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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无敌小蚂蚁 发布时间：2008-12-18 19:40:50

  从学校图书馆借的，图书馆真是越来越强大了...

• 作者：剩闲之人 发布时间：2018-06-05 22:20:38

  翻过。

• 作者：夏雨路 发布时间：2012-09-03 01:38:11

  魏晋人是中年人的饮酒，唐朝人是少年人的饮酒

• 作者：云深不知处 发布时间：2024-03-26 14:03:24

  这本书能有这么高的评分让人意外。

  作者想写一个民族的史诗，文明的傲慢，和文明冲击下，一种生活方式的消亡，但落到文本上太乏力，没有写出深度。

  人物过多但没有特点，不够鲜活也不立体，走马灯式一个一个出场又落幕。

  赞叹每一个写作者都不容易，写完这样一本书付出了很多，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

• 作者：心悦 发布时间：2016-04-05 09:15:36

  现在读有点简单了，但是有不一样的体会，读两次后就会自己讲了。

• 作者：赖怀普 发布时间：2020-12-06 16:07:04

  高三读的，那也是个苦难的历程。

• 《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笔记整理

  作者：局外人 发布时间：2012-12-25 18:04:02

  邓晓芒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通读下来也只捡到片鳞半爪，整理下笔记方便记忆。

  首先，整本《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也可以称作《中国文化为何不如西方文化十一讲》。

  西方文化有两大核心：逻各斯（logos）和努斯（nous）。整本书围绕的就是这两个核心。

  逻各斯就是理性，表现为逻辑性和规范性；努斯就是灵魂，表现为独立性和超越性。

  接下来进入正文《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言说方式比较》

  一、

  言说方式涉及思维模式的问题，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言说方式不同也就是中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

  二、

  苏格拉底和孔子的言说方式的异同

  苏格拉底和孔子的相同之处：1、两者的地位都很重要。2、两人都没有著作，主要用口头对话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3、两人把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伦理道德上。

  苏格拉底和孔子言说方式的不同之处有三点：1、说话时采用的言说标准不同。2、对话的性质不同。3、对话的效果不同。

  1、说话时采用的言说标准不同

  苏格拉底的言说标准在于言说本身是有标准的。苏格拉底从语法中引申出说话的逻辑，而说话逻辑即言说标准。

  例：《美诺篇》，苏格拉底与美诺对美德进行探讨，通过不断逼问得出美德的普遍定义。言说是从定义出发，摆脱了经验的束缚，上升到逻辑的言说，理性的言说。

  美诺篇表明了言说的规则：一条原则如果具有正确性，那么它就不应该只是此刻，而应该是永远站得稳的。即：一个标准、定义得以成立，必须具有永久的普遍性。

  苏格拉底奠定了西方理性言说模式的基础：即由表象和现象到普遍性概念，从感性提升到理性。

  体现了希腊人重视语法逻辑，强调谈话时应注重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排异律。人在言说的时候实际上市语言本身借助人而言说自己。

  孔子言说的时候并不是没有标准，只是他的标准不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言说之外，即注重言外之意。他的言说立足于个人内心体验，不同场合有不同标准，因此无标准可言。

  例：孔子的弟子多次问“仁”，孔子的回答均不相同。在和弟子的谈话中孔子没有给“仁”明确下过定义，只是描述了仁在不同场合的特征（注意苏格拉底和美诺的对话主要就是为了给美德下定义），而且没有指出哪些特征具有本质性。

  孔子在意的不是言说本身，而是言说背后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的反语言倾向，参见《黑格尔辩证法与中西哲学》）对于孔子的言说，不能对其进行逻辑上的理解。孔子的言说标准不进入言说之中，而在言说之外，不接收言说的检验，不受形式逻辑的束缚。孔子对弟子的回答其实都是当时的一种需要。

  2、对话的性质不同。

  苏格拉底是低姿态的对话，在对话中多以提问者身份出现，对手负责解答他的提问。但对话的灵魂还是提问者，提问者才是主动的。

  对话时有开放的心态，是谁说的不重要，问题是说出了什么。

  话语有其自身的逻辑，对话能凭借话语逻辑把人引向清晰的方向。

  苏格拉底言说的目的是探求真理，言说对象是很自信，自以为有知识很聪明的人。

  苏格拉底相信每个人都有理性，他不强迫别人相信自己，总是诱导别人自愿说出他本想说而暂时说不出的话，这种方法叫：精神助产术。

  引申：理想的辩论时苏格拉底式的辩论，要善于提问，引导对手，看对手怎么回答，针对回答在提问，把问题弄清楚。

  孔子是话语权威。他的对话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一种权威话语，类似于“教义问答”。

  孔子以“学成者”的身份高居于弟子之上，面对学生，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凡是他不知道的则是不必知道的。

  孔子没有想到 有些自以为知道的事情其实是经不起盘问的。而苏格拉底恰好是抓住了这一点。

  孔子言说的目的是传授知识。他的言说对象是脑子不太灵的人。通过言说建立起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

  3、言说效果不同。

  苏格拉底的言说方向明确，看重过程，没有达到目的并不算失败，谈完后两者都会觉得有启发，感到了思维层次的提高。

  孔子的言说看重结论，很少针对一个问题，更没有贯穿的一个思路。

  体现了中国人只重结论而不重过程的思维特点。

  三、

  言说差异的成因

  苏格拉底的言说来自于理性，提现了西方文化的逻各斯主义，也就是理性主义的传统。

  孔子的话语霸权来自道德的制高点，道德制高点来自情感的自信。以情感来占据制高点，提现了中国注重感情，轻视理性，感性主义的传统。

  四、

  言说产生的影响

  苏格拉底造成了西方哲学史的一个大转折，起了开创性的作用。

  孔子建立了一个无人能超越的“圣人”，后世只能在孔子的框架内发展。按照孔子的方式继续下去，我们的思维和言说方式不会有任何长进。

• 探讨托尔斯泰之《复活》中的托尔斯泰主义

  作者：麓麓 发布时间：2005-10-10 20:47:12

  托尔斯泰主义：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博爱。

  1．

  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俄罗斯，其世界观所倡导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是基督教人道主义，神人性和上帝的内在性。在托尔斯泰主义中，表现为“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复活》中他写道：“一个是精神的人，他为自己所寻求的仅仅是对别人也是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他所寻求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幸福，为此不惜牺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

  在托尔斯泰看来，道德的自我完善便是抛弃利己主义，投身到利他主义中来。一个人，如果仅仅为自己而活，为了自己而不惜牺牲其它人幸福的权利，那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还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的人，而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在于为了他人牺牲自己。

  如果想做一个道德完善的人，需要经受很多考验，因为在人心中那个兽性的人会不断站出来试图掩盖每个人温良的本质，诱惑人要及时享乐。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这种二重性，就不得不经常要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

  在这里，我们会注意到“自我”两个字，也就是说，道德的完善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自我”，《马太福音》的条条框框不足以约束我们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因为《圣经》中的所有箴言必须与我们内心的神，或者说“精神的人”相对话，相联系，才能得到呼应，才能使我们由内而发的改变。对心中的神的触发，往往只在一瞬间，爱情能让人看到内心的神的可贵，悔恨也能让人看到内心的神的可贵，甚至是罪恶也同样可以，只是在看到之时人们强迫自己把眼睛闭上，而纵身于罪恶给人们带来的片刻快感之中。

  “我要过人的生活。”托尔斯泰认为，真正的人是永远根据自己的良知做事，时时刻刻进行自我反省，以避免自己掉入堕落的深渊，即使曾经有过可鄙的生活，浑身罪孽深重，只要敢于呼唤自己的心中的上帝，勇敢面对以前和以后所有的时光，让“精神的人”永远站在“兽性的人”之上，那么就能拯救自己。

  “住在他心里的上帝，已经在他的思想感情里醒过来。他感到了上帝的存在，因此不但感到自由、勇气、生活的快乐，而且感到了善的全部威力。”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上帝不是至高无上的外在权威，而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揭示出来的，或者说是在人生的痛苦与悲剧中找到的。不经历痛苦，甚至不经历罪恶，或许未必能发现人们心中的那个沉睡的上帝。只有沉入到自己灵魂的最深处，才能“与活的上帝相遇”。所以，在俄罗斯观念中，“拯救”与“恩典”也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在人的生命之中对上帝的内在把握，是对生命的精神改造。也许这种“拯救”不能带来任何外部利益，但对人的精神世界，对人的内部醒悟，有着不可磨灭的力量。

  但如果认为忏悔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得以净化，那么也就不是托尔斯泰的本意了。一个正直而善良的人，只能是一个利他主义者，对自己的拯救是不能够抱着欣赏的态度，因为一旦如此，人就成为利用别人而使自己精神获益的人，况且这样一来，自己的内心也未必能够完全的净化了。

  人的忏悔不能让人死后升天堂，避免下地狱。因为人的心里本来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它不仅包含着上帝和魔鬼，甚至是包含着天堂与地狱。在这里，天堂和地狱不是死后才能经历的地方，而是在人的这一生，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必定要经历的，是人的精神生命的不同状况的表现。

  别尔嘉耶夫精彩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地狱之悲剧不在于上帝不能为有罪者洗清罪孽，而在于有罪者自己不能给自己洗清罪孽；地狱不是有罪者在其中受苦的外在环境，而正是一种绝对的孤独，在这里，生命中被压低的良知的呼声，用可怕的不灭之火焚烧着罪孽者。”

  2．

  不以暴力抗恶

  这里或许可以看作利他主义的另一个表现：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

  看起来，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似乎比利他主义降低一个级别，其实这一点恰恰更难以达到，这不仅表明，我们不能牺牲他人的幸福，甚至还表明，我们不能以某种崇高的理由为前提，以牺牲自我为前提，以未来的天国降临为前提而牺牲他人的幸福。

  从统治者角度看，运用暴力是错误的，托尔斯泰在他的《复活》中反复强调：“要克服使人们饱受苦难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因此既不应该惩罚别人，也无法纠正别人。”“腐化堕落的人想去纠正腐化堕落的人，并想用生硬的方法达到目的，结果是缺钱而贪财的人就以这种武力惩罚人和纠正人作为职业，自己却极度腐化堕落，同时又不断腐蚀受尽折磨的人。”“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者纠正别人”。

  从革命者的角度看，以暴力抗恶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暴力革命的关于遥远将来的绝对幸福的抽象理想扼杀了人对人的具体道德关系，扼杀了对切近的当代人的关怀，也扼杀了当前世界中需要的爱这种活的情感。可以从各国的历史中看到，革命者不仅勇于自我牺牲，还要求自己的朋友、家人，从更广的意义上说是要求他人也要自我牺牲，如果不勇于牺牲的，就是怯懦，是对强权的惧怕。这样，革命者就演变成为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以牺牲他人利益来达到革命目标的人。革命者当然也追求人类幸福，但他所爱的以非活生生的人，而是思想，亦即全人类幸福的思想。

  在托尔斯泰的心中，上帝和天国是在人的心中的，妨碍人间天堂的仍旧是人的心中难以摆脱的魔鬼，而暴力革命者认为，妨碍人间天堂之建立的原因不在人的内部，而在人之外——在于他的社会状况，在于社会机制的不完善。由于这个外部原因，因此只能用外部的、机械的手段来消除。那么魔鬼从“自我”的内部被移植到外部社会机构，人与人本应努力创造的爱被改写成人们对社会机制的恨。这样，革命就从本来意义上的建设性或创造性的事业，变异成为消除和消灭障碍，也就是破坏。

  因此，从对未来人类的巨大的爱中产生了对人的巨大的恨，建立人间天堂的激情变成了破坏现实世界的激情。革命者的破坏的心理动机和伴随物永远是恨。革命者认为他们有恨的责任，恨在他们生活中起着深刻的和充满激情的伦理动机的作用。

  那么，从这一方面来说，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非但并不是所谓的反动说教，而相反是对人性的关爱，对人的善良和怜悯的催化。

  3．

  博爱

  这一点和上一点是相连的。博爱是基督教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复活》中，“博爱”几乎可以同“宽恕”等同，因为博爱的最大障碍就是人们不能对伤害过自己的人宽恕。一个人如果不能宽恕别人，人的内心就很容易被“恨”的感情所占据，恶是世界无法和谐、无法共生的根源，恨也一样，而恨往往是因为人们遭受了恶的摧残而造成的。

  托尔斯泰认为，既然人人心中都是有罪孽的，因此人是不能通过惩罚和报复别人来消灭恶从而寻求自己的安宁，人人都没有这个权力。但是愤恨占据的人的内心而无法使其平静，那么获得安宁的另一个手段只能反其道而行，那就是“宽恕”。一旦宽恕别人，人就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面对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

  我们也知道，虽然在很多时候，宽恕是不能让作恶的人醒悟，也不能使恶真正消除，也许还可能让作恶的人更加为所欲为，但至少，那些宽恕别人的人从此可以给世界带来更多更无私的爱，可以挽留住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友爱。反之，一旦开始报复，作恶方也不一定会善罢甘休，也会同样变本加厉报复，长此以往，所有的爱将会消失殆尽，那么地狱会降临在每个人的心中，那将是更为可怕的。

  4．总结

  毋庸置疑的是，人的精神的升华和人的成长，不仅意味着对现实恶的否定，也意味着对产生这种恶的社会根源的否定。小说的这一思想是深刻而积极的。在作品中，作者对沙皇俄国时代的一切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教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强烈的批判。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认为作者的这些否定与批判思想是积极的，而托尔斯泰主义是消极的，那么在我看来，否定和批判却不是最有价值的，因为，这个世界只有否定和批判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在否定和批判中建构一种新的、值得肯定的东西，《复活》中的否定和批判让我们的思维明朗，而肯定和建构是让我们的灵魂感动。简单的宣称托尔斯泰主义是一种消极的说教是对作者的不恭敬，不论托尔斯泰主义是否太过理想化，毕竟那是作者一生思想的沉淀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