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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 作者：Memento Mori 发布时间：2009-08-27 18:52:26

  1

• 作者：Νταγκ Τζόουνς. 发布时间：2020-12-25 22:57:01

  2020.12.8-2020.12.12，实际于12月下旬读完，我是第一个标记这本书的人，也是上传这个图书封面的人。读毕掩卷难自已，心犀同解生须臾。

• 作者：猪头小丸子 发布时间：2021-10-27 22:38:34

  早年画风，真的好喜欢。

  翻着翻着，大部分都看过，很多年前，一下子回忆浮现。

  另外，柯南的衣服好多，而且都好看！

• 作者：务实 发布时间：2022-04-20 00:23:23

  凑数的

• 作者：风行水上 发布时间：2018-02-24 23:10:33

  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在以下几点: 家庭问题经常是过于聚焦在问题的携带者了，而实际要对维持问题的关系系统有所觉察，问题是互相塑造的。人都是具有多面性的。要改变必须看到不熟悉的另一面，从觉知开始，从新的对话和行动开始。治愈最终需要自愈。治疗师必须注意和来访者距离，有了距离才能看清局势，才能给空间让他们自愈。

• 作者：萌萌哒的么么哒 发布时间：2013-11-24 11:10:09

  尹先生抽奖中到的被我搜刮来啦~在等绿茶的时候看完了.么么哒.好欢喜.

• 【转】张磊：侯仁之与北京中轴线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10-13 17:47:25

  侯仁之（1911—2013），河北枣强县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对我国的申遗工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侯仁之对北京历史地理尤为关注，对北京市水系的开发与利用、北京城的起源、北京历史地图的编纂以及旧城规划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轴线，是北京市历史文化、城市景观与规划的“动脉线”。从空间来讲，中轴线是北京城市规划的中脊，从时间而言，又是一条从元代一直绵亘至今，并且今天仍然在不断延伸的时空轴线。侯仁之从历史、地理、宗教以及城市规划等多方面深入探究中轴线对北京城市的多元价值，构建起完整而立体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对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工作及其长远保护具有一定指导价值。

  一、从人地关系互动的角度勾勒出北京中轴线的发展脉络

  北京中轴线并不是一条完全人为的线，而是根据自然地理因地制宜的结果。元大都的设计，主要是利用高梁河水系上的湖泊作为设计中心，因此元大都中轴线的中心（中心台）就是在积水潭东岸选择一个点，并沿着这一中心点向南延伸，形成一条刚好穿过钟鼓楼与皇城正中的线，由此形成了左右整饬且对称的格局，这就是最初的北京中轴线。今什刹海东侧的随形石刻上刻有侯仁之所写的《什刹海纪》，谈到什刹海和中轴线的关系时说“紧傍东岸确定全城规划设计之中轴线”，一语交代清楚了中轴线与水域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因地利而筑城的传统。《管子·乘马》有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说明早在先秦时代，城市营造就已经充分考虑到自然地理的因素了。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中写道：“自古建邦立国，先取地理之形势，先王脉络，以成大业。”元代对河湖水系的导引和宫殿市区的规划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元大都以中轴线进行城市设计固然有着深厚的文化与历史传统，然而凭借地利与水路对传统的城市中轴进行改造可以说是北京中轴线的首创，侯仁之将其置于人地互动的关系中进行考察，无疑点出了北京中轴线绵延至今的生命力所在。

  最初的中轴线向南不断延伸，侯仁之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人“面南而王”的理念，并且从环境气候的角度揭示了这一观念存在的深刻原因。华北平原一带冬季盛行西北风，因此决定了房屋建筑不开北门，只开北窗，有的甚至连北窗都没有，这种门向南、窗向南的格局利于冬季较低的太阳光直射进入房屋，所以紫禁城的宫殿一律面向正南，最初中轴线的延伸也自然向南延伸。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可以看作民族文化以中轴线为载体并反映在建筑形制上的生动案例。

  明代时，皇宫南缩东移，中轴线与新的钟鼓楼也随之东移。新的中轴线位于湖泊的东岸，没有任何自然地理上的障碍，更易于向南延伸。中轴线的东移，既是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结果，也反映了城市格局与自然地理之间的互动与嬗变。与此同时，中轴线的中心向南移至万岁山（又称为煤山、镇山，清改为景山），以此标志改建以后北京全城的中心。

  明清时期北京中轴线北起于鼓楼与钟楼，向南穿过紫禁城和景山，最后止于永定门，全长7.8公里。侯仁之认为“这是明清北京城在平面设计上最为突出的一点”，并对明清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艺术予以充分肯定，将天安门、午门和太和殿视作中轴建筑群艺术处理上的三个高潮。

  二、全面看待北京中轴线的历史价值

  正确处理紫禁城与中轴线之间的关系。作为文化遗产，紫禁城与北京中轴线虽然属于不同的保护个体，但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侯仁之先后在中国紫禁城学会第一次、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上将二者的保护问题置于一起讨论。实际上，紫禁城是北京中轴线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反之，中轴线的保护又可以看作紫禁城遗产保护的延伸与补充。中轴线所蕴含的对称、中正、整饬的美学理念和设计原则正是紫禁城建筑群的核心要义，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从长远看，对中轴线与紫禁城进行整体性保护并不是公共资源的重复与浪费，而是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加强与提升。

  将中轴线看作一条带状的文化系统。侯仁之对北京中轴线研究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将其置于一个庞大的时空关系中予以考察。既然如此，中轴线的价值不应该局限于一条孤立的“线”，而应该是一条丰富的、有多层文化意蕴的、呈现出带状分布的文化系统。在这个文化系统内，既有古代皇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钟楼、鼓楼、景山、紫禁城、天坛、先农坛与永定门等，也有代表宗教文化的碧霞元君庙、火德真君庙和广福观等，还有包括前三海、后三海与大运河在内的水利文化以及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市井文化、胡同文化、非遗文化……

  “两个文明”导向下的文化传承。侯仁之曾专文谈及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他以新中国成立后中轴线上天安门广场的建设为例，认为这体现了从“帝王至上”到“人民至上”的转变，并且只有从广场过去和今天所企图表现的主题思想来加以揭示，才能真正看到问题变化的实质。侯仁之启示我们对中轴线的保护不仅要注重物质文明的改造，更要关注精神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三、北京中轴线的“三个里程碑”建设

  侯仁之对中轴线的观察和思考非常深邃，一方面，他从历史、地理、宗教、思想等角度搭建中轴线研究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又将探究的落脚点最终放在了北京城市的规划上，凸显出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原则。今天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的核心也不单单是对历史遗产的纪念，而是用“古为今用”的方法，加上“洋为中用”的胸怀，将城市的昨天、今天以及明天串联起来。如果说现实中的北京中轴线是一条几何状的“线性”文化遗产，那么在此之外，侯仁之又构建了一条以时间为轴的“中轴线”，这就是侯仁之提出的北京中轴线的“三个里程碑”建设。

  北京中轴线“三个里程碑”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

  01

  第一个阶段，是理论的肇源期。契机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顺利召开，以及由此决定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建设。侯仁之最早于1991年5月14日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正式提出“三个里程碑”的理论。

  02

  第二个阶段，是理论的成型期。其标志是侯仁之发表在《城市规划》1994年第6期上的文章《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文中正式提到“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即紫禁城的建设；第二个里程碑，是天安门前人民广场的扩建；第三个里程碑，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建设。

  03

  第三个阶段，是理论的深化期。契机是《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的颁布，侯仁之特此撰文《试论北京城市规划中的三个里程碑》，文中对第三个里程碑的表述比之前更加具体，其中提到“这一区域（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东西两侧）公共建筑群按计划的完成，就真正可以看作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第三个里程碑了”。

  “三个里程碑”的提法，反映了侯仁之对现实的观照。就学理而言，也是他素来所主张的，跨学科理论在北京中轴线上的一次成功实践与应用。“三个里程碑”的实质是中轴线的继承与发展，正如他在1973年对北京中轴线进一步改造的展望中，不无期许地说道：“沿着这条传统中的中轴线也必将有更加雄伟、更加壮观的远景出现。”

  “三个里程碑”反映了北京中轴线不断延伸的历史过程。对于中轴线的南拓，侯仁之提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即中心台、万岁山、天安门广场，它们在不同的时期既是中轴线的中心，又是全城的中心。三个中心的南移，不仅体现了中轴线发展的动态过程，而且有其深刻的政治思想意蕴，中心台南移至万岁山，反映的是封建旧政权的更替，而从万岁山南移至天安门广场后，反映的是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轴线不啻为一条民族命运发展的时间轴线，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史诗进程。

  如今，北京中轴线仍然不断向南北两个方向延长，这既是科学规划的结果，也与侯仁之当年对北京中轴线的深入研究与理论建设密不可分。他饱蘸对北京城市建设的热爱写下“但愿拭目以待，早观厥成”，今日中轴线南北延长线上大型文化体育建筑林立，一个传统又现代、包容又奋进的北京城已蔚然成型，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工作也已步入快车道。这一切，应该已足以了却他生前夙愿。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城文化带研究”（18ZDA05）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 红学大师“丁春秋”

  作者：刀叢中的小詩 发布时间：2010-07-24 21:51:16

  　　旧时曾拜读过红学大家周汝昌老的若干著作，对于书中时不时蹦出来的“伪续后四十回”感到纳闷了，续书就是续书，那也是高鹗几百年前和程伟元一同署好名了的，多加上一字，难道真是怕他白白地赖帐了不成？当然那时的我，是明白不了“伪”这一字背后的千钧力量。

  　　众人是很明白象推敲这样在一字中打转的许多小故事。比如说“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的“一”字，就明显是文人圈子里茶余过后的一种“雅唾”。而仅仅的一个字，倒不曾真正地领略过它就中的力量。直到后来看了《兴唐传》，魏征在李密的诏书上微微地动了一下手脚，唐朝几百年的盛世也就在“小唐童”那齐天的洪福里绵延地卷过来了，而在当时，魏征却有着背主的嫌疑。这当然仅仅只是作为酒后的一种谈资，倒不必那么真正地去在意罢。

  　　周氏费了毕生心血出了许多譬如说《红楼梦的真故事》、《红楼真本》、《石头记鉴真》那样的红学书，但我噎在心里的结总算是解开了。在大观园里林妹妹也是极爱在这些真啊假啊金啊玉啊那样的小字眼下工夫的。原因呢？一是远远地寄人篱下，再则是自己什么劳什子宝贝都没有，所以也就容易使使小性子和自己过不去，于是两天刚刚见好的病，再这么折腾三天，也就愈发地沉了。就我们看来，林妹妹会做诗，闲下来也会给宝玉做做什么荷包香囊的，性格上不爱藏假，说不上什么“伪”字，是一个水一样洁净的人儿。我们也就常常忘了她的那些小毛病。而她呢，也不会趁势地撒泼出别人的不是来，最多也只是站在风口里默默地去流一下眼泪。所以，我们到底还是喜欢她的。

  　　由此可以想起袭人这个西洋花点子叭儿来，人厚道，又实在，是一个出了名的“至圣至贤的人”。这样的人在等着宝玉说出那株白海棠死了半边的话时，不免地动了气：“……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她就好，也越不过我的次序。就是这海棠，也该拿来先比我，也还轮不着她……”，看到这里，姨奶奶的脸实在是阴暗地有些可怕。上个世纪某某红学家也曾有过这么一着，在全国上下批判俞平伯的时候，从那噼噼啪啪放出的那一通暗箭中，我们也就真真假假地琢磨出一些别有所图的聪明罢。就其原因呢？难道是为了比每月二两银子更为可观的赢利可以赚，还是举国上下十亿人民都泪流满面，直直地唤了几声：“我的儿……”

  　　所以，人格上的“作伪”到底是十分害怕。四十二回里宝姐姐就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见解，“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 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读红楼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大家都是喝着二道茶在墙外看风景的人，所心领神会的还不是和自己的眼球摩擦出感觉的那一部分。若是做出书来，非议出别人的“伪”和“不是”来，那也得先保证自各儿屁股的“正大光明”来。高鹗续书，虽然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那也是受到才力的局限，何况续书本不算差呢？“但观其中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浑身动摇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略无差别……觉其难有甚于作书者百倍。”太平闲人的这翻话，虽然有些过誉，不过说的毕竟实在。而今天那些一出生就“浑身长满字”的红学家们，出了那么多书，讲了那么多真故事，又何尝真正地能“增其半回”呢？

  　　再说说高鹗的为人吧，他自称“红楼外史”，坦然承认与曹雪芹的原作是有距离的。而他终其一生，在清人的笔记中呢，也不曾风闻过他欺过师，卖过友，就是写了一本续书，胡乱胡乱赚赚生活费罢。1985年俞平伯老对《文史知识》谈话中说：“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俞老的这番话，对于一样蜗居在一团黏黏糊糊软红尘里的高鹗，实在是多了一些“人”的理解和宽容。

  　　李国文对眼下红学界的“魔道”看来是很有见解，他在《埋葬大师》一文中说：“小师形而下，重实，大师形而上，尚虚。求实，则重眼前，为适应利害，必然会训练出许多小聪明，小机智；尚虚，则高空邈远，浮想连翩，有所思考，便有所颖悟，心灵的自由要高于物质的一切。”又说：“小师的目光，常常集中在饭碗之内，大师的视线，有时候会超越到饭碗之外。小师生怕饭碗打翻，饿肚子，大师哪怕饿肚子，敢扔掉饭碗。”于是在那本要执意与“伪续四十回”较真的“真故事”里，就几句脂批，前人笔记里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儿，再和宫廷逸闻政治黑幕一勾兑，难道这就是红楼梦真正的结局吗？我倒是被那几个干巴巴得完全失去水分的故事噎得难受，而周氏的其他建树呢，连渺渺茫茫本子虚乌有的事物，都被此老证成秃赖和李铁拐一样的人物，但愿这不是我们常人所不能领会的“哗众取宠”，而是高雅地踩在丹顶鹤的脊背上那样一直古怪地往下看的结果。

  　　所以我私下认为，在大观园里，为宝玉着力者莫过于袭人，红学中着力者莫过于周汝昌。但二人只求尽力，不求用心，百十光阴刹那，终究是琵琶别抱，可见天下的事未必都顺心如意罢。至于二人人格上的一些小缺憾，那倒还在其次呢。不过袭人常常会脸红，她毕竟不曾认识字，是懂不了书中许多太大的道理。而周氏呢？他是有幸读过许多古书的人，对于红楼有着许多“天马行空”的见解，而思想上的终于不变通，把他锢在红学宗师的柱子上，僵硬得不肯透出半丝脸红来，除了厚赠给曹雪芹一个“十一大”的谥号，到底是与红楼里许多性灵的文字无缘。而那厚厚一大本的《红楼梦新证》，对于曹雪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倒是一种很奢侈的引证和考据了。

  　　在眼下《红楼梦》还没被鼓捣成“断尾巴蜻蜓”之前，我还是很欣慰地能看到眼下的这个结尾。而红楼梦的“真故事”里，也就和我们的人生一样，多了一种选择，一种可能。这种“人为”的“续上后四十回”的努力，是要比那些“空谈”来得更切实可靠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