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修订版）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本书分为五编：*编绪论，包括犯罪学概述、犯罪学的历史发展等内容；第二编犯罪现象，包括犯罪现象概述、犯罪行为、犯罪人与犯罪被害人等；第三编犯罪原因，包括犯罪原因概说、犯罪的社会原因、犯罪的个体原因、犯罪的被害原因等；第四编犯罪预防，包括犯罪预防的一般原理、犯罪预测、犯罪的社会预防、犯罪控制等内容；第五编类型犯罪，包括青少年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职务犯罪、环境犯罪、网络犯罪、暴力犯罪、无被害人犯罪、性犯罪等内容。本次修订在全面准确地阐述犯罪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总体结构不变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本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关注近年来犯罪的结构变化和动态发展趋势，以期保持教材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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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思壮 发布时间：2022-03-18 09:36:46

  非常全面，偏实际应用，理论不是很深入。

• 作者：可口小可乐 发布时间：2013-12-31 09:18:10

  备孕实用知识相对较少啦，但是备孕、生活感悟直戳内心啊，直接泪目啦。愿婚姻中的两个人永远不要忘记结婚的初衷，不管生活顺与逆，相爱相伴到永远。

• 作者：是但亦求其 发布时间：2022-05-21 15:53:34

  在图书馆做志愿的时候发现的书，小时候似乎看过这个故事，画风也很好看!

• 作者：寺山門左衛門 发布时间：2022-12-26 00:43:47

  1979年版，通篇二簡字

• 作者：林青霞 发布时间：2018-02-28 10:51:17

  还没有看完，各种惊悚小故事，好看…

• 作者：雪深蓝 发布时间：2011-05-13 13:54:20

  好吧关键还是在真题。。。。

• 曾国藩与他的时代

  作者：风迹 发布时间：2010-01-28 19:36:20

         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开篇即云：“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此论非独李鸿章，加之以其师曾国藩也极为合适。

      “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曾国藩生前毁之誉之者都大有人在，其盖棺后的一百多年间，民间和历史界对其评价也多有起伏反复。现在所用的历史教材大概沿用的是范文澜先生给曾国藩下的“汉奸刽子手”定语吧，用语虽未这样直白，但他的反动形象是给确立了。唐浩明先生1000多页的皇皇巨著《曾国藩》虽属小说，但他研究曾国藩多年，即便是有所渲染，也该大体符合史实，从而让人可以让人带着趣味，比较全面地了解和审视这个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人物。

      该小说分为三部：第一部《血祭》以1852年43岁的曾国藩在赴任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得母讣闻，回籍奔丧始；至1857年，因为多方掣肘，其所创立的湘勇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其父去世，再次回籍奔丧终。这段时期的曾国藩由书生而至统帅，因为性格的刚强，与腐败横行的地方官场冲突严重，从而节节受阻，处处碰壁，又加上被人弹劾而心生倦意，在江西战局陷入困局之时，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于是撒手军务，回家奔丧。第二部《野焚》以1858年再次出山始，至1864年攻克天京，平定太平天国终。在家守制的一年中，经过读书、沉淀和思考后，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性格的缺陷，于是改变行事方式，从而使得境况大为好转，终于攻克天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第三部《黑雨》以1864年开始裁撤湘军开始，至1872年曾国藩去世全书结尾。因为湘军的裁撤而使得朝廷得以安心，被加以无上的荣誉，但因天津教案的处理不当而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从而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

      读罢《曾国藩》，感慨良多。又想到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虽然性格有所不同，但他的命运轨迹简直就是曾国藩的重演：由团练起家，位极人臣，富有实干精神，推进洋务，最后因为甲午海战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国人斥为“卖国贼”。被同称为“刽子手”的师生二人前后都为朝廷所倚重的栋梁和支柱，但前后也都成了“卖国贼”。李鸿章自称为“破屋裱糊匠”，其实，曾国藩又何尝不是。在列强兵临城下的威胁中，所谓“谈判”，能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更何况有“圣裁独断”在上，说到底，便回到了我们久已熟悉的那句老话：弱国无外交！

      杨国强教授在其著作《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中说：“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成为士大夫中自觉地身当其冲者。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人的三千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他们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我认为这段议论是比较公允的，在晚清，凡是有见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从魏源、林则徐到胡林翼、曾国藩、彭玉麟、李鸿章、张之洞等等，他们的呼喊和实践，都带有某种无可奈何的悲哀。这部小说中，对当时贪腐横行的官场百态作了一个还原，也对曾国藩及其幕僚等人对历史大势的认识作了细致的描写，正是这种对比，才显示出胡林翼、曾国藩、彭玉麟等人的悲哀的深刻。

   

      曾国藩是矛盾的。儒生半世，但带兵伊始，便大开杀戒，以至于被说成“杀人如剃头”，从此，“曾剃头”的名号伴随了他的后半生。作为理学大师，他对太平天国的檄文里也打出维护传统的旗帜但他又不一味沉湎于义理考据之中，而注重经世之学，也成为实践“革新自强”的第一人。正如杨国强教授所说：“他维护传统又越出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抉破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代表；作为‘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他又不自愿地为西方以技术为先导的文化开了引接的门洞。”“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统称‘洋务派’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恋着旧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镜，惊羡之余，联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圣’的进德之功。一面开风气之先，一面又恪守着士大夫的传统情感，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从传统方面来看，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天下，曾国藩都堪称楷模，另外，他的文学成就也颇高，以至于梁启超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曾国藩成为中国历史上能同时做到“立功”“立德”“立言”的儒家“三不朽”事业的少数人之一。毛泽东就认为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不仅成就事功，其思想也影响社会。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另外，再来看看曾国藩其他的业绩：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后又任命规划成立江南制造总局，使其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另外他还重视翻译西方书籍，以开民智；后来又推动清廷的首批幼童赴美留学等等。成为“师夷智”从议论转化为实践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

      能做到这些，所在者何？梁启超作了回答：他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对待历史，比较客观理智的方式是：不能超越历史去臧否人物，要把人物放在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下来衡量。在我看来，曾国藩在他那个时代，他做到了最好。当然，不是说曾国藩没有缺点，比如说他有些优柔寡断，比如说他过于守旧，从而导致女儿纪静的早死等等。我们不能苛求他所具有的缺点，责备求全地要求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身上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关于此，借小说中曾国藩评价王夫之的话：“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时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对于我们，则当尽力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事！

•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

  作者：余草 发布时间：2022-07-27 11:25:44

  几个比较重要的论点总结：

  宋到明清，代表经济关系的贫富差距逐渐取代代表法律关系的良贱之别，成为决定社会等级关系的因素，良贱之别的法律意义被模糊，财富可以买到社会地位。这种新产生的社会等级关系，加上对贫穷和财富的道德含义的不确定性，促使富人，尤其是士商，成立一系列慈善组织。明清地方的各种善堂，如育婴堂和普济堂，由此而生。

  明到清初期，这些善堂受通俗佛教的“生生”“普济”影响较多。1724年的雍正二年的诏令推动了地方官僚介入善堂的管理，推动了善堂的“官僚化”（第四章）。善堂受道释影响的宗教色彩逐渐让位于 “儒生化”（第五章），更多体现中下层儒生推崇的儒家道德和家庭理念。 “儒生化”具体表现为大批中下层儒生推动了惜字会和恤嫠组织（收容寡妇的清节堂）的兴起和蓬勃发展（第五、六章）。与之不同，明末善会的领导人多为全国闻名的大儒，拥有对国家层次政治的影响力。而这里的中下层儒生，很多甚至不是生员，不拥有士绅的身份。这种“儒生化”现象雍正乾隆时期已经出现，道光嘉庆时期开始快速发展，尤其是太平天国后，恤嫠组织更是大大增加。

  这些由中下层儒生主持的慈善组织“特别关注下层儒生，及以崇尚儒生价值的社会阶层的社会问题。这个日益庞大的阶层的价值观结合着社会精英及下层社会的意识形态。虽然社会客观条件并不能配合他们所追求的价值，善会事实上也无法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但透过教化的方式、微妙的施受关系，善会以较小社区为单位，巧妙地安抚、凝聚了这个阶层的力量，因而也稳定了社会，延缓了可能因利益冲突而引致的社会动荡。既存的的社会秩序也因而受到一定的维护。在某种程度上，在没有重大经济社会变革之下，善会善堂‘儒生化’的发展淡化了上下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其效果与同期西方的慈善组织相反。”（第311页）

  道光之后，尤其是同治时期，太平天国结束之后，善堂有了新的发展趋势。中央与地方官僚失去了原来的主导地位，更严肃的经济政治问题使得当地官僚投入到社会救济的时间和精力大大减少，真正的官督民办难以为继。除了官方力量的萎缩外，贪污腐败、效率低下等问题也促使慈善组织不断进行管理改革，其服务范围开始缩小。例如，兴起的保婴会就比对全县开放的育婴堂有更明确服务的乡里范围，有更清晰的内外之分，对客民、流民不开放服务。这种只在小社区中执行工作的还有施棺会。这些善会一般分布于乡镇，和中央鼓励及监督的通常设立在府州县级的都市中的善堂不一样，具有规模小、民办民捐、对社区更有认同感、由于更贴近底层而更利于宣扬中下层“儒生化”的家庭价值等的特点。

  因此，“儒生化”反映的是“儒生的向下社会流动”和“城镇小社区的发展”。（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