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论稿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屈原论稿》内容简介：屈原是我们国家、民族早期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在我国的文化史、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希腊神话在希腊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相似。“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希腊艺术的土壤。”（马克思《论文化的各种形态（科学、技术、艺术）的不平衡发展》）同样，屈原的作品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珍宝，两千多年来一直成为历代作家学习、吸取不尽的营养，它以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卓异的艺术成就培育着我国文学艺术的成长。对这样一部伟大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功夫，作认真的研究，进行新的开拓。

比较长的时期以来，在对屈原的评价中，人们习惯于论述和划分屈原的思想究竟是属于哪一哲学体系，是儒家？法家？还是其他什么家？我在《屈原论稿》中对此也作了一些探讨。但是，仅从哲学的角度评价屈原，还不能全面地认识屈原。恩格斯在评论歌德时曾经说：“一般说来，我们根本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而主要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对他加以责难。”（《论歌德》）恩格斯这段话可以作为我们评价古代作家的重要准则。我们并不反对用哲学的观点来评价作家，并且认为哲学观点是一个作家观察、分析自然和社会的主要根据，是其世界观的主要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文学反映生活的特点出发来评价作家。

自序第一章 屈原的时代　第一节 处于转变时期的战国社会　第二节 楚国的政治和文化状况第二章 屈原的生平　第一节 《屈原列传》考析　第二节 屈原的诞生和家世　第三节 从为官到见疏　第四节 从放逐到沉江第三章 屈原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思想之异同　第二节 屈原对儒、法两家思想的继承及其在战国思想界的地位第四章 屈原的美政理想第五章 屈原的批判精神　第一节 对楚王的批判　第二节 对贵族重臣集团的批判第六章 屈原的爱国主义　第一节 历史上的爱国主义　第二节 屈原对历史上爱国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第七章 屈原对天、天神的探索、怀疑和否定　第一节 对天、天神的探索和责难　第二节 对天命、巫祝的怀疑和否定第八章 屈原“求女”的意义第九章 屈原赋所反映的古代社会习俗第十章 屈原的辞赋　第一节 《离骚》　第二节 《天问》《招魂》　第三节 《九章》　第四节 《九歌》第十一章 屈原的美学观点　第一节 发愤赋诗　第二节 内美与修能　第三节 比德君子第十二章 屈原在艺术上的创造　第一节 比兴手法　第二节 浪漫主义精神　第三节 语言特点第十三章 屈原精神与日月争光跋[附录]　屈原赋的历史意义　漫谈《九歌》　关于屈原三题

聂石樵（1927年- ），男，山东蓬莱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北京师大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诗经学会顾问，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聂石樵、邓魁英夫妇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们一同进入辅仁大学，是同班同学。毕业时辅仁大学已经调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他们又一同留校任教，在一个教研室，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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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屈原论稿》内容简介：屈原是我们国家、民族早期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在我国的文化史、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希腊神话在希腊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相似。“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希腊艺术的土壤。”（马克思《论文化的各种形态（科学、技术、艺术）的不平衡发展》）同样，屈原的作品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珍宝，两千多年来一直成为历代作家学习、吸取不尽的营养，它以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卓异的艺术成就培育着我国文学艺术的成长。对这样一部伟大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功夫，作认真的研究，进行新的开拓。

比较长的时期以来，在对屈原的评价中，人们习惯于论述和划分屈原的思想究竟是属于哪一哲学体系，是儒家？法家？还是其他什么家？我在《屈原论稿》中对此也作了一些探讨。但是，仅从哲学的角度评价屈原，还不能全面地认识屈原。恩格斯在评论歌德时曾经说：“一般说来，我们根本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而主要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对他加以责难。”（《论歌德》）恩格斯这段话可以作为我们评价古代作家的重要准则。我们并不反对用哲学的观点来评价作家，并且认为哲学观点是一个作家观察、分析自然和社会的主要根据，是其世界观的主要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文学反映生活的特点出发来评价作家。

• 作者：四部居士 发布时间：2013-01-16 23:00:17

  时代痕迹重

• 作者：金金子 发布时间：2023-12-16 03:10:56

  算手把手领读了，延续一贯的文学史编撰旨向，即便含有大量史料查证和观点输出也很阅读友好

• 作者：寻津 发布时间：2019-12-16 00:48:25

  日后可再读。

• 作者：RosierRosier 发布时间：2011-12-26 15:52:33

  综合

• 作者：白鹿天涯1005 发布时间：2021-03-14 10:49:28

  关于 屈原的美学观点的部分，和我了解认同的美学观点相抵触。作者在其中认为美是有阶级性的，认为“没有一种美为天下人所共爱。”

• 作者：solenesun 发布时间：2010-05-20 08:32:17

  是啊 标签应该标悬念 但为了我的目的一致吧 随便啦 反正这种还是适合女性看的吧 纠葛类这爱呀情呀 还是去看纯一点的推理比较好

• 不仅仅是编程

  作者：sandorf 发布时间：2007-08-10 10:28:25

  Rich Stevens显然不是Dennis Richie, Brian Kernighan那个贝尔实验室圈子的人。他对Unix的深入了解，是自己翻烂手册、钻研系统得到的。这个切入点，和我们多数用户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想知道的东西，也许正是Stevens关心过的。看看他在N个系统上做的代码测试和对不同标准的比较就知道。我觉得这本书适合所有对Unix系统的种种感到好奇的人，Unix和Windows不同在于，它是个鼓励你思考的操作系统（换句话说对于想远离计算机的细节的用户可能不那么友好），只要你使用它有些时日，就会有很多问题冒出来：symbolic link和hard link区别究竟何在？daemon process是怎么回事？即便不写系统级的程序，只作为一般的unix用户，这本书里的信息也是弥足珍贵的。我对技术书籍的评价，一向以“解惑”为第一标准。这本书做到了。

  人民邮电出版社的这个影印版的纸张，相比眼下很多影印书籍，还算不错。开本和版面也保持了原书风貌。有一个细节让我觉得不解：封面和扉页上的Richard Stevens的名字都被框上了方框，不知算什么意思。啊，我知道，这是表示人死掉了，可那又怎么样呢，死掉了就死掉了么，为什么非得时刻提醒读者，作者已死呢？第二作者Rago有一天也会死啊，印古书又该怎么办呢？窃以为给死人画个框，逻辑上既不完善，也不大合乎审美。《辞海》之类大书的编委老学者很多，出版周期又长，所以编委名单上常见几个框框。可是我想这些死鬼们如果地下有知，也不会希望自己名字被框起来，以示尊重。

• 刘全志：《屈原论稿》的屈原生平研究与创新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3-09-18 15:42:52

  原文发表于《斯文》第四辑

  摘要：聂石樵《屈原论稿》有关屈原生平的研究与创新，为当今学界的屈原及楚辞研究提供着重要的参照和启发。与其他论者不同，聂先生的屈原生平研究，采用动态的研究视野，强调屈原人生的阶段性，注重屈原的成长过程与职位变化的关联，这不但为我们完整地理解屈原的人生历程与精神世界的追求提供了诸多帮助，更有助于把握屈原作品的情感旨向与心路历程。当今学界有关屈原生平及屈原创作历程的论述，对《屈原论稿》的屈原生平研究多有参照和借鉴。

  关键词：屈原论稿 聂石樵 生平 创新 影响

  聂石樵先生的《屈原论稿》从1982年至2015年连续出版4次，时间跨度达30多年。早在第一次出版之后，汤炳正评价此书为“勇于探索”之作[1]，而今已过30多年《屈原论稿》的许多论题仍然新意盈盈，这展现出此书历久弥新的特质，又确证着聂先生学术视野的开阔与前瞻性。在《屈原论稿》的诸多创新之处，有关屈原生平的研究，不但是聂先生重点关注的对象，更为学界30多年来屈原创作历程及楚辞作品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参照和启发。正如聂先生所说，中国古代的作家“和现代的作家并不完全一样”，他们有着“鲜明的社会理想，其写作深受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影响”，[2]所以必须“知人论世”。具体到屈原，聂先生的“知人论世”显然重点呈现于对屈原人生历程的梳理和考察[3]。

  一、屈原的“贱贫”身

  聂先生认为，从屈原自己的作品《九章·惜诵》“忽忘身之贱贫”以及东方朔《七谏》之“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可见其幼年萧条冷落的境遇”[4]，屈原“可能早年曾在郢都附近的乡村居住过”[5]；又通过这些信息可知《屈原列传》虽说他是“楚之同姓”，“但亲属关系说，他和楚王已经比较疏远”[6]。在《屈原论稿》初版稍前，林庚《说橘颂》一文谈到屈原的身份，说《惜诵》“忽忘身之贱贫”一句与屈原“贵族，少年就已得志”的说法不符。[7]林庚先生以诗人的敏感已感觉到了屈原自述与世人刻板印象的差距，惜其未展开论述。而在5个月之后出版的《屈原论稿》则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屈原少年的“贱贫”和落魄。聂先生的发现和分析，至少让我们重新理解屈原的身份以及与楚国王室之间的关系，进而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准确理解屈原的追求及作品的情感表现。比如关于屈原不愿意离开楚国的原因，许多论者一直坚持认为是因为屈原属于楚国王室贵族，所以他才不为战国时期人才自由流动的事实所感染。如果从屈原的“贱贫”身份来看，这一观点显然将屈原眷恋故土的情感理解得过于狭隘，进而低估了屈原的心胸和追求。

  后来，赵逵夫结合《世本》所记认为《离骚》“朕皇考曰伯庸”的伯庸实为屈氏的始封、屈原的太祖“句亶王”。[8]句亶王生活于西周夷王时期，实为屈原的远祖，而以《史记·楚世家》记载“句亶王”不但去掉“王”号，其后也未真正当过楚国的国君。[9]所以，“句亶王”的“王者之气”估计至屈原时期早已消磨殆尽，于此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说“忽忘身之贱贫”实属合理。显然，赵逵夫的追溯与考察，颇能证明屈原在楚威王、楚怀王时期的“贱贫”出身，而且又能回应司马迁的屈原为“楚之同姓”。

  从上官大夫、楚怀王、楚襄王对屈原的态度来看，屈原虽然是“楚之同姓”显然已非王室贵族，这一点通过屈原对申徒狄投河的模仿[10]也可以得到证明，申徒狄战国时人，被周贵族直接斥为“贱人”[11]，而他却自比于明月、灵珪、和氏璧、夜光之珠[12]，并认为自己的忠诚和“圣智”可以堪比夏桀之关龙逢、商纣之比干、夫差之伍子胥、陈灵公之泄冶[13]。从这些言语可以判定，申徒狄的内心追求和精神风尚，与屈原的“绝世而独立”十分相近，这也难怪屈原在《悲回风》的最后明言“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并将之系于“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之后。也就是说，在屈原看来，申徒狄的行为是步伍子胥之后，这与申徒狄自己追溯梳理的行为脉络多么相似。虽然在《悲回风》中，屈原直言“骤谏君而不听兮，重任石之何益”，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沉渊”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不得不表明在诗人内心深处对申徒狄投河行为的认同和追步。在屈原之后的王充讨论江之大潮时说：“屈原怀恨，自投湘江，湘水不为涛；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为涛。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14]显而易见，在王充的话语体系中，伍子胥、申徒狄之后又增加了屈原，这一点也许是屈原生前已经预料的，也许是未曾想到的，但无论如何在后人眼中，他终结生命的行为以及人格风范已经进入申徒狄所梳理的精神传统之中。如果再关注到屈原与端午节习俗的结合和交融，屈原的“沉渊”在后世产生的影响和意义远远大于申徒狄、伍子胥等人，这一点应是屈原所始料不及的，因为在屈原的时代，真正成为公共话题的是伍子胥和申徒狄[15]。而屈原之所以能够与端午节的习俗紧密结合，除了有“耀艳而深华”楚辞作品之外[16]，应该还有眷恋故土的忠诚和深情。从申徒狄至屈原再到王充，话语资源的层次与脉络一再被延伸，现实的行为也不断被模仿，试想如果王充也以投水的方式追步于屈原，那么后人也可能将他的行为排入申徒狄、屈原的行列之中。简而言之，有了申徒狄“贱人”身份的参照，至少提醒我们不能再将屈原的精神追求和人格独立，归结为其贵族身份的表现。因此，聂先生对屈原幼年身份及生活的勾勒和分析，直接影响着我们对屈原作品及其生命追求的理解。

  二、从“兰台”到“朝堂”

  根据《文心雕龙·时序》“楚广兰台之宫”“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以及《拾遗记》的相关记载，聂先生指出屈原早年“做了楚兰台宫的文学侍臣”[17]。

  关于屈原为“文学弄臣”的身份，在20世纪40年中期讨论得最为热烈，牵涉到了的学者也较多，其中的核心观点便是孙次舟公开提出的“屈原是文学弄臣”说，孙次舟的文章首发于最早1944年9月《中央日报》之《中央副刊》刊发的《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一文，因引起广泛的质疑，孙次舟于当年12月前后又发表了《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一文。[18]其后，1945年10月闻一多抱着“想来冒险作个调人的”心态于《中原》第2卷第2期发表《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明确表示：“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不幸的是他没有将这事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充分的予以说明。”[19]与孙次舟强调屈原的“脂粉气”不同，闻一多突出的是屈原作品中的“火气”，用他自己的话说屈原虽然是楚王的“家内奴隶”，但却是“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并通过持续不断的“反抗性”使我们在他身上“也看到了‘人’的尊严”。[20]在此基础上，闻一多认为屈原的“弄臣”身份与“使臣”乃至“政治家”、“文学家”，是合体为一的，即“没有弄臣的屈原，哪有文学家的屈原”。[21]

  当代论者认为，闻一多如此持论“说服力显然不够”，带有“强词夺理的语气”[22]。其实，与孙次舟的单一论相比，闻一多的屈原身份“多元论”，显然更接近于历史的原貌。然而，无论是孙次舟，还是闻一多，在讨论屈原的身份时往往是以静止地眼光来看待屈原的，如就闻一多的屈原身份“多重性”来看，闻一多认为屈原的本职是“文学弄臣”，至于使臣、政治家抑或文学家，都是由本职延伸而出的名号。这也是闻一多在文章的开端，首先肯定孙次舟“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的原因。

  聂先生关于屈原早期为“文学侍臣”的看法，显然是受到学界这一大讨论的启发。然而，聂先生的观点无疑又不同于闻一多：他认为屈原为文学侍臣只是其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非是其身份的标签。所以，聂先生观察屈原的人生历程，采用的视野是发展变化的，而非静止不变的。换言之，屈原为文学侍臣的经历，只是他早期成长的一种履历。这就是如同孔子在没有成长为“鲁司寇”、“摄行相事”、尊为“国老”之前为“季氏吏”一样，我们总不能因为孔子作过“季氏吏”就称他为“乘田”、“委吏”[23]。每一个成人的背后，都必然拥有一段成长的过程，圣如孔子、孟子、荀子，乃至苏秦、张仪、周处、孟尝君、司马光、曹雪芹，几乎都有一段稍显曲折而又值得回忆的成长历程。

  所以，聂先生依据《招魂》“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等言辞认为屈原曾于“宫廷宴会上为乐舞赋诗作歌”，显然是十分准确的。结合司马迁《屈原列传》的内容，聂先生指出：“屈原应该就是以文字写成的‘辞’文学来奉侍君王，得到怀王的赏识，并成为怀王的文学侍臣的。”[24]

  由于先秦文献稀少，更没有直接记载屈原进入“兰台之宫”的史料，所以这一推断难免带有猜测的成分。然而，统观战国诸子及普通士人，又有几人的人生履历不需要推断猜测呢？即使以严谨著称的《先秦诸子系年》在讨论战国诸子时，也不得不采用推测与假设。在没有直接史料可资利用之前，合理而严密地推论显然也是学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有关先秦文学、历史、哲学的研究，才更为活跃而繁盛。

  在聂先生看来，屈原的兰台“文学侍从”只是屈原的一段经历，在这段时间内，屈原除了“游猎于云梦之泽，赋诗于洞庭之皋”、娱乐于宫廷宴会之上，还创作了表达自己志向的《橘颂》[25]。纵观屈原的一生，也许任职于兰台是他一生中最为欢乐愉快的时光。然而时光在流淌，人必然也要长大。对于屈原来说，他也热烈地期望自己快点长大而实现治国理政的抱负，即《惜往日》之所言“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所以，聂先生认为在他22岁时“升为左徒”[26]，完成了由“文学侍臣”到楚国大夫的转变，也有“兰台”走向了朝堂。为了证明“左徒”的重要性，聂先生与其他学者一样引用了春申君的例子，但不同于他人的地方是聂先生又举出了邹忌拜相的过程，邹忌以说辞致卿相是战国时期的纵横策士进阶的一个缩影。于此，“以‘明于辞令’的说辞，为怀王所重视，因而升为左徒”也就有了时代氛围的大背景。在这里，聂先生显然没有就屈原而论屈原，而是结合战国时期的士人行为、擢升惯例来呈现屈原由“侍臣”到“大夫”的转变。这一点显然是聂先生的创新，而学界缺乏必要的关注。1995年，赵逵夫刊文讨论屈原的早年任职时，认为屈原在任左徒之职前，应“在楚兰台作文学典籍的侍臣”、与宋玉一起“曾供职于兰台之宫”，而楚怀王有时则“召集文人献赋吟诗”。[27]显然，这与聂先生的分析如出一辙。赵逵夫的分析，至少说明在《屈原论稿》再版修订之后，学界终于有人开始追步于聂先生的观点进一步阐释了。

  由兰台到朝堂，是屈原履历、身份的转变，同时也是他人生辉煌的开端。朝堂之上的“图议国事”、“接遇宾客”，展现着屈原从政的热情与快乐，同时又培养着他的执着和独立。朝堂之上的积极从政，与之前的兰台快乐，一起构成了屈原作品反复追忆、体会、涵咏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屈原的人生历程中，兰台与朝堂共同构造了他的快乐来源：朝堂上的国事政务虽然繁忙琐细，但它延续着兰台生活的愉悦和快乐。理解这一点，便能把握屈原作品今昔对比的意义及着眼点。于此，也让我们更能体会到屈原对楚国饱含热情、异常眷恋的原因。

  三、屈原“自疏”于汉北

  由于司马迁在写作《屈原列传》时饱含更多的热情、寄托更多的心胸，以至使某些段落、文字稍显“凌乱”，这成为许多学者讨论、争议的地方。聂先生认为：司马迁“王怒而疏屈平”并不意味着屈原政治生涯的结束，而是“降职为三闾大夫”[28]，面对楚怀王十七年丹阳之战的惨痛失败，屈原“身为三闾大夫，掌管宗庙祭祀”便写下了《国殇》，“以抒发自己的爱国思想，和对为国阵亡将士的悼念”。[29]关于围绕屈原任三闾大夫的问题，众说纷纭，有人持族号说、封爵说、实官说[30]，对此聂先生没有深论，只点出了其执掌为“宗庙祭祀”，这一观点颇与其后姜亮夫所说的“三闾之职盖专守宗姓之事”相似，但姜亮夫认为其执掌“以教胄子为主”[31]。姜亮夫的观点显然是王逸“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延续，与“宗庙祭祀”一说有别。过常宝认为，三闾大夫的执掌，为“宗族事务”，具体内容近之于春秋时期的“左史倚相”，即掌握着巫史知识，是“巫史传统”的延续者[32]。如此看来，聂先生的“宗庙祭祀”一说，还值得深入挖掘，如果此说成立，不但《九歌》、《天问》等许多文本可以找到坚实的知识依据，而且《离骚》、《招魂》之中的连续飞升、天地漫游也能够得到更为可靠的理解。

  相对于三闾大夫的执掌，聂先生更为关注屈原“自疏”于汉北的历程。聂先生认为，在丹阳之役战败后，屈原再一次被派往齐国出使[33]，这就是《屈原列传》所说的“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然而，屈原的出使最终并没有促成齐楚联盟，而是迎来了楚怀王二十五年的楚秦黄棘之盟，于是“一向亲齐的屈原，这是必然受到更大的排斥，内心也更苦闷，便决心离开郢都（今湖北江陵县）去汉北”[34]。这与一直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放逐汉北”说显然并不相同：聂先生认为此时屈原是主动离开国都，而非被迫，不同于楚襄王时期的放逐。如果考虑到《屈原列传》所记楚怀王入秦之前以及楚襄王早年屈原对两人的劝谏，聂先生的判断更为合理，因为如此，屈原规劝怀王、进谏襄王的行为才能顺理成章的开展，否则既然被放逐了，又怎能随随便便地跑到国都去谏说？当然，有些论者认为，在屈原第一次被放逐之后，又被召回了国都，像季康子召回孔子一样。无疑，这一推测与主动离开说相比，需要更多的史料支撑和逻辑自足。当代论者在甄选历史上的多种说法之后，不漏声色地引用了聂先生的观点，自云“屈原由左徒要职被疏后，三年不复于朝，推举三闾大夫本职，大约复三年，他作了一次自疏远放之行”[35]。论者使用“自疏远放”的词语稍显矛盾，但显然强调的是“自疏”。聂先生20世纪80年代的观点，在新世纪新时代下又一次以稍显回曲的形式加以显现，至少说明聂先生观点的新颖与坚韧。

  更为重要的是，屈原“自疏”于汉北，还有屈原作品的支持。除了《离骚》所云“吾将远逝以自疏”之外，《九章·抽思》说：“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这是“倡曰”部分的第一句话，洪兴祖引孔子之言“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以及《孔丛子》所记“子思曰：君子犹鸟也，疑则举矣”[36]，来证明屈原的比喻与心声。无论孔子还是子思，均在强调鸟的选择性与主动性，而屈原以其对儒家典籍的熟悉，不可能不知道孔子的比喻。新世纪以来公布的上博简用楚文字写成，而其中楚史、孔子、孔门弟子的文本与楚辞文本并出，这一点至少证明楚地的作家对儒家文本极为熟稔。因此，屈原的自喻颇能说明他“来集汉北”的选择性与自由度。

  在聂先生看来，考察屈原的人生经历，往往与他的文本作品密切相关。所以，他认为正是由于屈原的主动离开，才造就了屈原诸多的文学作品。《离骚》所言的“及余饰之方壮兮”“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等语，本身就暗含着《离骚》写于这一时期，因为屈原自疏汉北的年龄为36岁，而“《离骚》是他壮年的作品”[37]。除了《离骚》，“呵壁之作”的《天问》、《九章》之《惜诵》《抽思》《思美人》均作于此时。这些推论，无论相对于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还是现当代学者的论述，都较为严密、合理。

  统观屈原的这一创作高潮，我们发现诸如《离骚》、《天问》这些重要的文本均产生于这一时期。屈原“自疏”行为的选择，至少有助于我们理清围绕《离骚》、《天问》等文本的诸多困惑。如屈原作品的中“巫咸”与屈原本人的行为存在怎样的关联，当代学者结合“巫咸”的种种传说已经辨明，巫咸的“水游”只是象征着一种隐逸的生活方式，与屈原最后的人生抉择关系不大。[38]如此看来，聂先生对屈原自疏行为的考察，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把握《离骚》文辞的意义和内在的情感线索。

  总之，通过聂先生“自疏于汉北”的限定，我们会发现屈原作品的解读还需许多值得挖掘的地方，比如《离骚》的文辞的反复与屈原内心挣扎的关联，《天问》内容形式的独特与屈原的真实动机以及屈原在汉北的自我体认对其人生选择的影响等。

  四、屈原生命终结的历程

  关于屈原的卒年，学界一般采用“白起破郢，屈原殉国”之说[39]，即“沉江”于公元前278年。与既有的观点不同，聂先生结合屈原在楚襄王时期的放逐经历，判定屈原的生命终结于楚襄王十四年，即公元前285年。之所以得出这一论断，聂先生的主要根据的是屈原的作品。

  《屈原列传》所言“倾襄王怒而迁之”，即是屈原放逐经历的开端，从此至死未再回过国都，至少屈原的作品是这样呈现的。“在顷襄王二年，时屈原四十三岁”而遭放逐，是年正值秦楚武关大战，楚军大败，“汉水上游，襄、邓等汉北地区，备遭秦军破坏，当地人民纷纷沿汉水南下逃亡”。[40]其时，屈原在“江夏之间遇到大批东迁的难民”，“他与难民同流亡，从夏首东下，经过洞庭、夏浦，最后到达陵阳”[41]。屈原的这一行踪记录于《九章·哀郢》，聂先生结合其中的言语文辞，认为此篇是追忆之作，写于旅居陵阳的第9年，所以文中才有“至今九年而不复”。聂先生在这里删繁就简，在对比古今学者的论述之后采用了洪兴祖的说法，即“云九年而不复，盖作此时放已九年也”[42]。但与洪兴祖、蒋骥不同，聂先生对其中地理“多有发明”[43]，如《哀郢》之中的夏首、夏浦应同指一地，指“应指江陵东南二十五里之夏水口（即今湖北省沙市）”[44]，这一解释与《哀郢》的文意以及屈原的“东迁”更为联属。至于其中的“陵阳”，聂先生并不认同蒋骥的“安徽青阳县南六十里之陵阳”的说法，指出“屈原的行踪未必到达这里，所以不确切”，具体所指则“不可考”。[45]后来，赵逵夫依据《水经注》等指出，陵阳“乃江西省西部、庐水发源处西北面的另一个‘陵阳’”。[46]以王逸注《哀郢》“当陵阳而焉至兮”云“陵，一作凌”，[47]而同篇又有“凌阳侯之泛滥兮”，可知陵阳、陵阳侯是相通的。陵阳及陵阳侯，汉人多认为是仙人所居，如《淮南子》云“武王伐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司马相如《大人赋》也说“反太一而从陵阳”[48]这些说明屈原所说的陵阳很可能是神仙之界，代表着他的精神信仰。通达地来看，“陵阳”在《哀郢》中的意义具有多样性，至少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考证的。所以，与其一一指实相比， “不可考”引发的意义则更为丰富多样。退一步说，即使陵阳为“庐水发源处”一说比较切实，这一结论至少证明聂先生对蒋骥反驳的正确与得当。换言之，蒋骥的“陵阳说”，至《屈原论稿》而被推翻，而聂先生的“陵阳在何处不可考”[49]，又激发了当代学人的不断探索和推进。

  聂先生认为，屈原在被放逐东迁之时，仍在关心朝堂国事，并于放逐的第二年即楚襄王三年写下了《招魂》：楚怀王死于秦，“屈原追念尤甚，因此作《招魂》以招怀王”[50]。围绕《招魂》的文本，学界多有争议，涉及“招魂”的对象、意义、作者以及创作时间等，结合屈原的人生历程，聂先生选择了郭沫若的观点[51]，并引用《仪礼》、《礼记》加以证明，进而指出“先秦的习俗是生人招死人之魂”[52]。有论者指出认为先秦时代没有“招生人之魂”的习俗，“似未细察《韩诗》注对郑人之俗‘招魂续魄’的记载，以及《礼记》注引‘复’礼‘复而犹望生’的解说”。[53]其实，聂先生已注意到这些文献的记载，他认为这些是先秦习俗的衍生，即“后代演变为招生人之魂，或自我招魂”，因此我们“不能以今证古”。[54]也许，论者认为《韩诗》所记实为先秦时期的习俗，但尽管如此，郑国的“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目的在于驱邪避灾、保佑自身，与“魂兮归来哀江南”的悲情、凄婉并不一致。以此来看，再联系至屈原任职兰台期间的游猎驰骋，《招魂》为招楚怀王之亡灵拥有更多的文本证据和史料支撑。

  聂先生认为，屈原在旅居“陵阳”之后，即楚襄王十一年便远赴西南，经鄂诸，入洞庭，溯沅水，至辰阳，达溆浦；又下沅水，“‘进路北次’在江湘汇流的地方，写了《怀沙》和《惜往日》”[55]。在聂先生看来，屈原的这次旅行使得他的创作再一次勃发，在写作《怀沙》、《惜往日》之前，还创作了《涉江》、《悲回风》以及除《国殇》之外的其他《九歌》篇章，并于写作《怀沙》、《悲回风》、《惜往日》的次年旅行至“长沙东北边的汨罗江”而投水自尽[56]。也就是说，至楚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85年，屈原走完了孤独而又高洁的一生。

  在聂先生看来，从《哀郢》，经《涉江》，再至《惜往日》，正好构成了屈原东迁、西南行以至沉江的地理脉络与情感线索。于此，也更能证明屈原投江的年代并非“白起破郢”之时。这一文本脉络的梳理，显然比单纯地根据《楚世家》的系年更为可靠和自足。

  结 语

  统观聂先生的屈原生平研究，我们会发现至少有以下几点需要我们重视：一、屈原的人生是分阶段的：从“贱贫”到兰台，又至朝堂，先任左徒，后任三闾大夫；后又自疏于汉北，流放于江南，终至徘徊于沅湘之间而沉渊。对屈原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轨迹，各个阶段依次联属，形成了屈原幼年、少年、青年、壮年乃至晚年的人生历程。聂先生这样动态地观察屈原，不但解决了围绕屈原生平的许多难题，更让我们体悟到屈原成长过程之于屈原人格独立、精神追求的关联和互动。二、屈原的人生经历呈现着屈原人格的独立与执着。在聂先生看来，至少从任职兰台开始，屈原已经形成了“独立不迁”、“苏世独立”的人格风范，这一人格追求哪怕经历了楚王的信任、怀疑、降职、去职乃至放逐，也没有丝毫动摇，反而通过彷徨与反思，这种信念变得更加坚韧而牢固。经过这一过程反复与磨练，屈原自己也变得更加成熟、自信，进而坚守着独立而执着的人格风范直至生命的终结。也许，这正是屈原被历代文人学士不断慨叹、敬仰、赞颂的原因和魅力所在。三、屈原的人生历程是一场人生的炼狱，同时也是一场文学作品展现的路途。从任职兰台的《橘颂》，至壮年时期的《离骚》、《天问》，再至晚年时期的《怀沙》、《惜往日》，伴随着屈原的高兴、痛苦、忧愁、绝望，他的文学创作也一步步达到繁荣多样。聂先生在讨论屈原生平时，十分注重屈原作品的依据，本身就是在提醒我们：屈原的作品是他人生及心路历程的直接写照。屈原的人生充满了悲剧，同时也因“金相玉质”[57]的作品造就了人生的伟大和不

  附：（一）屈原年谱（以《屈原论稿》为准）

  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年旧历正月十四日，屈原出生；楚威王二年至楚怀王十年，公元前338～公元前319年，屈原幼年萧条冷落，曾居住于郢都附近的乡村，后为楚怀王兰台宫的文学侍臣，创作《橘颂》。楚怀王十年至楚怀王十四年，公元前318～公元前315年，楚国为六国纵长，屈原22岁由兰台文学侍臣升为左徒，“造为宪令”。楚怀王十五年至十六年，公元前314～公元前313年，屈原26岁时，降职为三闾大夫。楚怀王十七年至二十四年，公元前312～公元前305年，楚秦丹阳之战、蓝田之战，屈原任三闾大夫，出使齐国。创作《国殇》。楚怀王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公元前304年～公元前300年，因楚秦黄棘之盟，屈原“自疏”于汉北，《惜诵》、《离骚》、《抽思》、《天问》、《思美人》创作于此时。楚怀王三十年至楚襄王元年，公元前299～公元前298年，屈原41岁回到郢都，劝谏楚秦武关之会。楚襄王二年至楚襄王十一年，公元前297年～公元前288年，屈原被迁逐，由郢都出发，经江夏之间，从夏首东下，经过洞庭、夏浦，到达陵阳，居于陵阳九年。屈原于楚襄王三年创作《招魂》，于楚襄王十一年创作《哀郢》。楚襄王十二年至楚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87年～公元前285年，屈原远赴西南，经鄂渚，入洞庭，溯沅水，至辰阳，达溆浦，后又下沅水，“进路北次”于江湘汇流之处，后于楚襄王十四年至长沙东北之汨罗江沉渊。屈原的漫游，也迎来了屈原创作的繁盛，《涉江》、《九歌》之中除去《国殇》的篇章、《怀沙》、《悲回风》、《惜往日》等创作于此时。

  （二）屈原的作品

  《离骚》、《九歌》、《九章》、《天问》、《招魂》，共23篇。

  注释

  [1]汤炳正：《关键在勇于探索——<屈原论稿>读后》，《光明日报》，1983年1月11日。

  [2]过常宝：《学蔚醇儒姿文包旧史善——聂石樵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8期。

  [3]聂先生对于屈原生平的梳理，在《屈原论稿》初次出版时就已完成，详见《屈原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38页。为了读者检索方便，以下采用最新版本，即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4]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9页。

  [5]1995年赵逵夫撰文指出屈原所生长的“原野”，应是其父被贬职的云梦地区。此说尽管需要更多的证据加以补充，但从中可见聂先生的观点已成为学者进一步推论的基础。详见赵逵夫：《屈原的早期任职与<大招>之作》，《云梦学刊》，1995年第1期；后此文观点后来收录入《屈原与他的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2002年10月底2版，第120页。

  [6]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8页。

  [7]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林庚：《林庚楚辞研究两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8]赵逵夫：《屈原先世与句亶王熊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1985年10月《文史》第25辑，第223-234页；赵逵夫：《<离骚>的开头、结尾与创作地点的关系》，《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后此文后来收录于《屈骚探幽》，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4月，第82-98页。

  [9]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043-2044页。

  [10]姚小鸥：《彭咸“水游”与屈原的“沉渊”》，《文艺研究》2009年第2期。

  [11]何琳仪：《信阳竹书与<墨子>佚文》，《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2]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墨子佚文》，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57-658页

  [13]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14]见于《论衡·书虚》。

  [15]战国诸子著作对两人提及的事例众多，如申徒狄在《庄子》、《荀子》中均有提及。

  [16]见于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17]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9页。

  [18]叶罕云：《闻一多论屈原：从“文学弄臣”到“人民的诗人”》，《名作欣赏》2012年第32期。

  [19]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5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20、23页。

  [20]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5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20、23页。

  [21]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5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20、23页。

  [22]叶罕云：《闻一多论屈原：从“文学弄臣”到“人民的诗人”》，《名作欣赏》2012年第32期。

  [23]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页。

  [24]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9页。

  [25]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71-172页。

  [26]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0页。

  [27]赵逵夫：《屈原的早期任职与<大招>之作》，《云梦学刊》，1995年第1期。后此文观点后来收录入《屈原与他的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2002年10月底2版，第124-126页。

  [28]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2页。

  [29]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3页。

  [30]郑志强：《屈原“左徒”、“三闾大夫”新诠》，《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第3期。

  [31]姜亮夫：《楚辞通故》（第2辑），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887页。

  [32]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20-31页。

  [33]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3页。

  [34]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3页。

  [35]参见杨义：《屈子楚辞还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29页。

  [36]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9页。

  [37]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3页。

  [38]姚小鸥：《彭咸“水游”与屈原的“沉渊”》，《文艺研究》2009年第2期。

  [39]潘啸龙、毛庆、崔富章：《<屈原论稿>附<楚辞新注>》，《楚辞著作提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6页。

  [40]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5页。

  [41]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5页。

  [42]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5页。

  [43]潘啸龙、毛庆、崔富章：《<屈原论稿>附<楚辞新注>》，《楚辞著作提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20页。

  [44]聂石樵：《楚辞新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6页。

  [45]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5页。

  [46]徐正英：《赵逵夫的<屈原和他的时代>》，《文献》1999年第2期。

  [47]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5页。

  [48]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4、135页。

  [49]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5页。

  [50]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4页。

  [51]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64页。

  [52]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63页。

  [53]潘啸龙、毛庆、崔富章：《<屈原论稿>附<楚辞新注>》，《楚辞著作提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9页。

  [54]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63页。

  [55]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5页。

  [56]聂石樵：《屈原论稿》，《聂石樵文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5-46、188页。

  [57]见于刘勰《文心雕龙·辨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