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边缘性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湘西地处中国腹心，为何直到民国还被视为“边城”？与华夏互动了上千年，为何没有完全“攀附”华夏而依旧是华夏边缘？其历史过程与机制何在？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却实现了在广袤地域上的政治一统与文明延续。那么，生态与生计复杂，族类与文化丰富多元的西南地区，何以能够在整合到大一统中国秩序后仍得以包容大量“边疆”、华夏边缘的存在，同时又保持了对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成为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整合为成功的典范？

对此，既须反思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解释框架，也要超越传统中国历史书写的惯性。湘西个案鲜活地展示出，审视“西南传统”以及在此传统下不同人群对“边缘性”的制造、经营对重新认识西南乃至中国社会整合的重要性。

丛书总序走向历史现场 陈春声 I

第一章 边缘性与西南中国的整合 1

第一节 问题与思路 1

第二节 湘西、研究材料与方法 15

第三节 篇章结构 25

第二章 含混的边缘：虽近犹远的盘瓠子孙 28

第一节 从“武陵蛮”到“盘瓠蛮”、如意大王 29

第二节 “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宋熙宁年间开边南北江 44

小 结 59

第三章 谁的扩张：土司、苗乱与堡哨边墙 62

第一节 新格局的开拓：元朝土司制度的推行以及新路的开辟 63

第二节 民、军、土人或苗：元末明初西南格局下的王朝扩张 69

第三节 只愿贼在，岂肯灭贼：卫所弛败下的苗疆土司与苗乱 78

第四节 王朝的扩张？土司与苗疆之堡哨、边墙 87

小 结 97

第四章 不同正统性的追求：联姻结盟与谱系传承 101

第一节 较量：土司的汉名、联姻与结盟 104

第二节 改制：文人诗士、白银与土司宗祠庙宇的创建 117

第三节 土王、王鬼与祖先：土司/土王的权力结构与礼仪秩序 135

小 结 145

第五章 殊途同归？改土归流与开辟苗疆的实践 149

第一节 帝国：比较视野下的地方行政机制 150

第二节 官法与苗例——法与礼之在苗疆 161

第三节 边墙与屯政：苗疆土地制度的变革 170

小 结 182

第六章 礼仪与正统：从白帝天王看苗区的开发与

文化认同 185

第一节 文本与口传：隐现的女性传统 188

第二节 汉姓与土酋：明帝国体系下的苗疆杨氏 198

第三节 神与祖先：天王受封与“苗疆中额”前后的天王

形象 205

小 结 218

第七章 边缘性：“西南传统”与西南中国的整合 221

主要参考书目 229

一、基本史料 229

二、研究论著 235

后 记 253

谢晓辉，研究员。湖南湘乡人。2001年、200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学士与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做博士后、研究助理教授、副研究员。于2016年8月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从事研究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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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官员们对这些族类细致划分、描述，可能是抱着使曾经“不通声教”的苗疆整合入华夏，以实现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然而又在客观上用族源、服饰和习俗等将其排斥在华夏之外。不同于口耳相传，文字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传播力与文本传播的相对稳定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将其非汉身份与所谓的他者或者地方风俗刻板化。

书籍介绍

湘西地处中国腹心，为何直到民国还被视为“边城”？与华夏互动了上千年，为何没有完全“攀附”华夏而依旧是华夏边缘？其历史过程与机制何在？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却实现了在广袤地域上的政治一统与文明延续。那么，生态与生计复杂，族类与文化丰富多元的西南地区，何以能够在整合到大一统中国秩序后仍得以包容大量“边疆”、华夏边缘的存在，同时又保持了对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成为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整合为成功的典范？

对此，既须反思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解释框架，也要超越传统中国历史书写的惯性。湘西个案鲜活地展示出，审视“西南传统”以及在此传统下不同人群对“边缘性”的制造、经营对重新认识西南乃至中国社会整合的重要性。

• 作者：justine 发布时间：2024-04-11 12:53:01

  没有枕草子那么喜欢。就感觉是一些古人的哲理感悟，但是不是我想知道的。喜欢这段“镜子没有颜色和形状，所以可以映出所有东西的映像。如果镜子有颜色和形状的话，则什么都映不出了吧。虚空能容物。我们的心中能浮现出各种各样的念头，是否因为心无所属呢？如果心有所属，心中就进不来那么多事情吧？”

  对空的追求真的是无止境的，也是应该时不时提醒自己的。

• 作者：小波福娃 发布时间：2023-09-19 16:49:44

  补m，略为失望

• 作者：卖锅买米 发布时间：2022-02-09 19:38:10

  若即若离才是攫取最大利益的最好方式。从自然边缘到历史边缘，湘西的边缘塑造是复杂多面的。作者能梳理出整条发展脉络，又能发现其中的转折变化，学术价值很高。唯一不足，语言打磨不够精细，降低了可读性。

• 作者：clear mind 发布时间：2021-08-26 23:03:04

  好！有可能有长评！

• 作者：隐清 发布时间：2021-08-01 19:29:30

  历史较弱，禁不住这个题目，套用前人理论框架所做的田野调查，何况王氏的这个理论本就不高明。

• 作者：流惜子 发布时间：2021-09-18 21:07:43

  赞同其他友邻的评价，看得出作者的历史功底存在不足，叙事逻辑混乱不清，以及明朝哪里来的奏折？回到研究本身，基本是既有框架下的填鸭式工作，对范式难称突破，这样亦步亦趋的研究太多了，自然很难具备冲击力，恐怕更多的还是贡献了一些地方性知识。对于作者持续批评的中原与移民开发视角，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成为了自己立起的靶子，依然延续着王朝开发/制度展开的叙述模式，并不是玩弄几个新名词、插入几段不痛不痒的土司家族叙述，就能颠覆旧有视角的，过于稀少的史料恐怕决定了作者的预想难以完全付诸实践。

• 陈瑶读《制造边缘性》丨走进“边城”，微观苗疆社会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2-01-22 15:22:15

  

  湘西凤凰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芙蓉镇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历史，历来为正史稗官所关注所记述。自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西南夷“各有君长”和“毋常处、毋君长”两大类型的归纳，至二十世纪以来，西南边疆民族史更成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建构大势下的重要议题。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历史·田野丛书”推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谢晓辉副教授的新著《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作者开篇即提出这么一些问题：湘西地处中国腹地，与中原互动上千年，为何直到清朝才系统设立州县、建立王朝国家的直接统治秩序？为何直到民国，位于湘西南部的苗区还跟“边墙”“边政”“边城”这一类词语挂钩？如何理解“西南传统”整合到大一统中国的历史过程与机制？该书所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再度引发对湘西及广大西南地区历史、边疆史、民族史的兴趣和讨论。

  西南传统

  我国边疆史学研究的重心，在于历代中央王朝的治边策略与军政实践上，大多着重关注民族政策、军事征服、改土归流、科举教育等重要制度和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多在“开化”“汉化”“内地化”模式下论述边疆地区由蛮荒化外之地，经羁縻进而实施土司制度，然后改土归流、设立州县，从而融入王朝国家体系的历史过程。（方铁：《西南边疆史研究60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制造边缘性》一书却别开生面。作者深刻领会华南研究学者对珠三角地区、莆田地区等中国南方区域地方社会的观察，熟练运用科大卫等学者所提出的“地方社会的模式”研究路径，开展湘西历史研究。所谓“地方社会的模式”，源于地方社会纳入国家制度的过程，国家控制扩张时所用又同时为地方社会所接纳的理论，就是地方社会形成的根据。（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系列成果所归纳的理论方法，作者认为，西南甚至中国历史的书写，一方面需要破除正史典籍与传统历史书写中，以中原王朝为单一中心与发展动力的历史叙述惯性；另一方面，在以开放态度吸纳国际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同时，也须对源于西方历史语境发展起来的概念、理论范式审慎反思，注重从中国本土社会的发展脉络中追寻与理解中国社会。这些研究取向的实证实践，在近年来西南边疆历史的书写中，已逐渐显现。（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连瑞枝：《僧侣·士人·土官：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杜树海：《边境上的中国：11世纪以来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历史与记忆》，九州出版社，2020年）

  在西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作者郑重提出“西南传统”这一概念，带动读者以之为视角重新认识“中国”。什么是“西南传统”呢？作者认为，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指出，西南土著大致可以分为“各有君长”（有着地方政权架构或类官僚行政体系）与“无君长不相统属”（相对缺乏一个制度化、阶层化的权力架构）两大类型的社会。在传世文献中，这构成了西南地区土著社会组织延续至中华帝国晚期的一种最重要的特征。作者认为，这种被中原王朝认定的特征，不仅决定了历代中原王朝与其互动、管理的基本策略与制度，也深刻影响了西南地方社会的模塑及其整合入大一统中国的进程与模式，在西南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将其概称为“西南传统”。具体就湘西地区大体而言，在历史上“有君长”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今湘西北地区，改土归流前主要为土酋、土司所主导，如今主要为土家族聚居区；而湘西南地区则可归为“无君长不相统属”类，如今主要为苗族聚居区。无论有无君长，在中央王朝看来，湘西地区与自己所统治的核心区域存在显著差异，被视之为边疆。

  那么，“西南传统”如何延续？谁在制造“边缘性”？这是该书讨论的主要问题。作者认为，西南边疆地区的边缘性绝非仅仅来自地理生态，或是中原王朝在内地与边疆、中心与边缘的框架下对西南的边疆定位，而是同时跟历史上不同主体对“边缘性”的经营密切相关。一方面，在与中原王朝的互动中，一些土著大酋会刻意自我边缘化，强调区域内“蛮”的一面，“只愿贼在，岂肯灭贼”，尽力宣称边地的野蛮危险。对于这些土酋或土著而言，“边缘性”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地理的边缘、生态生计的差异，同时也是一种需要策略性使用的功能性标签与资源。另一方面，西南边疆的这种边缘性，也部分来自中原王朝对边疆的多元弹性与模糊化处理方式。中原王朝在处理与边疆地区的关系时，其实并没有形成一套一以贯之的界定边疆、边缘的统一概念与标准，不仅治边策略时有调整，具体实施更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这种多元弹性与模糊性在客观上有助于部分地区边缘性的延续。

  南北通道

  洞庭湖以南地区以及湘、资、沅、澧四水的交通运输功能，自宋代才逐渐得到开发，湘西作为南北大通道的必经之地，其经济意义和战略价值获得宋王朝的重视。作者注意到，中原王朝第一次试图在湘西实施直接统治，是在北宋熙宁年间。熙宁五年，章惇对南北江地区的开拓，核心在于开通资水流域从益阳到邵阳的道路，理顺道路附近梅山蛮徭势力，而当时梅山土著欢欣雀跃地配合章惇，其意在于当地的茶叶贸易带来的利益。（吕永昇：《北宋僧侣与资江流域的开发——宋熙宁年间湘中“开梅山”的历史考察》，《历史人类学学刊》2013年第1期）章惇进一步开拓南北江地区，打通沅水流域，开发从辰州到沅州再到诚州，连通融水到达广西融州之路。开通洞庭湖到广西之路，有可能跟宋朝买广马、从廉州分运广盐北上行销有关，也由于土著蛮酋参与朱砂、茶叶、水银、辰砂等土产商贸活动，北宋开边之策获得沿路土著的欢迎。

  元至元年间，在土官与地方政府的积极协同之下，岳州到镇远的水站连接通道开通，成为明代经营云南、交通中原与云南的云贵大道的基础。正如温春来先前研究明确指出，明代开辟黔省的初衷不在于对贵州本地的重视，而在于维护入滇驿道的畅通。（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明代由黔入滇的驿道有两条：一条是由湖广溯沅水而上经黔东入滇，一条由四川泸州、永宁经黔西北入滇。而由湖广经黔东入滇的驿道，是明王朝沟通云南最为重要和便捷的交通要道。明王朝经营西南所需的官员及军士的给养，以及西南地区丰富物产的运出，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这条交通要道。

  明中叶以后，永顺土司财富的快速积累，主要依赖于武陵山区大木的开采及他们所领的四处征战的土兵。永顺等土司所在的武陵山区，正是明朝廷皇木采办及私人楠木买卖的主要来源地。仅正德、嘉靖年间，彭氏土司贡献营造宫廷的大木就超过七百根。在当时，将这些巨木从武陵山区砍伐，从永顺经酉水，进入沅水流入长江再北上，运输过程相当不易。至清初，武陵山区的大木基本已被砍伐殆尽，随后便有清代对贵州清水江的疏浚及这一区域木材贸易的昌盛。（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而由清水江往下，木材进入沅江，直至长江的这一水运通道，此时已经经历数百年的商品经济发展之路。

  识别土家

  关于民族史，该书提出一个有趣的疑问：为何土家族一度未被识别为少数民族？

  湘西地区于1952年成立湘西苗族自治区，于1954年改为湘西苗族自治州。在民族识别工程启动之初，土家族并未被识别为少数民族，经过潘光旦、向达等知识分子及田心桃等地方精英的争取，官方才于1957年1月3日正式下文，将土家族识别为一个单独的少数民族。同年，湘西苗族自治州改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实际上，与土家族经历相同经历的还有畲族等十六个少数民族。（刘婷玉：《凤凰于飞：家族文书与畲族历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此外，还有一类民族被称为“未识别民族”，指的是未被我国官方认定为独立民族的特定群体，以及民族辨析尚不明晰而未获官方承认的民族。

  那么，为何土家族难以被识别为少数民族？在作者看来，这个问题也需要从宋代说起。

  作者首先通过重启溪州铜柱铭文尚未被重视的史料价值，发现早期被视为盘瓠子孙的溪州土著，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以彭氏为核心主导、田氏次之的跨地域联盟，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制度性官僚层级架构。这种社会结构延续到宋初，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上下层级和职官制度。北宋对南北江地区的开拓，打通了沅水流域的道路，熙宁年间开拓的靖州、沅州和武冈军作为经制州保留下来，较早获得相对广泛的开发，南北江地区自此在行政设置和地方格局上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

  作者提出，明代是湘西地方格局和基层社会变化的关键时期。明初，五寨田氏与麻阳田氏等苗疆土著大酋在元末选择是否支持朱明势力，导致截然不同的境遇和身份上差别的出现。五寨田儒铭随保靖土司从征于朱元璋部下，后被授予五寨长官司；而麻阳田德明则因支持元朝而在明初被卫所占领其田地，其子亦被收籍成军。自此，湘西地区在明帝国秩序中分别处在土司、州县与卫所、“不相统属”的苗三种体系之下。苗疆土著由此而被划分为土司治下的土人、王朝编户齐民和“无君长”的苗蛮。军、民、土、苗成为明代苗疆最为重要的人群分类、族类划分的标签。明代中叶以后设置的堡哨边墙体系下，有权进入边墙之内开垦居住的便是民、土民、熟苗、降苗，否则就是苗、生苗。到了清代，进入边墙之内的开发者就以“民”的身份登记为纳粮当差的编户齐民。

  面对明王朝对土司名号的掌控和影响，湘西土著大酋迅速适应土司制度，采用汉名，修建书院、衙署和庙宇，通过文书体系争取官方支持，与文人诗士交往，子弟学习儒学。土司本人还修建祠堂，模仿士大夫礼仪，编纂宗支谱系；对其统属之土民，则强化土王崇拜，在各个村寨设置土王庙、摆手堂，跳摆手舞崇祀土王。万历十九年，彭元锦在承袭宣慰使之后的第四年，创建了彭氏祠堂，在这座基本符合明朝礼制的祠堂建筑内，供奉的是列位祖先的塑像，被当地人称为“土王祠”。这个建筑前方，有一块大空地，叫做“摆手坪”，作为崇拜土王的社区祭祀空间。改土归流后，土王祠和摆手舞仍然作为一种传统在延续。此外，作者发现，土司统治的各个村寨广泛分布着一类只有在本地土司地区才会见到的神庙系统，用来祭祀八部大神、吴着冲、土王这类神明。这套神庙仪式系统，依赖言传身教的师承及一套传自师傅的特定神器、唱词与动作，以古土家语显示出当地土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远祖、自我和他者、权力的正当性及地方权力格局等问题的理解方式。除此之外，明代湖广诸土司之间，以姑表婚的方式保持着长期稳定的联姻网络，凭借联姻巩固地域联盟、扩展势力。亲上加亲的表婚制虽然在明代被禁止，却在湘西土司地方社会普遍流行。

  在土家族民族识别的申请中，姑表婚作为被强调的民族风俗之一，上报给中央民委；而在今天发展民族地区旅游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新时代，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族摆手舞也被批准收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我们看到的湘西北土家族，拥有汉姓汉名、编族谱、建宗祠，较难识别其与汉人的区别。而曾经的他们，拥有与汉人完全不一样的语言、社会组织方式和仪式传统。

  白帝天王

  关于白帝天王信仰的论述，是书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分别位于第五章第二节和第六章。

  白帝天王，作为湘西境内唯一被朝廷敕封的地方神明，被苗、土、汉民广泛崇拜。白帝天王信仰最核心的庙宇坐落在今湘西吉首的雅溪村，雅溪天王庙是天王信仰的中心，处在土司领地、里甲卫所和生苗区等多个不同统治系统的交汇处。作者讨论了口述与文字传统中的雅溪天王庙附近天王故事的流变，探讨雅溪天王庙地方格局的变迁，以及地方社会文化传统与王朝正统礼仪之间的复杂互动。

  首先令人意想不到的，便是在雅溪天王庙，以及作者到访过的湘西地区三十多座白帝天王庙中，都无一例外地供奉着白帝天王三兄弟以及他们的母亲“娘娘”。在雅溪天王庙，除了六月初一“王爷开神门”之外，农历三月初三“娘娘戴花”日和七月初七“娘娘诞”是最重要的节日，以娘娘为主要崇祀对象。湘西信众普遍认为娘娘即天王母亲杨氏。在发现这个隐藏在口头传说中的女性传统后，作者深入分析雅溪、当地杨氏的历史记载所反映的白帝天王的来历，以及十几个白帝天王故事版本中口头流传的地方传说烙印。这些具有口头流传性质的故事结构，都在强调本地的故事脉络，而天王母亲杨氏是其中的关键角色，作者认为，直到清代改土归流初期，地方官尚未出现标准化的白帝天王身世故事版本，地方官、地方精英和地方口传故事对待白帝天王故事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倾向：十八世纪初期，地方官最重视的是将白帝天王跟中国传统古籍中的文字记载联系起来，在驯服蛮夷的脉络下叙述天王的历史；而地方口传故事则着重将白帝天王同中原赫赫有名的象征“忠义”的杨家将联系起来，表达对中原王朝的认同与忠诚，构建天王庙的正统性，在家族的脉络下追溯天王的历史。

  对白帝天王信仰做过专题研究的龙圣认为，作者注意到了明初以来雅溪天王庙所在区域就有杨姓人群的活动，但作者提到的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杨氏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白帝天王的联系是不清楚的，大有因为他们都姓杨便可与白帝天王及其传说故事扯上关系的嫌疑，对杨姓的讨论局限于明清以后，也大大低估了与白帝天王有关的杨姓人群在湘西一带活动的历史。（龙圣：《从祖先记忆到地方传说：湘西白帝天王叙事的形成与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实际上，作者已关注到，熙宁年间开拓南北江地区之后，当地最大的土著杨氏主动邀请在其居所旁边修建诚州学舍，以表现其对中原文化的态度。该书对于白帝天王信仰的研究方法，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利用口述文献和地方传说的范本。

  边缘何在

  读罢该书，掩卷之时仍为书中史料解读时的谨慎态度和史论阐释中的自制力所折服。细心的读者还会在注释中寻获精彩的分析逻辑、有趣的史料补充，或了解到某些问题可以如何进一步推敲的思考方向。对于熟知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特点的朋友来说，在“田野”和“现场”阅读和理解文献、对文字史料的限度、片面甚至陷阱应保持警觉性等史料研读方法不言自明，正如作者在开篇所说，“中国社会的汉文文献传统是中国历史书写者的幸运，然而，如果缺乏批判性解读，这种幸运便会让人在文字的云雾缭绕中看不清实相”。但要在文献的字里行间和文字之外的“田野感觉”里，综合处理各方信息，深度解读并清晰地转译出不同立场的主体说辞，在史料解读功力之外，仍然需要时刻保持自觉和清醒。这种自觉和清醒，也体现在作者审慎地使用外来概念、辨析已有研究的立场以及对历史主体主位的明确标识。

  当然，该书引发了进一步的思考：如何超越边疆史和民族史？千年湘西历史中的偷渡、走私、联姻，特别是书中提到的多次战争，在这个“整合”入王朝国家的历程中，应该得到怎样的理解？除了作为连接长江流域与西南云贵川桂的通道，湘西地区对于传统时期中原王朝来说有何重要价值？不论土、苗、汉，民众在“边缘性”的制造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我相信，不同知识背景的朋友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将提出更多不同面向的问题。

  总的来说，《制造边缘性》是一部实践历史人类学方法，以湘西为试验场，从社会史视角检验边疆史、民族史、经济史、民间信仰研究既有成果，以“边缘性”这一概念概括和拓展“西南模式”和“西南经验”系列研究的史学佳作。读之，可学习和反思不同立场不同来源的史料如何解读和运用；读之，将激发和深化对我国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的思考和认识。

• 黄纯艳评《制造边缘性》︱湖南的“湘西”？西南的“湘西”？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2-02-05 17:01:44

  传统“湘西”的历史坐标

  对湘西历史的好书我总是特别留意，既因我是学历史的湘西人，也因自己曾经立志却没有实现的研究西南民族史的初心。近年来，很欣喜地看到，在西南研究热潮带动下关于湘西历史的好书好文越来越多，但一字不落地读完的只有谢晓辉博士的《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以下简称《制造边缘性》）。

  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是其对湘西历史的定位，即“西南传统”中的“湘西”和土苗共生的湘西。对传统“湘西”的历史坐标的定位，作者的把握宏阔而准确。尽管对湘西历史的专题研究不乏精深的佳作，我还是觉得对湘西有整体和透彻理解的无过沈从文。虽然他以文学的眼睛看湘西，但与历史学者们观察的对象是同一个湘西。沈从文曾说他的写作与水不能分开，他笔下的湘西沿着“水”——辰河（沅水）及其支流白河（酉水）而展开，关注沿河的码头及水上和岸上的各色人等。他也曾说自己和黄永玉是游离于家乡凤凰“共同趋势”以外的“衍化物”。这个共同趋势就是从苗防衍生的武胜于文的地方好尚。这也使得沈从文书写的那个时代，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凤凰和“筸军”站在了湘西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最前沿。而之前这个角色属于酉水流域的永顺土司和保靖土司。

  不深入酉水流域社会，就不能理解湘西彭氏集团何以能在中原王朝的卧榻之侧割据八百年，不关注边墙之内外的苗疆，就不能理解凤凰及其“共同趋势”何以平地产生。沈从文关注的水（沅水、酉水）和苗防（实即土、客、苗的互动）正是理解湘西历史最核心的两个因素。沈从文谈及的三四十年代，不论湘西人的自我意识，还是内地人对湘西的认知，都还带着“边鄙之地”的定位，即使向云贵川大转移时，各类人等由湘西转向西南，对途经的湘西仍怀着某种“误解”和“戒备”，而湘西地方势力正纵横捭阖地致力于维持自己的“割据”。

  沈从文书写的是其所处时代的湘西“当代”史，在他的“湘西”里，曾经扮演历史主角的永顺已经成为“湘西”的边缘，而土苗互动的凤凰，或更大点说是“三厅”（即清朝改土归流后在苗疆设置的凤凰、乾州、永绥三个直隶厅）来到前台，而不变的是挥之不去的湘西的“边缘性”。这既是湘西传统的衍变，也是湘西历史的结果。这个格局不仅延续到沈从文的时代，眼下也似乎某种程度地在延续。而这个既有格局的生成原因需要到历史长河中去探寻。

  《制造边缘性》选择十世纪溪州之战为追溯的起点，梳理了降至十九世纪湘西地区与王朝国家的互动方式、区域社会内部的构成和运行形态。该书所要揭示的不是单向的王朝国家对湘西的拓殖史，或湘西地区华夏化的历程，而是王朝国家、有君长的土司政权、无君长的苗疆势力之间的干预与能动，扩张与因应。没有一方是简单的设计者或被安排者，历史正是在各方的拓展、逃避与自存的交互中演进。

  湘西历史的十世纪转折

  改土归流是湘西历史最重要的转折，追溯改流产生的源起，则是发生于《制造边缘性》起论的十世纪的历史转折。汉代以降，西南各族与王朝国家互动并行着两条线索。一是羁縻体系，“因其故俗治”，从西汉赐封王侯，到唐宋设置羁縻州。二是直辖郡县体系，即西汉的“初郡”到唐朝直辖州，流官掌治郡，驻军队，兴屯田，通道路，置邮亭。湘西地区设置直辖郡县的具体形态因里耶秦简的发现，可以追溯到秦代，而内地势力的进入则更早。深入西南腹地的直辖郡县对蛮区的实际控制是有限的，但发挥了宣示王朝国家的存在、抑制地方势力、传播华夏文化等多方面的作用。不论是汉族姓氏、家族意识，还是地方政治体的制度设计，都日益显现潜移默化却十分深刻的影响。

  从王朝政策而言，宋代呈现重大的转向，即宋王朝全面放弃汉唐时期在西南腹地设置直辖郡县的传统，虽然这一转向是对唐末五代既有格局的延续，但明确为王朝的基本政策，与汉唐经营西南的策略表现出重大的变化。这一转向在湘西地区得到明确的体现。从秦代设迁陵县到唐代的溪州，酉水流域一直延续着直辖郡县的传统。唐代的溪州辖大乡、三亭两县，“编户”曾有两千一百八十四户、一万五千二百八十二口，缴两税，纳土贡，有完备的统治体系。这些郡县控制的范围和程度应是十分有限，从汉代到唐代都可见蛮人不断的反叛，“溪州贼帅向子琪连结夷獠，控据山洞，众号七八千”，从叛乱武装的规模可知溪州地区“夷獠”的人数当不小于“编户”。这些编民也并非完全逆来顺受，他们曾向黔中观察使诉告溪州刺史魏从琚于两税外，每年擅自加征朱砂和水银。

  十世纪初，溪州彭氏及其他当地豪酋的割据自署中断了直辖郡县的历史，建立了自治的地方政治体。秦代至唐朝直辖郡县传统不只是宣示王朝国家在湘西腹地的存在，而且成为彭氏建构其地方政治体和社会文化的重要模式来源。首先，唐代溪州及其所辖大乡、三亭的设置成为彭氏塑造其合法性的手段，彭士愁使用了溪州刺史的身份。其次，借用郡县制建构其统治体系，称“当州大乡、三亭两县”，任命部下首领为刺史、知州、县令等。再次，建立赋役制度，以团保组织民众，征收赋税，“复溪州铜柱记”所称“归顺之后，请只依旧额供输”之“旧额”当指唐代税额。而蛮酋使用汉姓汉名则早见于唐代以前。

  彭士愁自立，并在溪州之战中取得马楚政权的承认，成为溪州地方历史的转折和分野。溪州通过盟约得到的“本州赋租，自为供养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的自治地位在宋代西南政策下得到巩固。宋王朝放弃了汉唐在西南腹地设置的直辖郡县，几乎全面退出对西南“蛮夷”地区的直接经营。这一秦汉以来中原王朝西南政策的重要转向在溪州得到典型的体现。尽管宋朝通过武力征讨、筑城设寨挟制溪州彭氏，但在西南政策的大背景下，彭氏仍得以延续其自治状态。元及明清实行土司制，与宋代自署属官不同，王朝不仅配置流官，还直接干预土司之下长官司的任免，但直到雍正初年实行改土归流，溪州地区自治的格局仍得以维持。

  因而，要回答《制造边缘性》开篇提出的问题：“湘西地处中国腹地，与中原互动了上千年，为何直到清朝才系统设立州县、建立王朝国家的直接统治秩序？为何直到民国，位于南部的苗区还跟边墙、边政、边城这一类词语挂钩？”“其历史过程与机制何在？”即要揭示近代湘西格局何以形成，则必须以彭氏自立的十世纪为追溯的重要源头。这既因溪州彭氏政权八百年割据延续了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也因永、保土司作为湘西最强大的军政力量，自明代便令分别担承，“永顺约束镇苗，保靖约束筸苗”，有力地影响着苗疆事务。而这又成为雍正改土归流后湘西地区管理方式和社会形态格局的历史惯性。从十世纪彭氏势力崛起的节点上前后瞻望，都可看到湘西与西南区域整体历史演进的同频脉动。

  

  湘西凤凰

  “西南传统”中的湘西

  《制造边缘性》所致力阐释的是“西南传统”中的湘西。作者通过湘西这一“个案”讨论了“西南传统”的内涵及其整合入大一统中国的方式。湘西的“西南传统”首先是其西南区域共有的地理环境，即历代所称的“溪峒”所赋予的。湘西地处云贵高原的边缘，武陵山区的“溪山阻绝”既成为王朝进入湘西的“地形阻力”，也为双方的沟通提供了通道。直到明清，自中原进入湘西北永保土司区的主要通道是酉水，进入湘西南苗疆的主要通道是武水。永保土司的统治区域正是酉水及其支流覆盖的、自成单元的地理环境。而溯沅水入武水，可以深入苗疆腹地。辰州扼守着两条“诸蛮咽喉出没之地”，“诸蛮不由此，则商贩不通，武陵不得此，则诸蛮不通”，颇似陶渊明的桃花源。而苗疆进入“生苗”积聚的腊尔山则是“溪峒”之“溪峒”。如《制造边缘性》所揭示的，王朝国家进入这个湘西腹地需要面对地理环境和“蛮夷”势力的阻力，但另一方面，以酉水、武水为主要通道，湘西地方又与王朝国家展开相互间的物资、人员和文化出入互动。

  西南“溪峒”环境不同的生态衍生了不同的生计方式。《制造边缘性》将其归纳为两种类型，即“各有君长”和“无君长不相统属”两种土著社会。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西南区域内两大土著社会在“共生生态与多边互动”中，经营边缘性，展开与王朝国家的互动，“它不仅决定了历代中原王朝与其互动、管理的基本策略与制度，也深刻影响了西南地方社会的模塑及其整合入大一统中国的进程和模式”。作者提出“西南传统”，并揭示了“西南传统”上述核心内涵。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需要阐释的重要问题。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需要更深入地认识西南区域历史自身的轨迹和特点，在草原、西南、西域等不同区域历史比较中理解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性与多样性。

  两大土著社会类型的构成和互动构成了《制造边缘性》论述的十到十九世纪湘西历史的基本框架。两大土著社会类型在湘西的表现就是永保土司区和苗疆社会，使得湘西北和湘西南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永顺和保靖两大土司建立了从土司、到长官司、到旗（村寨）的统治体系，有完备的赋税和兵役征调制度。永保土司也与王朝国家有制度化的互动机制，即土司任免、户籍申报、土兵征调、资源获取等稳定制度。永保土司对内部有较强的统合力，从永保土司的土兵征集能力和土兵的战斗力即可窥见。而苗疆则没有建立起这样系统化的社会组织架构，王朝国家与其也无法建立如永保土司区那样的互动关系。

  两大类型的差异也决定了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处理湘西北和湘西南的政策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开发和治理模式。清王朝在永保土司区废除大土司，实行直辖的郡县制度，将其原有的基层组织“旗”以新瓶旧酒的方式整合到基层体制之中，土司区的“土蛮”通过户籍和地权登记进入编户齐民的体系。而湘西南的“苗蛮”并未获得“编民”身份，亦未进行土地登记，其地权未获得承认，而以“人丁”为征税依据。乾嘉起义后仍是以屯田制度这一国有制度分配苗疆土地。而行政管理则以百户、屯长等代理，采取重修边墙的“苗防”策略，法律施用也保持“苗例”的特殊性。如作者所论，在清代的苗疆开发过程中，酉水流域的永保土司区从核心区域中退去，逐渐成为苗疆的“边缘”。

  湘西的“西南”属性还体现在王朝国家的西南战略格局考虑中。元代重新在西南腹地建立直辖郡县，明清继承元代的趋势，不断强化对西南区域的治理。云贵大通道成为王朝控制西南的命脉，而沅水及其支流穿过的湘西地区成为保障云贵大通道必须着力治理的地区。考虑到统治成本，王朝国家选择了不同于内地的土司制度，一方面与宋代羁縻制度相比强化了对土司的控制，另一方面以永保土司担承苗防。这样的互动方式既是王朝国家处理西南问题的基本方式，也体现出湘西与整个西南内在的共性。

  合力制造的“边缘性”

  沈从文所观察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湘西仍然被视为“边鄙之地”，湘西的内部仍在努力地维持自己的“边缘性”。如《制造边缘性》所指出的，西南边疆的历史并不是单向的王朝国家开拓史，或“走入内地”的历史，而伴随着多方对“边缘性”的制造和维持，王朝国家对湘西的经营也并非仅以使其内地化、华夏化、实现一体为目标。

  从王朝国家而言，应对湘西地形阻力和多种势力构成的复杂局面的统治成本，是一定程度维持其边缘性的动机。明代为了保障云贵大通道和实现对湘西地区的控制，建立了卫所体系，甚至深入永顺土司腹地建立了羊峰卫和崇山卫，在苗疆腹地设置镇溪所，驻屯常规汉军，并编订里甲，化土著为编民，使湘西分别处在土司、州县与卫所、生苗多种体系之下。但是，里甲之民和卫所之兵大量逃离，州县与卫所体系难以为继。州县财政困窘、卫所废弛，使官府弱、土著强的格局日益突出。明朝廷不得不选择利用土司力量控制苗疆。官府所设堡哨的兵力与明初的卫所汉军大异，其主力已逐步改为土官土民。嘉靖年间又约定了永顺土司和保靖土司分别担承镇溪所土巡检、五寨和筸子坪长官司治下村寨和苗寨安靖。羊峰卫和崇山卫也因道路险远，运粮不继，最终或迁或废，镇溪所在明中叶以后基本上为土著首领所把持。

  明中叶作为宁靖苗疆的措施，修筑边墙，清代继之，乾隆时期再修边墙，已将其作为区隔土民、熟苗与“化外”生苗的界限，跟王朝关系较为密切并获得王朝认同的土官部下的土人、熟苗有权驻扎在边墙之内，被排斥于边墙之外的生苗成为不被保护和防御的对象。客观上，边墙成为王朝区分内与外、民与苗，固化土著不同身份的手段。如果说，王朝对永保土司的利用和倚重，巩固了其地位延续的合法性，保持了与“内地化”相背的边缘性，边墙修筑及其对土著身份的划分则是对民、土、苗人群构成中制造出边缘之边缘。总体上都并非以一体化为必然目标，而制造着不同程度的边缘性。

  湘西边缘性的塑造还来自于湘西社会内部的能动性。大小土司利用王朝在苗防上对其的倚重，一方面维持其强有力的武力，频繁应调出征，在安抚苗疆中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另一方面有意维持着苗疆的不安及其与王朝的离异。平苗既成为土司延续的合法性，也成为其增强军事和经济实力的途径。永保土兵应调的“月例”较两广土兵高出一倍有余，而土司对其臣民按“旗”征兵时应征者却自备器粮。朝廷的征调成为土司营利的途径，不仅乐于应调，而且设法多出兵力。而“苗乱”的存在即其利源。如明朝官僚指出的“土官高坐营中，计日得银，只愿贼在，岂肯灭贼”。甚至出现苗疆奸人掳略人口卖与土官，割首级以邀赏，土司以“窝苗”，维持“乱苗”为利。

  不论土司，还是苗疆，都努力维持自身传统。土司使用汉姓汉名，攀附家族历史，纂修族谱，建立祠堂，甚至延请汉人儒士，传习诗文。特别是永顺土司修撰了《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传》和《永顺宣慰司志》，修建了湘西第一所学校——若云书院。这些既是土司介入王朝体系的途径，也是增强自身实力和影响的手段。土司间还通过联姻和结盟，彼此支撑，巩固既有的格局和地位。土司区还通过几乎遍布土民村寨的土王祭祀宣示土王的正统和权威，塑造土王与土民的权力结构和君臣秩序。苗疆广泛传播的白帝天王土著信仰也具有强化苗疆社会整合和认同的意义，而且获得了王朝的敕封，体现了国家与地方彼此的认同与妥协。湘西的“边缘性”并非仅因其地理环境的边缘或行政疆域的边缘，而是王朝、土司、苗疆不同势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合力制造的结果。

  永顺不二门发掘的商周文化和保靖四方城的汉代墓葬文化，都与江汉洞庭湖区文化无同质关系，而与西南地区属同一体系，显示着湘西地区自古的西南属性。《制造边缘性》揭示了湘西西南属性的延续、衍变及固化。“西南传统”是湘西历史的和自然的属性。王朝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维持湘西边缘性的同时，也日益强劲地牵引着湘西走向“内地”。元明清湘西在行政区划上归属于湖广行省、湖广布政司和湖南省，王朝国家通过省级行政的湖广或湖南实施对湘西不断强化的管理，湘西作为“湖南一个单位”的行政属性日趋明显。正如《制造边缘性》的旨趣，即探寻“西南传统”与中国社会的整合，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累层地推进，正是沈从文所说“使湘西成为中国的湘西”的过程。

  《制造边缘性》揭示的议题还有广阔的讨论空间，书中有的论述也可再加完善和充实。作者通过对“复溪州铜柱记”“盘瓠遗风”一语及彭氏为会盟一方推断溪州彭氏集团为盘瓠蛮，需要明确彭氏集团作为土家族先民这一民族属性，与土家族族源已有研究进行应有的学术对话；自秦到唐，王朝国家一直延续着在湘西地区的直辖郡县传统，这一传统对十世纪以后的湘西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该书未能充分重视和揭示；该书因揭示“制造边缘性”这一旨趣，主要着眼于政治角力，正如作者在书中表达的对湘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运作机制可作更为深层的探索。诸如此类，还可以展开更多重要的议题。我们期待作者对湘西历史更为丰满和深入的研究成果，展现传统时期湘西社会经济更具体的形态及其演进轨迹，揭示不仅是“西南传统”中的湘西，也是“西南传统”寓含的多样性中特殊的湘西。结果必如沈从文所说：“这是可能的吗？”“不，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