诉诸任何方便的解答。”的确如此，读完韦伯的演讲，虽然其中凝结了韦伯毕生的经验和思考，科学价值意义的问题看起来被解答了，但实际上这里面并没有一个方便的答案，韦伯只是让读者自己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去发现，至于有没有可能发现得到，韦伯都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专业化、体制化和多元化已经成势不可挡的潮流，有学者在网络上评论说：“我们大多汲汲于考核，谋利益虚名于学界，很多时候说不清楚为何做这样的研究。很多时候，恐怕，是好出成果吧。如果这样恐怕我们的人文研究做得再精致，也缺乏灵魂，更不会被人记住。”这种反思结合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体现出这个“韦伯问题”其实并没有被真正的解决。

  在北大文研院与三联书店联合举办了《科学作为天职》的新书研讨会上，李猛说“无论作为老师还是学者，当我们看到那些最能打动我们的研究的时候，很少仅仅是因为它的专业化。”这让我想到了暑假时候看到的两部著作扉页上的两句话，一句是“献给我的母亲，她使我关注社会的不公，并送我走上探索其根源之路。”另一句是“我们知识的普遍性是没有限度的，但愿亚洲、欧洲或美洲所有关注人类命运的有识之士都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一些启发。”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大概唯有具备内心深切关注的题目，认识到相对有效性却又能毫不妥协的信念，足够的抵抗专业化、体制化对自己规训的勇气和自觉，才能寻找到那种天职感吧。

  韦伯的临终遗言说：“我没有做的，会有人做。”以此与所有已经及志在以科学为天职的人共勉。

• 为何关羽被奉为圣人？

  作者：李二公子@心空万物，因果由然 发布时间：2011-11-14 08:55:25

  以前写的一篇文章，聊作书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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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赤壁》热映，继易中天教授之后给三国历史又烧上一把火。我今天想谈谈三国之中最被神话的一个人物——关羽。是的，最大的神话不是多智近妖的诸葛亮，而是我们的武圣关二哥。在正史《三国志》中功绩平平（实在是一介武夫）的关二哥最终成为了武圣，在民间香火不断的关帝庙中接受了近千年的顶礼膜拜，这被神化的根源是什么呢？

  　　

  　　在大多数人三国知识来源的演义小说《三国演义》中，武功并非天下第一（前五都排不上）的关羽被当作最大的英雄。因为关羽的行为是遵循“投桃报李，以牙还牙”的典型，所谓忠义二字挂心间。关羽是世俗中国的图腾，他的这一特质便是中华文明在几千年文明演化中习得的朴素智慧。无独有偶，孔圣人也有类似的话：“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会在长期的不断进行的重复博弈过程中找出优势的竞争策略，这是不足为奇的。

  　　

  　　老祖宗所说的“投桃报李，以牙还牙”用一个经济学时髦说法是“一报还一报”策略。这和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相冲突。主流经济学假定参与人是理性人，他们的决策过程都是按照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目标来进行的。其实如果这样假定，就相当说参与人是上帝而不是人了。理性假定是说，参与人都是能够掌握足够的信息和具有足够的计算能力，从而找出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具体途径。但是，我们知道，人不是上帝，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是有成本的，而获得信息的途径也是有限的。人是进化而来的，即使是现在，人类仍然处于进化的过程之中。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人类行为具有进化特征，许多人类的行为并不简单地遵循所谓效用极大化的规定，而是遵循进化优势的规则或者策略。

  　　

  　　所谓的进化优势策略，是说在进化中可以获得竞争成功的策略。进化博弈理论已经发现，在进化博弈中，某些策略可以使得参与人取得竞争优势，从而成功繁衍自己的后代。不具有竞争优势的策略会使得参与人在竞争中失败，从而导致自己物种的灭绝。人是亿万年长期进化的结果，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中，也一定有其行为方面的优势竞争策略。这样的策略是什么呢？大家很可能想到的是，这样的竞争优势策略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策略。

  　　

  　　主流经济学家会说，尽管人类行为有多样性，但是，如果不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这样行为的个人会因为缺乏竞争优势而被淘汰；所以，理性人假设是针对那些能够在生存竞争中获得生存能力来说的。那些非理性人从长久看来是不存在的了，所以经济学假定理性人是合理的，优势竞争策略就应该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策略。

  　　

  　　这样的辩护逻辑也就是1960年代那场发生在罗伯特. 西蒙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之间的著名辩论中后者提出的关键性观点。前者提出经济学理性人假定的非现实性，并建议用有限理性假定去取代理性人假定，而后者就从这样的逻辑去为理性人假定进行辩解。当时普遍认为弗里德曼在这场大争论中获得胜利。但是，现在看来说这场辩论中谁是最后的赢家还仍然为时过早，尽管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已过世了，但是硝烟还未散尽！（学工科的朋友请联想波尔和爱因斯坦的大辩论）。

  　　

  　　近年来不仅在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的进展不断发现不利于理性人假定的证据，而且，进化博弈方面的研究更加有力地使得理性人假定陷入困境。董志强博士最近在我校985学术创新论坛上宣读的一篇论文，通过数字仿真模拟实验，发现在生存进化中取胜的不仅不是那些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人，而且反而是追求公平效用的非理性行为人。

  　　

  　　在我看来，弗里德曼失误在没有考虑人类的策略性行为。在一次性博弈中，理性行为是具有生存优势的；但是，如果是长期的重复性多次博弈，追求公平目标的策略可能会给人带来更加多的竞争优势。这是因为，公平行为会使得个人在重复博弈中获得他人的公平回报，而自私自利的理性人却反而会因为过去因为与他人进行利益争夺遭受到他人“以牙还牙”的报复。从长期看来，目光短浅的理性人其实是吃亏的，因而不具有生存竞争优势。不同的个人之间形成策略性合作其实比只考虑个人短期利益的理性人来说是更加具有生存能力的。

  　　

  　　其实，来自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博弈论经济学家的大量模拟实验结果都表明，在长期而不是短期的重复性博弈中，采取“一报还一报”的策略是优势策略。为什么“一报还一报”会成为优势策略呢。计算机模拟只是告诉我们有这样的结果，凡是采用“一报还一报”策略的参与人都会在进化博弈中获胜，而采用其他策略的参与人会失败。但是，计算机模拟并不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这个任务要由行为博弈专家来完成。

  　　

  　　Rabin（1993）在J.Geanakoplos,D.Pearce和E.Stacchetti(文献中简称为GPS)所提出的“心理博弈”框架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引入公平偏好的博弈论体系。他的关键性工作是通过对“公平”概念加以严密的定义来改造传统博弈论中的支付函数，从而发现了一些新的均衡。他得到的结果是，除了传统博弈论中已知道的纳什均衡之外，还出现新的“公平均衡”。这个工作还发现了许多“合作性均衡”，它们并不象传统博弈论那样要求无限次重复博弈或甚至重复博弈。这种结果对利他行为和合作现象的解释是强有力的。

  　　

  　　Rabin的方法可以带来两种博弈均衡，即合作的（互惠的）和不合作的均衡（互损的）。投桃报李均衡是合作的，而以牙还牙均衡是不合作的。这可以解释现实中我们的观察，现实里是既有合作又有不合作的，无论是在经济的，政治军事的以及一般的人际交往里都是如此的。

  　　

  　　合作的均衡可以为所有的参与人带来比不合作均衡更多的收益，因此，导致合作性行为的“投桃报李，以牙还牙”策略理应受到大家的推崇，这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内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因而中华文明将一贯遵循“投桃报李，以牙还牙”的关羽关云长推上了神坛，奉为武圣世世代代接受世人的膜拜。其实这个关羽已非历史中的关羽，我们膜拜的是古老中华文明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