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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鬼小姐 发布时间：2022-08-27 20:35:16

  很好看

• 作者：京畿部长 发布时间：2018-07-05 18:34:50

  写的中规中矩

• 作者：心未央 发布时间：2010-01-28 10:46:04

  刷题必备

• 作者：兟小小 发布时间：2020-08-15 14:19:00

  朝气蓬勃的老去也没什么所谓

• 作者：王小岸 发布时间：2012-07-20 11:07:12

  回家无事好读书，又看了一本。

•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12-08-31 22:27:22

  对我这种非专业人士来说蛮实用的

• 我决定给它写个提要

  作者：完颜穆尔登格 发布时间：2014-03-30 18:33:58

  此书以清晰的分析，解除读者很多对权利游戏的模糊猜想。

  一切权力都是相似的，古今官场（影射当代官场居然没有被禁？）因此，我想给它做个提要。

  身怀利器

  造词“合法伤害权”，充分利用手中权利制造障碍，勒索剥削尽需要在自己这里通关的人的一切。连死刑犯都有根据银子多少决定遭罪程度的办法。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

  百姓多，每户乱收账，足可肥一方贪官污吏，而敢于斗争者既不合算，在各方勾结下也无胜算。所以出来上告的人既不受欢迎，也很快会被打击下去。（类似上访？）

  公平是有等级的

  国家有为黎民造福的设想，政令下来，官府层层改造，克扣补助，国家不知，百姓也不知，应用各地衙门给出的“第二等公平”。

  当贪官的理由

  正式俸禄“名义工资”不够，人情疏通、妻儿老小，处处要钱，不如大家一起贪。

  对比清官海瑞的凄凉，道德，难。

  恶政是一面筛子

  皇帝（最高领导人）是个混蛋的几率很大，“恶政选择恶棍”。“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了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万历派阉党陈奉下去收矿税用来修宫殿，不听劝谏，赫赫。

  皇上也是冤大头

  外面的事一概不知，身边都是欺上瞒下的亲信，怎能不成冤大头，太监钱能，朝中网络大，多少言官劝谏，昏君明君一概无法判断是非。怕是非朱元璋雍正等狠角不能治官场。

  摆平违规者

  先是守了陋规还被坑的林县令上告。接着讲了张集馨去陕西粮道接任，前任方用仪“浮收勒折”的烂摊子怎么买下来。最后讲了一个不守规矩的李毓昌去查江苏贪污，不肯收地方官送的消灾费，结果被贪官和跟着他捞钱无望的“长随”联合毒杀。

  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当实在没办法保存自己的清白，索性有人发明随机法，要断念一起断。

  明万历年间的孙丕扬当吏部尚书用“掣签法”。魏 崔亮发明论资排辈。黑白规则中间创造一条灰色通道，按概率碰上好官是好官，碰上坏官也没法，因为潜规则的官场推举出来的一定是坏的。

  新官堕落定律

  孔孟之道学过涉事之处，即使是有理想抱负的人也很容易在现实中沦落，首先就会被既有利益团体的吏胥、土豪之类再教育。

  正义的边界总要老

  海瑞重新被起用，提议用朱元璋开国的法律标准惩戒贪官，骂声一片，原因在于（除却物价上涨）正义的标准早就变了。每个朝代都如此，刚解放时的刘青山张子善案，如果放到今天，贪污程度轻之又轻。

  官场传统的心传

  上一章与这一掌都是修订版新添的，读到中间我一直想，作者论述了大量明清与其他朝代的潜规则技巧，又都可以影射到现代，难道就没有心痒想更直接一些吗，果然这一章出现了。

  先说清代例子，进京行贿的干净优雅的办法是，到琉璃厂的字画古玩店讲明想送某大官多少银子，老板就会内行的指定一幅画，交银子，老板去大官家买回画，行贿者再带着画登门拜访。只需要给字画店老板一点手续费，行贿就优雅高贵的完成。

  对比当今，虽然现代的官没文化，送礼收红包却是固守了“三节两寿”的三节。可是收红包的办法却很俗，实物、烟酒礼盒藏钱等，作者分了好坏原因，依我看只有坏的，生存环境太好官员脸皮厚不用精巧伪装（当然我觉得以现在的官员素质也伪装不出高贵）。

  晏式转型

  仁政受“三邪二谗”抱怨（大略可转化为下面的刁民土豪、当权者身边的左右权贵），可是苛政受到这些人的一致赞扬。真正的政绩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渠道传上去的反馈。

  崇祯死弯

  中国的朝代总在循环，跳不出的死弯一般是这样：新政权廉明-中期执政者不争气、贪污恶化、朝纲大乱-人民赋税加重-重到一定程度流民造反-推翻一个朝代洗牌重来。

  可是崇祯总让人觉得格外可怜，因为他年纪轻轻上了台就开始励精图治，奈何下面层层官场规则固化，他的美好计划推行不下去。农民叛乱-需要官军镇压-国库缺钱-加税-知县“书手”等人趁机大做文章改帐捞钱-农民赋税太重-流民-造反-需要更多官军镇压……如此恶性循环。

  普通百姓“除五蠹”，还是反贪官不反皇上。（当然我猜情景之乱趁机暴动饱私囊泄私愤如同后来建国之土改）

  百姓一般是傻傻期待中央解救的。除非到了李自成这种境遇，摊上“催科”在村里收不齐钱粮自己又赔不起，左右受罚，没什么可输的了。如同当年陈胜吴广，也如同当年朱元璋要被抓了庙还被烧了，没可输的了，走人落草去。官军如同日本侵略者，烧杀掠，淫污妇女。因此，“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腐败透了的制度，一个励精图治的末代皇帝崇祯无能为力，自缢景山，年三十三岁。

  笑话天道

  人民该服从天道，皇上是天道的代表？可这代表经常暴政。

  古今中外的假货

  有些跑题的举了些不胜其烦想方设法地造假货的古今案例。所以蝇头小利都有人追求，别说官场适用潜规则可以创造的大利益了。

  我们的人格理想

  理解迷信

  总觉得这篇也跑题，大意是说没有迷信的恐惧约束，人更容易做坏事。

  代后记

  掩卷，上层建筑就是这样，可以放弃寻找理想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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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鲁迅生平的几个小考证

  作者：Jan 发布时间：2023-04-16 07:33:43

  一、鲁迅在八一事变的晚上去女师大值夜过吗？

  在黄乔生编著的《鲁迅年谱》中提到「8月1日晨7时许,杨荫榆带武装军瞥100余人突然包围女师大，驱逐学生，一个理由是“以免男女学生混杂”。鲁迅应学生请求，在该校教务处值夜，替学生作证。」

  这一说法的来源于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

  「“正人君子”们却为杨荫榆帮腔，说她的这惨无人道的卑鄙措施，是“以免男女学生混杂”……为避免奸人造谣，堵塞“正人君子”的流言，学生们在这最紧张的一夜，请了几位师长住在教务处，并请有声望的妇女来当临时舍监。鲁迅就是被请来校执行任务之一人，就这样，我们把杨荫榆的诡计，一件件地揭破了。」

  根据许广平的说法，我们可以知道被学生邀请来值夜的人并非鲁迅一人，但“几位师长”和“有声望的妇女”具体是谁，许广平并没有说明。如果学生请的师长中有鲁迅，那么有很大的几率也会请马裕藻、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人，因为这几位师长同鲁迅一起签署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是女师大风潮中最早一批声明站在学生立场上的师长，但在他们的日记当中并没有与值夜有关的内容。例如钱玄同在八月一日日记：

  「但一日(今天)底日记都是二日追记的,希望以后不要再是这样……晚访马季明,不遇(他三月要动身到美国去了)。访尹默。」

  可知钱玄同在八月一日晚同沈尹默交谈，并未收到女师大学生的邀请，倘若最早声明援助女师大学生的钱玄同和沈尹默都没有收到邀请，还会有哪些老师值得女师大学生信赖呢？

  再看鲁迅在八月一日的日记：

  「一日 昙，上午大雨。往保和殿检书。午后访韦素园不值，留书而出，附有致丛芜笺并译稿。访李小峰。下午季巿来。鲁彦及其夫人来。得重久君信，二十六日东京发。霁。晚吕云章来。夜雨。」

  吕云章确实是女师大的学生，似乎可以根据这一点印证许广平的说法，但问题恰恰就出在于吕云章夜访鲁迅的目的不是像许广平说的那样，而是有自己的想法：

  「当时在北平销路最广的是晨报、北京日报、小实报，可是同情杨荫榆的只有晨报一家，后来杨就运动北京日报不登我们的消息。我就在夜里两点跑到鲁迅家里，由他把消息发到报馆去，因为北京日报不敢得罪鲁迅。」①

  再者，当时女师大学校里尚有一些教师职工：

  「杨氏至此，犹以为未尽其摧残，一日下令，限五分钟内全体职员校役，迁居太平湖饭店，及首善公寓。」（晚愚《女师大风潮记事》1925年8月19日）

  而这些职工最早离校的时间应该在八月三日：「八月三日，则因京各界其而援助，校内警察，已退至校外，惟校中职员，搬走一空。」（《自治会全体学生宣言》1925年8月3日）

  「前（二日）晚杨曾令各住校职员迁出，而教务主任及学监等，被学生阻拦，至昨（三日）早始行移出校外。」（《时报》1925年8月6日）

  如果是出于避免奸人造谣说“男女学生混杂”的目的，女师大学生完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可以直接请求校内教师值夜。而且根据《自治会全体学生宣言》可知女师大「至八月二日，校内警察仍行密布，交通仍不自由」，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之下，一两个学生逃出学校是有可能的，但请几位师长和有声望的妇女来校似乎就不可能了。

  综上所述，一是同鲁迅一起支持女师大学生的师长没有收到学生邀请的记录，二是吕云章夜访鲁迅的目的也不在于邀请鲁迅值夜，三是女师大校内尚有职员，无需舍近求远，根据这三点，我们可以说「鲁迅在八一事变晚上在女师大值夜」的记载很有可能是假的。

  另外，许广平在女师大的同学陆晶清在1981年也写了一篇与女师大风潮有关的回忆录，其中虽然也提到「决定砸碎了锁，开了大门，请几位教员住进教务处。为防止奸人造谣和堵塞“正人君子”放流言，还特邀请了两位“师母”(顾孟余和李石曾的夫人)作“临时舍监”。」但陆晶清回忆却在暗示事件发生在八一事变之后——「便制造了“八一惨变”，用军警包抄学校，驱逐学生出校。这一手又失败了，就更大露凶相，以紧闭学校大门加上大锁，并在校内断电，关闭厨房威胁学生。」陆晶清极有可能看过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而且这篇文章名叫《鲁迅先生在女师大》，如果「请几位教员住进教务处」的事真的与鲁迅有关，陆晶清不会不提及鲁迅的。

  二、鲁迅签署的两个宣言

  关于鲁迅签署《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一事在鲁迅博物馆编著的《鲁迅年谱》是这样说的：

  「二月四日 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载《文艺新闻》的战时特刊《烽火》第二期，上海的其他部分报刊也曾转载。」

  而在黄乔生编著的《鲁迅年谱》中，这件事的时间被划归到了一月：「本月 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载《文艺新闻》战时特刊《烽火》第2期，上海的一此报刊也予以转载。」

  这个差异我们先不看，先看看两个年谱都提到的《烽火》和这份《“告世界书”》的内容。这一期《烽火》的出版日期是“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四日下午二时”，也就是1932年的2月4日，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博版的年谱将发表《“告世界书”》的日期定在二月四日的依据。就这一点来看，黄乔生编著的《鲁迅年谱》既沿用“联名发表”的措辞却又把时间定在一月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在《上海文化届发告世界书》里说「上海文化届人士昨□出告世界书云……」。既然是「昨」，那说明这份宣言最终成型定稿和签名的日期是在2月3日。

  在这里需要提到一个人——郁达夫，郁达夫也是《“告世界书”》的签名者之一，但《申报》在2月3日的时候却登了一幅《寻找鲁迅启事》

  「前北京大学教授周豫才，原寓北四川路，自上月二十九日事变后，即与戚友相隔绝，闻有人曾见周君被日浪人凶殴。周君至戚冯式文，因不知周君是否已脱险境，深为悬念，昨晚特来本馆，请求代为登报，征询周君住址。冯君现寓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如有知周君下落者，可即函知冯君。」

  冯式文即郁达夫，黄乔生编著的《鲁迅年谱》之所以把发表《“告世界书”》日期定在一月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此。根据「昨晚特来本馆」可知郁达夫在2月2日晚还没有找到鲁迅。

  郁达夫后来回忆与鲁迅相遇的日子是在发生一二八的第三天（即1月30日），地点在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分店，但鲁迅这1月30日「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②，也就是说鲁迅在30日下午之前都还在原来的家中，不会存在与亲友失联的情况，而且郁达夫回忆的日期也与寻人启事里的日期不符，可以推断郁达夫关于相遇日期的回忆有误。

  根据《“告世界书”》和《寻找鲁迅启示》所提到的两个时间，我们可以推断郁达夫与鲁迅相遇的日子是在2月3日，而且可能是当天的下午，一是因为郁达夫回忆在下午与鲁迅相遇，二是郁达夫回忆鲁迅当时「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报纸的刊印发行再到读者手中需要时间，更何况是在战争时期。如果2月3日下午是郁达夫同鲁迅相遇的时间，而这一天又恰恰是上海文艺界签署《“告世界书”》的日子，难道上海文艺界众人会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齐聚内山书店？而且有些签名的作家此时已经不在上海或是本身有很多工作。例如张天翼「1月28日，此日凌晨离沪，“一•二八”事发，寓所毁于战火。」（《张天翼研究资料•张天翼生平与文学活动年表》），又例如胡愈之在一二八事变时正因病住院，后因时局动荡直接从医院回老家上虞（胡愈之《我的回忆》）③，又例如「在长长的一月□中，丁玲女士曾不断地努力去办壁报，去组织民众，去慰劳士兵.....”」（沈起予《忆丁玲》载《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

  《“告世界书”》是存在的，但署名者的回忆彼此之间互相冲突，似乎暗示当时存在代替签名的情况。如果鲁迅不是被人代替签名的，也就是像郁达夫回忆的那样——「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暴敌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那么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冯雪峰等左联领导人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就开始了草拟宣言的工作并且自作主张拟订了一个名单，而郁达夫寻找鲁迅后只是将这一消息跟鲁迅说了一声。

  鲁迅是否签署过《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呢？这件事在鲁博版和黄乔生版的《鲁迅年谱》中均没有记录，但在查国华的《茅盾年谱》、姚辛的《左联史》、上海通志编撰委员会编的《上海通志 第一册》、《郑伯奇研究资料》等与鲁迅有关的其他专著里却明确地说鲁迅签署过该宣言。首先需要提到王礼锡的《战时日记》一书，这本书是王礼锡一二八事变时期的日记结集，出版的时间就在1932年，作为亲历者的王礼锡在这本日记里记录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其中就有《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但宣言后的签名者中并没有鲁迅。其次在当时一篇名为《著作家一致抗日》的新闻报道中，鲁迅的姓名也未出现。基于这两点可以说鲁迅并没有签署过《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①根据吕云章的回忆录和鲁迅日记，吕云章拜见鲁迅的时间是在8月2日凌晨二点（即8月1日的夜里），但这个时间点又不符合吕云章对整个八一事变的回忆。吕云章回忆道：

  「有一天早晨，很早就有几个同学到我家，慌张地告诉我：杨荫榆……把大厨房的厨子也赶走了，自来水管也截断了，连躺在病房的同学都没有什么吃的了……我（买面包）……把好多生病的同学都招来吃面包……坐着汽车到有关各显要家或教授家通知……第二天杨荫榆出牌解散我们这班……只剩下一些职员在校……当时在北平销路最广的是晨报、北京日报……我就在夜里两点跑到鲁迅家里，由他把消息发到报馆去，因为北京日报不敢得罪鲁迅……后来职员都走了……」（大致内容如此）

  杨荫榆对学生断水断电，吕云章买面包给同学的事发生在8月1日，（《女师大风潮记事》《毁校纪念》可证），但《女师大风潮记事》一文说杨荫榆解散班级的事同在1日，而非吕云章所说的第二天（也就是2日）。如果吕云章拜见鲁迅是在第二日（2日）的夜里两点，按照回忆事件的顺序当是8月3日的凌晨二点。

  如果把上述矛盾解释成吕云章回忆出错，即吕云章把8月1日所发生的事分成了两天的事，那么就能说的通了。

  ②郁达夫对地点的回忆也有误，因为鲁迅一开始搬到的是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总店，到2月6日才搬到内山书店分店。

  ③胡愈之在《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一文里明确提到「我和雪峰以及邹韬奋、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丁玲、周扬、夏衍等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二月七日,在四十三人的基础上,又联合一百二十九名爱国人士发表了《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但在宣言中并没有邹韬奋的名字，或许邹韬奋是用的化名）如果胡愈之这段回忆没有出错，那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有人联系到在医院的胡愈之，向其通知了《告世界书》一事，而胡表示了同意。另外胡愈之在《关于“抗议书”的说明》一文中回忆1927年抗议书签名时说到「有些是亲自签名，有些用电话征求意见，而由我代签」。可见在当时签署宣言并不都是要经过认真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