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87030379214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暂无相关简介，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目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内容，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9787030379214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9787030379214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9787030379214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其它内容！

• 作者：多搁辣椒少放盐 发布时间：2013-05-04 14:43:34

  我只是写了个评论而已，没读完

• 作者：H ™ 发布时间：2024-05-02 18:49:43

  挺难的，当手册很ok

• 作者：苏木 发布时间：2024-03-23 20:52:03

  国内绘本。请国外教授做莫名其妙的背书，大可不必。形象设计上还是有些想法，未画嘴巴的女孩和未画眼睛的男孩，情感触碰与见世界里的某种状态。创作时摘下面具，或证实创作的真实性要求。

• 作者：火车上岸 发布时间：2019-01-30 17:31:33

  很齐备，可供拓展和检索，字号很挺大的，不过建议斟酌使用，可能与要求有所不同

• 作者：芸菲读书 发布时间：2023-04-28 18:01:08

  淄博能火是必然，了解它的前生今世你就懂了。

• 作者：安乔 发布时间：2012-07-17 13:21:07

  看见封面赫然写着“绘画像骑单车一样容易”！我大笑三声，这句文案对于不会骑单车的人来说，简直亚历山大啊。。。。

• 大男人主义 vs. 女权主义

  作者：guestseven 发布时间：2010-11-07 05:10:45

• 全书内容概要

  作者：这是浩浩 发布时间：2024-03-21 14:29:07

  概括与结论

  为什么要采用长期的观点

  ①中国是一个特例（最大的政治实体、曾经长期经济领先、各方面技术水平曾经很高、在世界经济明显加速增长之际却发生衰退）；②以往学界对经济增长过程及其决定因素的分析一直强调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而对中国历史史料的评价又一直是过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更加相互结合的观点可以既解释发展的特殊性，又解释发展的常规性，从而为分析国家兴衰原因提供更好的理解；③以往关于经济增长的分析，一直着重于过去两个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的技术进步、结构变化及人均收入增长处于常态），早期人均收入处于停滞状态的历史常常被忽视【参见P1】，但外延式的经济增长（在人口大量增长的前提下维持收入水平），仍然可能要求生产组织方式的重要改变，技术进步不应该局限于机器制造上的进步，还应该包括管理、组织和农业耕作方面的创新；④采取一个长远的视角有助于理解中国当代的政策和制度，遥远历史的影响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参见P2】。

  中国在公元9－18世纪之间的经济表现

  在公元9－13世纪之间，中国出现了经济重心转移，借助水利工程和早熟品种，长江以南成为新的人口聚集地区，水稻耕作大规模发展。较高的土地生产率允许较大的人口居住密度，进而减少交通成本【参见P2】，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参见P2-P3】，同时为扩张中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生产释放劳动力。不过，这种生产上的发展和产品的多样化对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很大，大约使人均收入提高了1/3，这种收入的提高伴随着更加集约化的劳动力使用，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于人均收入的提高。宋代中国的经济进步，主要依赖于充分利用所出现的机会转向集约式水稻耕作农业，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此时中国已出现工业文明的曙光。13－18世纪，中国经济在长期大致保持人均收入稳定的同时，支持4倍的人口增长，但人口增长的过程不是平稳的。中国在18世纪经历了特别巨大的人口扩张，同时出现了最引人注目的外延式经济增长【参见P3】。

  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制度差异

  在农业经济之外，中国的官僚行政体制阻碍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出现。15－18世纪，中国的经济领先地位逐步让给欧洲，这并不是由于中国出现了特别不利的条件，而是由于西方极为特殊的有利条件。欧洲在现代资本主义萌生方面的有利条件：①认识到人类具有通过理性考察和试验改变自然力的能力（最根本），导致技术变化和发明的科学传统已经出现，并开始渗透到教育制度之中（此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仍然服从古代经典和官方行政教条）；②欧洲由具有紧密血缘关系的民族国家组成，这些国家的思维是外向型的【参见P3】，彼此之间存在重要的贸易关系和相对容易的知识交往，刺激了竞争和创新【参见P4】。

  内部动荡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

  用任何历史尺度来衡量，世界经济在1820年至1952年期间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除日本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增长非常缓慢。除阻碍自身现代化的传统制度外，外国殖民者的入侵使以中国为代表的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参见P4】。

  毛泽东式的改造及其后果

  中国受苏维埃模式的极大影响，创造和推行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指令经济，而日本的制度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统制型变异，二者都推行自己的发展战略，并不打算给外国资本利益提供任何发展的余地【参见P4】。新中国的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独特的自卫性民族主义，可以为防卫和经济发展进行资源动员，虽然苏联可以成为技术和资金的来源，但新中国不是苏联的依附国，它大大发展起自己的自主意识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中国的新政权具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是改变社会政治秩序，第二是加快经济增长，第三是改善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恢复中国的民族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政策上和增长表现上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到1978年为止的毛泽东主义阶段，第二阶段是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阶段。1952－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加速（来自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巨大投入），经济结构发生改变，但生产率方面的表现令人沮丧。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在加速，但是仍然慢于世界总体经济的增长（大规模政治运动阻止了经济发展、生产单位过于庞大【参见P5】、中国被隔离在日益繁荣的世界经济之外）。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通过主要政策变化成功地、大幅度地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出现了迅速增长（源于对资源的更有效的利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参见P6】。

  1978年以来的改革政策带来了30年高速增长

  1978年后效率提高和生产率改善的原因：①农民重新获得了对土地的控制权和经营权，农民有较大的自由参与市场交易；②小规模的工业（特别是农村工业）迅速扩张；③中国进行了巨大努力以实现同世界经济的接轨；④外国直接投资的出现与增长【参见P6】。

  对未来1/4世纪的展望

  截至2003年，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处于这种相对落后状态、远离现代技术前沿的国家都有可能实现快速增长，其条件是它们可以有效地动员和配置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可以把外国技术与国内要素协调，并且能够利用与世界经济接轨所带来的种种机会实现专业化。中国在改革时期已经表现出它具备这种能力，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假定这种能力将会消失。这种追赶的过程可能在随后的1/4世纪中持续。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增长虽然巨大，但不可持续，因为其主要来自农业上因重新配置资源而提高的效率、外贸方面迅速的扩张、通过大规模外国直接投资所吸收的技术，随着逐渐接近技术前沿，中国增长的步伐会放慢。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会达到西欧和日本1990年前后的水平，那便追赶过程终止的时间。当中国在接近这一收入水平时，技术进步的成本将变得更高，因为创新将要取代模仿。然而，2030年的技术前沿会进一步外移，所以仍然存在一些追赶的余地【参见P7】。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在2015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到2030年时，它的经济总量相当于世界GDP的1/4，它的人均收入相当于西欧在1990年的水平，虽然这只是美国水平的1/3，但是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及其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肯定会大幅度上升【参见P8】。

  与高速增长有关的政策问题正在发生变化

  阻碍当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①减少低效率国有企业方面的困难，不过目前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已经迅速下降；②金融体系脆弱，不过改革时期出现了居民储蓄的爆炸式增长和经济的迅速货币化，以抵消国有企业的利润损失和税收下降，但这样一个银行体系所存在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③中央政府虚弱的财政地位，政府需要通过创收来增加社会保障和强化公共医疗和教育设施，以降低国有企业减少这方面服务所带来的影响；④能源供给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的严重挑战【参见P8】；⑤在法律制度和私人财产权利方面，虽然中国已经在朝向市场经济方面发展迈了一大步，但最近发展强化的私人财产权利，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产权利相比，还是相当虚弱和模糊的，而司法则常常受制于官员的压力，妨碍了中国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参见P9】；⑥地区间和城乡间的贫富悬殊问题，以及控制人口流动的户口制度的阻碍【参见P10】。

  第一章 中华帝国的集约与粗放式增长

  本章考察宋朝作为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例证，以及宋朝以后五百年的历史（除了有某些间断外）作为支持粗放型发展观点的一些依据。本章的第一节考察帝国时代的行政管理体系，从本质上探讨官僚行政管理体系如何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却抑制了其他方面的发展，以及它的制度架构如何限制了资本主义式企业的发展，减少了国际贸易和知识交流的机会。在第二节，作者更为详细地讨论了支持宋朝集约式经济发展观点的证据。第三节分析了中国农业的制度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以及它适应人口大幅度增长的能力。最后两节的讨论包括了农村家庭的非农业生产活动和城市经济的表现【参见P12】。

  官僚行政管理制度及其经济后果

  官僚行政体制是能够使中国保持大一统国家的主要力量，它虽然是皇帝的一个驯服工具，却同时也对人民有独裁的权力，不会受到土地贵族、教会、司法、异见知识分子、军队或城市资产阶级的任何制约。官僚统治者们使用了全国统一的书面语言，儒家正统贯穿于教育制度之中。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的多层次统治结构相比，这套体制相对来说是高效率而低成本的。它通过有效率的交通和信息网络，使朝廷能够监督日常事务并对各种事件作出反应。它可以不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就能够维持秩序。它创造了大运河那样的补给物流体系，从而保证处于帝国边陲的首都的庞大人口能够获得足够的粮食供给。它征集税赋以维持奢侈的宫廷和军事设施的开支。它以长城作为抵御蛮族人侵的防御工事。因为运输成本过高，经济上的统一并不能保证一个统一的市场，但它确实在促进最佳技术应用的传播上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印刷品的使用，由官府支持或资助的新技术很轻易地就能得到普及。这样，中国在最佳技术应用和普通技术应用之间的差距上，可能远小于那些多中心的欧洲国家【参见P15】。

  官僚体制对经济的影响，尤其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一般来说是非常积极的【参见P15】。在农业以外，官僚体制的影响却是负面的。官员和士绅主导着城市生活，阻碍了欧洲式的独立的工商资产阶级的出现，任何有利可图的活动都会受到官僚的盘剥，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被限制在国家或得到国家特许权的垄断集团手里。利用中国精致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从事海外贸易可能利润丰厚，但却遭到政府的禁止。这种官僚行政文明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体现在官方的儒家思想和教育制度上。直到20世纪中叶为止，中国对西方的挑战没有做出适当的反应，这主要是因为官僚体制下所形成的那种意识，心态与教育制度，导致了一种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对中国以外的发展漠不关心【参见P16】。这种根深蒂固的心态阻止了中国在1500－1800年间模仿西方的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阻止了中国参与随后出现的更有活力的经济增长过程【参见P16-P17】。

  经济发展的轨迹

  宋朝经济出现加速增长的依据：①人口出现大幅度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②地区经济中心出现了转移，长江以南水稻种植区的人口大幅度上升，而北方干旱农作物（小麦和谷子）地区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参见P17】；③木版印刷术在唐朝就已经得到开发，促成书籍的广泛传播；④宋朝人口密度增加刺激国内贸易，提高了农产品市场化的比重，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及由于生活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手工业生产的增加，导致了生产率的上升，而纸币的出现则促进了商业的发展；④南宋积极地改进航运业和造船业，海外贸易出现大幅度增长【参见P18】。

  部分强调宋朝经济活力的学者夸大了宋朝所取得的成就【参见P18】。赵岗、郝若贝、斯波义信、伊懋可等学者没有尝试在宏观经济上对宋朝的经济成就进行量化【参见P19】。

  在蒙古族人统治中国期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1/3，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蒙古族人在征服中国早期时进行的野蛮屠杀，二是瘟疫流行，黑死病在肆虐欧洲的同时也袭击了中国【参见P19】。

  根据帕金斯、罗兹曼的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均收入或多或少地持平【参见P20】。

  农业经济的发展

  在帝国的第一个千年里，人口较土地相对稀少，所以出现了各种强制性的劳动制度，目的是提高对农业的劳动投入。随着人口出现长期上升的趋势，土地变得稀缺了，加上一个更加有效的官僚行政体系的成功建立和它对贵族残余势力的清除，经济开始向自由劳动制度发展。到了明代，地主阶级已没有什么残余的土地了，他们大都成为非直接经营的收租人，官僚体制为他们提供了必需的社会秩序，并且保护他们的财产。在宋、明交替之间，中国农业转向了一个以拥有生产与经营自主权的自耕农和佃农为主的土地制度，它能够有效地分配资源，也有能力进行技术变革，以适应地产的可分割男性继承制所带来的日益变小的家庭农业生产规模【参见P21】。

  由于气候和地貌（大片的山区和沙漠）的原因，中国的可耕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按照国际标准来说是非常小的。在过去的一千年期间，中国的人口从5500万上升到13亿，增长了近22倍。政府和农民曾经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耕地面积：排干湖泊和沼泽、改造原始森林、填海造田、修筑梯田以及毁林造田，但耕地面积自宋朝以来至多扩大了4－5倍。为了维持生活水平，中国人被迫不断寻求新的办法从每一亩土地上获取更多的粮食。与欧洲相比，中国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始终非常显著【参见P22】。

  在上一个千年内，与中世纪或现代欧洲人相比，中国人所吃肉类食品要少，成奶制品也几乎不存在，棉絮取代羊毛成为主要的保暖材料，较早在农具上的进步减少了生产上对牲畜的需求，由此中国农业形成了“重种植业，轻畜牧业”的特点【参见P22】。

  与欧洲和印度动物粪肥主要来自猪和鸡不同，在中国，人的排弃物也得到非常广泛地利用。土地的相对稀缺，导致对农家肥料的集约使用【参见P23】。

  中国的农业高度依赖于灌溉和水利管理，目的是提高土地肥力，降低水患与旱灾的风险，缓解早灾的程度【参见P23】。

  农业处在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中心地位。中国政府鼓励新品种、多季作物、高产作物的耕种，以及最佳技术的传播【参见P25】。

  何炳棣、帕金斯都曾在历史上中国农业经济表现的量化方面作出突破，基本可以确认，中国的农业可以“长期自我维持”，人均食品消费量甚至可能存在上升的可能性【参见P27】。帕金斯不承认中国的农业进步是技术变革的表现，因为当时在农具方面没有多大的革新。作者认为帕金斯对技术变革的理解是非常狭隘的，事实上中国古代农业的大多数变化都是基于现有知识，对最佳应用方法的广泛传播，在这个过程中，平均技术水平得到了改进，知识也成功地得到了吸收和消化，故而“这种长期的技术吸收和消化过程完全应该被视为技术进步”【参见P28】。

  农村家庭的非农业活动

  除了播种、施肥和灌溉等劳动密集型生产以外，中国农村的家庭也从事大量其他的生产活动，包括菜园、果园、池塘养鱼、养蚕、收集杂草和其他可燃植物作为燃料、喂养猪和家禽等。重要的“工业”生产也以农村家庭为中心，其中包括纺织、制衣、皮革制品生产、榨油、碾米或脱粒、茶叶的干燥和制作、烟草制作、酱油生产、蜡烛生产、桐油生产、各种酒类生产、各种草、藤及竹制品生产、砖瓦制造、车船制造、农舍修建等。中国的农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勉强维持生存状态的经济中，而是身处一个由连接当地各个村落的乡村市场所形成的商业活动网络中，这些活动在中国可能要比在欧洲更加重要【参见P29】。

  城市经济活动的表现

  依据德弗里和罗兹曼的相关研究，在唐朝时，中国就存在一个城市文明，而欧洲却没有；到1820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同一千年前相比较并没有多大提高，而欧洲的城市化程度在1000－1500年期间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500年时它的城市化程度已经超过了明朝中期的中国；到1800年时，欧洲的城市人口比例几乎已经是1500年水平的两倍，而中国在1820年时的城市人口比例仍然和1500年的水平相同【参见P31】。虽然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大大慢于欧洲，但中国城市的平均规模却远比欧洲的规模要大【参见P32】。

  帝国的行政官僚们在中国的城市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欧洲的城市则更为自治和独立，大多数城市都有宪章和民法法典以保护公民的法律权利，城市中的商业影响也要强大得多【参见P32】。

  中国国家企业与欧洲商业利益之间的显著差异，可以从国际贸易领域中窥见一斑。明初郑和下西洋后，中国的造船业被忽视了，外贸也几乎被禁止，这使中国隔绝于15世纪以来世界上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扩张，而这一扩张正是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在欧洲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参见P32】。

  第二章 经济衰退与列强欺辱，1820－1949年

  帝国体制的瓦解

  本节着重论述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鸦片战争与通商口岸开放、太平天国运动与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中华民国时期

  本节主要叙述1911－1928年的军事统治与军阀政府、国民党的兴起、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内战。

  经济衰退，1820年至1949年

  19世纪的大规模起义造成了受难地区的人口损失及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直到1890年，这些省份也未能完全恢复元气。1890年时，中国的现代制造业与运输业仅占当年GDP的0.5%。19世纪末时，中国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重比1820年时大不了多少，大部分中国城市的面貌几乎没怎么变化，条约口岸城市（特别是上海和香港）则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孤岛。1890年，中国的出口额大约只占GDP的0.6%，几乎没有机器及其他现代设施的进口。1890－1933年，中国人均GDP大约上升了7%，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这点成绩是十分可怜的，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开始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参见P46】。

  通商口岸不断扩展、外国人在中国开办工厂、俄国与日本所致力的东北开发等，促成了包括铁路、银行、商业、工业和采矿业等在内的现代经济成分的增长，孕育着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成长。1911－1928年间，各军阀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刺激工业发展，地区间战火连绵不断、各地任意滥征商业税赋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科举考试废除以后，权力从官僚阶层转移到军队手中，造成了旧体制之下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的崩溃。资本家们所受到的束缚变少了，也更加受到社会的尊重，其行为方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读书人竞相仿效。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西方资本家在中国通商口岸的竞争力，为中国民族资本家们在工业领域扩充势力提供了机会。1928－1937年间，国民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实施了一些制度上的变动，例如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厘金等【参见P47】。但是，国民政府在发展银行金融业、减少外国势力特权、控制政府机构的特权、进行土地改革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1902－1936年间，外国投资存量有着可观的增长【参见P49】。到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出口额上升到一个高峰，约占GDP的2.3%，受此后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中国的出口额下降了，后来虽然有所恢复，但是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仍然比1929年的水平低了大约10%左右。与1890年相比，1937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世纪，中国贸易出现了相当大的贸易赤字【参见P50】。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是主要白银输出国之一【参见P51】。从1926年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的物价上涨了20%，在后来的战乱年代里，价格暴涨仍在继续。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就是上海与东北【参见P52】。

  经过70年的大规模内乱和备受屈辱的外国入侵，清王朝的统治终于在1911年崩溃了。那些保守的官僚士绅们根本不可能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或推行现代化，因为他们的特权和地位，全部依赖于那个长达千年的古老的政治体制。清王朝垮台以后近40年的时间中，政权又完全操纵在军人手中，他们也同样忙于内战，而且面临比清王朝时更为严峻的外国侵略，因而在促进经济变革方面甚少作为。国民党的“五权分治”的政府结构模式与真正的民主政治相距甚远。经济方面有限的一点现代化成就，主要是在通商口岸城市和东北地区实现的。在那里，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得以渗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以萌生并成长。外国列强曾经使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口岸参与国际贸易，却对中国的商业机会之有限而深感失望【P53】。

  第三章 新中国充满活力的发展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精英结构和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大改变，中央控制的程度极大地强化了。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对外来打击和侵略的投降退让之后，新政权通过激烈的方式，卓有成效地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希望在尽可能不与世界经济发生联系的情况下实现自主发展。在毛泽东时代，这些政治上的改变也使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降低了它为发展所做的种种努力的效果。1978年后，中国在政治上转向了谨慎务实的改革主义，放松了中央政治控制，从基础上改变了经济体制，这些变化使中国走上了比较稳定的发展道路，加快了经济增长【参见P55】。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是土生土长的，它同苏联所得到和遵循的“转型”处方大相径庭。相对而言，中国仍然是一个低收入的国家【参见P57】。

  毛泽东时代实现了四个重要经济目标：①彻底变革财产所有权；②大幅度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参见P59】；③完全取消市场经济【参见P60】；④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目的是维持自给自足【参见P61】。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各个方面的重要性出现了迅速下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经济已经对外国贸易和投资开放【参见P61】。虽然没有将国家财产“私有化”，但农民已对其土地重新获得了极大的控制权，个人完全可以通过经营私人和准私人企业而发家致富，而生产单位的平均规模也缩小了【参见P62】。

  宏观经济纪录

  关于劳动力投入。在此阶段，中国劳动力投入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但由于于僵化的体制把劳动力市场严格区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中国的劳动力利用是低效率的【参见P62】。在改革时期，劳动力资源配置得到了改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小型工业企业和服务行业的繁荣从农业中吸收了剩余劳动力。然而，城乡间人口迁移仍然存在着严格的限制，城市的国营企业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过剩人员【参见P63】。

  关于劳动力素质。在20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损失惨重。在经济改革时期，高等学校在学人数迅速增长，同时出现了海外留学浪潮。在1952年至2003年，15岁及15岁以上的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从1.7年增至10.2年，增长了6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再加上健康状况的改进，对中国生产潜力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参见P63】。

  关于投资率与资本投入。新政权成功地提高了投资率，非居民性固定资产投资率从战前占GDP的7%提高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平均11%；在毛泽东时代的其余年份达到了18%；改革时期增加到22%。中国也有着超常大量的投资用于存货和在建工程【参见P64】。中国1952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2，这个系数低于国际标准，但是战前的投资水平并不高，而且长期的抗日战争和内战使资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时代资本存量的增长大大快于产出的增长，至1978年，资本－产出比上升到2.7，到2003年时该比率维持在2.6。在改革之前，国家是投资的主体。它通过限制消费和保持低工资来实现资本积累。到了改革期间，家庭储蓄在投资资金中所占的比例出现了迅速的增长。虽然政府在投资资金的分配上继续扮演着主要角色，但是它正面对日益增长的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全面冲击，因为后者将资金投入到收益更高的经济活动中去【参见P65】。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毛泽东时代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在毛泽东时代，劳动生产率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是资本生产率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通过对投入要素加总，再把它们的增长与GDP增长相比较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可以对中国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总体效率进行粗略估计。在1952－1978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负数，即-1.37%。1978年后，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下降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放慢了，资本投入的增长率保持了同上个时期相同的增长速度，然而GDP的增长明显加快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改革之前的速度，资本生产率也摆脱了负增长，结果是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2.95%速度增长，这说明了改革时期中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参见P66】。

  关于产业结构变化。从1952－2003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产业结构变化。农业生产和就业的增长大大慢于非农业经济。农业在GDP中的比例由60%降到16%，在就业中的比例由83%降到51%。最有活力的部门是工业，它在GDP中的比例从8%升至52%，在此期间，服务业在GDP中略有下降，但是它在就业中的比例却有很大的增长【参见P68】。产业结构变化一般反映了两个基本的推动力：第一，对一些特定产品的需求弹性，这些推动需求的力量随着收入的提高减少农产品在消费中的比重，与此同时，提高工业产品和服务在消费中的比重；第二，部门之间不同的技术进步速度。在中国，这两个推动力都在发生作用，但中国的发展模式受到政府政策的严重影响【参见P68】。

  农村部门的经济表现

  自从1949年以来，一共有过六次影响农业制度的重大政策变化，其中连续四次的变革导致了集体化，几乎使农业制度退回到集体化之前的状况。1949－1950年的土改没收了已开垦土地的43%以及上面的建筑和家畜，然后把它们重新分配给佃户和没有土地的农民。这次变革为1.06亿农户建立了平等主义的制度，使他们都转变成了自耕农，以向政府交税（通常是实物性的）的形式代替了以往的地租。在改革的第二阶段，农户们被鼓励在农忙期间将劳动力、役畜和农具合并在一起进行生产（“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在1956－1957年间进行的第三个阶段的改革中产生了“高级合作社”，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被强迫加入了这个组织，农民失去了对自己土地的财产所有权，所有的劳动力和土地合并在一起。1958年夏末【参见P72】，75.3万个高级合作社中的1.23亿农民被强制分入2.6万个大型人民公社中【参见P72-P73】。1962年，农业经营管理转向了以较小的生产单位——平均拥有30户的生产小队，自留地恢复了，农贸市场重新开放了，公社食堂取消了，政府拨出大笔资金支持农业现代化，农民的报酬按所在集体记录的工分来计算，全年基本生活资料实行分配制，强调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阻碍了农户生产和地区经济的专业化。1978年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农业的控制，放宽了生产指标和定额，自留地面积扩大，对副业的限制放松，农产品的收购价提高，定额以外的产品可以服从自由市场价格【参见P74】，旧的公社管理机构被取消，私人企业得到允许，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限制放松【参见P75】。

  帝国时期的中国，就已有了为数众多的农村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活动，但在“大跃进”运动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转移到非农业生产活动，得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灾难性的结果【参见P77-P78】。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小型企业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事实上，乡镇企业的数量在1978年之后并没有增加很多，但以就业人数衡量的平均规模却大幅度地提高了【参见P79】。农村实际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不仅意味着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更偏重于肉类和鱼类，他们也产生了潜在的对工业消费品以及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制度的变化促进了供需关系中这些因素之间有利的相互作用。农村企业不必像城市里的大型国有企业一样承担沉重的福利负担。更为实质性变化是意识形态观念的转变，放弃官僚们制定的计划转向对利润的追逐，不再是禁忌【参见P80】。

  工业政策与经济表现

  为实现经济的结构性转变，新政权采取压制农业和服务业的政策，以及将消费维持在最低水平的方法，去获取工业化投资所需要的资源【参见P82】。在1978年以前，工业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投资完全依靠政府拨款。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时期，政府放宽了控制，国有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出现了明显变化，非国有工业企业出现了迅速扩张。1978－1996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几乎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其他所有制类型的工业企业规模显著地缩小了【参见P83】。毛泽东时代的工业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1958年前的政策在剥夺国内私人企业方面是谨慎的，私营工业企业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被根除了，大量的劳动力被转移到后院炼铁、水泥、化肥和农具生产等农村小规模工业领域。1978年后，国有企业面对的竞争来自那些低成本、低工资的农村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高速增长，沿海地区享受税收优惠的经济特区的迅速扩张，以及不断增长的进口。这种竞争，再加上国家对国有企业管制的放松，使得国有企业的营业盈余急剧下降【参见P84】。

  苏联在1960年终止对中国工业的援助是对中国的一个严重打击，“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又在1967－1968年间造成工业生产的下降，“三线”建设规划也降低了工业投资的回报率【参见P87】。

  目前国有制造业企业仍是国有或集体经济，政府可能会不得不与其相处相当一个时期。除非建立一个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不然的话，从政治上讲，也很难把这些企业的工人和管理人员解雇。随着私营企业变得更加繁荣，可以为工人支付较高的工资，那么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的员工转向私营部门【参见P87】。

  服务业

  1952－1978年，商业活动因受到严厉的压制而被削弱。1978年以来，对零售业和餐饮业的控制几乎完全放弃了，其所有制结构又恢复到1952年前的状态【参见P87】。

  对外关系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局限于苏联和其他几个共产主义国家。对外贸易曾经完全由国家垄断并主要集中于生产资料和技术的进口。中苏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恶化了，苏联停止了贷款，并在1960年突然撤走了技术人员【参见P88】。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处境非常孤立。在这个严酷的时期中，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大量贸易顺差为其提供了可观的外汇收入和贸易联系，成为克服禁运的一条途径。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形成的新的政治领导，决定放弃以往封闭的、自力更生的政策，开放中国经济，从而使中国可以像其他几个亚洲国家那样从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受益。新政策中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建立经济特区【参见P89】。中国出口额从1952年至1978年增长了1倍，而从1978年至2003年增长了28倍【参见P90】。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出口局限于食物、原材料和纺织品方面；到1978年，轻制造业产品已占总出口额的一半；到2005年，中国的出口结构已经相当多元化了，各种制造业产品已经占出口总额的86%。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仍占主导地位，某些消费品的进口给中国国内市场带来了竞争压力。食品进口相对较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贸易对象的地理分布也出现了多元化。1978年时，中国没有任何外债，事实上也没有外国直接投资。在此之后，年度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990年的35亿美元提高到2005年的600亿美元，1979－2005年期间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超过6200亿美元【参见P92】。同外国直接投资相比，中国在国际借贷方面是相对谨慎的。从1979年至2005年，中国的国际借贷为1470亿美元，其中大多数为长期和中期贷款。它的债务结构表明，中国不会因为投资者信心的突然变化而受到严重影响。中国从未拖欠过外债，并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由此看来，中国对世界的开放无后顾之忧【参见P94】。

  宏观经济管理与变化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1952－1978年，中国政府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政府最重要的支出是“经济建设”支出，它包括投资、行政管理和支持经济中主要生产部门的服务性活动。集体农场、国有和合作企业的一些投资和经营费用由自有资金支付，只有微不足道的经费采用银行借款、发行债券和股票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手段。在财政收入方面，政府大部分的财政收入从它所资助的企业获得【参见P94】。

  1978年以来，经济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府在投资和控制发展方面的直接作用戏剧性地减少了。国有企业原先对财政的贡献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大规模的净财政补贴。由于多数税赋由地方政府征集，他们在经济利益上关心由他们所经营或管理的企业的利润，为地方企业和经济活动减免税收，造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31%减少到了2005年的17%。财政收入减少的影响，政府的支出也明显地下降。然而，政府的国内债务的增长并不快【参见P94】。不过，1978－2003年期间的通货膨胀率远高于毛泽东时代，达到了年平均5.5%【参见P94-P95】。大多数私人储蓄都被存入国有银行，政府从而在货币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参见P95】。军费支出由1978年占GDP的4.6%到了2005年的1.4%，这主要因为军队被鼓励参与经济活动以自筹军费，这种情况可能降低了军队的备战意识，也可能助长了腐败，但是它也改善了士气，特别是提高了高级军官的士气，其结果可能是加强了军队对经济改革的支持【参见P96】。

  第四章 问题与前景：展望2003－2030年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中国经验和2003年至2030年的中国经济

  由于经济政策的成功，中国在1978年至2003年间实现了人均收入每年6.6%增长速度。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从世界平均水平的22%高到63%，中国在世界GDP中的比重从5%提高到15%，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经济体。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GDP水平可能会在2030年时达到世界总量的1/4，其人均收入水平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到2030年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它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肯定会大大超过2003年。中国仍然是个收入较低的国家，在2003年，它的人均收入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7%、日本的23%以及韩国的31%。中国的这种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可能在随后的1/4个世纪中持续，但如果假定未来的增长将同1978－2003年期间的增长一样快是不现实的【参见P97】。到2030年，中国人口增长可能会显著减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出现一定下降，平均劳动小时也可能会减少，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改善速度会减慢【参见P98】。

  相对于俄罗斯，中国经济改革成效显著的原因：①中国将农业改革摆在了第一位，使个体农户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收入水平；②中国没有出现苏联所经历的国家解体；③改革时期的中国大大受益于为数众多的海外华人；④中国改革的起点是非常低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参见P100】；⑤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出生率，改变了人口结构；⑥政府当局对恶性高通货膨胀的风险非常敏感；⑦国有部门并没有被私有化；⑧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同世界经济接轨【参见P101】。

  中国仍然面临的严重问题

  1998年，作者在本书中概括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①中央政府需要大力财政资源，从而资助在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公共支出，缓和地区间的收入和机会不平等；②政府仍然需要关闭亏损的国有企业；③政府需要继续改善有大量不良资产的银行系统，提高其偿付能力和效率【参见P101】。

  此外，中国还面临其他一些严重问题：①能源与环境问题【参见P102】；②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③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参见P104】；④法律制度和私人财产权利【参见P105】。

  展望2003－2030年的世界经济

  1978－2003年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大大放慢。世界领先国家美国的增长率放慢，主要是由于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急剧下降，这说明推动技术前沿的进步过程已经放慢。日本和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也明显下降，不仅因为推动技术前沿的增长放慢，而且也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大大接近了技术前沿，所以继续高速追赶的潜力已所剩无几。1978－2003年间，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就是亚洲经济，中国经历了人均收入的急剧加速增长【参见P106】。

  落后经济的追赶过程是不会自动出现的，或者说它并不是一个一般规律。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挖掘这一追赶潜力，是因为它们采取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增加了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实行对外开放贸易并由此促进了专业化生产，实行了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微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是中国和亚洲这些充满经济活力国家的特点【参见P107】。

  我预测世界人均GDP将以每年2.2%速度增长，超过1978年至2003年期间的1.55%平均增长率，但是还是要慢于世界经济的黄金时代（1952－1978年）2.6%年平均增长率。各国经济实力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地缘政治，从而使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八国首脑高峰会议成员的代表性显得过时了，也削弱了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能力。未来需要在这些方面进行调整，以保证主要势力之间的和平共处。与此同时，也需要削减核武器和核扩散，以及削弱五花八门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传播。在这些方面的任何严重失误都可能会使我相对谨慎的预测变得过于乐观【参见P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