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孟建平课时精练科学三年级下册 教科版 小学生3年级下册课时精练科学同步作业本课时练习册一课一练辅导资料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本书由一批一线教学成绩优秀的老师集体编写，从课堂教学实际着眼，通过平时教学中对教材、教法和知识点的良好把握，凭借对日常教学中常考题、必考题的整理归纳，合理编排设题，注重习题的探究性、应用性和综合性，习题内容的选编与教材的课堂教学融为一体，严格按教学实际进度设置，方便学生巩固基础知识，提高基本技能，掌握科学方法，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本书是一线名师教学心血的结晶，除了精心编写的习题还扩充了课外知识材料，这对三年级学生巩固新知，拓展思维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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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由一批一线教学成绩优秀的老师集体编写，从课堂教学实际着眼，通过平时教学中对教材、教法和知识点的良好把握，凭借对日常教学中常考题、必考题的整理归纳，合理编排设题，注重习题的探究性、应用性和综合性，习题内容的选编与教材的课堂教学融为一体，严格按教学实际进度设置，方便学生巩固基础知识，提高基本技能，掌握科学方法，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本书是一线名师教学心血的结晶，除了精心编写的习题还扩充了课外知识材料，这对三年级学生巩固新知，拓展思维有很大帮助。

• 作者：唐朝的鱼 发布时间：2015-12-01 18:18:35

  书名很高大全，实际上只是14位科学家的传记集合，作为科普读物写的不好，充斥着太多的数学～物理～生物～化学专业术语。适合无聊的时候翻一翻，没准儿能看到未来世界的影子。

• 作者：Hailee 发布时间：2018-01-31 11:39:55

  太几把长了

• 作者：顾闪闪 发布时间：2012-03-25 12:49:54

  虽然说那些剧情套路可以看出来后面会有怎么样的发展，但是那行云流水的笔触，真真是需要一种情怀，一种积淀，一种洞察才能够把整个故事叙述得不紧不慢，让人随着笔者的回忆往下走……

• 作者：自有我在 发布时间：2022-09-21 16:28:16

  通过这本《学会阅读》的阅读，我们学会更多阅读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大量而有技巧的阅读，可以让我们增长更多的知识；学会了批判性的思维，可以让我们在阅读中不断的成长，接受那些有着真材实料的观点，对于那些并不是特别严谨的观点，可以通过延伸阅读寻找更多思路，得出更恰当的结论。学习阅读和学会批判性思维都是我们不断成长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 作者：或曰 发布时间：2014-08-02 18:36:29

  了解道教修仙之道的重要著作，其中涉及大量繁琐、具体的求仙“技术”问题。

• 作者：Stella 发布时间：2020-03-24 17:51:53

  词的翻译未给明用法，比较简略，且收录的词不够全面，可供查阅了解，不太适合自学和运用

• 怎么解释意识

  作者：J.T. 发布时间：2019-05-11 15:39:37

• 乱涂乱画的书评

  作者：星期六历史学家 发布时间：2022-07-31 15:38:28

  对于一些著名的学者，笔者一般会想到与之相关的学术争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的作者，著名汉学家黄宗智，他有两个著名的论战，一个是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上与所谓的“加州学派”的论战，法律史用自己的那一套与滋贺秀三的“情、理、法”分庭抗礼。

  第一章

  虽然未必赞同黄老的全部观点，（事实上，黄老很多观点，我是表示怀疑的）但是，他对于学术史发展的梳理的思路，绝对值得学习，尤其是结合当时社会、政治去分析，一些学者在梳理学术史的时候不关注那些知识的预设和形而上学问题，甚至有人会觉得不存在这些，认为学术跟纯牛奶一样纯。因此，我们讨论学术史，不能只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要讨论这些学术研究依托的机构基础、权力关系、资金运作，及更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等等。插一句嘴，早期美国的中国研究cia提供资金帮助并不稀罕，想一下之前争议很大的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早年经历，其实就会发现这是当时的一个大的政治背景。当然必须指出，这种学术史研究绝对不等于某种“内史”或者“外史”结合的研究，如果刻意去区分学术史的“内”与“外”，恰恰是一种强烈的二元对立。不存在内与外，正如本书题目所提示，我们需要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研究。但是，柯文也好，黄宗智也罢，可以去反思美国的中国研究，国内的学者是否也能给出有影响力的反思性大作呢？？？？？很多国内“学者”也喜欢“批评”外国学术研究，可是很不幸，极其缺乏我刚才讲的那些思路考察，甚至最基础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都做不到，有的只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腔调。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放弃了“学术”，加入了“跳大神”的活动里去。

  开头第一页的注释告诉我们第一章这篇文章交给了很多学者仔细阅读，诸如，白凯是他老婆，白瑞德是他的学生，这一章和第五章都出现了佩里·安德森的名字，这很好玩，佩里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较早介绍西马的学者，新左翼第二代，曾与汤普森争鸣（这篇文章还提了一嘴汤普森的工人研究，后面具体谈这他俩的争论）、本尼迪克特（《想象的共同体》）的弟弟，他在UCLA搞兼职，黄宗智则一直在UCLA任教，也许是这层关系，本文能够呈给佩里阅读。非要找他俩共同点，佩里和黄宗智都是搞“历史社会学”的，佩里属于那种读过一堆二手文献，基本不看原始档案的，“对社会学家讲历史，对历史学家谈社会学”的“历史社会学家”，但是，黄宗智和他的学生们则都是非常强调原始档案的，所以，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社会学”学者似乎有交集，非常奇妙。

  黄宗智在第一篇文章里强调了对于中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批评，我当然觉得应该超越二元对立，但是，我觉得黄老实际上模糊了一个问题。任何理论都不能简单照搬照抄，用来对具体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家、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经验研究做指导，即使决定使用某种理论，也需要在微观层面思考相关的修正或者适用范围等问题。理论到实践任何学科都有距离。任何国家明文的法律、政策到实际运作，中间也存在距离。西方的社会科学或者哲学理论就可以不加思考的运用，加以分析任何西方的历史或者社会问题吗？做学术哪有这么简单？

  很多时候，我们对比中国与西方，拿中国的实践（实际运作）和西方理论、理念去对比然后阐发思考，这里就很微妙，西方的社会科学也好，哲学理论也罢，容易遮蔽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西方理论甚至不能很好概括研究西方历史学研究。当我们在学习理论是跟海外汉学家直接学习他们引用的理论，尤其是历史学一定程度上缺乏理论阅读的训练。没有系统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理论知识框架，我们是否真的学懂、弄通、做实了理论本身呢？还是学来了一点似是而非的皮毛呢？当我们不从海外汉学家那里学习理论，而是找一些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去学习，那么，这些抽象的理论如何转化为帮助我们理解、思考、分析中国的经验研究呢？如何才能让理论与经验的对话，使我们研究既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完全拒斥各种形而上的思考，既有深度，又接地气。这一点是难度很大的，也是笔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杜赞奇有一段话说的非常好：

  历史学者对于“真实”和“特殊”有着一个特别的关系：历史是创造性的“过剩”，正如米歇尔·德赛托所说，‘历史是一个激进的他者’，也正因为如此，它永远能启发新的知识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者必须总是亲近“真实”，尤其是具有特殊性的真实，因为正是这种特殊真实性的发生中，理论有了它真正存在的理由。当今历史学者面临双重挑战：进行理论性思考的同时，清醒的认识到每一种对历史的阐释都是在关闭本来有着无限解读可能性的史料。

  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对话，其实研究香港科技大学的学者和文凯有自己看法：“中国研究本身，不可避免的带有比较色彩，与其被动的接受建立在西方历史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理论，不如推本求源主动学习西方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更有批判性的看待西方社会学科理论。”和文凯的思路可以做一种参考，诸如大分流问题之类的有非常强的中西方比较色彩的研究，去参考社会科学或者哲学理论，不如直接研究欧美历史学家的前沿研究。因为，最终我们需要对比的是中国和西方两个世界的经验研究，而非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的对话。当然，这里绝对不是说，放弃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对话，绝非如此。

  以上三段话，不仅仅是批评黄老谈到的问题，笔者也曾经犯过的很多错误，这里也是一种自我批评和反思，但是，相关的讨论似乎还是有很多地方的内容可以深入讨论。笔者这里只是抛砖引玉。

  还有几点非常重要的问题，黄宗智老先生颇为喜欢谈论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中国经验是一个不同时空的合集，中国经验是否有一些一以贯之的概念特点？但是我们如果去挖掘一以贯之的东西，是否又过于本质化了？西方理论也是如此。中国经验或者西方理论本身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概念，中国经验研究应该具体到对应的时间段和对应的区域，经验来自于一手档案、史料的阅读，还是来自于田野考察。西方理论应该对应到哪个学者的哪一种理论，否则不同时间段、不同学派、甚至不同学者具体观点都是差异万千，有时候，否定了a可能恰恰是等同于认同b的观点。当然，黄宗智老先生在其他具体研究的时候，还是会针对具体理论谈问题和可取之处。这里只是提示一下这个容易忽略的问题。

  黄宗智和他的学生们他们这一路的法律史研究本质上还是跟他经济史研究有点像，他跟加州学派针锋相对，受以前朋友的习惯习惯于把近古以来的中西方比较研究视之为分流文学（文学指literature，literature意蕴不止于文学作品的文学，也可以是文献、著述等意思，所以，这里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也是文献、著作的意思）黄宗智和他的学生们明显在法律史问题上比较中西方，甚至可能极端一点的，都说不上分流了，认为中西方可能是站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里发展，这在当下很多研究其实也都能看见。

  一方面，我们必须反思这个问题，固然经验研究很重要，但是做经验研究之前，尤其是涉及到分流文学，我们脑子里难道当真空无一物吗？对于过去、当下、未来的认同、期望、预想等等在影响着我们经验研究时候的判断。因此，对于自己研究的预设必须去反思，不能把一切都当作自然而然的。很多人研究之前，事实上预设了一个理想的西方或者理想的国家与社会的模式，以此为参照去寻找研究的方向。我不是说这样做不对，或者不可以，而是不能把这些当作不存在，把自己阅读档案当做一个纯粹的经验研究，而不去反思很多东西，恰恰是承认其存在以后，再去讨论。还有就是承认了以后怎么比较，如何比较，这个是技术活，我并不知道好的比较是什么，但是至少对于历史学差的比较还是可以慢慢说清楚的，因此，如何比较也应该是历史学讨论的范畴。

  还有一点，经验研究本身来自什么样的文本。即不同文本是否会带来不同的经验？究竟是不同的经验，还是不同文本自身有可能存在各自特殊的“虚构”成分？地方档案与中央档案得出的经验会存在某些差异性。

  换而言之，黄宗智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看似没有大问题，但是其实涉及到需要深入探讨、反思的东西非常多，每一步看似都很平稳，但是都有可能深入追究推敲是不成立的。因此，对于这些研究与讨论，仅仅抱有认真谨慎的态度恐怕是不够的。

  第二章，黄老用一系列档案和口述史料证明了，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二元模式的谬误。当然，稍微关注中国研究的人，没有人会赞同那种模式。顺便，提出了所谓的“第三领域”。这种模式描述历史中国也许有些许合理性，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并无裨益。国家与社会的模式，会变成国家与第三领域的模式。从一种二元对立变成另一种二元对立。在历史中国或者当下的中国，究竟国家为何？社会为何？这恰恰是需要更多学科、学者参与进来进行讨论的问题。这也是笔者认为的一系列很有魅力的问题。

  这篇文章，最后黄老强调了政府正式结构和实际运作之不同。这个是非常基本但是又常常被忽略的问题。也是笔者阅读优秀的明清历史学著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治实际运作非常依赖于里那些不成文或者无法拿上明面讨论的东西？

  第三章还是国家与社会二元合一的问题。黄老非常鸡贼，一方面结合具体研究去看百年乡村治理的变迁，讨论一些具体中国特色的国情。我当然承认这些国情存在，但是这些国情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隐隐的感觉到，黄老觉得这些“国情”存在是合理的，黄老可能不屑于追问这些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回到之前我追问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政治实际运作非常依赖于里那些不成文或者无法拿上明面讨论的东西？诸如，情感、道德亦或者游走于一些合法边缘的不成文习惯性的规定，通过这些弥补成文的法律、制度的不足。仅仅告诉我们这是传统或者国情，是否有点太想当然了？

  黄老对于农村的研究深入细致，但是，讨论的有关农村的模式，这些是国家与农村的模式，我更好奇，国家与城市的关系？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愈发重要，到了今天，城市面临的问题更加纷繁复杂，黄老所谓的国家与社会二合一，实际上是去谈论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城市又应该何去何从呢？

  第四章讲的经济，不懂不谈。

  第五章黄老谈到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迈克尔·曼所概括的西方现代政府“低度中央集权，高度基层渗透”，传统中国则是“高度中央集权，低度基层渗透”。低度基层渗透，我觉得是需要考量的，低度的基层渗透只是一种模式，不代表对于基层影响真的很低，而是非制度法律官僚体系的基层治理，官方依赖于所谓的“代理人”。很多学者谈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从正式制度官僚体系的这一套说，确实不下县，但是权力本身是下到乡村的，信仰、礼仪、道德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国家的影子。而当下中国肯定不是“高度中央集权，低度基层渗透”或者“低度中央集权，高度基层渗透”，而是高度xxxx，高度xxxx。然后黄老一转笔锋大谈特谈他反复提到的第三领域。

  笔者觉得有必要认真谈一谈所谓的第三领域以及中国的政治文化。黄老根据田野考察的资料，认为：“我们看到，在基层治理的实际运作中，县衙一般要在乡保由于执行任务而产生了纠纷，或需要更替乡保人员的时候方才介入，不然基本任凭半正式的乡保来适当执行其任务。这也是通过第三领域来进行非常简约的基层治理的经验证据。”，这个观点能让人联想到同样是研究华北的杜赞奇的内卷化研究，同样也能联想到明清的研究，郑振满对于福建地区的研究表明，家族组织和乡里制度相结合，拥有了赋税徭役征收和编户齐民的职能，演变成基层政权组织。笔者在最初阅读明清宗族的研究的时候，困惑于一个问题，宗族应该是从私域的家庭、社会组织还是传统国家基层组织去理解？事实上，在中国，不仅仅是国家与社会，国与家、公与私等等的界限也是不分明的，都不是简单的对立的二元。还有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如果真的存在第三领域，第三领域在现当代基本上就是和国家呈现暧昧的关系，但是社会几乎消失了。所以，笔者对于第三领域的说法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

  正如，学者祁建民所写：所以，官治与自治不是截然分开相互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和相互依存的。

  实际上，传统中国的国家一直以一种正式组织、体制、法律缺席的方式在场。其实，不止是这些类似“乡保人员”的官方代理人，礼仪（礼仪下乡）、道德、信仰（华琛有关天后新信仰的研究和王斯福《帝国隐喻》）民间传说（《帝国缩影》里有关邪恶社公的民间传说）等等里，国家又何尝缺席？虽然很多研究，其实是在表明尽管国家在场，但是普通庶人也能够展示自身的能动性，如何与权力共谋中取得财富与地位。但是，正如，两个人类学家华琛（天后信仰研究）和华德英（三种意识形态模型）两人理论背后的讨论，可以解释中国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国家”是一个框架和结构，在历史中不断生成统一的框架，但是对于这种框架、结构的理解不同群体永远是不同的，各个区域卷入国家框架和结构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正如，萧凤霞曾经对于她的研究总结的内容：“我企图了解的，不仅仅是历史内容，而更是史料的建构过程；不仅仅是文化分类本身，而更是文化分类变异和具体化的过程；不仅仅是行政建制强加的制度性的权力，而更是权力作为一套语言如何渗透在人们日常的观感和文学想像之中。”在传统中国也好，还是当下的中国，国家在场是一个让很多研究者无法令人忽视的角度（不管是所谓的明清历史人类学，还是近现代的记忆研究都在强调国家在场，笔者认为这不是巧合，固然有可能和八十年代欧美政治学“把国家拉回视野”的反思有一定关系，但是，更多的是中国特殊国情所致。）

  黄老的频频引用的《爪牙》描述的内容，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州县官的银两》，传统对于清代财政与田赋的讨论里，陋规这种名义上的“例禁”，实际上其在地方财政里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们倒不如承认，所谓的第三领域是对于正式制度、官僚体系的补充与完善。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里写到：

  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总是寄生于非正规过程，虽然正式制度并不承认非正规过程的存在，但没有他们又无法生存；同时，没有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也无法自我创造或保持。

  我们从来不应该忽视，这种所谓的第三领域，其实是把正式制度、体制无法解决的东西，诉诸人的能动性，确实是制度运转，权力运作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但是，其中包含着强取豪夺等等各种黑色、灰色的成分。 《维正之供》作者所言：“漕务浮费的膨胀，毫无疑问有“人”的因素。额外的财政并不完全等同于贪腐，然其一旦形成，便极易滋长官吏的私敛中饱，这又成为额外财政扩张的动力。”所以，那些“爪牙”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其实不难理解。考察中国的政治史，正式成文的部分、非正式的部分以及人的能动性，三者微妙的互动其实在推动国家制度转型变革、社会变迁等等，这是笔者认为学者应该意识到的一个关键问题。这里不可说必不可缺的的灰色地带，因为拿不上台面，必然是缺乏监管的，最后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无法想象。 第三领域的产生必然会带来所谓的“下面念歪了经”。从积极的角度，笔者可以去歌颂中国人的智慧，或者历史上行动者解决问题的能动性，但是，笔者同样也可以追问，为什么不是把问题放在正式的，成文的框架里解决这些问题呢？笔者并未研究过，也未曾看学者研究过。但是，把握这种现象，似乎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似乎是一个目前比较好的途径和思路。

  第六章从各个领域强调中国的独特性，中国在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总体来说，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但是，跟黄老不同的是，笔者有不一样的看法。

  第一，在笔者看来，不需要的过分强调某个国家特殊性，德国历史的“特殊道路”（Sonderweg）“殷鉴未远”，我们倒不如承认，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国情都是充满差异的，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特殊，而是全部的国家是特殊的。承认各个国家特殊的前提下，而依然会有学者去强度自身是“特殊”的或者指出自身更加“特殊”，这种现象本身才是应该考察的问题所在，他们为何去言说自身特殊性？因为本身没有任何一条发展道路是完全相同的。

  我无意讽刺或者影射什么，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新左派”第一代的ep汤普森曾经和“新左派”第二代、黄老在UCLA的老朋友——佩里·安德森争论过，具体就是：1965年，汤普森发表《英国的特性》一文，对佩里·安德森和汤姆·奈恩论题予以批判。所以，佩里62—81年在《新左派评论》执掌大权的时候，就在积极翻译介绍欧洲大陆那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理论。希望英国左翼能够吸收借鉴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佩里写了一本书，可以当做了解西马的入门导读，这个西马其实就是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包括英国自身的研究。佩里尚且觉得，英马的思想和研究过于富有英国特色，需要引入源头活水，不知道会怎么看黄老的研究？

  第二，中国确实在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是根植于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多方面因素里的，这个不可否认。但是，现代化不等于一个无需反思的正面的词汇，现代化不等于一条康庄大道，沉溺于“现代化”的概念里的学者，需要及时对“现代化”的概念进行祛魅，否则就只能“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

  第七章、第八章国师味道太浓，太无聊不谈。

  第九章谈法律史的东西，尚可谈一谈。黄宗智强调的“非正式”正义体系——调解。这确实是非常中国特色的东西。我一直没搞懂一个问题，也就是本书开头我提到的。法律史上黄老用自己的那一套从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实际运作出发进行研究与滋贺秀三的“情、理、法”分庭抗礼。与其说，两者需要争论，倒不如说两个理论可以互相补充与修正。近代以来，中华法系看似是消失了，但是，中华法系下的有关的政治文化有消失吗？近代的“施剑翘复仇案”也许可以证明传统的政治文化并未走远，当然林郁沁的《施剑翘复仇案》认为施剑翘的特赦恰好是和政治氛围吻合。可是前几年，一系列有关正当防卫的社会热点事件里，公众的道德感和同情心还是清晰可见的，“情理法”或者表达与实践/实际运作的故事依然在上演，笔者有理由相信相关的政治文化从未远远离我们。

  当然有关滋贺秀三和黄宗智的争论，评论介绍的人非常多，以及批评黄宗智的学者也数不胜数。法律史学者汪雄涛曾经评价过滋贺秀三和黄宗智的争论，笔者认为相对客观公正，在《迈向生活的法律史》他认为“滋贺秀三的观点无疑更接近事实”，生活作为经验的母体，理当为学术提供校验。最后他呼吁“而校验的方法，就是将日常与实践中的生活逻辑引入学术思考。”，最终的结论是“所谓迈向生活的法律史，一方面指问题意识要从生活中来，另一方面指要将生活逻辑带入经验到理论的推演中去。更深层次说，生活对于学术，不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立场。”这个思路可能不止于法律史，很多学者，尤其是像黄宗智这样的一流学者，方法研究思路上看不出大问题，但是一旦代入生活经验，你会发现结论错误百出。不说别的，这书里很多描述的结论，你自己信吗？根据我的生活经验，这书里很多光鲜亮丽的结论是遮蔽了那些日常生活里晦暗的东西。其实很多人严重割裂了生活与学术，两种都很普遍，一方面有些不愿意把研究的思考代入日常生活里，连这方面勇气都没有，不能用所学去思考生活。另一方面，就是沉醉于象牙塔的知识再生产，盲目迷信各种方法和理论，忽略了其实有些东西生活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但是，笔者深知真正要做好，何其难哉。

  第十章黄老是不是想当国师想疯了。

  大约，黄老的观点可以概括出来三个核心观点，第一，西方理论不可以简单套用到中国历史。笔者赞同，但是，任何国家里的任何研究，其中的任何理论都不可以简单套用到经验研究。第二，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国情特殊，与其他西方国家不一样。笔者赞同，但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走向近代化的道路都是特殊的，没有两条一模一样的道路，在承认各自差异的前提下，过分强调自身更加特殊反而是值得怀疑的事情。第三，成文的制度、官僚体系、法律与实际运作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在中国确实如此，甚至很多明清历史研究和当下的研究都能证明，不成文的东西在辅助成文内容的运作，但是，任何国家或者地区成文的那一套东西和实际运作都是有区别的，虽然笔者对于政治学一窍不通，但是，笔者认为这是我们思考任何国家的政治最基本要思考的问题。真正更加值得思考的是不同的群体如何看待成文的东西和非成文的东西，以及这些东西是在什么样的时空里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下形成的。

  本书算是黄老几十年相关研究和当国师的诀窍所在。黄老的观察非常敏锐，很多对于历史或者当下的考察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往往得出跟笔者截然不同的结论，令笔者感到诧异。他观察到的东西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基本上他的研究只集中于某些侧面，以至于很有可能和事实相差甚远。甚至是黄老总结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笔者也是比较好奇，“实践”来自于档案阅读，口述史资料等等，“理论层面”恰恰不是不对话理论，而是“博采众长”，取各家的理论最适合材料的部分去分析学习引用，说好听这是“取各家长补短”，说不好听这就是硬生生的“缝合”。他们这一路的学者批评过的任何理论都有可能化成自身研究的养分，他们既不是本文表现出来的看起来很像在拒斥西方理论，也不是简单生搬硬套理论。所以，任何读者读完本书，真的去拒斥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对话，或者觉得真的搞中西方对立，觉得“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可能这种就真的是落入了中西方二元对立里去了。（看见豆瓣上这书的一个书评，绷不住了，忍不住多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