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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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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羊角麦 发布时间：2022-08-17 23: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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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与罚》与《水浒传》中不同的“杀人”心态——俄罗斯文学课作业一篇，看完之后，拖拖斯基老师乐了。

  作者：Curious George 发布时间：2009-12-12 10:59:38

  一年半以前的一篇文章，俄罗斯文学课作业。课没去过几次，怀着游戏的心态写了这篇文章。拖拖斯基老师应该被雷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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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分析《罪与罚》与《水浒传》中不同的“杀人”心态

  摘要：《罪与罚》与《水浒传》这两部著作都就“杀人”这一问题经行了讨论，关于“杀人”的不同见解体现着不同的文化道德取向。

  关键词：罪与罚 水浒 杀人 道德取向

  引言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代表作，这部作品以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杀人之罪与罚为中心线索，对“杀人”的合理性、“杀人”者的归宿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当时的重要现实问题，以及罪与罚、善与恶等哲学命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水浒传》，这部描写农民起义的中国小说，也就“杀人”的动机、“杀人”者的命运经行过阐释。同样是“杀人”，《罪与罚》中的分析与《水浒传》有惊人的相似，也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拟就两部作品中“杀人”的动机、杀人者命运的异同进行浅要地讨论，借以管窥中俄不同的传统文化取向。

  一、“不平凡”人与“替天行道”

  在《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是个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他衣衫褴褛、走投无路，但仍渴望摆脱贫穷，挤入上流社会。在对现实苦难的思考中，他得出这样一种理论：人可以分为平凡和不平凡两类，前者在世上任人宰割，后者可以为所欲为。他进而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对旧的社会伦理秩序的亵渎和叛逆,而社会变革的领导者也必然是谋杀旧秩序的“罪犯”,这些罪犯同时也成为了创造人类历史的“行动者”。拉斯柯尔尼科夫希望成为拿破仑式的不平凡者，在这种欲求的推使下，他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是为了金钱，为了饥饿而杀人”，促使他杀人的真正原因不是物质欲望，而是一种文化精神需求。他杀人的另一个原因是劫富济贫、主持正义，在杀人实验实施的一个半月以前，拉斯柯尼科夫听到了一大学生关于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谈话，这与他的想法完全一样。

  “‘杀死她，拿走她的钱，然后借助她的钱好让自己为全人类和公众事业服务：你认为怎样？——几千桩好事不能抵消一件小小的罪行吗？用一条人命来换取几千个生命，使之免于腐烂和朽败，用一个人的死来换取一百人的生——这是很简单的算术啊！’”

  对拉斯柯尼科夫来说，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把困境中只能靠抵押变卖为生的穷人逼至绝路，是社会非正义的象征。老太婆是吸人血的虱子、寄生虫。由此，杀了嗜血的寄生者就是救世，消除这种非正义就是一种维护正义。而且，那个被结束的生命是无关紧要的，而由此来的好处却惠及大多数人。在这种功利主义伦理理论影响之下，杀人也就理直气壮了。

  然而仔细想来漂亮的理论不过是犯罪行动的外衣，拉斯科尼科夫的杀人行为主要还是由贫穷和社会不公促成的，那一套理论不过是用以安慰自己的借口，以使自己有别于谋财害命的杀人凶手。因而与其说拉斯科尼科夫杀人是为了成为“不平凡”的人，还不如说是他的杀人行为只不过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在《水浒传》中个人施行的有计划的杀人行为主要是复仇杀人，这个“仇”可以是自己的“仇”，比如林冲的复仇是因为高衙内父子的苦苦相逼；也可以是别人的“仇”，比如鲁智深打死镇关西是因为金翠莲受尽镇关西的压迫。正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是就出手。”《水浒传》中的这类杀人行为主要是对邪恶势力以及压迫凌辱的反抗，杀人者对这种阶级复仇表现得十分坦然，并认为这种杀人是“替天行道”、“铲奸除恶”。然而，“替天行道”只是口号，梁山好汉们复仇杀人很少想“道”的问题，不过是义愤难平，图一时之快而已。“替天行道”也不过是好汉们拉帮结伙的招牌，一方面用以安慰入伙的正义之士，让他们觉得自己和真正的强盗是有区别的；另一方面为好汉们杀人抢劫进行理论美化。

  所以，无论是拉斯科尼科夫的为成为“不平凡”人而杀人，还是施耐庵笔下的“义气烈汉”为“替天行道”而杀人，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理论是自欺欺人的借口。

  当然，就理论本身而言，差异还是有的。“不平凡人”理论似乎与尼采的“超人”思想有些许一致，但《罪与罚》创作于“超人”思想发表之前，想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会是受到尼采的影响。从历史方面看，拉斯柯尼科夫根据的或许是拿破仑式的超人思想。在《罪与罚》问世的前一年（1865年），波拿巴三世宣扬拿破仑主义的《尤利•凯撒传》一书的俄文版分别在巴黎和彼得堡发行。该书序言写道，有两种逻辑和法律，第一种用以判决普通人，第二种特殊的，用以判决“英雄”和“世界天才”。小说中拉斯柯尼科夫凭着超人有权杀人这一思想，与这种拿破仑主义思潮的冲击不无关系。

  而《水浒传》中的对“替天行道”最权威的解释出现在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向宋江授“天书”时说的那句话：

  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驱邪归正。

  “天行道”的观念在，儒道两家的文献资料中都有记载，但作者之所以让九天玄女这个道教人物给“天书”，或许是因为作者更倾向与道教关于“天行道”的诠释。“道”在原始道教中指维护社会、自然健康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这一规律行事，就会天下太平、风调雨顺；逆“道”而行，社会、自然就会混乱。而这里的“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却又是儒家思想。儒家的“道”当是仁义、忠孝之道，这于道教的诠释并无抵触，在儒家看来“仁义、忠孝”就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由此可见，《水浒传》中的杀人理论来自于儒道两家的理论。

  二、救赎与道德

  拉斯科尼科夫在杀人之后，并没有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反而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虽然他坚信杀人的理由是正确的充分的，但他还是无法摆脱剥夺他人生命的罪恶感。最终他在道德的感召下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选择了自首。然而自首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理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成立的。他的自首应该说是出于他对周围爱他的人和他所爱的人的一种回馈,这些人包括他的母亲、妹妹和索尼雅,这样的选择是善对恶的一种感召。这里作者为拉斯科尔尼科夫设计了两种情境:一是杀人后为逃避惩罚而陷入内心无休止的矛盾痛苦之中；另一种是主动接受惩罚从而使心灵获得平静,这使他和索尼雅在精神上达到一致。很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后一种更有意义。故事的最后，作者让拉斯科尼科夫拿起了一直没有看过的《新约》，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作者是站在传统人道主义立场的，他主张的是一种宗教式的忍受苦难的精神。

  反观《水浒传》，好汉们在复仇之后，并没有因为杀了一两个人而精神崩溃，也没有任何皈依宗教的意思。与拉斯科尼科夫不同，好汉们认为自己的复仇行为是对压迫者的反抗、是无可非议的正义行为，他们不仅没有罪恶感，反而还有些许自豪和骄傲。这些好汉没有宗教的思想包袱，而且从传统道德上讲，这种复仇也是不违反道德礼法，《礼记•曲礼》云:“父之仇，弗共与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从当时法律上讲，杀人行为是应该受到严惩的，杀人者在这种情况下，想的更多的是逃命，而不是象拉斯科尼科夫那样思考是自杀还是自首。在中国，道德的力量往往要甚过法律，在审判武松的过程中，阳谷县令没有首先虑及其杀人之不可赦，却念武松“是个有义的汉子”，可见执法者在道德上也是认同这种复仇的。

  虽然，拉斯科尼科夫与武松等好汉的自首都得到了发配流放的命运，但他们的精神状态是不同的，前者仍纠缠于是归属平凡的人群，还是追求强悍的生命意志的思考。而后者，在心灵上是平静的，甚至是愉悦的。

  造成《罪与罚》与《水浒传》中杀人者不同心理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各自所处主流社会的信仰不同。拉斯科尼科夫虽然有着超人思想，推崇伟人福音，但他无法摆脱宗教思想的影响。在东正教信仰里，只有上帝才配审判人类的罪孽。拉斯科尼科夫作为一个凡人竟想越俎代庖，替上帝行道，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受到主流人群宽容和理解的。即便是拉斯科尼科夫自己，也因为自己的思想与宗教价值观的抵触而苦恼以致精神崩溃。

  在中国儒家学说中，虽然天是客体，人是主体，人道要符合天道，但人是宇宙的核心，只有人才能实现天道的运功。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种以人的道德性为核心，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人本主义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观，在这种价值观中，人的道德修养被放在“天人合一”的首要位置，道德便是善，便是一切。因此，水浒英雄们的杀人是有道德的，包括执法者在内的广大人群在道德观念上是赞同英雄们的杀人行为的。在这种思想观念下，杀人者没有思想包袱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在东正教思想体系中，有“受难”这一主题，即通过“受难”减轻罪恶。拉斯科尼科夫最终选择自首，恐怕是想通过在西伯利亚受难来使自己获得救赎。而水浒英雄很少有老老实实选择“受难”的，大部分人都抗拒命令，跑到梁山逍遥快活去了。当然，林冲是个例外，他选择了认罪伏法，老老实实地服刑，但从他“受难”时的一系列遭遇看，作者传达给读者这样一个信息：“受难”无法使自己获得救赎，反而会让压迫者更加猖獗和肆无忌惮。

  尾声

  《罪与罚》与《水浒传》中杀人者们宣称的杀人理由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他们不同的杀人心态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与俄国社会对于道德底线的认定标准是大不相同的。在《罪与罚》中，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替上帝行道是违反道德的；而《水浒传》中区别道德与非道德的界限是“善”，只要是为了“善”，即便用“恶”来实现“善”，也是符合道德的。在这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杀人者经历着不同的思想历程，或矛盾痛苦，或逍遥快活。但是，无论杀人者的头脑是复杂还是简单、是矛盾还是逍遥，都无法撇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杀人行为都是因为义愤难平而进行的情感发泄。区别仅仅在于，中国的文化精神更有利于杀人者排遣罪恶感。

  参考资料

  1.《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岳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 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 龚觅 国外文学(季刊) 1999年3期(总第67期)

  3. 苦难与救赎———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创作心理 何晓鹏 外语学刊2004年第4期

  4. “罪与罚”主题价值内涵的变迁 李倩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3月第2期

  5.《水浒传》 施耐庵 罗贯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

• 从欧亨利看美国

  作者：记忆永恒 发布时间：2011-08-13 18:47:45

        欧•亨利是美国杰出的小说家，他以新颖的构思、诙谐的语言、悬念突变的手法表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开辟了美国式短篇小说的途径。他的作品富于生活情趣，被誉为“美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欧•亨利的真实姓名是威廉•西德尼•波特，于一八六二年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镇一个医师的家庭，十五岁在家乡一家药店当学徒，一八八二年去西部得克萨斯州牧场当了两年牧牛人，后调换过不少职业，做过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新闻记者和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第一国民银行的出纳员。一八八七年他和阿索尔•艾斯蒂斯结婚，生有一女。在银行工作期间，波特曾买下一家名叫《滚石》的周刊，发表了一些讽刺性的幽默小品（其中一部分收在本书题为“滚石”的集子里）。十九世纪末，美国西部银行的工作制度不很规范，波特供职的银行短缺一笔现金，波特为了避免受审，只身离家，流浪到中美洲的洪都拉斯。一八九六年，他获悉妻子病危，冒险回国探视。一八九七年妻子病故，波特本人于次年四月被捕，关进俄亥俄州监狱。

  　　监狱当局考虑到波特具有药剂学的知识和工作经验，便派他担任监狱医务室的药剂师。工作之余，他开始认真写作，以稿酬所得贴补狱外女儿的生活费用。一八九九年，他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杂志《麦克卢尔》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署名“欧•亨利”。

  　　这个笔名，一说是狱中医务室所用一部法国药典作者的名字，一说是某个监狱看守的名字，不管怎么说，署名“欧•亨利”的作家立刻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出版界的兴趣。

  　　一九○一年，欧•亨利因表现良好，提前获释。一九○二年。他迁居纽约，专门从事写作，与纽约《世界报》签订合同，每周提供一个短篇，同时还为别的报撰稿。正当他的创作力最为旺盛的时候，健康状况却开始恶化，加上第二次婚姻不幸，他开始酗酒，终于心力交瘁，于一九一。年六月五日在纽约病逝。

  　　欧.亨利一生创作了将近三百个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一九。四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以虚构的拉丁美洲安楚里亚共和国为背景，揭露了美国冒险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行径。小说里的维苏威果品公司影射臭名昭著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是享有无上特权的“国中之国”，为了压低当地的香蕉出口税，攫取超额利润，不惜发动叛乱和军事政变，撤换不俯首听命的政府。作家在这部小说里展开了几条并行的线索，试图描绘出一幅广阔的画卷，但章与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很紧密，作为几个短篇也可以单独成立，这正是作家独特的艺术手法的自然流露。除《白菜与皇帝》外，《平均海拔问题》、《“醉翁之意”》、《双料骗子》等一些短篇，也以拉丁美洲生活为题材，异国情调浓郁，别有风味。

  　　欧•亨利的一部分短篇小说是描写美国西部草原和牧牛人生活的，主要收在以《西部的心》为题的集子里。作家时常引用吉卜林的一句话：“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它们永不会相遇。”但他的用意不同于那个美化帝国扩张的英国诗人。欧•亨利所说的西方是指广阔自由、富有浪漫气息的美国西南各州：东方则指以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发达的东北各州。在作家心目中，西部受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蚀不那么明显，人们纯朴、勤劳、正直、勇敢、充满朝气和活力，还没有沾上资产阶级惟利是图、尔虞我诈的恶习。《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写了一个身败名裂的赌徒从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大城市来到草原，通过劳动和接近大自然，重新获得健康和生活的信心。

  　　在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中占有较大比例、值得重视的是描写美国大城市，尤其是纽约生活的作品。作家一生坎坷，常与社会底层失意落魄的小人物相处，对他们怀有深刻的关爱，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在欧•亨利笔下，柏油马路和钢筋混凝土组成的大城市是阴森沉默、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人们说它铁石心肠，说它没有恻隐之心，人们把它的街道比做蛮荒的丛林和熔岩的沙漠”，但在这高楼大厦的森林里，在不毛的柏油路上，却出乎意料地长出瑰丽的人性花朵，作家寻觅并找到了独特的传奇——描写爱情、友谊、自我牺牲、美丽心灵和崇高感情的传奇。《麦琪的礼物》、《警察和赞美诗》、《最后的常春藤叶》等篇就是久负盛名、脍炙人口的描写纽约小人物的作品。作家把描写纽约曼哈顿市民生活为主的集子题名为《四百万》，原因在于当时某些作家认为构成纽约社会基础的是四百个“上流人物”，只有他们才举足轻重，欧•亨利却认为应当给予注意的不是四百个利欲熏心的资本家，而是四百万纽约的普通老百姓。

  　　欧•亨利有一部分作品是描写骗子的。他采用说书入的形式，由杰甫•彼得斯用嬉笑怒骂、愤世嫉俗的调侃语气叙说故事，说明资产阶级社会无非是个尔虞我诈、黑吃黑的骗子社会，不少道貌岸然的“上流人物”只不过是成功的高级骗子，政界要人卖官鬻爵，金融巨头巧取豪夺都是常事，甚至一则征婚广告也可用来敛财；创办所谓慈善事业更是设骗搂钱的妙计（《慈善事业数学讲座》）。《我们选择的道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的规律，说明强盗和金融资本家本质上并无不同。拦路打劫的匪徒和操纵投机的资本家都不择手段，不惜置对手于死地。

  　　欧.亨利是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幽默风趣，诙谐机智，文笔简练，描写生动。他善于捕捉生活中令人啼笑皆非而又富于哲理的戏剧性场景，用近似漫画的笔触勾勒人物，从细微之处抓住特点，用形象的语言描绘出来，挥洒自如、左右逢源，使笔下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在处理小说结尾方面，欧•亨利显示了惊人的独创性。“欧•亨利式的结尾”在美国文学中负有盛名。他先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透露一些情况，作为铺垫，埋下伏笔，但对最重要的事实却一直秘而不宣，结尾时峰回路转，豁然开朗，产生了意料不及、画龙点睛的效果，向读者揭示了整个故事的意义和人物性格及行为的全部真实，使读者在惊愕之余，不禁拍案叫绝，不能不承认故事的合情合理，赞叹作者构思的巧妙。

  　　欧•亨利的小说结尾固然精彩，开头也出手不凡。作家的风趣幽默、轻松活泼的开场白多与比喻联想、引经据典、人物刻画、抒情议论交融在一起，特别是能把抒情和阐理加以有机地结合。使读者精神为之一振，急于知道下文。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能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翻译就可以说是成功的，奈达还主张翻译所传达的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还应包括语言形式。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力求做到吃透原文含义，紧扣原作，在不损害汉语习惯的前提下，进行“功能对等”的转换，争取达到形似神似，希望读者一看就能领略原文意蕴，欣赏原著的魅力。

  　　作家经常运用俚语、双关语、讹音、谐音和旧典新意。美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由大量移民组成，欧•亨利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词汇，并引用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典故。《供应家具的房间》一篇中提到贫穷的房客们时说：“他们的葡萄藤是攀绕在阔边帽上的装饰；他们的无花果树只是一株橡皮盆景，”这里就引用了《圣经》的典故，《列王纪上》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是安定的家庭生活的象征。遇有这类情况，译者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希望有助于读者阅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拙译两卷本《欧•亨利小说选》和一卷本《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并于二零零三年出版《欧•亨利小说全集》，颇受读者欢迎，经常再版。现选择其中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三十篇，结成这一“藏本”，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