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台故事 下载 pdf 电子版 epub 免费 txt 2025

　　柏台之名起于汉朝。御史府中多植柏树，而朝廷禁省，统称台阁，所以御史府别称柏台。至明朝设都察院，与六部平行，合称“七卿”。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称为“台长”；正途出身授职监察御史，称为“入台”。特设而无专署的，有六科给事中，习惯上通称为“垣”，与“台”相对。如谓“台垣”即包括御史、给事中在内。台垣皆为言官，但两者常成水火，是明朝政治上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本书为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柏台故事》，书中以谈科道的轶事为主，兼及讲官，并附记有关人物。

楔子

李森先

　附记：王紫稼·清初苏州书·释大汕·潘耒

季振宜

　附记：季寓庸·季开生·刘正宗·顾湄

黄六鸿·许三礼·郭瑗

　附记：洪升·赵执信·杳慎行·王士祯·余国柱·朱彝尊·何焯·陆陇其·徐氏兄弟·明珠父　　　子

彭鹏

　附记：李光地

任宠嘉·陈紫芝·同层云·钱沣

　附记：管世铭·洪亮吉·和珅·王亶望·吴卿怜·毕沅·于易筒·王杰·董诰·福长安

谢振定·曹锡宝·广兴·戴璐

　附记：刘统勋·海兰察·讷亲·张廷玉·汪由敦·史贻直·高恒父子· 珅门下

储麟趾

　附记：朱荃

眭朝栋·孟传金

　附记：于敏中·柏葰·陈孚恩·王鼎父子

沈淮·游百川·德泰·陈彜

　附记：恭亲王·醇亲王·王庆祺

吴可读

　附记：成禄·胜保·王家壁·张之洞·宝廷·宋初君臣·光绪后妃

安维峻

　附记：王五

刘恩溥·邓承修

　附记：李鸿章·刘锡鸿

李慈铭·褚成溥

　附记：周氏兄弟·林绿年·王先谦·潘祖荫·赵之谦·戴望·谭献·王闿运·高心·王懿荣·翁同龢·周福清·周锡恩·殷如璋·鲁迅·樊增祥·孙毓汶·刘铨福·黄辅辰父子

台规

高阳（1922-1992），台湾已故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望君、吏鱼，生于钱塘望族。 　　大学未毕业，入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 　　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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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先

　附记：王紫稼·清初苏州书办·释大汕·潘耒

清初言官，享名最盛者为李森先。他是山东掖县人，明朝崇祯十三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博士。李闯破京，受伪官“祠祭司从事”。人清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其时巡按制度未改，顺治十三年巡按江南，在苏州杀一名伶、一淫僧，乃享大名。

　　名伶者王紫稼。吴梅村有《王郎曲》：

　　王郎十五吴趋坊，覆额青丝面皙长，孝穆园亭常置酒，风流前辈醉人狂。同伴李生柘枝鼓，结束新翻善才舞，锁骨观音变现身，反腰贴地莲花吐。莲花婀娜不经风，一斛珠倾宛转中，此际可怜明月夜，此时脆管出帘栊。王郎水调歌缓缓，新莺嘹呖化枝暖，惯抛斜袖惮长肩，眼看欲化愁应懒。摧藏掩抑未分明，拍数移来发曼声，最是转喉偷入破，（歹带）入肠断脸波横。十年芳草长洲绿，主人池馆惟乔木，王郎三十长安城，老大伤心故园曲。谁知颜色更美好，瞳神翦水清如玉。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声顿顿息，移床故坐看王郎，都似与郎不相识……梨园子弟爱缠头，请事王郎教弦索。耻向王门作伎儿，博徒酒伴贪欢谑。君不见，康昆仑、黄幡绰，承恩白首华清阁，古来绝艺当通都，盛名肯放悠闲多，王郎王郎可奈何！

观此可知王郎色艺。梅村自跋谓：“王郎名稼，字紫稼，于勿斋徐先生二株园中见之，髻而皙，明慧善歌。今秋遇于京师，相去已十六七载，风流儇巧，犹承平时故习。”徐勿斋郎徐汧，东林健者，明亡殉节。所谓“孝穆园亭”即徐、淠二株园。十五初见，相去十六七年，则王紫稼其时为三十一二。王于顺治八年人京，依龚芝麓，十一年南返，未三年即被祸。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载李森先巡按苏州事云：

公为人宽厚长者，而嫉恶特严。当秦公时，大憝元恶，皆已草薤无余，而踵起者犹蔓衍不绝，公一一擒治之，始根株尽拔无蘖矣。其最快者，优人王子玠，善为新声，人皆爱之。其始不过供宴剧，而其后则诸豪胥奸吏，席间非子玢不欢，缙绅贵人，皆倒屣迎，出入必肩舆，后弃业不为，以夤缘关说，刺人机事，为诸豪胥耳目，遨游当世，俨然名公矣！

一旦走京师，通辇下诸君。后旋里，扬扬如旧，其所污良家妇女，所受愧遗，不可胜记，座间谈子玢，无不咋舌。

文中“秦公”指泰世祯，为李森先的前任，亦以风骨峻整见称。子蚧即紫稼，为“豪胥奸吏”的“耳目腹心”，可以想见其无恶不作。

“胥”为捕快差役，往往鱼肉乡民，尽人皆知；“吏”为书办，其恶不易为人所晓。陆陇其有言：“本朝大弊只三字，日例、吏、利。”例即例案，公事必合例始得行；而例案惟书办熟谙，故可藉以射利。

郭嵩焘之言，则更为愤激，他说：“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考清朝初年，苏州是书办的天下，恶名昭彰者有施商余、沈继贤、徐掌明、周宗之等，与巡抚、藩臬两司，一府、二县各衙门，俱通声气。其中以施商余最狠毒，倡议“十不降”的金之俊，位至三公，归田后，屡受施商余欺侮，以致患膈症而殁。有一次，施商余下乡遇雨，停舟某处，主人迫之登岸，以盛馔相款；施见他家有兵器，便教人以私藏军器招县拘查，然后他出面解救，得以无事。

　　施商余表示，以为报答一饭之德。此人再三拜谢，送红包不受；恰好鲥鱼新出，以重价购得一担，送到施家，自以为是很名贵的礼物，哪知施商余命来人挑到厨房，触目皆是鲥鱼。

又一次见一银匠之妻，极美；施商余以为“此妇眼最俏”，银匠听得这话，竞以石灰弄瞎了妻子的眼睛。势焰如此！后来金之俊有个门生来当江苏臬司，为报师仇，罗织罪名，立毙杖下。

沈继贤睚眦必报，与人斗叶子牌，打一张正好为下家配成对，其名日“捉”。他说：“我的牌哪个敢捉？”下家答说：“捉你不要紧！”沈继贤便招呼跟班，附耳说了几句，不一会来了两名差役捕捉牌之人，此人责问：“我犯什么法要捉我？”沈继贤笑道：“捉你不要紧！”

又有一次，有人请客，沈居首座。未几，来一少年，向沈继贤漫然一揖，礼节疏慢，便有人责备少年不懂事。少年答说：“我不认得沈继贤，有什么关系！”这样隔不多时，有个强盗攀害少年，说是同伙，因而下狱。

他的父兄送了沈继贤五百两银子，得以无事。出狱后，父兄带他踵门叩谢，沈继贤把五百两银子还了他，少年感激不已，连连磕头。沈继贤笑道：“如今你是认得我了！”这才省悟，为盗攀害，原是出于沈的教唆。因此，苏州当时流行一句俗语：“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继贤，怕什么？”此人当然亦不得善终，康熙年间为理学名臣汤斌，杖毙于玄妙观三清殿下。

徐掌明是苏州光福镇人，与昆山徐家认作同族。徐家三弟兄，顾亭林的外甥，均为朝贵，倚此势力，所以苏州有“长、吴两县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后与至戚黄某有仇，派人打死一个村农，抬尸至黄家大门外，因而涉讼。黄家缠讼十三年，家破人亡，至康熙二十二年始得结案，徐掌明充军，从戍所逃回，被捕论死。其子与一孙姓有仇怨，扮成强盗，黑夜入孙家强暴妇女泄忿，一妇遇暴时，摸强盗的手为六指，知道是徐掌明的儿子，控官破案，汤斌请王命立斩，合城称快。

周宗之横暴一时，为秦世祯的前任张慎雷访拿杖毙。周虽武断乡曲，而寓所大门春联居然大书“曲巷幽人民宅，高门大士家”。有人为之作歌，形容尽致。首言豪奢：

城南曲巷宗之宅，大士高门自标额。华堂丽宇初构成，粉壁磨砖净如拭。侧闻其内加精妍，洞房绮疏屈曲连。朝恩室中鱼藻洞，格天阁上簇花毡。百凡器皿皆精绝，花梨梓椅来滇粤。锦帐一床六十金，他物称奇何须说。前列优俳后罗绮，食客平原无愧矣！

　　次言得势：

势能炙手气熏天，忘却由来吏委琐。嗟嗟小吏何能为，泥沙漏卮安从来？考课不明诠选杂，前后作令皆惊骀。钱谷讼狱懵无识，上下其手听出入。哆口嚼民如寇雠，官取其十吏取百。满堂知县人哄传，宗之相公阁老权，片言能合宰公意，只字可发官帑钱。涂脂衅膏曾未已，御史风雷申法纪。窗户青黄犹带温，主人骨肉飞红雨。

　　末言人亡家破，深致感慨：

廷中呼暴渐无闻，室内丁丁才住声。斥卖屋居偿帑值，两妻削发投空门。人言宅兆凶有由，前伤沈胥今损周。骤然兴废同一辙，官府估价何人酬？吾谓此言犹耳食，人凶宅兆何由吉？鞭挞民髓供藻饰，筑愁府怨居安得？伏阙难留直指公，长悬秦镜照吴中。神奸敛迹吏道肃，比屋城南尽可封，曲巷之宅谁云凶？

“比屋城南尽可封”，可见猾蠹之吏之多。吴中赋税特重，相传为明太祖报复吴人支持张士诚之故，其实乃裁抑富民，使之不致作乱。如沈万三的故事，用意亦在抑制豪强，以安国本。但三吴膏腴甲天下，赋税特重，天然合乎现代所得税累进的精神。只是成祖北迁，对南方自然而然形成财政加紧、政治放松的政策，因而江南绅权特重。猾吏勾结操纵，以绅御官，以官迫民，乃有如上的大憝出现。

　　《研堂见闻杂记》接叙李森先杀王紫稼事：

　　李公廉得之，杖数十，肉溃烂，乃押赴阊门立枷，顷刻死。有奸僧者以“吃菜事魔”之术，煽致良民，居天平山中，前后奸淫无算。今微行至其所，尽得其状，立收之，亦杖数十，同子玠相对枷死。当时子玠所演“会真”红娘，人人叹绝。其时以奸僧对之，宛然法聪，人见之者，无不绝倒。

按：“吃菜事魔”者邪教之一种，不知何方神道，终归汤斌所扫荡的淫祀之一而已。奸僧法名三折，或作三遮，事迹虽不详，但清初类此者甚多。明亡以后，遗民志士，或隐于岩壑，或隐于市，遁入空门者尤表表可征。梅村诗集中与方外酬唱之诗甚多，泰半为旧时相知。因为如此，清初对佛门特致一番尊敬，而奸僧遂得藉以为奸。如石濂事：东南各省与欧洲通商自粤始，其奏许通洋舶立十三行，便中外人贸易者，则在康熙中两广总督吴留村兴祚，而吴未督粤前石濂已私与洋舶通贸易，故粤之通商石濂为之魁。

　　石濂名大汕，本苏人徐氏子，幼无行，为画师沈朗倩外嬖。沈以画名于一时，石濂亦师其技，龚芝麓一见大激赏之，遂弃沈而从龚，后转入粤，自称浪觉师，居粤西门外长寿院。不薙发，不诵经，室中不置钟磐缸钵，好大言，专结纳。又尝至安南走交趾，以祈雨立验眩其国人，大书榜揭于市，曰出卖风云雪雨，于是募资修长寿院，粤人安南人辇金助之。

院成穷极土木，结构壮丽，梁上书大越国建造字，以歆安南人，所行益不检，明僮妖娼相征逐，其所以媚事诸贵人者一以多金，一以擅作秘戏图，寝乃与外舶通，遣其徒众运售货物于海外，名闻京师，虽王公贵族亦无不称石濂，尝占飞来寺田七千亩，寺僧咸不敢与之讼。

大汕善画人物，曾为陈其年画“填词图”，款作“岁在戊午闰三月廿四日为其翁维摩传神”，自署日“释汕”。字作隶书，颇可观。

但黄秋岳以为大汕既富，乃思以文字缘饰。《花随人圣庵摭忆》又记：

石濂既富，乃思以文字缘饰之，于是谋与诸名士游，窃其所作攘为已有，不得者饵以金，无何《离六堂集》刻成，为揄扬者谓为唐之贯休齐己，宋之参寥蜜殊，复见于今。

又自念为僧必富通梵夹禅悦，乃请人著一书，言五灯会元之误，一时名士乐为代笔，盖酬金较丰于鬻文，当时屈翁山梁药亭皆与石濂交，故《离六堂集》多窜入翁山诗，后翁山与石濂相交，致书诘其偷诗，又作花怪篇丑诋之。

　　按：花怪篇旧刻翁山文尚载之，则可见石濂之狂妄，石濂亦取翁山军中草，谓其中有违碍，将以出首，翁山怒，始与绝，不数年石濂卒，为名山所劾治，发难者潘稼堂也。

初潘通籍后，久闻石濂名，晚岁游粤，姑往拜之，瞰其虚实，石濂不知潘之名，相见殊落落，不以时答谒，稼堂怫然，以书斥之，石濂倔强不相下。潘遂举石濂少时无行及私通洋舶与一切交通隐秘事，又摘所刻五灯会元正误之悖谬语，作《救狂砭语》一卷刻而播之。

又两致书盛相折辱，石濂昧昧仍不礼，后纳人言谓刻书在于索诈，稼堂既去粤，归途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乃以救狂砭语赠吴，面数石濂之过恶，吴纳之，甫莅官即亲诣长寿院逮治，院中钟表象牙以暨鸦片之属堆积如山，优伎列屋内，以禅房为窟穴，一时皆籍没入官，留村将置石濂于重典，而营救者众，卒减轻其罪，递解还吴，下狱终其身。

黄秋岳论艺文、谈故事，以精审著称，此记则失考而偏颇，殊有未谛。如谓潘稼堂归途过吴留村之广东按察使任，乃必无之事。吴留村名兴祚，原籍浙江山阴。父执忠负贩辽东，后入礼亲王代善幕府。代善领正红旗，吴执忠因转于正红旗汉军。吴兴祚以贡生授萍乡知县，有治行，晓智略，康熙十七年即任闽抚，二十年擢粤督，二十八年二月去任，从未任广东按察使。大汕被捕，事在康熙四十三年，而吴兴祚已殁于七年前，两者渺不相关。

大汕事，邓石如《清诗纪事》中所记，较黄记为详实。邓石如藏有顺治、康熙时人诗文集七百种，较之当时有名藏家，如南浔刘氏、嘉叶堂等所收，自谓“大约绝无仅有者五六十种，可遇而不可求者五倍之”，足征名贵。

邓氏藏书极有用处，可发历史大公案之覆者，如所藏《皇清通志纲要》手钞本，为圣祖第八子胤禩独子弘旺所撰。透露皇十四子原名胤祯，即雍正接任后，避御名胤稹之讳，所改之名。而当时诏谕称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王”，证明胤祯在康熙时即已封为“恂郡王”。凡此种种惊人的记录，不独可以认定皇十四子确为圣祖所选定的皇位继承人，而相传隆科多改圣祖朱谕“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亦信而有征。

原来皇四子名胤稹，“传位十四子胤祯”，改为“传位‘于’四子胤‘稹”’，添加笔画，固甚容易。雍正后来以避音讳为名，改皇十四子之名胤祯为胤“褪”。复以御名避讳应增减笔画，乃改稹为祯，既夺同母胞弟之位，复夺其名，用心奸巧，无与伦比。

雍正为灭夺位之迹，修改实录、大收禁书，历乾隆数十年而未已，乃天壤间竟尚有其书，康熙崩于畅春园之日之真相，不可谓冥冥中并无公道。可惜邓石如虽存此钞本，竟未印行，自红卫兵造反，大陆文物，空前浩劫，此一钞本不知犹在人间否？

邓石如作《清诗纪事》，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言必有据，其记大汕云：

释大汕，字石濂，吴人。曾灿以为九江，沈德潜以为嘉兴，皆非。本姓徐，或金或龚，则托言也。康熙初，主广州长寿庵，夺飞来寺为下院，岁收租七千余石。下海兴贩，益称富厚。工诗及画，有巧思，制器精美。喜结纳名士，尝为吴绮身后刻集，与屈大均龃龉，大均作《花怪说》诋之，事在康熙三十年辛未。

后与潘耒交哄，耒作书责其妄。并致书粤中当事，及梁佩兰，毒骂大汕甚厉，刻为《救狂砭语》，大汕以为讹诈，亦刊布《惜蛾草》以相抵拦，事在己卯庚辰间。 ”

后大汕为按察使许嗣兴擒治，押发出境，至赣州，止于山寺，皈依者众，为巡抚李基和逮解回籍，死于常山途中，则甲申乙酉间事。据此集楼居漫兴诗，有“七十披缁老”语，殁年当七十以上矣。所著《离六堂集》十二卷刻于辛未，削大均所作序，凡与大均投赠之作，亦去其目，绝交后所为也。

与大汕交谊不终者，不独屈翁山、潘稼堂，尚有王渔洋。《中华艺林丛论》收不署著者姓名文一篇，题为《大汕和尚与王渔洋》：

王渔洋奉命到广州来祭南海神，到广州后，常与梁药亭、陈独漉游长寿寺。这时长寿寺在大汕的经营下，已成为广州名胜之区，具池泊园林宫室之胜。渔洋在《广州游览小志》里，曾大赞大汕“营造有巧思”，且手写楹联赠大汕，苏文曰：“红楼映海三更日，石涧通江两度朝。”

时适朱竹坨、徐菊庄、潘次耕诸人，先后到粤，渔洋不止一次在长寿寺设宴，为文酒之会。渔洋与大汕的感情，亦于这时候最为亲密。渔洋在游览小志中，也屡次提及大汕，并称之为“能诗善画”，颇致推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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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满清一朝，荒唐几多，那些只留丹心的耿耿言官们，正气凛然，侠气傲骨，读来令人胸中激昂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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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高阳作品•柏台故事》是高阳作品之一。。《高阳作品·柏台故事》主要内容：满清一朝，荒唐几多，那些只留丹心的耿耿言官们，正气凛然，侠气傲骨，读来令人胸中激昂澎湃。柏台之名起于汉朝。御史府中多植柏树，而朝廷禁省，统称台阁，所以御史府别称柏台。至明朝设都察院，与六部平行，合称“七卿”。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称为“台长”；正途出身授职监察御史，称为“入台”。特设而无专署的，有六科给事中，习惯上通称为“垣”，与“台”相对。如谓“台垣”即包括御史、给事中在内。台垣皆为言官，但两者常成水火，是明朝政治上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高阳作品·柏台故事》为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高阳作品·柏台故事》，书中以谈科道的轶事为主，兼及讲官，并附记有关人物。

• 作者：天乐乡民 发布时间：2016-01-19 21:20:37

  华夏的高阳系列错字太多，该打！

• 作者：闲情难寄 发布时间：2015-05-12 15:28:00

  一些观点失之草率，但其史料功夫确实扎实。

• 作者：赵某人 发布时间：2018-09-08 16:22:39

  高阳专写御史台的人。

  2013.9.9~2018.9.3 阅闭，前后五年矣。

• 作者：神威 发布时间：2011-11-16 14:30:30

  高阳终于刺刀见红剑及履及，拿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类书籍，这是本题材严肃而内容轻松的书，柏台即为御史台，此书内容主要写我清代大学士及部分知名文臣的轶事，考据翔实引用充分论点言之有物，读来甚补【又及，我知道自己清史是短板，但是没想到这么短，读完这本书，记住两个人物，汤斌，彭鹏，都是我最喜欢的那类文臣，真是意外之喜

• 作者：underland 发布时间：2008-07-16 09:24:43

  部队的水也够深的啊。

• 作者：影握 发布时间：2019-03-29 12:54:27

  趣味故事加可爱的恐龙角色，让孩子不知不觉学会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

• 《岁月与性情》

  作者：春天的小熊 发布时间：2009-07-19 20:18:20

  引文：雨儿和红都对我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三个女人都用一生中最好的时间陪伴你，你是够幸运的。”的确如此，为此我永远感谢她们。我也感谢命运终于把最合适于我的女人带给了我，陪伴着我过着今生今世最适合于我的生活，一种平静而又充实的生活。（周国平）

        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其实走近了看，每个人都是千疮百孔。

        周的第一位妻子是那个年代被下放到广西山沟里去的一位普通女子，叫敏子。周自诩是一个通达的人，最初从广西到北京念书时，时常会和妻子通信，说说自己的生活，后来渐渐地也开始在信中表达了对性、爱情、婚姻的看法，怎奈敏子敏感的神经早感受到，和他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在我看来，这个不同的世界，并不全是由于敏子的敏感，而更多的原因在于周，而他一生婚姻的波折，他同两个女人的情感最终像最后一位妻子红证明了，爱情是自私的，性自由终究被保守主义取代，但也正是他的那些“通达”的看法，使得前两位妻子深受其害。

        周对敏子最终的交代是将她从广西山沟里拉了出来，在北京替她找了一份工作，于是，罪过解除了：“她于一九八七年调到北京，安定下来后，我们办了协议离婚手续。那一天，她显得平静而自尊，她在分手时刻的表现赢得了我的永远的尊敬。”最后敏子在周心中的地位，便是——由一刻满足他的自私心换来的永远的尊敬。

        第二位妻子叫雨儿，也是周提倡开放的婚姻的阶段。曾经看过《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这是一本纪实文学，很感人，撕心裂肺，里面是初为人父的周国平面对身患绝症的婴孩种种沉痛的回忆。妞妞死后，雨儿和周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可想而知。周有自己宣泄情感的方式，他可以写书，可以沉浸在个人情感再塑造的世界当中，当这一个过程完结之后，也意味着情绪的一种解脱或是灵魂的一种救赎。然而，最可怜的是雨儿，在最沉痛的时刻，周觉得对雨儿最好的，当是出去找朋友玩儿，也可以找异性朋友玩儿，所谓“撒欢儿”。在各种底线被触及后，雨儿被周推着走到了这一步，而周在这个过程中也邂逅了现在的妻子红，于是“曾经生死与共的人竟然会变成大千世界中不再相干的陌路人”。周说，最后那一次轮到他狠心了。他说和他在一起，雨儿未免寂寞，或许分开对于各自都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周，绝对是好的选择了。

        第三位妻子便是红了，红是幸运的，她在最合适的时间遇上了周，在周回过头来明白了雨儿的这段话后：爱有很脆弱的一面，开放的婚姻是胡扯，人性都是趋乐避苦的，人性的弱点利用互相信任寻求快乐，最后就是损害爱。爱是要付出努力的，在这个世界上谁也别想占谁的便宜。或许原本便不是性格更吻合或者更反差的问题，而是一开始在爱中，你有没有珍惜；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放任。

        “爱情是人生的珍宝，当我们用婚姻这只船运载爱情的珍宝时，我们的使命是尽量绕开暗礁，躲开风浪，安全到达目的地。谁若故意迎着风浪上，固然可以获得冒险的乐趣，但也说明了他（她）对船中的珍宝不爱惜。好姻缘是要靠珍惜之心来保护的，珍惜便是缘，缘在珍惜中，珍惜之心亡则缘尽。”周虽说他一直是如此认为，也是如此做的，可他有一点错误的是，当初该绕开的暗礁，该不一味地表达自己的“通达”的思想，而是更成熟更理性的对待的时候；该不放纵自己的妻子，而是把她好好揽在怀里安慰的时候，他都没能绕开。

        不过，倘若没有这些经历，也不会有这样一位周国平了，一位以研究人性的哲学自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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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江绪林 发布时间：2013-01-18 15:12:06

  【按语：本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8日刊出。感谢曹帅先生约请笔者撰写这篇小文。 不同于波普尔对《理想国》的极权主义指控以及施特劳斯学派较现代的解读，本文认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观念的本意是让权力听命于于智慧和理性。这与其说是一种笨拙的政治措施，不若说柏拉图实际上锤炼出了一个复杂而最深刻的政治原则：在寻求好的政治秩序的时候，只有在最好的政治秩序也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政治秩序才是最好的。换句话说，在对美好生活的寻求中，好的政治秩序必然是某种被逾越的东西，存在一个构成政治的界限的、比好政治更美好的领域。这样的一种洞见虽然不能现实地制约权力，却在心灵中深深地洞察了权力作为工具的本来面目，并为恰当的政制安排准备了理性基础。】

      现代人对柏拉图有关“好城邦（Kallipolis）”或理想国的政治观念常常抱着一种不无惧怕的敬畏，而这部分地源于柏拉图的政治思考天然地镶嵌在其瑰丽精微的整个对话录体系之中：一方面，柏拉图的对话录是古典学术和哲学思想的最深最早的源流，学者们在深受其教益的同时惯于把“共产共妻、哲人王”等令人惊愕的政治主张作为古旧的神话一笑置之；另一方面，当有人试图从现代人道主义、自由或民主的价值立场去严肃地批评或攻击柏拉图的政治主张的时候，却常常因为无法提供一个可与柏拉图相媲美的思想基石而显得幼稚可笑。后者在现代最有名的例子算是波普尔（Karl Popper）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柏拉图好城邦的“极权主义”观念的严肃攻击了：在抵抗纳粹那个特殊的时代，波普尔为了捍卫自由和民主而对柏拉图思想所作的诚挚批评和驳斥确实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听众，然而随着作为波普尔思想基石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其朴素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沉寂或湮没，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评被认为是粗糙而自不量力的，而柏拉图依旧熠熠生辉。

    然而上述态度或理解显然错失了柏拉图“好城邦”政治思想中可能具有的积极含义。施特劳斯派则为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种较为积极的理解。在施特劳斯派的理解中，柏拉图的好城邦仅仅是一种反讽，揭示了城邦或政治生活的本性和限度：建立满足人的最高要求的好城邦是不可能的；城邦生活或政治生活是一种不完美的处境或状态，这是人类的一种根本处境。不过在建构这一理解时，施特劳斯派似乎将宗教和形而上学论题都从“哲人”身上剥离了，单单为哲人保留了一种求真求知的生存姿态，从而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极为消极而小众的主旨诠释：求真的哲人如何在城邦或宗教-权力联盟中生存并为哲学的生活辩护。然而，在这种理解中，单薄的、纯粹求知的、具有不可知论色彩的哲人形象显然是一种过于现代的刻画，而将宗教和形而上学论题从柏拉图政治思想中完全剥离开来也是一种没有理据的做法，两者结合起来则导致误解了柏拉图“好城邦”的要旨。纵然最终表明“好城邦”是不现实的，柏拉图的“哲人王”这一提议本身就揭示了一种远较“在城邦面前为哲学辩护”积极得多的主旨。那么，柏拉图“好城邦”的主旨到底是什么呢？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已经让《理想国》中的“共产共妻”让位于“各有其家室”作为较现实的制度安排，因此这里仅仅简单考察“哲人王”的观念来探究《理想国》的主旨。《理想国》是这么陈述的：“除非，或者哲学家们在我们的这些城邦里是君主，或者那些我们称之为君主或掌权者的人认真地、充分地从事哲学思考，并且这两者，也就是说政治力量和哲学思考，能够相契和重合…那么我们这些城邦的弊端是不会有一个尽头的，人类的命运也是不会有所好转的。”哲人王的观念即：为了实现好城邦而要求权力与智慧在人身上的重叠或契合。权力和智慧是如何契合的呢？那就是权力要追随和听命于智慧，而不是智慧听命于权力；从而在好城邦中，哲学和智慧是优于权力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是这么讲的：“本来是要去进行统治的人们却最不热衷于去进行统治，这个城邦，必然地，它将是一个被治理得最好、最安定的城邦…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种生活方式，它对于那些要去进行统治的人来说，是一种比那进行统治更加美好的生活，那样，你那个城邦才可能成为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城邦。”【520d-521a】

  抛开柏拉图关于“好城邦”的种种具体的政治措施构想，抛开在现实中去实践“哲人王”的笨拙尝试（包括柏拉图本人的叙拉古之行），在“哲人王”理念这里，柏拉图实际上锤炼出了一个复杂而最深刻的政治原则：在寻求好的政治秩序的时候，只有在最好的政治秩序也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政治秩序才是最好的。换句话说，在对美好生活的寻求中，好的政治秩序必然是某种被逾越的东西，存在一个构成政治的界限的、比好政治更美好的领域。在柏拉图那里，逾越政治的是哲学，那在《理想国》中被明确理解为对不变的型世界或存在的沉思，而在《斐多篇》中则更具有神秘色彩：哲人被理解为渴望死亡、渴望摆脱肉身回到纯粹的不朽的灵魂世界的神秘主义者或酒神祭司（Bacchant）。因此，表面上看，哲人王的观念是一个极为激进的政治构想，实际上则恰恰为政治划定了界限。

  这种以更高的领域为政治划定界限的构想的意义在于：在政治之外确立了一个独立的价值标准，可裁决政治领域的事务而且贬低了政治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在价值秩序上约束了权力，如果说不是从制度上制约了权力的话。后一点，柏拉图是在《法律篇》卷3中通过分权、法治和强调好的政制必须是自由与权威的结合等制度安排来完成的。然而，在价值秩序上约束或蔑视了权力这一点却在柏拉图那里具有更深刻的理由：美好或正义的生活是追逐智慧的生活，哲学家是在被惩罚的威胁下才不情愿地下降到俗世中去处理流变不居的政治事务的。许多人不满于柏拉图在建立“好城邦”时对权力的深深依赖；然而，如果理解到柏拉图逾越政治的洞见，则实际上柏拉图只不过是像使用奴仆一样使唤权力：权力仅仅是工具或奴仆，而不可能具有主人或优越的位置。这样的一种洞见虽然不能现实地制约权力，却在心灵中深深地洞察了权力作为工具的本来面目，并为恰当的政制安排准备了理性基础。

  柏拉图关于逾越政治的原则事实上一直得到继承。亚里士多德几乎以一种更严格的方式将柏拉图的洞见明确陈述出来：一方面承认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并在《政治学》卷3中努力辩护了自由公民的宪政制度，但另一方面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又将冠冕授予具神性的沉思生活而不是具有实践美德的政治生活，认为后者只是第二好的。拉丁教父奥古斯丁甚至更用基督教信仰来吸纳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基本论断，从而将政治放到了一个更为卑微的位置。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说：“我们走向的，是上帝；我们走过的，是人。” 这里，政治几乎被遗弃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柏拉图逾越政治这一原则，我们再来审察波普尔对柏拉图的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批评。剔除了其自身并不高明的理论辩护，波普尔对柏拉图式的“好城邦”的抨击仍然是动人心弦的：“我们绝不能回到封闭社会的所谓纯朴和美丽中去。我们的天堂梦想是不可能在尘世上实现的。…对于吃过知识之树的人来说，天堂已不复存在。…回到和谐的自然状态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走回头路，那么我们就必定要走到底——我们必定回到野蛮中去。” “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我称之为浪漫主义。…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准备的地狱。”在这两段著名的论述中，波普尔实际上提出了三个响彻当代政治思想的重要主题：1、理想的天堂不可能在尘世（政治）中实现；2、不存在理想天堂（没有逾越政治的并约束政治的价值领域）；3、建造尘世天堂的努力将直接通往地狱。

  然而，这三个主题无论就其自身而言还是就批评柏拉图而言都是似是而非或未有定论的。依据前面的解释，论题1，“理想的天国不可能在尘世（政治）中实现”本来就是柏拉图的政治原则；论题3虽然貌似能从诸如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等历史事件中得到验证，然而实际上却是似是而非的。一种更准确的判断或许是：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的错误不在于追逐了某种理想或天堂，而在于追逐了错误的理想或以错误的方式追逐了理想。因为某些错谬的理想深深地玷污了人类历史而否定一切高远理想的可欲性是因噎废食。当代人最大的问题或许不是美善理想的诱惑，而是不敢信赖美善、不敢相信和坚持绝对的美善。

  论题2“不存在理想天国（没有逾越政治的并高于政治的领域）”则是一个既未得到澄清又未得到确证的论题。情况很复杂，一方面，像柏拉图的逾越政治这样的原则在近现代政治思想中却仍然具有清晰的脉络：譬如洛克《人类理解论》里在神性眷顾下的自由概念、康德的自律和人的尊严概念、罗尔斯对康德的继承以及其后期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概念；在这些观念中，我们一方面能找到建立政治秩序的道德资源，又发现这些道德资源逾越了政治或延伸到纯粹的政治秩序之外。另一方面，延伸到政治之外且逾越政治的视域逐渐模糊甚或不可见。在当代，整体而言，相信某种逾越政治的价值秩序的确实变得更艰难了。近现代以来，政治或政治论述逐渐获得了自主性。我们所谈论的自由、权利、平等、利益和正义等价值大多是在政治领域内建构起来的。虽然这些价值并不等同于权力，却已经离得太近而很难维系一个明确的优先位置。如同披头士的名曲Imagine所吟唱的，当代人的普遍想象是一个“上面没有天堂、下面没有地狱，头顶蓝天，人们为当下而活”的世界。

  这篇小文不能讨论“不存在理想天国（没有逾越政治并高于政治的领域）”这一争议，仅仅指明这一争议仍然是极为敏锐地触摸着当下的政治实践：当正义的制度尚付阙如，当那些坚强的人们还在为自由和平等付出沉重而可怕的代价的时候，他们常常以甘心的行动显明，他们所委身的不仅仅是政治本身，而且是一个逾越政治的领域。

  江绪林 2012年9月20日星期四