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RTH OF A NATION-HOOD(ISBN=9780679758938) 英文原版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Co-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Toni Morrison,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Birth of a Nation'hood elucidates as never

before the grim miasma of the O.J. Simpson case, which has elicited

gargantuan fascination.

As they pertain to the scandal, the issues of race, sex,

violence, money, and the media are refracted through twelve

powerful essays that have been written especially for this book by

distinguished intellectuals--black and white, male and female.

Together these keen analyses of a defining American moment cast a

chilling gaze on the * and spectacle of the insidious tensions

that rend our society, even as they ponder the proper historical,

cultural, political, legal, psychological, and linguistic

ramifications of the affair.

With contributions by:

Toni Morrison, George Lipsitz, A. Leon Higginbotham, Jr., with

Aderson Bellegarde Francois and Linda Y. Yueh, Nikol G. Alexander

and Drucilla Cornell, 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 Ishmael Reed,

Leola Johnson and David Roediger, Andrew Ross, Patricia J.

Williams, Ann duCille, Armond White, Claudia Brodsky Lacour

The Official Story: Dead Man Golfing

Introduction

by Toni Morrison

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 Marketing and the O.J. Simpson

Trial

George Lipsitz

The O.J. Simpson Trial: Who Was Improperly "Playing the Race

Card"?

A. Leon Higginbotham, Jr., Aderson Bellegarde Francois, Linda Y.

Yueh

Dismissed or Banished? A Testament to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Simpson Jury

Nikol G. Alexander and Drucilla Cornell

Color-blind Dreams and Racial Nightmares: Reconfiguring Racism

in the Post-Civil Rights Era

Kimberle Williams Crenshaw

Bigger and O.J.

Ishmael Reed

"Hertz, Don't It?"

Becoming Colorless and Staying Black in the Crossover of O.J.

Simpson

Leola Johnson and David Roediger

If the Genes Fit, How Do You Aquit?

O.J. and Science

Andrew Ross

American Kabuki

Patricia J. Williams

The Unbearable Darkness of Being: "Fresh" Thoughts on Race, Sex,

and the Simpsons

Ann duCille

Eye, the Jury

Armond White

The "Interest" of the Simpson Trial: Spectacle, 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Notion of Disinterested Judgement

Claudia Brodsky Lac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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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The best part of this collection of essays remarking on the O.

J. Simpson case is the reminder that what we saw on television and

read in the newspaper wasn't the whole story. The authors--lawyers

and academics for the most part--aren't primarily interested in

questions of guilt or innocence. Instead, they look at the

marketing of the Simpson trial and the falseness of the "race

neutral" concept when applied to the trial and its aftermath. In

the end, it's hard to disagree with Ann

Ducille, who concludes that "If we are not

actually the worse for it all . . . we have most certainly been

shown at our worst by it."

书籍介绍

Co-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Toni Morrison,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Birth of a Nation'hood elucidates as never before the grim miasma of the O.J. Simpson case, which has elicited gargantuan fascination.

As they pertain to the scandal, the issues of race, sex, violence, money, and the media are refracted through twelve powerful essays that have been written especially for this book by distinguished intellectuals--black and white, male and female. Together these keen analyses of a defining American moment cast a chilling gaze on the script and spectacle of the insidious tensions that rend our society, even as they ponder the proper historical, cultural, political, legal, psychological, and linguistic ramifications of the affair.

With contributions by:

Toni Morrison, George Lipsitz, A. Leon Higginbotham, Jr., with Aderson Bellegarde Francois and Linda Y. Yueh, Nikol G. Alexander and Drucilla Cornell, Kimberlé Williams Crenshaw, Ishmael Reed, Leola Johnson and David Roediger, Andrew Ross, Patricia J. Williams, Ann duCille, Armond White, Claudia Brodsky Lacour

• 作者：貓屋敷 发布时间：2008-09-28 12:44:09

  GOOD

• 作者：Fanchen 发布时间：2011-09-14 12:19:41

  Not a book for leisure time reading. Essays within were written by professionals in legal systems, who spared no effort to make the sentences accurate yet also hard to understand (verbose). Anyway, though understanding only partial of the content, I still appreciate the insight given by the authors.

• 作者：非 发布时间：2019-01-21 10:02:17

  socket

• 作者：Icey狐璃 发布时间：2013-06-06 14:45:37

  小说比电影好看多了。至少文笔够棒。

• 作者：客饭时间 发布时间：2022-12-13 17:01:49

  推荐给老弟看

• 作者：汤圆柯 发布时间：2020-12-31 10:21:01

  作为一个英语老师很快看完了，书很好，就是太细好多分类其实分太细了。比如过去分词blabla，我们教学生就会说，过去分词可以当形容词使用（完结）…

• 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她的

  作者：读库 发布时间：2018-02-28 10:12:46

  1931年6月24日，农历五月初九，台湾人林焕文在北平东单三条的日华同仁医院逝世，享年四十四岁。

  几天后，林焕文火化。他的妻子黄爱珍眼目低垂，看着六个孩子。六岁的长子燕生捧着骨灰盒居中，长女含英神情严肃，一脸哀伤，而两岁的燕璋似乎不明所以，还在挖着鼻子。

  林含英当时十三岁，在漫长的三十年后，也就是1960年，她出版了一部小说集追忆这场提前结束的童年。

  这本书就是《城南旧事》，署名林海音。

  *

  1918年，林含英出生在日本大阪。父亲林焕文出身于台湾苗栗县头份镇的望族，祖上是从广东蕉岭迁台的客家人。虽然台湾已经被日本占据，推行日语教育，但林焕文少时在父亲影响下，研读汉籍，写得一手好书法。

  林焕文师范毕业后，从教两年，座下弟子有吴浊流。吴浊流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写有《亚细亚的孤儿》。不久，焕文携怀有身孕的妻子爱珍到大阪做生意，并无所成，只好将母女安顿在故乡头份，孤身一人前往北京谋生。

  

  小英子到北京时，才是几岁的小姑娘。

  五岁时，含英随父母从台湾搬到北京，她身着黄底红格子小和服，说着稚嫩的日本话和客家话。在家里，祖籍福建的母亲操闽南语。不过，含英入学后，很快就学会了北京话。离京四十多年后，她第一次回乡探亲，出租车司机对她一口京片子十分惊讶。

  那时，在北京的台湾人不多，他们的身份也十分尴尬。在日本人眼里，他们是不服管教的皇民；在大陆人眼里，他们是可疑的叛离分子。他们也不敢以台湾人互称，而用“番薯人”代替，因为台湾地图酷似一个番薯，又盛产番薯。

  英子的父亲在北京邮政总局工作，薪资优渥，冬天涮寿喜烧锅子，夏天做冰淇淋，从日本带来的手摇留声机，经常让家里飘出歌声和笑声。焕文夫妇爱孩子，十年里生了七个；也爱搬家，从谦安客栈、虎坊桥再到梁家园，九年里在城南换了六个地方。但不管搬到哪里，院子里、廊檐下总是种满了夹竹桃、石榴树、海棠，墙上也爬满了牵牛花，甚至台湾乡亲都打趣说：“老林，你那么爱花，难怪生了一堆女儿。”

  小英子一家子人多，住大宅子，便请了佣人宋妈。这是她在《城南旧事》里的名字，本来姓冯。宋妈来自顺义，当时还是个苦地方。现在，顺义房价那么高，宋妈估计可以不用出来帮佣，可以把院子出租。

  但在当时，宋妈为了“一个月四块钱，两副银首饰、四季衣裳、一床铺盖”，必须把自家孩子留给乡下丈夫带，来给林家做奶妈，一待四年。在小英子眼中，宋妈会讲乡村故事，做针线活，给她们唱“鸡蛋鸡蛋壳壳儿，里面坐个哥哥儿”这样的儿歌。

  有一次，宋妈的丈夫黄板牙骑着小毛驴来要钱，带来她日思夜想的儿子小栓子溺死的消息，而她那没有名字的“丫头”，生下来当天就被卖给陌生人。宋妈吃着驴打滚儿小饼，四处找寻没名没姓的骨肉，最终一无所获。在这之后，她不再讲小栓子放牛的故事，儿歌也不唱，只是把思念织进厚厚的鞋底里。

  

  考上小学那天，英子与屘叔（即幺叔）、妹妹在中山公园合影。

  1925年夏天，一个大雨倾盆的早上，七岁的英子紧紧拉着屘叔的手，投考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小。

  冬天早上，妈妈会让宋妈买菜，但她还说不好北京话，“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结果说成“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小英子吃一套烧饼油条，出了胡同口上学去，走过整条西琉璃厂，两边的老书铺、新书店、南纸店一路直通师大附小。

  黄昏放学后，英子可能在井窝子旁边撞见妞儿，和她玩一阵子，又看见惠安馆门口的秀贞，向她咬嘴唇笑。她后来搬家到新帘子胡同，经过雄伟的城门楼子，最爱看楼上的燕子飞来飞去。

  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随着父亲的去世而提早结束。在《城南旧事》最后一篇中，小英子拿着毕业证书，一卷红丝带系着的白纸筒，匆匆忙忙地赶回家去。进了家门，妹妹还在抢弟弟的玩具，弟弟正往玻璃瓶里灌沙子。英子放好毕业证书，再出来，看到院子里垂落的夹竹桃，在心里默念道：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

  父亲骤逝，孤儿寡母无依无靠，远在台湾的祖父来信要她们回家乡。但刚上初一的英子不肯，她不愿意回去念日本书。

  母亲爱珍当时仅有二十九岁，在头份的大家庭做饭时，得搬张小板凳才够得着大灶。她比不过那些长手大脚的妯娌和姑子，乐得在北京自由，并让英子给祖父写了回信：

  您的来信收到了，看见您颤抖的笔迹，我回想起五年前您和祖母来北平的情况，那时候屘叔还没有被日本人害死，我们这大家人是多么快乐！

  又说，她现在读初中了，弟弟妹妹都在读小学，回家乡不方便插进读日本书的学校。而且，她也永远不能忘记那个把亲爱的叔叔害死的国家，在信中说：

  亲爱的祖父，您一定会原谅我们的，我们会很勇敢地生活下去。

  她们一家在北京留下后，从大宅子搬到晋江会馆，这里不要租金，可以免费居住。但光靠父亲的抚恤金，已然用不起车夫和老妈子了。家里困难，新年再也没有新衣服穿。父亲走后第二年，体弱多病的四妹燕瑛得了黄疸病，走路说话都颤颤悠悠，她终究没有治好，死时才六岁。

  同年，三岁的幺弟燕璋又患上了脑膜炎，发烧昏迷，打针吃药无数，最后还是夭折。送棺材的人来了，在窗外要钱，英子妈妈迟迟不愿意把十三块大洋给对方。因为给了钱，孩子就要装进棺材里抬走，她就再也看不见了。

  爸爸死后，照顾花的责任就落到英子肩上，她爱花，也看不得花儿枯萎。那些开得灿烂的花朵，让这个愁云惨淡的家庭显出一抹亮色。

  英子小学毕业后，进入私立春明女中读书。著名老生余叔岩的两个女儿是她的同学，学妹中有电影演员白杨，以及后来名动天下的京剧演员言慧珠。

  

  初中时代，演出《茶花女》后的照片。

  

  与二妹秀英的合影。

  念初三时，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的学生排演《茶花女》，含英饰演茶花女的女仆纳宁娜。每个星期有三个晚上，她要去戏剧家余上沅先生家排练。含英下课回家后，匆匆扒几口饭，就往城那头的余家赶去。她一个人坐上洋车，路上摇摇晃晃，她一边背着台词，一边看着路边的落叶。

  最后的演出很成功，在慰劳宴上，十五岁的含英身穿长旗袍，斜戴一顶米色法国帽。大家彼此喊着剧中人的名字，她跨进门，就听到有人喊道：“纳宁娜，来这一桌坐吧。”

  林家四姐妹喜欢唱歌，家中常有歌声，妈妈则在灶前做饭，厨房传来阵阵晚饭香味。这一家就像美国女作家路易莎·奥尔科特依旧自己童年经历创作的小说《小妇人》，爸爸远在南北战争前线当随军牧师，留下四个可爱的女儿和妈妈一起生活，她们从不抱怨，认真地过好每一天。

  含英给自己取名叫Amy，她是照着《小妇人》中老四的名字取的，但她最欣赏的还是老二乔伊，其是《小妇人》作者的化身。乔伊很有个性，酷爱文艺，立志做大作家。含英以《小妇人》中的姊妹自况，在别人还需要照顾的年龄，她已经担负起很多父亲的责任。

  含英从女中毕业后，没有去考大学，而是报名了知名报人成舍我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成舍我是《世界日报》《世界画刊》的社长，这所学校专门培养新闻采编人员，学生无需学费，将来还可以进入报社工作。

  

  含英工作后，负起照顾母亲和弟妹的责任。

  

  1936年，含英采访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

  1935年，含英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正式进入《世界日报》工作，负责采访文教及妇女新闻，时年十七岁。第二年，她有机会采访到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这是她十分欣赏的一位作者，著有《放浪记》。

  《放浪记》的故事发生在日本鹿儿岛的温泉圣地樱岛，以日记体的方式记述了作者坎坷悲惨的童年生活。林芙美子在书中写道：“我天生注定为了流浪者，我没有故乡。”含英对美子在极度的贫困和屈辱中，还能葆有自由奔放的思想非常佩服。后来，这篇访问记发表在《世界日报》上。

  

  夏承楹、林含英结婚照。

  

  二人组成温馨的家庭。

  含英在工作中结识了编辑夏承楹，1939年，二人结为伉俪。夏承楹出身书香世家，父亲夏仁虎，字蔚如，中过举人，曾任国会议员、财政部次长以及国务院秘书长，颇通诗文。夏家是个大家族，有八子一女。含英虽然年少失怙，但嫁入夏家后，并无扞格之处，反而十分相得，与公婆、妯娌关系颇好。

  抗战军兴，《世界日报》停刊。她在公公的介绍下，前去北师大图书馆工作，有天看到一套书叫《海潮音》，觉得这名字很有味道，便用了其中的“海音”做笔名，开始写作一些与采访文章不同的文字，发表于各类报刊。

  自此，含英之名渐渐退入院墙之中，海音则最终为无数读者所知。

  *

  1948年冬季，国共内战正炽，在硝烟中，一架北京起飞的小货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从飞机上下来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母亲，带着一位娇小的裹脚老太太，还有十几岁的妹妹、剃着平头的小男孩和两个更小的女儿。因为飞机上放着一位要人的棺材，少了空当，男主人没能挤上来。

  这一家并非军方背景，也没有亲戚来接她们。长途飞行使一门老小十分疲累，倚在行李堆上休息。年轻母亲四处奔走，拨打电话，最后才得以脱身，乘船前往台湾。

  她们就是林海音一家。

  

  开往台湾的船票。

  海音带着一家老小六口，挤上了停泊在上海码头的23667号第56航次的中兴轮。船上坐满了惊惶的难民，上千人挤在一起，有人吃完饭就吐了，船舱里弥漫着酸臭味。更难以忍受的是，没有人能预料到对岸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和船上大多数人不同，海音一家心里比较踏实，因为她们不只是逃难，也是还乡。

  

  1953年，林海音在书桌前。

  

  和女儿在一起。

  在台湾安顿下来后，林海音先在《国语日报》编辑周末版，后转到《联合报》，担任副刊主编。她和丈夫夏承楹（笔名何凡），二人用两支笔养活了一大家，虽不至富有，日子也过得有声有色。在四季常青的台湾，海音依然在屋前院中种了不少花。

  在主编《联合报》副刊的十年间，林海音发掘大批台湾本土作家，刷新了副刊的深度和广度。像钟理和、钟肇政、黄春明、郑清文等台籍作家，都是她力主在“联副”上亮相的。台湾光复之初，许多本土作家华语写作还不甚流利，林海音为之字斟句酌，加以润饰后才得以发表。

  正当林海音在“联副”风头正盛时，却在1963年突然辞职，引发诸多猜测。她自己一度也讳莫如深，多年后，此事才得以解密。

  原来，当年4月23日，“联副”左下角刊登了一首诗《故事》，作者叫风迟。第一节是这样写的：

  从前有一个愚昧的船长，

  因为他的无知以致于迷航海上，

  船只漂流到一个孤独的小岛；

  岁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时光。

  随后船长在岛上邂逅一名富孀，流连忘返，但岛民仅得以糊口。在台湾当局看来，“愚昧的船长”影射蒋介石，而“孤独的小岛”显然指台湾，“富孀”则是美国爸爸，“免于饥饿的口粮”，无疑是台湾人民在“反攻大陆”的谎言中，过着悲惨的日子。

  这首诗十分大胆，简直是要让蒋介石卷铺盖走人。更要命的是，作者笔名风迟，也被认为是“讽刺”的谐音。于是，“总统府”亲自打电话过问，情治机关以“匪谍罪”拘捕原作者王凤池，最后把他押往生教所感化，关了三年多。

  

  林海音和她的纯文学事业。

  虽然林海音素不涉政治，但为了避免连累更多人，她只好迅速辞职，以平息事态。离开“联副”后，她继续创作，并创办《纯文学月刊》，成立纯文学出版社，以出版高品质的文学作品闻名。她交游广泛，善于提携后辈，成为台湾文坛祖母级的人物。

  从1957年开始，林海音陆续发表回忆北京童年的小说，后来结集为《城南旧事》。出版之后，只行销两版，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但八十年代后，随着据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大陆上映，该书也风行一时。读者第一次读到这么纯净、不受政治语言污染的小说，耳目一新，并引发了长久的评论和回响。

  

  1993年，和丈夫何凡回到北京，在年轻时溜冰的北海前合影。

  

  1994年，林海音和《城南旧事》小英子扮演者沈洁在大阪重逢。

  1999年，《城南旧事》被《亚洲周刊》评选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并被译为多国文字，屡获大奖。后又成为“语文新课标”必读书，部分篇章选入语文教科书，无数小读者从中认识过去的北京。

  2001年，林海音逝世于台北。她五岁从台湾迁往北京，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五年，经历北伐、抗战和内战，自己也上学、丧父、结婚、初为人母，回到台湾后，她花了五十年回忆北京，并写下《城南旧事》作为这座城市的纪念。

  在老舍之子舒乙看来，老舍的《骆驼祥子》写的是劳苦阶级，曹雪芹的《红楼梦》刻画了世家大族的日常，至于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她是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写北京人的生活，完整保留了那个阶层的风貌，也借着小英子的眼睛，观察到了世间百态。

  W.H. 奥登在叶芝去世后，写下这样的悼文：“文学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从这条河到那条河，口耳相传。”齐邦媛曾以此来悼念林海音，她们是多年的好友，齐邦媛还是《城南旧事》英文版的译者之一，并著有回忆录《巨流河》。

  余光中曾说，上海是张爱玲的，而北京是林海音的。

  或许，北京不属于任何人，林海音只是为之建造了一座记忆的宫殿。

  图片来源：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

  作者：樊超群·读库编辑 公众号：樊超群

• 你生来就是明珠，就有自由，自由地做一个好人吧

  作者：果麦文化 发布时间：2021-07-09 17:17:54

  文/Hazel Wang

  救风尘故事里有美人和英雄，却没有爱和尊重

  有多少当代女性，可以在自己的阅读史上毫无困惑地进入“妓女”这一篇章？

  我曾经对文学作品里的妓女形象十分困惑。为什么男作家们如此热衷描绘妓女？女作家即使关怀同性中的弱者，也不会投以如此密集的凝视。后来我明白，这是因为嫖客数量远大于妓女。女性中曾卖淫者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中曾嫖娼者的比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时代所有阶层的男人都与嫖娼紧密相连。男人需要发泄性欲和权欲、融入同性集体，对他们来说，这无伤大雅。

  中国古代的一些戏曲、话本小说中也有这样的剧情结构，女人因家道中落沦为妓女，男人努力为其赎身未果，反而成了落难公子，最后常以遇到清官洗净冤屈、考上科举或妓女自己赎身从良为结局，两人从花间流连变为相濡以沫，从底层跃升为士绅和夫人。这些故事里蕴含不同的救赎，即男子救风尘，女子救落魄，也许还有青天救冤民。这些故事中也有自然流露的情义，但脱不去宗族气息和刻板化的忠贞。他们的忠贞，总是以身份和社会图景为最后依归，而非“人”本身。

  

  电影《镜子》剧照

  与被歌颂的妓女所相对的，是普通女子极易被辱为荡妇，如鲁迅所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只要她不以男人为自己处世的核心，不以成全男人为志业，而是尊重了自己的主体性，那她多半就成了荡妇。

  我不能理解任何一个“荡妇”出现的语境——且不说大多数行为根本算不上荡妇，就算真是沉溺于寻欢作乐的女性，她和男性口中的荡妇又有什么关系？她们并不是男人所定义的荡妇。男人在定义“荡妇”时，脑海里有两个梦，一个是大漠夕阳的英雄梦，一个是儿女团圆夜煮茶的家长梦，而打破了这两个梦的女人，即为荡妇。但女性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梦，从来就不在这样的叙事中。女性或许会有田园梦、家庭梦，但她并无统治与被统治的梦。就算有方方面面都是“荡妇”的女性，那也是先有荡妇想象，再有荡妇——是男人塑造了她们。男人需要被背叛，正如需要去拯救与被拯救。这就是救风尘情结。

  在救风尘情结中，高光属于男人——那个救了美人的英雄、建起庄园的家长。他撇去了享乐的浮沫，将忠贞的未来赐予美人。美人如梦初醒，感恩于命运的垂怜。她终究是没有被放弃。

  真正的救赎，是让他认清自己原本的样子

  写救风尘写得最好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

  在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生日宴上，女主角本人向一众显赫的来客宣告自己的肮脏历史。她被养父托茨基玷污、被加尼亚算计，人人都想出价买她。唯有梅什金公爵对她的话表示不解，并当场向她求婚。作为东正教社会，俄罗斯人视婚姻为圣事，做情人和做妻子是不一样的。公爵对娜斯塔霞说，她是完全无辜的；被众人追逐，多大点事？又怎么可能是她的错？

  

  《白痴》，[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耿济之 译，果麦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

  梅什金公爵说话一向不合时宜。他不懂上流社会的社交辞令，他们也不懂他流溢而出的剖白。托茨基对这样的表白，只能说出“拍马屁”。他倒果为因，把占有娜斯塔霞看作公爵的目的。但公爵痛心的仅仅是娜斯塔霞的“偏离”——她因人们的恶待，离弃了自我。那些恶意与贞洁规范，不仅是错误的，还是完全多余的。公爵甚至不想争辩，该如何扭转那套贞洁规范；他根本就不觉得它有存在的必要。你是娜斯塔霞，这样就够了，不多也不少。没有比“你是娜斯塔霞”这一事实更完满的存在了。

  在这个故事中，不存在“救”也不存在“风尘”，两人都非常高贵。

  

  电影《乡愁》剧照

  公爵来俄之前曾在瑞士疗养。他在瑞士的小村庄救下了孤女玛丽，让她免于被村民羞辱，甚至还教会了孩子们善待玛丽。某种意义上，“白痴”就是他对世界的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需要附加条件才能得到合理对待。玛丽是一个人，人与人之间有相处的底线，不因任何事情而改变，更何况她的不幸原非她自己所造成。

  玛丽幸福地接受了公爵和孩子们的善意，这一决定使得她比美丽的娜斯塔霞更加勇敢。人们通常认为娜斯塔霞是勇敢的，她拿捏托茨基、羞辱叶潘钦将军、玩弄罗果仁和加尼亚，将十万卢布付之一炬，最后放弃优渥生活，与明显有暴力倾向的罗果仁在一起。但娜斯塔霞有致命的懦弱——她唯恐玷污幸福。想象一下，有一个本身品行高贵的人愿意给我们一切，不为买我们，只为他富足且爱人；今生今世，他都要以这样的郑重对待我们，给我们无尽的宽恕、敬意与温柔。我们多半会欣喜若狂，享用他的供给，然后陷入茫然——我们宁愿他是来买我们的！我们宁愿他并非如此的无私、丰盛，他是来欺骗我们的，至少这必须是一场公平交易，他要我们回报忠诚、青春或满足他的什么怪癖，一定是这样。他不可以是圣人，我们不想欠他的。娜斯塔霞的恐惧就在于此，她永远也还不起公爵的恩与爱，尽管她爱他发了狂。黑暗使人迷恋和沉沦，光明却使人感动而颤栗。在绝对的爱与美面前，没有人不羞愧。

  

  电影《乡愁》剧照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致力于表达的基督式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不求回报的爱。人与神之间永远不可能是公平交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提及的《福音书》中，耶稣教门徒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耶稣还宽恕了一个据说放荡的女人，他对众人说，你们之中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她。女人来到他跟前，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对女人说的话并非规训，“若再犯就要惩罚”——在爱里没有惧怕，他不可能让女人惧怕刑罚而不再犯罪。后世的神哲学家认为，罪(sin)是善和爱的缺失，它是虚无，而爱是真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也正是如此。追求罪恶，是因为远离爱的芬芳。而如果神从一开始就让人类处于完美无罪的境地，那就没有自由可言，神让人类自由地尝试堕落，也自由地选择去爱。因此，

  真正的救赎，不是把风尘女从欢场抢出，强迫她承认一种生活方式比另一种更幸福；而是让她认清自己原本的样子，生来就是明珠，就有自由，自由地做一个好人吧。

  不要再用泥水洗脸，与老鼠抢食，问魔鬼要怜悯。“去拿好东西吧。”

  疯子和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残酷的温柔

  陀思妥耶夫斯基痛恨虚无主义者，这一点在《群魔》中已经体现。在《白痴》里，他安排阿格拉娅与一位虚无主义的革命者私奔出国，显然她的未来不会好过。但从阿格拉娅的命运中，我反而感受到作者对她的爱。这是对她性格与选择的尊重，也是作者的宗教信仰所在。她不会被斥责一顿，然后怀里塞满了神或作者认同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她会自由地得到她的命运。阿格拉娅追求速效的变革，对一切的变革，她从未理解公爵对娜斯塔霞的爱，那种神对人、父母对孩子的爱，缓慢、宁静而永恒。公爵在世俗意义上更喜欢的是阿格拉娅，他寄希望于阿格拉娅的聪慧与包容，但她终究没有理解。

  

  电影《牺牲》剧照

  娜斯塔霞最后被罗果仁杀害，她恐怕早已预料到自己的结局。对不敢接受幸福的她来说，只有死亡可以归于寂静。这同样是作者对人物的爱，因为在作者那略带怀疑的信仰观中，要么死亡可以给她带来平静，要么死后她会去到神那里，领悟爱的真谛。

  梅什金公爵则退化为白痴。由于这种“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许多读者把本书视为悲剧，其实未必。作者的信仰使得他对死亡、发疯、疾病、孤独等都有复杂的看法，他并不把它们视作单一的结局，而是保留了新生的可能性。事实上，英国作家 C·S·路易斯曾严肃宣称，耶稣要么是神，要么是疯子，唯独不是所谓的智者，通读过福音书的人都能看出耶稣有多疯。

  而公爵之为白痴，与其说是作者残忍，不如说是作者的祝福——他注定为一些人所不解，亦注定为另一些人所追随和深爱。

  

  白痴

  9.2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 2021 / 山东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