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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什么？民主为什么？民主怎么应该怎么推进？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是好是坏？当微博改变世界的时候，很多人大概以为，我们朝着民主迈进了一步。其实，我们只是困在“民主”、“自由”之类的名词面前，夹缠不清，难以寸进。

赵鼎新的这本书适逢其会，是他关于民主与社会运动的文章的结集。作者用生活化的语言，用当前社会的一些事件，讨论了如自由民主、群体事件、网络争论等话题，解释了什么是民主和社会运动，我们应该怎么促进民主，纠正了大众对于民主的误读和误解。

文章既延续了学者一贯的严谨，也相当通俗地解答了社会和民众对于民主这个话题的疑惑。

《民主的限制》适合关心中国民主的普通民众、微博用户、媒体人、学者、研究机构、知识分子等。

自 序 // V

辑一 [民主]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 002

民主的限制—评王绍光《民主四讲》 // 029

民主转型如何可能？—评俞可平的民主思想 // 036

“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 047

民主是现代国家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 061

现在搞民主比80年代好 // 072

辑二 [社会运动]

中国社会抗争35年来的走向 // 082

阶级政治还是民粹主义政治 // 092

伦敦骚乱 // 111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 // 124

国内公共事件与公众参与 // 179

中国冲突性政治的民粹化倾向 // 192

追寻革命与运动背后之理 // 205

靠“钱”管不了社会，要靠社会自我博弈 // 228

辑三 [媒体]

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 // 240

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 // 273

媒体、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 // 284

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才是正道 // 297

赵鼎新，上海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昆虫生态学硕士，1990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取昆虫生态学博士后改攻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基尔大学获取社会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起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现任该系终身教授。

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国家的社会学理论、媒体与社会运动、社会生物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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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马克思主义有许多误区，其中之一就是高估了工人的革命性。从这个意思上说，葛兰西的“话语霸权”、卢卡西的“虚假意识”和帕鑫的“顺从意识形态”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显示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工人的失望。

总之，阶级是随着现代认同感社会的的产生而产生的一个较早的社会认同，它对于现代认同感政治的发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激进派种树，保守派乘凉。由于较为保守的社会群体往往有着更为深厚的传统的支持，因此一旦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认同感政治后，保守社会群体所打造的社会认同，其基础更为坚实。这就是为什么在目前的世界上，宗教、民族等社会认同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阶级认同的重要性却在衰退。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阶级认同在西方社会的式微，各类中小型“左派”社会认同（如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环保主义者）相继出现。于是现代社会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认同感社会。可是，这种被“左派”知识分子所推崇的认同感政治把西方的“左派”势力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划分得更加支离破碎，从而难以和日益整合的“右派”和保守势力相抗衡。事实上，西方新“左派”所推崇的认同感政治不但断送了阶级政治，而且还宣布了近代总体性“左倾”思潮的垮台。

蒂利对亨廷顿的批判也有问题。的确，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所有带有涂尔干视角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社会变迁为起点，指明这些变迁的某种后果以及伴随这种后果而出现的某种心理学（如格尔Gurr）或社会学机制（如康豪瑟Kornhouser和亨廷顿），然后从这一机制出发一步到位地来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他们对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真正发生之间的许多其他机制（像反抗者的组织能力、国家对反抗运动的镇压能力或制度化能力等）往往忽略了。所以，坚持涂尔干视角的学者所写的文章读起来会给人一种大而空的感觉。目前中国的许多社会学家在分析问题时用的往往也是涂尔干视角。他们很容易觉察到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失衡、失范、危机、断裂、迷惘等现象，但其论证过程往往以偏概全，抓住一个机制而忽视了其他机制的作用。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人格悲剧，就是把个人体验和读书笔记式的知识当作“真理”

事实上，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中，对腐败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加强科层体制的有效性、建立科层内部的监督机制等非民主手段来实现的，而开放媒体和政治精英对其产生的制约则起着补充的作用。

一般来讲，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比较稳妥，但是却有着以下三个弊端：第一，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更容易强化社会中原有的对发展民主和现代公民社会不利的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从而对长期的民主发展不利；第二，在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发展到一定级别的政府后（比如到地级、省一级），地方政治势力就有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民选合法性架空中央政府，导致国家的崩溃甚至分裂；第三，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会因为速度太慢而赶不上社会矛盾和危机的发展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一些学潮的发展往往被传统文化和大众情绪所支配。因此，有些学者以此作为文化和情感在运动中的重要性的佐证（Pye，1990；Esherick & Wasserstrom，1990）。然而，如果文化的作用真的如此具有决定性，那么，由于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现代化过程，传统文化对当代学生运动中的话语和行为的影响理应比五?四和一二?九时要少（Zhao，2000、2001：ch.9）。但比较的结果显示，这个时代学生运动中学生所使用的话语和所采取的符号性行为都比那两个早期的运动更为传统。这一时期的学生使用了一些被他们的五?四前辈们猛烈抨击过的，并早已淡出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的言辞。五?四运动曾严厉批评过一些传统的美德，如忠义、孝顺、广义亲属关系等。无论在五?四运动还是一二?九运动中，都很少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话语。显然，文化理论在这里是不成立的。对此，我的解释是，与以前的学生运动相比，当代学生运动面对的是一个更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为了降低失败的可能性，学生不得不求诸传统文化所认可的集体行动方式。此其一。其二，与早期学生运动相比，这个时期的学生运动组织介入程度很低，因此往往被参与者的情绪所左右。其三，根据社会心理学原理，社会互动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预期，当一方行为违反这一预期时，另一方会变得情绪化甚至愤慨（Garfinkel，1967；Turner & Surace，1956）。

书籍介绍

民主是什么？民主为什么？民主怎么应该怎么推进？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是好是坏？当微博改变世界的时候，很多人大概以为，我们朝着民主迈进了一步。其实，我们只是困在“民主”、“自由”之类的名词面前，夹缠不清，难以寸进。

赵鼎新的这本书适逢其会，是他关于民主与社会运动的文章的结集。作者用生活化的语言，用当前社会的一些事件，讨论了如自由民主、群体事件、网络争论等话题，解释了什么是民主和社会运动，我们应该怎么促进民主，纠正了大众对于民主的误读和误解。

文章既延续了学者一贯的严谨，也相当通俗地解答了社会和民众对于民主这个话题的疑惑。

《民主的限制》适合关心中国民主的普通民众、微博用户、媒体人、学者、研究机构、知识分子等。

• 作者：大人 发布时间：2012-12-14 23:34:04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人格悲剧，就是把个人体验和读书笔记式的知识当做“真理”

• 作者：愚公 发布时间：2016-01-17 19:55:59

  这部书的文章分为两种，一种是赵鼎新撰写的论文，一种是他接受的采访，前者文字严密，论题也集中，后者的编校质量就比较差，估计赵鼎新也没有亲自校对过，导致文字中不乏鲁鱼之讹。从文章内容看，前半部分谈民主制问题，后半部分集中在抗争性政治，其中穿插着中美英社会问题的对比。从文章结构看，赵鼎新的专业化写作，让他的文字很精准，但另一方面总觉得他的历史叙事还是太过粗线条，对于社会变迁发展缺乏细致梳理。所以，在对比中西社会问题的时候，采取的是技术分析，而忽视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在我看来，赵鼎新的文字，很适合作为内参报告，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学论文。

• 作者：从这里到那里 发布时间：2019-07-21 18:49:56

  赵鼎新是“赞歌合唱团”中唱得最有水平的那一个（没有之一），不但能从虫子博士成功变身文科教授，还能在大洋两岸都混得风生水起，据说老婆都换了三茬，能力魅力可见一斑（并没有贬义）。所以这本书，如果就书论书，就道理论道理，估计没问题。问题在于，很多道理，道理本身没问题，说道理的背景才是问题。在我们这个可怜的即将从集权走向极权的社会里，读者需要了解的是什么，是“民主的不足”还是“专制的要命”？赵鼎新在这本书里告诫穷人说“肉吃多了也不利于健康”，有理有据，不愧体制内的顶级公知。

• 作者：Phil 发布时间：2014-12-05 12:58:15

  赵老师这样不在意识形态上先行站队的书国内太少。

• 作者：印奥采 发布时间：2013-06-30 15:03:40

  赵先生真是好心。一方面劝那些左派，“别怕哦，亲。民主之后也不会杀你全家”。一方面劝那些右派，“别急哦，亲。真要民主了，你们只会迅速的被抛弃，就真的只能仰望星空了”。

• 作者：飞花 发布时间：2020-05-23 14:40:49

  没看完，就目前看的部分，故事不错，语言还可更精炼，对话合理性需加强。叙事和抒情的关系应梳理清楚，要么就专心讲好故事。

• 一个进步保守主义者的主张

  作者：William 发布时间：2013-09-27 10:42:54

  《民主的限制》是一本文集，共分为三辑，第一辑讨论民主，第二辑讨论社会运动，第三辑讨论媒体。作者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赵鼎新。总体来说，我认为作者是一个进步保守主义者。进步在于，作者主张政府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给人们更多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利。保守在于，作者认为“泛民主”并不是一个好东西，主张用其他政治制度来对民主进行限制。正像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与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所思所想有着呼吸与共的理解和同情，而与形形色色的精英优越感格格不入；但我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因为我对广大劳动阶层的弱点和可悲之处也有着深切的了解”。读罢此书，我对作者某些观点表示赞成，但对某些观点则无法完全认同。

  在第一辑中，作者以扎实的学术背景和长期的西方生活经验，厘清了人们关于“民主”的种种误区，进而指出“民主”对于当今中国政治制度之改革真正意义之所在。在当今中国，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民主”。政府实行专制制度，对“民主”限制和打压，导致中国严重的官民对立。他们认为，像西方那样，实行“民主”，制度完善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西方那种完善的政治制度，是因为实行“民主”才获得的么？作者指出，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一些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已达到的指标，如较为平等的社会、发达的经济、较为廉洁的政府等，完全看做是民主带来的成果，进而视之为民主本身的特征”（P8）。作者有力地指出，“虽然许多民主国家都实行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公务员考核制和宪政等制度，但它们都不是民主的核心和本质。非但如此，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是民主国家中存在的非民主成分，而国会代议制和宪法在许多国家中产生的初衷和迄今为止的作用非但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而是为了限制民主范围，从而避免竞争性选举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后果”（P6）。虽但如此，需要注意的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民主”在现代政治制度中一点儿作用都没有。“民主”为国家选举执政者提供了程序正义，“是现代国家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虽然政权的合法性也可以来源自领导的个人魅力、意识形态和政绩，但领导的个人魅力可能随着领导者去世而消失，意识形态也会为信仰危机所抵消，政绩也是一种不可持续和不可预期的来源，“而在以竞争性选举为国家主要合法性来源（所谓“民主”）的国家中，当官即使不为民做主，也至少得让他任满一届后才能回家，并且即使当官的被赶下台，他的下台也不会给整个国家带来政治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序性的选举不但大大降低了民众对官员的压力，而且是现代国家核心合法性最为稳定的基础”（P68）。基于以上论述，作者进而倡导，“让民主来承担它所特有的社会功能（比如为执政提供合法性），把它不能承担的功能交由其他制度（如宪政、代议制、法官终身制）来承担”（P26）。“较为可行的制度不会是一个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以民主为主导的混合制度”（P41）。“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必须是一个能够自觉运用多种制度来取得执政绩效的国家，一个能够在遇到问题后有能力改变制度设置的国家，一个能够运用选举民主作为政府执政根本合法性基础而又不迷信民主的国家”（P28）。

  从第一辑的论述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民主”是持保守态度的。从精神气质上来说，他比较像美国早期的联邦党人。联邦党人的主张强大的联邦政府，对民主进行限制，以免多数人对少数人施暴；还主张对权力进行分立，以免少数人对多数人施暴。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曾经说过，民主的作用仅仅是“用野心来制约野心”，形成精英之间的权力平衡。（这一点很像我们现在有人坚决反对全民民主，而提倡“党内民主”一样）。同样的，作者认为“民主”的作用仅仅是提供政权的合法性，并不能推而广之形成一种制度，据说那样会导致民粹主义。他认为，还是要结合宪政、代议制、法官终身制等“精英政治”来限制纯粹的民主。关于这一点我并不能完全赞同。诚然，作者的主张很好地解决了“民粹”和“民主”之间的矛盾，但问题是政府的权力仍然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在当今中国，就像秦晖教授指出的，政府权力过大，连一些底线性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所以任何 “泛民主”式的主张其实并不过分，甚至有助于推进政治改革。就像普列汉诺夫曾经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言论，给人们“抽象的权利”也总比什么都不给要强得多。一句话，别说真正的民主，就是连这种“抽象的权利”和最基本的民主意识，在当今中国都是极度缺乏的。所以，现在提出对民主要加以限制还为时尚早。这就好像告诉一个枯瘦如柴的人，平时要节制，不要暴饮暴食，那样对身体不好一样。另外，美国的例子并不值得中国借鉴。因为美国这个民主早熟的国家，人们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去争论民主的限度究竟要多大。美国人一开始就对民主有清晰的认识，但这种条件在当今中国还不具备。但是，作者对这种“恶补民主”的说法还是相当不以为然的，他举出南美洲的例子，来说明最初的民主化会导致路径依赖，最终民粹的浪潮挡也挡不住。然而，南美洲的情况毕竟和中国又不相同。南美洲是一个几乎被西班牙殖民者榨干的空壳（无论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社会的原子化程度比中国还要高，当然也比中国更容易产生那种大嗡大轰式的民粹主义。

  在第二辑中，作者探讨的话题的是社会运动。中国现阶段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时期。对此，“政府几乎采取了在其体制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为维持社会稳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集体抗争仍然层出不穷”。具体来说，“当前中国的吏治不可谓不严，但在许多老百姓眼里，当官的仍然都是贪官污吏。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大大放宽了主流媒体对灾害和集体抗争的报道范围，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显著降低谣言在集体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中国的宗教政策在这几年不断走向宽松，但不少家庭教会的领导者并不领情……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提高少数族群的生活水平而投入的资金不在少数，但少数族群闹事的时间却有增无减”（P90）。作者认为，这背后的症结全在于政府对民众的“父爱主义”——首先，老百姓拿到好处后第一天不免兴高采烈，第二天觉得理所当然，第三天就提升了欲望。这就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执政压力。第二，一旦政府以“父爱主义”方式管制了某件事情，这一事情马上就会上升到政治高度，或者一旦政府做的不尽如人意，老百姓马上就会要求政府负责。第三，“父爱主义”方法有时甚至会使老百姓拿到好处的同时，加重了对政府的失望（P89）。

  事实上，政府依赖“上访加金钱”的“父爱主义”解决方法是大成问题的。原因在于，社会矛盾如此多样化的中国，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上访到了上级单位往往也很难解决，这样，一旦有人上访，他对中央的信任程度又大大降低（P108）；用金钱来解决社会矛盾的做法不能给闹事者和旁观者提供一个明确的信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该国家管，什么该自己管；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P203）。基于上述困境，作者提出，“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可谓是明智正确的论断，但我们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暴力冲突或社会运动，而在于国家将暴力和社会冲突制度化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从而消除发生大规模的、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和运动的可能性”（P198）。具体来说，作者的原则是，“暴力一方面是政府的强制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在法律范围内使用合理的、可预测的暴力，实际上它还是老百姓讨价还价的另一种方式。如此一来，百姓便知道我怎么样闹事才不会被镇压，而政府也因此把抗争纳入到了体制允许的轨道”（P306）。“一个国家内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以及发生颠覆性革命活动的可能性，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将一般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政治性的冲突或社会运动，而在于国家将社会冲突制度化的能力不断得提高”（P128）。

  可以看出，在第二辑中，作者认为中国的社会运动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原因在于政府总是试图通过“上访加金钱”的“父爱主义”的方式来维持稳定，但这不解决实质问题。他认为解决社会运动的方法就是将社会运动制度化。说白了，就是给人们闹事的权利，但是得规定，他们闹事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就算将社会运动制度化之后，但最终要解决的不还是一个公共资源配置的问题么？连作者也承认，大部分闹事追求的仍然是经济利益，那么，你虽然给了人们闹事的权利，限定了人们闹事的行为，称其为“制度化”，但最后说到底不还是一个“钱”的问题么？政治学，说到底，就是一个“who gets what”的问题，其中包含一种重要的问题就是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不管你是什么制度，民主制，还是君主制，只要你公共资源分配得好，你这个政权就是成功的。所以，我们看中东很多王国，虽然连君主立宪制都不是（比如沙特阿拉伯，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其国内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政治危机，其政治制度也不会受到人们的批判。原因在于，国王们虽独裁，但可操纵的公共资源实在太多（比如石油），随便怎么一分配，结果都是合理的。在中国，真正问题并不是要把社会运动怎么制度化，给闹事者画一个圈，让他们在圈里面闹，而是怎么把极其有限的资源更合理地分配。CCP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至少在土地革命这件事上还是意义深远的。土地革命为什么成功？原因在于毛泽东学好了“who gets what”，破解了几千年来“稀缺土地v.s.众多人口”的政治困境，使“耕者有其田”，把资源配置得更合理。从大多数闹事者背后的目的是经济诉求这点可以看出，更本质的问题是公共资源配置又出现了不合理的情况。那为什么不合理？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现在占有的公共资源比例还太大，而政府也并不想把这些资源有效分配给社会，这才是导致社会运动的根源。如果忽略了这个根本问题，任何新的制度化的努力都只是一种对旧制度的裱糊行为而已。具体来说，我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快私有化的步伐。把这些原来政府占有的公共资源私有化之后，这才能达到赵教授所预期的结果——政府可以从社会运动的矛盾中抽身，充当协调者的身份，用法律来仲裁劳资纠纷，从而避免使劳资纠纷政治化（P301）。这样，上访的途径被截断，因为私有化之后，政府已经没有这个责任给你解决问题了；另外，就算要钱，找的也是相应利益团体的法人代表，跟政府也没有关系。当然，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如何避免黑幕交易，如何避免“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本文就不讨论了。

  第三辑中，作者讨论的是媒体的问题。总的来说，作者给与了中国媒体充分的肯定。作者将中国和西方的媒体进行了比较。在中国，他说，“媒体不但倾向于对社会运动作正面报道，还会挑战现有的制度并积极介入大量的社会活动”；“中国记者会对揭露社会黑暗问题怀有更大的热情，有着从体制与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矛盾发生根源的倾向，并且会在可能条件下积极推动他们所认同的社会价值和制度改革”（P269）。相反的，在西方，“虽然有新闻自由，……大多数情况下自觉地无意识地与国家保持着根本性的一致。同时，……新闻记者能自由地对一些具体社会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批判，因此美国的媒体报道虽然在我们看来也许十分片面，却能给美国百姓以一种真实的感觉，从而得以建构美国公众的舆论”“美国记者对一场社会运动报道时总是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它的性质通过“客观”描述作出解读”（P288）。对比的结果很奇怪，为什么在一个新闻管制的国度里，媒体却体现出一种敢于反思体制的自由主义倾向，而在一个言论自由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媒体却呈现出一种为现有体制辩护的保守主义倾向？作者对于这种现象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缺失”（P269）。这也是当今中国的复杂之处——尊崇儒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的统一的价值观还没有形成（P80）。反观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占据了世俗意识形态的霸权性地位，西方记者因为对这些价值观无条件接受，而能在毫无道德负担的情况下制造社会认同、维护西方社会的政治和价值体系，并且在优越道德感下抨击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的非西方国家的政治”（P269）。

  在第三辑中，对于作者的观点，我还是基本认同的。实际上，身在海外，我对这些美国媒体的保守还是深有体会的。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不管报道什么事情，全都会站在“光荣伟大正确”的WASP（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主流意识上（不然伊拉克战争也打不起来）。这并不是说那些弱势群体、非主流的声音完全被禁止。实际上，弱势群体、非主流的声音很多很杂，但除非引起极大的公共事件，这些声音面对强大的主流意识显得很微不足道。最终，要么归化主流意识，要么自动被市场淘汰。最要命的是有些大学教授依然秉持着这种WASP的主流意识去教书，希望别的国家和种族都能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想问题，这是不是有些霸道和幼稚了呢？而在中国，由于还没有形成主流的价值观，所有的声音和看法都处在一种公平竞争的状态。不会因为你的观点包含儒家思想或代表学者立场就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也不会因为你提出“无罪释放捅死城管的小摊贩”此类的观点就会被人唾弃。实际上，当你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由于现在当今中国人反体制反权威的倾向，无论你的观点如何，你被接受的概率甚至会更大。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社会，也许更“开放”。

• 民主AB谈

  作者：追求上进的老马 发布时间：2013-03-11 01:19:02

  当今中国，最能凝聚全民共识的莫过于改革，改革中民众最为期盼的莫过于政治体制，而政治体制改革呼声最大的莫过于民主转型。我们对民主寄予厚望，不但希望它带来平等、消灭腐败，而且盼望通过它减少污染、促进发展……它在很多人心里俨然就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万能贴膏，包治百病，包打天下。

          

  赵鼎新教授并不如此认为。他以极为强烈的现实感深刻的指出，民主化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在现代社会中有其必然性，但国人对民主的这种厚望或者说狂热是不切实际的，发展、平等、和平以及减少腐败都并非民主的核心与本质，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它也并不能自动提供和实现这些社会公共物。他从民主的基本属性出发，从正反（好处与不足），即AB两方面对民主进行了分析。

          

  民主的正面，即A面是什么呢？他认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在于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选举，其意义不外乎四个方面：一是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权力争夺下达成了权力制衡，从而限制了国家权力；二是民主最为有效地的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三是竞争性选举合法性给民众带来了言论和结社自由 ，但这种自由同时也约束了人民的行为，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形成了民主国家中一个很重要的稳定机制；四是民主体制为一个国家的国内外政策提供了合法性，并大大提高该国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一种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制度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民主的B面，即其局限也与其正面一样清晰可见，他认为这主要体现为“五性”：一是由于选举规则设置的不同，以及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在信息资源、处理和理解信息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存在民主选举的可操纵性和其结果的非理性；二是民主选举具有保守性，存在着巩固甚至是加强现有社会结构的倾向，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扩大社会矛盾，甚至撕裂社会的作用；三是与其保守性一脉相承，民主社会有着很大的媚俗性，必然导致政治精英的边缘化，使社会变得日益平庸；四是民主体制只有在“忠诚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稳固，但构建忠诚反对与稳定民主存在困难性。

          

  在A面，除开权力是民主的应有之义之外，为政权提供持续而长久的合法性基础,保持社会的稳定，无疑是民主最大的意义所在，三与四只不过是它的附属产物而已。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分析，他认为所谓的天命观，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政绩来获取政权的合法性。但这样的政权基础既无法持续也并不稳固，所以才会有改朝换代。他进而指出，虽然目前的中国政府依然享有高度的政绩合法性，但当人们将物质上的富足与政治上的稳定视为理所当然时，必然会产生新的更多的难以满足的需求，届时中国政府必须将其政权合法性的主要依据转移到一个更为持久的基础之上，无疑，它只能是实现民主转型。

          

  而在民主B面的“五性”之中，在我看来，前四者是民主的天生顽疾，只能竭力改进但无法彻底根除。而且，民主本身的弱点为社会的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形成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为国家的民主转型带来了很大困难——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来说，最后一条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主流价值观作为底线，赋予其一种不可谈判性或霸权性地位才是关键，而基于此构建起来的民主体制才会有稳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其实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如果无法建立一种强大的主流价值观，人们的行为将会丧失标尺和底线，为所欲为，民主体制也会被强人所左右。中国历史上皇权体制可以延续数千年不倒，固然有其他原因，但其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对于儒家传统价值的“忠诚反对”，而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失败，正是得益于人们对于共和的忠诚和对他们做法的反对。显然，要构建一种为全社会所承认的主流价值观，并且使其深入人心，需要的是一种更为自由的文化，以及民众的觉醒，即民主的土壤。可以说，这种主流价值观的构建及普及，以及自由的社会文化的建设，既是民主体制赖以建立的前提，也是其能够长期稳固的社会基础，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实现民主转型的关键。

          

  其实，我所谓的赵鼎新教授的民主的AB，有正反两面的意思，同样也有两个步骤逻辑推理的意味。他在书中并没有讳言自己对于自上而下改革的推崇，所以在他的论述中，自然而然就隐含有这样一个有关中国民主转型的逻辑——因为要A，所以先B；只有先B，才能有A的成功，B是A的基础：中国政府当前的政权合法性主要来自于其推动发展的政绩，但这种无限度的高速增长显然是不可永远持续的，必须寻找一种更为稳固和长久的合法性来源，而实现民主转型依靠民主来有效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是A;要实现有序、有效的民主转型，并使民主体制能够稳定，就必须事先构建起一种不可谈判性的主流价值观，即不管是谁上台执政，他既不会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体制运作的基本规则，此谓B。

          

  另外，他的这本书虽名为《民主的限制》，但实际上除了论述他有关民主的观点之外，还讨论了另外两个问题——社会运动和新闻媒体。对于前者，与很多所谓专家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高发的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集体抗争基本上都是对自身利益、对地方发展的关注，而没有政治诉求，所以对政权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这大概可以让很多忧国忧民的官员们放心了，而他对官员们必须放弃为某一群体贴标签以打破大型认同感形成的建议更有为官方出谋划策之嫌，肯定会饱受攻击）。但对于中国政府为求得稳定而不惜损害法制、降低道德底线，而用钱来解决问题的“父爱主义”办法（其根源在于稳定压倒一切的信念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官员考核体制，要废止它除了必须有坚定不移推进法制的信心和手段，把法律作为人们行为的底线，还需要很高的政治威望和智慧，以抵挡对现行体制的冲击和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他一针见血的指出，这是其缺乏制度化社会矛盾能力的体现，是当前所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也是最大的挑战，必然会造就“刁民政治”，使中国社会不可避免的重新走向政治化，这尤为值得警惕。对于后者，他在对比了中西方媒体的异同之后指出，相对于西方媒体的保守性，中国媒体更为激进，更愿意扮演发现者和启蒙者的角色，凡事更愿意从体制上寻找原因，这同样是因为中国媒体缺乏一种广泛接受的主流核心价值观所造成的。

          

  如果把他三这本书中所探讨的三个问题全部纳入一个框架，则后两者都可以从前者找到原因和解决办法。当前社会集体抗争的高发是社会转型期国家与社会碰撞以划定彼此边界的必然，新闻媒体对于群体性事件的热衷和推波助澜也是中国社会的大环境所决定的，这些都有赖于通过社会的民主转型来得到解决，而民主转型得以顺利推进的前提是必须构建一种为全社会所广泛认同的主流价值观。我认为这是他对于解决民主转型、社会运动以及新闻媒体三个问题的总的方法，可谓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作为一名基层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他极为强烈的现实主义观点和对中国社会极为深刻的洞察，有着巨大的认同和更为深切的体会。特别他对于民主的探讨，不管是AB两面，还是我所理解的AB两步，对于打破当前的民主迷思，理解民主的真谛，稳妥推进民主进程，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一点启示。个人以为，赵鼎新教授这本《民主的限制》是我近年来所读到的最好的三本书之一，确实非常精彩，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